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究论文

【摘要】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话语框架。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着农民主体性价值容易被忽视、供给过程单一、供给效率弱等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究论文 篇1：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策略探究

摘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总体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应当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关键词：新农村 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策略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或服务。它既包括农村交通、电网、农田水利设施、医疗卫生以及教育设施等硬性公共产品，也包括信息技术服务、技能培训、公共秩序维护、制度安排等软性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一、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1.总体供给不足。（1）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当前，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占基础教育投资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年年底以来，国务院要求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随着这项政策的实施，农村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已大大缓解，但问题远没有达到解决的程度。农业税的取消也给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农业税取消后，教育经费基本上全落在县级政府身上，这使得部分财力薄弱的县不堪重负 [1]。（2）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落后。目前，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仍不乐观，三级医疗网络濒临解体，农民抵御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3）社会保障程度低。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仍处于发展初期，参保人数不多；从管理上来看，由于过多地强调因地制宜，因而各地在举办形式上多种多样，给管理、推广带来困难，达不到科学管理的要求[2]。

2.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严重制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高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资金漏损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第二，农民的分散化和过疏化损害规模效益。第三，脱离农民需求的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3]。

3.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由中央和城市政府提供，而农村居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条件远低于城市的状况下，还要为享用这些公共产品交费。这种供给主体的差异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了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

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失衡。目前的政绩考核倾向于重对上级政府负责，注重硬性公共产品建设，轻视软性公共服务提供，缺乏供给农民切实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动力和压力，农民对公共产品的要求和偏好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政府在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方面也存在缺陷，提供的公共产品种类单一，而且多年一贯制。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策略选择

（一）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投入机制

1.明确公共投资的职责范围。目前，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受益范围辐射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中央政府按照公平性原则对地方性公共产品给予资助；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完善，依赖于各级政府间按一级财权一级事权的原则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

2.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制度中，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两种方式。一般性补助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由，使地方政府可以依照本地情况灵活地安排资金投向。而专项转移支付方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有助于保证各个地区的居民享有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生态环境等条件，协助地方政府改善交通、能源等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目前，应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促进政府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时，为了避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趋利性，应适当增加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4]。

（二）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1．坚持政府主导。农村公共产品是满足农村生产、农民生活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它的公共性特征决定政府在整个供给过程中的主体定位。社会公共安全、货币金融体系、政策制度法规、基础性教育等全国性的纯公共产品应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给；准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供给；存在溢出性的跨区域公共产品，可由受益各方政府供给，中央政府出面协调；区域性较强的基层公共产品，如社区的发展规划等由乡镇基层政府负责；村集体组织可以通过筹资的形式供给道路、农用固定资产、运输设备、生产器具等。中央政府要提供一个合理的公共财政体系，构筑一个城乡一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的根本途径。

2．发展多元主体。对于那些使用范围限于本社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如农田灌溉、乡村道路等准公共产品，较为理想的方式是由农民按照受益程度的大小进行分摊、集资来承担此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由集体积累的共有财产来承担部分义务或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农民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不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可以在自愿、联合、共享、互助的基础上提供一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使之逐渐成为未来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供给主体。政府可以利用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短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于那些外部性不强、进入成本不高的农村公共设施或服务，则可以按照市场原则引导企业或居民个人直接投资来解决[5]。

（三）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1．改变公共产品“重城轻乡”的政策倾向。政府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统筹城乡供给，将重点放在农村；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要转向以政府为主。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区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把公共产品真正地、公平地分配到城市和农村。基于农村当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政府应该把公共资源分配的重点放在农村，缩减城市的公共开支，把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

（四）完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1．建立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民的需求得不到表达。为此，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准确反映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尊重大多数农民意愿，鼓励农民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这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3]。

2．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中国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结构失衡现象。为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从农民要求最迫切的事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政府应在充分听取农民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并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案，形成政府与农民的合力，以便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参考文献：

[1]颜燕.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51-52.

[2]王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成因与对策[J].泰山学院学报，2011，(1):115-118.

[3]于水.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3-270.

[4]岳军.公共投资与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49.

[5]赵宇，姜海臣.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07，(5):52-62.

Under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Background 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 Supplies Strategy Inquisition

QIAN Y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Heze College，Heze 274015，China）

Key words：new countryside；countryside public product；supplies strategy

[责任编辑 吴高君]

作者：钱莹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究论文 篇2：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探究

【摘 要】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话语框架。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着农民主体性价值容易被忽视、供给过程单一、供给效率弱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注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诉求与社会各界互动呼应，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联动的三位一体供给模式，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驾马车”的作用，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机制。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我国发展农村经济、营造农村文化、提升农民素质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封建社会的“无机构、无资金”阶段，民国时期的“有机构、无资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有机构、有资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时间顺序，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自力更生为主、政府提供为辅的供给制度；1979-2005年，以“三提五统”为供给资金来源、乡村两级供给为主体的供给制度；2006年至今，政府与农民为主体共同承担供给责任的供给制度。

从供给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其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正在实现着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质变和对上一时期的超越性发展。如今，我国处于转型期，正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无疑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推进，我国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出现大范围的“空心化”、“老龄化”，农村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这一局面的出现，既是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意义所在，亦是挑战之所在。

一、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文化产品

按照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所定义的公共产品，以“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作为最基本的特征，即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具有不同性质的特性角度论述。即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公共产品是的一种是用来满足社会公众共同需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社会产品。

因此，无论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内涵价值来看，还是从其外延界限来讲，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话语逻辑框架，其内涵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主、社会正义等深厚蕴意。其供给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经济建设水平、文化融合标准。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构成来讲，其主要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硬件”以公共文化设施为主，包括活动中心、休闲中心、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电影院、文化站等等。“软件”以公共文化活动为主，包括文化传播活动与文化娱乐活动，具体如文化宣传、文化下乡、文化知识科普、科技知识讲座、农村学生义务教育、文艺表演、传统节庆、文化交流等活动。

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现状

（一）农民的主体性价值被忽视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时下社会的操作性指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农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要，代表着他们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表达出来，进而与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回应形成呼应。然而现实中，不少农民对于公共文化产品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及社会各界无法形成良好的互动系统。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经济以及第二第三产业达到了日异月新的发展速度，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使得农村地区的大量劳动力向城市地区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更加普遍，农村往往只剩下老人与小孩这一群“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对自我利益表达的欲望与能力相对较弱，加之本就不够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使得农村地区往往容易陷入集体失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显然，作为主动给予的供给主体与被动获得主体两者不能取得良好互动与回应时，其中间环节的过程会黯然失色。

（二）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单一

供给过程的单一是指供给主体单一、供给形式单调。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制度变迁历程可以概括为农村自给自足为主、政府供给为辅向政府与农村共同供给转变，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视程度加大、投入力度加强。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仍然面临这样的困境，主动供给方的政府与作为被动获得方的农民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供给一获取链较为单一。这种单一的供给过程，国家与农民直接对话，直接对话容易造成的后果正如李住所說的，在国家主流价值观与民间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结构性紧张，国家凭借主流正统话语和合法性权威对民间进行思想统摄与规制，但民间传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主流价值观并不能完全结构民间传统。

（三）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效率的持续性弱

公共管理学中特别强调政策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不仅包括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也包含了政策制定之后产生效果的延续性。反过来，持续性也可以用来评判一项政策或者制度制定与实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2004年至今，中央连续十二年出台“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要大力促进农村建设，缓解“三农”司题。为此，我国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方面，无论是力度还是涉及范围都达到最大。然而，现实中农村公共文化产品提供仍然存在供给成本高而农村居民享受的效果不佳的矛盾，也就是供给的效率司题。为响应供给效率问题，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加大力度向农村地区输送人力、物力、财力，而由于农村地区实地情况的复杂性以及农民对于供给产品接受程度的有限性，这种输送演化成“送文化”。有别于“植文化”的是，“送文化”并没有根植于农村地区，在国家及社会各界供给终结后也随之消失，这种供给方式容易造成的后果是花费大量成本却达不到培育农村公共文化的持续性效果。

三、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构建

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如何使得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诉求与各界回应互动呼应显得尤为重要。互动的关键是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联动”的完整系统。

（一）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主要指的是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渠道、方式以及在纯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范畴内的主要引导地位。政府这种主导地位不等同于支配地位。要分情况具体而论，在纯公共农村文化产品领域，由于纯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决定政府出于支配地位；而在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不能大包大干，需要发挥其主导作用，引导其他部门主体积极加入到供给过程中。

具体而言，纯公共产品领域中的大型文化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型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等等，适合于政府供给。这种供给只是在主体把握上需要政府把关，但其供给形式可以多样化，如政府购买、政府采购等等。准公共产品领域，政府应根据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公共”程度，视具体情况确定提供方式。对于外部性效益强的文化产品，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和“量力而行”的原则，政府可以在采用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引导其他主体（企业、第三部门、农民及其他个人）提供一定的支持。

（二）市场参与

众所周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与政府供给不同的是，市场供给是一种竞争性的营利型方式，其会为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而采取供给效率较高的方式。因此，在生产上具有分割性、技术上具有排他性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范畴，可以鼓励市场参与进来。市场参与的主要方式是鼓励私营部门、培育乡镇民营企业。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是指在一定的价格机制下，让私营部门成为独立的决策體，制定自身的供给形式与供给内容，通过竞争性方式向农村地区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这种方式强调竞争，会大大提高供给效率与供给质量。此外，乡镇民营企业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乡镇民营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他们来源农村、扎根农村、贴近农村，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不仅能大大降低供给成本，而且往往能提供贴近农村文化的产品。

（三）社会联动

社会组织是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重要的力量，主要包括第三部门、农村社区、个人等。首先，第三部门供给。第三部门涉及的主要范畴主要有农村文艺宣传、老年娱乐活动、表演艺术活动，这些文化活动大多是由民间的文艺协会、社团等自发组织的。这些协会、社团在组织农村文化活动时，往往具有参与度广、认可度强、支持率高的优势，其亲民接地气的内容与形式能够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其次，农村社区供给。农村社区供给是指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在乡（镇）政府指导下，村委会具体负责，通过集体出资购买或生产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方式，在实践中，农村社区供给的具体做法有建立社区学校、社区图书馆、社区文化室等，组织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文艺演出等活动。这种农村社区供给的方式将对象缩小到一个很小的社会群体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有效把握供给数量、供给结构、供给方式、供给决策。再次，个人志愿供给。个人志愿供给主要包括文化义工参与和私人捐赠两种方式，文化义工即指常年活跃在农村群众文化活动实践中的文化志愿者，在农村文化服务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私人捐赠是指个人通过捐赠的方式支持和资助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捐赠的主要方式一般是捐钱、出资购买、出资建设等。个人志愿供给的方式，都是建立在个人志愿的意愿基础之上，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公益心和致力农村建设的意愿。

总而言之，政府、社会、市场，作为处理公共司题的三大治理主体，对于解决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司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实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诉求与政府、社会、市场回应的前后呼应是改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模式的前提与基础，因此，要把握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促进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联动三位一体，提供适合的供给数量与供给载体，丰富供给渠道与供给方式，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互动耦合，达到农村与政府、市场、社会无缝连接的效果。

作者：罗强强 陶艳 杨润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探究论文 篇3：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类与供给主体责任探究

摘  要：2020年11月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人口总数为50 979万人，在全国总人口当中占比为36.11%，而乡村体育场地的总量还不足10%，这意味着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存在供给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了解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类型是把握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内容及特点的有益路径，可据此确定农村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主体的责权。为此，该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进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类，而后对体育物质与服务型、法律与法规型、责任与义务型三类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任展开了分析，希望通过公共产品分类及供给主体责任明确，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提升提供保障，加快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步伐，以此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

关键词：农村体育 社会资本 公共产品 供给责任

Rural Sports Public Goods Classification and Supply Main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Key Words： Rural sports; Social Capital; Public Goods; Supply Responsibility

城镇化建设以及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流动，导致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需求量、需求结构均有所改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区域性或结构性过剩问题。而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类的研究不够深入，供给责任未能厘清，存在供给主体错位或缺位问题，是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不相契合、供给模式偏离农民需求、供给结构不合理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为此，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应把握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类的梳理、供给主体责任的清晰界定，确保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体育公产产品需求及供给的合理调整。

1 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源在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不同于物质、人力等其他资本，可通过规范、信任以及网络等形式为结构内行动者提供更加便利的资源。所有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合作相关的态度及价值观念均是社会资本的内容，信任性、合作性与相互理解性是其三大特征[1]。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社区或工作等人格网络之中，并可对社会行动实施、行动目标实现产生驱动。简单来说，网络中存在的具备便利性与增殖性的资源便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同时也具备公共性特征，属于公共产品的一种，并且部分社会资本还存在排他性，因而并不是所有的社会资本均属于公共产品。

2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类

2.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是服务于农村地区、可用于农村体育健身的不具竞争性、没有排他性的公共体育设施及服务。由于当前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因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量相对较少。在新农村建设日渐深化的过程中，农村体育健身工程逐步开展，针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成为了小康村评比的重要指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划分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可为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权确定提供支持，利于化解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投入量不足问题，是实现供给效率提高的有益路径。

2.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分类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依据分类农村体育公共产品，可对过于注重物质及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现状进行扭转，能够实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全面覆盖与细化归类，是在农村关注社会这一基础上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权界定提供支持。

2.2.1物质型与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

物质型体育公共产品是指以实物形式存在的体育公共产品[2]，如体育场地、体育文化活动中心、健身路径等均属于这一范畴。而服务型体育产品则是指与体育相关的公共服务，如体育健身指导与咨询，除此之外，体育活动媒体宣传也属于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类别。

2.2.2法律与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法律法规是具备社会约束性、可集体共享的公共产品之一，所有成员均生活于由法律法规构建而成的稳定性社会结构之中，因此，体育公共产品中还包含法律法规型这一类别，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实施意见》等[3]，其他与农民体育健身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也属于法律与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

3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与化解对策分析

3.1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

传统二元式发展模式下，注重于城市的优先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城市发展的战略及政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渐拉大，社会利益分配也不够均衡，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农村地区的体育公共产品主要是由农村居民根据自己的兴趣及意愿自行准备，由于受到基层政府部门经费不足影响，在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基层政府并不能给予充足的支持。而国家及省市财政部门所划拨的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主要用于城市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从而导致城乡体育公共产品供给量存在较大差异，体育发展水平均衡性不足。

3.2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化解对策

为化解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少、供给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需要政府、市场资本、农村协会等多方发挥合力，通过供给资金的充足提供、资金筹集渠道的拓宽、村民合作意愿的加强为体育公共产品的均衡与足量供应提供支持，从而保障农村体育健身需求的有效满足。

3.2.1加大政府财政支持

中央及省级财政的支付力度应逐步向县组级财政转移，将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资金逐渐向乡村倾斜，构建一体化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由中央、省市、地方、农村四方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应共同提供支持。

3.2.2拓展投融资渠道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仅依赖于政府财政的支持，还需通过投融资渠道拓展，制定有规划、有层次的市场资本引进方案，吸引更多市场资本加入到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当中，从而扩大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经费来源[4]。

4 以社会资本为视角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责任

社会资本是对人们之间信任程度、互惠性以及合作程度的真实反映，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基于社会资本的特征，以社会资本的视角界定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任，是化解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最佳路径。

4.1物质与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任

4.1.1物质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因而农村体育公共产品投入所需金额总量较大，面对乡镇财政紧张的现状，应将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站点建设、体育活动场地设施完善等应通过中央及省级财政將支付力度转移，由地方政府负责配置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根据转移支付资金量、配套比例，综合社会发展、地域差异、民族特征等几方面因素针对性供给体育公共产品，防止出现平均主义或强行摊派等问题[5]。针对属于国家级贫困乡村范畴的地区、少数民族聚集村落，其物质型体育公共产品的建设资金应全部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承担。

4.1.2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在新农村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下，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财政体育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逐步提升，因而应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所有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并在专业组织机构监督下执行。地方性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要由中央及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同时地方政府负责制订新农村体育发展规划、设计体育文化活动站点规划建设方案等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且体育锻炼、健身咨询与指导、体育信息服务等服务型体育公共产品则应由地方政府及专业体育组织机构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提供。此外，还可依托乡村基层组织，利用其对乡村体育特点及内容更加了解、社会网络关系健全、资源丰富的优势，配合中央、省市、地方共同为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支持，从而在保障供给效率的前提下节约供给成本。

4.2法律与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任

4.2.1法律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由于我国中央政府担负着立法职责，因而全国性法律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出台法律型体育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可有效排除利益集团的限制，且不会受到特权阶层的影响，因此实现法律及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可对农民健康权益的获取提供保障，进一步彰显社会公平性。特殊情况下，国家也可将一些法律与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授权给专业体育组织或是行业协会[6]，授权后也应由监察部门、审计单位负责对这两个部门的供给过程给予严格与全面的审计与监管，从而确保法律型体育公共产品的规范化、严谨性供给。

4.2.2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在农村经济水平改善的同时，农村地区的业余体育协会及体育俱乐部相继诞生，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地方政府需针对这些组织颁布地方性体育法规。为增强地方性体育法规的适用性，有效促进农村业余体育组织发展，地方政府及地方各类体育组织应共同承担起地方性体育法规的制定责任。这些来源于基层的地方性业余体育组织更为了解基层情况，然而在业余体育组织发育程度的限制下，加之组织化程度及规划科学性等因素的影响，会出现村民健身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因而，应在地方政府与不同类型地方体育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上，由地方政府负责监管、地方性体育组织负责执行，从而确保地方性体育法规的有效建立与全面落实。

4.3责任与义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责任

责任及义务型体育公共产品与物质与服务型、法律与法规型体育公共产品的显著区别在于其对人的发展更加关注，因此，农村村民应该承担责任及义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于农民村民的归属感、责任意识以及相互信任思想的培育，构建优良的村庄软体育公共产品，为和諧村庄的构建提供助力，营造更加稳定的村庄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既要注重于村民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提升，增强他们之间的互惠性，加强村民之间的合作力度，还要重视各级政府、民间体育团体效能的展现，如此方可实现责任与义务型体育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5结语

在农村社会资本增值中，体育文化活动属于关键性资源之一，通过活动开展可强化村民体育健身意识，利于增进村民互动，强化其对村庄的归属感，提升村民之间的信任水平，实现社会资本价值增值，利于体育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提升。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还要通过业余体育组织培育打造体育公共产品供给阵地，由其为基层组织提供补充，在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确保村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满足。此外，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应做好舆论引导，构建良性供给软环境，使村民思想共识能够达成、力量得以凝聚，实现村民行为规范，提高村民间的信任程度，由此增强农村体育公共产供给的充足性与均衡性。

参考文献

[1] 黄瑞祥，黄佺.中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献综述——以2009—2019年数据为例[J].南方农机，2020，51（5）：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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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勤增.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契合性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20，59（21）：211-214.

[4] 周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体育公共产品配置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7（4）：59-61.

[5] 张文静，沈克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协同治理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型[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39（3）：35-42.

[6] 孔祥智.全面小康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34（6）：14-28.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厅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人口流动背景下吉林省农民体育公共产品需求与有效供给研究”（项目编号：20210601113FG）。

作者简介：韩冬（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

作者：韩 冬　陈英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