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论文

摘要：“农业根本论”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长期来被奉为经济规律的“农业基础论”的历史修正，是他治国理论的外在传承。而当代农村以收入贫困、人文贫困和制度贫困为表征的相对贫困，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消除农村贫困、实现社会和谐，需要以“农业根本论”为指导，从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这一高度，积极推动农村制度层面的深层变革。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论文 篇1：

越南农业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越南自从1986年进行改革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成果，农业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本文对越南的农业改革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主要总结了越南农业改革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提出了越南农业改革对我国农业改革的一些有益启示。

我国于1998年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与考察，主要考察了越南农业改革的基本情况，包括贸易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和农业生产等情况。在考察中对越南广宁省东潮县的农户和该省的种子公司、南方橡胶总公司、粮食总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中越两国国情有很多相似之处，总结越南农业改革的经验，能够给我国的农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越南农业改革的情况和发展状况

农业是越南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截至1996年，越南有将近80%的人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国劳动力的72%。在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占了27%。

越南具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其耕地面积超过了七百万公顷，60%的耕地均为可灌溉面积。尽管越南的人均耕地较少，但是具有较高的复种指数和超过三百万公顷地可耕荒地。越南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稻谷，具有超过四百万公顷的稻田面積。其他的农作物还有茶叶、甘蔗、咖啡、木薯和玉米以及其他的热带作物。

越南在实施农业改革之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土地国有化，主要由生产合作社对国有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和集中管理，对社员实行工分分配，对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

越南从八十年代开始进行农业改革。在农业改革的初期阶段，主要措施是将农业生产的过程划分为八个环节，合作社承包五个环节，个人承包三个环节。对粮食定购数量进行稳定，对农户家庭经济发展进行刺激，对粮食收购价格进行提高。与此同时也实行了税收减免和余粮自由上市的措施，促进了越南农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1988年以后改革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来，开始进行了第二次改革。1988年的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户，将农户作为自主经济单位，从而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建立了现代农业。

1989年之后，越南逐渐放开了大米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农产品的价格，不再实行统购统销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越南国会于1993年颁布了《土地法》，明确规定了农户能够获得国家土地的使用权，以及获得使用权之后的义务、权利、期限和用途，确定了农民经济主体的地位和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与此同时越南对农业税制进行了改革，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并对税率进行了降低。1996年，越南通过《合作社法》改革传统的合作社模式。

越南的农业改革涉及到分配、流通、生产等各方面，有效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了越南农业的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越南也不断引进国外的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提高良种率，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

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进行巩固。不断加强对农业的投入，积极引进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将搜集与发布市场信息和推广新技术的劝农体系建立起来，并不断的推动农业生产的多样化。越南还积极引进外资推动农业生产，与其他国家建立广泛的农业合作关系。

随着农业改革的迈进，越南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打破了农产品短缺的局面，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粮食产量大幅度攀升，促进粮食产量也得到了增长。与此同时越南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米出口国，水产品、坚果、茶叶、橡胶、咖啡等农产品行销国外，出口创汇。

2.越南农业改革的有益经验

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是越南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1989年起越南，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放开了大米的价格。改革导向为增进出口，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不断推动粮食经营的市场化和生产的商品化。

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价格改革、收购制度改革、国营粮食公司的改革、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中介体系作用的发挥五个方面。

价格改革。主要是放开粮食的购销价格，取消国家的价格双轨制。粮食公司按照市场价格收购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下跌则按照最低保护价收购粮食。与此同时提高城市职工的工资，促进就业。

改革收购制度。在收购制度的改革方面，越南不再实行粮食定购制度，也就是取消农民交售粮食的任务，农民有权决定出售大米还是稻谷。农民也无需和粮食公司签订收购合同。国家通过下达指导性计划来指导农业生产，每年由农业部对粮食公司下达粮食的出口和收购指令性计划。为了保障计划的完成还要动用税收、利率等经济手段。

国营粮食公司的改革，主要是建立起专储和经营两大体系。扩大国有粮食公司的自主权，要求国营粮食公司面向市场、参与竞争、自负盈亏。为了避免战争、市场波动和自然灾害对农业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越南建立了粮食专储基金，由国家财政负担所有的费用。如果出现粮价下跌，则要由国家进行财政补贴，执行国家保护价政策。

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仅包括粮食存储系统，而且还建立了配套的利息补贴制度。如果粮食市场价持续走低，跌破了保护价，就要启动贷款计划和指令性收购计划。由农业银行提供商业贷款，由国家财政对粮食公司进行一个月全贴息。与此同时还要成立粮食专项基金，主要用于保护价格的利息补贴和粮食专储费用。并实行关税调节和进出口限额制度，使用关税杠杆。

中介组织的重要作用。中介组织的作用主要是避免大米出口中的恶性竞争和竞相削价，主要的中介组织就是越南粮食进出口协会，是一个由南方粮食总公司牵头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能够将有约束力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定出来，并将信息服务提供给会员。

越南农业改革与我国相比具有较大的改革力度和明确的改革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改革成效。然而越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客观条件和背景与我国有所不同，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稻谷生产背景，稻谷的出口竞争力和生产潜力均较强。与此同时越南的粮食作物较为单一，要建立区域间的调剂网络相对比较容易。在改革前的国营粮食公司的经营已经比较困难，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以农户为核心的经营体制的完善。 越南的经营体制的改革对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有着借鉴参考的作用。越南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属于国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长期使用，成为一种实际上的永佃制。社区型的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并非双层经营。越南对土地的使用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农民获得的使用权包括抵押权、继承权、租赁权、转让权和置换权。国家所有权主要是为了防止地力退化，限制耕地的非农用途。该项改革得到了农民的大力支持。

其次，越南对农业税收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农业赋税进行了规范和减轻。第三，越南对其合作社进行了改造，将合作社推向市场，建立新合作社。新合作社由农民自愿入股，具有法人资格。第四，越南还对劝农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类似于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包括非政府性质和政府行政两个方面。

3.越南农业改革的启示

将国有粮食企业推向市场，就要将真正独立的粮食专储体系建立起来。越南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粮食专储体系，以此为前提放开粮食价格。使国营粮食公司能够面向市场。这种做法要求经营性业务和专储业务，必须自成系统，相互分离。我国的粮食改革也在推行“四分开”政策，越南的经验充分说明这种政策是可行的。因此，国家应该将一批粮库进行划断，推行专储粮买断，用财政专项基金对专储系统进行支持。这样就可以大胆的将国有粮食公司推向市场，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政企分开，从而将粮食市场化经营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理顺。

对粮食内外贸体系进行改革。以外补内、内外贸合一是越南粮食公司盈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外贸会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平衡造成直接的影响。我国应该大胆的推行粮食内外贸分割体制改革，从而能够对内外贸信息做出快速的反应，避免宏观调控的混乱。

对分配关系和土地使用权进行规范。为了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须对土地使用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且对分配关系进行规范，改革旧体制，将新的分配关系建立起来，推行农业税费改革。

越南农业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改革效果，对我国的农业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通过总结越南农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我国的农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帮助我国不断推行和完善农业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海警总队）

作者：黄流然

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论文 篇2：

邓小平的农业根本论与当代农村的深层变革

摘要：“农业根本论”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长期来被奉为经济规律的“农业基础论”的历史修正，是他治国理论的外在传承。而当代农村以收入贫困、人文贫困和制度贫困为表征的相对贫困，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消除农村贫困、实现社会和谐，需要以“农业根本论”为指导，从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这一高度，积极推动农村制度层面的深层变革。

关键词：邓小平；农业根本论；相对贫困；制度

一、当代农村的相对贫困：一个现状描述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湖北省监利县一个有良知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上书中对当前“三农”问题最朴素的描述。今天，李昌平已经是一个传遍中国的名字，农村的相对贫困却仍在不断蔓延。收入贫困、人文贫困和制度贫困，宛如农村一道挥之不去的枷锁，正不断侵蚀着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

(一)农村的收入贫困

现阶段农村的收入贫困，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53倍提高至2004年的3．21倍，单是表面差距就已为农村的相对贫困作了极为清晰的注脚。但实际上，农民收入中实物性收入占了40％，还有20％用于第二年再生产的开支，这样，即便是收入最高的2004年，每月真正能用于商品性消费的货币收入也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同年的月均收入近800元，城乡差距为7：1左右。若将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卫生，甚至用电等方面的一些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的隐性福利、优惠折算成收入，最终的差距可能达到8：1。从农村内部看，全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由1985年的0．23提高到了2004年的0．38，农村本身的贫富差距拉大了超过60％，富者不过小富，只是贫者更贫了。中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城乡居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收入差距连续四年排在了第一位，贫富悬殊已成为当前最主要的社会风险。

(二)农村的人文贫困

农民收入贫困只反映农民贫困程度和结果，是一种纯粹的“数量”分析；作为经济增长的逆命题，贫困不仅有其数量表现，更有其“质量”内涵。尤其是在我国年均9．8％的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绝对贫困人口骤减、相对贫困矛盾突出的今天，我们更趋于关心贫困的“质量”，探究贫困的根源——人文贫困作为收入贫困的对称命题，其意正在于此。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1997》中所下的定义，人文贫困是指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据此，贫困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衣食无着或收入低下，它的内涵被大大地丰富了。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当前农村人文贫困比收入贫困更甚。

一是知识贫困。如2001年4．82亿农村就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5％。二是卫生贫困。据卫生部统计，2000年中国卫生费用中，农村占22．5％，城镇占77．5％，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居民所花费的医疗费用，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同年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列倒数第4位。三是信息贫困。农民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极其狭窄，统计表明，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山东省消协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对如何选择、使用农药的选题，70％的农民不能正确回答；62％的农民不知道经营种子实行许可证制度。四是机会贫困。要消除贫困，就要尽可能地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使人们除了获取实物和服务的能力之外，还有实现长寿、身体健康、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机会。但农民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机会的选择权。

(三)农村的制度贫困

收入贫困和人文贫困的背后，是制度的贫困。农村历史上进化滞后、环境恶劣、人口素质低、社会问题严重等等，固然构成了农村发展的羁绊，体制障碍则是农民陷入相对贫困的根源。公共产品对农民的排斥和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垄断的市场结构与残缺的产权制度，构成了当代农村制度贫困的主要内容。

以教育制度的缺失为例，教育作为主要的公共品之一，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起点，但现实是从小学教育开始，农民就享受着不平等的受教育权。2001年，我国小学生预算内教育经费城镇高出农村71％；初中生预算内教育经费城镇高出农村67％。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青年报对北京多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调查的2000余名学生里，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教育贫困直接使农民掌握的知识相对匮乏，生存能力随之下降，只能生活在社会底层。

再以土地产权制度的缺失为例，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但他们唯一得到的，只是一句经营权“三十年不变”的承诺。土地既非农民所有，使用权也不得出让、转让、抵押或者出租。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完全由国家垄断，农民话语权丧失，土地的二级市场流通都是国家先低价强制性地征用，然后再由其按市价销售。据统计，1992年到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2001～2003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而农民分享到的，不过微乎其微的5～10％。这还没有考虑广为存在的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的现象。

二、“农业根本论”：邓小平的一个历史性解读

透过当代农村触目皆是的贫困现状，我们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在审视建国30年工农业发展的巨大落差之后，果断抛弃“农业基础论”作出“农业根本论”这一历史性解读时，其中所蕴涵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认为这个次序应被规定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方法；1962年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为内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农业提到了经济工作更重要的位置。从而形成了数十年来被理论工作者当做经济规律奉为经典的“农业基础论”。然而，细究“农业基础论”我们发现，它不过是农业贡献论，是农业的受压与剥夺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农业被定位于为工业发展积累必要的资金，一系列以农补工甚至挖农补工的政策得以长期实行。据匡算，自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至1978年，国家仅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一项，就从农村无偿集中了6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时间价值及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造成的间接损失。乃至有学者谑称，获取农村资金、

要素和市场“是‘农业基础论’对实践的唯一贡献。”

对“农业基础论”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积贫积弱、停滞不前的状况，邓小平同样感同身受。这种感受，直到1987年6月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还专门谈及，“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因此，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时候，梦求着现代化的中国，还能不能在“农业基础论”的名义之下，走工业剥夺农业的老路呢?对之，邓小平以他一贯的言简意赅的理论风格，以一句“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作出了全新的回答。学者徐祥临将之概括为“农业根本论”，并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剖析。

历经十年浩劫，可谓百废待兴，但在“农业根本论”的理念下，邓小平仍毅然决然首先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实行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到支持农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性改革，再到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所有事关农民利益的重大决策都是让农民得到实惠，极大地调动起了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以贫困人口而论，按照官方贫困线标准，1978～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3412万人，其中，在1978～1985的7年间就减少了一半，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高达100％。再如乡镇企业，从1978年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数从152．42万个增加到1750．24万个，10年增加了11．48倍；乡镇企业工人数从2826．56万人增加到8805．18万人，净增就业岗位6000万个；总产值由493．07亿元增加到4764．26亿元，增加近10倍，行业则涉及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短短数年，农村生产力即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殊为可喜的变化。邓小平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诸如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农业规划、农业科学技术、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小城镇、农业保护、农村剩余劳力等等，无不闪烁着耀眼而长久的光芒。

在邓小平的治国理论中，稳定压倒一切，安邦治国，稳定是前提，只有社会稳定才有社会发展。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百姓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乃是稳人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对整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因此，邓小平的“农业根本论”既是对“农业基础论”的历史修正，也是他治国理论的外在传承。1982年5月，邓小平对一位外国元首说：“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间人士时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1987年邓小平又说，“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农业根本论”将农业定位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改变了单纯从国民经济的层次上去看待农业的视角矮小问题，构成了邓小平农业理论的核心。从“农业根本论”的定位中，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启示：

第一，“农业根本论”强调了农业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稳定与发展首先是农业自身的稳定与发展。考虑农业问题，不是首先去考虑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更不是要求它为工业部门的发展负积累之责，而要考虑农业能否满足社会稳定的需求。相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社会稳定不能不居于首位，在实现这两个目标发生暂时矛盾时，经济增长必须让位于社会稳定。

第二，抓经济工作要把农业放在首位，抓农业则首先是考虑农民的利益。是把保护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把农业对非农产业的贡献放在首位，是区别“农业基础论”与“农业根本论”的最终分水岭与试金石，也是破解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这一科学命题的钥匙。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农产品缺乏需求价格弹性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不可能完全依靠一己的力量，实现不同产业的同步发展和共同富裕，因此，“农业根本论”不仅意味着不能剥夺农业，而是强调了农业的发展需要工业和其他非农农业的反哺，不能单纯依靠自身的积累，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农业实行保护的基本政策取向。发展工业，发展其他非农产业，都要确立“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第三，保护农业，维护农民利益，是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非对农民的恩惠。明确这一点并不是说政府在实行农业保护政策时可以不顾财力等因素的制约，但显见的是，同样一个政策行为，是施舍恩惠所致，还是履行责任所致，其动力机制是根本不同的，它涉及到该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实施力度及运作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充分尊重和利用市场农业的规律保护农业，是政策得以持续、有效的前提。

三、以“农业根本论”为指导，推动农村的深层变革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在“三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在邓小平之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保护农业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农业根本论”作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江泽民针对我国农业还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期，提出要“基本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胡锦涛综观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作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明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广泛关注，农村工作日益得到重视，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免征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增加农户小额信贷、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改善了农民的境遇，增强了农业的活力，促进了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但正如前文所述的，现行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源。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而不仅仅是消除农村贫困，需要以邓小平的“农业根本论”为指导，从农业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这一高度，从制度人手积极推动农村的深层变革。事实上，目前正在实施的部分改革，如推动农村信用社的重构、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探索农村低保制度建设等等，即是基于制度层面的考量。

(一)建立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制度

该制度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我国人多地少，资源稀缺，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天女散花”式地发展小城镇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该模式实质上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为此，要坚决废除颇具歧视性的现存户籍制度，取消我国各大中城市的择业限制，允许农民自由地选择生活地域与生活方式，平等地参与行业和职位竞争。为增强农

民的迁徙、择业能力，要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平等的接受教育、再教育的权利，实现教育资源对农民的平等开放乃至适度倾斜。

(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农村社会保障滞后不仅是个社会公平问题，也是个经济发展问题，要使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社会公平”，建立起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就必须打破现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广覆盖、同水平为目标，以大力提高农村保障水平、扩大农村保障网络为切点，构建包括养老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公共卫生制度社会救济制度等在内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要从数量、质量和可及性诸方面，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人畜饮水、环境治理、财政体制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并对执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和作出改进。

(三)构建全方位、多层面的农业保护体系

具体包括：交易制度改革——打破农村双重垄断的市场结构，建立市场化的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交易制度；补贴制度改革——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两手抓，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两手抓，重点对农民的收入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税收制度改革——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金融制度改革——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从市场主体、资金规模、政策贴补上增加对“三农”的供给；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成本稳定器，修复残缺的土地产权要走出意识形态的圈子，赋予农民对于“责任田”的完全财产权或准完全财产权。完全的财产权应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由此衍生的自由出租、转让、抵押、投资、入股等处置权。

(四)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让“全中国农民们联合起来”

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由政府来保护，由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市场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为其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要以自愿、民主、互利为原则，从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上，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要加快对现行合作组织的改造步伐，淡化官方色彩，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责任编辑　杨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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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小芳

农业税收制度改革论文 篇3：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在母亲的童年里总有着这样的记忆，芒种麦熟，一家人收割完金黄的小麦，还未来得及庆贺丰收的喜悦，外公外婆便拖着疲惫的身躯，踏暮色，扶一简易的木制小车，徒步走向十公里外的小镇纳交每年的公粮，又在寂静的深夜，披星戴月而归，如此往来，年复一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耕耘千年的代代农民或许从未在意过，他们这般的辛勤与坚韧是怎样的伟大。他们实际所想的，应只是年有余足，老少皆有所养。好在，2005年中国废除了沿袭千年的农业税收制度，终于，这片辽阔的大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所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落入了深厚的土地，成长为繁茂的希望。

《孟子·滕文公上》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早在两千多年前，先秦诸子就曾讨论民众私有财产与国家税收的关系，其核心无不聚焦于“民本”。而自1950年确立新中国税法以来，国家的税制改革无不走向便民利民，简化税收、废除农业税、“营改增”、提高税收起征点，这都是国家为税收民本化所做出的努力。然而只是国家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就真的可以完全改善税收现状吗？

作为缴税主体的每一个公民，都在国家税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反思现状，纳税意识并没有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公民的生活中。大多数人在付款之后为避免麻烦不会索要发票;影视圈的演员作为高收入人群以至作为应起示范作用的公众人物，偷税漏税总计过百亿。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真的意识到作为新时代国家公民所應承担的责任。在维权之时，总有人高呼倚仗纳税人的名头，但在履行义务之时，却又避之不及，这不仅是对税收缺乏认识，更是公民责任意识与法治意识的缺失。两千四百年前，苏格拉底之死，捍卫了城邦法律与公民责任，更捍卫了伟大灵魂的尊严，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否符合公民的身份，又能否不为前人所耻，这值得每一个当代人反思。

公民普遍缺乏税收意识，最主要的是因为缺乏对税收意义的理解。《诗经》有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当雨水滋润了公有的田产，便也惠及我自己，这正是税收的意义。纳税所为并非只是责任，更是利己。当人们为物价高昂，难以支付医疗费用等理由偷逃税款时，他们没有意识到留在他们手中无足轻重的钱款，汇入国家财政却会对民生改善起到聚川成海的巨大作用。当新型民主国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如果公民无法树立公民意识，无法在国家中形成对自我地位的正确认识，无法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无法与政府达成互信，那么无论是改善民生，甚至于建立完善的法治社会，推动社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都将坎坷难行。

个人与税收的问题，可以很小，却也十分严肃。它可能只是个人账户上数字的多少，但也是一个社会民众素质的反映，是民族文明进程的折射。孟子提出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偷逃税款，阻滞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是无恻隐之心，无仁;偷逃税款，漠视公民尊严的自觉，是无羞恶之心，无义;偷逃税款，逃避应尽的法律义务，是无辞让之心，无礼;偷逃税款，蝇头小利隔绝目光的长远，是无是非之心，无智。无仁，无义，无礼，无智，一味索取，坐享其成，如果我们的社会都是这样的公民，我们如何能够宣言我们是进步的文明，我们又如何能够建设真正健康健全公平公正的社会？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不仅是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代表着健康正确的现代公民意识。税收的问题映射的是人性中的贪婪面，是社会发展而公民素质不及的体现，世人皆自我，税收中也只想寻自己利益，而唯有忘我无私中方见税收之长远意义，方能看到公田中私我的部分。

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原始人还是文明人？我们真的能够用现代社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吗？公民素质的道德自觉问题，赤裸但却现实。我们的反思或许就应从我和税收开始。

作者：王潇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