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技术合同转让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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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合同转让管理论文 篇1：

论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

摘 要：专利权被转让后，在先订立之专利许可合同是否具有对抗在后订立的专利转让合同的效力，是专利利用制度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对《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第2款的解释论考察以及对专利权和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权利属性分析，发现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并未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随后通过分析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正当化理由以及确立上述规则的可行性路径之后，得出有必要以登记之法技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从而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结论。

关键词：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专利权;专利许可使用权;登记

一、问题的提出

专利权被转让后，在先订立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继续在合同约定范围内使用专利，这项规则被学界称之为“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就其渊源而言，笔者猜测，因专利权法律关系中的转让和许可与租赁关系中的买卖和租赁十分相似，故“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之表达借鉴了“买卖不破租赁”之表述，以“不破”二字规定在先许可使用权之对抗效力，“转让”则是指专利权的转让，“许可”应为专利权人以独占亦或非独占的方式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行为。

在采取物债二元划分财产体系的我国，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得到了司法界的普遍认可，在学术界也赢得了众多学者的支持，但反对之声同样存在。笔者认为上述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第一，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是否对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予以确立;第二，通过对专利权、专利许可使用权属性的分析是否能够为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提供法理上的支持;第三，在利益平衡层面，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是否能够使让与人、被许可人、受让人三方的利益达到平衡，兼顾公平与效率这两个基本的法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对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进行逐层论证。首先，从解释论角度，对现有法律规定予以分析确定其规范含义。再次，从专利权与专利许可使用权属性角度，探寻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实质含义。最后，从利益平衡角度，考察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正当化理由。在理清上述问题的前提下，就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之完善提出相应之对策，具体而言，就是在现有专利许可合同备案制度的基础上，引进登记制度，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

二、《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第2款的规范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第2款规定，让与人与受让人订立的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影响在合同成立前让与人与他人订立的相关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效力。该规定即为学者所称的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但依照文义解释路径，上述条款的表述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而言，该条款规定了“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之法律效果，依其表述即“不影响许可合同的效力”，然而许可合同乃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债权契约，其效力原本就不受许可人有无专利权以及专利权是否变动之影响，《合同法》第52条、《民法总则》第145至156条规定之合同无效事由并不包括“在后合同的订立”。换言之，专利权人转让专利权的行为并不会影响在先订立的专利许可合同的效力，该许可合同依旧有效，只是因为专利权的转让使得许可合同的许可人成为无权处分人，并因此无权继续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由此产生继续性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况，此时的许可合同业已成立、生效，甚至可能正在被履行，其效力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依照既有之民法理论，不存在通过后转让行为动摇在先订立生效之合同效力的可能性，该条款的表述混淆了契约效力、履行和移转问题。

也许起草该司法解释的法官希望通过上述条款表达“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之意旨，但是，在法律解释中应当承认法律规范的效力并非来源于“立法者的意志”，规范自身才是效力的唯一来源。当制定法规范借助语句表述而形成时，规范语句的意义就不在对“立法者意志”进行“事实陈述”，而是指向特定的法律效果。此时，规范意义经由解释者对规范语句的理解而获得，“立法者的意志”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仅可以帮助解释者对规范予以理解，并不能直接导向规范效力[1]。因此在文义解释的路径下，上述条款不能得出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的确定结论，尽管于立法者的意圖相左，但不可否认的是该条款仅仅构成一项注意规定。

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曾经专门颁布了《技术合同法》对专利相关合同予以规制，国务院为《技术合同法》的具体实施专门颁布了《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其第59条与上述《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的规定基本一致，但该条同时规定，“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或者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由专利权转让合同或者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承受。”该条款虽然在表述上同样存在上文所述之缺陷，但因其额外规定了在先订立之专利许可合同的继受，故可以在一定程度弥补上文混淆契约效力的表述。但遗憾的是，最高院在起草《技术合同解释》时，将有关许可合同继受的规定予以删除，导致该解释第24条之规定未能起到预期效果。

三、专利权及专利许可使用权之属性

（一）专利权的属性

如上文述，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就是指专利权让与之结果不得对抗在先订立之专利许可合同，换言之，其实质上是指专利被许可人可以依其专利许可使用权对抗受让人之专利权。那么，专利被许可人之许可使用权何以对抗受让人之专利权，对此我们需要分析专利权以及专利许可使用权之法律属性。

依照民法理论，民事权利可以做如下分类，第一，根据权利是否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民事权利可分为财产权和人身权;第二，根据权利的作用，民事权利可分为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第三，根据民事权利的效力范围，民事权利可分为绝对权和相对权。

首先，学界一般将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定义为一种民事权利，即专利权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围绕智力成果形成的财产关系的私权，其为财产权的一种。其次，专利权的主体可以对作为专利权客体的技术方案予以利用并享受由此带来的财产性利益，故其为支配权。最后，专利权的效力范围及于不特定的多数人，故其为绝对权。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专利权作为知识产权，是一种财产权、支配权、绝对权。因此有学者认为除了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之外，专利权在许多方面与物权并无不同之处[2]。但专利权与物权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异，一般而言专利权具有时间性、地域性以及客体的非物质性，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点区别至关重要，其有助于对专利许可使用权属性的理解。

具体而言，除了上述分類方法之外，依照权利行使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将权利分为积极自用权与消极禁止权，前者是指权利主体自行利用客体之权利，后者则指权利主体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利用客体的权利。物权更强调权利人对客体的利用，故其为积极自用权。而专利权究竟是积极自用权还是消极禁止权，学界有所争议。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作为一种支配权、绝对权的专利权因为积极自用权[3]，也有学者认为专利权应为消极禁止权[4]。就此笔者认为专利权应为消极禁止权，其理由如下：第一，将专利权视为消极禁止权更加符合立法本身的意图[5]。《专利法》第11条明文规定，专利权为禁止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之权利。立法者作出如此规定明显是将专利权视为消极禁止权，而授予专利权人以专利权的目的也在于阻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使用。第二，专利权的作用并不在于确认专利权人有为某种行为的自由，在我国颁布《专利法》之前，发明人就有权自行制造、销售其发明创造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概而言之，发明人制造、销售其发明创造之行为与其是否有专利权并无关系，创制专利权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使专利权人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制造、销售专利产品，而非确认专利权人可以自行制造、销售专利产品。

综上所述，专利权为财产权、支配权、绝对权，其在财产法体系中更接近于物权，其具有一定的物权性。但专利权与物权相比仍具有一定的差异。具体体现在，首先，专利权在客体非物质性、地域性、时间性方面与物权存在差异，其次，在权利的行使方式方面也存在差异，即物权为积极自用权，而专利权则为消极禁止权。

（二）专利许可使用权的属性

专利许可使用权乃依专利许可合同而生，其性质的认定对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影响巨大。倘若认为专利许可使用权在性质上更接近物权，则其具有对抗效力，自不言待。倘若认为专利许可使用权在性质上更偏向于债权，则需要明了为何债权性的专利许可使用权具有对抗效力，能够对抗具有物权性的专利权。

在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性质认识上，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目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 物权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专利许可使用权是对权利人专有之专利所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与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概念类似，故参照物权的权利划分标准，可以将专利许可使用权视为一种类用益物权[6]。有德国学者将此类许可使用权认定为一种准物权，并且认为其同在土地所有权上设立的地役权相似[7]。

2. 债权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专利许可使用权是通过许可合同取得的，这使使用权首先是一种债权，在无强制性法律规范规定的情况下，此种债权不能成为用益物权也不能被物权化，专利许可使用权不过是债权性的权利而已，其并不具有当然的对抗效力[8]。

3. 混合说。持该观点的学者将专利许可使用权一分为二，认为普通许可使用权具有债权性，而独占许可使用权具有物权性。其理由在于普通许可使用权不具有对抗专利权人及其他第三人的效力，在一个专利权上可以存在多个普通许可使用权，第三人侵犯其许可权时，普通许可使用权人不能单独提起诉讼，其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债权[9]。而独占许可使用权具有对抗专利权人及其他第三人的效力，在一个专利权上只能存在一个独占许可使用权，在权利受到侵犯时，独占许可使用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其具有物权性[10]。

综上，可以看出关于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性质有物权说、债权说、混合说等观点。笔者认为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性质更接近债权，其应为一种债权性的权利。理由如下：

第一，专利许可使用权不是类用益物权，物权法规定之用益物权虽由合同产生，但其具体权利内容，如占有、使用、收益等权能皆有法律明确规定之，具有严格的法定性。而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权利内容皆有合同约定，其使用方式、使用地点、使用期限等内容皆可由双方当事人意定。如若将其界定为类用益物权，则会像有的学者所言，“相对权和绝对权的界限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将不复存在，此类由当事人私定的用益物权的出现，将颠覆潘德克吞体系赖以存在的根基。”[11]

第二，专利许可使用权中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不具有物权性。首先，如上文所述，专利权相较于物权而言，其为消极禁止权。在此种情况下，专利权的权利人不能主动行使排除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专利的禁止权，其权利主体很难直接支配权利客体，故专利权人无法通过许可的方式赋予被许可人排除权，此时独占许可权并不具有物权所具有的支配性。其次，在独占许可中，被许可人无权禁止许可人使用专利，其只能通过许可合同追究许可人的违约责任，故其不具有物权的排他性。

第三，专利许可使用权在本质上应为合同债权，首先，专利许可使用权的权利内容皆有许可合同规定，具有高度任意性。其次，专利许可使用权由专利权派生，专利权为消极禁止权，不存在通过许可的方式赋予他人的可行性，专利许可使用权在本质上是专利权人允许被许可人实施其专利并免于被诉的权利，换言之，是专利权人对其诉权的放弃亦或容忍被许可人为特定行为的承诺。最后，在独占许可中，被许可人确实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侵权行为予以起诉，但被许可人并不是因为其许可使用权受到侵犯而具有的诉权，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当发生侵权时，我国并未按民法只保护权利的规则，而是以利益为中心，通过专利法这一特别法赋予被许可人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并将本应该由专利权人授予给独占被许可人的诉权上升为法律的直接规定。”[12]也就是说，此时，被许可人是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获得的诉权，该诉权的获得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非因专利许可使用权具有物权性。

综上，笔者认为，专利许可使用权的属性应为一种债权性的权利，其由专利许可合同创设。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结论：首先，从解释论角度出发，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未明确规定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第2款仅为注意规定;其次，依据对专利权以及专利许可使用权的分析，专利许可使用权为债权性的权利，专利许可使用权并不具有当然的对抗效力，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在法理上并未得到有力支持。故在现有专利法律体系中，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确立需要正当化理由，更需要一定法律技术的介入，唯有如此方能确保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性。

四、专利转让不破许可規则的正当化理由

《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第2款试图以强制性规范来使属于债权关系的专利许可合同获得具有绝对性的物权效力，但如上文所述该条款并不能达到立法者的此种意图。而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与债的相对性原理相抵触，因此想要确立此规则，需要首先解决其正当性问题。

我国《专利法》第一条揭示了专利法的立法目的，即“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进步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专利法的各项制度都应当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应用与推广为价值导向。就此笔者认为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制度具有如下正当性理由：

第一，基于法的秩序价值，应当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专利的许可与转让是专利交易的重要方式，保障专利交易秩序，维护交易安全是专利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重要任务。在专利许可合同中，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在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同时其不具有法定解除权的情况下都无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此时即使许可人明示违约，被许可人也可以要求其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换言之，一旦许可合同订立并在其有效期内，许可人就没有办法禁止被许可人继续使用专利。但是，如若认为转让可以击破许可，则许可人完全可以通过转让的方式（此时一般可将专利权转让给许可人控制的第三方）造成许可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况，此时即使被许可人可以追究许可人的违约责任，也不能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此时被许可人将失去继续使用专利的机会。以华为公司为例，其旗下海思芯片公司系列芯片的核心架构是由ARM公司授权许可使用的，如若ARM公司基于某种目的将其专利予以转让，依照转让击破许可规则，华为将在短期内失去许可使用权。除此之外，对于专利强制许可以及未来可能会在我国予以确立的专利当然许可而言（上述许可在本质上都为普通许可），如若承认专利转让击破许可，将对上述许可制度造成影响。

第二，基于法的公平价值，应当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具体而言，除了考虑秩序价值之外，还应当考虑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对让与人、被许可人以及受让人三方来讲是否公平。我们先对让与方与被许可人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就专利权权属变动来说，转让不破许可，被许可人从中得到利益为减少其重新获取许可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以及由此可能损失的准备实施专利的成本。而受让方的损失在于损失剩余专利有效期内对该专利权的使用（仅针对独占许可，普通许可无此项损失），但是他得到利益是许可费，从整体上来看，被许可人得到了利益，而受让方的损失和其因许可带来的利益几乎可以相抵充，因此，二者之间因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设置而实现了共赢局面的。而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因为专利权许可导致其交易价格低于无许可的交易价格，看似让与人因此有所利益损失，但是其本身之前的许可费的收取可以弥补这个利益损失缺口。而受让方因许可获得比市场更低的价格，获得中间差价利益，此时二者之间也无显失公平。相反，如若承认专利权转让击破许可，被许可人为了使用专利，基于对许可合同的信赖而投入的资金将付之东流，除此之外，被许可人与新专利权人重新谈判将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期待的收益更是无从淡起。对于这些损失或许可以依违约责任要求让与人承担，但让与人的支付能力有无可能填平上述损失还有待商榷。具体而言，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8年年度统计数据，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个人申请发明专利的比率高达35.7%，面对被许可人高昂的损失费用，上述类别的专利权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支付能力值得担忧，与此同时，以企业为主体的发明权人中许多小微型企业以及面临破产的企业的支付能力也需要予以考虑。

第三，基于法的效率价值，应当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对专利转让与许可的制度安排来说，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对法的效率价值最好的回应。就降低交易成本而言，依据经济学上著名的科斯定律，不论法律上的安排如何，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当事人遵循市场法则所进行的协商将达成最有效的资源配置。然而，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既然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有关制度安排就要尽可能的降低交易成本。而从法律的角度审视科斯定律，其本质上就是要求法律尽可能促成合同的遵守和履行，减少违约和解约的发生。因为每一次的解约与违约都会带来各种纠纷，而双方当事人为了解决上述纠纷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由此大量的社会资源会为此而被浪费。就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来说，维持原许可合同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避免因违约而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故其符合经济学利益最大化的要求[13]。就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言，现代社会，随着对提高经济效率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追求，传统的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体系正在向注重保护使用权的财产体系转变，维护使用权有利于促进社会对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强制许可、当然许可等制度等便是上述趋势在专利邻域的体现。结合这一趋势，提倡专利的许可使用，更有利于提高专利这一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14]。故可以认为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确立符合法的效率价值。

五、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确立的途径

既然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确立存在正当化理由，就需要确定实现此规则的途径。如上文所述，因为专利许可使用权属于债权性的权利，其并不当然存在对抗第三人之效力，故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实质上就是赋予专利许可使用权以对抗效力，而专利许可使用权是由专利许可合同创设，赋予专利许可使用权以对抗效力就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使其突破债的相对性原理的限制，将第三人（即专利受让人）纳入到许可合同中予以约束。依照民法理论上述目的之实现有两种途径，一为通过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专利许可合同具有对抗效力;二是通过登记之法律技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此两种途径孰优孰劣需结合专利许可合同的具体内容进一步分析。

（一）通过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

通过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专利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定概括继受的方式让专利受让人代替专利许可人承担许可合同的权利与义务，此时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来源于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对于被许可人与受让人而言，合同的继受乃法定，双方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是否知情并不影响继受之法律效果的发生。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规定专利许可合同的《技术合同法》以及《技术合同实施条例》就是通过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原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与义务由专利权转让合同的受让方承受。此种确立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途径虽然最为直接，但结合专利许可合同的特殊性考虑，笔者认为笼统地规定由受让人概括继受的做法并不稳妥，其理由如下：

第一，基于专利权客体的非物质性与公开性，同一个专利上可能存在多个许可，而专利的使用并不以占有为前提，因此专利受让人无法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对专利的许可情况予以了解，要求其概括承担所有专利许可合同并不公平。

第二，专利许可合同条款中除了规定使用专利与支付许可费之外，还有许多关于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关联技术、约定保密义务、购买原材料等一系列特别约定，在让与人不知情，并且未于被许可人就上述约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让其概括承受显失公平。

第三，专利许可合同中有时会约定一些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限制性条款，此时让受让人概括承受上述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条款，可能会让受让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违责任自负的法律原则[15]。

综上，笔者认为通过强制性规范直接规定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的途径，会让受让人的利益受到过多的损害，有违公平原则，故其并不可取。

（二）通过登记的法律技术赋予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

登记原本属于物权变动公示方法中的一种，是维护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的重要法律技术。登记的作用有二，一为赋予某一法律行为以生效效力，即某一法律行为的生效与否以登记为要件;二为赋予某一法律行为以对抗效力，即该原本不具有对世性的法律行为经登记而获得对抗效力从而具有对世性。依学者言，“在现代社会，公示原则的适用和采行早已超越了物权变动的范围，即使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即商标权等无体财产权也莫不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16]因此，通过登记这一法律技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不失为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一种途径。

结合我国专利法现行规范来看，《专利法》第12条规定，实施专利许可应当订立许可合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4条第2款规定，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就此可以看出我国专利许可合同并不以登记为必要，同时依学界主流观点，我国专利许可合同采取的备案制度并非登记公示制度，并未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17]。笔者认为通过登记赋予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从而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切实可行，其理由如下：

第一，采取登记之法律技术符合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专利许可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决定是否对许可合同予以登记，如若予以登记，则转让不破许可，被许可人不用担心因转让而失去许可使用权，受让人在受让专利权之前已经明晰专利权上存在的许可的具体情况以及许可合同的各项条款，在此基础上受让专利权，可以推定受让人已经接受许可合同约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如若未对许可合同予以登记，则转让击破许可，被许可人应当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而对受让人而言，则可受让无任何权利负担的专利权。当事人是自己利益最佳的判断者，通过登记之法律技术赋予当事人实现权利的条件，要比直接赋予当事人以权利更符合私法自治的原则。

第二，域外主要国家同样采用登记之法律技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对抗效力。具体而言，据学者统计，美国、日本、法国、巴西等国专利法以及保护知识产权国际联合局制定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示范法》均规定专利许可使用权经过登记可以对抗第三人[18]。上述域外立法经验对我国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确立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采登记之法技术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立法成本。首先，就交易成本而言，当事人可自行决定是否登记，登记与否不会影响许可合同的效力。对于受让人来说，其可以通过查询许可合同的登记情况了解专利权上的权利负担，从而降低其交易搜寻成本，缓解因专利权无法实际占有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其次，就立法成本而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专利许可合同备案制度，在此基础上确立登记制度并无太多障碍，如此会大大降低制度立法成本与运行成本。

综上，笔者认为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应当采取登记的法律技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

六、结语

本文就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进行了阐述，从解释论角度认定《技术合同解释》第24条第2款仅为注意性规定，从权利属性角度分析得出，专利权为消极禁止权，进而推断专利许可使用权为债权属性的权利并不具有当然的对抗效力，就此得出我国未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结论。结合上述结论，本文通过分析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的正当化理由，认为在究竟是通过强制性规范确立还是通过登记之法律技术确立上述规则的问题上，应当采取登记之法技术赋予专利许可合同以对抗效力，由此来确立专利权转让不破许可规则。

注 释：

相关案件参见：如南京希科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汇贤企业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上诉案，（200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53号;黑龙江沃德科技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蓬莱市海达石油有限公司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纠纷上诉案，（2009）鲁民三终字第144号。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董美根：《专利许可合同的构造：判例，规则及中国的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页。

参见张轶：《知识产权转让不破许可之证伪》，载自《知识产权》，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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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吉日木图

国际技术合同转让管理论文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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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易质量稳步提升，高精尖领域技术交易占比近六成。1—4月北京市认定登记技术开发、转让合同成交额479.1亿元，同比增长20.8%;认定登记高精尖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860.9亿元，占全市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56.6%。例如，全自动无人驾驶CBTC系统研制项目，通过自主创新研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CBTC系统关键技术与装备，实现系统集成、产业化以及规模化生产，打破国际上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与封锁。

科技支撑疫情防控，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领域涌现出的防疫相关技术交易，涵盖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研发、抗病毒药物研发、智能测温、疫情舆情监测、医院疫情急救信息管理、疫情联防联控管理、全球疫情信息交互等方面，助力科技“战疫”。创新成果不仅在当地落地转化，也输出外省市及国外，充分发挥北京科創中心的辐射引领作用，助推科技抗疫走出去，为精准管控、科学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技术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科技企业积极投身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相关项目研发，新兴技术助力传统产业升级，涵盖智能制造、健康监测、智能问诊、线上教育、协同办公、智慧物流等新兴产业技术项目。据不完全统计，1—4月，北京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及“新基建”相关技术合同登记成交额约179.2亿元，加快释放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为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发挥支撑保障作用。

（记者：翟媛媛）

作者：翟媛媛

国际技术合同转让管理论文 篇3：

２００３北京技术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持续增长

“九五”以来,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每年都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增长，年年在全国遥遥领先。2003年，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265.36亿元,约占全国成交总量的1/4。比1996年的45.82亿元增长了5倍以上。这一持续稳定增长的势头，显示出技术市场发展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勃勃生机。

高新技术企业

是最大卖方群体

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一区五园）为代表的北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2003年，共签订技术合同12544项，合同成交额128.83亿元，约占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的一半，高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技术卖方合同额的总和。一大批年技术合同成交额千万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北京技术卖方主体的骨干力量。如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公司2003年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3.26亿元，实施的技术转让项目包括1780热轧三电控制系统、950mm热轧带钢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轨梁厂万能轧机主传动交交变频系统等。清华紫光公司技术合同成交额2.63亿元，实施的技术服务项目包括洛阳至三门峡（省属）高速公路交通机电工程、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垃圾资源化处理工程等。

2003年，北京技术卖方机构从2002年的4359家增加到4578家。

高新技术成果

成为技术交易的主流

2003年，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等五大高新技术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130.65亿元，约占成交总金额的50%，成为北京技术交易的主流。

信息技术居首位，成交额为98.93亿元，占五大高新技术领域成交额的75.72%，反映出信息技术渗透社会各领域的时代特征。如北京清华同方软件公司开发的“北京地方税务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法定税收与实际税收之间的差距，形成了以信息为纽带的内部严密控制和外部多种申报方式相结合的新一代征纳系统，为北京市税务管理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他们开发的北京市公安局“金盾工程”和“十五规划”的基础工程——北京市公安局综合业务数字宽带网，从根本上提升了北京市公安局综合通信能力及各业务单位的实战能力。

新材料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幅度高居各领域之首。成交额2.97亿元，同比增长76.79%。新材料技术合同范围包括纳米材料、改性工程塑料、汽车用高性能铝合金板材等。从目前情况看，新材料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比重还很小，但增长势头强劲，市场前景广阔。

生物工程与新医药领域技术交易，是近年来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的一个热点。2003年，合同成交额10.99亿元，同比增长57.68%。生物工程与新医药领域技术交易，多为现有技术成果的转让，如EVRO细胞纯化乙脑疫苗生产技术转让、双价肾综合症出血热疫苗技术转让、国家一类新药国家保密品种人工麝香技术转让等。也包括部分开发项目，如紫杉醇注射剂的开发、中药新药泰康宁生产技术开发等。

能源及交通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23.37%，达到35.11亿元，占北京技术市场合同成交总金额的12.87%。能源及交通领域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增长，反映出各地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对能源及交通领域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也反映出各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的工作进展。在能源方面，技术合同范围包括电力水利、石油开采、核能利用等工程。交通领域技术合同标的范围，包括铁路、公路、城铁建设等工程项目。

上千万元的重大合同

占三分之一以上

2003年，在北京技术市场32173项合同中，成交额1000万元以上的大额合同有296项，占合同项数总量的0.8%，合同成交额94.74亿元，占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的35.70%（三分之一以上），同比增长19.26%。其中，除22项技术出口合同外，其余274项均为涉及国家重大工程的技术项目，合同额达到84.07亿元，平均每份合同成交额超过3000万元。这种状况表明，过去那种转让单一技术的局面已被改变。单项技术交易的规模和水平明显提高，集技术咨询、开发、转让、服务为一体的上规模、上水平的工程化项目，越来越多地通过北京技术市场服务于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国防建设、传统产业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为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随着市场对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技术商品需求的增长，2003年签订了一批合同成交额千万元以上的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技术转让或开发合同。如重组人生长激素新药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达3307万元；EVRO细胞纯化乙脑疫苗生产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达3215万元；精制清开灵注射液、精制清开灵口服液、消症止痛颗粒、益肾降浊颗粒四个中药新药的技术开发，合同成交额2100万元等等。其中，中药新药清开灵注射剂冷冻干粉针项目技术转让，是安宫牛黄丸的改良剂型。该药经全国性中风病科研协作，通过7省市14家科研医疗单位10多年系统的临床疗效观察和研究，使药物既保持了原有的理化性质和生理活性，又使有效成分损失极少。同时该项新药的制备工艺更适于工业化生产，采用的高速离心技术，可有效去除药材提取液中的杂质，并且加入了超滤步骤，可有效除去蛋白质类、鞣质等成分，从而有效除去了致敏原，大大减少了过敏反映的发生，使清开灵注射液或注射用粉针剂的质量显著提高。

2003年最大的一项技术合同项目，是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承担的上海SECCO90万吨/年乙烯工程设计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成交额12.14亿元，创造了当年单项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最高记录。事实证明，占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三分之一以上的大额技术合同，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行业技术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合同项目已实现了产业化。

发明专利技术转让

大幅度增长

2003年，具有原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转让大幅度增长。合同项数共264项，成交额2.74亿元。其中，实用新型专利转让合同136项，占专利技术合同数的一半以上，成交额9200万元,约占专利合同成交额的三分之一。外观设计专利在专利技术合同中占比重较小，合同项数42项，成交额0.08亿元。发明专利转让合同增长显著。合同项数86项，同比增长109.76%，成交额1.74亿元,占专利合同成交额近三分之二。发明专利转让平均合同额达到200万元以上，高出北京技术市场合同平均成交额两倍多。这表明，发明专利在北京技术市场专利技术转让中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是专利技术转让的主流。如TC-SCAN集装箱检查系统，是世界上首次采用γ射线源对集装箱、大型货柜等进行检查的系统。系统所用的阵列探测器是清华大学核研院集40年研究而独创发明的专利产品，已获得中国、美国、欧洲（英、法、德）、俄罗斯等国的专利授权。由该产品作为核心技术的TC-SCAN集装箱检查系统，在国家海关总署H986工程中一举中标。

技术产权交易日趋活跃

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作为园区企业投融资的专业化、综合性市场平台，自2003年3月1日正式成立以来，为突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瓶颈，打造中关村风险投资进入退出的市场化渠道，实现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对接，开展了一系列投融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中关村投融资环境，促进了北京市及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10个月来，累计进场交易挂牌项目702项，挂牌项目总金额237亿元，绝大多数属于技术类项目或科技企业股权融资。完成产权交易项目78项，成交额111.10亿元。其中，技术类或高新技术企业股权类产权交易项目37项，成交额29.11亿元。经认定的技术产权交易34项，成交额14.55亿元。为做好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服务，中交所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优惠政策服务及产权交易售后服务。目前，中交所累计发展以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和专业产权经纪公司为主的经纪商会员94家，先后接待企业来访555家，其中融资企业386家，投资机构169家。

北京正在成为全国最大的

技术商品集散地

2003年，北京输出的技术商品流向全国各地和国外。输出技术共16197项，成交额145.36亿元，占全市的54.78%，比上年增长11.01%。北京市吸收本地的技术共15976项，成交额120.00亿元, 占45.22%，增长33.14%。流向外地与吸收本地相比，较2002年有所变化，基本恢复到“五五”格局的局面。

从北京技术市场购买技术超过亿元的省市有29个，创造了历史的最好记录。其中超过2亿元的省市有24个，超过4亿元的有11个，依次是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河北、浙江、四川、辽宁、河南、山西、天津。上海吸纳北京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1.26亿元，居各省市之首。广东和山东名列第二和第三，分别为12.66亿元和11.9亿元。这充分说明，北京技术市场正在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商品和技术信息的集散地，通过北京市场转化的技术成果为首都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制建设更加完善

以大力宣传贯彻《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线，利用各种会议、培训等活动，广泛宣讲《条例》和有关政策，深入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高新技术企业就贯彻实施《条例》和落实有关优惠政策进行宣讲和答疑，使普法宣传深入人心。在宣传贯彻《条例》工作中，区县人大、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西城区人大年内两次听取区科委关于贯彻《条例》情况的汇报。东城区政府常务会上区科委主任专门就《条例》立法思想、主要内容、特点等作了宣讲。海淀、宣武、崇文、石景山、丰台、顺义、通州、大兴、怀柔、房山、密云、平谷、延庆等区县，或召开宣传贯彻《条例》大会，或举办培训班宣讲《条例》，或利用区县政府信息网、触摸查寻系统、电视台、广播站、报刊、普法宣传图窗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条例》，在全市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

《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市组织各种形式的研讨会15次，召开报告会、宣讲会70余场，参加会议人数达到1.5万人次以上，印刷并发放《条例》单行本以及相关配套管理办法等资料两万余册，在北京技术市场及相关领域范围内普及面达到90%以上。为适应普法宣传的需要，编制了《北京技术市场政策法规实用问答》，分别就技术市场与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和北京市对技术市场的有关优惠政策、申报减免税与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制度、技术合同与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技术中介及技术经纪人等102个问题进行了解答，成为普法宣传和开展培训活动的工具书。同时编制了《2002 北京技术市场工作年度报告》和《2002北京技术市场统计公报》，进一步宣传了北京技术市场通过贯彻《条例》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为保障《条例》的全面贯彻和实施，在吸收兄弟省市经验的基础上，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场办）积极配合市科委，抓紧研究制定系列配套管理办法。自《条例》颁布一年来，市科委先后出台了《北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机构管理办法》、《北京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北京市技术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市技术市场行政执法实施办法》、《北京市技术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和《北京技术经纪业执业规范》等六个管理办法。《北京市技术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市技术市场统计管理办法》正在拟定中。为尽快实施《北京市技术市场行政执法实施办法》，建立高素质的技术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市科委组建了以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市场办和区县科委为主的有72名执法人员组成的北京技术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并重点开展了对提供虚假技术或技术信息、不按规定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等的执法检查。

建“快速通道”促成果转化

扎扎实实地落实国家促进技术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优化市场发展环境，促进技术市场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为解决在落实政策中存在的审批程序烦琐、退税时间长等问题，海淀区政府大胆创新，率先在海淀区建立了技术交易减免税“快速通道”，并作为区政府优化海淀区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目前，通过“快速通道”已有13份减免税申请拿到了海淀区地税局的批复。截至2003年12月底，海淀区地税局共受理技术合同减免税申请683项，减免营业税6900.37万元，居全市各区县之首。

加强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建设

2003年是科技部确定的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年。一年来，紧紧围绕培育和发展技术中介服务的主题，以加快技术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为主线，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建立和完善专业化、社会化和网络化的技术交易服务体系, 制定了《北京技术经纪业执业规范》、《北京技术经纪业执业规则》和《北京技术经纪人执业资格认证标准》。重点支持了包括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技术贸易服务机构。全力配合有关部门办好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活跃技术产权交易，促进技术成果与资本的结合。推进以技术市场协会为主的各类同业协会的建设，主要是健全组织机构、理顺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充分发挥协会在行业内部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从2002年度技术中介机构年检情况看，协会按照规范的年检程序，公示年检程序和结果，实行跟踪服务等制度，密切了协会与技术中介机构的关系，增强了凝聚力，使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地位得到广泛的认同。目前通过年检取得资格的技术中介机构达132家，其中，以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交所等为代表的一批专业化技术中介机构，已成为技术中介服务体系的主要支撑力量。

为加快培养高素质技术经纪人队伍，北京技术市场协会制定了北京技术经纪人（初级、中级、高级）培训大纲、（初、中级）培训教程、试题库，狠抓了技术经纪人培训工作。一年来，共举办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和技术市场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班各3期，338人取得技术经纪人资格书，683人取得技术市场经营管理资格证书。根据《北京市技术经纪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与市工商局合同处通力合作，开展了对1779名技术经纪人培训换证工作，有890人经培训考核换取了由北京市科委和北京市工商局共同核发的新证。

为适应技术市场对复合型高层管理人才的需求，与清华大学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举办了全国首届“高级技术经理人培训班”，45名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科技管理部门、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中介机构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同时，与中关村德胜科技园合作举办了首届“新型企业服务与管理战略选择培训班”，并对78家技术中介机构的140多名业务主管进行了执业培训。为支持西部地区发展，协助内蒙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举办了内蒙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开创了省区间跨地区合作培训技术经纪人的先例。

为加强技术中介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北京技术市场协会每月举办一次不同主题的“沙龙活动日”，或组织业绩突出的中介机构介绍成功经验和案例，或组织相关专题研讨，举办专题讲座等。先后为新疆科委推荐43家技术卖方单位参加“2003年第二届中国科学院—新疆科技合作昌吉洽谈会，为广东顺德举办技术项目发布会，组织中国农科院科技开发中心第五次到通州开展技术项目对接服务等。在“非典”期间，北京技术市场协会以“ 战SARS、 保建设” 为主题，首次在北京技术市场网站举办网上技术交易展览会，内蒙、福建、河南等省区积极参加了本次网上交易会 。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也举办了网上“中关村园区项目推介会”，受到媒体的关注和企业的肯定。

表彰奖励 大张旗鼓

2003年是科技部确定的科技中介体系建设年。紧紧围绕市政府实施的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和科技中介建设年的主题，开展了第七届北京技术市场金桥奖表彰奖励活动。为规范评奖程序，制定了《北京技术市场金桥奖评奖办法》，并首次通过北京技术市场网站开展网上推荐申报和专家查询。在专家委员会认真筛选、初评的基础上，经评审委员会审核评议和无记名投票，共评出集体奖44个，其中一等奖7个，二等奖20个，三等奖17个；项目奖34项，其中一等奖6项，二等奖10项，三等奖18项；个人奖68名，其中一等奖7名，二等奖25名，三等奖36名。

2003年11月26日，第七届北京技术市场金桥奖颁奖大会隆重举行。北京市副市长范伯元、原科技部副部长、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会长韩德乾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科委主任马林作了工作报告。他在回顾了2002年市人大颁布《条例》和北京技术市场发展情况的同时，对技术中介机构的发展状况及其在促进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作了深刻分析，并对今后工作提出明确任务。北京中科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代表获奖单位作了典型发言。大会隆重表彰了获奖的技术中介机构、技术合同项目和个人，并向获得集体、项目和个人一等奖的单位和个人颁发了奖状和证书。北京电视台、新华社北京分社、北京日报、经济日报等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对大会作了报道。

第七届金桥奖推出的以北京中科前方生物技术研究所为代表的优秀技术中介机构，得到市科委领导的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王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