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电视媒体主要是教化的工具,娱乐消遣的功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随着电视机的普及,闲暇时间的增加,以及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提升,电视媒体与娱乐密切结合,在满足人们娱乐的同时,也推动了电视媒体的娱乐化进程。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篇1：

大众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美学研究

研究大众消费时代语文美学，首先要研究消费主义时代文化艺术的审美特征。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国，50、60年代扩散到日本、西欧等地。消费主义文化真正形成于20世纪80、90年代欧美“新经济”复苏和繁荣年代。消费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追求无节制的物欲膨胀、感官刺激消遣，鼓吹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尽力实现个人欲望的满足，它将享乐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追求消费的新奇性、奢侈性和炫耀性，消费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早期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到了70年代则延伸、发展，形成了后现代消费文化。现代媒体在传播与建构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市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消费主义阶段，这种与消费相关的日常审美形式随即进入中国社会的大众生活，消费主义文化以日常狂欢、理性碎片化为美学特征。这种美学特征看似有其满足普通人日常生活审美情趣的合理性，但也隐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线的失守，人性真善美道德诉求的异化，文艺自身审美规律边缘化的危机。

消费主义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领域的信息革命、经济产业形态的后工业社会、文化价值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产生而产生，在文学艺术领域，已经或正在生成一种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特点的消费文化特征，日常生活离不开消费，而消费的物质性逐渐消退，符号性逐渐上升，商品的使用功能大大降低，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实在的商品，更是商品的广告、品牌、欲望和符号。传统美学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美在抽象的艺术形式如均衡、对称、和谐、比例和统一等，认为美的形式可以脱离具体的实物存在，但是，在消费主义时代，审美的形而上学大厦轰然倒塌，审美与人们日常消费密切相关，不再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美形式，而是为物质而艺术的手段。美在商品的包装和造型。人们的精神生活正走向低俗化、粗鄙化，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不能像物质化、功利化的东西一样唤起年轻一代的感觉。人的精神危机最容易形成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由于一切主题严肃、崇高的语言表达被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这些宏大表达经后现代解构之后，原先被赋予神圣崇高的所指被消解得体无完肤。甚至有人指责宏大叙事是对思想的禁锢，对个性的抹杀，应被历史淘汰。宏大叙事这个能指背后所指的消失，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信仰的丧失，导致年轻一代心灵的空洞化、虚无化。消费时代的感官快感消解了神圣的美感，学生对语言、文化的感悟力的远不及消费时代图像化直观产生的审美暴力，学生受到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从手机网游“王者荣耀”到短视频应用“抖音”“快手”，学生所受诱惑“五光十色”，不胜枚举。许多人进入高中后阅读量骤减，大学阶段读书更少。整个民族精神的信仰危机暗示教育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昭示着语文美学教育的危机。因为信仰的危机源于心灵教育的缺位，语文美学教育重在通过文学、语言、文化实施美感教育，因为语文教育史承负着中国教育的集体记忆，所以，语文美学中经典文本教育是对其所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最集中、最典型的记录承载。经典文本教育在消费主义主导的时代表现出的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应该表明了文化消费者（姑且认为学生是文化消费者）对民族记忆的态度，学生对语文既有经典文本所持的是虚无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消费时代里重新创作文学经典的呼吁，也反映了文化消费者对当下社会生活历史化记忆的要求（重塑威严）。然而在传统理性大厦轰然坍塌的消费主义思潮中，语文经典文本面临着消解性误读，加之后现代主义式的拼凑、截剪、嫁接与平面化复制等技术化手段的运用，老式经典不再，新式经典千呼万唤不出来的青黄不接的时代里，研究在消费主义背景下如何利用语文美学价值观指导经典文本解读成为语文美学叙述中难以回避的话题。

一、互联网、自媒体等电子媒介对语文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

在消费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除了自媒体（手机微信朋友圈）等电子媒介给当代人的生活、生产造成很大的变化之外，它所造成的符号大泛滥、影像大泛滥，也成为当今社会的消费大环境。别的不说，人们对钱的概念开始漠视，电子货币、支付宝、微信红包，这些实质上是钱的符号，人们不再认识事物本身，只认识它的替身符号了。再如从前物质时代影像匮乏，人们的记忆无处可存，现如今是影像泛滥，记忆不堪重负。例如，“中国式旅游”——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有人问旅游有什么收获，什么都不记得，人们把记忆都交给了手机。拍照——上传——点赞，朋友圈热闹一番，旅行的真正意义在泛滥影像中消解了。人们在微信群、QQ群、人人网等社交网络中展示自我的快乐，却遗失了现实中优美的语言交流。随着社会从外层到内质、从物质到精神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文化观念和实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导致了传统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在消费主义文化流行的全球化时代，文艺美学（语文美学）必须在审美文化版图改写的基础上承认电子媒介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改变，必须在承认生活与艺术、审美之间发生新变化、出现新动向的基础上，研究这些动向和变化，并且做出学术理论上的转向。当然，由于人们的艺术爱好、审美需要、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人们的精神需要也是丰富多样的。语文美学经典文学文本所创造的理性世界和大众消费时代互联网、自媒体等电子媒介等影视所创造的感性世界各有优势，两种美学观主导下所创造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经典美学与消费美学本应该共同发展，不能互相取代，如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可以并行不悖一样。泰戈尔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贝多芬的音乐、古希腊的雕塑、古典艺术等，依然会在消费主义时代文化消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消费主义文化不能取代传统经典文化，但任何理论都必须随艺术实践、社会现实和审美活动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对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思考也不能停止，因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理论。语文美学研究也要适应消费主义时代的特点，不断地变换语文美学的述说方式、存在样态和思维形式。消费文化研究虽然不一定会取代消费主义时代的美学理论研究，但消费文化肯定會大大改变美学研究的版图、格局、内容和方法等。因此，语文美学家面临消费主义时代的诸多新课题。例如，语文美学目前就自媒体和电子传媒流行的消费时代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手机微信艺术（朋友圈文学）、短信艺术（短信文学）、网络艺术（网络文学）、狂欢艺术、广场艺术、广告艺术、晚会艺术、街头舞蹈、包装和装饰艺术、卡拉OK、相声艺术、戏剧小品艺术、播音主持、演讲辩论、电视散文、电视小说、音乐TV等，进行理论解说和创新。因此，语文美学应该摆脱以往“经院美学”（纯粹美学）的狭窄窠臼，加强语文美学的实践意义和“草根”意义研究。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和理性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教育、纯语文的象牙塔，而应该覆盖消费文化能渗透的任何区域，以谋求当代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美学研究的新发展、新意义和新突破。

当语文美学经典文本邂逅大众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经典文本被颠覆得面目全非。20 世纪末期，我国进入了让消费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的消费社会。在生产社会里，产品的物理属性、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往往得到人们更多关注；而在消费社会，商品的形象价值、文化精神特性和符号价值则更受人们的关注。消费主义价值观就是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极力追求炫耀性、奢侈性消费，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目的。伴随着消费社会到来的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以恶搞、嘲讽、调侃等为风格来缓解人们在现代社会遭遇到的各种压力。阅读的第一需要就是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思考，这使消费文化成为一种以大众为猎物的市场文化。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阅读文本从哪里来？影视剧一直存在戏说历史、颠覆经典、调侃古人的现象。以周星驰的电影为例，通过运用戏仿、解构等创作技巧，形成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还有些恶搞，将经典作品作为素材，以搞笑、戏谑、夸大等方式博人眼球，虽然达到了娱乐至死的目的，但是表现的却是低俗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观念。这些作品往往消解了忧患意识，消解了主流价值，鼓励任性评说，模糊了艺术作品和生活笑料的边界。当后现代创作的文本不足以满足消费时代人们的搞笑需要时，好事者就从经典文本中寻找材料，而理性时代经典文本解读都是一律充满程式化的崇高、神圣和威严的，于是，在大众消费时代只好对经典语境下的文本做颠覆性的阅读，来满足后现代时期人们对歇斯底里的感官刺激、幽默搞笑的需求。以《荷塘月色》为例，“文革”十年，像《荷塘月色》这样小资情调的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爆发出对真善美需求的热切渴望，《荷塘月色》开始受到师生、读者和文化人的热情追捧。曾几何时，那朦胧率真的情感、善良人性的哲思和纯美深邃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师生们一起赞叹、评析与吟味时，折服于它经久不衰、含蓄隽永的艺术魅力。然而，在消费时代汹涌的大潮推动下，《荷塘月色》遭遇了一场严酷的审美暴力和阅读劫难。

朱自清1927年创作的《荷塘月色》堪称语文教材的散文经典，发表至今已有九十余年了，长久以来它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读者阅读着。20 世纪20、30年代人们对稚嫩的文学性阅读还处于摸索中；建国之初，中国的阅读方法受到前苏联式美学思维的影响，唯政治马首是瞻，政治思想成为检验一切文学作品的标杆。50年代，“双百”方针的提出，社会上出现了短暂的文艺宽松环境，《荷塘月色》的审美阅读得以继续。可是，“文革”十年浩劫将一切芳香作品都当成了毒草加以铲除。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读者可以摆脱政治文化的束缚，思想变得自由开放。由于国外多元化文学理论的传入，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就是人学”，从人性角度阅读文学作品。从《荷塘月色》中有人读出了作者的品质高洁，有人读出了女性美，有人读出了朦胧的象征意义，甚至有人读出了性爱。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梦论中“深处感情”因素分析：该文通过幻梦与现实的错位式描写，宣泄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和被压抑了的愿望，这种意识愿望可以脱离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还有人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有关“情感可以转化成的可听的形式”理论推定荷叶象征着美人，荷花是朱自清潜意识的伪装，作者是以一种朦胧的象征来宣泄对美的独善情怀……正当它受到读者与文学专家们热情洋溢的赞叹、评析与吟味时，消费时代来临了，消费文化的盛行让文学经典阅读遭遇了一场比50年代的政治风霜更为严酷的考验，它们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被颠覆了，它们久已为人们熟知的形象与主题被戏谑地重写与恶搞。

二、消费时代的解构和恶搞对语文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

文学经典为什么遭遇消费时代的解构和恶搞？这里有话可说。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的话语工具。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結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可以认为文学经典就是精英意识的集中体现。一般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依赖体现了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也证明了文学经典具有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精英意识是少数人的意识，而消费文化是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中最大多数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对文化不仅有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有了消费创造。大众是消费行为的实施者，反之消费行为也为大众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的来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的过渡，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日益增长的大众文化需求迫使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调整经营策略，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并且不断地利用广告、炒作等市场营销手段来制造需求、刺激消费，从而形成了以商业盈利为目标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然而这种畸形的大众文化繁荣，存在着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夸大现象，它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消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体现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尖锐矛盾对抗。还有语文学界“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文化企图篡改、解构既定经典，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大众文化与精英意识对经典的认识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套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那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期待视野”。大众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地越界，凭着自己当下的“期待视野”去重塑或者解构作品，这种“期待视野”的越界行为无论是出于某种特定学派的学术观念，还是出于某种极端化的政治理念或者是充满娱乐欲求的嬉戏态度，这在理论上为研究提出了一个鸡与蛋的问题：鸡与蛋的分界线在哪里？合法阅读与非法阅读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在阳春白雪（雅）与下里巴人（俗）之间，读者的审美趣味将做何选择呢？以《荷塘月色》为例，这个文学经典在遭遇消费文化时，必然要遭到“通俗、大众、市场”的颠覆与解构。延续几十年的人教版语文教材近几年遭遇了《Q 版语文》的嘲讽，林长治号称“出版界周星星”，他对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大肆“改编”，将31篇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语文经典课文，彻底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三只小猪、三个和尚、孔乙己、孔融、扁鹊等等，但故事却是顺从消费时代孩子们新新人类的“期待视野”，完全颠覆了这些语文经典形象在人们脑海里的印象，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演艺界新星、“司马光”砸缸时碰到了流氓兔和机器猫，“三只小猪”会造房子、“孔融”爷爷是功夫高手、“孔乙己”偷窃盗版光盘、《背影》中的父亲在月台上做起了托马斯全旋……其中对《荷塘月色》的解构出人意料，作者夜游荷塘的理由是“荷塘里应该有 MM 在洗澡吧”，形容荷叶：“叶子与花像吃了摇头丸一般抖动了起来，像闪电似的，霎时整个荷塘的叶子和花都抖动了起来，其传染速度比禽流感还快啊”，等等。这种调侃式时尚语言完全消解了《荷塘月色》精英意识布局下的“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之类的神圣与崇高，这种解构带有太多的“无厘头”味道，“无厘头”也确确实实带给了后现代人一种颠覆的快感和乐趣，它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解构一切约定俗成的传统和权威，使得精英文化意识下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化道德、生存方式乃至整个社会伦理观念都受到最具危险性的挑战。

《Q版语文》在网络上走红诱发了社会的普遍担忧，精英学者担心文学经典的地位受到威胁，在语文学界也展开了一场有关“无厘头”的争论。对这场争论是毁誉参半。有的家长认为它适合当代少年儿童的思维模式，它的畅销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学经典的地位不会被动摇。也有学者认为《Q 版语文》是无聊、糟粕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根本不值一读。也有一些老师从语言表达水平优劣的角度来比较，他们认为像《荷塘月色》《背影》等文学经典用词精准、贴切，而《Q 版语文》里过度有趣、富有童真的卡通化的语言，使学生将崇高的人间真情化为轻描淡写的戏谑化调侃。于是，没有了正义与伟大，也消失了崇高与壮美，剩下了没有内涵轻飘的优美，这种审美教学肯定导致审美的残缺。有人甚至认为《荷塘月色》是“20 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他们认为朱自清作文时未及而立之年，却充满迟暮之气，情感暧昧，结构呆板，比喻庸俗猥琐，想象离不开性欲流俗甚至充满邪恶。诸如“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等等。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语文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

当今社会理论界无法回避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与西方社会的经历相似，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悄然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着，审美活动日常化、日常生活审美化。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将审美和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审美艺术由少数精英享有的特权转变为公共资源。它不再局限于画廊、博物馆、音乐厅，连住房设计、城市广场、街道花园、美容院等日常生活消费的处所都成为了审美教育的地方。它使审美和艺术走出了昔日高雅的象牙塔，走进了大众消费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传统美学最大的冲击是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它借助现代传媒（例如电视和网络），使艺术审美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美轮美奂的电视广告，光怪陆离的商品包装反客为主，商品符号遮蔽了商品的使用功能。网络游戏让追逐虚幻的帅哥、美眉沉迷其中。度假中心、购物中心、主题公园、街心公园、美容院、健身房等消费场所不遗余力地打造日常生活的消费文化审美新理念。香车美人、花园豪宅诱发人的欲望快感如鱼得水游走在审美想象的生活空间之中。

就学术而言，没有庄严何来崇高？美学原本就是建立在压抑和规范欲望的前提之上。伊格尔顿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是在美学理论帮助下延展到欲望和修辞等区域的。也就是说美学使理性权力本身审美化，并且渗透到经验世界的方方面面。启蒙理性体现人性是基于现代理性和欲望的对立的前提。如果欲望也成了审美对象，那么人和动物性的占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当下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中那久被压抑的感性的解放，但是，事情往往会矫枉过正，过于强烈的审美泛化意识，大有压倒主流文化反客为主的势头，甚至到了泛滥无边的地步。当下的社会，人们普遍抵御不了消费的诱惑力，他们或沉醉于声光电技术制造了身临其境般的震撼，或在网络虚拟游戏中寻找刺激，快男超女、玫瑰之约等电视节目让人有了全新的体验。总之，新媒体在现代高科技支持下，拓展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当然，也助长了粗俗、媚俗、低俗“三俗”之风，精英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经典的权威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通俗文学流行的今天，严肃文学作家鲁迅的地位处于动摇的状态，便是很好的证明。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定是很清楚的，严肃文学与古典主义崇高美学相联系，通俗文学与消费时代优美美学相联系，消费时代许多人将优美等同于滑稽粗俗，语文美学似乎由过“左”的泥潭进入了另一个过“右”的沼泽。今天的语文美学教学为了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提倡多元化的阅读教学。可是对文学经典的多元解读存在一个理解的误区，有人认为多元化阅读（合法阅读）就是颠覆性阅读（非法阅读），那么，如何掌握文学经典合法阅读与非法阅读的边界呢？纵使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哈姆莱特毕竟是人不是别的什么，这告诉读者阅读活动要从文本语境（context）开始，阅读活动要受到文本的制约。传统诠释学理论认为，一经形成后的文本便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具有完整而封闭的结构和意义体系，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对其原本世界的重構。但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认为，传统的解释学对文本的解读是一种僵死的意义的传达。真正的文本解读，是指读者的视野与文本的视野所呈现出的相互交融状态。文本的意义既不是在文本那儿，也不存在于读者身上，它存在于读者视野与文本视野的融合之中，生成之中，存在于视野融合的无限过程中，换言之，对文本的解读其实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既然阅读教学是当下大众消费时代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就不难发现语文课堂教学中涌现了许多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解读。大众消费时代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更多地考虑生产成本与产出效率，有人针对《愚公移山》提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愚公搬家，保护环境。也有教师上《孔乙己》一课，称丁举人打人犯法，组织学生替孔乙己告状，要让孔乙己在新时代翻身做主得解放。“孔乙己告状”这一教学设计反映了消费时代人们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的增强。也有师生从追求自身幸福的角度认为祥林嫂改嫁是值得的，不仅挣钱给小叔子娶媳妇，她自己也重组了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在《孔雀东南飞》的教学中讨论如何处理婆媳关系时，有人认为焦、刘二人完全可以再购置一套房产，分户来住，这样，家庭关系和睦了，房产也有可能增值了。也有人从消费时代投机钻营的商业行为中获得灵感，他们认为《项链》旨在强调“人生无常，造化弄人”“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也有人从生产投入与产量比例角度认为《捕蛇者说》中的捕蛇人比较划算，“永之人争奔走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将“岁赋其二，当其租入”。也有人从消费时代做人要诚实守法的角度认为，鲁提辖狂妄自大，缺少修养，目中无人，惹是生非，胡作非为，知法犯法，草菅人命，是官府执法机构认定的一个典型的“土匪”……如此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阅读是消费主义时代，读者本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对文本的建构、解构的结果，这些“创造性”的解读其实都是过分张扬了大众消费时代类似于“顾客就是上帝”的读者主体地位进行的自由解读，忽略了文本结构的完整性和文本意义的连贯性对文本解读的制约，是一种僭越界线的非法阅读。当然，仅仅把它当成严肃课堂教学的一种反讽和戏谑，也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合法合规的文本解读需要解读者析文明理、披文入情、因辞会意，还要结合文本的内在连贯性。即使展开与文本的对话，拓展文本的内涵，也离不开文本意义的向心结构和文本的词句照应和意义支撑，读者必须制约着创造性解读的边界。因此，无论是单元的还是多元的文本解读，都必须能够在上下文中找到相应的情感共鸣、词句连贯、文本支撑，都必须符合文本的“期待视野”，体现主客“视阈融合”的主体价值倾向，不能为了博取眼球而蓄意地超越甚至颠覆文本意义的向心结构。正如安贝托·艾柯说：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读者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如果读者先入为主，脱离文本，过分强调主观意识，天马行空地任意想象，误读可能随时发生。比如在阅读《项链》时，有些读者认为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向往“精美豪华生活”的中产阶级妇女，于是就认定该小说的主题是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读者判定文章的主题就是对小资产阶级虚荣与享乐的批判。其实这种解读过分依赖批判资产阶级的主观成见，脱离和漠视文本，没有真正提取文本的有效信息。从《项链》全文看，玛蒂尔德虽然丢失了项链，但是找回了健康的生活，赎回了做人高贵的灵魂，她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因此，《项链》是一曲恪守诚信而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性美的颂歌。

诚然，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读者的“期待视野”处处具有了消费时代轻视理性、挑战权威的特点，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有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阅读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读者依然要从文本出发，听从文本的言语，受到文本的语言、语境的约束，既要保持对文本解读的适度性，又要提倡多元有界阅读的创造性。

[作者通联：北京市宏志中学]

作者：韩小龙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篇2：

电视媒体的娱乐化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电视媒体主要是教化的工具,娱乐消遣的功能处于被忽视的地位。随着电视机的普及,闲暇时间的增加,以及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提升,电视媒体与娱乐密切结合,在满足人们娱乐的同时,也推动了电视媒体的娱乐化进程。客观地说,媒体的娱乐功能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在于如果媒体把娱乐当做唯一的传播手段,并使之呈现过度泛化的倾向,特别是对一些严肃悲哀的事件(如丧葬等)进行娱乐化报道,不但不符合受众常规的接受心理,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这就需要我们对娱乐化再度进行认真思考,本文主要就电视媒体的娱乐化问题进行一些反思。

“娱乐”及“娱乐化”的内涵

所谓“娱乐”,现代汉语的解释是:使人快乐或消遣;快乐有趣的活动。娱乐是追求刺激、满足好奇心,或追求休闲,丰富情趣。娱乐是人的天性,休闲娱乐成为生活的主题。商业与娱乐结合,产生所谓的“娱乐经济”。以旅游、休闲、娱乐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席卷全球经济的大潮,人类正在进入“娱乐经济时代”。而媒体的产业化是娱乐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整个娱乐经济的引擎。当今时代,娱乐文化无所不在,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成为这个时代大众消费的主要精神产品。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指出,“电视主要是一种娱乐媒体,在电视上亮相的一切都具有娱乐性”①。无论是娱乐内容,还是娱乐形式,都是为了娱乐观众,或是娱其身,或是乐其心。所以,娱乐本身无可厚非。这里所讨论的娱乐化内涵主要指娱乐泛化或泛娱乐化。笔者认为,“泛”所指的含义,不但包括泛滥,而且也含有普遍、同质化的意思。“娱乐”既可以作动词,表示一种状态的改变;也可以作名词,表示存在的一种行为状态,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含有一定的褒义。“化”放在“娱乐”之后,是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则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可见,在“娱乐化”一词当中,“娱乐”是名词,但接了一个“化”字之后,整体又转变成了动词,更接近于“娱乐”一词的第一层意思。所以,“娱乐化”一词本身是中性偏褒义的,但对媒体泛娱乐化的不同阐述当中,各家的说法差距很大,甚至理解为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引起了各种论争也在意料之中。

电视媒体娱乐化的问题及影响

所谓电视媒体的娱乐化,是指随着社会资讯的日趋丰富,电视观众对生活观念和电视节目需求的转变,电视媒体在内容上更加趋于大众化、通俗化,关注度高的题材,在形式上更加轻松多样,追求愉悦、幽默、搞笑以及轰动效应。②近年来由于受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电视媒体的影响力减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电视媒体开始由传统模式向娱乐化转变。伴随经济发展,社会剧烈变动,电视节目的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综观电视媒体娱乐化的火爆,当下的电视媒体普遍存在低俗化、娱而不乐、刻意模仿、片面跟风、偏重感官刺激、缺乏文化内涵等突出问题。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当前电视媒体普遍存在一种“收视为上、娱乐为王”的倾向,或者变相娱乐化,这一切导致泛滥的娱乐节目越发为了娱乐而娱乐或者为了金钱而娱乐,存在着不少庸俗、媚俗现象。其主要表现有:

价值观念的变化。商业文化谋求利润的本质决定了它所操纵和诱导的一些青少年流行文化并不是青少年真正需要的,甚至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青少年文化的异化现象。只重物质价值、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缺失等的倾向,会逐渐导致社会风气偏离、道德规范弱化,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其实,主流社会应该推行一种健康、合理、向上的青少年流行文化,而不是让夸张、疯狂的娱乐表演占据青少年的心灵。

文化和人文气息的缺失。由于缺少文化含量和人文气息,电视媒体丧失了文化本性,让有文化的观众疏离了电视,让电视人进一步追求无聊,让百姓沉浸在歌舞升平的庸碌状态中,不去作独立的、尖锐的思考,导致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播步履维艰。③单从新闻类节目娱乐化的现象来看,娱乐已成为时下的一种时尚,许多媒体紧跟潮流,争相模仿。本来,在新闻传播内容上挖掘一些“娱乐”元素无可厚非,但是漠视许多事关百姓的重要信息,而把名人趣事、花边新闻等作为不可或缺的主要题材,甚至把灾害事件的不幸作娱乐化处理,则是内容取向上的明显偏差。时下颇为流行的“说”新闻是受众喜欢的表达方式之一,但是说的姿态、说的方式却是五花八门,这可能会导致电视媒体主阵地的缺失、主功能的弱化和主渠道的阻滞。

其他各类型的节目也纷纷披上娱乐的外衣或者打上娱乐的烙印,从气象节目、体育节目、法制节目到社会类节目等,都用娱乐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内容和形态的严重对立和矛盾,既影响了节目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助长了观众的功利和浮躁心态。④这种走向的是非曲直终将自有定论,但笔者的确难以苟同。

电视媒体娱乐化的成因

大众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以大众的愉悦为手段,将市场规律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电视无疑是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最佳传播载体。我国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由于过分重视电视的宣传功能,电视被赋予更多的是教育作用,其“提供娱乐”的功能处于补充的位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电视媒体经历了社会职能解放、政治环境宽松、政企改革、自负盈亏、角逐收视率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在此社会背景下,电视媒体娱乐化的成因主要有:

经济体制转向是电视娱乐化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受众的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视的娱乐与服务功能被更多地发掘出来,娱乐的背后是财富的狂欢。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单纯的计划经济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市场经济逐渐纳入到国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媒体产业化也在进一步探索。媒体市场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受众的需要主导着报道的模式和风格。“受众即市场”的观点左右着媒体的发展思路,从宣传为本到以观众为上帝,媒体如此迅捷的转向是对国家体制转型而作出的呼应。

全球盛行的消费文化对中国电视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后,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开始流行,这就是消费主义的流行。一般认为,消费文化是指:“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⑤同时,“文化通过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群体关系。在前一层含义中,消费作为一种个人的需求和选择,直接体现消费者的个性特征;后一层含义则意味着消费并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它已成为身份识别和社会群体认同的方式”⑥。可以说,消费文化核心的内涵就是消费观念的转变,符号化的消费和意义的消费替代了纯物质的消费。電视作为视觉文化最好表现形式的载体,与消费文化所倡导的“视觉至上”原则不期而遇,从而消解了我国电视过去信奉的深刻性,导致电视媒体日益趋向于泛娱乐化。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失调。中国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兴起与演进,同整个社会价值趋向的变化和文化观念的更迭密不可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民众原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当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方式以急剧裂变的方式,向现代工业化生活形态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加速前进时,整个社会工作的着力点和工作重心都聚集到社会动力机制的转型与革新上来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行为与其利益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利益、收入、财富等不再是丑恶和禁忌的对象,而成为可以努力谋取的目标。相对以效率提高为主要衡量尺度的动力机制的建设来说,保持社会运转平稳均衡发展的平衡机制建设却被相应忽视与搁置,呈现出滞后甚至是缺失的状态。⑦两者之间建设进程失调的结果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动力机制的非正常发展。价值观念的改变则引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逐,进一步催生个人欲望的急剧膨胀。

总之,电视泛娱乐化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上的空缺,也有媒体内部经济上的原因,更有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问题,它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但是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不可任其这样长期发展下去。

电视媒体娱乐化的重新审视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媒介产品都不可避免地蕴涵有某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传递和塑造着某种文化。当前,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占据了人们相当多的闲暇时间,各种娱乐化的节目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传播着各种各样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人们的思想领地,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提出挑战,特别是从国外移植的节目样式中,西方的价值观充斥其中,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重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电视娱乐化的客观作用:

电视娱乐化是对消费社会某种程度的回应。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或相信,“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⑧。随着大众社会的到来,大众可以消费信息,同样也可以消费娱乐。消费社会推崇的是消费至上、消费者至上的信条,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者身份的大众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他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接受精英们为他们安排的一切,也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言不由衷地膜拜、敬畏和顺从,而是可以有所选择、有所决定甚至可以坚定地说“不”。如此语境下的电视,权力精英们掌控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消费社会给大众一个自由选择、决定的机会,电视娱乐化就是消费社会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机会的一个最好表征,以及验证大众地位得到提升或实现的一个最好佐证。

电视娱乐化是文化多元的折射。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电视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延续,娱乐化的电视节目也是文化多元的折射。在人们习惯对任何东西都要划分等级的今天,文化被划分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处处受到批判的语境下,电视娱乐化的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无法避免非难,说它是庸俗文化、快餐文化、用过即扔的文化,甚至是垃圾文化,因為“它让人满足而非给人启发,恣肆放纵而非超凡脱俗,敏于反应而非潜心沉思,逃避道德指令而非温顺地俯就于它”⑨。这一切指责几乎都来自精英文化阵营,根本原因在于精英们感到自身地位在大众文化支配的世界中受到了威胁,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优越感受到了挑战,这也是电视娱乐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总之,电视娱乐化倾向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充分肯定“电视娱乐”的正面意义时,不能忽视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要适度把握电视媒体娱乐的“度”,不能抱着“娱乐至上”的理念,不能过分看重媒体的经济效益,抛弃媒体责任,误导道德伦理。电视娱乐节目要蕴涵一定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内核,应该在触及人的心灵、情感上多努力,做到既能“娱身”又能“娱心”。要摆脱格式化、脸谱化,不能一味模仿他者,而应尽可能地多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民族特色,加快娱乐节目的本土化进程,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养分中的娱乐元素,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做出符合国人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的原创娱乐节目,在绿色理念的追求下,极力打造中国电视的“绿色娱乐”是电视媒体也是电视人的使命之一。

注 释:

①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②李新民:《中国电视的大趋势》,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 85页。

③熊凤:《中国电视节目娱乐化的文化思考》,《湘潮(下半月)》,2007(3)。

④武健:《广播电视新闻娱乐化探析》,http://hi.baidu.com/ ,2007年4月8日。

⑤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⑥郁方:《19世纪末以来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变迁与特征》,《学术研究》,2005(7)。

⑦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7(1)。

⑧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⑨包亚明:《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作者为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编校:赵 亮

作者：冯菊香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篇3：

“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

内容提要 语境的转换对“大众”与大众文化研究具有时代的生成性和价值意味。通过对“大众”概念的流动性、复杂性与大众文化语义悖论性的辨析，在厘清“大众”概念的当下所指中，洞悉了大众文化的用意与诉求。面对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简单的道德主义或精英主义批判显然是错位的或无效的，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保持批判意识和现代视野是必要的。

关键词 大众 大众文化 语境 流动性 悖论性

〔

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文化研究面临着重新语境化以及语境转换如何可能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语境转换对“大众”与大众文化研究更有其时代的生成性和价值意味。基于对中国当下语境的深刻认知，本文通过对“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进行辨析，在厘清“大众”概念的所指中，洞悉大众文化的用意与诉求。

一、时代语境的深刻认知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全球互动和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使得大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全球意味和文化色彩，这种变化深刻改写了文化的版图和形态；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跳跃式升级及其泛在式的传播和消费特性，深刻改写了文化发展的格局。就深刻性而言，新媒体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和发展，而是反过来，传统媒体要在新媒体的发展格局中获得定位。就文化而言，不是从文化的传统格局中看互联网给文化（生成方式、存在形态、传播与消费方式）带来的变化和冲击（新的文化业态和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而是要从互联网的视域中看文化的生成发展，文化要在互联网的境域中重新阐释，文化要在新视野中重新获得理解和发展定位，才有可能获得它的话语权（如网络中英语的优势，无形中巩固了美国的文化霸权）。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但它生成的力量是现实的，会深刻改变现实的版图。同时，网络既是文化全球化的推动力，也加剧了文化的社区化和地方化发展趋势。这种时代语境带来理解文化最切近的一个变化：文化观念的变迁。从文化一元论（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到多元文化观（差异性）的确立，其直接的后果是大众文化作为新兴文化、流行文化甚至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构成部分受到重视。

其次的一个变化是，大众文化从被批判的对象（文化工业、原子文化、社会水泥），到成为消费社会主导的文化形态、类型受到发达国家普遍的倚重，成为广大市民在文化市场中消费的最主要产品类型，正是经由大众的文化消费，它展示出实实在在的文化影响力。其实，这种文化“软实力”凸显的背后逻辑是文化领导权的变化，这是一种更内在的深刻影响。作为亚文化类型的大众文化从昔日被压抑的边缘状态，到成为后现代文化的表征融入社会主导文化形态，作为商业娱乐文化裹挟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导文化的互动交融，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建构和发展，从而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形塑了大众的价值观。

面对时代历史语境的深刻变化，需要一种文化的认知，所谓认知就是一种领悟，是一种与时代对话的新形式，在文化发展战略中，也是一种政策制定者合法化的新形式——新的管理形式。具体到大众文化研究来说，须明晰它已从理论旅行的话语层面，到当下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新文化经济的引擎功能，被赋予了多维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二、“大众”概念的流动性

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社会学洞察，可以发现“大众”不是一个始源的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流动的不确定的概念，但又是一个有特定价值指向意味的概念。大众概念是在其参与活动中被建构出来的，他离不开与之互动的文化实践。在全球化的大众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大众”与中国当下语境中的“大众”既有内涵的相通性，又有差异性。

当下中国语境中的“大众”与“大众文化”，早已脱出世俗规定而有其特定意味和内涵。所谓“Popular Culture ”（大众文化）之大众绝非世俗意义上的“the masses”（民众或群众），它不是革命话语中或革命史叙述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大众”；也不是传统意义上被主流排斥或边缘化作为草根阶层的“底层民众”，其确切所指应该是市场经济下世俗化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特定消费群体。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单位的社会调查和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他们在社会秩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这个强势群体的构成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这个成形的群体尽管就其精神旨趣、价值追求和人数是“小众”的，但却占有了社会上主要的文化资源，虽然还可以进一步的分化和细化，但其中的大部分在文化消费的趣味上，主要表现为“大众的”，当然不乏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爱好者和创造者。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下的流行中，出现了高雅和时尚渐趋融合的趋势。 可以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大众的内涵在流动中已变得日益复杂和微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的涵义不断获得确指，并有力地配合了社会结构中一个以中等以上收入为主的新富群体的崛起。尽管就全国而言，新崛起中间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当下中国都市中，中产阶级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且具有很强的消费实力。在此，别有意味的“大众”作为“成功人士”的表征，不仅具有经济学更有着社会学、文化学的含义。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已显现于都市空间中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下，“新富人”阶层被奉为生活偶像，并对社会其他阶层产生强大吸引力。就此意义而言，“大众”这样一种命名事实上有着一种价值判断的意味。

回顾“大众”概念的流动史，就会发现“大众”的内涵不是自明的，它在一定阈限内的有效性有待阐释。其实，“大众”的涵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就像约翰•费斯克所理解的，“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对象，而是在跨越不同社会范畴、时间内频繁流动，以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来凸显特定意味。在不同研究者视野中“大众”的含义迥异其趣，在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等人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将公民非个性化、统一化的结果，是一种固定不变、单质的群体。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吸收了法国罗兰•巴特、德塞图等人的思想，坚持认为“大众”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也不是单质的整体，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相对的立场，所谓“大众”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由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杂多异质的关系组合，为此他们用“people”来代替“mass”。在北美学派的费斯克眼中，“大众”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受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和“流动主体”。第一，“大众”是一种“下层族类”身份，总是处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弱者一端。尽管一切现代官方权力都必须以代表民意来争取合理性和合法性，但这些人往往处于给权力垫底的被压迫（sub-altern）位置上。强调大众的下层性，似乎与阿多诺把“大众”看成受统治意识形态控制并不矛盾，但费斯克要说明的是“大众”的自我意识，它并不注定是统治意识形态的奴隶，其下层性和文化实践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有反抗意识，大众文化的基本结构就是大众和权力集团的对抗。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可以控制它的消费。他们可以通过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胜利。第二，大众是一个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亲疏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极为杂多异质，具体的人群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与谁的利益一致或不一致，总是处在不稳定状态，其间复杂交织的利害关系不是“对立”能定位的，这就形成了大众主体的流动性。流动的主体因不断变化的需要而构成各种不同亲疏离合关系。他们不仅关乎与谁一致，更关乎与谁对抗。因此，在理解“大众”的命名时，“对抗”而不是“受控”的意义更为关键。可见，“大众”固然是抽象的受众，但却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群体。同时，在内涵的流动中大众又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在消费实践中因价值认同的差异不再是一个整体，而形成不同的群体甚至成为单子，如当下手机的广泛使用，就把大众分解为一个个松散的单子，在此语境下出现了大众的个体主义立场，这种个体化的立场有可能使其缺乏归属感，因为其个性和生活方式以及认同大多来源于电影、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大众文化产品的形塑，也就是说，大众离不开大众文化产品及其价值意味的规训和召唤。随着电视手机等移动电视介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是进一步分离了大众还是重新把松散的大众链接起来？可见，随着语境的变化，“大众”的概念不断流动——固化——再流动，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变动不居中，大众展示出不同语境下内涵的复杂性。

在当下的中国，“从民粹主义、启蒙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图景构思，一大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断提倡走向民间，深入大众。对于许多作家说来，民间、大众、人民这些概念无不象征着文学的真正方向。但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中，人民大众常常被界定为文化消费者。大众身份的重新界定证明，强大的市场体系正在深刻地改造所有的社会关系。”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市场的冲击重构了社会结构的版图，伴随市场凸显的别有意味的“大众”契合了新阶层的崛起，表情复杂多样的“大众”获得新的规定性，它是时尚的、流行的、动态的、匿名的、非实指的、游牧的、年轻的又带有某种不确定的具有主体意识的消费者，它以价值设定的平面化、复制化、肉身化和动感化等追逐于定位“现在”之当下的时尚，它以追求引领生活时潮和“审美”趣味为表征，在被形塑和被制造的“消费意识”和“视像”中求证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形象。在现实性上，“大众”是被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媒介人和市场依据当下现实存在“生产”出来的，但这种人为“生产”和“制造”却与现实中中产阶级自我想像和欲望诉求相吻合。就此而言，“大众”的命名虽有特定性，但不特指固定的某些人，其内涵与“大众文化”互动生成，指在某一特定时刻是否受到所谓“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为评判尺度。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大众”和“大众文化”具有生产的互为性，价值的相互指涉性。只要此际参与大众文化实践都可以被视为“大众”，在此意义上它又裹挟了那些俗文化参与者意义上的“民众”，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渗透到高雅文化的精英层面。因而，我们所理解的“大众”因其特定意味就不同于时下某些人认为的“普通民众”、“广大群众”或不知、不懂高雅文化的消费群体。“大众”之当下主体恰是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些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滋养的群体以其欲望诉求和巨型想像在取得经济优势后，又极力在文化上、审美上取得“合法性”明证，以遮蔽其僭越行为和行使解构主导文化价值观的游戏策略。

“大众”概念的流动性和当下所指，表征着经济社会转型中新阶层（新富阶层）的崛起——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中间阶层的出场，新阶层高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旗帜，通过对审美共通感的僭越，以审美公正性的正名，试图以经济上的合法性获得文化上的认同。饶有趣味的是中国当下语境的大众文化的“大众”就人数而言是“小众”，尽管其绝对数量庞大，以几千万为内核而裹挟了数亿人，但相对中国13亿多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仍然是少数。但在消费旨趣和价值观的形塑上，它对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在其社会结构中是一个大众的概念，他们恰是西方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主体，尽管西方的大众也裹挟了下层民众，但并不影响整体的判断。这和中国当下的“大众”尽管有内涵的相通之处，但却有着价值诉求的差异。就特定内涵而言，当下急剧扩张的中国大众文化主要是中产阶级形构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化，一种争夺权力话语的微观政治学，它担当了为其取得文化和审美“合法性”的辩护功能。一定意义上，大众文化就是新阶层的巨型想象与欲望修辞的文化守夜者，是新阶层经济政治意图的文化诉求。获得经济合法性的新阶层必然要在文化上获得明证性，进而通过文化影响力和涵摄性，经由文化消费认同获得一种话语权，其中寓含着微观政治学的诉求和政治权力的某种渴望。“大众”概念的流动性和广泛涵摄力使其获得了“大众化”的形式，这种貌似大众化的存在形态和消费方式遮蔽了它原初的或特定的内涵和意味，以至于在文化实践中遗忘了它原初的内涵，而追随或甘愿处于被裹挟到时潮中。通过洞察“大众”概念的流动性，分析“大众”（实际上是“小众”）披着大众化外衣以获得文化合法性的用心，原本是小众的“大众”通过大众化的“造神”运动获得了普遍性的消费认同，从而赚得了大众的明证性。在此境遇下，真正的大众（底层民众）是沉默的群体的集合，那么谁是这群大众的代言人呢？他们自己能说话吗？底层文学、底层艺术、底层文化能表述他们的存在状况吗？能表达他们的立场吗？大众文化研究中真正大众的缺失，对“中国学派”的文化研究来说，始终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从而影响到学术社会力量的有效性。这也是世界文化研究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在全球理论旅行和漂移中，文化研究也走向了分化。 厘清其当下确切所指，意在剥离附着在这个概念上的伪装，通过洞悉其本质，领会它何以打着大众化的旗号越出其界域，借以掩饰它的政治经济学诉求的用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大众”概念流动性的分析，不是盲目地为之鼓与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逐利的市场逻辑，无须振臂也会发展得很好，关键是如何通过引导和提升有效化解当前文化一元化和多元化之间的矛盾。西方的大众文化积极的受众以游击战策略对主流文化发起冲锋，抑或本身在社会层面就是漂浮的主导文化，却给了下层民众一定的想象空间。但中国当下流行的时尚的大众文化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各种严肃事件的娱乐化）中，却对底层民众显示出冷漠无情甚至排斥蔑视，它披着大众化的外衣，却把真正的大众排除圈外置若罔闻，这就是“大众”概念的复杂性和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所在。

三、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

随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大众传媒主导下的文化消费也是文化生产，甚至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抵抗、批判也成为大众文化意义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它以对立的姿态成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多元文化语境下，抵牾、驳杂、纠结成为大众文化流行的斑斓色。大众文化绝非铁板一块。作为文本形式的大众文化与作为活动的大众文化实践并非一致，而是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向度与认同祈向，大众既可能被淹没而臣服，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而抗争。不但“大众”概念是流动的，作为文本形式的大众文化也随着语境的变化具有流动性，显示出大众文化实践再生产的环节过程和意义。电影《康定情歌》中，如作为文本的“康定情歌”从达娃为修路的解放军歌唱，到六十年后在当下市场经济中为游客演唱的演艺业，尽管流动的是同一个文本“跑马溜溜的山上”，但其价值意味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自我娱乐和娱乐他人的情歌、民歌（俗文化）；一个是为了赚钱吸引眼球的有着靓丽服装和表演装饰性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按市场配方制造的产品。正是在文本的流变中，发生了价值趣味的变异。在不同语境下，生产的“大众”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消费的“大众”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作为“生产”的主体与作为“消费”的主体并非同一，大众的文化的经济的内涵并不总是重叠的一致的，而是充满着悖论和矛盾，也有着创新、创意和创造。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作为一个复杂多维的文化现象是开放的，其价值已超越单纯所指而涵摄到各个层面。在实践中，大众文化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在其核心有着鲜明的价值诉求，在其外围和边缘所裹挟着的各种亚文化又是一个充满价值指向混乱、歧异和悖论的存在，既有着全球性的特征，又有着地方性的诉求。大众文化存在的复杂性展示了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这种特性使大众文化的语义场充斥着不同利益阶层的诉求，不同的流动的主体的意志，这种流动的主体意志和诉求作为经济、政治权力的文化显现使大众文化场域充满了各种权力的博弈，使大众文化和各种文化奇观充满了迷雾和泡沫。作为时代文化症候的显现，大众文化是“祛魅”（解构边界、填平鸿沟、消解崇高、弥合缝隙）和“复魅”（新的拜物教、偶像崇拜、制造全球化的神话）的融合体。因而，对它要从多维视角做出价值评判，尤其要透过流行的很“炫”的能指，洞察它作为新崛起“中产阶级”的“文化守夜人”的微观政治学诉求所引发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早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就提出：要想分析一个时期的文化，就必须考察时人思想世界中的情感结构。所谓情感结构，就是特定群体、阶级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大众文化存在的复杂性和语义的悖论性，使其成为观察和理解社会进程的一个场域。一系列文化奇观使大众眼花缭乱，各种文化权力争相竞逐。“消费文化领域就像一个战场，身份和等级制度处于最前线。”（英）安吉拉•麦克卢比：《〈文化研究的用途〉中译本自序》，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作为社会文化实践中的流行词汇，大众文化的话语言说和表述方式已渗入主流话语中，甚至有些词汇已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各种文化形态的交融和互渗使得文化现象愈益复杂，各种文化诉求和文化身份愈发难以辨认。“我们社会的基本吊诡之一，就是当我们处于最自然、最日常的生活状况时，也就是我们最具有文化特性的状态；当我们的角色最为明显、固定时，我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经由建构、透过学习得来的角色，并非完全一成不变”。Graemeturner：《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惟敏译，台北亚太出版，1998年，第5页。 这也许是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命运，对文化困境的正视才能生成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借助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运思，可以深刻领会大众文化的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论及世界成为图像、人成为主体之际现代的根本性现象时指出，“第四个现代现象在于：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而文化就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文化本质上必然作为这种维护来照料自身，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德）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孙周兴译，载《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第886页。 正是在以图像及其符号为核心的景观社会的来临中，人和世界整体发生转向之际，人的活动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而成为一种价值，并作为一种衡量人类进步的尺度而成为人追逐的目标，甚至与政治相互交融而被提升到文化政治的高度。这不仅指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更是指它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海德格尔以思之强力洞察了“文化”在技术时代的凸显，文化成为政治的也就是说它被技术所支配，但不是说文化的生产、制造必须使用机器和器具显现出现代大工业特征，而是说人与构成文化领域的东西及其处理问题的方式成为一种存在者意义上的强制性在场，正是难以洞悉“无”凸显“有”的时时在场的技术揭蔽决定这一切。“显现的根本形式（在这形式中，意志的意志在完成的形而上学的世界的无历史根据的东西中进行安排和计算）可以简练地称作‘技术’。在这里，这个名称包括存在者的一切领域（这一切领域总是准备了全体存在者）：被对象化的自然，被从事的文化，被制造的政治和在上面被建立的理想。”海德格尔：《报告和论文集》，弗林恩，1978年，第76页。 这一切领域的活动都依赖于技术揭蔽，并且依附于技术的生产、制造，正是这种生产、制造、展现和统治使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成为有待加工的无个性的持存物，其中包含所谓的文化活动，并按照主体意志去从事、处理这些文化活动。按海德格尔的运思，现代技术（座架）单向度的揭蔽使文化从存在领域脱落下来，而在存在者领域持续在场并作为一种“价值”受到照料。这种以价格标示的“价值”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后必会在市场上流通，于是，可以量化、凸显经济的文化的外向度就作为主体意志的表征受到人们的青睐，并借助技术力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流行。这恰是大众文化生成的现代性根源，也是文化产业追求规模化、效益化的内在动力，并和技术揭蔽一同在现代社会中高视阔步。而文化内向度的理念层面因时代精神的没落萎缩，从而在现代技术揭蔽中愈发被置于边缘或遭致遮蔽的命运，这才是文化危机包括文化研究范式危机的深层原因。对于这种世界性文化危机，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有所切近。如雅斯贝斯批判的时代的匿名状况，胡塞尔批判的科学的（哲学的）危机，这些批判在根子上都关乎文化危机。

文化因时代精神的萎缩和沉沦，而丧失批判力量和生长的根基，依附于现代技术的揭蔽做着无根的漂浮和无深度的狂欢，甚至成为追逐娱乐至死的精神怪胎，在作为新经济形态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实现增值。通过对大众文化时代的命名，如若对大众文化的生成性有所洞察，就可以真切地领悟到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技术的，但绝不是技术决定论，而是一种超越性的形而上学运思。大众文化的生成发展逻辑表明，真正控制并掌握大众文化的不是知识分子或大众传媒，也不是市场，而是更为根本的现代技术。从文化的生成性来看，大众文化既不在大众也不在美学，而是一种生成性的“另类”。它以其自身的逻辑设定通过商品（记号、符号）生产的扩张与延伸，为大众提供快感的满足、欲望的佐餐，使商品具备了一种审美的符号，不管它是什么，它肯定会为人们所梦想和追求，通过消费从而使人们沉浸在“仿真的幻象”中。以此大众文化不断拓展其生存空间，不断摧毁对它的抵抗。它在文化的转型中倡导对“形象”和符号的消费，“生产”出能够消费文化的大众，此中，文化不是用来引导大众、提升大众，而是以自身同化大众，追随着大众。无论当下“大众”概念如何流动和大众文化的语义如何充满悖论，它始终不曾离开其支撑点——经济效益和商业利润。正是背后的商业利益使其在运作中极力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也使其在市场化运作中趋于大众化，并契合了社会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因此，面对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简单的道德主义或精英主义批判显然是错位的或无效的，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保持批判意识和现代视野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

责任编辑：杨立民

作者：范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