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技术经济论文

2022-04-16

摘要：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我国ICT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19年ICT产业六类细分行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将其作为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全球化与技术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全球化与技术经济论文篇1：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新型工业化本质及特征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范式的视角，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的理论命题，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了新型工业化范式确立的内在依据，并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新范式不同于旧范式的“突变”特征。

关键词：新型工业化；范式；技术经济范式

Study on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LIU Chang-nian, MEI Qi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Key words: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paradigms;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paradigms

1 引言

新型工业化是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是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深刻揭示和准确定位，其内涵十分丰富。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是一种新的经济技术范式的确立，是发展观的科学演进。与传统的工业化范式相比较，不难发现，新旧范式之间存在某种承接和递进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新范式所具有的“突变性”和与旧范式的内在“冲突性”，使新范式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的显著特征，范式转换意味着技术轨道、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和发展理念的整体性转换。因此，从范式的视角研究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与特征，对于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意义。

2 范式概念的提出及发展演进

2.1 范式概念的提出

范式（paradigm）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最早提出，应追溯到美国著名的科学学家Kuhn在其 1962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此书中，Kuhn［1］创造性地引入“范式”这一概念，并将之视为开展科学研究活动的基础，以及科学研究的思想工具和实用工具，进而描绘出基于范式及其变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图景，库恩关于范式概念的含义极其广泛。哲学家Lakatos［2］认为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并将范式大致分为元范式（meta-paradigm）、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 paradigm）和构造范式（construct paradigm）三个层次，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总体来讲，范式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郑雨、沈春林［3］研究认为：广义地说，可以把范式看作是某个时代人们对事物的共有的见解、思考方法及思维框架的总称；狭义的范式则可以只针对某一具体的学科领域。本文认为，范式就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根据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和心理特征所制订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定律、准则、假说、方法等的总和。

2.2 技术范式

继Kuhn之后，创新经济学家Dosi将范式概念引入技术创新研究中，他借助库恩科学发展范式来考察技术演化特点时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基于自然科学的高度选择性原理的、解决特定技术经济问题途径的“图景”（或模式），以及那些以获取新的知识为目标、并尽可能地防止这些新知识过快地扩散到竞争者的特定规则［4］。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技术范式并非某种具体的技术，而是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由各种具体技术组成的一个技术体系。基于此，Sahal［5］把技术范式看成是技术路标（Technological Guideposts），即技术发展通过范式的形式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准确的选择发展方向；同时范式又是已有知识的“蓄水池”，使得技术知识能够不断地得到积累并使企业通过汲取技术知识“存量”或“蓄水池”来产生创新的机会。在这里，技术范式显然是已有知识的积累，具有Rosenberg意义上的“聚焦器”［6］特征。

2.3 技术经济范式

1986年，Freeman和Perez在继承Dosi“技术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从而将技术范式和经济增长直接联系了起来。Freeman和Perez［7］把一定类型的技术进步定义为“技术经济”模式的进步，并把影响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分为增量创新、基本创新、新技术体系的变革和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四种类型。

增量创新是指这一类创新并非经常性深思熟虑研发的结果，而是工程师和其他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人员的发明和提出的改进意见的结果，或者在“干中学”、“用中学”时连续发生的结果，它有助于改进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且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

基本创新产生于深思熟虑的研发，常常包括一种联合的产品、工艺和组织的创新，它在时间上是非连续的，其分布也是不均匀的。

新技术体系的变革指若干对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同时导致全新部门出现的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它是增量创新和基本创新的一种组合，往往伴随着机构创新和管理创新。

“技术经济模式”的变革指技术体系的某些变革，由于它们的效果如此之大，进而它们对整个经济行为都有重要影响。一种这样的变革含有多组基本创新和增量创新，而且最终可能包含若干新技术体系。

在Freeman和Perez的眼里，“技术经济”模式变革与前三种模式相比，无疑是一场技术革命。这种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在整个经济中的渗透效应，即它不仅导致产品、服务、系统和产业依据自己的权力产生新的范围；它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几乎每个其他领域”。它导致“相互关联的产品和工艺、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结合，包括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潜在生产率的熟练跃迁和创造非同寻常程度的投资和盈利机会”［7］。显然， Freeman和Perez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突破了Dosi的技术范式所着眼的技术变革的轨迹，比创新“群”或技术系统的概念更为宽泛。

技术经济范式中的核心概念是“关键生产要素”，Freeman和Perez认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技术经济范式中的“一个特定投人或一组投入”，它可能表现为某种重要的资源或工业制成品，它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并成为划分不同类型的技术经济范式的依据。依据Freeman和Perez的解释，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满足三个条件［7］：（1）使生产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能力；（2）在很长时期无限供应能力；（3）广泛被应用和易于扩散的能力。

一般来说，“关键生产要素”并不表现为孤立的投入，而是处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迅速增长体系的核心，其中某些创新与关键生产要素自身的生产有关，其他则与 “关键生产要素”的利用有关。关键生产要素既是所在技术经济范式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又决定着技术经济范式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因而在各种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居于核心地位。如以棉花、煤炭和蒸汽动力为表现形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映射出的必然是现代纺织业技术经济范式。

2.4 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形式

技术经济范式的演化方式分为两类：一是范式进步，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是一种常态。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一旦形成，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影响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结构和运行，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既有范式内核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对保护带的调整来增强范式的适应性。二是范式转换，它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即抛弃既有的范式的内核，用一种新的内核取代原有的内核，由此形成一个新范式。范式演进的现实形态是范式进步→范式转换→新范式的形成的动态演进，是渐变与突变相统一的过程，如Dosi所言：“科技进步通常是新范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随着旧技术范式成本和改进的困难，新范式将变得富有吸引力”［8］。

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特定的经济、技术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有迹可寻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确立的前提是：“只有当上一个周期的关键生产要素及其相关技术群，给出了收益递减或者对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或对于新的盈利性投资的潜力已接近极限的强烈信号时”［7］。Freeman和Perez认为，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包括9种特征［7］，其中核心是“关键生产要素”、主导技术群和适宜的组织形式等。

3 范式视角下新型工业化的本质与特征

3.1 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追求现代化的征程都是从工业化起步的，工业化事实上已构成各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传统工业化范式诞生于以蒸汽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产业革命，它克服了既有农业技术经济范式在空间上的障碍，突破了手工生产的局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实现了人类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然而传统工业化范式是以生产要素的持续高投入、环境退化和经济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在实施工业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严重的资源瓶颈、技术瓶颈和环保生态瓶颈等，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演进已到尽头，破解技术经济发展难题需要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

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战略，这不仅是中国工业化路径的转型，更是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是我国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等“多峰逼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观的创新性突破。它要求我们在加快完成工业化目标的同时叠加完成信息化时代的任务，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创新型国家。

3.2 新型工业化范式确立的内在依据

不言而喻，经济增长方式的每一次转变都是由内在的技术范式演进推动的，“技术进步是形成经济格局转换的基本动力”［9］。作为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新型工业化范式的确立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是范式演变的必然结果。如舒马赫所言［10］，“现代工业体系尽管拥有它全部体现高度智力的先进技术，但却在摧毁自己赖以建立的基础。而在旧技术范式中，靠新技术来解决旧问题是行不通的”。

新型工业化范式具有范式的一般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科学性。范式是现实世界一定程度的客观映像，新型工业化范式是经济发展、科技水平、资源和环境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一些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与之相比，我国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工业化则是“迟到的工业化”，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科技水平低、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环境污染加剧、就业压力大，所以，我国的工业化具有两大战略任务：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给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发挥后发优势，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深化工业化进程，提高经济发展的专业化水平和现代化质量，为加快信息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需求源泉。可见，新型工业化范式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客观发展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现阶段的必然选择。

（2）阶段性。范式的演变是随着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新型工业化范式既是传统工业化范式延伸和合理成分的传承，又是对旧范式的扬弃和超越，是特定历史阶段科技经济发展的结晶，是工业技术范式向信息技术范式转换的过渡阶段。目前，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经济发展早已越过工业化的顶峰状态，而进入“信息技术范式”。信息技术革命是以互联网的诞生为标志，它使人类拥有了迄今最强大的信息整合平台，进而促成了传统的、物资能量型技术经济范式的质变。我国随着新型工业化目标的完成，技术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全面迈入信息技术范式。

（3）地域性。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们观察问题的方式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异，新型工业化范式的核心内核具有普遍意义，是当今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成功实践，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禀赋、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的差异巨大，因而，各个国家或区域其新型工业化实践和实现路径必然不同，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是范式进步的具体写照。

深入一步探求表明，新型工业化范式具有技术经济范式的特殊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关键生产要素。Freeman和Perez［7］认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是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桥梁和纽带。新型工业化范式的“关键生产要素”是知识、计算机芯片和互联网等，不同于以钢铁、乙烯和矿产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表现形式的传统工业化范式。

（2）主导技术群落。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的方式、途径和规模是由一个或几个主导技术群所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主导技术群也会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也会因之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群落已经形成，其产业化进程在深刻地改变着各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新型的工业化国家抓住了这一主导技术群发展的时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传统技术经济增长范式的更迭。

（3）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工业化范式下，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主导产业，资本、原材料和能源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增长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资本、设备等有形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来实现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甚至是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增长范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生态代价，如巴里•康芒纳［11］所言：“美国战后技术变迁产生的,不仅是宣布了具有很多预示意义的国民生产总值上的126%的增长，而且有一个在比率上高于国民生产总值10倍的环境污染水平的上升”。新型工业化范式下，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智力和信息是主要的战略资源，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知识、智力等无形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的，是一种集约式的可持续发展新模式。

（4）适宜的组织形式。传统工业化范式下，股份制公司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经营模式，企业的生产经营日趋规模化、标准化和国际化，企业的组织形式日趋复杂化，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新型工业化范式下，企业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价值将被高度重视和合理估价，企业的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知识创造活动即知识创新成为组织最重要的活动，信息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中所发挥的效能日渐增大，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大量涌现，并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信息产业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但会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而且带来了一系列新型产业的蓬勃兴起，将极大地放大全球经济发展的步伐。

3.3 新型工业化范式的主要特征

新型工业化范式是传统工业化范式的“突变”，这种突变特征主要表现在：

（1）新型工业化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传统工业化范式其内在逻辑上具有逆生态性或与环境、自然的不和谐性。传统发展模式是以“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排放”为基本特征的开放的、线性发展逻辑，它的开放性是指为追求经济发展，甚至可以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这种发展模式主要表现为“两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大量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越大，最终将会丧失发展的后劲，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坚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相衔接,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技术体系。经济发展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为特征，通过资源的节约和循环利用来达到缓解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目的。其表现为“两高两低”，即高利用率、高循环率、低消耗和低污染，实现了物质、能量梯度和闭路循环使用，最终实现了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与环境的和谐统一。

（2）新型工业化是一种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模式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长河中不同的子阶段，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之间虽然总体上是依次递进的，但各个阶段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和严格依次单列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若干阶段是并列存在的，呈错落交织状态。工业化孕育了信息化，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载体，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就没有信息化兴起；信息化是工业化的延伸和发展，是工业化的提升动力和推动“引擎”，信息化能够助推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缩短工业的进程和时间。为完成工业化进程，英国花费了200年，美国、日本花费了100年，而新型工业化国家之一的韩国只花费了30多年。因此，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对经济社会具有“重塑”功能。

（3）新型工业化是将知识视为最关键生产要素的发展新模式

由于知识资源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等显著特性，从而使资本——这一传统的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知识成为生产要素中最具创造力和价值的核心资源。在新型工业化范式下，依赖稀缺物质资源的生产逐渐转变为依赖技术与知识的生产，社会生产围绕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知识应用的过程展开，产业之间以知识传导和价值实现为链条形成动态的经济结构体系（如图1所示），通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群的快速成长和发展。

与此同时，又以知识共享效应和收益递增效益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不断高级化，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经济得以长期持续增长和发展。因此，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价值，知识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

（4）新型工业化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新模式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置于经济和社会的核心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工业化“见物不见人”，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Schultz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并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就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12］。1983年经济学家Romer［13］在其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知识（即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要素。可见，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是科学之源，知识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知识与人始终是形影不离的，人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知识资源的源泉是人力资源，良好的人力资源将为组织提供无穷的发展动力。因此，可以说组织通过知识积累获取核心竞争能力的过程，必然是组织获取人力资源优势的过程。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我国的国情“特质”是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然而Romer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体能、技能、智能三者存在两组简单的等比级数规则，即对于体能、技能与智能的获得，社会需要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3∶9，而人的体能、技能与智能对社会财富的贡献则分别为1∶10∶100［14］。为此，一方面，引导、激励和强化个体和组织的学习能力，鼓励个体在团队中分享知识，加强知识的扩散和转化，不断提高组织的知识创新能力，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专业化素质，增加劳动者身上知识存量，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存量，加快普通劳动力向人才资源的转化进程。另一方面，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拓宽就业渠道，有效地解决好就业压力，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

4 结束语

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的实质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产物。21世纪人类必将全面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基础，以工业化和信息化高度融合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范式，必将成为后发国家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趋势，实施跨越式发展，实现富民强国的现实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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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里曼.绪论.载于G•多西等编.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钟学义,沈利生,陈平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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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16.

［12］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3］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71-102.

［14］储节旺,等.知识管理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3.

收稿日期：2008-01-13

作者：刘昌年　梅　强

全球化与技术经济论文篇2：

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摘要：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我国 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19年 ICT产业六类细分行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将其作为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ICT 产业六类细分行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趋势，由失调变为协调，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标准化;耦合协调度;ICT产业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深刻转变，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已不再有效，需要把生产要素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海因茨认为技术标准化能够保证技术的通用性与互换性，所以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和全球技术标准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推进，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

在新的經济结构转换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方面，现阶段我国需要经济数字化提升竞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到要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是数字化的基础，在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ICT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关系也逐渐被重视：一方面，技术标准化能提高ICT产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成功率和效率，即用技术标准化指导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减少重复和浪费，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技术标准化能够使ICT产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在产业化过程中各个环节环环相扣，进而缩短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周期，即标准化能够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科技生产力的效益，实现经济增长。那么我国ICT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怎么样？这种耦合协调度会对ICT产业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在已有的研究中，一部分文献着重关注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的单向关系。 Swann（2000）认为标准化是微观经济基础设施的一个关键部分，标准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强大、开放、组织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它可以促进创新并阻碍不良结果的发生进而更好地进行创新驱动;在标准化过程中也会出现抑制创新活动的现象，但这为之后的创新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而且精心设计的标准能够减少不良结果的发生[2]。王世明等（2009）、刘恩初和李健英（2014）认为技术标准化能提升技术创新效率[3～4]，即技术标准化对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也有学者认为标准化阻碍了技术创新。Tassey（2000）认为标准化会形成规模经济，进而逐渐将小型或潜在的创新公司排除体系之外;标准化也能抑制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在技术生命周期过早完成标准化可能会限制创新[5]。王黎萤等（2004）从技术标准中的知识产权角度探讨其对后续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对技术标准的滥用会阻碍技术创新的发展[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相互影响。Robert 和Sriram（2000）通过四个案例说明了标准与创新之间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标准带来的益处比其带来的限制多[7]。李春田（2004）提出标准化与创新之间看似矛盾，实际上是对立统一的，标准化不仅不会限制创新，还准备了创新所必备的条件[8]。赵树宽等（2012）构建了技术标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长期条件下技术标准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技术创新对技术标准具有促进作用[9]。陶忠元和夏婧（2015）、陈淑梅和高佳汇（2019）、陈欢和汤易兵（2020）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相互促进[10～12]。

另一类文献则主要关注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大部分学者把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开研究。DIN（2000）通过对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标准化总体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发现技术标准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都存在促进作用[13]。Blind 和Jungmittag（2008）运用专利和标准数据对欧洲国家的情况进行研究，得到专利存量和技术标准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14]。胡彩梅和韦福雷（2011）、宗查查（2014）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15～16]。赓金洲（2012）对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测度分析，结果发现在发展速度上，三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的速度作用更突出，且技术创新的作用更明显，三者保持着各自的发展规律[17]。

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关系研究都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大部分文献以国家层面数据或省际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只有少数以具体行业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而且指标单一，不能全面展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水平。因此，本文以2007-2019年ICT产业数据为样本，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ICT产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ICT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测算

本文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并将其与中国标准分类（CCS）中对ICT产业的划分进行比较，最终把ICT产业划分为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JSJ）、通信设备制造业（TX）、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GB）、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ST）、电子器件和元件制造业（DZ）以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QT），并参考陶忠元和夏婧（2015）[10]、陈欢和汤易兵（2020）[12]的研究，同时考虑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可操作性与全面性，从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构建评价ICT产业六类细分行业技术创新系统与技术标准化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投入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三个方面，产出包括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技术创新活动需要专业化人才完成，所以选择R&D 人员占就业人员总数比重衡量人力投入;R&D经费支出主要用于技术创新活动，因此用其衡量财力投入;企业研发机构数量则能体现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软件与硬件设施情况，即物力水平。创新产出一方面是通过发明专利这种带来间接效益的形式体现，另一方面是通过新产品的销售带来直接效益，因此分别采用有效发明专利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技术标准化系统也是按照相同的原理选择指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标准化投入方面选择起草单位数量和委员数量代表物力和人力;标准化产出方面选取每年累计的国家标准数量体现直接产出，选择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的标准研制贡献指数体现标准研制效果，并用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代表标准化国际程度。ICT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根据熵值赋权法计算ICT产业六类细分行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权重，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在创新投入方面，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的权重最高，为0.71349，其次为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产出方面则相反，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的权重最低，电子器件和元件制造业权重最高，为0.48554。在标准化投入方面，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权重最高，为0.43419，其次是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标准化产出方面，权重最高的是电子计算机设备制造业，最低的是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综合来看，六类细分行业的创新投入都高于创新产出，而在技术标准化方面则是标准化投入低于标准化产出。

技术创新系统与技术标准化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测量的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关系的强弱。耦合度较高代表着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设Z1为技术创新系统序参量，Z2为技术标准化

系统序参量，Zij（i=1，2;j=1，2，3，…，m）为基础观测指标，wij为各个指标的权重，令 Zi =wijZij为两个系统的外在发展功效函数。借鉴现有的研究文献[12]，构建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D表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T表示两个系统的协同调和指数，反映两者的共同贡献程度，a、b为两个系统的重要程度，一般令a=b=0.5，反映两个系统同等重要。王钊等（2020）在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协调度时把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18]，如表3所示。

通过计算2007-2019年ICT六类细分行业的技术创新综合贡献值、技术标准化贡献值及耦合度，进一步得到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4和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到，各行业耦合协调度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逐渐由失调状态转变为协调状态。因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大部分行业的耦合协调度出现了短暂下降，之后隨着国家政策的出台逐渐缓和;2016年我国成功举办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这为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同步发展创造了准备条件，因此2017年除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外所有行业的耦合协调度都得到提升。此外不同行业的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不同。2007年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其他行业都处于濒临失调状态;随后通信设备制造业2008年以后一直处于协调状态，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4年以后才一直处于协调状态，期间，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增幅最快。

四、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一）模型设计

为了探究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与产业经济增长关系，本文基于2007-2019年ICT 产业六类细分行业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实证模型：

其中，it 表示第i类行业在第t 年的指标值（i=1，2，3，...，6;t=1，2，3，...，13）;?为随机误差项;lngdp表示对产业经济增长的衡量;co 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在上文中已经测量出结果;lncontrols为控制变量的对数。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综合影响产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19]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规模以上企业的年末就业人数（l）、资本存量（k）、拥有发明专利数（pat）和进出口总额（open）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代表劳动力、资本、研发能力和对外开放水平，其中资本存量采用张军等（2004）[20]的计算方法得到。

本文选取的是我国2007-2019年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网站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对于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趋势拟合法以及前后平均法估算得出。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因为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包含截面数据和时间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结果，所以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选取的是LLC 检验和IPS 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水平序列平稳，结果如表5所示。

2.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6显示的是运用上述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 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的基准回归结果。 OLS通常没有控制住个体固定效应，FE模型的优势就在于控制了固定效应，同时为了确定回归方程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对方程进行了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小于0.1，证明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更合适，所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从表6的FE结果可以看出，ICT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为0.4936，即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增加1%，产业经济水平相应增长0.4936%。这意味着在ICT产业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相互兼容，各项技术创新活动都以现有的技术标准为基准进行研发，当新产品投入并广泛应用于市场后，相关部门为了规避各种低效率适配产品的出现，就会针对产品创新部分制定新的标准，让市场变得更加有序。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化活动通过这样的相互协调过程共同促进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越高，越能更大程度地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3.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主营业务收入（lnin? come）衡量产业经济增长，替换被解释变量之后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通过前后对比可以看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对经济增长仍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采用2007-2019年ICT 产业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ICT 产业下辖六类细分行业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了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情况，并把耦合协调度作为ICT 产业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探讨了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耦合协调发展对产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研究内容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由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的结果可以得出，我国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由失调逐渐转变为协调;第二，根据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对产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的耦合协调度增加1%会使产业经济水平增长0.4936%。

（二）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并结合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ICT 产业技术创新环节，提高其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比。虽然我国ICT 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是相对于技术创新产出的占比，技术创新投入的占比偏高，技术创新投入大约是技术创新产出的1.4倍①，因此要从ICT 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两方面共同完善。在技术创新投入方面，要注重考察投入项目的可行性，避免盲目投入导致资源的浪费;在技术创新产出方面，要充分发挥创新系统内各个主体的作用，提升技术创新投入的转化率，必要时可以设置相关考核机制，提升创新产出水平，使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逐渐趋向均衡状态。

第二，加强技术标准化建设，促进技术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体系高度协调发展。我国ICT产业技术标准化投入比技术创新投入低，技术标准化建设也比发达国家晚，所以不仅需要注重技术标准化的投入，还要实现高质量的产出。一方面，政府要为企业、学校培养技术标准化人才增设专项资金，接受资金主体要搭建平台让人才充分施展才能，壮大技术标准化建设队伍;另一方面，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的成员要关注国际标准化动态，在此基础上提升我国ICT产业技术标准产出质量，进而提高我国技术标准国际化程度。

第三，建设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一体化部门，加强ICT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部门之间的联动。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具有较强的互动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之间联系不够紧密，因此要促进技术创新部门与技术标准化部门之间的人才流动，增强作为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化建设主体的企业、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联系，支持并鼓励技术研发人员参与其标准的修订工作，实现技术标准与新技术兼容，提升技术创新体系与技术标准化体系协调程度，促进ICT产业经济增长。

注释：

①依据表2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的平均值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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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晶晶）

作者：唐志军吴晓萌

全球化与技术经济论文篇3：

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

内容提要：本文以跨国公司理论和后发企业追赶理论为基础，分析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考察吸收能力及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后发企业国际化对技术追赶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制度质量越高，后发企业国际化对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战略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后发企业国际化；技术追赶绩效；吸收能力；制度质量

后发企业发展面临技术劣势和市场缺陷，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其发展过程实质就是追赶过程，技术追赶显得尤为关键。现有文献重点关注技术追赶的后发优势，提出包括渐进式的技术能力积累过程（模仿、学习、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等企业国际化运营方式。有研究表明，基于国际化运营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引进、吸收和利用海外先进技术，可能比渐进式积累技术、能力所获取的技术追赶绩效更好[1]。

中国作为后发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采取“引进来”战略（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又大力提倡“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后发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已经通过合资、代工等外商直接投资形式参与国际分工，进行了技术追赶，为对外直接投资奠定基础。那么，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追赶绩效是否存在进一步的积极作用？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积累受到后发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内外部因素对技术追赶绩效是否具有调节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

后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除了获取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外，其重要的目的是获取东道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基于技术逆向溢出视角，后发企业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得以提升[2]。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国内学者通过研究提出创造性资产寻求型OFDI[3]，即通过海外并购和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的方式，获取国际领先企业的研发资源，加以吸收、利用、创新，从而提升技术水平[4]。

此外，国内学者在关于后发企业对国际领先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研究中提出，具有一定技术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后发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机构或者并购海外高新技术企业，在地理位置和产权距离两方面接近发达国家领先企业，获取和运用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先进技术，创新生产出具有自主产权的竞争力产品[5]。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通过并购海外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结合企业自身能力，先获取新知识和新技术，再学习、吸收、创新这些新知識和新技术，以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实现技术追赶。因此，企业实践界和学术理论界都已经明确表明，后发企业不仅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生产，而且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合作、并购、建立海外研发机构）获取海外先进技术和知识，从而进一步实现技术追赶。

近期有关中国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研究中，国内学者也做出了相应解释，叶娇和赵云鹏[6]通过分析中国企业微观特征，发现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即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追赶绩效起促进作用；鲁万波等[7]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呈显著正相关。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

自MacDougall[8]提出技术溢出效应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形成了“抑制论”、“促进论”和“双刃论”等不同观点。

第一，“抑制论”。有学者通过研究提出，本土企业若采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海外先进技术或者设备，长期发展过程中会对海外先进技术产生依赖，从而导致自身缺乏自主研发能力，负面影响技术追赶过程[9]；海外领先企业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快速占领本土市场，负面影响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本土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10]，从而对技术追赶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促进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的研究文献里，国内学者们认为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能力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有着较大差距，存在较大的技术追赶空间，通过技术转移的方式，后发企业能够获取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链接效应等[11]；冼国明和严兵[12]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谢建国[13]基于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国内企业的技术效率。严兵[14]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研究文献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直接作用于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汤文仙和韩福荣[15]提出弥补我国“技术缺口”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江小涓和李蕊[16]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改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程惠芳[17]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战略上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后发企业不再局限于本土市场和资源，而是强调本土、海外市场的双重利用，提升国际竞争力，由外商直接投资向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变成为必然。

后发企业在进行国际化运营的过程中，存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两种方式，是国际化的双向过程，这两种方式之间存在相关联系[18]。中国作为后发大国，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综合运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互动过程，国际化的双向过程存在内在关联。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基础，对外直接投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后期发展[19]，是国际化的高级发展阶段。

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对中国338家开展国际化运营活动的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正向影响技术追赶绩效，并且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20]。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3：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四）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Cohen和Levinthal[21]提出吸收能力是发现、吸收外部信息并创新生产出价值的能力，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Chesbrough和Teece[22]通过研究提出，企业虽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降低研发成本来提升技术追赶绩效，但完全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会对外部技术产生依赖，还应该增加外部渠道来提升技术能力。Cassiman和Veugelers[23]指出，企业内部研发与技术引进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不仅是国外学者强调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吸收能力的作用，国内学者在中国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也提出了吸收能力的重要影响，其中，吕世生和张诚[24]对天津103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吸收能力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吸收能力越高，技术追赶绩效越好。陶锋[25]应用全球价值链国际代工联盟知识溢出的分析框架，提出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外部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外部知识溢出获益越多，获取的技术追赶绩效越好。

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Driffield和Chiang[26]通过产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对成本较高、研发密集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自身技术能力正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以中国为背景的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对中国1991-200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察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受到吸收能力（研发人员）的调节影响，高科技产业技术人才、高科技产业发展程度、经济开放程度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息息相关[27]。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国内学者利用中国1985-200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考察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果受到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的制约。刘明霞和王学军[28]利用2003-2007年我國省际面板数据检验我国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溢出效应。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5：后发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五）制度质量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制度质量作为情境因素，在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研究中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其中，与技术追赶最为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热点议题，并被列为影响技术追赶绩效最为关键的因素。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制度质量的逻辑分析切入点，本文首先讨论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Yang和Maskus[29]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被用来干预市场，是为了提供有限的垄断给创新者，使得技术创新型企业能够通过有限的垄断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基于技术外溢视角，海外领先企业为了维持垄断优势，获取企业利润，会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投资，使得先进技术得以保护[30]。封伟毅等[12]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海外企业在申请专利上处于消极态度，并阻碍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抑制研发活动，技术追赶绩效差。相反地，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增加，促进先进技术的引入[31]。在上述情况中，后发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能够更为方便地学习海外先进技术，提升技术能力，获取更佳的技术追赶效果。实证研究结果已经验证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即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此外，有关后发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学者吴先明等[32]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具体来说，制度质量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能更好地促进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技术逆向溢出效应通过“跨国公司子公司-跨国公司母公司-母公司技术与绩效”这一渠道来提升母公司的技术水平，然而，前文所涉及的实证研究表明许多后发经济体并没有通过这一过程实现技术追赶。文献提出，不同类型的技术和规则之间的匹配度对成功追赶起着重要作用[33]。制度质量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政府治理、法制等方面直接影响着后发企业学习国际领先技术和知识的过程。在追赶过程中，后发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技术和知识如果能得到有效保护，建立竞争优势，后发企业才能实现技术追赶。

综合以上分析发现，良好的制度质量（如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反地，较差的制度质量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和创新。知识产权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已经得到实证验证，对后发企业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作用[34]。企业实践中，后发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前，考虑到研发成本、投资回报期限、投资风险等因素，更愿意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法制水平高、政府治理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以保护企业的创新技术。此外，衣长军等[35]通过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是新型经济体能否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6：制度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假设7：制度质量对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是本实证研究基本模型（包含假设1和假设2）；其次，本实证研究模型提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與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假设3）；接着，本实证研究模型引入吸收能力、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它们对不同国际化运营活动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包含假设4-假设7）。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的模型设定为：

ln patlit = δ0 + δ1*lnofdiit + δ2* lnifdiit + δ3* lnofdiit* lnifdiit + δ4* lnfound it + δ5* lnmkt it+ δ6* ln found it* lnofdiit + δ7* ln found it* lnifdiit + δ8* lnmktit* lnofdiit + δ9* lnmktit* lnifdiit + Controlit + λi + μt + ξit

其中，lnpatlit 代表技术追赶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lnofdiit 代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lni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作为调节变量）；lnfoundit 代表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lnmktit 代表制度质量作为调节变量；Controlit 代表其他影响技术追赶绩效的控制变量集合，包括贸易开放程度（imex）、金融发展水平（fina）和投资率（capi）；λi 、μt 分别表示省份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ξ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模型中，参照高菲等[36]、沙文兵[37]学者的做法，用专利授权数量表示技术追赶绩效。专利授权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最后选取我国30个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2003-2013年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西藏因存在缺失数据予以剔除。有关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测量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选择主要有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由于LM检验结果显示拒绝采用混合估计模型的原假设，则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结果显著，表明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也表明回归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此外，针对本研究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基于模型设定中的检验步骤发现，每一个回归模型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且方差膨胀因子（VIF）数值均小于10，说明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2对本研究的相关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由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最小值为0.182，最大值为7.321，说明不同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差异较大。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追赶绩效等指标在数值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二）实证结果

1.主效应检验

假设1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中模型1和模型2所示，首先是针对控制变量的检验。贸易开放程度与技术追赶绩效呈显著正相关（P<0001），投资率与技术追赶绩效显著负相关（P<0001），金融发展与技术追赶绩效关系不显著（P<01），与预期效果一致，即各省贸易开放程度越高，有利于进口国外具有垄断优势的先进产品，并获取外部新技术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明显，技术追赶绩效越好；固定资产投资率越高，用于国内基础设施的费用越多，而忽视研发投入，技术追赶绩效越差。在对贸易开放、金融发展、投资率等变量的控制基础上，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实证研究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001），假设1得到支持。

假设2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中模型1和模型3所示，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检验之后，加入自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0001），假设2得到支持。

2.调节效应检验

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假设3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如表3中模型4所示，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引入到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正向影响（P<0001），假设3得到支持。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假设4和假设5强调吸收能力在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如表4所示，有关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是针对控制变量的检验，其次分别将吸收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引入到模型中，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均呈显著正向影响（P<0001）。假设4和假设5得到验证，说明吸收能力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后发企业更好地学习、吸收和运用海外先进技术，提升自身技术能力，获取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

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假设6和假设7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如表5所示，有关制度质量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是针对控制变量的检验，其次分别将制度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乘项引入到模型中，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均呈显著正向影响（P<0001）。假设6和假设7得到验证，说明制度质量正向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帮助企业更好地获取海外先进技术，提升技术能力，获取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考察数据结果的稳健性，即改变某些参数以进行重复的实证检验，观察实证检验结果是否发生改变。本文使用lnpata（专利申请量）这一相近代理指标来替代lnpatl表示技术追赶绩效，对前文验证的主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和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由表6-表8可知，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聚焦于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同时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吸收能力、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剔除西藏）的面板数据，对上述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了研究，并验证了研究假设。首先，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追赶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再次验证国际化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的显著促进作用。在后发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 “引进来”战略，能够为后期发展“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坚实基础，说明后发企业基于国际化方式的追赶战略是随着企业发展而发生改变的；其次，从吸收能力视角出发，结合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最后，通过逻辑分析和数据结果，本文验证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即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到制度质量的积极影响。具体来说，在制度质量高的环境中，后发企业能更好地通过国际化经营来实现技术追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后发企业主要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战略，通过技术引进来进行追赶，但始终无法实现技术赶超。基于本文的研究假设和实证检验结果，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支撑，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实践中，对于自身具有一定技术能力但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后发企业而言，决策层为了长足发展应具备国际视野，敢于采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国际领先技术和研发能力，以实现技术追赶；其次，吸收能力对后发企业国际化与技术追赶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吸收能力决定了后发企业是否能真正吸收和运用海外先进技术，吸收能力越强，越有助于技术追赶绩效的提升；最后，中国政府还应完善制度环境。在本实证研究中，制度质量作为情境因素被纳入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国际化方式下技术追赶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在追赶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技术创新环境、政府治理水平、法制水平等影响着后发企业获取、吸收、运用、创新外部新技术和知识的过程。当制度质量较高时，后发企业能更好地获取、吸收、运用、创新外部新技术和知识，进而实现技术追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后发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环境中，拥有更加完善的保护机制，面临更小的技术流失风险。同时，基于技术外溢视角，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企业环境能够促进海外领先技术的流入，为后发企业提供良好的技术学习机会，有助于后发企业的技术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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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tecomer Firms and Technological Catch-up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