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摘要：斯弗斯通提出驯化理论，用家庭道德经济的概念解释传媒与社会的互构关系，不同维度的家庭概念对应传媒在家庭道德经济中的不同角色。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1：

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建构

摘要：传播学的兴起，推动了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方式，即所谓“新媒介，新文学”是也。“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索，早已成为一个颇有意识的研究域，早有着“媒介诗学”或“媒介形态文艺学”的命意。《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延续了《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是“媒介诗学”的新时代深耕与建构，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了缜密的整体观照，系统地梳理了新世纪文学转型的多维表征，包括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

关键词：媒介诗学 媒体化语境 新世纪文学 新时代建构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张邦卫教授的《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44万字）bk整体上赓续了他的“媒介诗学”，可以说是一种“媒介诗学”的新时代建构。从博士学位论文《媒介诗学导论：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到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专著《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再到专著《大众媒介与审美嬗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网络时代的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张邦卫教授耗时十二年多，在“媒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的研究上深耕与精进，一路上风景不断，成果迭出，可以说是从不同的维度建构了属于他自己的“媒介诗学”的审美空间与理论王国。

一、媒介诗学的新世纪初探与追问

自从传播学兴起之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也成了阐释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场域的一把金钥匙。我们知道，媒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审美方式，这也就是所谓“新媒介，新文学”论断为更多有识之士接受的根据所在。事实上，“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究与探索，早已成为一个颇有意识的研究域。在国外，现代传媒与媒介文化一直是传播学、社会学、美学与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1909年，查尔斯·霍顿·库雷就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深远意义。1935年，本雅明的《机械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开创了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其后，马尔库塞、葛兰西、阿多诺、伊格尔顿、杰姆逊、哈贝马斯、费斯克、波斯特、梅罗维茨等再次催生了“传媒与文学”研究的新气象。许多学者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媒介革命不仅仅是媒介的革命，而是文学革命的前奏;媒介的文化性、权力性、商品性、消费性、娱乐性等，已渗透到文学的方方面面，必然促使文学转型。在20世纪末，诗学领域出现了传播学转向，传播学成为对文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科。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揭示了大众传媒作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的事实。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人类“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命题。这些研究成果都指向了媒介文化对人们思想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的革命性影响。

在国内，现代传媒与媒介文化已渐成传播学、社会学、美学、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将传媒作为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资料库，最早起于1930年代的阿英。1988年，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变》因独特的报刊资料视角，受到学界好评。进入1990年代之后，学界日益关注大众传媒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联系，相关论著陆续出现，如《近代文学与传播》《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文学》等。这些论著大多着眼于文学社会学研究，而忽略了现代传媒对文学的操纵剖析。世纪之交，许多学者开始探讨文学的媒介性，关注文学的媒介化与新兴的媒介文学，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专著，如《超文本诗学》《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网络文学论纲》《数字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倾斜的文学场》《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新媒体写作论》等。还有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以及一批以报刊个案研究为主的博士学位论文。近年来，由于学科互涉的影响、文化研究的兴起，对文学泛化、超文学性的认同，王岳川的《媒介哲学》、陶东风的《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费勇的《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金惠敏的《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张晶的《图像的审美价值考察》、尹鸿的《镜像阅读》、陈平原的《文学的周边》等以开放的姿态和锐利的眼光为“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创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支点。

国内知名学者欧阳友权在《文学研究的范式、边界与媒介》一文中认为，媒介的变化是文学艺术变化的直接诱因和强劲推力，而文学艺术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文艺理论观念的变迁和学理范式的裂变与更替，故而欧阳友权明确提出了“数字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也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作家的主体性建构和作品的审美性建构必须要通过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才能最终实现，这中间就必然要借助于传播，因而像童庆炳、王一川、南帆等无不强调文学的传播视域或者说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是要依赖读者的阅读与授受，而在从作品走向读者的进程中，文学传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显得十分重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其意蕴不在于附着在媒介上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是媒介本身塑造了世界如“地球村”“部落化”“拟现实”等，而不是其内容。这样，所谓的“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新媒介，新文学”也就成了“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最简括的诠释。

早在2002年，张邦卫教授就致力于“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探索，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媒介与文学互动关系”的学者之一，并独创“媒介诗学”为同行所瞩目。“媒介诗学”从某种角度上对接了蒋述卓、傅守祥等的“文化诗学”、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与王岳川的“媒介哲学”、季水河的“新闻美学”、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下的文艺学”相呼和，召喚了单晓曦、陈定家、李勇等的“媒介形态的文艺学”，可以说，“媒介诗学”为新世纪文艺学的边界拓展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做出了弥足珍贵的探索。

二、媒介诗学的新时代深耕与建构

《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从整体上延续了张邦卫所倡导的“媒介诗学”，是一种推进与深耕，也是一种新时代的建构与阐释。或者说，该著以更宏大的视角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更加缜密的整体观照，并理性地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之下，系统地梳理了新世纪文学转型的多维表征，从而让当下的文学研究回到“文学原点”与“文学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有一种别有韵味的繁华落尽之后的返璞归真，透过繁复的文学现象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本质，透过喧哗的文学热点看到了新世纪文学的真相，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在张邦卫看来，所谓“新世纪文学”，是指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指起于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相比，似乎有着更多的异质性存在，它虽在承前，却也在启后，或者说，“新世纪文学”既是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单元，也是一个兼容并包、承前啟后的开放单元。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进行审视与透析，而张邦卫独辟蹊径、创新思路，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之中。就像张邦卫所说的：“对新世纪文学而言，媒介的最大后果就是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它既存在于文学的终结点上，也存在于文学的起始点上，新世纪的文学花园不过是媒介文化的一隅。这样，新媒介如影视、网络、手机等对我们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意味、新的形式。新媒介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我们的审美生活，并引起了其从外到内的量变与质变。”正是如此，在《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中，张邦卫详细地探讨了文学语境从“政治化”向“媒体化”渐次推衍、不断转进的事实，明确指出“媒体化”是指“在文学与媒体的关系中更多表现为媒体对文学的诱导性、支配性、掌控性与霸权性，文学为媒体所趋、为媒体所制、为媒体所化，审美性更多地让位于传媒话语、传媒指令所共构下的媒介性，具体表现就是文学媒体化”。除了极力标举新世纪文学的“媒体化语境”之外，张邦卫还对“媒体化语境”的多维构成和呈现形态也做了精致的分析。张邦卫指出，所谓的“媒体化”的五副面孔，也就是新世纪文学的语境呈现的五种形态，主要包括市场化、消费化、技术化、网络化、图像化，它们作用于人，再通过人作用于新世纪文学，从而使新世纪文学呈现出多面性的症状。

专著《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以“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和文学传播学为理论依据，剖析新世纪文学的媒体化语境的生成和文学媒介化的走向，以及媒介化进程中的种种文学行动与文学场域、文学现象与文学现实，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整体概观之后，重点对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深入地阐释新世纪文学的新形态和展望新世纪文学的未来。并以此来回答“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终结论”“泛文学时代”“传媒时代的文学性”“新媒体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如何在媒体化语境下寄居与栖居的世纪性问题，从而建构起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学观和文学研究观。专著对媒体化语境下的新世纪文学做了整体概观，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分别是“表意焦虑”：新世纪文学的新命意;“文与境谐”：新世纪文学的新语境;“鼎足三分”：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传媒为王”：新世纪文学的新驱动。这所谓的“四新之论”，充分显示了作者对纷繁喧哗的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把握的力度与深度，进而强调了新世纪文学的另一种工具性命名——即“媒介文学”或“新媒体文学”，从而明确主张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化”，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动态进程，表征的是从“内容为王”向“媒介为尊”再向“传媒为王”的后现代转型。

专著《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将新世纪文学置于媒体化语境下进行细致考察，时刻不忘媒体化语境对新世纪文学的革命性影响，甚至异质性改造，将新世纪文学的转型概括为九种转型，并进行了具体剖析与深入阐释。概言之，（1）语境转型：从“政治化”到“媒体化”;（2）观念转型：从“纯文学”到“泛文学”;（3）属性转型：从“文学性”到“媒介性”（上、下）;（4）身份转型：从“聚魅”到“祛魅”;（5）场域转型：从“裂变”到“重构”;（6）机制转型：从“事业机制”到“商业机制”;（7）语转型：从“语言时代”到“后语言时代”;（8）审美转型：从“审美”到“泛审美”;（9舭评转型：从“学院批评”到“媒体批评”。全书以十章的篇幅论述了九种转型，涵括新世纪文学的方方面面，如语境、观念、属性、身份、场域、机制、话语、审美、批评等，既有放大镜式的宏观透视，也有显微镜式的精细观察。

三、媒介诗学的未来张力与愿景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问。媒介时代必然会孕育出属于媒介时代的媒介诗学。张邦卫教授得风气之先，大量地借鉴和吸纳了国外的传播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媒介诗学的理论资源，如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布迪厄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艾尔雅维茨的《图像时代》、马克·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戴安娜·克兰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莱恩·考斯基马的《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等，并融人了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经验与体验，特别是副刊编辑与文化记者，清晰地看到了媒介与文学互动的深层关系，以及文学的现代转换与后现代转型，所谓新媒介必有新文学，新文学必有新诗学。正是如此，国内学者何志钧、孙恒存在《打造数字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一文中指出：“张邦卫在博士论文中系统论述了诗学转向问题，基于对文艺学研究范式变革的认识，大力倡导‘媒介诗学’。”从而把张邦卫与黄鸣奋、欧阳友权、金惠敏、陈定家、单小曦、鲍远福等人视之为国内第一批从事数字美学研究的开拓者，或者说是“数字美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第一批奠基者。其实，大力倡导媒介诗学，只是张邦卫教授学术精进的一个起点，从2006年的《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到2016年的《大众媒介与审美嬗变》，再到2017年的《网络时代的文学书写》和《媒体化语境下新世纪文学的转型研究》，十二年深耕一隅，向我们奉献了四部学术专著，不可谓不用力之勤、用情之深也。

然而，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媒介的代际嬗变，新媒介早已成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构成，甚至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在历经了“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之后，我们似乎进入了“数字媒介时代”。如何看待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全方位改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的风起云涌？如何看待网络传播对文学审美范式的改造？如何在“媒介诗学”的基础之上建构更加富有张力的“数字诗学”或“网络诗学”以至“数字美学”或“网络美学”？这也许是张邦卫的媒介诗学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度挖掘的地方，或者说，需要一个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媒介诗学。当然，这样的研究需要从大处落笔、从小处着眼。一方面要着眼于理论体系、研究路径的宏观建构和审视;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微观、具体问题，从多种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一系列要素、范畴、节点进行扎实细致的研究，以大量扎实有力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来深化和细化。还有，这样的研究更需要摈弃成规、吸纳新见，从某种角度说，媒介诗学也是一种“过程诗学”，让媒介诗学的边界尽可能地囊括当下的文学生活与审美现实。我们知道任何研究都是无止境的，但我们依然相信：既然已经行走在路上，“媒介诗学”的新版本总会出现的。

作者：蒲永玲

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2：

作为技术商品符号环境和特殊文本的传媒

摘要：斯弗斯通提出驯化理论，用家庭道德经济的概念解释传媒与社会的互构关系，不同维度的家庭概念对应传媒在家庭道德经济中的不同角色。通过驯化理论的梳理，认为驯化的概念突破技术研究，兼顾消费和传媒的社会生命历程，驯化理论强调传媒、语境和受众三位一体的关系，在研究实践中解决传媒的意义、时空分析、性别关系和社会影响等问题，为传媒研究、新受众研究或接受分析提供一种新视角。

关键词：技术商品；符号环境；文本；驯化理论

一、消费技术还是驯化传媒?

罗杰，斯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称提出驯化(domestication)理论受到了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等学者的启发。在《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论文集中，阿帕杜莱等学者认为物(things)像人一样具有生命，他们从商品的视角展开以物为中心的研究，“试图以‘方法上的拜物教’(methodological fetishism)来重新看待物的研究，将视野聚焦于物自身，复兴一种物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ings)。”这种物的研究将物的商品化或去商品化作为其生命历程的转折点，同时研究转折点前后的物的消费、展示及其凝聚的社会文化变迁。斯弗斯通的驯化理论实际上也从商品的角度去考察物的社会生命，但与阿帕杜莱等学者不同的是，除了物的商品化或去商品化，他关注的还包括物被消费后的角色或状态，及物在消费结束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阿帕杜莱等学者关注的物的生命转折点仅作为斯弗斯通驯化理论中的一环，再者驯化理论研究的物属于“新”的物，而且对应确切的时空(如家庭)，这也是对阿帕杜莱等学者研究的突破。

斯弗斯通主要研究电视，提出的驯化理论也多应用于研究现代科技产品，如广播、电视、电脑与互联网、手机和多媒体等，这些物区别于阿帕杜莱等研究的物。它们有两种面孔，作为技术的物与作为传媒(media)的物。斯弗斯通称驯化理论一方面批判吸收技术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在传媒研究之效果研究领域进行创新。从驯化理论的研究实践来看，其应用研究的兴趣也分为技术取向与传媒取向，前者利用驯化理论目的在于改进技术，所以观照技术的设计与使用反馈，而传媒取向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传媒给人与社会带来的改变。在消费技术还是驯化传媒的问题上，斯弗斯通更关注传媒而非技术。当然他并没有放弃消费这一重要的研究视域，他将传媒视为商品证明了这一点。

驯化的概念表达了斯弗斯通对传媒的关注。使用驯化概念一方面因为驯化可以突破单纯的技术消费，更重要的是驯化作为一种隐喻能够体现“物的社会生命”。隐喻是语言学的一种修辞，它使得一个概念被赋予突破本来意义的新的内涵，这种新内涵与其使用的语境相关。从生物学看，驯化是经由对野生动植物行为及生长规律的掌握，人们制造一种新的生长环境，通过食物喂养或人工培育给予它必要的条件，实现对动植物行为及生长的控制运用的过程。跨越野生与家养的边界，人类使一种物种进入家庭使这种物种嵌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驯化的过程，斯弗斯通用驯化来隐喻一种技术产品(更多时候是传媒)从商品市场进入家庭从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及给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影响。

驯化的过程体现了物的社会生命历程，传媒的生命历程是技术商品、符号环境及特殊文本角色的转换过程。技术商品表明传媒的商品属性，其研究旨趣在于传媒的设计、形象与消费，符号环境代表传媒植入家庭(或其他组织、社区)之后的状态，人们在使用传媒的过程中，传媒从时空等方面改变家庭生活。文本是相对语境而言的，家庭的传媒使用必然将家庭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而传媒作为一种技术体现和影响着家庭与外界的连结，后来有学者认为此时的传媒仅仅回到技术层面不能回答它之于社会的更深的意义，所以用传媒的文本性替换单纯的技术更能发掘其社会意义，在社会场域把传媒作为一种文本，作为一种体现具体家庭与社会语境的特殊文本。

二、驯化传媒：一种家庭道德经济

(一)家庭道德经济

斯弗斯通认为传媒的驯化以家庭为中心。因为“在社会经济领域，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经济交换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中，家庭被认为是主动参与到以个人为基础正式的商品经济里，这种参与将商品的拥有过程纳入家庭文化之中”。家庭的边界表征传媒从商品世界跨入并通过家庭联系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从而完成驯化的过程。在传媒(如电视)从商品市场进入家庭而后与家庭之外的社会连结的过程中，家庭一方面与商品市场相隔，另外与社会相隔，同时家庭也是传媒使用的主要环境，斯弗斯通首先论述现象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家庭概念。

他认为“应该认识到家庭生活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不同维度的复合体。作为一种现象学的文化实体，家庭(home)植根于一种感觉即一种归属感、安全感及认同感，即地理学所谓的达到的范围(the horizons of reach)。家庭不仅是情感所在，而且是我们有能力拓展个性或人格(individuality)的基础”。社会学对家庭的研究为斯弗斯通解读传媒与家庭提供资源。他认为“社会学的家庭(family)概念代表家庭生活中所有不同的关系，也代表核心家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家庭对于研究私人领域的社会关系至关重要。传媒以两种方式卷入家庭生活，通过家庭的性别与年龄关系以及时间与空间关系，传媒在使用方面被结构化。传媒被认为是领域、地位、权力的标志”。当然“家庭(household)是一种经济单位，通过家庭私人空间被连结进公共空间(sphere)。家庭是一种资源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符号与物质资源被动员以进入家庭内外的运作中”。从三种家庭概念的表述中我们发现斯弗斯通强调了，对传媒而言家庭的符号价值、物质结构和家庭与社会的连结，为解释传媒的驯化提供一种分析的维度，而为将不同面向的家庭意义统合起来，道德经济的概念至关重要。

道德经济的概念源自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1971年在《过去和现在》杂志上，汤普森发表《18世纪英国民众的道德经济学》一文，提出道德经济学的概念，后来在《共有的习惯》一书中，他回应了外界的评论，对道德经济学做进一步的解释。汤普森用道德经济学的概念解释18世纪英国的“食物骚动”，通过具体的资料包括信件、文件、法律、司法记录以及政府公告等，来展现他所建构的“家长制”食物市场模式，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道德经济学。从下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汤普森提出道德经济学的方法及他所谓的道德经济学的涵义：

重达我的文章所论及的内容可能是必要的。它不是论述所有种类的民众，一个读者如果这样想的话，他会变得蠢不可及。这是一篇关于民众的“道德经济学”的文章，

一篇在该文所限定的“道德经济学”定义范围内的文章。它不是关于18世纪英格兰或威尔士的粮食骚动的文章——不是说明这些事件在什么地方发生、为什么发生及什么时候发生，虽然该文确实涉及到这些问题。我分析的目标是“心态”或如我更喜欢称呼的是，政治文化，即最经常卷入市场活动的劳动人民的期望、传统，而且确实还有迷信：以及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种种关系——有时叫协商，这些关系被归结为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词：“骚动”。

我的方法是：重建一个家长制下的粮食市场买卖的模式，在缺粮时，它表现为制度上的保护性措施和应付非常事件的惯例，这些措施和惯例部分源自早年的爱德华和都铎王朝的供应和市场管理政策；再把这个模式与新的政治经济学关于谷物买卖的自由市场的理论相对照，首先是结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有关理论相对照；以此表明，在高价格和艰难时期，民众可能粗野而直接地行动起来，迫使实施保护性的市场控制和物价管理措施，有时他们还声称一种产生于家长制下的市场模式的合法性。

斯弗斯通称他所使用的道德经济的概念来自于汤普森，从引述中可以发现汤普森所谓的道德经济学实际上是与自由市场理论即“新的政治经济学”相对存在的。斯弗斯通即在此意义上使用道德经济概念，用汤普森的话就是“心态”、“政治文化”、最经常卷入市场活动的劳动人民的期望、传统、迷信；以及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种种关系。相对地斯弗斯通在家庭场域中所探讨的道德经济，即家庭的心态、政治文化、参与市场的期望、传统及迷信等，他将这些道德经济范畴归入家庭价值观、文化之中。斯弗斯通引述了关于汽车的例子，它有助于理解这种道德经济，转引如下：

在非洲一部汽车的传记可能揭示很多的文化数据：获得这部汽车的方式，买车的钱如何凑齐同时又是从哪些人那里凑齐的，买车的人与卖车的人之间的关系，使用汽车的规律，乘坐汽车的人与借用汽车的人都是什么身份，汽车出借的频率，车主与汽修之间的关系，一些年间汽车的转售，以及最后汽车报废后的处理。从美国中产阶级或者纳瓦霍人或者法国农民的角度来看以上的这些文化数据，那么会揭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汽车传记。

为将不同意义的家庭维度统合起来，斯弗斯通提出家庭道德经济交换系统的三个元素：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拥有(appropriation)以及转化(conversion)，这构成了驯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所谓商品化首先是一种商品的设计与市场开拓，工业化的生产创造了物质的符号的产品，并将产品转为商品在市场中出售：其次是潜在的或实际的消费者对商品的建构。传媒的商品化对应的是现象学的家庭概念，作为技术商品，传媒的形象体现消费者对家庭符号价值的建构。拥有的含义即家庭对商品的消费过程，其结果即技术商品转变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相对地作为符号环境的传媒改变社会学意义的家庭结构。转化“表明了家庭与外界的关系，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物及其意义、文本与技术透过家庭这个边界，表达了这个家庭及其成员在邻里、工作、同辈群体中的地位”。转化强调传媒的文本性，在与社会语境的连结中，传媒发挥社会影响，这是在经济学的家庭维度中进行的。斯弗斯通用家庭道德经济的概念统合了以上三种对应关系，在家庭文化层面解释传媒的驯化过程。

(二)传媒的驯化：技术商品、符号环境和特殊文本的角色转换

1，家庭的意义与传媒商品化。现象学“侧重于事物、事实和世界的意义”，现象学的家庭概念对应的英文是home，它的意义在于给人以许多种感觉，比如想家就是一种感觉，正是这种想家的意念才使得家庭在人们心目中存在。斯弗斯通认为现象学的家庭对于传媒来讲具有矛盾性，实际上这也是传媒的矛盾性，它使人们能够“解放家庭于物理空间”，在遥远的地方也能够触摸家庭(虚拟空间)，同时它也解构了家庭的意义，一种想家的现象学。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时空压缩概念正符合传媒之于家庭(home)的矛盾关系，传媒突破了家庭的时间与空间，使得家庭、地方与全球能够连线，家庭的现象学还能够保存吗?这正是驯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传媒的商品化使得传媒在消费者或潜在的消费者意识里形成一种公共印象，他们对这些形象的评价就形成了一种公共话语。公共话语的两面性表达了传媒的矛盾角色，及这种矛盾性对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例如人们利用正面的公共话语企图合法化他们的技术商品购买行为，而当初的购买动机与后来的实际使用却有差别。相反，人们也利用反面的公共话语合法化他们对技术商品的拒绝行为，实际上掩盖了另外一些导致拒绝行为的因素。有研究认为“对于父母和政府监管机构来说，传媒往往被认为对国家、地方文化、理论上的家庭、家庭道德的神圣性、社区道德力量构成威胁。”在亲子、公共与私人关系中，传媒被赋予一种反控制的形象。例如，父母担心子女沉迷于互联网影响学习，手机铃声影响课堂上的秩序，谣言通过短信无限制地传播等等，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担心，形成道德、媒体恐慌。相反，一些传媒以安全、现代性、工作、娱乐及生活必需品的形象出现。对于老年人来说，手机表征着安全，它能够保证老年人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对于年轻人来说，手机表征着现代性，拥有一部手机就等于生活在现代世界。在家里电视表征着休闲，电脑与互联网代表了工作与学习。

2，家庭结构与传媒的拥有。社会学的家庭概念斯弗斯通用英文family来表示，这也是传媒驯化研究经验资料的重要来源，因为familY强调社会关系，传媒的使用大部分就在这一层面展开，尤其斯弗斯通将注意力转向家庭关系的一些结构之中，如性别、年龄、时间、空间等。人们在使用传媒的过程中，家庭的空间被重新组织，如家庭内的私人空间(卧室)与公共空间(客厅)，家庭的性别关系体现了一种权力不平等，如男性与女性在使用电视方面的不平等，同时在代际方面也体现传媒与家庭结构的互动。与现象学的家庭概念相比，这里的family更强调具体的家庭内部的结构，它使得驯化研究可以操作化，而且能够将家庭的语境表达出来。

传媒造成家庭公共与私人空间的重组，使得家庭不再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空间，家庭成员的角色也容易模糊，传统的家庭边界：区隔丈夫(公共)与妻子(家庭)，孩子(受保护)与成人(保护)被消解。传媒破坏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殊性，通过将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或者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传媒也破坏了地方的特殊性。例如手机能够把实体的家庭空间转换成虚拟的“亲子”空间。在家庭里，女性赋予手机以适当的空间，这种空间可能是物理的、社会的或象征的。女性赋予手机的象征空间根本上源于她们附加在手机上的最真实的意义，即在母亲(parenting)角色的语境中她们的手机使用经验。家庭日常生活的组织与时间压力的关系研究表明，一旦家庭生活计划出现异常，例如处理日常家务的保姆请假，那么家庭生活将会

一片忙乱，而传媒就能够解决此类的问题。另外，传媒参与转变了传统的使用性别模式。家庭使用电脑主要用于工作，特别是女性使用电脑所体现的工具性，她们在使用电脑游戏、娱乐或Email交流方面没有表现强烈的兴趣，而男性在新的电脑配置、服务、游戏方面表现更多的兴趣。一些传统的使用性别模式，如使用电脑与电话，变得更加性别中立，电话的女性文化(feminine culture Of thetelephone)已经不再，新的性别模式出现，如在双职工家庭，男性与女性都倾向于以工具目的来使用手机及电话。

3，家庭的社会关系与传媒的转化。经济学的家庭概念household比较像国内的家户概念(未分家的状态)，它主要强调家庭与外界的经济交换，因为在家户的意义上，分家是家庭的一种归宿，分家使得房产、土地等重要的经济资源被重新分配。起初斯弗斯通“形容这种经济面向的家庭拥有一种道德经济，以表达家庭创造保持一种经济合理性的能力，而这种合理性不同于正式市场经济中的合理性。”后来他强调经济学的household意在将家庭与外界联系，这里涉及公共与私人领域的问题，如前所述家庭作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部分，参与社会经济的运行，不仅包括传媒的消费，而且家庭中的传媒使用也必然连结社会经济系统。

传媒突破家庭的边界对家庭与社会的连结具有重要性，作为特殊文本，传媒的转化强调语境，因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对传媒的使用不同，与社会的连结方式也不同。例如中国人的关系与韩国人的关系(Cheong)概念表达了一个人的关系网络，人们遵守人情往来的礼仪并用传媒保持或建立关系，这是一种再传统化(retraditionalisation)。做母亲的人在一起彼此交换传媒使用经验，例如，很多母亲认为她们从彼此的交流里学习到了很多手机使用的技巧，同时也从一些同伴那里学到了通过手机与丈夫交流的好方法。在印度乡村，起初参加发展项目的妇女们通过多媒体资料来学习，但是这会占用她们的工作与家务时间，有人向项目组织者建议尝试把手机作为学习的工具，项目负责人担心妇女们的手机被家庭其他成员占用，事实表明妇女们对手机拥有所有权，她们放牧也携带手机，家庭支持妇女的学习项目，通过手机妇女与家庭成员可以共享学习信息。如果妇女们不会使用手机，家庭成员都会给予帮助。通过手机进行的学习培训，将妇女与信息资源联系起来，使得她们在市场贸易方面取得优势，也锻炼了口才，手机使得她们的社会网络更加紧密，在学习的过程中妇女们也增强了主体意识，例如她们觉得应该在学习课程中加入自己的声音。

三、传媒走出家庭

传媒的发展要求研究者思考如何将驯化理论框架进一步扩展，考虑家庭外更广泛社会互动。早期的驯化理论在分析新的传媒时面临困境，因为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更多的电视，而且手机、电脑、移动多媒体等新传媒并非以家庭为拥有单位，传媒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内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向家庭外扩展，家庭成员间的异质性越来越强，这些新变化促使研究者更为开阔的尝试，例如一些研究者突破家庭场域研究传媒的驯化。

J，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将驯化的研究单位由家庭转换为生活空间(life—space)。他认为生活空间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价值观、体验以及预期，强调关系与行动如何通过整个生活空间被连接起来，如何使用传媒支撑随意的、协商式的日常生活边界的建立与消解。通过个人网络中非正式经济、分享、交换、馈赠、知识和传媒的交易，研究传媒的使用如何跨越家庭的边界而投向社区层面。斯图尔特也提出由背景或个人生活史、事件、行动与社会网络构成的BEAN经验研究方法，从引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谓的生活空间的涵义：

背景强调个人或社区的生活史或之前的人生阶段、价值观、社会与传媒及其变迁的经验。背景表明过去的经验如何被引导，从而对知识、传媒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行动涵盖了当前的生活项目，如家庭、职业、目标以及日常生活特殊的惯例行为，行动与当前可使用的资源相关，如财富、空间、时间以及技能。新传媒与行动相关，使行动得以进行、发生变化或产生新的行动。

事件是特殊的行动，使得日常生活发生变迁。新传媒的采用、行动发生的变迁、新角色的卷入成为事件产生的条件。重大生活事件包括工作的更换、组建家庭、失业等。一些周期性的事件如岁时节庆是采用新传媒的重要时刻。驯化强调事件并不普遍，但事件能够提供丰富的经验材料。

社会网络即在整个生活领域里与他人的所有关系，是消费传媒及其社会意义的场域，它表明网络如何用于信息的获取、提供资源、解决问题、寻求支持同时也表明人们在采用新传媒时社会网络如何成为冲突与妥协之源。

驯化理论已成为传媒研究、新受众研究或接受分析的成熟视角。在驯化理论框架下，传媒透过人们的消费进入日常生活之中，并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传媒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被不断地驯化，特别是在传媒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驯化理论能够解释传媒与日常生活的互构关系，能够突破技术批判的宏大叙事，切实体认传媒嵌入人们生活的脚步，从而进一步推动传媒研究的发展。

斯弗斯通提出的驯化理论给研究传媒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带来一些启示，首先，驯化理论将传媒、语境和受众结合。在传媒研究中传媒、语境、受众本来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但以往的理论只能顾及其中的两面，例如传媒效果研究主要关注传媒与受众的关系而忽视语境的作用，传媒文本分析强调传媒与语境的关系而遗漏受众的能动性。驯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传媒研究的这种三位一体格局，从传媒社会生命历程的角度看，市场包括政府在传媒商品化中得以体现，这些语境曾被传媒的文本分析强调，重要的是驯化理论在传媒商品化中将传媒、语境和受众结合起来以分析传媒的形象问题，传媒进入家庭而后在社会中转化皆能够将传媒、语境和受众三者统一起来。

其次，驯化理论超越了技术消费研究，一方面驯化替代消费本身体现了该理论的视野比较宽，换言之它强调传媒进入社会的全过程而非仅仅局限于消费。另外，驯化也突破了传媒的技术角色，传媒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技术商品，而且成为符号环境及特殊的文本，特别是驯化表达了传媒研究的落脚点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技术本身，所以驯化理论实际上采用一种独特的处理技巧将传媒符号化，当然也兼顾它的文本意义。

再者，驯化理论用家庭道德经济解释一些研究问题，包括传媒的意义、时空分析、性别关系和传媒的社会影响等。用家庭道德经济能够更具体地解释这些问题，以往的理论也涉及这些问题，例如传媒的意义研究可能在传媒文化方面着力，通过后现代话语抽象地指出传媒之于社会的意义，这样的分析只能通过举例来做论据，更多的是在哲学层面展开论述。家庭道德经济解决了语境问题，它能够具体地研究传媒的意义，提供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式的研究。最后驯化理论的应用实践表明学界对该理论的肯定，虽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欠缺，如概念的解释力问题，但驯化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研究传媒的新视角，这种视角更开阔，尽管如此驯化理论也需要进一步的发展。

责任编辑　梅瑞祥

作者：费中正

语境传媒现象分析论文 篇3：

传媒时代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众传媒创设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语境

1.历史语境：大众传媒批评的历史回溯

（1）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控制人的生活和思想意识的魔力。它能渗透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从而自愿、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和操纵。大众传媒还参与了对高级文化的摧毁，其对大学生精英意识的消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电子时代的预言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即媒介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媒介形式的任何进展都会引起人类社会的相应变化。媒介有控制人的力量，可以使任何人无可逃避地被卷入。麦克卢汉对媒介的态度从批判转为欣赏，他甚至想象了一个全球一体的新世界——地球村。

（3）后现代语境下的媒介批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开辟了一个探讨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的独特视角。他认为，由于媒介的垄断和霸权，造成了媒介和社会的断裂，人们不再生活在现实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社会之中，看得见的世界不再是真实，看不见的世界不再是梦想。

（4）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批评。大众传媒的第二时代即双向、去中心化的时代已经跃入视野。全球化是事实也是理论问题，“后殖民主义”“文明冲突论”“媒介帝国主义”等理论正是这个时期西方传播学批判性思维的产物。后殖民主义理论揭示了文化全球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倡导反对传播霸权和文化侵略。

2.文化语境：大众传媒生成大众文化

当今时代，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身处象牙塔的大学生裹挟其中，大众传媒裹挟着大众文化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要的文化环境。

大众文化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业拜物教特性，拜物性的大众文化催生了高校校园消费文化的虚假繁荣。第二，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对个性的扼杀，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大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最后，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于大众文化的典型运作方式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制作人提供的东西，这样就具有了强制性，消解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使人不得不接受大众传媒信息，选择变成了一种压力。

3.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大学生对社会的基本认识和对社会游戏规则的把握及其人生价值观的形成，90%以上是通过传媒获得的。”

当前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呈现以下特点：第一，网络接触占据了大部分传媒接触时间，且影响越来越深刻；第二，电影文化深刻影响校园文化，并导致大学生电影节的轰动效应；第三，杂志引导大学生超前消费现象突出，也促使大学生超前社会化。

二、大众传媒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探微

1.文化的媒介化改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间，丰富了文化内涵，并使当代文化具有很强的延展性和生成力。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当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以时间、历史为主轴的传承关系，填平了现在与过去的鸿沟，借传播媒介的力量把过去拉到现在，把世界另一端拉到眼前。大众传媒主体逐渐成为一种借助于现代文化工业的传播技术和复制手段为人们提供消遣的原始魔术，不断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快乐狂欢节。

媒介化的文化环境呈现为蕴涵推动、导向、凝聚等特质的文化力，以“看不见的手”运行于环境及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它兴高采烈地抛弃了那些由意义、信念、价值强加给人们的重负，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在清扫文化垃圾的同时也释放了人们的不良情绪。它们提供的是一个欢乐的平面，一个世俗化的万众同乐世界。当前高校校园弥漫着以郁闷为特征的语言文化，以溜溜族为代表的运动文化，以公务员热为表征的就业文化都是媒介文化的校园折射。

2.拟态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理性遮蔽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拟态环境的存在，从人们通过传媒并没有把握真实的社会表面看来，人与现实只是在方寸之间，却距离遥远。拟态环境不仅使人们辨别真伪的能力越来越差，更使人们日益丧失对艺术的审美能力和对现实丑恶现象的批判目光。大众传媒以技术上的似真性取代了人们对真实的理解，通过影像化导致当今社会真实感的丧失。由于大众传媒的高效复制性，大众传媒时代已经成了影像的时代。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各种现代传媒割断了大学生与真实世界的直接联系，大学生以为看到了世界，但得到的其实是大众传媒制造的一系列影像。

大众传媒通过影像隔断了大学生与社会实践的联系，阻塞了其理性思考的源泉，导致价值自觉的失范，具体表现为价值主体的自我化，价值取向的感性化，价值目标的功利化。

3.消费文化霸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价值理想的消解

成熟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禀承了来自社会深层的物役性，消解了揭露现实生活本质虚伪的动力。在市场与效益的胁迫之下，“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的生活并掩饰生活境界低俗化的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消费的价值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匮乏时代金光闪闪的现代神话”。

金钱神话取代政治和文化神话，这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向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型，实质在于以消费至上和金钱拜物教取代人的理想，以享乐和追乐取代人的精神价值追求。这必然导致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泯灭，以及乌托邦追求的失落。大众传媒凭借其先验的地位和能力不断塑造和强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了新的消费文化霸权。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导致了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所有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消费主义文化霸权是享乐主义的沃土，在享乐主义支撑的金钱观主导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价值理想消解为金钱一元。

三、大众传媒语境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1.塑造传媒新文化，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

张耀灿教授认为，文化背景具有“借喻基点”的作用。它赋予大学生对不同思想文化以创造性的理解，使其基本精神和本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相适应，从而消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冲突。在激烈而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必须保持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使现代文化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有在正确舆论导向的传媒文化中才能有效地展开。

传媒新文化应是一个全面开放、多元、协调的文化体系，以开放的姿态不断吸纳并整合世界优秀文化的精华。传媒新文化应有双重文化结构，使大众文化和提高性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存。但这种并存并不是各种文化平分秋色，而是在一定的关系下并存，处于一种生长机制的良性状态。没有提高性文化的滋补引导，大众文化可能走向低谷；而没有大众文化作为支撑的基础和市场，提高性的文化完全可能变成文化上的孤家寡人。

2.大学生传媒素养的建构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大学生，其传媒素养的提高是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高校应该成为推行传媒素养教育的主要责任者，传媒素养教育的特点又决定了仅仅依靠学校来提高学生的传媒素养是不可能非常成功的。家庭在传媒素质方面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学校，因为大学生大部分的传媒经历不是发生在学校，而是在家庭中。此外，媒体自身的参与及政府作为都是传媒素养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

大学生传媒素养建构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媒介的经济行为认知及媒介消费理性的建立，对媒体道德规范的认知与自律能力的建立，对媒介的认知与对媒体信息的分析批判能力，建构途径可以通过独立的课程体系或贯穿到其他课程中两条途径相结合的办法。传媒素养教育应以传授学生灵活使用分析方法和工具为主，而不是将某种特定的概念标准强加于人，应力求给学生终生受益的理智之光，培养学生对传媒社会的责任感与积极的参与精神。

3.大众传媒责任制度的建立探究

传媒责任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的自律制度，二是传媒的他律制度。传媒自律是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对自己的约束，以符合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自律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需要同行和公众的舆论来强化道德信念和意识，通过同行谴责和公众批评来使行为主体产生道德压力。同时，还要成立新闻自律监督机构，来有效执行专业标准并进行监督和批评。所谓传媒他律制度，是指来自于传媒之外的约束和控制力量。对于一个行业来说，仅凭道德自律的软性控制是不够的。自律的道德规范虽然也规定了基本底线，但其最终目的还是用来指导从业者能够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当基本底线被突破时，道德的追惩往往是无力的，这就需要把道德的基本底线价值法律化，保证一定的社会强制力。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是一把“双刃剑”，潜伏着很多不利因素，但也有其优势的一面，对大学生的影响可好可坏。但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相比，它不仅以其超时空性、广泛性、丰富性和及时性体现着自己的优势，即便在辅助其他教育手段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研究与实践的今天，不能忽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大众传媒只是一种工具，这在传媒时代无所谓是与非，只是使用这一工具和处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会形成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我们需要用对的方法和对的目的来对待大众传媒这一强大的工具。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学院）

作者：杨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