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

[摘要]“理念”一词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回归与发展为当代政治学科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与研究路径。其中，理念与制度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制度变迁理论中动力不足的缺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 篇1：

简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

摘 要：新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概括了西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三大理论流派，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并由此总结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特点。

关键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

西方新制度主义者是在对行为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基础上，否定了旧制度主义用静态的眼光看制度及其忽视对制度的动态分析。新制度主义者反对行为主义者只注重过程，不注重制度的研究，批评、修正了行为政治学，倡导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相关联，以加强应用性研究为宗旨。

新制度政治学的“新”体现在：新制度政治学创新了“制度”的内涵，包括了传统的正式制度，如法律、组织等，也囊括了人类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风俗，这就深化了我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新制度政治学打破了旧制度主义从整体主义观研究政治制度，而且从制度和行为两个方面来分析政治现象。新制度政治学没有像行为主义那样否定政治价值对政治制度的积极意义，而是将各种形式的价值进行分析，认为制度支撑着政治价值观；新制度政治学也借鉴自然科学定量分析、动态研究的方法，并结合传统政治制度学的定性、静态。规范理论的研究方法，丰富和完善了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

目前，对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划分有七分法、四分法、二分法，学术界公认的是彼得·霍尔和罗斯马丽·泰勒的三分法，他们在美国《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的“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学派”中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

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

政治学中所谓研究方法，是研究政治现象的基本策略，研究法可以提供概念框架，还可以成为政治理论形成的动力，

奥尔森提出，当一个人应用他认为“既有效率又有效果的手段追求其目标”时，他的行为就是理性的，可以看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吸收了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但是认为“理性人”也是受制度约束的，认为政治分析的核心是个人在制度约束的情形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凸显了制度在个人行为选择中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三个特征：

1.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前提，认为个人效用最大化是个体的基本动机，个体的目标在制度运行中以算计的策略来有效实现，也就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以个体作为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

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将政治看成是一系列集体行动的困境，制度是理性行动者解决集体困境时的产物，制度之所以产生是行动者为达到自己目的而用算计性途径达到的结果，也就是“结果性逻辑”。所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的核心内容是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

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理性人假设、产权和交易成本等理论来分析政治问题，它主要受到威廉森的交易成本理论、诺斯的制度发展理论、米尔格罗姆和普拉特等人的委托-代理理论等的影响。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特征中可以发现，前提假设体现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基本假设：（1）个体是政治活动的核心行动者，个体展开理性行动的目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1]；（2）制度是形塑个体行为的规则或非正式实践模式；（3）大多数个体对于制度的制约或激励能够做出理性的反应。

二、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

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运用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一种分析路径。该学派所要解释的重点是组织采取某种特定的制度或实践模式来提高组织的效率，也即从文化层面来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

1.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个特征。首先，社会学制度主义将更为广泛的文化因素界定为一种制度，这就颠覆了仅仅将文化看成是与情感相关联的价值趋向或态度，这样将文化看成是为行动者提供认知模板。其次，制度影响着个体的基本偏好和自我身份的认同。社会行动者的自我印象和身份认同是由社会生活所提供的社会形式所赋予的。社会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当我们面对某种情况时，个体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认识这种情况并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制度所提供的行动模板就为完成这两个任务提供了手段。最后，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某一组织之所以会采用某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是因为该制度提高了组织或其参与者的社会合法性。

2.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基本演变。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最丰富的制度主义传统存在于社会学中，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的认知模式和认知标准。这就使制度的界定显得更为广泛。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个体在面对某种情势而采取行动时，制度提供认知模板来完成这一过程，制度塑造出的认知模板使个体受到规范的约束，从而遵循社会规则的要求。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并不能单纯视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应当把个人看作是出于各种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社会人。例如政治家出于自利的目的采取行动赢得选票，他们之所以那样是因为他们的职责所在，公共利益和集团利益驱动着他们。社会学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人行为更多的是基于“认知模板”采取行动的，而不是从计算结果回报的角度规范行为。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算计途径和文化途径解决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持的是结果性的逻辑，个体行为者的行为是受对于结果的期望和偏好而驱使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所持的“适合性逻辑”，强调人们在共同的规则下来规范行为。这两种逻辑并不冲突，一般情况是，结果性逻辑和适合性逻辑是相联系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是规则的集合体，遇到新环境时，制度便与环境结合起来，所以政治制度在实现了预期性结果时也使得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中履行了义务和责任。

三、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路径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和历史观上。在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在历史观上，历史制度主义重视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来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历史制度主义的四个特征：

1.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用相对广泛的视角来界定和阐释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使用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算计途径”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文化途径”。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变迁是通过制度和行为的互动关系来推进的。

2.强调权力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及不同集团间的非均衡分配状况，认为制度框架本身是在一种资源不平等的格局下形成的，所以在制度运行中更倾向于制度给予某些集团或个人更多的决策权和利益分配的机会，不倾向于采用一种使人变得更好结果的制度，而倾向于强调政治结果对某一集团的损害和对另一集团的好处。

3.历史制度理论强调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在历史中的作用。路径依赖强调制度形成在历史上具有强烈的惯性作用，行动者选择了某一路径后，再很难改变道路。所以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既定对历史演变的“无效性”，除非在这一连续性历史过程中出现一个“断裂节点”来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如经济危机或军事冲突等重大事件可以打破原有的制度平衡，促使新的制度产生，而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必须是个体对某种认知性框架获得充分认同后的制度化产物。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认为现存的制度不能给行为者带来更大的利益时，制度变迁将会发生。

4.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观念”性的东西可以和制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某种政治结果，制度与观念存在着一致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会对不同国家同一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

四、三大流派的交流与整合

历史制度主义将文化、理性对行为的塑造纳入具体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时，对新制度主义进行了交流和整合，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认为，新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是在现存制度中进行的，它们使我们注意到新制度在建立初期权力在不同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间的不均等分配，它们也让我们看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解释了个体行动者的“经济人假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政治行为者非理性的一面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中，这三大理论流派已经存在共同的交流与混合的基础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状况时，我们已经不重视它们之间的区别了。它们实际上共同分享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即政治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径依赖和观念的重要作用。

五、整体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特点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个体行为、环境、理性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研究这种互动关系来考察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在个人与制度的关系上，新制度主义不仅关注个人偏好和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而且关注制度对在特定社会中个人的行为产生的结果。制度受到个人行为的影响，但同样影响和塑造個人的偏好、行为方式和观念，制度也和更为宏观的社会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制度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制度的产生和变迁。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宪法和法律为核心的正式制度，还应看到非正式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关注个体行为与制度的相互作用，重视习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等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正力图改变过去研究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隔离状况，并探索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功能互补。

参考文献：

[1]盖伊·彼得斯.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C]//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科斯，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3]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M].何俊志，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盖伊·彼得斯.社会学制度主义[M].何俊志，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5]戴扬.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C].制度经济学年会征文，2007.

[6]李建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主要流派及其整合述评研究[J].大连理工大学社会学学报，2009，（12）.

[7]吴晓文.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3）.

[8]何俊志.历史制度主义[EB/OL].百度文库，（2002-05-22）.[2009-08-22].

[9]扬龙.新制度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J].教育与科学，2005，（7）.

作者：王晶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 篇2：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念转向

[摘要]“理念”一词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回归与发展为当代政治学科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与研究路径。其中，理念与制度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制度变迁理论中动力不足的缺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理念 制度

一、理念的渊源与复兴

说到“理念”的历史渊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看来，“理念”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绝对和必然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进行了批判与继承，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为推动知性产生到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黑格尔在《小逻辑》里将理念称为“自在而自为的真理概念和客观性的绝对统一”[1]；……等等。在上述历史线索中不难看出，“理念”一词在唯心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内涵也随着唯心主义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

随着近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起并逐渐成为哲学主流话语，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物质世界”，强调其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拒绝那种超越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从而“理念”一词在学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3] Lieberman, Robert C., 2002,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i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6,No.4.

[4]Huntington, Samuel P., 1981,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黄山杉，女，辽宁沈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制度主义理论.

作者：黄山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论文 篇3：

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方法论的异同浅析

[摘 要]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为制度主义及其本身赢得了荣誉。尽管新制度主义脱胎于制度主义，但二者在具体的方法论上却存在显著差异。出于对行为主义的反思，新制度主义继承了早期制度主义对政治价值的关怀，保留了对价值的尊重及对政治现实与实践的综合考量。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则表现在：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各自偏好；“以静制动”与“以动制静”的差异选择；结构主义与理性选择的不同取舍。但对历史哲学的尊崇，似乎又成为二者相似性的核心。

[关键词]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方法论；比较

制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概念体系，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等。对制度的信仰与青睐可早溯至古希腊。制度主义的活动区间大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制度主义则裹挟了对制度两千多年来的积累与冷静，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所热烈探讨的主题，以致于当今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制度已然成为一种武器。考察当今世界政治环境，或者意欲对各国政治进行比较分析，制度是最为直接的突破口。通过文献发现，对新制度主义的探讨远远超过制度主义，但也使得制度主义因新制度主义的广泛讨论而声名鹊起。然而，有旧才有新，新制度主义归根结底是发端于制度主义的，因此，新制度主义必然保留或者继承了早期制度主义在方法论、理论主张、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基本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环境随之改变，旧有理论的分析必然会随之改变。制度主义之新应运而生。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在经济学领域，制度发挥作用的因素受到相应分析工具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二者在方法论上将采纳不同的范式，从而推动社会科学在制度的引领之下不断向前发展。在经济学领域，制度学派产生了广泛影响，而经济学的制度主义新与旧之间，在方法论上却大相径庭，甚至可以描述为“完全对立”，这为政治学领域的制度主义比较提供了借鉴。在政治学领域，制度的比较是最有效的比较，通过制度的比较方能较为全面而准确地探讨各国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从而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论。

从历史来考察，制度主义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对城邦制度的研究。一般认为，自古希腊以降直至20世纪中叶的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说、主张或分析路径，被统称为旧制度主义的政治学。行为主义对技术的笃信和对传统价值的抛弃使传统制度主义陷入沉寂。直到1984年，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和挪威学者约翰·奥尔森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新制度主义”开始成为社会科学讨论的热门词汇。很显然，新制度主义是作为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和对传统制度主义的革新而出现的。或许，正如上述两位学者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新制度主义大旗下，我们意指要关注确实存在着“旧制度主义”的事实，观念的循环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关注早期的政治科学理论中去。但我们的意识是老的和新的是不一样的。也许对新近的观念作更为精确的描述，是把老制度主义的成分并入到政治学新的非制度主义理论范式中去。”[1]因此，制度主义的探讨和比较就应该在范式和方法论当中去寻找。

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学界对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之间的比较已经很多，以致于常规的发问方式多半是：新制度主义“新”在何处？而回答也大多可以归结为：二者在理论起源及构成、对制度的界定、对制度功能的认识、对价值偏好的关注、方法论适用等五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旧制度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都离不开对制度、个体的人与整体的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透过这一分析框架着重对新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异同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新旧制度主义的历史溯源

对制度起源的探讨离不开对政治学的溯源。尽管“政治学”的名称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则要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自然科学的进步，政治学也开始逐渐摆脱道德哲学、宗教神学的牵绊，逐渐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这条路上，对制度的分析和思考一直是学界的主打，学者们争相对不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等规范的政治制度进行探讨。

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和结构出的一种经验保障，制度可以是统治工具，也可以是革命武器，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考察人类漫长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制度像一个幽灵一样萦绕其间。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扬弃了其老师对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开始从统治者人数和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探讨城邦制度的优劣，于是就有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体类型划分。但在这一时期，以制度为中心的学科建设还不是很成熟，而且政治学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哲学和神学，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学科。直到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次设立政治科学系，制度才跟随政治科学一起独立出来，成为分析和论述主题。通常，学界将这一期间的政治学研究统称为古典主义政治学。在古典主义时期，对制度的探讨还没有上升到科学范式的层面，而是从整体上对制度的优劣进行哲学式的思辨。

19世纪末，随着政治科学研究的兴起，制度范式开始为学界所热衷。继承古典主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传统，抛弃空洞的哲学思辨，制度主义作为一个学科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一致认为政治制度与政治价值具有内在统一性，好的制度方能实现政治价值的彰显。进一步而言，这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首次握手言和。在方法论上，传统制度主义信奉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摒弃对个人偏好的过多关注，着重探讨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国家制度，而对中观、微观制度却不加关照。传统制度主义还在某种程度上对制度进行神化，实质上沦为了制度中心主义和制度决定论，以致于对制度进行分析时不能进行有效区分，使得政治学分析陷入了空洞和孤立。因此，当行为主义于20世纪中叶突然来袭之时，传统制度主义只能退隐江湖。在这一意义上讲，旧制度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革命”，以便从中发现制度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决定性作用。而对旧制度主义的革命，则是由新制度主义在反叛行为主义的过程中一道完成的。

20世纪80年代，行为主义陷入困境，这源于它对政治价值的绝对抛弃以及对定量分析的绝对热衷。无疑，行为主义追求纯粹科学化的分析方法使其自绝于人类本身。它抛弃了对人类价值的关照和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同情，前进道路越来越窄。制度主义抓住时机，重新呼唤并发现制度，在对行为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摒弃传统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绝对化和只关注宏观整体的局限性，开始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并将制度的内涵拓宽到囊括了宏观的国家制度与国际制度，中观的政党制度与法律制度，以及微观的惯例、规则与规范等在内的庞大制度体系。这一切努力使得制度主义重新焕发出生机，新制度主义开始成为这一范式的通称。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由于各自关照的着重点不一样，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派别，例如盖伊·彼得斯将其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等七个流派，但这一分类法多少显得繁琐。综合考量，还是豪尔和泰勒的三分法显得更为简洁和科学：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2]

二、制度主义的制度与方法

旧制度主义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义，这主要源于旧制度主义本身。制度主义自产生以来，更多地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制度学派便是其中的代表。该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对制度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论述，他说：“谈到制度，不但其本身是精神态度与性格特征的一般类型或主要类型所形成的淘汰适应过程的结果，而且它也是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中的特有方式；因此，反过来说，它也是淘汰的有力因素……变化中的制度也是以促进具有最相适应的气质的那些人的进一步淘汰，足以使个人的气质与习性，通过新制度的构成，对变化中的环境作进一步适应。”[3]可以看出，在制度学派眼中，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某些相关的关系或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这实际上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简化以上命题，可以得出制度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论。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构成了这个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

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天然包括了正式的规则（法律法令、共同法、规章条例）、非正式的约束（惯例、行为规范和行为的自我强制）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强制。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应该是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够接受的一套社会行为的规则，特别是在循环条件下界定社会行为。因此，斯科特才指出，制度不是自我制定的，就是由部分社会权威制定的，“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的一种规律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同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4]博弈论的引入丰富了制度的方法论含义，重复博弈的发生使制度具备了规律性的意涵。

秉承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与哈耶克则关注制度与秩序之间的关系。比如，门格尔就认为，制度起源于无数个体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自私利益的互动，理性个体的自私互动使制度得以重出江湖，江湖秩序也因此得到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其成员之间必然具备所谓的主体间性，为保障社会秩序就必须进行主观上的建构与规范。在哈耶克眼中，作为组织的国家及其配套制度对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过多的干预将导致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5]因此他主张应该强化社会的自我功能，实现市场的自我治理，从而实现制度的解放。

在旧制度主义时期，学界偏好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以法律为代表的各种正式制度。在他们的视野里，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都拥有独立的自主地位，而人性成为受之约束的常量。因此，政治制度成为决定、指导或修正个人行为动机的因素，进而政治制度成为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根本性和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国家作为政治机构的典型相应地成为了制度分析的独立变量，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活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政治学领域，旧制度主义学者们重点关注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的关系场域：立法者、立法过程及法律规范；国家主权和地方行政权的性质；民族与社会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逻辑和规范框架的政治哲学。由于旧制度主义多关注的场域导致了其发展方向的局限，对内而言要关注一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政治体系的运转，对外则要进行制度的国际比较，这导致了旧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不能进行细致而具体的分析，而主要是抽象和描述的哲学探讨。因此，某种程度上，旧制度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尚法主义、结构主义、整体主义、历史相对论、规范分析等五个方面。[6]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传统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缺陷与不足，这种缺陷也导致了它在以西方为首的政治科学化潮流中只能退守孤城，等待新制度主义的革新与救援。归纳起来看，旧制度主义的缺陷体现在：只注重对政治机构和法律条文等制度层面的静态分析，而不去关注实际的政治过程；由于为深入政治实践，使得对制度的分析流于形式；过多强调制度和组织的整体性，而没有关注到具体制度与个体的主观偏好。

旧制度主义的目标是要达到“价值决定一切”效果，意图在人类高贵精神的旗帜之下建构一个最有价值的美好社会。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价值固然重要，制度固然可贵，但它们都不应该仅仅局限为一个被束之高阁的空洞描述，而应该融入人类各项实践，以极大的包容性丰富制度的内涵，进而获得自身持久的生命力。正是以上致命缺陷，使得传统制度主义在面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以及行为主义的挑战之时不断败退。

但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揭示的，尽管传统价值在科学面前日趋没落，其所具备的规范性和指引性却是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的。毕竟从后来行为主义的衰落可以看出，人类从来就没有放弃对自身精神的审视和对价值的追求。纯粹的“价值中立”或者落入技术处理的定量分析并不能解释诸多社会现象，它们注定是不能持久的。因此，新制度主义的使命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图更为理性地解释社会并指导人类的政治经济实践。

三、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探析

制度主义作为一种分析理论，在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产生了众多流派，比如经济学领域的制度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国际关系领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等。在新的环境中，制度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新制度主义所获得的广泛关注首先要归功于方法论的改进和恰适。

在政治学领域，新制度主义的元老级学者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是社会组织的规则，它“拥有一整套程序，通过规则在其中进行选择。这些规则可能是通过直接胁迫及政治或组织的权威所强加给的，或者仅仅是通过社会化或教育而习得、内化的一些合理行为象征”，[7]这些规则既包括惯例、程序、协议、职责、策略、组织形式以及技术等政治活动得以开展的建构因素，也包括信念、榜样、符号、文化及知识等阐释因素。它们共同构筑了政治的组织逻辑，即恰到好处的适应性。同时，“政治制度是相互关联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依据角色和情境间的彼此关系，这些制度规定了哪些行为是适当的”。[8]由此可见，所谓制度就是规范、建构和阐释政治组织运转、政治活动开展、政治角色与政治情境之间关系的内在因素。

正如笔者前文中提到，尽管不同的分类方法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或二、或三、或四、或七等流派，但其内在依归以及对制度的尊崇是共通的。因此，笔者认为不必纠缠于流派划分，而应着重探讨其方法论的适应性与价值问题。通过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流派及理论的考察，本文认为，新制度主义按其方法论主张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学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比较宽泛，一般来说，“它们将制度界定为嵌入整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规则、规范和惯例”，其范围可以从宪政秩序、官僚体制内的操作规程和对工会行为及银行企业关系起着管制性作用的一些惯例。[9]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制度的界定已经显示出对传统制度的丰富，不仅包括宪法、政体等正式制度，还包括一系列的惯例与规章，这就将制度界定指向了更为细致具体的微观层面。历史制度主义在关注制度对个体偏好和行为、进而对社会的影响的同时，认为制度本身是特定社会历史中人的行为的结果，它注重研究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当中的“政治主体的有限理性、制度的路径依赖趋势和观念的重要作用”[10]三者的出场顺序和组合情况，以此说明制度的适应性受到特定历史环境的制约。因此，与传统制度主义相比，历史新制度主义将关注的重心由制度本身转向制度环境，积极探寻制度与行为之间潜存的因果关联，着重研究“制度的运行是如何引导和协调行为的”，[11]使制度发挥作用的历史环境进入了政治科学研究的范围。

历史制度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正统，它“透过前后相继的历史背景，在中层理论的框架下来构建一种理论，这种既重理论又重历史的双重要求为提高对复杂的政治现象的解释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12]在某种程度上，它还继承了旧制度主义传统中重视正式制度的做法，并对集团资源竞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等分析理路进行吸收。[13]根据豪尔和泰勒的考察，历史制度主义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在界定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关系时，往往取诸广泛；强调制度运作和演进过程中的非对称权力分配；十分注重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十分注重制度分析与历史因素的整合研究。[14]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看，理性主义表达了一种信念，它主张“心灵不依赖一切偶然原因，思想除了‘理性’的权威外不服从任何权威”。[15]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流派，也称唯理论，是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一种认识论形式。[16]受理性主义的启发，在政治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也开始从个体或群体理性的角度展开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直接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奥斯特罗姆认为，所谓制度，就是“一种规则组合，它被人们用来决定谁有资格进入某一决策领域，决定信息如何提供，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决定个体行动如何被聚合为集体决策……所有的制度都存在于由个体组成而共享着某种语言的共同体中，而不是一个作为某种外在环境的物质场所。”[17]决定意味着计算，也意味着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理性选择理论所探讨的制度具备了更为个人主义的经验和特质。

理性主义的制度理论将制度视为影响政治成本的重要因素。在它看来，制度减少了某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改变了交易成本，这势必将影响政治进程及其后果。制度除了改变成本之外，还对以交换为基础的契约成本进行干预，使得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审慎和理性。因此，即使在缺乏等级权威的情况下，制度也能通过其特殊渠道如监督体系、反馈机制等提供相关信息，并对预期目标的实现有更大的把控。正是通过创造实现互惠互利的条件、构建交往磋商平台等方式，制度使得非集中化的政治实践成为可能。[18]

社会学制度主义则直接借鉴了社会学的宏观理论与现代经验。这一现代经验就是对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现代改进，使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成为经验社会学的主流，从而构筑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其代表帕森斯综合了涂尔干、韦伯、帕累托和滕尼斯等人的制度主义思想，并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认为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制度理论的构建。在帕森斯的眼中，制度就是能够对社会性利益加以构造的“一套组织的激励系统”：“我们不能设想的是，一套制度规范能够给共同体内部成员带来好处，就证明这些规范的存在主要或专门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利益和为其有效执行而实行的制裁。一方面，因为共同体的道德所具有的规范性力量将倾向于以一种符合规范的方式引导着利益的流动。于是，对个人的主要奖赏，首先是社会尊重，将倾向于给那些遵从它们的人。另一方面，道德忠诚的同样力量倾向于把不赞同和有时公开的惩戒、惩罚给那些违背它们的人。”[19]在帕森斯眼中，制度是与利益紧密勾连的，一套制度规范一旦建立，就必然会倾向于维护它的利益，但这利益其实包含着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在这套理论范式之下，个人在制度的统合之下结成“利益复合体”，其中，忠诚的维持将依靠制度的制裁来实现。在这里，制度就“包括认知、规范和管理的结构与活动，这些提供了一种稳定并使社会行为充满意义”。[20]

在此基础上，霍尔和泰勒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首先，它把为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体系、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型等，在正式的规则、程序和规范基础上引入制度内涵，使制度具有了社会象征意义。其次，制度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依靠的是认知和模型塑造。第三，它使得特定的组织及其行为主体在相关行为上具备了社会合法性，使得政治机器得以正常运转，政治秩序得以持存。[21]社会学制度主义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充分关注象征体系、认知及主体间性、合法性等议题，充分考量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关注结构及模式变化所造成的制度变迁，使得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具备了更强大的适应能力。

四、结论与讨论

在政治学领域，制度作为一种武器而存在，通常伴随的是集体行动。因此，在讨论制度的时候，必然离不开对个体、整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方法，也最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结合前文分析，回归本文主题，笔者认为，旧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上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对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各自偏好。一般来说，旧制度主义偏重从整体出发来谈论制度问题。在旧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体系中，制度是整体的制度，国家也作为一个制度而存在，极少涉及对个体偏好的考虑。而与此相反，新制度主义恰恰摒弃了唯整体制度马首是瞻的旧传统，将个体主义方法论引入分析框架，对个人偏好、行动者动机等进行测量，构建起沟通制度、个体与整体的桥梁，使得制度分析变得更接近现实政治，从而具备了更强的理论适应性。因此，制度框架在新制度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显得更加稳定有格。

第二，“以静制动”与“以动制静”不同选择。比较地看，旧制度主义对关注宏观政治制度情有独钟，而宏观制度通常是难以变更的，因此，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很轻易地就可以计算出来。旧制度主义只注重以静态研究的方法对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并希望以此囊括各种制度，实现制度分析的普世性，但事实上却是事与愿违，“以静制动”的静态方法并不能有效解释政治制度的演进，至少离开宏观制度领域，旧制度主义就一无是处了。新制度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在看到宏观制度的静态特征同时，还注重考察制度在中观、微观层面的动态变迁，这使得制度主义在分析革命、战争等重大制度性事件时颇为得心应手。

第三，结构主义之社会与理性选择之结构间的取舍。旧制度主义倾向于关注政治体系完整意义上的结构特征，一旦结构发生改变，必将会产生重大的制度变迁。因此，在旧制度主义的视野里，结构实际上决定着行为，结构因素的改变使得某一事件的发生成为必然，例如法国、俄国等国革命。结构主义的方法论为旧制度主义赢得了部分声名，但面对另一些制度变迁时却显得言语苍白，缺乏说服力。新制度主义将视野转向制度的内在要素，认为特定的制度建构了个体选择的方式，政治实践实际上嵌入了特定的制度。结构固然重要，但离开制度的建构与规范，结构将失去其能动性。

以上是新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甚至是对立，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相反，二者在谈论历史的时候却十分惊人地接近。无论新制度主义还是旧制度主义，对历史哲学的分析方法都十分看重。毫无疑问，旧制度主义沿袭古希腊政治思想传统，注重对历史的哲学考察，而新制度主义则在反叛行为主义的时候重新拿起“价值武器”，对纯粹科学化的方法进行了彻底批评。正是历史塑造了制度的鲜活。这成为新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最为重要的相同点。

科学之所以能够使人在面对生命与自然之时谦卑而虔诚，正是因为科学背后有人类审慎的思考以及对价值、传统与人类精神的尊崇。简言之，对人类社会而言，科学与传统之间并不是天然对立的。由此看来，西方行为主义的兴起是对传统价值的恐惧和叛离，而其最终衰落则预示了以上结论的科学。事实上，科学带来的传统价值新生以及人类命运转变，并不是以背离传统价值为代价的。科学进步带来的是对真理的探寻和靠近，而非简简单单的技术活儿，使人类社会充盈“傲慢与偏见”。

参考文献：

[1][美]马奇、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A].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5.

[2]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3.

[3][4]秦海.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J].社会学研究，1999，（5）.

[5][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and NewYork： Wellington House， 1999， pp6-11.

[7][美]马奇、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M]，张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20.

[8][美]马奇、奥尔森.重新发现制度：政治的组织基础[M]，张伟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160.

[9][美]豪尔、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A].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8.

[10]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4.

[11]Oran You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heltenham： E.Elgar Pub.Co.， 1996， pⅷ.

[12]张学艺.历史制度主义与比较政治学[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1）.

[13]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2）.

[14]Peter Hall，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in Political Studies， Vol.XLIV， No.5， Deceber， 1996， p938.

[15][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

[16]苏长和.理性主义、建构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J].国际政治研究，2006，（2）.

[17][美]盖伊·彼得斯.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A].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86.

[18]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166.

[19][美]倪志伟.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来源[A].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34-235.

[20][美]盖伊·彼得斯.社会学制度主义[A].见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53.

[21]Peter Hall，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in Political Studies， Vol.XLIV， No.5， Deceber， 1996， pp947-949.

（责任编辑：育 东）

作者：谭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