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城市化研究论文

[摘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个长期的必然的历史进程。英国、美国、日本和巴西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强大拉力，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则对农村人口城市化产生推力，土地制度的变革、自由迁徙权利的确立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农村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前提和制度保障。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村人口城市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村人口城市化研究论文 篇1：

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规律研究

摘 要： 利用2011年城乡居民随机问卷调查数据组成研究数据库，以家庭为研究单位，将农户分为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型、本地小城镇化型、半城市化型和城市化型四种生计类型，并对四类农户家庭的人口特征进行统计、比较和显著性检验，寻求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现实依据。分析认为：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差异的必然要求；家庭人口特征对城市化转移区域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着力培育新型农民、着力扩大小城镇规模、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等，以推进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

关键词：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小城镇型；大城市型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1]。我们把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过程称为农村人口城市化[2]8。农村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必然规律。然而，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要实现农民就业的非农化、居住的城市化、生活的市民化，而且要实现进城农民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市民待遇。因此，如何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顺畅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体系的质量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中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小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等。理清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进一步发现问题，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相关问题，帮助农村人口顺利实现城市化转移，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进而发挥城镇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框架

农村人口城市（镇）化过程在农村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居住地或者就业地发生改变。我们以家庭主要劳动力是否变更职业、家庭居住地和主要劳动力就业地是否发生改变为标准，将农户划分为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本地小城镇化家庭、半城市化家庭。本地传统农业生产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仍然在家庭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发生职业变更和迁移的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是指近三年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发生了户籍和居住地变更的家庭；本地小城镇化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依托家庭周边小城镇、县城条件，从事非农业生产，且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的家庭；前三类生活模式比较稳定，生活模式不受家庭成员年龄增长的影响，另一类半城市化家庭是借用部分学者对其的称谓^[3]，指家庭主要劳动力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打工，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家庭所在地仍在家乡农村的情况，生活模式不稳定。

首先，本研究将以传统农业生产家庭为参照对象，对四类家庭样本在家庭人口特征，主要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年龄、家庭年收入、生活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统计、比较及显著性检验，以期发现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规律。其次，我们以迁移家庭（包括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为对象，对其迁移目标区域的选择特征进行检验，以期发现其规律。我们对迁移家庭迁入地和迁出地人均GDP水平进行比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我们认为这类家庭迁入了相对发达地区，反之，则认为这类家庭迁入了不发达地区。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研究小组于2011年8月利用问卷的形式对陕西省6县2市（西安市、延安市、周至县、武功县、高陵县、安塞县、洛川县和志丹县）城乡居民迁移状况进行了随机调查。问卷内容由家庭基本信息和就业基本信息两部分组成。家庭基本信息包括被调查者家庭人口数、主要劳动力平均年龄、受教育状况、收入状况和居住地点变更情况等。就业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就业地点变更情况和就业部门情况等。研究中涉及的家庭背景信息由被调查者在问卷中提供，涉及的区域特征信息由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提供的地址信息进行追踪调查，主要来源于地区统计部门发布的权威数据。

本次调查数据库包括农村居民调查部分和城市调查部分，分别面向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展开调查。两部分调查分别发放问卷6 000份，农村居民调查问卷回收2 885份，回收率为48.1%，城市居民调查问卷回收2 668份，回收率为44.5%。我们从城市居民调查问卷中提取近三年来由农村迁入城市，已经市民化的居民问卷信息172份，与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库合并组成本研究数据库。由于部分被调查数据表现出明显的不合理，例如极端高（低）的家庭收入，或者重要内容部分缺失，这些数据被剔除，另外，考虑到大城市郊区的农户，在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城市化行为不具有主动性，这部分样本数据也被剔除。最终确定的本研究数据库样本量为2 486个，从研究样本规模来看，符合大样本特征要求，表1为本次研究的相关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从统计描述中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一半的家庭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但是大城市化迁移家庭较少，具有临时性特征的半城市化家庭占26%。从样本特征类型来看，分布较均衡，与全国实际情况接近。我们认为，基于这个样本的研究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三、结果分析

（一）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特征分析

理论和实践表明：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动因。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化型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最高，城市化转移应该是农户的理想选择，但它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选择，说明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客观存在的。

从表2可以看出，四种类型家庭在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总数、上学子女数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异。就主要劳动力的年龄而言，小城镇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最小，半城市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最大；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看，城市化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小城镇化家庭次之，半城市化家庭最次；从家庭规模看，城市化家庭人口规模最小，小城镇化家庭人口规模较大，半城市化家庭人口规模最大；就家庭上学子女数来看，虽然各类家庭有一定的差异，但与传统农业家庭相比，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差异都不显著，而小城镇化家庭的上学子女数明显的少于前者；从家庭劳动力总数看，城市化家庭少于传统农业家庭，小城镇化家庭多于传统农业家庭，但差异都不显著，半城市化家庭的劳动力总数明显多于传统农业家庭。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取决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基于家庭人口的综合特征选择的结果，它具有客观必然性。

从家庭生活满意度来看，半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满意度低于传统农业家庭，但差异不显著；小城镇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满意度都高于传统农业家庭，而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梯次与农户家庭生活满意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主观可能性。

（二）家庭人口特征与目标区域选择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家庭，而且城市化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城市化家庭人口数最少，平均3.95人，其余类型家庭人口数比较多，平均4.2人以上，但相互之间差异不显著，说明小规模家庭在城市化过程中更具竞争力；各类家庭未成年子女数和劳动力数差异不显著，说明未成年子女数和劳动力数对家庭迁移区域选择影响不明显；家庭主要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区域选择有显著的影响，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对较高，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平均年龄相对较低，其原因在于：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主要依赖于技术，年龄较高者的技术熟练程度较高，社会声誉较高，更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向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主要依赖于综合素质，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的综合素质较高。说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标区域选择也是农户基于其家庭人口特征综合权衡的结果。

（三）迁入地选择与家庭人口生活质量的关系

收入水平是评价生活质量高低的常用客观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向不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都在3.1万元以上；向相对发达地区迁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中，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8万元以下，半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万元以下；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半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为迁入不发达地区同类家庭人均收入的62.9%，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为迁入不发达地区同类家庭人均收入的86.2%。我们认为，农村人口城市化迁移的目的在于实现家庭持久收入的最大化，相对发达地区在教育条件、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都优于不发达地区，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持久收入，而且，相对发达地区就业能体现家庭主要劳动力的能力，提高其在迁出地的声誉、地位等，使迁入相对发达地区家庭能获得更多的精神方面的满足。因此，虽然迁入相对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人口，还是选择向这类地区转移。

生活满意度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常用主观指标。从表3可以看出，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家庭生活满意度的统计结果极其显著，说明其生活质量相对较低。其他类型家庭之间生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向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迁移的家庭获得了较高的收入，但与其他城市化居民相比而言，在子女教育质量、个人发展空间等方面存在差距，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这再次证明，收入最大化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目标。

从收入和家庭成员满意度两个指标看，半城市化型家庭对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被迫的接受，不具有稳定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差异的必然要求。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农户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城市落户生根的过程；城市化对农村人口具有选择性；不同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决定了其家庭人口城市化难易程度的差异性和城市化决策的差异性。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根据农户家庭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实现梯次城市化。

2.家庭人口特征对城市化转移区域选择有明显的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区域选择决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户在迁入地寻求就业相对竞争优势的过程。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就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技能、家庭人口总数等。根据我们的分析：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村人口城市化路径的主要因素。家庭规模及主要劳动力总数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双刃剑”。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在城市生存的总成本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人口城市化；家庭规模大，农户的生存压力大，这能刺激其主要劳动力寻求农业之外的发展途径，同时，家庭规模大，主要劳动力数量也较多，为农户合理配置其劳动力资源，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这类农户更易于脱离传统农业型家庭群体，向其他类型的农户转化。另一方面， 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其人均收入水平低，无法迈过城市化的“门槛”，而成为城镇居民或城市居民。

3.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成为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从农户自身的角度看，实现城市化转移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但从前文的分析可知，异地转移不利于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讲，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传统农业型-小城镇化型-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型。因为小城镇离农户的居住地近，农户的社会资本相对充裕，就业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生存成本也较低；当农户在小城镇积累了就业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应的资金实力时，才能更好地向大城市渗透，进而成为大城市型家庭。从实践的角度看，半城市化家庭是农户既不满足于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又无法在城市（城镇）站稳脚跟，求得长远发展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家庭类型，由于其不稳定性，在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中应该尽量减少这种类型的家庭。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传统农业型→本地城镇化→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发展本地小城镇应该是城市化战略的着力点。

（二）政策建议

1.培养新型农民，解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顾之忧。通过培训使农民成为文化素质高、科技素质高、懂得科技种田、能够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时代的需要^[4]，也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第一，培养新型农民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虽然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由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具有选择性，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的农民，更易于实现城市化转移。从而使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退化，农业的基础地位难以巩固。因此，培育新型农民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需要。第二，培育新型农民是保障城市建设所需劳动力供给的必要条件。只有不断培育新型农民，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形成更多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为城市建设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第三，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不竭动力。培育新型农民能增加农户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和水平，从而刺激小城镇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小城镇形成“燎原”之势；众多小城镇的发展能够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支撑，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因此，培养新型农民，解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顾之忧，是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

2.着力扩大小城镇规模，放大集聚经济效应。小城镇不仅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阵地，而且是大城市劳动力的“孵化器”，同时，还是支撑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星”。大力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有利于放大小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不断增强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农业人口实现小城镇化，并为大城市发展提供需求条件，培育并输送其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5]。因此，要重点发展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一是以乡镇为中心，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一方面，培育主导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另一方面，主导产业的培育能扩大小城镇规模，壮大其经济实力，增强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而减少半城市化家庭的数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大城市的压力。二是改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缩小小城镇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增强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为发挥小城镇的集聚经济效应创造人口和消费条件。

3.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是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进程的关键变量^[6]。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需要跨越的门槛主要有：与户籍制度挂钩的身份市民化门槛、就业公平化门槛、社会保障平等化门槛等，以及与住房相关的居住城市化门槛^[7]。上述门槛要么增加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要么降低了其收益，从而使可支配收入超过“梯级门槛”的农村居民的数量难以满足城镇化的需求。因此，政府应逐步放宽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限制；健全和完善农村人口城市就业的培训和竞争体制、机制；对非政府主导迁入城市的新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8]；逐步实现城市就业农民社会保障的市民化待遇。进而降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门槛，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此外，由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是决定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因素，而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具有可变性，随着家庭人口特征的变化，现有传统农业家庭可能变成小城镇型家庭或半城市化家庭；现有小城镇型家庭可能成为大城市化型家庭；现有半城市化家庭也可能成为小城镇化型家庭。因此，农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参考文献：

[1] 达即至，宁海林.农村人口城市化与农业产业化[J].城市问题，2006（5）：73-76.

[2] 叶欲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

[3] 林树森.城市增长与城市发展[J].城市规划，2011，35（11）：11-18.

[4] 张亮.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10（7）：4-6.

[5] 潘海生.“就地城镇化”：一条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关于浙江省小城镇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乡镇企业，2010（12）：48-52.

[6] 唐根年，徐维祥，贾临宇，等.中国农民市民化经济门槛与城市化关系研究：理论与实证[J].经济地理，2006（1）：118-121.

[7] 张忠法，沈和，李屹.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3（5）：13-19.

[8] 邹伟.我国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学思考[J].经济问题，2007（10）：19-21.

Study on Echeloning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LU Dong-ning1，CHEN Jiang-sheng2

（1.College of Management，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Key words： Rural population；Echeloning urbanization；Small town；Migration

作者：卢东宁 陈江生

农村人口城市化研究论文 篇2：

国际比较:农民成为市民的制度安排

[摘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个长期的必然的历史进程。英国、美国、日本和巴西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强大拉力，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则对农村人口城市化产生推力，土地制度的变革、自由迁徙权利的确立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农村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前提和制度保障。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农村人口高速向城市转移的时期，需要充分借鉴其他各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 城市化 工业化 市民化 制度

[作者简介]王梅（1969—），女，湖北襄樊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公共政策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区域经济；周顺波（1979—），湖北十堰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咨询部项目研究员，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社会调查及公共政策。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它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而形成的。本文从工业化角度分析了城市产业发展对农民市民化产生的拉力，从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角度分析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民市民化产生的推力，以及总结了土地、人口管理、教育培训等配套制度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我国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提供借鉴。

一、工业化对农民进城产生了强大拉力

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始终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英、美、日等国都是在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巴西则由于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模式，导致本国工业无法产生充足的就业岗位，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就业岗位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了过度城市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性因素。19世纪英国建立了一大批工业城市，城市中迅速发展的第二、三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另外，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交通的发展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就业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农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城市人口比重迅速上升。到19世纪工业革命完成时，英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20%，基本实现了城市化。

美国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推动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工业化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岗位空缺，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为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拓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范围奠定了基础。此外，工业化还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业机械化程度迅速提高，使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三方合力导致了19世纪末期美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1870～1920年间，美国总劳动力队伍扩大到了原来的3.2倍，其中非农劳动力队伍扩大到原来的5倍，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51.2%。

日本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1956～1973年日本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平均每年增长13.6%。从1950年左右开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急速减少，由1955年的41%下降到1970年的19.3%。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递增率为3.6%，致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从1946年的46.7%迅速上升到1970年的80.7%，城市人口比率从1955年的56%增加到1970年的72%，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日本形成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对人口极具吸引力的三大城市圈，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

巴西的工业化则从另一面为农村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借鉴。1940～1980年是巴西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快速城市化的阶段。1967～1974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 1%，创造了“巴西奇迹”。在此期间，巴西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高达10.1%，197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198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4%。巴西虽然通过工业化快速实现了城市化，但由于实行进口替代和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脱节，城市经济发展所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扩张的就业需求。在失去土地被迫进城后，大批农民由于缺乏知识和技术，很难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工作，导致城市贫民窟大量出现。

二、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机械化是农民进城的重要推力

英美以及巴西在通过工业化拉动城市化的同时，工业化向农村渗透，农业出现规模化和机械化，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导致农村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英、美的经验来看，农业适度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条件。

英国农村人口真正实现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发生于工业革命期间。在14世纪中叶，英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5%，17世纪中叶，农民仍占全国人口80%。工业革命瓦解了自产自销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耕作制度的改变、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提高、农业机械的采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大大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美国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已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开始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从农业中解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劳动力的来源。一方面由于农场兼并，小农大批破产，只得流入城市；另一方面，20 世纪20 年代前后，美国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释放出大批剩余劳动力，推动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

巴西从20世纪30年代起采取加速农业现代化以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促使大庄园主逐渐转变为市场经营的大农场主。但是，由于农村有大量无地农民可作为廉价劳动力，庄园主对农业机械化兴趣不大，形成农业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导致巴西农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并且大庄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极为有限，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处境艰难，只好向城市流动，造成过度城市化现象。

日本则在农业规模化、现代化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农村就已基本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进入80年代后，日本已成为世界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农业未实现规模化经营，农户规模很小，农民不太愿意放弃小块土地，“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农民兼业化，日本农村人口的比例高于英美等国家。

三、明确自由迁徙的权利，

为农民进城提供制度保障

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也是自由迁徙权利明确的过程。自然经济下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庄园和劳役制使很多农民沦为农奴，没有迁徙的自由，工业化则促使了农奴制的瓦解，并催生出一系列保障人口自由迁徙权利的法律和制度，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契机。

在英国，始于15世纪的圈地运动使许多自耕农丧失了土地，被迫向城市流动，失地进城的农民被看成流浪汉和“懒汉”。在“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政府对农村流动人口从兼用救济和惩罚的政策逐步过渡到以救济为主的政策。1795年开始对贫困人口实行政府补贴制度。工业革命开始后，由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英国通过立法明确了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消除了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消除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存在的制度障碍。1869～1871年之间，取消了宫廷贵族、武士、农民、商人和贱人的官方划分。1871年，日本政府废除了幕府时代的户籍制度，颁布了《户籍法》，废除了“士农工商”的封建身份的等级制度，赋予日本国民居住自由、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等一系列权利。其后，日本多次制定或修订了《户籍法》。户籍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日本农村劳动力转移扫除了障碍。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未经历封建制度，开国时便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农民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形成于17世纪的美国奴隶制度则束缚了黑人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美国通过南北战争消除了这一阻碍因素，促进了美国南部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四、通过土地制度变革促进农民向城市集中

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农业实现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前提条件。美国的土地政策对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1785年《土地令》的颁布，启动了西部国有土地开发的进程，奠定了近代美国土地制度的基础。19世纪后半期采用了多元化的以土地赠予为主的土地分配政策，主要包括赠予军人土地、资助教育事业的赠地、对铁路公司赠予土地等。在1881年前后，实行《宅地法》的地区分到宅地的人中50%～60%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美国政府这些土地法律、条例的实施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劳动者，甚至欧洲的移民向西移动，加快了人口迁移速度。

日本在二战后进行了农地改革，国家征用土地并廉价卖给农民。1951年《土地征用法》、1952年《农地法》等颁布，从法律上确立了农民所有制的永久地位。从1959年起，日本政府对《农地法》数次进行修改，先后颁布了《农地振兴整备法》（1969）、《农地利用增进法》（1980）和《经营基础强化法》（1995）。这些法令积极促进小型农户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优化了土地资源的配置，也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

巴西则由于土地过度集中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担过重。大量失地农民就业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突出。为从土地这个源头延缓过速发展的城市化，巴西政府曾颁布《土地法》，该法规定“政府有权依照法律条款通过公正赔偿征收农村地产”，对荒芜土地进行征收，并将征收的土地有偿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1999年，巴西政府增设了土地发展部；2003年启动了“全国土地改革计划”，但土地改革涉及巴西1/4人口（大农场主、牧场主、小地产农民和无地农民）的切身利益，这个难题一直未见太大改善。

五、加强教育培训，

缩小城乡劳动力的技能差距

通过教育培训缩小城乡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差距，是实现高水平城市化的重要举措。

英国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了“星期日学校运动”，目的是对工人阶级及其子弟进行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文化教育。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两万英磅的拨款，由全国贫民教育促进会和不列颠和外国学校协会负责分配给所属学校。1870年英国通过了《初等教育法》，由国家提供基本的初等教育。1876年颁布了《桑登法》，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使子女受到足够的教育，否则将受到处罚。1880年颁布《芒德拉法》，规定全面实施强制入学制度。1899年，英国义务教育的年限已提升至12年。到1924年，英国工党执政提出了“人人接受中等教育”的口号。英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提供了良好基础。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国民教育非常重视。在二战前，日本的义务教育就相当普及，己成为世界文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人口的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1965年至1973年期间，日本的公共教育投资年均增长17 . 6%，超过了同期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普及了高中教育。日本政府也重视对农村的职业训练制度，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适应工作环境并获得劳动技能，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基本不存在差距。同时颁布了《偏远地区教育振兴法》、《孤岛振兴法》、《过疏地区特别措施法》等法律，以振兴偏远地区农村的教育，促进了偏远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转移。

六、各国实践对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启示

1.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上述各国的历史来看，工业化是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工业化进程直接决定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速度和规模。当前中国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加之东、中、西部工业化程度严重不均衡，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拉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是我国相当一段时期内必须坚持的道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方面要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便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新的优势；与此同时，必须注意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同，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避免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打压，防止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及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机构脱节，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2. 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机械化是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推手，由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商品化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基本前提。当前我国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程度较低，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对农地的流转有制度约束，从而制约了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要推动农村人口有序向城市转移，一方面要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适当鼓励专业农户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经营，使土地适度集中，减少农村劳动力兼业现象，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农村土地过度集中，大量农村人口无序向城市转移。

3. 统筹制定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进一步消除制度壁垒。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消除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制度障碍能够大大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我国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被废除后，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已经基本得到保障，但仍存在一些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制度障碍及社会壁垒。比如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公共服务制度，形成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要进一步消除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在城乡之间的双轨制，明确农民工子女异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部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条款或规定。

4. 增加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比重，提高产业后备工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是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内在条件。在继续加强对城市农民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力度。根据城市产业工人的技能需求，在农村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比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缩小城乡劳动力的技能差距，促使农村人口能够适应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以及能够跟上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

5. 引导农民有序市民化，防止过度城市化现象。并不是农村人口进城就解决了农民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解决就业岗位问题。如果进城农民缺乏就业机会，没有社会保障，就只不过是由农村的贫困人口变为城市的贫困人口。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能“运动式”解决市民化问题。城市需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使农民在城里能够长期稳定生存，真正实现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市民化。

[参考文献]

[1]乔纳森·休斯，路易斯·P.凯恩.美国经济史（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

[2](英)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张季风.战后日本剩余劳动力流转移及其特点[J].日本学刊，2003(2).

[4]李瑞林，李正升.巴西城市化模式的分析及启示[J].城市问题，2006(4).

[5]颜俊.巴西人口城市化进程及模式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Wang Mei , Zhou Shunbo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Guangdong Shenzhen 518029)

（收稿日期: 2012-01-09 责任编辑: 廖令鹏）

作者：王梅 周顺波

农村人口城市化研究论文 篇3：

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的分析与估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逐年递增，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然而，囿于城乡二元制度的桎梏，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成为了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从滞后型城市化的视角，基于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对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分析和估算后，认为，“十二五”期间，公共成本投入的增长率应该大于个人成本投入的增长率，短期内应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还应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

[关键词]农村人口；滞后型城市化；个人成本；公共成本；社会系统工程

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由农民变为城市市民从而实现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我国由于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城市化处于滞后性状态，且城市化成本的投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造成了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的门槛过高。因此本文拟以滞后型城市化的视角，以社会系统工程为理论基础，估算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化过程中的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

一、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计算方法的理论基础

城市化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环境、资源、能源约束下的自适应、自组织、自优化过程，是经济社会由结构、功能、空间的低序向高序和优序化发展的过程。城市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来源，这种复杂强大的推动力是任何个人及组织都难以理解和把握的一发展的复杂性与结构优化。在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完善上，城市化缩小了公共服务区域半径，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服务成本，使具有外部性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也产生了规模效益，公共服务成本的降低又把低成本服务让渡给城市生产和消费活动。城市化程度越高，其自组织、自优化的形式越复杂，最终形成一种城市和区域功能高度分化、城市问联系媒介多样、传导机制复杂、产出遵循乘数效应、新型的优化和生态化的社会系统工程。1949年中国城市化率为10.6%，而同时期发达国家的已经超过T50%。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我国城市化水平到1978年仅为17.9%，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步伐加快，2011年达到T50%，我国步入了城市化加速阶段。在城市化进入快车道的加速期内，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了市场化，然而我国在城市化的政策制度和公共资源分配上仍然实行非市场化调节，尤其表现在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公共服务上。

我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不断攀升，构成了城市化的主体，使得我国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一个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化成本，包括农村人口层面上的个人成本和国家层面上的公共成本。个人成本的主体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他们不但要考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而且还要考虑子女的抚养和父母的赡养，这些都属于个人成本的范畴；公共成本的主体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对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就是公共成本的直接体现。城市化个人成本的过高和公共成本的分配不当，不但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率的提升，而且还对城市化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农村土地未充分利用、房屋闲置、长期存在留守儿童和老人、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不足、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不强、农村人口回流、城市生活和就业无保障等，合理的城市化成本投入，会给国家带来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否则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因此笔者拟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角度，审视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对城市化的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计算。在对个人成本的计算上，采用拟合法，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协整检验、ECM等，检验个人成本、收益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得出其模型拟合图形以及数据，给出各指标的发展走势，形成三者的拟合模型，以此得出结论性成果；在对公共成本的计算上，主要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将公共成本与城市化率相结合，以二次指数平滑法来预测未来4年的指标数据，然后利用“有无对比法”估算出我国城市化的成本投入，得出未来“十二五”期间两种方案下的公共成本支出。在对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分析计量后，形成城市化成本模型，给出国家性政策的建议。

二、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成本分析

在此我们以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为研究对象，以城市人口规模为内因，通过成本、收益、成本收益率与城市规模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化过程中的成本研究。

（一）我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现状分析

基于2010年我国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统计，我们对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年龄构成和性别比例、文化素质和受技能培训、职业组成以及地区分布等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1.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利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等部门组织进行的较大规模调查，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的外出就业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进行一个汇总，得到了1995-2011年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从1983年的约20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30亿人，26年增长了近115倍，年均增长114%左右。上图也显示出，20世纪80年代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年均增长50%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15%左右；21世纪前8年，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数量年均增长7%左右；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进城务工农村人口就业产生较大影响，人口数量的增长稍微有些放缓。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及其以后，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流动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以本地的乡镇企业就业为主，20世纪90年代及其以后主要是以跨地区且是跨越较长距离的城市地区就业为主。

2.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比例。从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来看，年龄上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约为6.5%，21～30岁约为35.9%，31～40岁约为23.5%，40～50岁约为21.2%，50岁以上的仅有12.9%，从性别上看，男性人口占到了65.1%，女性人口只有34.9%，且主要集中在青壮年时期。

3.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和接受技能培训状况。就文化水平来看，在进城务工农村人口中，文盲的比例是1.3%，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是12.3%，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是61.2%，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是15%，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是10.2%。在进城务工农村人口中，就接受技能培训情况来看，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技能培训的比例为52%。

4.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职业构成。在就业上，主要分布在二、三产业，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占据绝大部分，是行业中从业人员主要的组成。

5.进城务工农村人口地区分布。从全国来看，2010年跨区域流动的占76%，流动到东部地区占70%。其中跨省流动的占51%，在省内县外的占25%。

6.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流动方式。目前，外出务工就业主要依托于通过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据调查，88%的人口通过自发方式流出，有组织流出的仅占12%。在流动行为的方式上，其流动方式过于单一。

（二）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指标

农村人口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体构成人员，他们进入城市不但需要付出可计量的经济成本，也需要付出不可计量的非经济成本。在计量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的时候，首先明确个人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支付成本的指标体系，本文拟从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其他非经济性成本来作为衡量的指标体系。

1.直接成本。直接成本CD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生活、生存所必要的、最基本的花费，这一般是以货币支付方式为主，其中主要涵盖生存花费（CD₁）和流迁花费（CD₂）两方面的内容。生存费用是指保持农村人口自身的再生产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费用。虽然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生存费用并不是农村人口在迁入城市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支付的所有的全部费用，它只是作为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区域中再生产的农村人口需要支付费用之间的差额。不过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费用要远远高于在农村的生存费用，在此笔者将其简化为在城市中的生存费用，不再做差额上的分析。生存费用下的主要项目有食品衣着、医疗卫生、居住、子女教育等的支出。流迁费用是指在城市中形成的交通费用、就业信息费用、培训费用、求职费用以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迁移所形成的费用，其中，每年的城乡交通费用是主要部分，随着农村人口迁移距离的增加，交通费用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

2.机会成本。机会成本（CO）是指由于进城务工而放弃的在农村能够获得的收入。

3.歧视成本。歧视成本（CQ）是指进入城市就业超过半年的农村人口，在外就业或多或少会遭遇到歧视性的问题，这些歧视行为会给他们带来不应有的成本。例如：农村人口在求职就业、就业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的数量控制，职位、种类限制，先城市后农村控制，强制性的收取管理费、就业调节费用等。

4.风险成本。风险成本（CF）是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风险会因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的不完备而存在的成本。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的风险：一是失业风险，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并没有有失业救济等救助；二是工作过程中的风险，在部分非公有制企业招聘的农村流动人口中，甚至连最基本的权利都难以保证；三是伤病风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面临着居无定所、吃无定食的局面，再者其从事的多为苦脏重险累的工作，在身体上受到的伤害比在农村务农者或当地城市市民多。

5.进城务工农村人口个人成本的衡量。农村流动人口向城市流动迁移的过程中，其成本主要分为四部分，因此形成了进城务工农村人口流动迁移中的成本计算公式：TC=CD+CO+CQ+CF。

（三）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收益指标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收益主要来自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货币性收入，另外，在城市工作中所学习到的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给他们带来不少的无形收益。

1.劳动性收入。劳动性收入（MR）是指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就业，从事生产或者服务性的劳动所取得的工资性收入。虽然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的工资性收入只占到城市市民的1/2，甚至只有1/3，但与在农村中的务农收入或务工收入相比还是高出不少，所以进城就业的农村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加。一直以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型产业以及服务产业，劳动性工资收入的波动对进城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的总收入有决定性的作用。

2.福利收益。福利收益（WR）是指农村人口在城市就业，应当享有到的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劳动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子女教育、政策补助等各方面的城市福利性的待遇。由于居住就业地点的分离，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了相当不稳定的现象，这种以家庭人员相分离为基础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并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3.技能收益。技能收益（JR）是指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口在各项劳动中所得到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

4.生活生产方式收益。生活生产方式收益（SR）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得到的生产生活方面的软性进步。

5.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收益的衡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并城市化的过程中，货币性工资收入是对就业的劳动力人口价值补偿，结合其他的收益，得到进城务工农民的收益公式：TR=MR+WR+JR+SR。

（四）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收益与城市规模关系模型的构建

在分析进城农村人口个体的基础上，建立以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收益、收益率与城市规模的模型。该模型以农村人口个体为研究单位，而不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且仅限于进城g-m而发生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在中国现行的社会经济发展体制下，农村人口从事的一切的经济活动就是为了追求收入利益的最大化，与所在城市的人口规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由于城市化水平分为质量和数量两方面的评价指标，在个人成本研究上本文主要着眼于城市化的质量，由于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化质量存在正相关，因此将城市化的成本、收益、成本收益率与城市的人口规模综合进行考虑。

1.成本与收益数据选取。前一节概述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由于我们所定义的其他成本，即风险成本和歧视成本无法得到显性的货币表示，无法用货币衡量，因此不作计量。可量化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医疗卫生成本、居住支出）和机会成本。直接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城市的发展情况，可将直接成本看做城市人口规模的函数，在此城市规模为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由于对成本单独进行大规模统计时较为困难，且容易失真，据陈广桂的调研，农村人口在城市中和城市居民的日常支出有较大的一致性，国家和一些地方的统计年鉴中居民消费支出中也包括了食品衣着、教育、医疗卫生、居住等支出，故本研究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城市人口中等收入家庭的相关的项目消费来表述。机会成本即农村人口的承包土地收入，理论上等于该土地被流转后得到的每年的补偿款。这种转出成本是由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放弃了农村土地产权，从而也放弃了该土地将会带来的年收益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机会成本，并且该成本为年金形式，数据参考朱信凯所统计的机会成本数据。因此使用前节的公式TC=CD₁+CD₂+CO，又由于CD₁、CD₂为城市人口规模M的函数，所以有TC=CD₁（M）+CD₂（M）+CO。

农村人口城市化收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可量化的收益，指在城市取得的工资收入；二是隐性收益和其他收益，指城市管理者为市民提供的福利以及其他非量化的收益。由于后两者鲜能恩惠于农村人口身上，故本研究中农村人口城市化收益仅以他们获得的显性收益来计量，以IR来表示，有IR=IR（M）。实践上，由于长期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口一般有可靠的就业保障而获得稳定的收入。

2.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收益率与城市规模关系模型。本文首先采取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成本、收益、成本收益率三者与城市规模进行拟合。

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是当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时，如果随机干扰项序列出现异方差性，不能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方法进行参数估计，而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或采用新的估计方法。最常用的方法是对原模型加权，使之变成一个新的不存在异方差性的模型，然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其参数，该方法就是加权最小二乘法。

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收益率模型的表达公式是：

R=IR/TC=IR（M）/[CD₁（M）+CD₂（M）+CO]×100%

取对数后有：

lnR=b₁×lnR（M）+6₂×IB[CD₁（M）+CD₂（M）+CO]+C

公式中的解释变量M为城市人口规模，内生变量月为市民化农民成本收益率，b₁、b₂为系数，CO为常数项。

3.对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通过选取部分地方城市的统计数据，形成统计表格如下：

在采用多种曲线拟合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模型后大致判定，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曲线较为符合对数曲线的特征。在采用对数曲线拟合时，分别建立如下数学模型：

lnTC=α₁+β₁1+β₁lnM+ε₁

同理，拟合农村人口城市化收益模型为：

lnR=α₂+β₂1+β₂lnM+ε₂

成本收益率模型为：

lnR=α₃+β₃1+β₃lnM+ε₃

对农村人口城市化收益模型进行曲线拟合，首先观察其散点图（见图2）：

可以明显看出上图中的这些数据点并不是非常集中，究其原因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所在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因此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的成本差别较大，因此模型可能存在着异方差，故再采用怀特检验法检验。

由怀特检验法可知，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回归方程的误差存在异方差的备择假设，所以存在异方差。接下来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来消除异方差，通过二乘法估计后，模型的拟合度高了很多，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成本和城市规模的异方差问题，得到TC-M曲线：

lnTC=8.76+0.161lnM+ε₁

同理，基于模型拟合的3种曲线拟合优度比较好，且分别通过相关检验。然后IR-M曲线：

ln/R=8.87+0.17lnM+ε₂

R-M曲线：

lnR=0.06—0031nM+ε₃

通过数据分析所得到的三条拟合曲线公式，将三条曲线放在同一坐标下进行对比，由此所形成的三条拟合曲线图（见图3）。

由图3可见，我国农村人口是否实现城市化取决于进城农村人口在该城市的成本收益率；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和农村人口城市化收益都是随城市规模的增大而递增，并且农村人口城市化收益与成本问的绝对差距也随城市规模递增而增加；城市管理者对城市规模的调控可以通过公共成本与就业预期来影响私人成本、进入门槛、预期净收益和成本收益率而实现；由于宏观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又提高了流动人口获得就业机会的风险，降低了他们可能获得的收益，使得劳动力外出成本收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迫使部分人返回家乡。

三、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公共成本的分析

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公共成本的投入是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关键所在，公共成本投入的欠缺成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重要障碍。

（一）基于滞后型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成本预测

1.有无对比法概述。有无对比是计算项目增量数据的方法，“有项目”状态下的数据与“无项目”状态下的数据相减，得到增量数据。根据增量数据进行有关费用成本指标的分析和计算，以此作出主体的决策。“无项目”状态是指不对该项目进行投资时，在计算期内，与项目有关的资产、费用与收益的预计发展情况；“有项目”状态是指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后，在计算期内，资产、费用与收益的预计情况。“有无对比”求出项目的增量效益，排除了项目实施以前各种条件的影响，突出了项目活动的效果。

有无对比法的计算公式为：

NPV=∑（CI-CO）_t（1+i）^-t

式中，NPV为有无项目净现值，（CI-CO），为第f年的净现金流量，即第f效益值减去费用值，沩基准折现率。

1980—2011年我国年均城市化率增长为0.94个百分点。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1.7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国城市化进程过慢，使我国现代化成本更高昂。我国“十二五”时期的城市化率有两种指标规划，其中第二种为城市化率从2010年的50%提升到2015年的60%，提升10个百分点，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用5到8年时间完成追赶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因此在运用有无对比法的时候，将我国现在的滞后型的城市化速度作为“无项目”，将规划的加速城市化速度作为“有项目”，根据两种状态下的成本之差，“有项目数据”是指实行加速城市化所付出的成本，“无项目数据”是指滞后型城市化所付出的公共成本；“有无增量”即为两种状态下的成本之差，以此来计算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所投入的公共成本差额。

2.有无对比模型的建立和计算。学者俞培果在对我国城市化公共成本进行实证分析时，将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作为城市化的公共成本。笔者认为根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所述“城市化进程中为保障城市健康协调发展所必需的城市内、城市间的基础设施、社会协调、公共环境、生态建设等基本功能要素的公共成本”，应该将与城市化公共成本有着最直接关系的项目作为选取的指标。

在2007-2011年的国家财政主要支出项目中，选取与城市化公共成本有着最直接关系的项目，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和保障住房等数据。以2010年为基期，以2011-2015年为计算期。另外199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4%，2010年为50%，因此在加速期我国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有1.43个百分点的增加。所以依据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设想，落后正常城市化下0.57个百分点的水平。因此将年均1.43%增加的城市化速度作为滞后型的城市化状态，看做“无项目”的状态；将年均2.0%增加的城市化速度作为加速期的城市化状态，看做“有项目”的状态。各指标下的数据，以2007年到2010年内的数据为依据，用二次指数平滑方法预测2011-2015年内的投资成本，最终得到表2。

由于上述国家财政支出项目和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成本关联，因此将i的取值等同于我国的CPI指数，取2011年的4%。

根据公式NPV=∑（CI-CO），（1+i）^-t，得出：

NPV=4879（P/F，4%，1）+9773（P/F，4%，2）+15829（P/F，4%，3）+19540（P/F，4%，4）=4879*0.9615+9773*0.9246+15829*0.8890+19540*0.8548=44502亿元。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在两种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下’“十二五”期间内投入成本差额为44502亿元，这相当于我国2011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4%左右，平均每年成本投入差额在11100亿元左右，可见在两种状态下城市化成本的差额巨大，这也反映出我国在城市化加速时期的财政成本的投入明显落后于城市化发展的水平，这需要国家政策研究者以实际为基础，通过政策杠杆来推动城市化有序高效的发展。

（二）城市化制度成本损失的估算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调查研究的结论：农村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1%，不具有城市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贡献已占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农村流动人口，超过一半的餐饮性企业要停业，约七成的生产性企业破产，大约八成的建筑无从建设，可见他们对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制度下的约束和桎梏，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异中，同种岗位因为歧视因素占39%，也就是说，如果城市劳动者和农村流动人口之间工资相差1000元，那么其中有390元竟是因为歧视造成的。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2011年全国进城务工农村流动人口的平均月工资已达1690元，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998元，差额为308元，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歧视性损失平均每月为120元。另据2005年一政协委员计算得出，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约在25000元左右，而充其量才拿走8000元（由此推算至2012年，贴现率为10%），剩余的都归了城市，在如此的城市化制度下呈现出贡献大而收益小的特点。由以上的分析，我们以2011年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数量2.4亿为基准，不难得出农村流动人口的制度成本损失（见表3）。

（三）住屠成本

近10年来住房价格直线攀升，使得住房成本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巨大阻碍。国际上最通用的比较方式为房价收入比，按照国际惯例，目前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为合理区问，如考虑住房贷款因素，住房消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应低于30%。根据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发布的《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调查推算，我国城镇的房价收入比为12.07，特别是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5.25，因此积极的住房投入对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降低是至关重要的。

四、我国城市化政策性的建议

（一）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的关联性结论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国家有必要支付必需的发展成本，根据城市化率的提高投入适当的财政资金。目前我国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幅度与公共成本按比例支出。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进城务工农村人口的收入增加之后必然引发要在城市永久居住的诉求，从而提高了城市化率，这就直接导致了城市化率的提高与政府公共成本的支出匮乏之间的矛盾。国家财政成本支付缺少并不能降低城市化的提升速度，而只能造成城市公共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的社会性的现象。国家财政支出的公共成本就需要适当地按比例进行支付，给予进城农村人口从事非农业工作、城市生活等政策性的补贴，使城市公共资源越来越充足，城市的生产、生活环境逐渐完善，加速城市化的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应该相应地增加公共性设施、养老、社保、医疗、教育、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经费，此类城市化成本支出不足才是引起公共资源紧张、“上学难”、“就医难”、“老来难”、“居住难”等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也由此构建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的关联性分析图（见图4）。

（二）滞后型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战略决策

在人口的城市化方面，公共成本投入的增长速率大于个人成本投入的增长速率，被城市化人口的福利才能得到提高，个人成本才能降低。这就表明，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公共投入增长速率必须大于私人投入增长速率，城市化过程中被转移主体的福利水平才能得到真正体现。城市化过程中虽有政府干预城市化资源配置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该在“民生”问题上增加投入，特别是关系到全民福利的医疗、保险、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政府职能应该因为城市化的推进而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政府应负起更大的责任，保障这部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享有的社会救济、保险、福利与受教育机会，并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的均等化、公平化。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上，政府应该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对于水电暖、通信、住房等经营性项目可以利用多种融资渠道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在价格的制定上，做到政府监管，多元融资，责利分明，努力做到社会福利与投资者盈利相协调。对于废弃物回收处理、公共卫生、污水处理、基础性道路、桥梁等“纯公共性设施”，在融资渠道、运作模式上应加强政府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纯公共性设施”的投入也成几何级数增长，政府通过传统的财政渠道去满足城市化对公共服务的过快需求几乎变得不可能，因此，政府在土地等稀缺要素转让上掠取所需的发展资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稀缺要素的定价必须确立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合理需求和可承受基础之上，既要避免过度供给，又要避免人为炒作，做到城市化的需求与自然要素供给的平衡，在财政的配置上也应该倾向于新增城市人口和区域上。

从二元体制上下手，逐步扫除人为的“二元”桎梏。在二元体制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障碍，这种制度极大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得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其劳动生产率无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农民的增收途径狭窄，即使非农收入增加，也无法使其转变为在城市的有效资本积累。这间接也影响了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无法得到发展的临界规模。政府应该改变过去推行的极具歧视性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机制，主动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壁垒”，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为农民创造良好的公平的就业环境，甚至具有倾向性的补贴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就业，增加直接收入，为自身的城市化形成有效资本积累。

在新农村建设上，各地有责任通过财政、税收等途径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公路、铁路、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在短期内具有合理性。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以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增长，但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要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和数量上采取对策：—方面，制定与就业结构演变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具有高就业弹性的相关产业，实现被转移人口的充分就业。另—方面，做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有效互动，加强职业培训体制建设，对被转移劳动力给予政策引导，促使被转移劳动力切实改变观念，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参加教育、培训，不断提升基本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社会保障方面，逐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建立起覆盖城镇人口、农民工及其家属、农村人口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顺利推进提供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前提。

[责任编辑 张桂霞]

作者：陈玉和　赵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