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研究论文

【摘要】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但是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并不是均衡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不断在全世界蔓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透视这种文化霸权的发生逻辑和现实展开就会发现，资本支持、技术控制、规则垄断、话语操纵，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文化霸权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西方文化霸权研究论文 篇1：

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主要缺陷

〔摘要〕　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从文化角度分析和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然而其理论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侧重文化分析，未揭示文化殖民现象的经济根源；二是囿于民族视野，未看到抵抗文化殖民的阶级力量；三是依赖话语反抗，未提出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主要缺陷，文化分析，民族视野，话语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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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理论研究领域，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无疑处于中心地位。萨义德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实际开创者，对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对世俗批评的阐释与实践，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与揭示，对文化抵抗模式的探讨与思考等，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全球化进程中强势文化的一体化企图与弱势文化的多样性坚持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某些深刻的启示。萨义德从文化角度解读西方的殖民主义，使人们窥见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运作方式，促进了人们对西方关于东方知识的反思和重写， 其“广泛的人文主义”理念凸显出东方民族文化的多元价值，也唤起了东方民众对西方文化殖民的警惕和个人心理层面的微观抵抗，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然而，由于萨义德侧重于文化分析，忽视了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没有揭示出文化殖民现象的经济根源，从而导致他既没有看到抵抗文化殖民的阶级力量，也没有提出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

一、侧重文化分析，未揭示文化殖民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

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诸种现象及其本质的探究中，有两种明显的错误论调是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抵制的。一种是经济决定论。其错误在于把经济因素看作阐释一切历史现象的绝对因素，而将其他因素完全排除在外，从而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呈现为单向性、单线性和必然性；另一种是文化决定论。其错误在于认为精神、意识、价值等文化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从而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具有多向性、多线性和偶然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则超越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片面性和绝对性，将经济决定作用和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一方面强调经济基础对文化发展变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文化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的、初始的条件；另一方面指出文化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表现为文化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不平衡性以及其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这是我们在解释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时应当坚持的正确方法和根本观点。具体到考察西方的殖民扩张历史，正确的做法必然是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然而，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在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文化解析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经济因素的深入考察，因而没有能够揭示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现象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当然，笼统而简单地给萨义德扣上“文化决定论”、“文化至上主义”的帽子也有点不负责任。实际上，萨义德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完全排除在外。他对文化背后的“建制性的支持”以及文化“在平凡的现实中的根源”也是相当关注的。这点可以在他对文本“现世性”与批评“世俗性”的理论阐释中得到明证。然而，萨义德世俗批评所揭示的主要是文化背后的政治权力，他着力阐释的是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权力和权威的现实”、“政治的权力”、“世俗政治”、“文化和政治的现实”等表述，在他的文本当中极其常见，而像“经济的力量”、“文本的物质性”这样的表述则屈指可数。但不管怎样，萨义德并没有完全忽略经济因素的作用，他对巴勒斯坦人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以色列人的状况的觉察使他认识到巴以和解并不会真正发生，而他对经济全球化的考察也使他得出如此结论：“市场真的是被控制住。然而其所产生的是一套确定的情况，也就是说，市场总是有利于拥有资本和权力的人，这些人能自由进出，牺牲的都是那些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人、本地人、工人阶级、农民等等，那些真正没办法的人。” 〔1 〕 （P366-367）而且，萨义德在阐释他所谓的文化的两重内涵时，明确指出，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文化活动是“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萨义德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揭示出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之后，没有进一步对这种反思进行再反思，没有指出文化殖民现象产生的深刻的经济根源。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因而整个社会历史变迁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2 〕 （P617-618 ）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3 〕 （P32 ）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 〔3 〕 （P38 ）恩格斯这里讲的“物质条件”主要指的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要想把握文化殖民这种社会历史现象和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实质、揭示其产生根源并理解其发展变化过程，就必须追究其背后的物质根源。从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由资本的扩张本性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活动，正是西方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经济根源。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想顺利进行全球扩张，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种普遍化、世界性的生产方式。这种要求世界采取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设想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文化要求，即实行普遍的“大一统”的资本主义文化，所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本质上需要消灭其他类型和民族的文化，这就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实质和根源。而且，文化殖民在整个西方殖民活动中的地位及所采取的形式和手段的历史变化，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生的历史变化。

正如德里克所言：“文化霸权统治不能成为其本身的理由。要理解欧洲中心主义和当代对它的种种挑战，不参照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因素之外的因素是不行的。” 〔4 〕 （P166 ）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主要缺陷就在于，它仅仅突出了西方文化在殖民扩张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政治扩张中的作用，而没有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去解释，因而没能洞悉资本的力量，而资本的扩张是西方文化殖民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才使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能渗透扩散到全球。正因为没有从物质生产方式的角度进行考察，导致萨义德无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文化殖民与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的扩张究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是西方对东方推行文化殖民主义而不是相反，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种族中心主义相比有什么不同，等等。特别是他无法真正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也不会获得像德里克那样深刻的认识：“欧洲中心主义能得以全球化，并不是由于欧美价值观本身有什么内在的力量，而是因为那些价值观被铭印在不同种类的活动上，这些活动巧妙迂回地潜入现存的运作中（例如贸易），渐渐证明能被一些非欧美社会的集团欣然接受，偶或遇到来自对方的抗拒，就借助武力强加于世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统治获得的活力，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和普遍化是不可想象的。” 〔4 〕 （P166 ）当然，由于萨义德没有对物质生产方式进行考察，当然也不会看到资本扩张的程度、形式和手段的变化所引起的西方文化殖民的变化，而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文化殖民的历史均匀同质，而不考察其在规模、形式、手段、地位、特征等方面的各种变化。而更严重的后果则是，由于他没有揭示文化殖民主义的经济根源，因而无法找到抵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真正力量，也无法提出抵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有效途径。

二、囿于民族视野，未看到抵抗文化殖民的阶级力量

萨义德的后殖民文化理论主要着眼于民族视野，把文化殖民的格局用“西方”和“东方”这样的划分方法固定下来，从而将文化殖民简单地视为西方民族对东方民族的霸权行为，因而主张东方社会主要依赖于民族主义力量，对西方进行以“广泛的人文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文化抵抗。萨义德的这种理论分析视野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是我们应该承认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我们必须指出的。事实上，萨义德没有看到，民族间的文化霸权是和阶级间的文化霸权纠结在一起的，表现为民族问题的文化殖民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更没有看到文化抵抗的阶级力量。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忽视使他所主张的“广泛的人文主义”文化抵抗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虚妄和天真的构想。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这种缺憾，阿赫默德在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时早就指出过。在阿赫默德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较少地从阶级的视角，而较多地从民族、国家和种族的视角看待由殖民地和宗主国构成的世界，不把帝国主义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下具有阶级结构的一种制度，而是视为富国与穷国之间、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一种支配关系，由于这种观念没有反映文化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考虑到底“哪些阶级在掌权”，因而只是寄希望于以民族主义的力量与帝国主义搏斗。〔5 〕 （P353 ）

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的这一缺陷，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萨义德缺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这导致他没有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等等。这样他也就更不可能去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产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了。当然由此萨义德也就认识不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会反映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而当西方资产阶级将自己的爪牙伸向东方民族时，萨义德更受限于民族视野，仅仅指出了西方国家宣扬“维护自由和秩序”的人类普遍性利益的虚伪，却不能更进一步看到这种普遍性掩盖的实际上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非所有西方人的利益，也就无法揭示出西方文化殖民的实质是为扩张的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利益服务的。而在讨论东方民族的文化抵抗时，他也同样没有看到，深受西方世界文化压迫的主要是下层民众，而且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抵抗力量。二是萨义德自身的阶级身份。尽管萨义德主观上不愿着根于统治阶级，并努力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漂浮不定的人物。他在198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其实一直存在着另一个选择，就是去做生意，那是我的家庭背景，但对我来说那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因为在中东做生意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总是具有一种统治阶级的形式，而我多少已经离开了那个阶级。” 〔1 〕 （P98 ）但遗憾的是，他在客观上却不得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附着于他所抵触的上层社会。一方面，萨义德来自上层阶级。他的父亲是中东著名的文具商，母亲雅好文学与艺术。他从小过的就是一种十分优越的上流社会的生活，他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一种贵族式的教育。这种上层阶级的出身是萨义德永远也无法改变的，他也因此而无法真正代表东方社会的下层阶级。另一方面，萨义德加入的是西方社会的上层阶级。1951 年，他被父母送到美国马萨诸塞州著名的赫蒙山寄宿学校就读，尔后分别就读于世界一流学府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 1957、1960 和 1964 年分别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63 年起他又任教于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讲授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1992 年，他获得该校级别最高的教授职位——“大学教授”，成为获此殊荣的八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一。这种经历表明，萨义德在美国显然处于上层社会。因此，阿赫默德所指出的后殖民理论家的普遍情形也同样适用于萨义德。阿赫默德说：“那些作为研究生而来，随后加盟教师队伍——尤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教师队伍的人，更主要是来自他们祖国的上层阶级。当他们重新定位在新移居的国家中的位置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种证明他们受到压迫的证据，那些与阶级压迫有关的文本对他们没多少用，因为他们既非来自工人阶级，也不想在新移入的国家里加入工人阶级。” 〔6 〕 （P196 ）但由于后殖民理论家总体上依然处在西方学术权威结构的边缘地带，他们所寻找的只是他们遭受“种族压迫”的证据，因而很少用阶级压迫的名义来争取他们在宗主国中的平等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析方法，会导致对他们阶级身份的质疑，于是理所当然地被他们抛弃了，这也是萨义德忽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方法。正如拉尔夫·米利本德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反霸权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存在各种批评和责难，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主张依然有效，比如把资本主义社会从根本上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个是占有生产资料、强制性国家等各种统治工具的统治阶级，另一个是缺乏上述各种统治工具的从属阶级。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在反对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斗争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7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方法的深刻性在于，它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进而揭示出阶级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实质。当然，我们也决不能因此就将这一方法随意地到处套用，还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还是文化霸权，推行者都不是西方社会的所有属民，而仅仅是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西方对东方社会的殖民侵略和殖民扩张时，揭露的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为着本阶级的利益向广大东方社会所实施的政治经济霸权。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8 〕 （P98 ）这实际上已经点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文化霸权的阶级实质。他们还指出，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8 〕 （P100 ）而为了将本阶级的思想普遍化，在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8 〕 （P99 ）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阶级因素。

萨义德仅仅囿于民族视野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进行分析与批判，结果是既没有注意到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也没有分析东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一方面，萨义德认识不到，文化殖民的实质是为扩张的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于忽视阶级分析方法，萨义德在批判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时，无法揭示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如何将本阶级的利益虚伪地装扮成“整个国家的利益”，并运用国家文化网络向殖民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其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无法将西方文化殖民进一步限定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对外文化殖民。另一方面，萨义德看不到，备受西方文化压迫的主要是东方社会的下层阶级。由于阶级分析视角的缺乏，萨义德没有具体分析东方国家民族力量的阶级构成，没有看到这些民族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上层阶级的手中，因而也就无法解释正统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与帝国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这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其实和这种正统的民族主义有着共同的压迫对象，即东方社会的下层阶级。总之，从这两方面来看，萨义德既没有指出推行文化殖民的真正主体，也没有看到抵抗文化殖民的真正力量。因此，他就不会得出阿赫默德所阐述的那种更为深刻的观点，即当今世界既不是西方和东方或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斗争，甚至也不是前宗主国强权帝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范围内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劳动者必须在反对全球分布的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斗争中团结一致。〔5 〕 （P346-347 ）

三、依赖话语反抗，未提出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

由于没有揭示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经济根源，也没有看到抵抗文化殖民的阶级力量，萨义德必然也就提不出抵抗文化殖民的有效途径。他以为通过文化抵抗、诉诸话语反抗就可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目的，因此提出了“混杂文化”、“对位解读”、“驶入的航程”等具体的文化抵抗方式，主张从新的视角重写帝国主义的经典作品，重写东方的历史和文化，恢复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强调东方要有意识地、主动地争夺话语权。萨义德还在《理论旅行》一文中，借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阐述的观点，强调了意识、理论的“政治造反”作用。他指出，虽然卢卡奇的表述是一个德国哲学家的典型方式，语言深奥、抽象，但是卢卡奇是在进行一种政治造反行动，按照卢卡奇的观点，无产阶级意识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对抗”。〔9 〕 （P145 ）萨义德所依赖的这种话语反抗、理论对抗、文化抵抗，用阿赫默德的话说，是在“纸上谈兵”。在阿赫默德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呈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反对西方主宰的“真正的”实际斗争，已经可悲地被驯化为一个可安全地进行纸上谈兵的王国，甚至安逸地成为西方传统文化事业的一个新分支。他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把阅读（或文字批评）视为最适宜、最有效的反抗形式，而且借助于将特选的分析目标集中于殖民话语，避免去触及由当代全球文化关系提出的更为紧迫的问题。在阿赫默德眼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充当了他们的西方主子与原有地方文化之间的协调人角色，是“翻译官”和“本土情报员”那样的新型通敌者，他们在学术圈内再造了由资本主义决定的当代国际劳动分工。〔5 〕 （P117 ）因此，他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远不是一种激进或解放形式的文化实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在现有殖民世界秩序的配置和运作中，与西方的文化霸权起着“共谋”作用，帮助巩固了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参与了非西方趋向西方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的同化过程。〔5 〕 （P198 ）我们认为，阿赫默德的批评无疑过于严厉，实际上，包括萨义德在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即使在客观上可能起到了与西方文化霸权“共谋”的作用，可能成为了“新型通敌者”， 可能自动成了“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在主观上是绝对不愿发挥这种作用、充当这种角色的。

当然，如果说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所提出的文化抵抗及其方式，对于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完全无效，那也是不公道的。事实上，萨义德依赖于争夺话语权的文化抵抗策略，虽然并不主张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但强调通过东方人有意识地对话语权的争夺、东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抗来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这就类似葛兰西讲到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这种反抗方式，虽然是在人的主观领域进行的，但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具有反作用的观点看，确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东方民众的警觉。然而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萨义德所倡导的那种“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措辞”的文化抵抗，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呢？由于不附着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打破社会结构的物质运动的社会革命方式，而仅仅强调个人的微观抵抗和精神游击战，其收效注定是非常微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8 〕 （P92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只主张采用“精神批判”的方式来消除西方的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而不同时主张通过社会变革的方式根除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经济、政治条件，这种纯理论的话语实践活动最终是无法真正奏效的。

列宁指出：“不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强大的民族将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民族将永远受压迫。” 〔10 〕 （P252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消除民族、种族间的文化压迫，不能仅仅从话语、心理和思想上来进行，而必须从根本上变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实际上，在《对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萨义德对如何抵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思考。他指出，文化抵抗应该在政治的、方法论的、社会的、历史的等诸多方面综合展开，“对摧毁统治体系要给予一个清楚的承诺，因为它们是被共同维护的，转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必须靠共同的围攻——演习战和阵地战与之全体作斗争”。〔11 〕 （P21 ）但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自身的生产方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使资本主义取得了一些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致使许多学者在这种历史境遇下，更强调葛兰西式的“主观革命”论，侧重从话语和思想上来反抗资本主义社会。萨义德也没能摆脱这种影响，最终还是把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抵抗策略，注释为只是“脑力和文化工作”，实际上只停留在了葛兰西所讲的阵地战式的“主观革命”上，而抛弃了葛兰西讲到的暴力革命式的“运动战”方式，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参考文献：

〔1〕 〔美〕薇思瓦纳珊.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王　宁，等.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后殖民批评〔M〕.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AIJAZ AHMAD， In theory， verso， 1992.

〔7〕 〔英〕拉尔夫·米利本德.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与反霸权斗争〔J〕.王　列，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1〕罗　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杨在平

作者：刘海静

西方文化霸权研究论文 篇2：

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会不会失灵

【摘要】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但是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并不是均衡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不断在全世界蔓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透视这种文化霸权的发生逻辑和现实展开就会发现，资本支持、技术控制、规则垄断、话语操纵，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四大“法宝”。

【关键词】文化霸权 资本支持 技术控制 规则垄断 话语操纵

资本支持

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体帝国，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

现代语境下的西方，是指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西方世界处于资本的全面控制之下，资本是全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和最高意志，资本家成为资本意志的执行者，国家政府成为资本的工具，媒体舆论成为资本的喉舌。

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资本力量，改造和培植服从他们意志的外国知识精英。知识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社会大众，又能够自下而上地影响政治上层，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通过教育培训、学术讲座、学术赞助、教师派送等方式，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精英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精神，改变本国的知识传统。

美国很早就开始通过改造知识精英实施文化渗透，把文化交流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第四维”（菲利普·库姆斯语）。从1948年开始，美国就花费巨额资金推出最大的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即“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世界各国的大学生、学者、文化精英和学术团体到美国学习、访问和研究，因而也被人们视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到20世纪末，这个项目资助的各国学者就已超过25万人，覆盖了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经美国精心挑选的外国人员回到本国后，大力传播美国的文化意识形态。

借助资本力量的支持，捐赠或推送反映其文化意识形态的图书资料、学生教材，是西方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东欧剧变后的第一年，美国就向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捐赠了12万册图书，这些图书在这些国家的制度重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我国一些名牌大学的经济学教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的原版教材，从而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而党和国家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编纂的体现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工程”教材则被边缘化。同时，一些境外资本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机，大举进入文化领域，对我国文化产业的价值观导向造成了巨大影响。一些境外势力以基金会为平台渗透其价值观，甚至制造社会动荡事件，如美国民主基金会对中国极为重视，他们所资助的中国项目主要是“藏独”“疆独”分裂分子、“民运”势力和各种“民权”团体等。

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资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体帝国，试图形成覆盖全球的媒介霸权。美国借助其经济优势，形成了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垄断了全世界近90%的新闻信息，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其网络更是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和有线新闻网（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这种强大资本支持下的信息传播，毫无疑问是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强有力方式。

技术控制

网络技术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

西方国家在传媒技术上的控制权同西方文化内容结合后，文化渗透和文化霸权的能量就能够加倍放大。利用多种传媒平台开辟文化渗透的多元化途径，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入侵的重要方式。一些境外势力在我国周边地区设有30多个电视广播转播台，每天以170多个频率对我国播出合计60多个小时，还有一些国家从本土向我国发射信号，共有50个境外电台使用300多个频率对我国进行广播，特别是对我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覆盖，美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对我国形象进行歪曲和攻击。

西方国家的技术控制尤其体现在互联网技术方面。全球共有13台根域名服务器，其中10台在美国，其余3台各设置于英国、瑞典和日本，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借网络高速公路加入互联网，这必然造成网络管理和抵御文化渗透的被动。美国拥有国际上最大的CPU芯片制造业、世界使用最广泛的Windows操作系统、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以及由其制定的TCP/IP协议等。互联网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使得美国拥有绝对的网络控制权，拥有了占全球范围90%左右的信息发布量，成为无敌的网络帝国。从网络语言的使用到搜索规则的制定，都是按照美国化的价值预设和思维模式进行的。

网络技术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他们在网上接收海量信息时，必然深受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的严重渗透。此外，他们对于网络传播只能进行内容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技术管理，只能进行事后管理而缺乏有效的事前管理，只能进行思想管理而缺乏有效的行为管理。例如，我国对于境外网站上发布的错误言论，无法从技术上彻底根除而只能屏蔽；对于网上曝光的群体性事件等难以做到事前管控，往往只能待其形成舆论焦点后才能介入；对反华势力的言行只能采取封堵、删帖等措施，而这些措施则又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文化专制”“限制言论自由”等。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文化渗透、反渗透乃至政治斗争的主战场。一方面，拥有网络霸权的西方国家，对内大力净化本国网络空间，镇压像“占领华尔街”这样的反资本主义活动，打压国内的反种族运动，驯服工运领袖；另一方面，他们对外大肆进行“民主人权输出”，实现所谓的“民主人权落地”，影响和干扰他国的文化自主发展和民选政权。例如2011年，西方操控下的突尼斯“小商贩之死”事件，最终演变为该国政权的倒台和领导人的逃亡，是一场典型的“推特革命”。

规则垄断

垄断国际文化标准，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

当今的文化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操控下的一种主观审视。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方面拥有主动权，而其他国家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或迎合这些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规则。

垄断国际文化标准，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有力武器。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戛纳电影奖等诸多国际文化大奖的标准和规则，往往都掌握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非西方国家要想赢得这些国际文化大奖，就必须遵循其意识形态。这些所谓的国际标准，在表面上并非要消除地域个性、民族特色，他们甚至公开宣扬多元化，但其内在的逻辑则是要使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中必须带有西方所限定的标准。西方文化中流行的“东方主义”观念，实际上是关于东方“永远不变的”文化想象。他们把一些诸如怪异、野蛮、愚昧等完全变形的东西强加给东方。这种在“西方中心论”左右下的“东方主义”，先验地把西方作为东方的评判者，东方文化必须经过西方的审视才能够进入西方把持的国际文化界。

文化标准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文化标准权是国际文化交流以及意识形态碰撞中的核心权力。西方国家垄断的文化准则约束了非西方文化人的世界性影响力，后者要想在世界上获得成功，就必须适应西方文化的逻辑规则和评判标准，把自己塑造成为西方文化标准的模仿者和执行者。这一点在我国文化国际化的发展中就有明显体现。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人开始走向世界，他们谋求国际参与、努力实现外向发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文化标准的被动迎合为代价换取的。一些在国外获奖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不惜丧失民族文化尊严，着力迎合西方的评判标准，刻意发掘和展示西方人感兴趣的本土文化经验和记忆，让西方人见到一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想象，而这些文化展示往往同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体验完全不同，那些真实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作品则罕见其获奖。

话语操纵

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

西方国家实行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话语领导权实现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控制。福柯曾指出：“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它使人们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在现代文化环境中，话语占领也就是权力占领，某种话语一旦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就会成为普遍性话语，约束和限制文化创作及其传递。西方文化借助强大的资本支持和媒介力量，成为文化话语的制造者、引导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西方国家文化话语的追随者。

西方国家进行话语操纵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谓的普世性话语，把特殊性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的共同遵循，局部性认知幻化为普世性价值，地方性理论推广为普遍性话语，形成了文化传播中的先验优势，诱导或强迫其他国家按照这样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世界，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就是典型代表。它立足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治理实践，从历史文化中继承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概念和术语，提炼出包含着特定利益诉求和政治意向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这些术语概念表面反映了人们的共同追求，但实际上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物。之后，把这些价值观的具体内涵、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掩盖而只强调其普遍性涵义，把具有地方性特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夸大成为世界性的思想，把具有自身特点的制度模式夸大为普适模式，以普遍性和人类性遮蔽特殊性和阶级性，把自己打扮成为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把文化霸权合法化为共同价值、先进理念、合理制度的建构和普及。“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观念就是如此，它们把不同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争端“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并将其归结为“争取认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进一步提出，长期追逐“争取认可”的斗争已经终结，西方价值观、美国式民主已经代表了人类价值追求和政治文明的顶峰，其他地方只要以此为标准就可以了。

此外，还有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制造引领性话语。西方国家抱着特定的目的，制造所谓的“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市场经济体”与“非市场经济体”、“反恐国家”与“恐怖地区”等特殊话语，并把这些话语扩展成为主导性话语，从而获得话语领导权，充当掌握国际标准权的国际裁判，肆意给某些国家贴标签，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动辄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结束冷战”“自由民主至上”等旗号，干涉别国的主权和内政。

在一定程度上说，当代文化全球化已经演变为西方操控下的一场关于话语权掌握与争夺的斗争。话语领导权的拥有，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重要一步，为其价值观念的实施和意识形态的殖民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合法化依据。在话语控制的基础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在被输入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渗透，以美化了的形式影响着被输入国的文化认同，不断侵蚀其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甚至中断该国的自主性文化发展过程，造成该国民族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①[美]萨义德：《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责编/王妍卓 美编/李祥峰

作者：金民卿

西方文化霸权研究论文 篇3：

医学发展的文化审视

[摘要]文化与医学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多样性文化孕育多样性医学，多样性医学守护、丰富和发展着多样性文化。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科学沙文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非西方医学的减少甚至消失是现代医学一元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保护全球人类健康必须保护多样性医学。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医学

[作者简介]张洪雷，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江苏南京210046

[文献标识码]A [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与疾病抗争并不断战胜病魔的历史。当今，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医学知识的趋同化、单一化而使人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和健康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加以研究。费耶阿本德作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四巨头”之一，他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科学沙文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科学沙文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导致非西方医学的减少甚至消失，是现代医学一元论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费耶阿本德从文化视角对医学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对于维护全球人类健康、保护和发展包括中医在内的多元医学知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与医学一元论

所谓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就是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标准、世界观和科学观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的尺度和标准，赋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和中心地位。其主要表现就是对社会、文化和人采取一种绝对的、简单的“我”与“他者”的两分差别观：非优即劣，我是中心，非我即边缘；将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社会环境的科学理性尊奉为唯一能把握真理的绝对理性，将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认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历史。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的遮蔽下，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实施着暴力，把非西方文化看作自己的附庸并不得不接受自己的领导。事实上，西方文化的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并不是多种文化平等交流竞争的结果，而是伴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和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非科学传统就在合理的基础上被消除了吗?或者它们的消失是军事(政治、经济等)压力的结果吗?对此的回答几乎总是后者。美洲印第安人没有被要求摆出他们的观点，他们首先成为基督徒，然后被卖，离开了他们的土地，最后，在处于发展中的科技文化的保留地中放牧。”

现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的话说：“现代西方与其说是一个地理和时间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空间。西方的世界观、科学观不仅在西方，也在西方之外，在社会、经济、文化的结构中和人们的思想里。”在医学领域，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把产生于特定文化传统条件下的西方医学知识看作是唯一科学的、标准的医学理论，顺西方医学者昌，逆西方医学者亡。这种医学一元论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具有内在的互补性，医学一元论追求的是“归于一是”，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则指明是归于西方生物医学模式。医学一元论者往往将西方医学之外其他民族的、不符合西方世界观和逻辑思维的医学体系统统宣布为非科学或伪科学的体系。对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这种思想，费耶阿本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从一个狭窄的文化背景出发，却描述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解决办法，使用权力将其加到其他地方。我不想对这样的理性法西斯美梦做事情。”“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费耶阿本德认为，传统医学经常被暴力清除掉，而不是由于“自主的”发展。有价值的医学知识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消失，而不是因为发现它有缺陷：把强有力的传统换成纯粹的梦想并不必然减少与实在的联系。“我们生活的世界有许多侧面，有许多方面，有许多潜在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的人……有可能有真正的机会作出业已确立的传统所作不出的发现。”

针对刘易斯·托马斯和彼得·梅达沃等作家把科学医学的开端定在19世纪30年代，费耶阿本德反驳道：“从一个严格的科学观点来看，我们要么被导向去推断20世纪之前的医学声望中没有什么内涵可言，而且这种医学也没有什么实质的进步，要么承认医学能够成功而无需称为科学的。”事实上，“对付一种特定的真实客体，通常不止有一种实践，而是有许多种实践。在医学中，我们有西方的‘科学’的方法(它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向人体领域的可疑扩展)，还有《内经》的医学和部落医学，这些实践要么产生出机体的状况，要么能够说出这些状况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科学的。由于它们可以治愈疾病并带来其他合意的变化，它们是成功的。它们解决的都是同一个真实的对象，但它们是在极为不同的可疑基础上予以解决的”。“每一种实践还决定了它的实践者的态度，当然每一种实践都有缺陷和漏洞，但这些缺陷是以不同的方式分布在不同的传统之中的。一个尚未被科学迷住、按照自己恢复健康的方式判定实践的‘中性的观察者’会很难作出选择。然而一种特殊实践的‘外围’对手不必永远生活在所有权争执未定的领域中。他可以在一种不同的、但同样是可以接受的传统中找到一个栖身之地。”费耶阿本德认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观点是无知的。“它没有注意到因为生态上合理的和精神上满意的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并被西方文明的虚伪行为取代而引发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饥饿、人口过剩、精神腐败)。”而“现代科学医学的流行多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病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电视、传说、技术表演报道了设备良好的医院，这使他们相信不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费耶阿本德的结论是：“所有的文化而不仅仅与西方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态度关联的文化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令全人类将受益的贡献。”

二、多样性文化和多元医学

针对现代西方医学一元论在全球的扩张而导致非西方医学减少甚至消失的现象，费耶阿本德批判道：现代西方医学“试图创立一种不再依赖或相关于特定环境的知识，因而，用现代字眼的词来讲是客观的，在这种传统中，地域性的知识或者被轻视，或者被推倒一边，或者被包括在一个综合的观点之中，而这样，它就失去了其特性。到现在为止，许多知识分子把理论性或客观性知识作为唯一值得考虑的知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强调指出：“对典型土著文化及其全球联系现象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有许多种。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他们发现了而不是错过了美好生活的秘密。”美国的墨西哥人、黑人、印第安人等

祖先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丰富多彩的语言，发展了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和谐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残余生动地批评了西方思想中固有的分离倾向、分析倾向、自我中心倾向。这些文化在医学方面有重要的成就。”而“部落医学、民间医学、中国的传统医学仍然接近于关于人和自然界的常识观点，它们经常有比科学医学更好的诊断治疗方法”。对于医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费耶阿本德认为，一方文化孕育一方医学，一方医学守护、丰富和发展着一方文化。他举例评论说：“当我读了为针灸提供哲学基础的《内经》时，我发现在中国这是有意识的：必须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人体，这意味着必须发现一些不损害人的尊严的诊断方法。”几千个印第安人从未用尽南加利福尼亚沙漠地带的自然资源，在那里如今只有很少的白人家庭设法生存……因为在这个看上去似乎完全贫瘠的地方，他们熟悉不少于60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另外28种有麻醉、刺激或药用性质的植物。”费耶阿本德由此推断出，文化和医学从来没有克服现象的地方主义，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大量有价值的医学知识。回顾人类医学发展史，我们可以说，费耶阿本德的见解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知道，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首先面对的就是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丰富的地貌和多样化的气候资源，这为人类多种文明的产生提供了极为优越的环境条件。如世界几大文明古国的兴起与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都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复杂的自然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产生各种医学知识的前提。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和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命观、疾病观及其医学形成的内涵，同时也为各民族提供了特定的治疗手段和治疗方法。如中国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形成了中医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生命观、阴阳失衡的疾病观和司外揣内、取类比象的治疗方法；而西医人是复杂机器的生命观、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观和分析还原的治疗方法等无不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其实，医学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医学的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疾病，而人是社会的动物、文化的动物。健康与疾病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文化来认识。人是文化的“人”，医学也应是文化的“医学”，并且体现出鲜明的医学“文化”。医学人类学家就反对那种关于医学绝对客观化和中立的论点，他们认为人类医学具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秉性，即人类的医学知识总是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医学知识就是与环境协调生存的技能。没有脱离具体生存时间、空间环境的生存知识，而只有具体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生存技能。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轮廓、气候。植物和动物随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居住的地球上有不同观点的不同种族和使这种观点变为似乎合理的不同方法。整个世界由有特殊气候和特别法律为特征的每一个地域或领域所组成……人们的洞察力随(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说来，正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迥异的地理环境、多样性民族文化传统，才产生了各不相同的民族医学知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滋养着各民族医学，为各民族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着条件、动力和机会，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也以不同的形式制约着医学对象和方法的选择、医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同时，文化与医学之间的关系又是双向互动的，各民族医学不但发育成长于其文化的母体之中，而且也通过自身健康、完善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

三、保护全球人类健康必须保护多元医学

保护全球人类健康首先从保护医学多样性开始，因为人类健康遭到破坏的元凶或前提往往是人类医学多样性遭到破坏。正如费耶阿本德评论说：“医学科学现在已经变成了商业，它的目的不是恢复病体的自然状态，而是制造一种人工状态，不需要的成分在这种人工状态中不再出现……当碰到机体平衡失调如某种形式得癌症时，它几乎完全没有用处。”

医学技术手段及其对自然界固有的不信任、对现代医学优越性的自负信念及其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新创造人和自然的决心，使得它自然赞成外科手术，甚至对那些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方法治愈的小病也是如此。“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她们本来可以被简单的按摩、特种饮食、针灸和草药治愈的时候失去了乳房。现代科学医学这种极端的无能为什么仍然可以瞒过公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一，现代科学医学限定了自己的标准。勉强拖着脚步走、必须由药丸、注射剂、肾机器予以维持、有时还要补充以手术的残缺不全的身体是‘现代科学能够为你提供的最好结果’……现代医学所使用的机器经常是不必要的，中国的任何一个乡村医生根据脉搏、尿、皮肤的机理、病人的申述可以诊断得更好一但今天谁会选择纯粹的人类智巧而不选择技术的炫耀呢?”费耶阿本德最后得出结论说：“以科学的方法杀人是合法的，而以非科学的方法治疗却是非法的。”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医学多样性被文化多样性所加强，这使人类更好地适应多样的生活并更好地利用世界的资源，然而现在我们受到医学一元论的威胁。人类在信仰、风俗习惯和医学上非同寻常的多元性正在日益减少。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压力，还是在现代医学提供模型影响下被同化，许多非西方医学知识正在消失。费耶阿本德极力反对这种现象。他指出：“必须考察科学的医学是否配得上今天享有的理论权威的独特地位、获得基金的权利和切割身体的特权，非科学的医治方法是否经常没有优越性，他们必须鼓励有关的比较。”“通过实践，巴拉赛尔苏斯证明草药医生、乡村医生、女巫的医学知识优于当时科学医学的知识……‘通过实践’，针灸医生和草药医生证明他们可以诊断和治疗那些科学医学意识到结果、但却既不能理解又不能治疗的疾病。”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不同于科学的传统并不是故意无视‘实在’的口袋，而是应付实在的不同方式，或者是对科学无法达到的实在部分进行的说明。而且，有着自己的传统的成人为什么应该注意其他人所说的‘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探讨实在的方式只尊重效率和理论的恰当性，而不管这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什么损害，较古老的传统则试图维护人和自然的完整性。在实效和人道方面，我们可以从非西方传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人们发现，传统医学有着优于西方科学医学的诊断治疗方法。那些对部落医学和科学医学进行比较的人也作出了相似的发现。”

此外，关于多样性医学对于保护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费耶阿本德还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例进行说明。他回忆说：“半年以来，我的体重一直在减少，现在已减少了25磅，我患了双重视觉、胃痉挛，我晕倒在伦敦的大街上，感到很痛苦。自然，我去看了医生。一般的医生(这是在英国)没有使我好多少。我去请教专家，接受了三个星期的各种检

查，X－射线、催吐剂、灌肠剂，每次检查都使他感到更糟。结果却是否定的(这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你病了，去看医生，他使你感到更糟，但他说你很好)。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我非常健康。”费耶阿本德说：“由于我不受至死效忠于科学的限制，我便开始寻找其他各种医治者：草药医生、信仰疗法医生、针灸医生、按摩师等等，按照业已确立的科学医学见解，这些人都是江湖骗子。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的诊断方法：身体没有疼痛的感觉。尤其是中医根据脉搏、眼睛、舌头的颜色和步态等等提出了有效的诊断方法……我请教的第二个人告诉我，我患重病已经很久了。”费耶阿本德说：“的确如此，二十年来，我的健康时好时坏，有时甚至举步维艰，却没有任何可以从科学上查出的生病迹象，他准备对我进行两次治疗，以便看一下我是否有反应，如果有反应，他可以继续治疗。第一次治疗以后，我感觉很久以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了，还有身体上的改善，慢性痢疾停止了，小便清晰了。我的‘科学的’医生们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他是怎么做的?就是简单的推拿，我后来发现，这种推拿刺激肝和胃的针灸穴位。”这些非西方的疗法使费耶阿本德的身体健康慢慢地得到了恢复。费耶阿本德由此推断出，世界上存在大量有价值的非西方医学知识，这些非西方的医学知识对保护人类健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实，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医学的形成都经历了成千上万年的发展历史，都是与其人文地理环境经过长期互动升华的结果．在其背后都有一个内容丰富的医学信息库，每一种医学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它们都对人类健康作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医学多样性中的任何医学都是对特定人文地理环境的适应性，都有其生存发展的权利。如果多元的传统医学一旦消亡，那么社会将永久失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巨大医学知识宝库。这些以保护人类健康为目的的传统医学应当受到承认和尊重。保护多样性医学就是保护全球人类的健康。所以，费耶阿本德主张：“我们不能凭它们与‘科学’或与‘现代形式’有冲突就对它们的观点加以拒斥。事实上，有许多‘古老的’文化，荷马史诗、中国的道教文化，它们对这种创造性奇迹的诚挚尊崇使我们自叹弗如。”

四、结语

当前，人们对医学多样性保护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医学与文化双向互动、相互作用、和谐共生关系的理解也有待深入。事实上，非西方文化危机与非西方医学危机是人类在经历了许多惨痛的历史教训、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共同提出的课题。人人都要充分认识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医学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及两者之间相互渗透与交融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合理利用、积极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与多样性医学传统。一方面要使多样性医学造福于全球人类的健康，另一方面要使多样性文化与多样性医学和谐协调发展。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保护多样性文化就是保护多样性医学、就是保护全球人类的健康；而对多元医学的保护也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就是保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人类未来的健康和繁荣依赖于多样性医学和多样性文化。

作者：张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