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企业项目技术创新论文

摘要：为了完善市场化的科技风险互助和转移机制，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我国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保险，构建科技创新保险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文章从多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供科技保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工作借鉴。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小型企业项目技术创新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小型企业项目技术创新论文 篇1：

政府补贴对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摘要：吉林省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面对国内外新的瓶颈，其是否可以采用创新的方式，提高技术水平，在众多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随着实际经济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过程中吉林省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之下，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往往通过市场拉动进行的，并且技术创新的成果与市场发展需求相一致，可将创新成果转变为生产力。

关键词：吉林省;中小企业;政府补贴;技术创新

在吉林省众多的企业当中，中小型企业占据总数的九成以上，新增价值更是占吉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未全面掌握核心技术，凭借自身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处于产品价值链底端的企业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而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更是少之又少，尽管部分企业有着一定的创新能力，然而往往通过技术扈从或者模仿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创新是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获得市场占有率的主要措施，与此同时政府补贴成为促进吉林省中小企业基础创新的驱动力，是一种企业创新的重要资源。

一、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吉林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更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所具备的发展空间不言而喻，伴随着这些年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技术创新能力却未紧随时代发展得到相对应的提升，不仅如此，还出现技术创新不断下降的局面，导致整体创新能力不断下滑。吉林省科研机构鳞次栉比，高等院校40多所，不同类型的科研机构接近340家，面对这样有着充足人才的资源优势，该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未得到有效提升，究其主要原因为产、学、研并未有机融合起来，具备共性的技术研发没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作为支撑，加之高等院校以及科学研究院所拥有的科研成果并没有进行二次实践开发，这样一来已经研究的科研成果被闲置下来，甚至荒废，但是却斥资从其他地方引进先进技术，或者依旧沿用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技术在产业链的最低端不断徘徊。

（二）吉林省中小企业协调创新机制有待完善

胡锦涛总书记于2011年清华大学100年校庆讲话中就曾经明确提出了“协同创新”的理念，尽管之后国家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吉林省地方政府共同创建可协同创新中心，为该省份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平台，然而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并未将彼此当做自己的合作伙伴，而是作为竞争对手，这样何来协同创新一说？中小企业之间、其与高等院校之间，以及各所科研机构之间各行其是，之间的协调性相对匮乏，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虽然有些地方存在协同合作，但是由于各方以自身利益点出发，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做到协同创新。

二、进一步强化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路径

（一）強化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意识

通常情况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分别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以及合作创新，以往一般那些实力雄厚的中小企业会凭借自身优势在其领域内进行自主创新，而那些实力相对较差的中小企业往往选择模仿或者合作的方式技术创新，他们怀着等着政府帮助、依靠大型企业以及要政府补贴的心态开展技术创新，这种态度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小企业要想长时间迅猛发展就应该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及其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价值，只有自身建树自主创新意识，意识到自己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不是依靠大型企业或者政府的帮扶。与此同时根据自身实际状况并结合市场需求，在全面综合考虑后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自主创新模式，加大技术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将技术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促使其成为创新的主体。

（二）强化产、学、研相融合的合作创新模式

第一，中小企业应该强化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采用分工合作的手段与大型企业共同合作，并将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同时凭借大型企业技术、资金以及设备投入方面的优势和特点，加快技术创新的推进，开发出更具特点的高新技术。另外，应该加强与其他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联合继续开展技术创新，尽可能在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等方面实现相关信息资源共享，充分发挥扬长避短的作用。此外，强化产业间的合作，进一步优化和健全吉林省产业链，推动该地区各产业协同发展。第二，强化中小企业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无论是高等院校还是科研院有专业的充足的技术力量以及丰富的人才资源，加之科学研究能力较强，但是中小企业本身科学研究能力不足，因此可以通过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所的优势弥补中小企业的略施，在三方协助下进行技术创新。

三、政府补贴对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一）政府补贴对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的激励效应

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理论进行全面分析后发现，一旦出现市场资源在配置时不能实现最优配置的状况时，政府是解决问题的中坚力量，其通过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例如转移支付等方式针对不能最后配置资源的市场适当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手段补救由于自身不足而造成的市场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并且企业可以通过政府补贴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弱化市场资源不能实现最优配置而对其产生的影响，另外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企业可以将从政府直接获得的财政补贴或者税收返还金投入于技术创新当中，同时还能大大减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隐藏的各种风险，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另外，政府补贴还能有效减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投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以此为导向，引导中小企业科学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由于企业技术外溢进而造成外部企业运用先进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外部企业不会承担任何技术研发费用以及成本费用的基础上，通过高新技术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进而导致企业间收益不均衡现象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补贴成为最佳解决措施，一笔填补企业技术创新而产生的科研成本，同时增加企业利益。从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应对由于技术创新活动的特殊性导致市场资源未实现最优配置的问题，并且在其引导下，增加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成效。由此得知，政府补贴可对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相应的激励效果，并且增加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投入比例，循序渐进的提升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出效果。

（二）政府补贴对吉林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的挤出效应

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说，政府对其过于干预则会导致企业出现过多投资行为，对企业的投资进度及其效率均产生深远影响。在我国，各中小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倘若企业对市场发展趋势的辨别能力不高，政府相关部分则会对那些特定的行业进行引导，并为其提供相当高的政府补贴，这就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上的资金投入比例产生直接影响。就拿我国现代发展较为迅速的光伏产业来说，该产业就是凭借政府补贴被扶植起来的产业。受到企业、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政府对某些重点扶持对象的判断上极易产生偏差，进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产生关键性影响，导致中小企业不得不面对技术创新过程中投入过多而引发的投资风险。立足于扶持角度来说，政府补贴并未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有利作用，相反对其技术创新成效的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针对吉林省那些市场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地区，在资源配置的管理和控制方面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主导地位，当地企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创新，而取决于中小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故而，一旦政府补贴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企业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时，一般情况下理性考虑问题的中小企业会对基础创新活动的成本以及保持政府关系所需成本进行全面考虑后，将技术创新上的投入转移到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方面。另外，部分中小企业对自身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简单包装和修饰，进而骗取较高的政府补贴，但是这些资金并未用于技术创新方面，而是强化企业自身的硬实力，一旦出现上述这些情况，政府补贴则会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比例产生一定的误导，故而对其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尤为重要的挤出效应，无形当中减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项目的资金投入，同时大大削弱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效果。

（三）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的持续性影响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其技术创新最明显的特点则为周期较长，并且在正常的情况下，需要企业大量积累后才能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产品，并以此增加经济效益，毫无疑问，从时间上来说技术创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政府补贴则大相径庭，一般只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内容对特定项目予以补贴，而政府补贴从时间上来说具备较强的特定性以及针对性，二者在时间上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中小企业在取得政府补贴后其技术创新不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政府补贴的使用非常漫长，企业则将从政府获得的资金进行划分，促使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都有强劲的资金支撑，很显然政府补贴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持续性供给，尽管如此，中小企业在支出这些资金以支持技术创新的时间略迟，主要技术下技术项目资金需要较长选择和审批时间，因此，虽然政府补贴会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或者挤出效应，但是这些效应并不是吹糠见米，也会存在一定的延长。此外，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只有在整个创新项目结束后才能彰显，受到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会产生长期影响，并且该影响具备一定的持续性。

四、结语

近几年，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吉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并且占据其他企业不可比拟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国民经济的提升需要依托中小企业，故而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尤为重要。但是技术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政府补贴，更是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同时对技术创新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杨兴龍，张越杰，张弛.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吉林省30户农产品加工业龙头企业的调查[J].经济纵横，2019（03）：38-44.

[2]苏伟.浅谈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J].财会学习，2020（04）：176-177.

[3]黄世政.政府补贴对探索型、应用型创新企业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06）：84-89.

[4]穆瑞，肖胜权.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模型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06）：11-16.

[5]颜明杰.政府补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8.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吉林大学）

作者：韩婧怡

中小型企业项目技术创新论文 篇2：

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摘要：为了完善市场化的科技风险互助和转移机制，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我国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保险，构建科技创新保险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文章从多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供科技保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工作借鉴。

关键词：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科技保险；政府补贴

一、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只有具备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促进一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是由于科技创新项目资金投入的回报高度不确定，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小型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较低。为了完善市场化的科技风险互助和转移机制，促进科技与保险的结合，2006年12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大力发展科技保险，构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保险支持模式的基本思路，并着手实施了科技保险在北京、重庆、武汉等试点城市的推广工作；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险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服务的通知》等政策，想方设法鼓励科技保险的实施，科技保险迎来了最佳的发展时期。

由于科技保险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且在现阶段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和政策性特征，不仅在其推广过程中难以借鉴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成熟经验，而且国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要解决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碰到的种种问题，无疑需要保险理论的重大创新。虽然众多学者对科技保险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这些文献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同，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本文从科技保险的涵义、运作模式、险种设计、政府补贴和实施绩效等多个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试图在对该领域的理论全貌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供科技保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推广工作借鉴。

二、 科技保险的涵义

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关注到了保险在分散科技创新风险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开发出许多规避科技创新风险的保险产品，例如环境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知识产品保险等等，K.J.Arrovo（1995）等学者也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保险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其可以显著提高参与创新者的人数，激发科技创新的热情。但国外理论界并没有明确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可以说，科技保险实际上是我国政府和学界为了加强保险在高科技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动中的保障和融资功能而率先提出的，国内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对科技保险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谢科范（1995）是较早关注科技保险的学者之一，他从科技保险的根本属性出发，认为科技保险是在风险与收益对称原则下实现科技风险社会分摊的一种有效形式。此后随着科技保险试点的陆续展开，学者们对科技保险的涵义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邵学清（2007）认为科技保险是为了规避在研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品推广等过程中，由于内部能力的局限和诸多不确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科技活动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目标的风险而设置的保险；陈雨露（2007）指出，科技保险是对某项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新产品开发或新技术产业化，以保险期内的失败为前提，以等待期内无成功事实出现为条件，以合同商议价为保险金额的给付保险；吕文栋、赵杨、彭彬（2008）则将科技保险定义为是承保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项目自身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导致项目失败、终止或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价值实现风险的一揽子保险的统称；等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理论界对于科技保险仍没有一致性的定义，但就其内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科技保险已经远远不是狭义上的单纯承保科技创新失败风险的险种，而是发展成为一个涉及承保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包括创新失败、成果转化失败、产品责任、知识产权侵犯等）风险的广义概念。科技保险内涵的明确界定为科技保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科技保险的推广路径与运作模式

欧美国家普遍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来推行科技保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为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特定风险设置单独险种，如用于转移侵权风险的知识产权保险（也称专利保险）、用于转移责任风险的过失与疏忽保险，以及转移与电子信息安全有关风险的网络保险等等；另一种是向从事特殊技术创新活动的行业提供组合保险服务，例如美国丘博保险公司针对生命科学行业提出的解决一揽子解决方案，具体包括财产和营业收入保险、一般责任保险、失误与过错保险等等。

由于我国保险公司对科技风险的承保经验不足、中小科技企业的保险意识不强、资金缺乏等原因，目前我国的科技保险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在其推广过程中直接采用商业保险的运作模式是明显不合适的。针对科技保险的本质属性，国内学者探讨了适合于我国现状的科技保险推广模式：谢科范、倪曙光（1995）创新性地提出了投保-理赔、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四种运作模式，并给出了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从易到难的三步走路径；任伟、胡安周（1997）认为科技保险的发展应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针对可控性强、损失不大的领域开展科技保险服务，比如技术转让保险、新产品投产阶段保险、新产品质量信誉保险等等；第二阶段将其拓展到对研究和开发活动全过程的保险，比如技术改造综合保险、开发项目全过程保险等等；第三个阶段逐步形成以风险投资为主，普通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的风险分散体系；王剑锐、陈培忠（2007）论证了目前试点阶段宏观上采用政府引导和商业运作相结合模式的合理性；孙珊（2008）在分析科技创新活动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常规保险、担保保险和投资保险三种承保模式；刘骅、谢科范和赵湜（2009）在谢科范、倪曙光（1995）的基础上，给出了担保、半参与和全参与三种运作模式的详细流程，并针对目前科技保险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分类定率、逐批递减和总额控制的工作推进机制。

四、 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

1. 科技风险相关研究。对科技风险种类和特点的研究是科技保险险种设置和费率厘定的前提。随着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科技风险的种类和特点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国外学者对科技风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科技类保险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Fedra和Weigkricht（1995）开发了一个科技风险评估的信息系统，帮助评估科技发展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风险；Stirling和Mayer（2000）针对现有风险评估中忽视文化和社会影响的弊端，提出了一种转基因作物的多目标定位风险测量方法；Cannice，Chen和Daniels（2003）以美国在亚洲的高科技公司为例，探讨了如何测度和管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风险问题；Alan和Robert（2006）将高新技术发展风险的识别过程划分为开发模型和技术、收集数据、评估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相关利益人的决策分析四个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互联网访问的技术风险评估协作系统以便于在技术成功的可能性评估方面征求专家意见；MARA and VLAD（2009）将自然和科技风险分析方法拓展到了对私人公司经受的矿难相关灾害的分析上；Tulbure（2010）使用生命周期评估（LCA）以及环境管理系统，评估了产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可以供环境责任险的设置借鉴；Musee（2010）从废物管理的角度探讨了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问题；Juraj和Damir（2011）评估了沿海集装箱班轮运输过程中，由于采用不同的运输方式和装卸技术所带来的不同风险等等。

相对而言，我国对科技风险的研究则显得非常薄弱，基本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定量分析很少，作为支撑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还远远不够。例如，周勇（2001）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其主要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吴涛（2003）提出了基于风险因素创新过程和决策层次的技术创新风险三维分析框架，并介绍了将其简化为三个二维矩阵的方法；姜钰（2006）提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新技术投资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新技术项目风险评价的多层次模糊聚类评价模型；刘骅、方荣军（2010）探讨了科技风险的基本规律和科技保险的运行原则；等等。

2. 科技保险的险种设置。如前所述，国外科技保险活动涉足的领域多种多样，除了以单一险种的方式承保外，还经常采用组合保险的方式帮助科技企业分散风险。我国在于2007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现阶段重点推广的六大险种：关键研发设备保险、产品研发责任险、出口信用保险、营业中断保险、高管人员和关键研发人员团体健康保险以及意外险。这六大险种涉及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领域，对基本险种的设置已经基本完善。在此基础上，有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科技保险的产品创新进行了探讨，例如刘骅（2010）通过界定科技保险创新行为的具体目标，给出了产品创新的原则、流程和发展方向；赵湜、谢科范（2011）针对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设计了具体的方案，并提出了发展研发技术人员职业责任险及其费率厘定的初步构想。赵湜、谢科范（2012）通过构建科技保险险种创新的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保险公司的在创新进化中的稳定性，进而对险种创新的若干促进策略进行了探讨。

五、 科技保险的政府补贴机制

由于科技保险市场存在着外部性和价格效应，面临着失灵的危险（胡慧源、王京安，2010），导致了政府财税干预和补贴存在的必要性。谢科范等（2009）通过建立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强调了财政补贴的重要性，并提出在地方财政预算内列出科技保险配套扶持资金的建议；曹国华、蔡永清（2010）通过建立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的博弈模型，发现必须通过政府实施财政补贴才能达到纳什均衡；黄英君、赵雄和蔡永清（2012）在为政策性科技保险财政补贴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的基础上，以北京、重庆和武汉为例分析了补贴模式，并利用激励相容理论确立了财政补贴的最优规模。除了理论研究外，目前在科技保险实践过程中各试点城市根据本地区中小企业的特点，也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政策（如表1所示）。

六、 科技保险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承保和风险控制能力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所以我国的科技保险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问题：

（1）科技保险的需求不足，投保企业比重偏低，专门保证技术研发过程的险种投保比例很小（吴应宁，2010；王香兰，2011）。

（2）保险公司缺乏科技保险统计样本，精算数据不足，且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导致科技保险供给乏力（苏维娟、周红雨，2009；冯海昱、任立，2010）。

部分学者对供需不足的原因和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例如彭志文、宋旺（2010）则通过对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调研，从宏观经济、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供需不足的根源；赵俊英（2012）利用效用函数分别从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两个角度分析了科技保险供需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多种解决途径。

（3）由于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细则不够明确，对优惠对象的标准制定过高等原因，造成财政补贴不能按时到位（邵学清，2009）。此外，虽然已经明确了科技保险的保费支出纳入企业技术开发费用，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但由于财政、税收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该项政策的落实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七、 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评价

科技保险在试点城市的陆续展开及其运行数据的积累，为科技保险的绩效评价工作提供了可能。实施绩效不仅是科技保险现阶段运行状况的全面反映，还可以为科技保险工作的改进和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刘骅和王朝平（2010）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率先测算了首批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并利用灰靶理论找出了影响绩效的主要因素；万欢（2011）则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首批科技保险试点城市的科技保险实施绩效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深圳和北京科技保险工作的情况较好，进而对如何提升科技保险的实施绩效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八、 科技保险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未来发展展望

对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展开研究，探索完善这一模式的途径，对促进科技保险的开展，分散转移技术创新中的高风险，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进而推动国家的技术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实际上是涉及高科技企业、政府和保险公司的三方博弈，只有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深入研究科技保险推广过程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特点，探讨实践中相关难题的解决之道，才能在保证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稳定的纳什均衡，也才是保证科技保险长久生命力的根本之道。

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科技保险的研究涉及科技保险的需求特点和高科技企业的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等问题；在保险公司层面，涉及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和度量、科技风险的分散途径以及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途径等问题；在政府层面，则涉及科技保险的推广模式、保费补贴的最优规模、补贴资金来源以及税收优惠等问题；总起来说，可以构建中小企业保险支持模式的理论研究框架如图1。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并对比以上研究框架可以看出：第一，在高科技企业层面，现有研究侧重于对科技保险需求的特点和投保决策行为特征的分析，但对高科技企业和保险公司共同关注的科技风险的识别和度量方面则涉及极少，与国外对高科技风险的丰富（下转第18页）研究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针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特点展开科技风险的度量研究，不仅是科技保险费率厘定的基础，更是高新技术企业掌握科技风险规律、减少科技创新损失的捷径，值得我国学者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第二，在政府层面，现有研究针对推广模式、补贴规模以及税收优惠的比例等方面探讨的较多，但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补贴的资金从何而来？财政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是财政补贴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学者们可以借鉴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例如上海市建立了“科技发展基金”，为财政补贴融资），对此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探讨。第三，客观地说，虽然科技保险的推广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供给乏力的问题，但目前理论界对于保险公司层面的研究还非常少，不足以支撑科技保险的设计和运行。一方面，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科技保险的险种创新问题，但对科技风险研究的缺失使科技保险成为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探讨险种设计无疑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只有帮助其建立起合适的科技风险分摊途径（比如再保险、与风险投资相结合等），并理清科技保险业务的盈利机制，才能真正调动起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但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理论工作者无疑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科技创新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作为科技创新活动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科技保险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因此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总结，给出科技保险研究的系统理论框架，并指出现阶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未来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希望能对科技保险理论的创新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Cannice M.V.， Chen R.， Daniels J.D. Manag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risk： A case analysis of U.S.high-technology firms in Asia.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3，（14）：171-187.

2. 黄英君，赵雄，蔡永清.我国政策性科技保险的最优补贴规模研究.保险研究，2012，（9）：64-75.

3. 邵学清.对科技保险试点的经验总结与展望.中国科技论坛，2009，（4）：41-45.

4. 曹国华，蔡永清.基于政府补贴行为的科技保险参与主体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保险研究，2010，（5）：96- 102.

5. 刘骅.企业项目风险与科技保险需求模型及实证分析.科研管理，2011，（4）：37-42.

6. 彭志文，宋旺.我国科技保险市场的问题、根源及对策——基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保险研究，2010，（9）：63-69.

7. 谢科范，何菲，刘骅.科技保险中的企业行为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8）：96-9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企业研发网络、技术创新能力演进及其相互促动机制”（项目号：71132006）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上海市科技创新的保险支持模式”（项目号：11692105700）资助。

作者简介：顾孟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蕾，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3-05-11。

作者：王蕾　顾孟迪

中小型企业项目技术创新论文 篇3：

政府支持、企业R&D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摘 要：随着“双创”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支持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方式，探讨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支持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企业R&D投入在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4）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关键词：政府支持;企业R&D投入;技术创新绩效;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

1 引言

隨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的到来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参与竞争的重要砝码[1]。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能够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创造更多市场和盈利的机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着重强调了企业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企业加强技术攻关的重要性。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创新绩效的提升不仅影响企业的发展，也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2，3]。

但是，创新具有较高风险性以及“市场失灵”可能性的存在，为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甚至是直接对企业进行创新资助的目的是通过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而带动社会的科技创新[4]。在《中国制造2025》和科技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R&D投入是企业微观经济体创新的重要前提，是企业技术创新直接的资金来源，企业需要通过持续的R&D投入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而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初衷是希望发挥附加效应，以有限的支持引导企业增加R&D投入。因此，研究企业R&D投入在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也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企业R&D投入能够为企业带来技术创新绩效的增加。然而，不同类型企业等量的R&D投入能否带来等量的技术创新绩效产出？是否有一些因素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熊彼特[1]假说强调了企业规模和制度异质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现实情况看，国有企业科技基础雄厚，创新资源也较为优厚，而非国有企业因为资金、体制等方面的限制，创新能力薄弱，但技术创新方式较为灵活。学术界广泛认为大型企业由于规模以及资金可获得等优势其研发投入更高，而中小型企业更为灵活，技术引进、协同等方式更为多样[5，6]。因此，本文引入企业规模和制度异质性中的所有权性质，研究其对R&D投入和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贡献主要体现在：（1）相对于宏观区域数据和中观行业数据，本文是建立在企业微观数据和异质性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更为可靠。（2）本文研究了企业R&D投入在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府支持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3）依据熊彼特假说，引入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两个变量作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边界作用条件，丰富了技术创新绩效的研究内容。本文研究对于政府创新政策制定以及我国企业创新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政府支持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重要地位。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失灵最为普遍的做法，在面对企业技术资源配置失灵方面亦是如此。一方面政府可以给予技术创新企业税收优惠，增加企业留置资金;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拨款的方式给予企业直接补助，增加企业创新资金投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7]。同时，政府补助能够弥补由于企业創新活动外部性所带来的损失，使技术创新变成一种收益性活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的意愿[8]。依据信号理论，政府支持会向拥有资金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释放积极的信号，使得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技术创新所需资金。因此，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至关重要。政府支持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升技术创新绩效水平，这也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支持相关产业技术创新的通行做法[9]。专利是被国际所广泛认可的用于衡量技术创新绩效的指标[10]。刘德胜和张玉明[11]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Czarnitziki和Hussinger[12]的研究发现，那些受政府资助的企业创新产出要大于没有受到资助企业，且受资助企业的专利存量也较高。Bizan[13]认为，政府科技补贴能够增加被补贴项目成功的概率，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专利技术。李万君等[14]以种子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政府直接补助和税收优惠均有利于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 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2 R&D投入在政府支持和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Guellec和van Pottelsberghe[15]的研究认为，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初衷是希望发挥附加效应，以有限的支持引导企业增加R&D投入。政府提供支持的直接利好就是降低了企业R&D的成本和风险，增加R&D的回报率;同时，受政府补助的创新项目更容易获得社会资金支持，如银行贷款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专利等技术成果。而在这些技术成果获得高额回报后，又会产生反哺作用，进一步增加企业R&D投入。从实际情况看，政府支持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一方面，政府出于降低补贴创新项目失败的风险，往往会选择R&D投入较高的企业作为补助对象，因为这类企业具有一定的创新实力，且非常重视创新，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受到政府补助的企业会追加R&D投入，产生更多的创新绩效，而拥有卓越创新绩效的企业则会更加受到政府青睐，享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至此，马太效应显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政府支持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R&D投入是其面向创新的一种资源分配方式。依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利用其独特的资源、知识等维持和发展竞争优势，其基本的逻辑是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效率。Griliches[16]通过对美国制造业的相关研究发现企业R&D投入有助于绩效水平的提升。周煊等[17]以我国制药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能力指标，研究发现随着专利数量的增加，企业创新水平不断强化。Kang和Park[18]的研究认为，企业R&D支出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D投入是企业创新活动中的资源投入，涵盖了物质、资金以及人力等在内的多种要素，其强度代表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承诺和重视。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 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政府支持作用于技术创新绩效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直接效应，即政府提供企业所需技术创新资源支持直接作用于技术创新绩效;中介效应，政府支持作用于企业R&D投入进而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其原因在于政府所提供的补助资金占企业所需创新资金的比例较少，需要通过R&D投入这一中间变量发挥作用。本文认为，企业R&D投入是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联结的纽带，正是由于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不同支持，使得企业R&D投入产生差异，最终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创新绩效，企业R&D投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起到了传递的作用。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 企业R&D投入在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

2.3 所有权性质对R&D投入和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企业所有权性质不同，会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行为、目标和治理机制产生差异[19]。现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视角研究所有权性质对R&D 投入和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国有企业中缺少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政府作为控股股东，其所委派的管理者更多的是“官员”身份，不会像非国有企业关注企业长期发展，在其任职期间内极少从事投资收益周期长的创新性项目，R&D投入也会相对有限，从而削弱R&D投入的影响。而从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的视角，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更为有利的创新环境，且在获得研发补贴等资源获取方面更具有优势[20]，因此，国有股对企业R&D投入又是有利的。国内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吴延兵[21]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存在创新效率上的损失。刘和旺等[22]认为，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Choi等[23]利用中国548家沪深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更高。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5a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假设5b 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2.4 企业规模对R&D投入和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

熊彼特[1]认为，只有较大类型的企业才能承担起高额的研发费用，可以通过大范围的研发创新消化失败，而中小型企业则很难承受研发创新的失败。从规模经济的视角，大规模企业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外部资金，产生规模经济，对研发也会有较高的投入，从而产生更高的技术绩效产出[24]。从企业行为观点的视角，大型企业本身会拥有大量的创新人才和技术手段以支持R&D创新活动，同时也能够有效利用内外部知识资源优势创新[25]。从风险承担的视角，研发伴随着较大的风险，由于R&D投入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和投资成本，中小型企业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26]。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企业规模会增强R&D投入和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大型企业会存在“非我所卖”综合征的现象，如果自己不能实现技术创新价值的提升，那么其他企业也是不能的[27]。而中小型企业因为规模小，创新能力有限，更倾向于与其他企业合作进行R&D活动，并通过企业间的协同加速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实现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28]。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6a 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假设6b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企业来源于沪深主板以及中小板上市公司。样本选取区间为2011～2018年，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WIND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同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1）删除有数据缺漏的样本。（2）删除有兼并或者重组情况的样本。（3）删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删除在样本区间内被ST或PT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985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了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

3.2 变量选取

政府支持（SUB）。考虑到政府补贴更能体现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本文参考朱平芳和徐伟民[29]的研究，选择政府补贴强度衡量政府支持，该值反映了政府补贴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

R&D投入（RDI）。考虑企业间的个体差异，本文参考Spithoven等[30]的研究，以研发费用衡量企业R&D投入，其值等于研发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

技术创新绩效（Patent）。部分文献以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衡量企业技术创新情况，但相比之下，以确定性较强、计量性更高的专利数量衡量更为可靠。因此，本文以企业发明专利的实际申请数量衡量技术创新绩效。

所有权性质（OWN）。本文将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等实际控股人是各级政府部门的企业归为国有企业;其他为非国有企业。数值1 代表是国有企业，0代表是非国有企业。

企业规模（SIZE）。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参考《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2011年版）》。数值1代表是大型企业，0代表是中小型企业。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模型检验的有效性，本研究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托宾Q（Q）、资产负债率（Zf）、营业收入增长率（Gg）、董事会规模（Bz）、独董比例（Idp）以及年度（Year）和行业（Indu）两个哑变量。变量计算方法具体如表1所示。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支持均值为6.21%，政府补贴总体水平较低。R&D投入强度均值为3.86%，而全球公认的能够维持企业生存的标准是2%，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标准是5%，可见我国企业的R&D投入仍然不够。但从年度增长趋势上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R&D投入均在逐年增加，说明我国企业对研发日渐重视。技术创新绩效的均值为14.21，说明我国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所有制类型均值为0.31，企业规模均值为0.79，说明样本分类情况良好，可以进行分组检验。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R&D投入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D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要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同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4，说明多重共线性较弱。

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首先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拒绝原假设，说明存在截面异方差现象，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政府支持、企业R&D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第（1）列和第（4）列为假设1的检验结果，结果发现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1得到研究证实。第（2）列和第（5）列为假设2的检验结果，结果发现政府支持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2得到研究证实。第（3）列和第（6）列為假设3和假设4的检验结果，结果发现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假设3得到研究证实。且与第（1）列和第（4）列相比，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但其系数和t值均有所下降，因此，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4得到研究证实。

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分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为国有企业组的回归检验结果;第（3）列和第（4）列为非国有企业组的回归检验结果。对比两组检验结果发现，尽管两组中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非国有企业组中其影响系数远大于国有企业组，且显著性更优，因此，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假设5b得到研究证实。第（5）列和第（6）列为大型企业组的回归检验结果;第（7）列和第（8）列为中小型企业组的回归检验结果。对比两组检验结果发现，尽管两组中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大型企业组中其影响系数远大于中小型企业组，且显著性更优，因此，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假设6a得到研究证实。

4.3 稳健性检验

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间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出现显著变化。同时，本文使用上一期的政府补助作为自变量，当前的技术创新绩效作为因变量，重新代入模型进行测算，结果发现系数符号以及显著性均未改变，本文实证分析结论稳健。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的到来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支持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方式，探讨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本文以沪深主板以及中小板2011～201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研究政府支持、企业R&D 投入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调节效果。研究结论如下：（1）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支持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企业R&D投入在政府支持与技术创新绩效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4）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与中小型企业相比，大型企业的R&D投入强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

5.2 管理建议

（1）政府支持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增加政府对从事技术创新活动企业的补助，可通过增加资金、税收优惠以及实物补贴等多种方式予以支持。同时，要建立对已补助企业的追踪机制，要求受助企业详细披露补助款项的用途和去向，并定期进行评估，以确保专款专用。

（2）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要加大企业研发投入，能够使企业更快建立技术知识体系，形成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更好地控制和理解隐性技术知识，敏锐识别和转化外部知识，提升技术创新绩效。

（3）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相对较弱。因此，一方面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引入适当的民营资本，改变国有股一家独大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应该重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一些研发项目上给予补贴或者贷款优惠，努力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4）企业规模正向调节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大型企业因其多元化经营，承担风险能力较高，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研发投入较大，也更容易实现创新绩效的转化。而中小型企业本身创新资源有限，研发投入较低，所以应积极与其他企业进行技术联盟，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核心技术上，加快促进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上市公司所公布财务报表等相关信息可能因企业实际情况产生不同，存在有发生额却没有披露的情况。其次，本文仅研究了所有权性质与企业规模的调节效应，未考虑其他公司治理结构等调节因素。再次，政府支持、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研究中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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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