检察机关刑事赔偿论文

摘要：从立法宗旨、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不能作为二审法院量刑时的参考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赔偿行为在刑罚执行体系中作为减刑和假释的参考依据。应该通过加强一审中就赔偿与量刑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适当引入人民调解等措施，尽可能地将刑事赔偿问题化解在一审程序中。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检察机关刑事赔偿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检察机关刑事赔偿论文 篇1：

浅谈刑事赔偿程序

摘要：201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对我国刑事赔偿程序进行了实质性的改善，废除了刑事赔偿确认程序，提高了刑事赔偿的效率，为赔偿申请人减轻了压力。但我国的刑事赔偿程序还存在不足，我们应实事求是，积极改善。

关键词：刑事赔偿程序 确认程序 先行处理程序

一、刑事赔偿程序概述

（一）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

根据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正案中去掉了“违法”二字。使违法行使职权不再是刑事赔偿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也有所改变，它是指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损害后，国家对受害人予以赔偿的方法和步骤。

（二）刑事赔偿程序的重要地位

1．保证实体法实施

“将刑法现实化的刑罚权的实施，是以刑事程序的实践为前提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即无实体。”这一法的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充分。[1]刑事赔偿程序可以保证刑事赔偿实体法的实施。首先，刑事赔偿程序可以通过明确刑事赔偿的复议机关和赔偿机关等，给刑事赔偿实体法的适用以组织上的保障。其次，刑事赔偿程序可以通过明确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与赔偿义务机关的权力职责，给刑事赔偿法的适用提供基本的构架，与此同时，明确的活动方式和程序还可以为刑事赔偿实体法的适用提供了有序性的保障。最后，刑事赔偿程序可以保障刑事赔偿实体法高效率地实施。刑事赔偿程序不仅保证赔偿程序相互联系，各个阶段先后有序，成为一个程序系统，还与其他程序相互衔接，既在整体上保证了实体公正，又在总体上保证了处理案件的效率。

2．制约违法司法权力实行

刑事赔偿程序的制约功能表现在它可以促进司法机关及其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范地行使司法权力。一段时间内的刑事赔偿案件的数量，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刑事司法的质量水平的高低，还映射出当地的刑事司法管理制度和刑事司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刑事赔偿程序规定侵权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根据各机关受理的刑事赔偿案件的数量以及赔偿总额评价其工作的好坏，甚至可以将刑事执法活动好坏与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的个人考核挂钩，这样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严格遵守法律行使职权，制约了违法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犯。

3．预防犯罪实施

刑事赔偿程序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预防犯罪的作用。刑事诉讼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存在很大的局限，实践中时常出现刑事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力分割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现象，[1]如果补救措施采取不及时，很可能导致集体上访或其他过激的行为。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及不断完善，使得刑事司法行为的受害者有了寻求救济的途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明确的责任机关要求赔偿，从而缓解受害人对刑事权力机关或者司法公职人员侵权行为的不满，将引发犯罪的诱因用正当的途径释放出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运行。

二、我国刑事赔偿程序的改善及不足

基于上述刑事赔偿程序的重要性，我国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对其进行了不断地完善，但还存在不足。

（一）我国现行刑事赔偿程序的进步

现行《国家赔偿法》取消了国家赔偿的确认程序。原《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确认程序，从理论上讲，由侵权行为机关确认自己的侵权行为显然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正当程序原则。从司法实践来看，必然会使部分侵权行为机关为了规避赔偿义务，对受害人提出的赔偿确认申请既不审查也不受理，消极行使赔偿确认权。且存在确认主体不明确、是否是一个独立程序不明确、确认的具体程序不明确、确认的期限不明确，对确认程序缺乏有效地控制和监督等缺陷。[1]

（二）我国现行刑事赔偿程序的不足

1．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小

现行《国家赔偿法》正式引入举证责任的倒置，明确规定 “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羁押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这是《国家赔偿法》实质性的进步。在修正案通过前，犯罪嫌疑人如果提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需要嫌疑人要拿出其被刑讯逼供的证据。而按照现行《国家赔偿法》公安机关如果拿不出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就要进行赔偿。按照原来的《国家赔偿法》，“让国家机关认错，还要书面确认，这对老百姓来说难度太大了。”尤其像“躲猫猫”等非正常死亡事件，要由受害人及其家属自己举证来证明羁押机关有责任，难度实在太大了。[1]举证倒置虽然是明显一个进步，但这一步跨得还不够大，因为它只有在致嫌疑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才适用，而轻伤等情况被排除在外。为进一步有效地减少刑讯逼供的现象，应扩大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

2．赔偿委员会设置有缺陷

《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以上法院可以设立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3名至7名审判员组成。首先，赔偿委员会设立在人民法院同样违反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裁判者的法律原则，不利于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的公正处理。其次，赔偿委员会设立在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作出赔偿义务机关的案件也很难作出处理。虽然根据我国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我国同一级别的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是基本相同的，但检察机 关对法院的各项审判依法享有监督权，在某些方面甚至高 于审判机关，因此，在我国审判为司法中心原则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即使现行国家赔偿法将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案件的摄终裁决权赋予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行使这一职权也很难实现。

与此同时，现行《国家赔偿法》有关赔偿委员会裁判的基本程序仍沿袭书面审查的方式而没有采用诉讼的方式。赔偿委员会由法官组成，但是赔偿委员会既非审判委员会，也不是合议庭，而是类似于复议机构，作出的是赔偿决定而非判决或者裁定。且该决定一经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执行，没有任何救济的机会。这种司法赔偿的非诉讼程序未能得到修改或约束，在理论上是违背程序公正原则的，在实践中是很难使赔偿请求人保护自己的权益的。

三、对我国刑事赔偿程序完善的建议

（一）增加申诉程序

现行刑事赔偿程序规定，对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实行一决终局，立即交付执行，这体现了司法高效的要求，同时有利于赔偿请求人及时得到赔偿。但对不予赔偿或是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方式、赔偿数额等存有异议，也应该有权获得相应的救济。因此，建议在立法中规定，如果赔偿请求人对赔偿决定不服，可以向作出赔偿决定的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进行申诉，以提供对赔偿请求人的最后程序救济。由于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赔偿请求人对于赔偿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的情况一般比较复杂，由处理申诉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同级检察机关介入监督可以发挥监督和制约作用，从而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的实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收到申诉后, 应当在1个月以内作出决定，维持或改变下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对申诉作出的决定为终局决定，不得再次申诉。

(二)重新设置赔偿委员会

基于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及司法体制，赔偿委员会设置在地级市(行政公署、自治州、较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下比较合适，这样既可以免除赔偿义务机关设在任何一家司法机关的尴尬，又可使赔偿案件的处理处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公正目标的实现。在组成上，赔偿委员会可以由来自于本级人大的法律委员会及本级司法行政部门、检察院、法院、公安国安部门以及律师代表组成。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施行与修订，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但法律在刑事赔偿程序设置上的缺陷使司法实践难以达到立法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完善刑事赔偿程序，才会使受害人面对损害其权利的司法权力敢于并可以寻求救济，也才能更加有效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国家赔偿法》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董茂云.宪政视野中的司法公正[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21．

[2]张品泽.人本精神与刑事程序—人权保障的一种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3]张雪林.刑事赔偿的原理与执法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徐静村.国家赔偿法实施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5]朱海丽.论刑事赔偿制度的缺陷与完善[J].学理论，2011，（1）．

作者：李自恩

检察机关刑事赔偿论文 篇2：

如何消弭二审程序中刑事赔偿与量刑的冲突

摘要：从立法宗旨、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不能作为二审法院量刑时的参考意见，但这并不影响赔偿行为在刑罚执行体系中作为减刑和假释的参考依据。应该通过加强一审中就赔偿与量刑关系的解释说明工作，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适当引入人民调解等措施，尽可能地将刑事赔偿问题化解在一审程序中。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赔偿；量刑

Solution of Criminal Compens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enalty in the Procedure for Appeal

DONG Wei,WANG Ming-sen

(Shanghai No.2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Shanghai 200070,China)

Key words: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criminal compensation; measurement of penalty

一、在二审中被告人和被害人达成的刑事赔偿协议是否影响法院的量刑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用）》（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在该规定的推动下下，被告人及其家属往往乐于通过赔偿来减轻刑事处罚。但是在个别案件中，有的被告人在二审中才有了经济赔偿能力，有的被告人在一审处罚较重的情况下才主动提出经济赔偿，给原本就在无序中前行的刑事和解多添了一分乱象。那么被告人和被害人在二审中达成的刑事和解究竟能否影响法院的量刑呢？

笔者认为，被告人与被害人自行达成的赔偿协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一审程序中可以作为法院量刑的参考依据，而在二审程序中不应作为变更量刑的依据。

首先，被告人与被害人自行达成的赔偿协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有论者将被告人与被害人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称之为“私力合作模式”，以区别于国家公诉机关与被告方通过协商达成合作的“公力合作模式”。[1]笔者深以为是。从意思自治角度看，在被告人与被害人自行和解的过程中，双方可以就赔偿的时间、赔偿的范围、赔偿的数额、赔偿的方式充分表达意见，取得共识。从合意对象看，被告人与被害人通过协议解决的是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而非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但是与普通的民事协议不同的是，刑事赔偿协议中，被告人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被害人不承担义务只享有权利。也就是说被告人不因经济赔偿获得必然减免量刑的权利，被害人不因接受经济赔偿而承担代为向法院请求减免量刑的义务。

其次，被告人的经济赔偿应当以真诚悔过，主动及时为基础。[2]刑事和解来源于恢复性司法理念，旨在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积极沟通，消除双方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隔阂，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因此，被告人须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罪行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进而及时主动地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这也是《意见》将经济赔偿作为量刑参考依据的立法宗旨之一。如果被告人将经济赔偿作为量刑的交换筹码，一审判得重就赔，判得不重则不赔，就可能出现社会舆论所热议的“花钱买刑”现象，既无法抚平被害人及其家属内心的伤痛，也无益于恢复性司法的实践，更有损于法律的权威和公正。

再次，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并未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二审法院若需对一审判决作出更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可以“量刑不当”予以改判。此处“量刑不当”指的是一审法院由于各种原因未考虑相关因素造成量刑时畸重或畸轻。从时间点看，造成一审量刑不当的各项因素发生在一审程序中；从顺序关系来看，各项因素发生在一审法院量刑之前；从作用对象来看，各项因素影响的是一审法院的量刑。二审程序中，被告人的赔偿行为虽然符合《意见》的相关规定，但该行为并不发生在一审法院量刑之前，也就无法对一审量刑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法院无法对二审中的经济赔偿行为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89条和《意见》之相关规定予以改判。

最后，除立法本意和法律规定外，从法院的审判工作来看也不宜将二审中的经济赔偿作为量刑参考依据。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在微观上是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恢复与安抚被害人或其家属的内心痛苦，在宏观上则是彰显法律正义、重塑社会秩序，起着一定的示范效应。当第一个案件以实现个案公正为名被改判之后，必然会对以后案件的审理产生作用力。一审法院可能会逐渐重视起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和解率，但也可能在作为工作考核指标的改判率牵引下迈向极端，即以公权力替代双方当事人和解的自愿性，导致一审程序的中心任务偏离审判工作，转而热衷于扮演“调停者”、甚至是“和事佬”的角色。

综上所述，被告人在二审中赔偿被害人或其家属经济损失的，该行为不应当作为更改量刑的依据，二审法院理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审判。

或许有观点提出，无论一审中被告人是不愿意赔偿还是没有能力赔偿，现在被告人愿意赔偿了，被害人也接受赔偿，法院若不适当调整量刑，则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还可能激起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抵触情绪。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在另一面，被害人在一审程序中接受经济赔偿，但在二审中退还赔偿，要求法院从重处罚被告人的事情也屡见报端。对当事人不能服判息诉的担心并非多余，但也不能因此而舍弃法律硬性规定迁就当事人的要求。如果法院的审判突破了法律限定的范畴，虽然在个案中满足了被告人或被害人的诉求，实现了个案的正义，但从社会层面看，法律成了可以随意揉捏工具，不再显得那么严肃严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鼓励了被告人、被害人“见机行事”。

二、二审程序中刑事赔偿行为的评价

虽然二审程序中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经济损失，无法获得量刑体系的肯定，但并不表示其在整体刑事评价体系中无价值，该行为也还是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法律的积极评价，这样既能保障被害人或其家属得到及时的经济赔偿，也有助于减轻被告人本身的罪过。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赔钱减刑”是借鉴了恢复性司法精神，最大限度地修复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减少司法因简单化可能给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3]

因此，笔者认为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对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行为的评价纳入到刑罚执行体系中，作为减刑和假释的参考依据，一方面可以区别于一审中的刑事赔偿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时间来考验被告人真诚悔过的决心。

从法理依据分析，将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行为纳入刑罚执行的评价体系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本意，应指在定罪活动时，不得对同一案件事实重复评价；在量刑活动时，也不得对同一量刑情节重复评价。在二审发生的刑事赔偿行为，由于没有受到过评价，并未对二审判决中的量刑产生影响，因此在执行刑罚程序中予以评价并不会产生重复评价的情形，更不会造成量刑失衡。因此在理论上将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行为纳入刑罚执行的评价体系，作为减刑和缓刑的参考依据并不存在障碍。

从法律规定分析，我国现有的减刑或假释规定为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行为纳入刑罚执行的评价体系提供了路径。刑法规定如果认真遵守监管，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减刑或是假释。笔者认为，“确有悔改表现”是一种主观判断，是对一系列行为的综合评价，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一定的可伸张性，以便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对犯罪人有利的判断。此外，“确有悔改表现”还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在一个客观行为结束之后该种心理状态依然存在。正如二审中的刑事赔偿行为虽然结束了，但被告人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和悔过的心态依然存续，不因行为的结束而结束。

此外，我国《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其中对“在执行期间”的正确理解也有助于将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行为纳入刑罚执行的评价体系。笔者认为“在执行期间”的作用对象是减刑制度启动的时间和悔过心理的持续状态，而非外在客观行为。首先，“在执行期间”是对触发减刑的时间限制。也就是说只有在刑罚正式执行后，减刑制度才开始适用于犯罪人。其次，“在执行期间”是对悔过心理持续状态的时间要求。正如前文所述，悔过心理是一种持续状态，其必须始终贯穿执行期间。

综上，将二审程序中的刑事赔偿行为纳入刑罚执行的评价体系并无理论和法律规定上的障碍。需要强调的是，刑事赔偿行为只是执行机关决定犯罪人是否符合减刑和假释的参考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同时也要注意罪刑相适应，避免失衡。

三、如何消弭二审中刑事赔偿行为与量刑之间的冲突

笔者认为严格依法审判只是消弭二审中刑事赔偿行为与量刑之间冲突的刚性办法，真正的解决之道则是通过规则和制度规范刑事赔偿。

首先，重视和加强说明和解释工作。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就刑事赔偿与量刑须向被告人和被害人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说明和解释的内容包括阐述刑事赔偿的性质、纠纷发生后的解决路径，以及刑事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等。1.须说明被告人与被害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就该协议产生的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2.须向被告人说明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是一项义务，也是其悔罪态度的表现，是量刑时可酌情考虑的因素之一。3.须说明被告人一审中不赔偿的，即使在二审中与被害人或其家属达成和解协议的也不影响二审法院的量刑。4.须说明被害人在一审中接受经济赔偿，二审程序中可以选择放弃该赔偿，但不影响二审法院的量刑。5.须说明被害人放弃刑事赔偿的，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相关赔偿事宜。此外，司法机关应当将上述告知内容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一方面是对自身审判工作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法院审理时是否减轻量刑的参考依据。

其次，进一步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为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有效沟通创造空间、提供便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优势是具有私法属性，能满足被告人与被害人意思自治的需求，同时其又具有公法属性，可以通过公权力来正确引导意思自治。[4]虽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刑民一并审理时造成刑事审判迟延、诉讼调解力度不够、判决难执行等，但这并非是一些无可化解的矛盾。[5]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提高审理效率。对一些案情简单、证据充分且被告人已自愿认罪的刑事案件，可尽量将刑事案件与民事赔偿一并审理宣判。2.提高调解率。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法院应畅通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沟通渠道，对被告人不一味强调“又打又罚”，对被害人的赔偿要求也给予正确的引导，努力消除双方心理预期上的落差。3.落实对被告人财产的保全工作。法院应做好对被告人财产的调查取证工作，确保该等财产不被非法转移、隐匿，保证赔偿判决得到充分执行，消除被害人内心顾虑。需要说明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不排斥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自行和解，而是希望通过优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使之成为被告人与被害人解决民事赔偿的首选方式。

最后，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积极作用。被告人与被害人自行和解，一没有公权力的参与，二没有具体规则的规范，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法院若主动参与和解，那么其地位和功能会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功能相重合。因此，需要有第三方机构积极参与到被告人与被害人自行和解的过程中，扮演“斡旋人”的角色。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纠纷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本身所具有的便利性、自治性迎合了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行和解中的需求，其正式性、官方性和规范性则填补了自行和解中的不足和缺陷。所以，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探索和实践，在人民调解制度与自行和解之间建立有机联系。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中国法学，2006（5）.

[2]张云玲.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范围[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1）.

[3]王丽英，杨翠芬.恢复性司法与“赔钱减刑”的制度化思考[J].河北法学，2011（1）.

[4]郑天锋.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重构论[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2）.

[5]亓晓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司法完善[J].法律适用，2011（4）.

（责任编辑：陈尚志）

收稿日期：2012-02-04

作者简介：董玮（1975-），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作者：董玮 王明森

检察机关刑事赔偿论文 篇3：

刑事赔偿案件办理启示

[基本案情]2011年9月1日，Z市z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一起刑事赔偿的案件，赔偿请求人李某某以其被Z市某公安分局错误拘留，被z区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羁押450天为由，向该院提出赔偿请求：（1）依法追究原案被害人及其父母诬告陷害的法律责任；（2）依法追究原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法律责任；（3）在原影响范围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4）赔偿被错误羁押450天的人身自由损失费64048.50元；（5）赔偿本人及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0元；（6）赔偿因此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共计76800元。

一、原案审查及本案处理

（一）原案审查

受理该案后，z区人民检察院控申部门对原案案卷进行了审查。经查：2008年12月15日，被害人张某某主动与犯罪嫌疑人李某某联系，约定双方见面，然后二人一起到公园游玩，之后到酒店开房，至次日二人退房离去。同年12月18日张某将12月15日与李某某到宾馆开房的事情告诉了其父母，其父母因生气打了她，随后其父母带着她到公安机关报案称李某某采取殴打、威胁等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2008年12月21日，李某某被公安机关拘留，同年12月29日被z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0年3月15日，z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作出了取保候审的决定。2011年8月3日，公安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61条（原《刑事诉讼法》第130条）之规定，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二）本案处理

通过上述审查，结合《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款，“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33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z区人民检察院认为：（1）李某某被羁押450天，按照国家上年度（2010年）职工日平均工资142.33元计算，共计64048.5元，给予赔偿；（2）李某某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部分和其他赔偿项目，经研究，认为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决定不予赔偿。李某某对决定不服，向Z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复议。市院复议后，决定维持z区人民检察院决定。

二、案例集中反映出的几个难点问题

（一）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条件大相径庭

《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的实质要件必须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客观存在。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必然要以一定的载体反映出来。据此可以看出，“有（没有）犯罪事实”与“有（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显然不同的概念。根据“两高”等部门《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逮捕的条件，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而在公诉阶段，为了保证有罪判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判决有罪的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与逮捕的实质要件比较，判决有罪的证明标准是远远高于逮捕的证明标准的，以较低的证明标准要求批捕，却以较高的证明标准认定错捕和赔偿，显然有悖逻辑。李某某的案件就是审查批捕时，现有证据完全符合法定批捕条件，但逮捕后却因种种原因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发生变化，导致案情也发生变化，最后公安机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案件。赔偿请求人在提出国家赔偿的同时，还要求追究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责任。

（二）精神损害赔偿无具体规定，实际办案中无法准确把握

《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条款对何为“严重后果”和“精神抚慰金”具体数额没有统一规定，让办案人员在实际办案中缺乏执行标准，而赔偿请求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法律规定了精神损害的赔偿，那么只要自己认为对自己是造成了精神损害就必须进行赔偿，如果精神赔偿请求被拒绝不予赔偿或未达到自己的要求时，那么就会走上上访之路，造成不稳定因素，并且不利于案件的息诉。以李某某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为例，他提出自己家在农村，因涉嫌强奸被错误逮捕一事使自己在老家名誉扫地，全家人都抬不起头，媳妇也找不到，全家人背井离乡外出生活，自己和家人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要求赔偿150000元，以及因此案造成的直接损失76800元。

（三）当事人对赔偿决定不服，案件如何处理没有条文明确规定

李某某赔偿案件中，按照《国家赔偿法》第24条“赔偿请求人可以自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第25条“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了赔偿决定后，李某某不服，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级部门提出复议，其结果为维持原决定，李某某还是不服，但并未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也一直未到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而是走上了上访之路，将该案上访到上级部门要求解决。《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赔偿请求人在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或复议机关作出决定后，赔偿请求人未到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的情况该如何处理，案件该如何结案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使案件一拖再拖，无法完结。

三、办案的几点体会

（一）理解法条，灵活运用

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变化，对逮捕案件实行无罪结果赔偿，使得在批捕环节发生赔偿案件的风险进一步提高，对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办案质量和执法执纪也提出了更高标准。

1.要树立保障人权意识，慎用强制措施。要真正摒弃“重权力轻人权”、“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观念，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慎用拘留、逮捕强制措施，避免为方便调查取证，先羁押再侦查等情形的发生，积极使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2.要正确履行侦查监督和审查起诉职责。对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的逮捕案件，可捕可不捕或无逮捕必要案件，侦查监督部门要坚决不捕，严把批捕关；对证据或事实不符合公诉条件的案件，要正确适用不起诉类型，及时做出决定，不能以多次退补或退回公安做撤案处理为由久拖不决，损害涉案人员合法权益。

3.要加强内部监督，规范检察权行使。进一步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强制措施的适用程序和条件，明确查封、扣押、冻结、追缴涉案物品的范围和权限，强化自身监督，消除和堵塞执法上的盲区与漏洞，将检察工作纳入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二）释法说理，以人为本

精神损害刑事赔偿是新事物，也是保障人权的体现，要树立“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既要积极探索，又要稳定推进；既要于法有据，又在情理之中。一方面，要加强同法院的沟通，参照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积极研究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在不断地实践中积累经验，增强群众工作能力，提高息诉罢访水平。另一方面，要从稳定大局出发，在充分掌握和理解法意基础上，加强沟通协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增强释法说理工作，做好矛盾化解，使赔偿请求人心悦诚服，树立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

（三）不断创新，完善制度

国家赔偿请求人诉权保护机制是赔偿请求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是化解官民矛盾的前提，是彰显国家德政的最起码要求。

1.规范和完善赔偿案件协商制度。积极引进听证、参与法院质证程序。将公开听证程序引入到赔偿案件的协商过程，增强案件办理透明度，提高赔偿请求人参与度。积极配合法院赔委会情况调查和证据收集，有理有据参加质证程序，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

2.创新和完善国家赔偿启动机制。要保证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顺利进入赔偿程序，应当让赔偿请求人理性判断是否选择国家赔偿程序。在立案阶段，应当逐步建立对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相关的权利义务、举证责任以及诉讼风险的提示制度。特别是一些赔偿请求人在无证据、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盲目求索高额赔偿，更应当耐心细致地尽到提示释明责任，以尽可能降低赔偿请求人的讼累，避免资源的浪费。

3.对赔偿案件的办理流程作出明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后，赔偿请求人在按照《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的程序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不服赔偿决定提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向同级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赔偿请求，当这一系列程序的时间结束后，赔偿请求人仍不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的，可以召开相关部门或所在辖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进行公开听证，对赔偿请求人进行答复，妥善处理，彰显司法的公平公正。

作者：李淑霞　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