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方程公共管理论文

摘要：市民质量满意度作为武汉市对各区政府质量工作考评的核心指标，能有效反映各区政府质量工作水平及市民关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结构方程公共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结构方程公共管理论文 篇1：

新建本科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证研究

摘 要 学生本位是指教育者站在学生角度考虑教育教学的理念，从学生评价视角对公共管理类专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进行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表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包含学生学习收获性、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教学语言魅力性、教师授课专注性、教学内容聚焦性、课堂纪律管理性六大因子。结构方程模型建构及检验表明，在学生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影响权重上，教学语言魅力性最重要，教学内容聚焦性、学生学习收获性、教师授课专注性、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次之，课堂纪律管理性居后。

关键词 新建本科院校；公共管理；因子分析；教学质量；学生本位；学生评价

收稿日期：2014-04-21

作者简介：文华（1974- ），男，重庆人，重庆文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主任，讲师。

本文以重庆市某新建本科院校（以下简称为“该校”）为个案，聚焦“学生本位视角下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力求小问题深挖掘，并致力于提出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因此，本文界定的“学生本位视角”即“学生评价视角”，从学生作为学习者的视角，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优劣，分析出主要影响因素。

一、研究方案及调查实施

（一）研究目标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由具有评价资格的多元评价主体，按照科学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进行评价，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并促进教师职业发展的过程[1]。本研究的目标定位于从学生评价视角，研究公共管理类专业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提出对策措施。学生评价的关键在于学生要能充分表达自身的体验，真正反映出学生个人的实际感受[2]。

（二）研究设计

1.被试选择

该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目前包括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两个专业，本研究针对这两个专业在校学生进行调查。考虑到大一年级学生刚进入大学学习半年左右，对大学课堂教学的感受并不稳定与深刻，以及大四年级学生忙于毕业实习及就业问题不易进行问卷收集，因此本调查只针对大二、大三年级学生进行调查。

2.问卷设计

结合该校参与公共管理类专业授课教师的教学体会，多次收集学生对教学的书面信息反馈资料，以及现有相关研究文献检索分析，从理论上初步确定公共管理类课堂教学质量影响因素维度及具体题项，初步编制完成《公共管理类专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设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师形象三个分量表及基础数据共四个部分，分量表共59个题项，每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5点等级法记分（1代表“非常不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用以调查学生对各个题项对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性程度评价。数据处理采用SPSS17.0软件。

（三）调查实施

发放问卷286份，实际回收286份，得到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96%。其中，行政管理专业学生159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116份。在样本数量上，根据结构方程理论，受试者样本数量最好在200份以上[3]，但并非越多越好。

二、实证分析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量表的整体克隆巴赫系数为0.885，量表的可靠性或稳定性高，KMO值为0.790，适合做因子分析。为防止提取因子过多，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负荷大于0.60的题项，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共6个，包含19个题项。19个题项的整体克隆巴赫系数为0.819，量表的可靠性或稳定性高，6个因子内部克隆巴赫系数依次分别为0.840、0.724、0.654、0.734、0.686、0.644。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克隆巴赫系数受到量表中的题项数、题项间的相关系数的平均数以及维数三个因素影响，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在一般的态度或心理知觉量表，总量表的信度系数最好在0.80以上，因子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如果大于0.60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4]。由于本研究属于态度或心理知觉量表调查，因此信度系数总体上依然较好。6个因子解释的总方差比例累计为64.370%，能解释变量特征大部分的变异，可初步确定为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核心影响因子。各因子的解释变异量及累积变异量见表1。

为进一步明确各因素的内部结构，采用正交旋转最大变异法提取因素，得出方差最大旋转矩阵，见表2。

从旋转后各因素结构及因素负荷值可以看出各个主因子具体包含的变量。主因子1包括4个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学生希望课堂教学能达到的效果，故命名为“学生学习收获性”。主因子2包括4个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教师的专业能力情况，故命名为“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主因子3包括4个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教学语言要求，故命名为“教学语言魅力性”。主因子4包括3个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教师授课的专注度，故命名为“教师授课专注性”。主因子5包括2个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课堂教学内容的聚焦情况，故命名为“教学内容聚焦性”。主因子6包括2个变量，这些变量主要反映的是教师课堂纪律管理情况，故命名为“课堂纪律管理性”。因此，通过主成分分析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影响因素主要包括6个方面的维度特征：学生学习收获性、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教学语言魅力性、教师授课专注性、教学内容聚焦性、课堂纪律管理性。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上述分析是否具有科学性及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如何，需进行模型建构与检验。输入275份调查样本数据，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维度进行模型建构与检验，采用AMOS20.0软件进行建模与运算，得出图1所示的结果。

模型适配度指标为：卡方检验值x2=242.388（p=0.136>0.05），DF=146，x2/DF=1.660<2，RMSEA=0.049<0.08，RMR=0.045<0.05，CFI=0.931>0.90，GFI=0.918>0.90，IFI=0.933>0.90，TLI=0.910>0.90，PCFI=0.715>0.50，可见模型的相关数据均达到标准值以上，模型的拟合度及简洁度理想。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教学语言魅力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学语言魅力性每提升1个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就提升0.83个单位，在6个影响因子中权重最高，并且远超越其他影响因子权重。根据表2，这一因素涉及“语言表述生活化”等4个题项。频数分析显示，275份有效问卷平均分值为4.01。从该因子内部结构看，4个题项中，“身体语言感染力强”、“语言表述生活化”得分均在4.13以上，并且依次排在该因子得分前两位，但“语言表述节奏感强”为3.73，得分相对较低。这表明教学语言诸要素中，授课具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身体语言感染力强）以及能深入浅出、幽默风趣讲解（语言表述生活化）非常重要。在该因子内部各因素对教学语言魅力影响程度上，“c7语言表达精练简洁”及“c4语言表述生活化”回归系数相对较高，显示出学生在教学语言魅力的评价上对教师的授课效率及理论“接地气”的需求相对较高，这表明学生需求的教学语言魅力并非纯粹的感官刺激，还有较强的理性诉求色彩。

上述结论的启示在于：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之间既有相关性，更存在边界划分问题，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研究应是相对独立各有侧重的领域，学术研究水平高不代表课堂教学水平高。高校教学领域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学术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教学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非毫无灼见，能把一个复杂高深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课堂教学中通过魅力性教学语言举重若轻地讲解透彻，需要更高层次的驾驭能力，涉及到学术研究与教学研究之间复杂转化问题，但这一转化问题既是学术界现有研究所忽视的领域，更是教学实践工作者所普遍欠缺的能力，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教学内容聚焦性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学内容聚焦性每提升1个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就提升0.65个单位。教学内容聚焦性是指课堂教学中，每次授课应突出核心内容，便于学生形成焦点意识并重点把握。根据表2，这一因素涉及“内容明确重难点”、“内容明确实用性”2个题项。频数分析显示，275份有效问卷平均分值为4.33，在5级量表中得分很高。从该因子内部结构看，2个题项得分均在4.32以上，表明学生非常看重教学内容的聚焦性。在“内容明确重难点”上，学生希望每次课有明确而聚焦性的内容，而不是课堂教学结束后感觉什么都没留下。在“内容明确实用性”上，学生希望学习理论知识以后要有用，但有用不是仅针对实践操作能力而言，而是各类特定的实用性，如考研、公招、就业、思维意识等方面的实用性，教师应明确该教学内容对学生未来发展在某些方面的实用性，然后学生结合自身利益诉求有意识重点把握。另外，该因子内部两个因素的回归系数均达0.70以上，对教学内容聚焦性有很大影响，显示出学生在教学内容聚焦性的评价上很看重这两个因素。总之，教学内容聚焦性利于为学生的课堂学习指明方向，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提高学习兴趣和收获。

（三）学生学习收获性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学生学习收获性每提升1个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就提升0.61个单位。学生学习收获性是指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个体发展情况。根据表2，这一因素涉及“课堂教学有助于培养健全人格”等4个题项。频数分析显示，275份有效问卷平均分值高达4.42，在5级量表中得分最高。这表明学生非常看重学有所获，并且结合该因子内部结构可知，学生需求的是健全人格、思维能力、操作能力、理论视野全面性的收获，并且这4个题项的得分均在4.30以上。在该因子内部各因素对学生学习收获影响上，回归系数均很高，尤其是“b17助于训练思维能力”的回归系数高达0.83，显示出学生在评价学习收获性上最看重思维能力训练，这符合公共管理类专业既重应用也重思辨的学科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结论与目前国内普遍盛行的新建本科院校应重视应用型（操作性）人才培养，以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并不完全吻合，学生并不认为他们应仅着重于操作能力训练。调查表明，许多学生认为大学本科教育应体现出思想性与学术性，不能纯粹局限于操作能力训练。更有学生坦言，新建本科院校也是本科层次而非高职高专。其原因可能在于这是普通本科院校的传统性质所决定的，并且这一性质的差异已深入不同类型院校学生的潜意识之中，在其高考填报志愿时就已显现。因此，新建本科院校必须转变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思路和方式，使学生成为既具备合理知识结构又具有相关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教育管理者及教学工作者对此也应引起足够重视，不能简单化地对本科院校进行所谓研究型与应用型等类别划分。

（四）教师授课专注性是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师授课专注性每提升1个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就提升0.57个单位。教师授课专注性是指教师授课的精力集中及敬业精神程度。根据表2，这一因素涉及“教师无东张西望”等3个题项。频数分析显示，275份有效问卷平均分值为4.17，在5级量表中得分很高。从该因子内部结构看，3个题项得分均在4.00以上，尤其是“教师无东张西望”得分高达4.35，表明学生非常看重教师注意力的集中度。在该因子内部各因素对教师授课专注性影响上，回归系数均很高，尤其是“d3教师无脏话粗话”回归系数达0.75，显示出学生在评价教师授课的专注性上尤其看重教师为人师表的个人形象。因此，教师授课专注度具有广泛的意义：既代表了教师的敬业精神，也体现了对学生及教学活动的基本尊重，还展示出了教师“身正为范”的职业形象，授课教师应高度重视。

（五）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也是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每提升1个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就提升0.54个单位。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主要体现为教师的理论水平及实践能力形象。根据表2，这一因素涉及“教师美誉度高”等4个题项。频数分析显示，275份有效问卷平均分值为3.57，在5级量表中得分一般。从该因子内部结构看，4个题项得分均在3.32以上，相差不大。在该因子内部各因素对教师专业形象完美性影响上，“d7教师学历职称高”及“d8教师美誉度高”回归系数均在0.75及以上，表明在教师专业形象评价上，学生尤其看重教师“学历职称”及“美誉度”两方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美誉度，是指公共管理类专业历届学生对某个教师的一贯的稳定性评价。从该校本科生导师制选择情况也可印证此结论，学生在每年的导师选择中首先考虑的是高年级学生对教师的“口碑”情况进行选择，其次才是根据教师的学历职称情况进行选择。

（六）课堂纪律管理性是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

课堂纪律管理性每提升1个单位，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就提升0.31个单位。在6种影响因子中，课堂纪律管理性的权重最小。课堂纪律管理性是指授课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的管理，根据表2，这一因素涉及“经常课堂点名”，“教师多走动授课”2个题项。频数分析显示，275份有效问卷平均分值为2.80，在5级量表中得分较低。从该因子内部结构看，2个题项得分均在3.00以下，表明学生普遍并不看重教师强化课堂纪律管理，只要课堂纪律情况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多数学生认为教师不应过多管理课堂纪律。在该因子内部各因素对课堂纪律管理性影响上，“c17教师多走动授课”对“课堂纪律管理性”的回归系数高达0.93，远远超越“c16教师经常点名”0.51的回归系数，表明在课堂纪律管理评价上，学生最看重教师多走动授课，教师经常点名相对而言并不受学生欢迎。其原因在于，学生认为经常点名浪费时间，而且大学本身就应该具有基本的自由精神，应遵循学生意愿而不应强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完全不进行课堂纪律管理，而是不应在课堂纪律管理上投入过多精力，应分清职责的主次。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重视教学语言的魅力

要提升教学语言的魅力，教师必须做到“纵通”与“横通”。所谓纵通，是指教师在理论上的纵通，要对该专业的学科发展有整体性的把握，要将课程教学融入到专业教学中，而不是孤立的进行课程教学。所谓横通，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横通。除了对本专业理论有较系统的把握外，对相关学科领域的知识也应有基本涉猎，如哲学、法学、经济学等，对相关或其他领域的逸闻趣事、时政新闻等都应广泛了解。只有博闻强识、视野开阔，才可能做到教学中的旁征博引和收放自如。二是实践上的横通。教师只有具备较丰富的生活阅历或实践经验才能有深刻的专业感悟，才可能在教学过程中深入浅出地通达透彻讲解理论，从而展示出教学语言的魅力性。在以纵通与横通的关系上，应纵通为主，横通为辅，只有具备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通达，对社会现实生活有较充分的思想积淀，才会有教学语言的动人魅力。

（二）高度重视教学内容设计的聚焦

如何做到教学内容设计的聚焦，这首先需要前述分析的教师专业底蕴，只有在“纵通”与“横通”的基础上，才能高质量的结合教材选择出每次课的焦点性教学内容给予重点讲解。从这个角度看，课堂教学能力属于课程能力的一个范畴，只有科学把握课程知识的内涵与来源，才可能提升课堂教学质量[5]。但这是慢变量，需要长期积累。从短期见效的快变量角度，教师也可采取一些措施提升教学内容设计的聚焦性。一是与同行多交流，了解其他院校对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情况及缘由。二是与学生多交流，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诉求。总之，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应在教师主导安排与学生主体诉求之间取得平衡，单纯满足某一方面的意愿都是不完善的。

（三）高度重视学生的学习收获

首先取决于教师的专业底蕴。从短期见效的快变量角度，教师也可相应采取一些措施提升学生的学习收获性。一是多进行案例教学。案例的优势是直观生动，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但课堂教学案例选择应以微型案例为主，书面案例字数一般在1000字以内为宜，视频案例一般在15分钟以内为宜，问题设计应具体明确。这样便于学生对案例的整体把握，也给学生留足讨论发言的时间，以达到小题大做的功效。二是多进行互动教学。根据课程性质适度采取课堂辩论、课堂演讲、情景模拟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训练学生的专业能力。从现代悟性认识论视角看，教学应该是基于课堂的特定时空场域中，师生间以客观知识为内容的“知识性”交往活动与以生成师生合理性意义为目的的“意义性”交往活动的有机统一，而师生间的双主体互动教学方式无疑是非常有效的实现路径。

（四）重视授课中的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就是教育良知的重要体现。如何提升教师授课的敬业度，需做好两点：一是需要教师自律。教师应将公域与私域分开，不能将私人领域事务及情绪带入课堂教学。二是管理导向。影响教师敬业度的因素主要有发展机会、福利待遇、工作认可等方面[6]，学校管理应从激励因素与保障因素两方面着手致力于培养教师敬业度，以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五）重视提升教师的专业形象

对教师而言，首先，应珍视个人专业形象。教师应认真钻研教学规律，在学生中形成良好的个人品牌形象。在对教师授课质量的各类评价中，学生的长期评价结论无疑是最客观的。其次，应努力提升学历职称层次，但最好应在相近或相关领域发展而不能相差太远，应致力于通达某个领域。最后，应增强实践能力，致力于理论“接地气”，如参与“双师型”训练项目，多进行横向应用性项目研究等。

（六）重视课堂纪律管理的艺术性

课堂纪律管理重点在管理的艺术性，主要包括教学提醒艺术与集中学生注意力艺术等方面，是对学生的一种善意告诫和诱导[7]。相比其他方式进行课堂纪律管理而言，教师应通过多在教室走动授课达到课堂纪律管理的目的，在走动过程中发现违纪学生应巧妙提醒，以保护学生尊严为前提引导学生认真听课，单纯的课堂点名方式并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另外，走动授课的方式，也能改变授课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教学而减少与学生互动的弊端，能提升学生课堂融入度，从而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重庆文理学院2012年度校级教改项目《行政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编号：120301，主持人：文华）

参考文献：

[1]张越川，张国琪.分形理论的科学和哲学底蕴[J].社会科学研究，2005（5）：81-86.

[2]杨金观，聂建峰.如何正确理解课堂教学质量评价[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0（1）：15-20.

[3]别敦荣，孟凡.论学生评教及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改善[J].高等教育研究，2007（12）：77-83.

[4]吴明隆.SPSS统计应用实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09.

[5]田秋华.论教师的课程能力[J].课程·教材·教法，2013（8）：24-29.

[6]刘英华.学校管理应关注教师敬业度的提升[J].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25-27.

[7]王升，赵双玉.关于课堂教学管理艺术形成内容的思考[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7）：91-98.

An Empirical Study of Teaching Quality Assess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Specialties in New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centered

WEN Hua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ongqing Yongchuan 402160，China）

Key words new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factor analysis； teaching quality； student centered； student assessment

作者：文华

结构方程公共管理论文 篇2：

基于AMOS的武汉市各区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与分析

摘要：市民质量满意度作为武汉市对各区政府质量工作考评的核心指标，能有效反映各区政府质量工作水平及市民关切。论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al equation model，SEM）构建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模型，运用矩结构分析（analysis of moment structures，AMOS）统计软件计算，最终算得各区市民质量满意度得分及具体测评指标得分，全面反映了各区政府质量工作水平。同时，分类收集的各区市民意见与建议，为各区政府精准改进质量工作提供了有效参考。

关键词：市民质量满意度 测评 结构方程模型 矩结构分析

1 引言

2018年3月6日，原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同意命名武汉市等三个城市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这标志着武汉正式跻身国内质量发展示范标杆城市行列。武汉市于2015年11月获批开展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在创建实践中，武汉率先全国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路径、机制、保障，率先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质量共建共享新局面。为切实增强人民质量获得感，武汉市在全国率先以质量满意度为质量评价核心指标，督促各部门及时回应市民关切。根据武汉市绩效办要求，武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需要每月对“市民质量满意度”进行测评，并将测评结果排名报市绩效办，每月通报。

武汉市标准化研究院作为武汉地区集质量政策与理论方法研究、服务与应用于一体的公益性技术机构承接了该项工作，按市质监局要求对各区开展质量满意度测评，并将每月的测评结果按时上报市质监局。测评排名结果为市质监局、市绩效办考评各区政府质量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收集、汇总的市民反馈为各区政府有方向、有重点地改进质量工作提供了参考。鉴于多方考虑，在不影响研究结果有效性的前提下，本文选用的实例并非最新一期的测评案例，而是采用了2017年11月份的测评数据及结果。

2 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方法

2.1 测评模型和指标体系

根据《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考核验收细则（试行）和城市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方案（试行）的函》（国质检质函〔2012〕841号）中关于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方案的要求，采用结构方程模型[1]的方法，从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公共管理质量四方面展开武汉市各区政府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测评方式采用问卷调查法[2]，测评内容涉及食品、农产品、日用消费品、医疗、教育、餐饮服务、公共交通、公共管理等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或服务，将百姓关心、政府重视的问题作为测评重点（即调查问卷的具体问题）。最终确定的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模型如图1所示，市民质量满意度的四级测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测评结果计算方法

根据受访市民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公共管理质量等方面的评分数据，借助AMOS[3]软件对数据进行计算，得到测评指标路径系数，确定测评指标权重，最终加权并百分制处理得到各区市民质量满意度得分及具体测评指标得分。满分为100分。

2.3 测评过程质量控制

调查实施过程是满意度测评的关键阶段，数据的准确、真实和有效是整个测评工作的基础和保证。在测评过程中进行了全过程质量控制。

（1）准备阶段

以《质检总局关于印发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考核细则（试行）和城市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方案（试行）的函》（国质检质函〔2012〕841号）中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的调查问卷为模板来设计武汉市各区市民质量满意度调查问卷，以确保问卷内容科学、权威;对研究人员、调查督导和调查员进行项目培训，内容包括调查要求、样本选择、问卷内容、专业知识、調查方法和技巧等。

（2）调查及数据采集阶段

分阶段实施问卷调查，实时监督、检查，及时将填写不完整、问卷所勾选项为同一个或有规律性、问卷回答前后逻辑相悖等情况的问卷判为无效问卷予以剔除;审核整理回收的问卷，通过电话回访或录音抽查的方式，随机抽查问卷，再次剔除无效问卷，保证问卷数量和质量真实可靠;查证项目研究分析过程中所需的各种数据和信息资料。

（3）数据分析处理阶段

通过专业的顾客满意度测评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3 武汉市市民质量满意度2017年11月月度测评实证研究

3.1 调查范围

武汉市覆盖的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临空港经开区（东西湖区）、武汉经开区（汉南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化工区16个区域。

3.2 调查对象

18～70岁的武汉市16个区常住人口。

3.3 调查方式

考虑样本的易获取性、代表性、问卷回收质量以及调查成本等因素，测评数据采集将综合采用电话调查、网络调查和现场调查三种方式开展。

3.4 测评结果

3.4.1 样本总体情况

本次实证调查的问卷收集工作从2017年11月15日正式开始，截至2017年11月23日，共采集样本2398个，剔除无效样本后，各区各留125个[4-5]有效样本。三种调查方式采集有效样本数见图2。

3.4.2 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

（1）各区测评结果

通过将剔除无效问卷后的各区数据导入SPSS软件，再运用AMOS统计工具计算出各指标的路径系数[6]，处理后得到各四级指标的权重，最终通过加权计算并百分制化得到各区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见图3。

（2）各区四大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

武汉市各区政府市民质量满意度的测评从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公共管理质量等四大质量展开，其中四大质量对市民质量满意度的影响不同。本次调查在对全市2000个有效样本采用AMOS软件计算得到四大质量的路径系数，再经过百分比化后，确定了这四大质量对市民质量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见表2。

①产品质量满意度

产品质量总体水平由食品农产品质量、日用消费品质量等两个因素综合决定。各区产品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见图4。

由图4可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市民对产品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高，为84.01分;新洲区市民对产品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低，为74.40分;市民对日用消费品质量比对食品、农产品质量的满意度更高。

②工程质量满意度

工程质量总体水平由房屋建筑质量水平，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公共建筑设施质量等三个因素综合决定。各区工程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见图5。

由图5可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市民对工程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高，为82.68分;新洲区市民对工程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低，为74.21分。市民对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和房屋建筑质量满意度较低。

③服务质量满意度

服务质量总体水平由餐饮行业卫生及服务质量和社区服务便利程度两个因素综合决定。各区服务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见图6。

由图6可知，江岸区市民对服务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高，为83.15分;临空港经开区（东西湖区）市民对服务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低，为73.38分。市民普遍对餐饮行业卫生及服务满意度较低。

④公共管理质量满意度

公共管理质量总体水平由基础教育质量、设施，医疗服务质量、环境，公共交通便利程度，水电煤气供应可靠，生态环境及区容区貌建設五个因素综合决定。各区公共管理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见图7。

由图7可知，武汉经开区（汉南区）市民对公共管理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高，为82.87分;新洲区市民对公共管理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最低，为76.98分。各区市民普遍对生态环境和区容区貌满意度较低。

3.5 意见与建议

3.5.1 市民意见与建议总体情况

本次实证调查共收集到意见与建议922条，各区情况见表3。

3.5.2 主要意见与建议

根据分类汇总计算，四大质量下各具体测评指标有关意见与建议分布情况见图8。

由图8可知，武汉市2017年11月市民质量满意度意见与建议分布总体情况是食品、农产品质量，餐饮行业卫生及服务，房屋建筑质量，小区物业服务质量，生态环境及区容区貌五个重点关乎百姓吃、住问题的意见与建议列居前五位，这与测评数据结果反映的趋势相符。本文对该期收集的市民意见与建议进行分类、汇总后，总结出重点问题并提出如下建议。望为各区政府改进质量工作提供有效参考。

（1）食品、农产品质量方面：一是，建议进一步推广运用食品安全二维码追溯系统，让消费者拿起手机扫码查食品安全信息，既可按自身消费需求，选择更安全的食品，还可发现问题食品，及时举报;二是，虽然食品都标识了生产时间和保质期，但是字标得太小，消费者还需要自己计算食品的食用期限。建议直接在包装上的显著位置标出食用期限;三是，扩大日常监督抽检范围，加大监督抽查频次，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公开监督抽检信息。由此，可倒逼生产者和经销商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正确合理引导消费。

（2）餐饮行业卫生及服务方面：餐饮行业原材料和进货渠道疏于管理，外卖行业卫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重点解决餐饮店食材新鲜度不透明，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外卖送餐以及路边小食摊的卫生监管与治理问题。建议加强对餐饮行业的巡视检查，落实责任;加强从业人员素质教育，实习培训体检上岗;建立准入机制的宣传和检查体系，规范外卖行业管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

（3）房屋建筑质量：主要问题集中在住宅漏水、电梯事故时有发生。建议加强建筑质量追责体系，实施维修责任人制度，曝光质量不过关的工程单位。

（4）小区物业服务方面：主要问题集中在小区环境卫生和停车管理不到位，业主物业服务质量获得感低。建议落实物业公司物业服务的主体责任，加强物业管理的评价，提高业主物业服务质量获得感。

（5）生态环境及区容区貌：市民普遍反映噪声污染严重，施工、车辆噪声扰民，且反映后得不到解决。建议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噪声污染的科普与宣传，培养环保意识。

4 结语

市民质量满意度作为各区质量安全考评指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了区域政府的质量工作情况。本文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从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公共管理质量四方面全方位构建了武汉市各区政府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模型;运用AMOS软件，科学计算了各区政府市民质量满意度及各区四大质量满意度;按具体测评指标分类收集、汇总、归纳各区市民意见与建议，为武汉市各区政府在改进质量工作方面，更全面地展示了市民关切，更精准地指出了重点问题，更具体地给出了有效建议。

参考文献

[1]  钱璐璐.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宜居城市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 2010.

[2]  陶永明. 问卷调查法应用中的注意事项[J]. 中国城市经济，2011（20）： 305-306.

[3]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 AMOS的操作与应用[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4]  NUNNALLY J C. Psychometric theory[M]. New  York：McGraw-Hill，1967.

[5]  BOLLEN K . Structural equations with latent variables[J]. New York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9，35（7）： 289-308.

[6]  王文树， 薛蓉娜. 基于AMOS的西部某省快递业顾客满意度提升研究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 2011（6）：167-168.

作者：罗雪 周虎 李瑞 谈立

结构方程公共管理论文 篇3：

基于治理视角的用户创新机制研究：以“智慧骑行”企业为例

摘    要：随着智慧城市和“互联网+”业态的发展，共享单车与许多类似“智慧企业”发展方兴未艾，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创新系统”，其发展的机制尚未明确。从构建由用户创新驱动的创新机制体系入手，引入治理的前因变量，考察了治理对于创新绩效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建立出行平台、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以及良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对用户创新绩效都有很好的正向相关性。“智慧骑行”企业的发展有必要以创新机制为驱动，形成整合创新系统。

关键词：用户创新;共享单车;智慧城市;智慧骑行

自从Von Hippel（1988）提出用户创新理论以来，将传统的创新行为从企业内部层面延伸到用户层面成为创新的热点问题之一[1-2]。如何利用用户的创新行为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也逐渐吸引了企业家和学者们的兴趣[3]。随着我国以创新作为新动能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国家战略的稳步实施，大量创客交流平台、创新社区等网络交流平台以及众创空间不断出现，用户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势头[4-5]。同时，国家从治理层面倡导公众的“共建共治共享”，公众将参与更多的决策过程，分享更多的决策权力，这也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用户创新提供了可能。

一、文献回顾

传统的创新边界以企业内部为主。随着新时代顾客需求及实现需求的方式发生改变，学术界开始关注有更多用户及社会公众参与的开放式创新机制。立足于企业的用户或潜在用户层面，Von Hippel（1988）从高校研究人员自主改进教学和研究仪器得到启发，他认为，部分具备技术更新、产品实现能力的用户会对产品进行自主改进，从而参与到企业的创新活动中;而且这种创新是非竞争性的，可以为企业所用，形成企业与用户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2]。他的研究结论在之后的大量创新实践案例中得到了证明。如大量用户自主设计、自愿在互联网上上传免费共享的开源程序，这种来自用户的产品优化改进与新产品设计，不仅优化了企业的创新流程与创新效率，而且有利于企业进行更优越的产品反馈。通过客户接口、需求响应、感知和重塑企业环境，实现迭代式微创新 [6]。进而，有学者构建了着眼更多一般用户以及利益相关者，面向公众及社会层面的创新体系。如：立足于智慧城市、国家战略等视野，面向公众和社会开放的整合创新 [7]。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用户创新和公众治理联系起来了。传统的治理理论通常属于公共管理和政治学范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众共治特征表现得日趋明显。互联网使得个体参与治理潜能增长、分析能力增强、公众聚合和认同快速[8]。公众治理与用户创新相结合，对于提升创新管理绩效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有着双重的价值和意义。企业作为用户创新的推动者和最终实施主体，能否依托社会公众参与治理这一因素调动用户创新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高用户创新绩效，以及治理变量对用户创新绩效传导机制的实现，本文将利用“智慧骑行”这一新兴典型行业和企业展开进一步探讨。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选取

本文将聚焦于“智慧骑行”这一新兴行业领域，研究治理因素与用户创新的关系。自从IBM提出“智慧城市”以来，学者们将其定义为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生态、绿色的社会管理系统和现代治理系统[9]。何为“智慧骑行”？作者认为“智慧骑行”的内涵是：骑行者通过车载或手持设备接入物联网平台，平台可获取骑行数据、控制骑行设备;骑行者通过获取信息科学决策、满足出行需求。最终在城市治理上使自行车（含助动车等）出行与其他交通方式契合，构成现代化绿色交通体系。在西方的自行车分享系统发展中，第三代已具有“智慧”特征[10]，我国的共享单车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从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起，以ofo、摩拜单车为首的一批无桩共享单车服务提供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及大学校园内陆续推出用户付费共享单车（无桩）。共享单车最初来自于大学生的创意。在北大的校园中，诞生了ofo小黄车。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共享单车经济社会影响报告》，国内已有77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已投放2 300万辆共享单车，注册用户达4亿人，累计服务数量超过170亿人次，最高峰时一天有7 000万人次在使用共享单车，因此，共享单车就是“智慧骑行”的典型代表[11]。之所以选取这一特定对象开展研究，是因为其极具典型性。他们既是共享单车创新的推动者，也是最广泛的用户群体。企业的创新机制是否是驱动”智慧骑行”企业发展的有效动力呢？在这一行业中，治理和用户创新都是相当突出的问题，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进行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城市大小、地貌、发展水平、人口规模都不尽一致，很难用统一的公共交通解决方案“一揽子”地解决所有的城市交通问题，自行车交通系统也不例外。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慢行交通系统与相对应的城市特征相关性甚大。不同的城市格局和城市地貌特征、人口的数量与交通出行习惯等都是决定慢行交通系统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如何布局和设计慢行交通系统，更是涉及人与城市相互融合共生的复杂性系统工程。但不论如何选择和设计，其“智慧”特征都是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潮流。正是因为具备物联网电子锁的技术特征和新兴商业模式，无桩共享单车才得以产生，得以迅速在中国市场上得到发展;同时，也是因为“智慧”技术条件下所有车辆站点的联网数据共享、大数据分析和车辆使用状况统计，有桩单车的使用效率和灵活性才得以大大加强（在无联网数据分享的早期，公共自行车需要还至借车的原有站点，这使得用车极为不便）。而“智慧骑行”作为人、车、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人与城市友好共生的连接点，需要兼容并包各种有益的运营模式，而不能仅仅是无桩、有桩的某一部分业务。事实上，有桩自行车在全球范围内，其发展的普遍认可度更高，更受到大众和社会的认可。我们选用以有桩单车为传统业务，兼营有桩与无桩业务的骑行企业作为案例企业加以分析，正是考虑了上述因素。

（二）研究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智慧骑行”企业的公众治理这一因素作为前因变量，考察公众治理变量对“智慧骑行”企业的用户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研究以整合创新模型为基础 [7]，从公众共治的信息公开、参与、反馈等方面着手 [12]展开分析，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的治理平台建设

在“智慧骑行”企业的用户创新系统中，公众治理的影响作用首先决定于政府的治理平台建设完备与否。以共享单车为例，企业提供出行工具不是孤立行为，而必然涉及到道路交通体系的整体运行情况。不论车辆停放站点建设、车辆行驶管理都涉及到公共交通资源和公共利益，并非单纯的企业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由民間资本投资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选择了无桩的互联网电子锁，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无桩单车的乱停放、无序管理又反过来放大了这种割裂的效应。因此，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出行平台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13-16]。国外许多成功的城市自行车分享系统都做到了信息公开，出行数据免费向公众开放，鼓励公众参与到政府的治理活动中来，而国内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2.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

用户创新需要大量的领先用户参与到企业的创新活动之中。本变量考察用户与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程度。如许多共享单车企业在APP中有引导客户对本企业商业模式的改进设计提出建议，又如摩拜单车推出的“骑行换红包”等活动。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同时，如果企业能更多地分享创新知识，提供创新工具箱，例如车型设计工具和方案等，显然对增进用户创新大有裨益。

3.良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

创新的巨大风险和成本投入曾令许多小企业望而却步。这一点，在共享单车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上都得到了明显体现。从技术而言，以摩拜为首，率先开发基于互联网的电子车锁，自主研发更适应恶劣使用条件和露天摆放的整车系统，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扫码租车、随停随用的商业模式。这些突破性的创新在收获肯定和赞誉的同时，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停放问题、维护成本问题以及巨大的前期成本投入和微利运营模式，使得企业一直在“盈利模式”这一关键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作者认为，如果该治理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较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例如“分享经济”一开始就设定的“盘活存量”、改装现有自行车资源等方式，会使得创新系统运行更为流畅、发展更加可持续。

（三）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构建研究框架。对“智慧骑行”的创新绩效测量采用Yli-Renko（2001）[17]创新绩效量表进行。选择结构方程模型的原因是上述治理视角的三个变量均为潜变量，在直接获取上存在一定难度;而用户创新绩效也很难用直接数据进行测量。在现有研究中，创新绩效通常也采用多种层面对其绩效进行测量，而非选取单一指标，结构方程模型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前面的分析，笔者在模型中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府的治理平台建设对用户创新绩效有正向的相关性;

假设2：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对用户创新绩效有正向的相关性;

假设3：良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对用户创新绩效有正向的相关性。

同时，作者也认为上述各变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如政府的治理平台建设完备，也会使得公众得到更多信息交流;政府直接参与部分共性技术的供给与技术指导，也可以给用户使用创新工具箱创造条件;而资产和成本分担，不能仅仅依靠企业和个人，社区、高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理应参与其中。而这些都需要政府进行推动与协调。因此，笔者提出另一假设：

假设4：政府的治理平台建设、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良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这三者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

三、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现有研究对分享自行车系统的通用研究方法，选取特定城市自行车系统作为调查研究的范围。作者选取了常州、南京、徐州、无锡、北京五个城市进行了问卷发放。问卷发放分三次进行，中间分别间隔3个月左右。问卷发放主要面向各“智慧骑行”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和熟悉了解本企业创新内容、研发设计的企业人员。由于本行业变动较为频繁，属于快速发展期和上升期，共涉及企业30家以上，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达395份。

（一）变量测量设计

变量测量设计采用7点评分量表，具体内容见表1：潜变量A 政府的治理平台建设采用测量变量[x1]～[x3]表示;潜变量B 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采用[x4]～[x7]表示;潜变量C 良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采用[x8]～[x9]表示。

另外，对潜变量 D“智慧骑行”的创新绩效测量具体采用[x10]～[x14]来表示。[x10]表示自有专利和自主研发设计的新产品，[x11]表示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客户认可程度，[x12]自主技术与开发能力带来的竞争优势，[x13]表示较之同行更好的盈利水平，[x14]表示鼓励员工创新性行为的举措。

（二）模型实证计算

使用LISREL软件，对测量模型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经过实证计算，结构方程模型的系数估计如图1所示，其参数估计值见表2。

从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RMSEA的值为0.13，而NNFI和CFI的值分别为0.84和0.95，初步认为，该结构方程模型对实际情况的估计值是可以接受的，其拟合程度较好。

进一步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系数估计，笔者观察到如下结果：（1）在A、B、C、D这几个潜变量之间，其系数多数较高，显示了它们之间较好的相关性;（2）[x7]的负荷比较小，但是其在C变量中的修正指数较高;（3）[x13]、[x14]的负荷均不高，其他因子中的修正指数也不高。数据显示它们不隶属于模型中的任何变量。

经过深入分析发现，变量[x7]的含义为用户自主进行骑行行为管理。该变量设置是从摩拜的“用户自主管理”“治理激励”等管理模式得到启发。摩拜曾经采用“推荐停车点”“停放送红包”等形式，利用平台上的大数据分析，有针对性地引导用户将车停放于更有助于车辆分布、使用的地点，并指导用户自觉将车辆“运送”至需要的车辆停放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峰谷时段的潮汐流向的问题，替代了其他企业通常使用卡车拖送共享单车至指定地点的做法。作者最初将其认定为一种“企业引导客户进行用户创新”的做法。但仔细分析发现，这种行为并未使用户真正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来，之前的变量设置并不合理。其更多的意义是用户自主自觉地帮助企业分担一部分管理费用，因此，将其隶属于变量C更为合理;考虑到[x13]是创新绩效的基本属性，笔者仍予以保留，这部分系数偏低也说明了当前的经营者大多对自身当前的盈利水平并不满意，印证了之前对于共享单车企业的盈利模式尚未建立的判断;[x14]考虑将其从变量中剔除。

（三）模型修正与比较

将[x7]归入变量C，删除[x14]，重新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估计系数，具体如图2所示，其修正后的参数估计值见表3。

从分析结果看：（1）拟合指数符合要求，该模型可以接受;（2）RMSEA指数为0.11;NNFI指数为0.86、CFI指数为0.93，通过和原始模型的比较，修正后的模型是较合适的选择;（3）各测量变量能较好的反映其对应的潜变量，[x7]归入潜变量C后因子系数达到1.06，较之前0.03具有明显提高，说明用户自主自觉地帮助企业分担一部分管理费用比企业引导用户效果更好，激励用户自主进行骑行行为管理最能体现良好的资产和成本分担模式;潜变量B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的测量变量中[x5]专业骑行者识别及产品咨询与改进影响较大，为0.99，说明专业骑行者识别及产品咨询与改进最能体现用户的知识共享程度;其他因子系数大多较高，只有[x13]仍保持在0.20。

四、结论与启示

就中国当前实际而言，用户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形式，对领先用户的技术开发与技术实现的能力、进行技术改进的创新热情和价值认同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同时，用户创新还涉及到知识产权界定、领先用户激励和创新过程管理、创新保护的制度健全等各种现实问题。用户参与企业创新的动因以及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还未得到广泛的证实。但随着以“互联网+”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新兴业态不断增多，移动互联网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入推动实施，用户参与创新的形式变得灵活多样，通过线上结合线下，海量创新和创意信息得到融合，“创新民主化”得到实现。随着共享单车管理混乱、乱停乱放、无序投放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一新兴产业从之前的投资宠儿、“绿色天使”一度有了“野蛮生长”“城市公害”等负面评价。另外，共享单车企业也面临着固定成本投入过高、后期维护和管理难度大、盈利形式不被看好等问题。虽然在国内国外进行了广泛的战略布局，但发展前景仍不明朗。但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利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形式变革人们的出行方式，又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因此，解决现有的发展顽疾，让“智慧骑行”企业这一新兴的绿色产业得到健康发展，治理变量的引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

从研究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政府的出行平台、数据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对于企业创新系统的正向影响不可忽视。虽然共享单车企业的商业模式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在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系统”之外的自发自觉行为，但政府很有必要将共享单车的发展体量与之前已经建设多年的有桩公共自行车系统相互整合，借助“互联网+”和智慧城市的发展契机，共同构建形成“智慧骑行”的大平台。具体来看，政府应在出行平台上进行整合，首先，是整合实体的出行平台，包括停放站点的统一建设，自行车专用道甚至自行車专用路的规划与建设;同时，还要建设公众参与的政务沟通与数据共享的网络平台。这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出行平台。

此外，用户创新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模式，受到创新文化和氛围、创新的保护和激励体制等多方面限制，在中国必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应在识别和引领领先用户上再下功夫。如“智慧骑行”企业针对于专业骑行者，就应该重点开发其代表性的创新社区，并在有条件的时机下给予其创新工具包，在专业车型设计、车辆细节改进、自行车专用道（lane）、专用路（road）的路线规划设计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使之能大胆开展用户创新。文中的数据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

“智慧骑行”企业的发展在我国是新生事物，在国外也没有类似的业态出现。但随着我国共享单车企业的出现，国外一些城市开始大力投资，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2017年度的世界自行车大会（VELOCITY CONF，2017）就对中国的共享单车进行了关注。“智慧骑行”企业在这一新兴产业中要获得发展，创新机制驱动是一条必由之路。通过政府、公众、企业，使治理系统与创新系统有效结合，形成完整的整合创新系统。本文重点分析的是用户创新，实际上这两者的结合还包括社区、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

参考文献：

[1] 郑彤彤，谢科范.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用户创新行为演化分析[J].管理学报，2015，12（12）：1824-1831.

[2] VON H E.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

[3] BOGERS M， AFUAH A， BASTIAN B. Users as innovators： a review，  critique，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0，36（4）：857-875.

[4] 王磊，马龙江，彭巍，等. 群智创新社区用户创新能力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18）：42-47.

[5] GUO W，ZHENG Q，AN W， et al. User roles and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ies [J]. Appl Ergon.，2017（7）：106-114.

[6] 罗仲伟，任国梁，焦豪，等. 动态能力、技术范式转变与创新战略：基于腾讯微信”整合”与”迭代”创新的纵向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 2014（8）：152-168.

[7] 陈劲，尹西明，梅亮. 整合式创新：基于东方智慧的新兴创新范式[J]. 技术经济，2017（12）：1-10.

[8] 闵学勤，贺海蓉.掌上社区：在线社会治理的可能及其可为：以南京栖霞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7（3）：63-69.

[9] 吳标兵，林承亮. 智慧城市的开放式创新治理模式[J]. 中国软科学，2016（5）：55-66.

[10] DEMAIO P. Bicycle-sharing： history， impacts， models of provision， and future[J]. Journal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2009， 12（4）： 41-56.

[11] CHARDON C，CARUSO G，THOMAS I. Bicycle sharing system“success” determinant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017，100（1）：202-214.

[12] 宋煜萍.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基础、障碍与对策[J].哲学研究， 2014（12）：90-93.

[13] HAMILTON T L，WICHMAN C J. Bicycle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 congestion：Evidence from DC’s capital bikeshar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8，87（1）：72-93.

[14] MOUDON A V， LEE C， CHEADLE A D， et al. Cycl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US perspective[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2005（10）：245-261.

[15] 张一进，张进松. 政府监管与共享单车平台之间的演化博弈[J]. 统计与决策，2017（23）：64-66.

[16] 杨学成，涂科. 共享经济背景下的动态价值共创研究：以出行平台为例[J]. 管理评论，2016（12）：258-268.

[17] YLI-RENKO H， AUTIO E， SAPIENZA H J.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knowledge exploitation in young technology based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6）：587-613.

责任编辑    徐    晶

Key words： user innovation; sharing bicycles; smart city; intelligent riding

作者：朱陈松　张晓花　朱昌平　 许怡然　强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