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消费率增长投资论文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历史分析角度看,消费率随着一国收入增长呈现出从高到低,再从低走高的规律,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之间也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全球消费率变化的规律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特点的消费发展趋势,对于指导扩大消费的政策走向意义重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低消费率增长投资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低消费率增长投资论文 篇1：

吉林省投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摘要：2003年以前，吉林省投资率的波动与全国大体相同。2004年以来，随着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投资拉动战略及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张，带动投资率大幅走高，2008年高达79.8％。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否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通过2004年以来的数据分析吉林省投资率与经济增长变化的关系。

关键词：投资率；经济增长；变化关系；影响

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经济增长水平及其速度决定投资的总量水平，另一方面，在资源数量及技术水平既定前提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总量的大小及投资的增长速度。投资率是资本形成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称资本形成率，是反映社会再生产能否快速稳定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监测国民经济是否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指标。2003年以前，吉林省投资率的波动与全国大体相同。2004年以来，随着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投资拉动战略及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张，带动投资率大幅走高，2008年高达79.8％。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否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通过2004年以来数据验证吉林省投资率与经济增长变化的关系。

一、近几年吉林省投资率变化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一)投资率变化情况

2004年以来，吉林省紧紧抓住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有利时机，实施扩大投资、加快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决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吉林省投资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达1 802.4亿元。比2004年增长53.8％。此后逐年高速增长，2008年达5 608亿元，比2004年增长3.8倍，相当于吉林省1949～2000年52年投资的总和，年平均增长48.1％，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高23个百分点，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前四位，其中，2005、2006年都居全国第一。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投资率逐年提高，从1978年的40％提高到2004年的44.7％，2008年高达79.8％，创历史最高。2009年，由于国家调整了资本形成总额的计算方法，投资率为79.6％。吉林省投资率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9—1984年，投资率在低区间波动，年均为28.2％，这期间主要是偿还多年的“消费欠账”。二是1985—2003年，投资率上升40％左右，年均为40％。三是2004～2008年，投资率逐年大幅度上升，年均投资率高达59.9％。

(二)投资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随着投资率的逐步走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节节攀升。1979～1984年，GDP年均增长9.9％，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3％，消费贡献率为87.4％。1985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80年代的偿还“消费欠账”结束，吉林省经济增长的“消费主导型”已开始向“投资主导型”转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1992—2004年GDP年均增长10.3％，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41.3％，消费贡献率降为55.9％。特别是2005年以来，投资率大幅走高，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2005～2008年全省GDP年均增长14.8％，投资贡献率高达68.2％。这表明：一是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吉林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呈现明显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特征。二是近两年随着投资率大幅走高，投资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关联性逐步减弱。

(三)吉林省投资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内外比较

1　吉林省与其他省份投资率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近年来，吉林省投资率在全国位次逐年前移，经济增长率位次2008年却有所下滑。

2　吉林省与全国投资率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近几年，吉林省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与全国存在较大的差异。2003年以前吉林省投资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4年为拐点，投资率差距急速缩小，2005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这一趋势急速扩大，直至2008年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14.2个百分点，带动投资率高于全国36.3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长速度看，2004年以前，吉林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以后有所扩大，但远低于投资率高于全国的倍数。表明吉林省持续大幅攀高的投资率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同幅度加速增长。

3　吉林省与经济较发达省份比较。本文以广东、江苏两省为例，比较吉林省与经济发达省份投资率及经济增长变化。广东省经济增长最快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的1992～1995年，GDP年均增速为20％，投资率为42％。江苏省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为1992—1995年，GDP年均增长19.2％，投资率为50％。吉林省经济发展最快的2006～2008年，GDP年均增长15.7％，投资率高达近70％，投资率比江苏、广东高出20、2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则低3.5、4.3个百分点。

4　吉林省与世界各国的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投资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中低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投资率较高，经济增长率则高，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率趋于稳定，如，美国、英国多年来投资率一直稳定在20％左右。当前，我国经济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近几年投资率在40％以上，比一些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还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在30％～35％之间，韩国基本在37％以内。吉林省经济也正处在这一阶段，但投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通过分析我们得出初步结论，投资率越高，经济增长越快，近几年吉林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但“高投资，高增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当投资率达到一定水平时，高投资率与高增长的关联度降低。从投入产出效益看，保持适度合理的投资率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二、吉林省高投资率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吉林省投资的高增长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但高投资率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投资运行中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

(一)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

高投资率往往与低下的投资效率相联系。投资的效率在宏观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用资本边际生产率来表示，即从投资宏观效益的主要指标——投资弹性系数来看，近几年吉林省投

资弹性系数整体上呈下滑趋势，2000年吉林省投资弹性系数为0.91，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随后弹性系数整体上逐年下降，到2008年降到0.5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1个百分点。高投资率也会导致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增加投资意味着扩大生产能力。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当生产能力持续超过有效需求规模时，生产能力利用率必然下降。目前，吉林省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不高，甚至有的品种存在过低问题。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有效需求，造成原本紧张的资金损失浪费。投资效率低下的后果是多方面的，较为突出的有三点：一是经济关系不协调，高投资必然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压效应”，制约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使得靠高投资维持的高增长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二是导致银行呆坏账大量积累，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三是陷入所谓的凯恩斯陷阱，通过大规模投资来刺激经济，而投资的边际产出下降，过剩的投资会引发新一轮萧条，为刺激经济又需要更多的投资，难以走出一条均衡发展之路。

(二)投资结构亟待进一步调整

一是投资外延性扩张明显。近几年吉林省社会总投资中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看，2008年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仅为23.1％，而新建扩建项目投资占45.1％。二是技术水平不高。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体现技术进步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比重仅为17.7％，而用于土建的建安工程投资比重却高达68.5％。三是高技术、高附加值工业投资增长却仍显乏力，产业结构水平仍然较低，影响高端产业发展后劲，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四是缺少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超大型项目。由于各地政府仍在主导投资行为，因而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仍较突出，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扩张，资源型项目较多，有的高污染项目仍在建设，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三)投资持续高速增长的难度加大

1　9 500亿元投资的概念。2010年，吉林省要完成9 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目标。9 500亿元投资的概念，就是初步测算投资率要超过90％，当年投资总量相当于建国以来全省投资建设形成的、到2008年底全省国民财产总量中固定资产总量的60％多，相当于2009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5 517亿元的1.7倍。在过大的基数、过高的投资率“两高”的作用下，投资内生的、持续加速增长的力量还没有形成。2010年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增加总量72亿元，是吉林省实施扩大投资战略初期2004年lO亿元的7倍，持续高速增长的难度很大。综合各相关因素分析预测，2010年吉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将明显回落，如果保持在20％左右，全年完成投资8 600亿元，比2009年增加1 440亿元，仅增量就为2004年投资总量的1.2倍，达到这一目标难度也相当大。

2　资金约束作用增大。从近几年吉林省建设资金的来源情况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占3％，国内贷款占5％，利用外资(包括国内省外)占23％，企事业自筹资金占60％。其中，2009年，受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影响，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比重提高到3.5％，国内贷款比重提高到7.0％。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但政府投资信贷支持力度相对减弱。2010年投资要达到增长20％、总量完成9 500亿元测算资金的筹集，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保持2009年的比重，分别筹集300亿元、600亿元。对国际资本、外省市资本来说，受金融危机和地区间竞争等影响，引资难度将越来越大，按20％增幅计算，引入内、外资达到2 300亿元左右。三路资金计3 200亿元，还有6 300亿元资金完全靠企业自筹。目前，吉林省虽然有5 000多亿元储蓄存款，但受我国高储蓄率、储蓄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企业融资难等因素影响，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很少，因此难以支撑投资的持续高速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04年以来吉林省投资率变化及纵、横向比较分析表明，近几年吉林省扩大投资的成效是显著的，促进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当前，吉林省经济仍欠发达、尚未摆脱粗放经营，坚持扩大投资，加快项目建设，保持高投资率仍是现阶段推动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从科学发展角度看，目前，吉林省投资率过高带来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因此，要重塑投资理念，将保持适度投资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重在坚持扩大质量效益型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一)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保持合理的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投资规模关系到经济发展后劲；而消费不足也同样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当前外需大幅下滑的严峻形势下，更应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防止偏重于扩大投资，而对扩大消费着力不够的倾向。近几年吉林省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主要是经济发展阶段、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的客观要求，国家扩大内需政策、高储蓄率的传统、人口城市化进一步加快、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住房制度改革带动房地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的影响及低成本等竞争优势对国外、省外资本保持较高的吸引力，近几年吉林省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得到较多域外投资支撑，弥补了吉林省投资中多年来的欠账。偏高的成份，主要是因为政府主导投资以及投资体制不合理等深层次原因及个别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绩、统计数据虚高等因素影响。因此，要重塑投资理念，将保持适度投资率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坚持扩大质量效益型投资规模。投资的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消费增长相适应。要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发展。

(二)处理好扩大投资总量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重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效益

目前，吉林省经济增长还远未步入良性循环周期，总量不大、结构不优、质量不高、发展水平仍较落后，面临着加快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压力。加快发展是实现全面振兴吉林的根本出路，为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目前仍要保持较快的投资增长速度。由于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不高，消费层次仍处于较低阶段，消费带动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是十分必要的。今后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坚持投资拉动，强化项目建设，保持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推进投资结构调整，提高投资效益。调整投资结构重点要突出四方面：一是优化产业资金投向，围绕做大做强吉林省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和医药、光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及能源、新型建材、旅游等特色产业加大投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竞争力。要坚决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入和重复建设，这是确保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合理与稳定，提高投资效益的核心。二是强化重点项目建设，谋划、引进和建设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项目、好项目，增强重点项目对全省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三是转变低水平重复建设、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领域投入，提升项目技术含量，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的民生、社会服务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加大对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三)处理好政府主导投资与企业自主投资的关系，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

要变由地方政府抓项目为企业主动上项目。真正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从体制上保证投资效率，抑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努力提高投资质量。

作者：王振宇

低消费率增长投资论文 篇2：

从全球视角看我国消费率走势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历史分析角度看,消费率随着一国收入增长呈现出从高到低,再从低走高的规律,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之间也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全球消费率变化的规律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特点的消费发展趋势,对于指导扩大消费的政策走向意义重大。

一、世界各国消费率变化的基本规律

(一)世界各国消费率呈慢U型走势

世界各国消费率走势基本都呈现慢U型。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国家分类标准的数据,人均国民收入小于或等于8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876—3465美元区间为中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在3466—10725美元区间为中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大于1072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虽然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消费率变化不尽相同,但从总体走势看,消费率随着经济由低收入向高收入增长呈现出慢U型的走势,消费率的上升与下降都具有明显的渐进性,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处于慢U型的不同阶段。

低收入经济体处于慢U型的前端。从长期看,虽然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存在逐步降低的趋势,但这些国家的消费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1965—2005年的41年间,消费率一直稳定在80%左右,投资率长期徘徊在20%上下。说明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还处于慢U型的前端,尚未开始大幅下降,只有当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下收入水平阶段,较高消费率才会出现明显下降。

中下收入经济体处于慢U型下降部分。中下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在1970—1978年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此后略有波动,但基本维持在60—70%的水平,明显低于低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表明中下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低收入经济体,消费率开始进入慢U型的下降阶段。

中上收入经济体经过慢U型的底部。中上收入经济体,存在消费率先降后升、投资率先升后降的趋势。消费率由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80%左右,逐步下降至80年代末的72—74%,然后又逐步上升至当前83%的较高水平;投资率则由60年代20%左右逐步上升到80年代初的25%,此后略有下降,并基本稳定在20%左右。表明中上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刚刚经过慢U型底部。

高收入经济体已达到慢U型的后顶部。高收入经济体存在消费率稳中有升、投资率稳中有降的趋势。其中,消费率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72—74%,开始稳步小幅攀升至当前80%的水平;投资率则从60年代末的25—27%,稳步小幅下降至目前20%左右的水平。说明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率已走过慢U型的上升阶段,稳定在慢U型的后顶部。

(二)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可双高并存

从西方7国的横向比较看,较高的消费率可与不同外贸依存度并存。根据西方7国的消费率与外贸依存度的关系,可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Ι型以美国为代表,其特点是较高消费率与较低外贸依存度并存;Ⅱ型以英国、法国、意大利为主,其特点是较高消费率与中等外贸依存度并存;Ⅲ型以德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特点是较高消费率与较高外贸依存度并存;Ⅳ型以日本为代表,其特点是偏低消费率与偏低外贸依存度并存(见表1)。可见,在较高消费率的情况下,外贸依存度可以处于较低、中等和较高任何一个等级。

从西方7国的纵向发展来看,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并不一定导致消费率下降或增长受阻。高外贸依存度和高消费率并不矛盾,两者可在较高水平共存。A型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外贸依存度小幅上升带来消费率小幅上升。B型国家外贸依存度大幅上升,消费率小幅上升,其代表国家包括美国、德国和法国。C型国家的特点是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消费率基本保持不变,其代表国家是加拿大和德国。D型国家以日本为代表,特点是消费率上升的速度远高于外贸依存度上升的速度(见表2)。

(三)人均GDP 3000美元是消费率上升门槛期

消费开始快速上升并稳定在较高水平。美国在进入人均GDP 3000美元的1962年,最终消费率为78.59%,投资率平均为20.71%,净出口比率平均为0.70%,说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门槛”上,消费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投资和外贸发展仍比较薄弱。此后,美国的消费率一直都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200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有关数据计算,1959—1978年的20年间,美国消费率平均水平为79.29%,投资率平均为20.45%,净出口比率平均为0.27%。德法英3国的消费率呈现趋同势头。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盟发达国家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的时间分别为1971年、1971年和1973年,当时这3国的消费率分别为74.8%、73.7%和79.8%。到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上述3国的消费率分别达到80.2%、76.5%和82.7%。在此后的发展阶段,3国的消费率都保持在80%左右的较高水平上。虽然日本的消费率随景气动向出现轻微波动,但消费率始终都保持在60%以上(见表3)。

二、我国消费率现状与未来走势判断

(一)消费率下降趋势将出现逆转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过去30年我国消费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当前的消费率已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由于历史惯性作用,如果不对消费需求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消费率将会出现进一步下降。

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过去近50年来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低于人均GDP 3000美元时美日欧各国的水平,而且低于当前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除我国以外,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任何时点上的消费率都不会低于50%。

从消费影响因素看,我国消费率之低已经超越了体制、文化、人口等影响因素的作用范围。首先,在文化影响方面,与受到出口导向型和东亚文化双重影响的东亚经济体相比,我国的消费率仍属于较低水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8%,比日本的75%(2005年)、马来西亚的63%和韩国的70%分别低26.2个百分点、14.2个百分点和21.2个百分点。其次,在经济体制影响方面,我国的消费率比东欧转轨国家还要低,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俄罗斯的67%、保加利亚的87%、匈牙利75%和波兰的79%均低20—40个百分点。再次,在人口影响方面,同为人口大国,印度的消费率在绝大多数年份一直稳定在74—81%的较高水平,而同一时期,我国平均水平都低于60%,比印度低20个百分点左右。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根据世界消费增长的慢U型发展规律,2008年我国人均GDP 超过了3000美元,已经进入到中上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迈入消费率上升的门槛,虽然仍有可能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但下降时间不会太长,下降幅度亦不会太大,消费率将有所逆转,触底反弹将是大势所趋。

(二)消费率上升并不会动摇外贸地位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需基本呈现上升态势。对外贸易增长快于整个经济增长,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外需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之一,对我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各国横向比较看,我国外需偏高,但并未高得离谱。虽然我国目前外贸依存度高于英美法德日5国在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时的平均水平,也比出口大国德国当时的外贸依存度36%高出30个百分点。但2007年德国与加拿大的外贸依存度分别高达71%和62%,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相当。因此,我国的外需率虽然偏高,但是尚在较适当的水平。而且近30年中的绝大多数年份我国的进出口平衡较好,净出口率一直保持在3%以内。

从内外需关系看,我国内外需尚未形成相互支撑的局面。西方7国在外贸依存度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消费率都出现或多或少的上升,加拿大和德国还形成高外贸依存度与高消费率并存的局面。而我国仅仅出现了高外贸依存度,却未出现高消费率,内外需呈现相反的走势,说明内外需的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内外需之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外需过高的问题,而是内外需之间没有形成较好的协调机制,扩大消费是要通过提高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整合能力,来提高内外需的协调性。在目前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解决国内产能过剩,改善国内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外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会保持在较高水平,依然将是我国总需求的重要部分。■

(赵萍,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作者：赵 萍

低消费率增长投资论文 篇3：

中国低消费率问题探究

摘　要：国民消费率的波动来自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从1992～2005年的数据看，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尤其是农村消费率下降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居民消费倾向和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引起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另一方面又使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这两个因素都推动了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政府消费率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阻碍了政府消费率的提高，也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的上升和消费倾向的下降。为实现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两方面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建立会共财政体系角度来提高政府消费倾向，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促进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关键词：国民消费率；资金流量表；居民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城市化

一、引言

中国的消费率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并且近几年来还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按照GDP的支出法计算，2007年中国的国民消费率仅为48.8％。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率一直平稳保持在60％以上的水平，1997年后首次降到60％以下。近10年来，它呈加速下降态势，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

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的低迷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在国内消费率不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造成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失衡，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贸易摩擦和过高的对外依存度。

对于中国低消费率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在居民户的消费层面展开，并且往往从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老年化趋势、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等渠道来探讨其原因(Modigliani和Cao，2004；袁志刚和宋铮，2000；李焰，1999；刘建国，1999)。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消费除了居民消费外，还包含政府消费，并且随着近年来政府收入份额的提高，政府消费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整体消费规模和比例。所以，仅仅针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仍无法告诉我们：在国民消费中，居民和政府的消费率及其变化趋势是什么，各自对总消费有多大的影响，因而难以对提高国民消费水平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

我国资金流量核算把经济总体划分为四个国内机构部门，即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其中的两类企业部门没有消费，只有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存在消费)。因此，资金流量分析是建立在各部门资金流量账户基础上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为了能够对经济中各部门的储蓄和消费行为进行全面的研究，最有利的方法就是资金流量分析法。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开始从资金流量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低消费率现象(何新华和曹永福，2005；任若恩和覃筱，2006；李扬和殷剑峰，2007)。上述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低消费率现象，但是，都没有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反映各部门行为的部门消费倾向这两个关键点来揭示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消费水平对国民消费的影响。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个补充研究，从各部门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结构中的地位，以及这些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来分析中国的低消费率问题。

二、国民消费率的部门结构

(一)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下面采用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部分来分析中国的国民消费问题。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四个国内部门的收入水平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到。收入初次分配是指增加值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中的分配，以及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做出的支付和从政府得到的补贴。前者指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后者指生产税和生产补贴。由于来自国外要素的收入要低于支付给国外要素的收入，因此，国民生产总值低于国内生产总值(许宪春，2002)。目

收入再分配是在收入初次分配基础上，以经常转移的方式进行的收入分配。经常转移包括企业和个人向政府支付的所得税、企业和个人向社会保险部门支付的社会保险金、住户从社会保险部门得到的社会救助、投保人从保险公司得到的理赔等。收入再分配的结果形成国内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国内各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之和就是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它等于国民总收入加上来自国外的经常转移收入净额。从资金流量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之和略高于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是可用于最终消费和储蓄的资金量。其中，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全部是储蓄，并用作投资等，没有消费。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最终消费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分别称为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两者之和就是国民消费率。相应地，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最终消费占各自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就是这两个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

本文进一步把住户部门分为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由于资金流量表中没有单独列出城乡部门的资金流量情况，因此，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人口的乘积作为农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市人口的乘积作为城市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按这种方法计算的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收入之和，非常接近于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城市(农村)部门的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纯收入)的比例，就是该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以上分析可由下面公式表示：

部门消费倾向=部门消费支出÷部门可支配收入

部门消费率=部门消费倾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之比

国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农村消费率+城市消费率)+政府消费率

本文所有数据如没有特别说明，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迄今为止国家统计局只公布了1992-2005年的资金流量表，模型中数据的时间序列为1992-2005年共14年。

(二)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述三个等式，可以计算中国的部门消费率和国民消费率，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992～2005年国民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态势，2002年后降速加快，14年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农村消费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14年间降低了11个多百分点。相反，城市消费率除了2004年和2005年外，一直呈现上升态势，1992～2005年间共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在14年间，城乡合计的整个居民部门的消费率降幅较大，达到了8个多百分点。政府的消费率在14年间的前半期略有下降，后半期略有提高，总体上比较稳定。鉴于1992～2005年农村消费率的下降、城市消费率的上升和政府消费率的稳定，可以看到，此间中国的消费率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归因于农村部门。

为更清楚地探究农村部门消费率下降和城市部门

消费率上升的原因，可根据国民消费率的决定公式来分解各部门消费率变动的影响。表2是根据统计年鉴中的城乡消费数据和资金流量表中的实物交易表计算的农村、城市和政府部门的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占比。

从表2可看出，1992～2005年农村和城市的平均消费倾向都呈递减趋势，农村从0.841降低到0.789，城市从0.825降低到0.763。由于农村可支配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0.342快速降低到2005年的0.173，农村消费对国民消费的贡献将不断降低。城市部门消费倾向虽然也不断下降，但由于城市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快速提高，其对于国民消费的贡献不断加大。可见，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部门，即农村消费倾向和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同时下降，导致农村部门消费率的快速下降。当然，农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有一定的合理性，那就是由于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人口比例的减少，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4年间城乡收入差距从2.6倍扩大到3.2倍。

与居民部门相同，中国政府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2｀2003年间也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共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但在2004年和2005年跃升了10多个百分点。对比发现，政府部门的消费倾向一直低于居民部门，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不断提高，1995～2005年十年间共上升了4个百分点。2003年后，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就超过了农村部门的总收入。但由于同期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政府消费率基本保持不变。

从上述分析中看出，1992～2005年间中国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农村部门消费率的下降。其中，农村部门消费率的下降，既与农村部门消费倾向的下降有关，更与农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急剧下降密切相关。农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急剧下降，除了城市化所导致的农村人口比例下降外，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主要原因。与农村部门不同，政府部门在可支配收入占比上升的条件下，其消费率基本稳定，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消费倾向的下降。唯一导致国民消费率提高的部门是城市，城市可支配收入占比的快速提高，是城市消费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国民消费率和部门消费率下降的成因

下面，首先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来分析各部门的收入份额及其变化，然后分析部门的消费倾向及其变化。

(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在资金流量表中，可支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经常转移。所以，各部门的收入分配结果首先且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农村和城市的初次分配收入虽然可通过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但资金流量表中的再分配环节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部门，而是把两者统称为居民部门。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从城乡合计的居民部门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1992～2005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因此，初次分配占比的下降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第一个原因。

进一步看，居民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净额、财产收入和增加值三项构成。其中，劳动报酬净额等于劳动报酬来源与运用之差，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财产收入中的90％以上是利息收入，这与中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狭窄有关。

从表4可以发现，1992～2005年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从劳动报酬构成中可以看出居民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因此，作为居民劳动报酬的来源与运用之差，居民劳动报酬净额反映的就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向居民支付的劳动报酬总和。

根据表4，1992～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呈上升态势，12年间几乎上升了1倍，但在2004年和2005年有所下降。而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总体上呈缓慢下降态势，14年间降低了3个百分点。居民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虽然明显，但由于其在居民报酬中的比重最小，所以影响不大。其增加值占比一直稳定在28％左右的水平上。

居民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但总体上居民劳动报酬占比呈下降趋势，从而引起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即使在居民消费倾向不变的假设下，居民消费率也会降低。另一方面，被很多研究资金流量表的学者所忽略的是，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和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会导致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地扩大。根据统计规定，政府部门的劳动报酬主要是政府财政对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企业部门的劳动报酬主要是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因此，居民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表明，本身就处于中高收入阶层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人员的收入分配地位会进一步上升，而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人的收入分配地位会进一步下降。根据消费理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降低社会总体的消费水平。所以，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还会导致居民部门消费倾向的下降，从而降低居民消费率。

与居民部门的收入相对下降不同的是，政府部门在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上升了。1992～2005年，政府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其中，生产税净额占比的上升是主要原因。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的提高将会提高政府消费率，但同期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则会阻碍政府消费率的提高。

(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各部门可支配收入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础上经过再分配而形成的。表3的数据表明，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居民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都发生了变化。可以发现，1992～1999年居民部门还因再分配得益，即经过再分配之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比初次分配收入占比高出约2个百分点。但是，从2000年开始，居民部门的再分配收入占比与初始收入分配占比已经没有明显区别。在2003年和2004年，前者甚至低于后者。从资金流量表看，居民部门从再分配中的得益越来越小，甚至开始受损。其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门上交的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费的增幅高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社会补助的增幅。由于居民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中的资金运用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来源，其资金来源对应于政府部门的资金运用。因此，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再分配中的变化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可见，政府部门从再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会上升。

事实上，政府部门从再分配中获利最大，2000年之后更甚。在1992～2000年，政府部门再分配占比相对于初次分配而言每年上升了约2个百分点，2000年之后每年就上升了近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在再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占比的持续上升，既得益于经常转移中的资金来源项(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费)的相对增加，也和经常转移中资金运用项(社会补助等)的相对下

降有关。也就是说，资金来源的增加和资金运用的减少，共同推动了政府再分配收入的相对上升。

综上所述，从收入分配环节看，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且从再分配环节中的得益也越来越小，甚至2003年后经过再分配后的地位反而恶化了。由此判断，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功能。

(三)部门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

表2的数据表明，1992～2005年间，居民的消费倾向缓慢下降，政府部门除了2004年和2005年外，也是下降的。资金流量表中没有列出居民部门消费和储蓄的具体条目，因而无法直接分析其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根据定义，政府消费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大量研究表明，社会公共品的缺失会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下降，农村保障制度和农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是农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原因。流动性约束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起的收入不确定性，导致了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的同时下降。可见，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不仅会降低政府消费率，而且推动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下降。

表5列出了教育、科学研究、社会保障等主要公共品和经济建设等其他财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可以发现，在1992～2005年，公共品中最大主体的教育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下降了3个百分点，科学研究支出下降了1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上升较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除了社会救济外，财政支出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支出，因而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非常低。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体制的转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明显增加，但企业仍是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那些迫切需要改革的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还没有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很少，主要体现在抚恤、救济等社会福利支出非常不足，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仅保持在2％左右，与发达国家40％的水平相差甚远，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行政管理费支出上升明显，1992～2005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增长速度要高于同期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行政管理支出攀升的直接原因是机构和人员的膨胀，政府运行成本过高。非消费的其他支出比重则提高了1倍，从8％上升到19％。可见，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仍然很不合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不相适应，“缺位”和“越位”并存。一方面，财政支出范围过宽，超出政府职能范围，承担着一些不应承担的开支，如竞争性、经营性生产支出过多，财政供养人口过多，使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另一方面，财政正常范围内的支出受财力影响而不到位，如社会文教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的乏力、社会保障的支持不足等。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对国民消费率的下降具有双重推动作用，它不仅会引起政府部门消费率的下降，而且还会因为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而提高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居民部门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率。居民部门低消费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不足，导致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而使预防性储蓄增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　1992～2005年中国国民消费率的下降主要归因于居民部门消费率的下降。

2　从居民部门内部看，农村消费率迅速下降，平均每年下降近1个百分点；城市消费率上升，但不足以补偿农村消费率下降对居民总消费的影响。农村消费率下降有其部分合理的原因，那就是城市化水平所引起的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部门收入占比的下降幅度超过其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因此，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看，居民消费率长期缓慢地下降，既归因于其消费倾向的下降，也归因于其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增加值。其中，增加值占比基本稳定，财产收入比例很小，劳动报酬是主要来源，包括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1992～2005年，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几乎上升了1倍，而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每年都在下降，并最终引起两个结果：一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总体下降。二是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也就是收入来源于政府支付劳动报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和收入来源于企业支付劳动报酬的人员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居民消费倾向的降低。可见，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动，尤其是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的相对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4　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也推动了国民消费率的下降。1992～2005年，政府消费率总体上呈稳定态势，但这是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的稳步提高不相称的。政府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再分配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上升趋势。这本应会导致政府消费率的上升，但政府消费率事实上却基本稳定。可见，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阻碍了国民消费率的上升。更加严重的是，由于政府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因此，政府消费倾向的下降还会导致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下降，从而引起居民消费率的降低。

(二)政策建议

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提高国民消费率的一项长期政策。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提高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的提高，不仅会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而且会降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完善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扭转居民部门收入在再分配中的恶化态势。

2　加强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其在以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作用。根据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合理确定财政支出项目，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和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支出，提高其在教育、医疗、科学研究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比重。提高政府的消费倾向，不仅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消费率，还可以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部门的现实消费倾向，从而扭转居民消费率下降的态势。

3　由于近年来城市部门收入占比要比农村高出1倍以上，因此，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对于提高国民消费的效果要远超过农村。针对农村市场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扩大内需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但其作用效果和持续时间有限。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消费水平，将是提高国民消费的一项可长期依赖的政策。

责任编校：周全林

作者：张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