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视角下的通道费问题——兼论对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2022-09-12

近年来, 大型零售商依仗其市场优势地位向供应商违规收取通道费问题是许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1]部分媒体甚至将通道费喻为“自废武功的毒药”[2]本文从竞争法的视角对其利弊予以研究, 并对如何规制以收取不合理通道费为代表的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提出立法建议。

一、我国关于通道费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与通道费相关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反垄断法》、《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下称《管理办法》) 及其他地方性立法之中, 该些立法虽然具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但从该些法律实施多年之后, 通道费却愈演愈烈的现象来看, 立法上存在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一) 直接与通道费有关的法律规定针对性不强、立法层次不高

如效力等级较高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在规范零售商供应商关系时针对性不强。2006年实施的《管理办法》、2008年颁布的行业标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规范》 (SB/T 10467—2008) , 在效力等级上属于部门规章, 效力等级较低。其他上海、云南等制定的相关规定在效力等级上最多属于政府规章的性质, 效力等级更低, 难以在审理通道费纠纷的案件中作为作出判决的依据。

(二) 关于通道费的立法内容不够全面、具体

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讲, 由于其立法时间较早, 基本未涉及到通道费问题。就《反垄断法》来讲, 由于其适用的范围是以存在垄断为逻辑前提, 但本文中的通道费现象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零售商具有市场支配性地位的情形, 一般不涉及垄断和反垄断问题。就《管理办法》来看, 虽然针对通道费问题更加有针对性, 但其内容仍然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对不合理的收费标准界定的过于简单, 在实践中容易被规避, 且具体列举的收费种类较少, 无法涵盖实践存在的不合理行为。[3]从《管理办法》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 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不合理的通道费行为。就各地方政府制订的相关规定来看, 其内容与《管理办法》相比一般没有实质性创新, 更多地是对《管理办法》的解释和说明, 在实施效果上也未产生显著作用。

(三) 对竞争行为进行监管的机构繁多、权力混杂

由于我国对竞争性行为的二元性立法及竞争行为本身涉及行业的多样性, 导致目前对竞争行为的执法机构繁多, 如《管理办法》的颁布机关涉及商务部、国家发改革委、公安部、税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六家单位。实践中, 还涉及质检、物价、卫生等十余个部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责权不明、执法程度不一。

二、关于通道费的域外立法和实践经验考察

在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地区, 由于市场经济确立的时间较早, 规制以不合理的通道费现象为代表的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的立法早有确立, 其相对成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 日本相关法律规定

日本对通道费的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规制体现在反垄断法和其他专门性法律中。就反垄断法来讲, 《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 (2005) 第2条第9项、第19、20、24、25条等对禁止不公平交易行为作出规定, 其内容原则性较强。就专门性法律来讲, 主要体现在2005年重新制定的《关于大规模零售企业在与供货厂商交易中采取特定不公正交易方法的告示》。与通道费相关的规定, 主要包括:明确规定了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形式, 主要体现在《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第五章;明确了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法律责任并规定了举证倒置责任。[4]此外, 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第八章, 以专章形式对反垄断、公平交易行为的主管机关———公平交易委员会作出界定, 以确保了公平委员会在执法中的作用。

(二) 德国相关法律规定

德国关于通道费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反限制竞争法》 (2005) 第20条第1、2、3、4、5款, 19条。该些条款主要界定了如下内容: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作限制;对依赖性的标准予以界定;要求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承担更多地举证责任;[5]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另外, 《反限制竞争法》第八章专章对反垄断委员会的职责、权利等作出规定, 以保证执法力度和效果。

(三) 法国相关法律规定[6]

法国有关商业流通方面的法律非常完备, 最早的一部《法国商法典》制订于1810年, 后经过多次修改, 针对通道费行为的主要是第L442条。1986年后随着价格的放开, 政府立法的重点从价格监控转向维护公平竞争, 颁布了《价格与竞争自由法》。从法国法的规定来看, 该国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通道费的存在, 但对经营者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收取通道费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具体情况包括:将“经济依赖状态滥用”确立为一项独立的反竞争行为类型;禁止歧视性对待、禁止利用优势地位或供货商依赖获利;关于供货商的民事救济权和主管机关的检查监督权;第四, 成立竞争委员会, 受理有关竞争案件。

(四) 韩国相关法律规定

韩国关于规范通道费行为的立法既体现在国家立法中, 也体现在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中。主要包括:以法律形式概括了不公平交易的基本表现;规定了不公平交易行为的类型和标准;规定了主管机关对不公平交易行为的纠正措施;规定了重额罚金。[7]

(五) 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对通道费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公平交易法》 (1991年2月4日颁布, 2010年5月18日再次修订) 、《公平交易法施行细则》 (1992年年6月24日颁布, 2002年6月19日再次修订) 、《妨碍公平竞争之虞之适用考量》 (1993年2月10日颁布) 、《对于流通事业收取附加费用案件之处理原则》 (2000年11月9日颁布, 2006年1月9日再次修订)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会对于流通事业之规范说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公平交易法第24条案件之处理原则》等规定中, 该些规定包括对非法行为的界定、主管机关和处罚措施等方面, 对规制通道费行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将通道费界定为限制竞争或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是零售商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体现;规定了认定市场相对优势的考量因素;明确界定了非法收费的具体类型;规定了包括惩罚性赔偿在内的救济措施、严厉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措施。

三、完善我国关于通道费立法的建议———兼论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从各实践中的经验及各国立法情况来看, 获得市场相对优势地位并未受到禁止, 只是在相关经营者利用其相对优势地位, 破坏公平竞争时, 各国法律才予以禁止, 禁止不合理的通道费行为只是禁止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组成部分。基于以上理论, 关于通道费的合理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通道费的收取者是否具有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第二, 具有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经营者是否滥用其拥有的优势地位, 是否破坏公平竞争的秩序, 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我国的相关法律对前述内容规定较为薄弱,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一) 立法模式的选择

由于我国关于竞争行为在立法上采取的是两元式的立法模式, 即将不正当竞争行为与限制、排除竞争行为分别立法。对经营者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归入哪部法律是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文认为将其归入《反垄断法》的范围更加合理, 原因如下:

1. 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限制竞争的行为, 与《反垄断法》的精神一致。按照传统竞争法的理论, 《反垄断法》维护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 《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的是商业伦理和公平竞争。[8]如前文所述, 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 虽然在结果上未排除竞争, 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竞争自由, 因此将对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进行规范更加符合竞争法的精神。

2. 多数国家或地区均采取该种立法模式。如日本在《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中将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作为不公平交易的一种形式, 并规定了相关责任。德国在《反限制竞争法》、韩国在《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台湾在《公平交易法》中也作出类似规定。德国等国甚至在立法上认为没有必要对“相对优势地位”和“市场支配地位”作出明确的区分。不过, 各国在制定原则性较强、效力等级较高的反垄断法时, 并不妨碍其同时制定更为具体的规则。

(二) 立法内容的确定

如前文所述, 判断通道费合理与否的标准集中体现在通道费是否破坏交易竞争性问题和零售商是否滥用相对市场优势地位问题上, 有关立法内容应遵守相关基本原则并注意以下问题:

1. 收取通道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公平交易的基本原则

(1) 公开明示收费原则。零售商收费的项目、用途、标准, 必须事先向供货商公开, 向供货商提供收费的明细资料, 给付合法凭证, 明示入帐, 并建立和落实台帐制度, 照章纳税。同时, 零售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保持稳定, 收费项目、标准的变动须有可预见性和透明度。

(2) 关联性收费原则。零售商应当按照公认的商业道德、伦理收取相关费用。收费项目、用途必须与供货商直接相关, 应实现供货商与零售商利益的共同增长, 而不是零售商利益的单方增长。收取的费用必须用于预定的用途, 收费后提供的服务必须与收取的费用相当。通道费的多少应依店铺数目的多少和店铺营业面积的大小而确定。零售商不得将因自身经营管理原因造成的商品库存、缺损等损失转嫁给供货商, 不得重复收费等。

(3) 依据合同收费原则。交易双方不管哪方实力强弱, 涉及到收取费用的行为必须事先经过双方协商,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 强行做出对供货商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随意在事后或合同以外再向供货商收费, 更不得擅自将费用从供货商的货款中扣除。零售商应清醒地认识到, 目前这种建立在通道利润基础上的赢利模式能否最终获得成功, 同样也取决于零售商对有限的供货商市场费用的竞争, 只有在平等协商、互相支持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双赢”的结果。

2. 不合理通道费的前提———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界定

(1) 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特点———依赖性。就各国的成熟立法经验来看, 基本采取了依赖性理论的标准。如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2款关于“中小企业作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者或购买者依赖于某企业或企业联合组织, 致使其没有足够的、可合理期待的可能性转向其他企业的”规定。《法国商法典》第L420-2条规定的, 禁止一家企业或企业集团“滥用不拥有同等解决方法的客户企业或供货商对其的经济依赖地位”, 甚至将“经济依赖状态滥用”确立为一项独立的反竞争行为类型。这些规定表明了“依赖性”理论在立法上的确立, 我国在完善立法时可以参照。

(2) 关于“依赖性”的判断标准。法国竞争法学者贝达蒙认为, “如果一个企业拒绝与另一个企业进行交易而致使后一个企业在另行选择交易对象时缺乏足够合理的选择性, 那么前一个企业就具有交易中优势地位”。[9]由此看出, 贝达蒙将交易方在交易中作出相关选择的足够性和选择的合理性作为判断是否依赖关系的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曾给出过一个关于零售商的买方市场力量的定义是, 如果某零售商可以对至少一家供应商采取某项行动, 使得给该供应商造成的长期损失在比例上明显大于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我们就说该零售商拥有买方市场力量。例如, 如果零售商停止向某供应商采购会使该供应商的利润下降10%, 而自身的利润仅下降0.1%, 那么该零售商就有较强的买方市场力量。[10]

(3) 供货商对零售商产生依赖性的原因和体现。具体体现在:第一, 对零售商控制的销售网络的依赖。大型零售商往往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完整的销售网络, 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如据CTR发布的调查报告表明, 中国主要城市快速消费品排名前十位的零售渠道都是以超大仓储、超市、百货商场等为代表的现代化销售通路, 其市场份额占据零售渠道总市场份额的64%。[11]第二, 对零售商具有的品牌效应的依赖。第三, 对零售商控制的销售地点依赖。就近便捷购物是每个消费者在消费时的理想, 大型零售商往往利用其雄厚的财力, 将销售网络建立在消费者理想中的位置,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商品流通领域的制高点, 供货商若想在此些黄金位置销售商品, 必须依赖该些零售商。第四, 对零售商控制消费者的依赖。零售商除利用前述销售位置控制消费者以外, 还可以通过广告等形式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控制, 当零售商能够对处于其下游的消费者控制以后, 由于供货商销售产品一般要以零售商为媒介, 零售商进而利用这种对消费者的控制反过来控制实力不足的供货商, 在交易中要求供货商承担相关义务。第五, 对零售商信息能力的依赖。如沃尔玛就是在分析卖场销售信息的时候, 发现年轻的父亲受妻子委托前来购买纸尿裤的时候, 通常会带些啤酒回家, 据此将啤酒与纸尿裤一起陈列摆放, 果然带动了啤酒的销量。[12]因此, 供货商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结果,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零售商提供的相关信息。不过, 零售商通过其在交易过程中的相对优势地位, 要求供货商承担一些不合理的费用, 小型供货商失去了谈判、还价的余地, 却是其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结果。

3. 通道费的体现形式及合性界定———是否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斟别

正如各国基本未对市场支配性地位予以全面禁止一样, 各国对于具有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同样未予全面禁止, 各国对相关行为的禁止标准在于经营者是否利用其具有的市场支配性地位或相对优势地位从事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竞争伦理。判断相关行为是否破坏公平竞争秩序, 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 竞争行为本身是否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第二, 竞争行为的结果是否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符合前述情况之一, 均为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 当然在实践中也会表现为相关行为本身已破坏竞争秩序, 其结果同时也破坏竞争秩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立法时应将经济研究结果与法律研究结果综合考虑, 绝不能将二者脱节处理, 否则制定出来的法律必然无法实现其应有的作用。[13]

(1) 不合理通道费的体现。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表现是多方面的, 具体到通道费而言,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 歧视性收费。歧视性收费主要是指零售商对提供的商品类型基本相同或类似的供货商, 在收费项目、收费标准上采取不同的态度, 从而导致部分供货商受到了损害。实践中主要表现为, 对经济实力强、品牌知名度高的供货商收费较低, 反之收费较高。《法国商法典》第L442—4条规定, 对“明显的歧视性行为并要求企业以此方式进行运作以下限制竞争的行为”, 受损企业可要求赔偿。

第二, 剥削性收费。判断是否为剥削性收费的标准是收费是否与货物销售存在直接关联性, 零售商是否将所收费用实际用于为销售货物提供服务。《管理办法第》第十三条规定的费用主要为剥削性收费。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 有学者曾经建立模型对通道费对福利的影响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 条码费、店庆费、装修费的收取只会压低供应商的利润, 也不能提高消费者福利。因此需要禁止零售商收取这些费用的行为。[14]

第三, 胁迫性收费。胁迫性收费违背了交易自由的基本原则, 是零售商利用其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结果。《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 (一) 项规定的零售商不得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费用, 即为胁迫性收费的典型体现。

第四, 其他不合理性收费。比如非依合同收费、收费不入账、非明示性收费等, 均属于不合理通道费, 其原因在前文已有论述。

(2) 合理通道费的体现。鉴于通道费本身的复杂性, 对通道费的立法可以参照日本的立法模式, 在相关规定中采取排除性立法, 只界定合理的通道费, 除此之外均为非法, 以此促进法律的执行效果。

第一, 供货商纯粹为获取有限的通道资源而自愿支付的费用。这一费用主要表现为进场费。有学者对进场费建立了相应经济模型, 研究结论为:对成熟商品收取一次性通道费是一种正常的商业经营模式, 对商品的销售预期是零售商选择是否收取通道费和收取通道费多少的决定因素。[15]

第二, 占用优势销售空间费。供货商必然会通过各种竞争手段以获得通道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继而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通道费无疑是最为有力的手段之一, 因此具有其合理性。这种形式的通道费主要包括:堆台位置费、立柱位置费、促销区域位置费、其他旺销位置费等。

第三, 成本开支。20年前, 通道费最初在美国出现时, 即是源于这一原因。符合这种情况的通道费主要表现为专门为供货商支出的网络费、商品检验费、水电费等。

第四, 按照商业风险的基本原理, 在销售过程中应由供货商承担的风险所表现出来的费用。如新品上市费。据调查, 80%的新产品在推出后一年即告失败, 其他20%的有一半经过3年后亦宣告失败, 就是说最终只有10%的新品成功。也就是, 不停地引进新货, 并不一定能带来相应的销售额, 反而占用了货架和库存, 提高了成本。在有些情况下, 所收取的通道费甚至抵不上零售商的损失。[16]以Kelly (1991) , Chu (1992) , Lariviere和Padmanabhan (1997) 以及Sullivan (1997) 为代表的“效率理论”, 认为超市通道费是众多新产品竞争有限的超市货架空间的结果。[17]

第五, 返利。供货商和零售商可以约定, 当实现或超额完成双方设定的销售目标, 或虽然未实现销售目标, 但取得双方认可的良好销售业绩时, 供货商给予零售商一定数量的返利。返利实际上是供货商为答谢零售商而给予的价格上的减让, 反映了通道费在本质上是一种让利行为, 是双方对经营利润或利益的再分配, 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是符合商业道德的。[18]

第六, 促销服务费。该费用是指供货商在销售过程中, 提供了与销售供货商的商品有直接关联的服务, 供货商为此应当向零售商支付的相应对价, 供货商支付的对价与零售商提供的服务在价值上基本相等, 如发布广告、张贴海报等。有学者经建立经济模型后分析认为, 正常收取的“终端促销费”应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是供应商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的一种形式, 除非零售商的恶意侵占。[19]

4. 通道费在数额上的限定及确定方法———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在数额上的界定

对通道费在范围上做出限制, 只是维护竞争秩序的一种方式。在合理的形式范围内, 还应对通道费的数量做出限制, 否则, 无数量限制的通道费同样也会导致经营者脱离正常的竞争模式。关于通道费数额上的限制本文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 参照关于折扣的相关规定, 限制收取通道费的最高比例。由于通道费与折扣同样在实质上属于让利行为, 因此, 对通道费在数额上的限制可以参照对折扣的有关限制。《德国折扣法》规定, 现金折扣不得超过商品或服务价格的3%, 并且在经营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就日常生活所需商品服务发生的零售行为中, 如同时发生多种折扣, 则经营者至多只能给付两种折扣。这样最终消费者一次性享受的折扣率, 大致不会超过6%。虽然该法未对数量折扣、特殊折扣等做出明确规定, 但考虑到《折扣法》的立法宗旨, 其折扣率也不宜确定的太高。[20]

第二, 参照经济学上的分析方法和结果, 确定合理限额。就确定通道费的合理数额来讲, 需要对具体的通道费类型分别建立数理模型进行分析。首先要对自建销售渠道费用进行预算。不同的商品销售渠道成本不一样, 很难实行一个统一标准, 因此, 可将供应商按销售品类型进行分类, 对不同类型的供应商分别估算其自建销售渠道的费用。其次是对相关经济模型中的取值范围的确定。国家权威部门可对零售商和供应商调查统计, 根据不同类型的供应商, 制定一个供零双方都能接受的相关数值, [21]并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下来。

第三, 参考与市场相关的其他因素。限定通道费的收取限额还要综合考虑产品的性质、产品相关市场的竞争度、连锁超市中不同经营规模的业态模式等。[22]

第四, 地区发达性的差异。较为发达地区的连锁企业收取的通道费高于不发达地区。[23]

5. 统一对进行竞争行为监督的机构, 建立完善的监管网络, 完善执法权限[24]

第一, 设立独立性较强的执法监督机构。从上述各国和地区的立法情况来看, 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对反公平竞争行为建立了统一的执法机构, 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中央和地方执法网络。[25]第二, 统一对竞争行为的监管权利, 建立综合性市场监管机构。从各国立法来看, 大多数监管机构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一体。如日本2005年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中规定法官可以依法实施临时检查权、搜查以及扣押等权力。第三, 强化监管机构的级别和权威。拥有准司法权正在成为当今竞争主管机关实施机制改革的一种潮流。[26]如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竞争执法机关具有准司法权力。[27]

6. 加重违反规定收取通道费行为的法律责任

关于不合理通道费的法律责任, 我国相关规定较为薄弱, 处罚力度不够。针对不同类型的违反规定的通道费, 可以判令违法者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

(1) 加大以不合理通道费为代表的滥用市场相对优势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近年来, 国外和相关地区对于滥用市场相对优势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大有强化之势。如台湾《公平交易法》第36条规定:“违反第十九条规定, 经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四十一条规定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为或采取必要更正措施, 而逾期未停止、改正其行为或未采取必要更正措施, 或停止后再为相同或类似违反行为者, 处行为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五千万元以下罚金”。第38条规定:“法人犯前三条之罪者, 除依前三条规定处罚其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亦科以各该条之罚金。”日本在2010年通过修改法律进一步加大了对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处罚力度。2011年6月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山阳MARUNAKA”公司, 做出科以2亿日元 (约合1600万元人民币) 罚金的裁决, 主要理由是该超市公司在新店开张或装修时, 强制向供货商索要赞助费, 并将库存商品一律退货给供货商等。[28]

(2) 加重对违反规定收取通道费行为民事责任的承担。加重民事责任的承担, 既包括实体方面, 也包括举证责任的分配等程序性责任方面。第一, 加重民事的实体责任。如美国《谢尔曼法》第七条规定了“任何因违反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 可在被告居住的、被发现或有代理机构的区向美国区法院提起诉讼, 不论损害金额大小, 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 即胜诉的受害人可以获得三倍于其实际损失外加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第二, 加重零售商的举证责任。由于是否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相关证据在很多情况下由零售商控制, 因此法律上可以将证明是否违法的责任规定由零售商承担。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20条第5款中规定:“基于某些事实, 根据一般经验, 一个企业有利用了其第4款意义的市场优势的迹象的, 该企业有义务对此提出反证;该企业业务范围内可产生请求权的情形, 相关的竞争者或第33条规定的协会无法予以澄清, 而被请求的企业却轻易能够澄清, 并且可以合理期待它澄清的, 该企业有义务澄清之”。对此, 我国在立法时亦可参照。

四、结语

虽然本人就如何规制通道费作出前述研究, 但是不合理的通道费行为仅仅是处于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零售商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表现方式之一, 仅仅从规制通道费的角度对相关行为作出限制仍不足以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许应当从更加宏观、整体的角度对滥用市场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作出全面规制,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 本文只是从通道费的角度提出了相关思考和建议。另外, 法律规定不能仅仅限于抽象的公平, 必须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相关通道费进行分析研究, 并作为完善规制法律规定的依据。只有综合二者, 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分析和解决通道费存在的相关问题。

摘要：通道费不仅是商业零售商与供货商之间的矛盾, 同时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通道费存在经济学意义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但通道费不得破坏交易的公平竞争性, 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不得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文从前述角度对通道费作出解读并对其规制措施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通道费,垄断,不正当竞争,相对优势地位,依赖性

参考文献

[1] 关于通道费的概念、影响参见刘绍奎.通道费的概念、特征和现状[J].法制博览, 2013.4;通道费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J].法制与经济, 2013 (6) .

[2] 贺卓群, 王俊林.商场超市进场费逐步推高物价被指为经济毒瘤[Z].法人, 2011-7-4.

[3] 零售商违规收取“通道费”被叫停[N].上海商报, 2012-2-16.

[4] 时建中主编.三十一国竞争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168-170.

[5] 时建中主编.三十一国竞争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98-99.

[6] 驻法国使馆经商处, 刘俊峰.法国规范供商关系的法规简介[EB/OL].商务部网站http://scjss.mofcom.gov.cn/aarticle/a/cz/nbgz/200509/20050900373206.html.

[7] 时建中主编.三十一国竞争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206.

[8] 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3.

[9] 曹士兵.反垄断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148.

[10] 胡学庆.通道费”的界定、合理性及利弊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8 (8) .

[11] 张赞.基于零售商垄断的纵向约束:一个经济分析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 2006 (3) :16.

[12] 顾逊里.零供关系中的“势力”与“责任”[C].第19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五次全国经济伦理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1.

[13] 不可否认的是, 目前我国对通道费的经济学研究仍然处于相对比较混乱阶段, 一方面体现为对外国研究成果的评析不够全面;另一方面体现为我国学者相关研究模型的建立仍未统一和完善, 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参见孔群喜, 石奇.通道费的市场规则:基于弱自然垄断行业特征的解释[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0 (6) ;刘向东, 沈健.我国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政策评述[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8 (2) .

[14] 赵亚平等.跨国零售在华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及其规制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126.

[15] 刘向东, 沈健.我国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政策评述[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8 (2) .

[16] 晓枫.零售业病根调查[J].网际商务, 2002-6-20.

[17] 汪浩.通道费与零售商市场力量[J].经济评论, 2006 (1) .

[18] 因销售数量的原因享受返利比较容易理解.对于零售商即时支付货款而可以享受返利,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目前零售量拖欠价款的情况十分严重, 因此零售商对即时支付货款而可以享受返利同样是合理的.

[19] 刘向东, 沈健.我国通道费的经济学分析与规制政策评述[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8 (2) .

[20] 邵建东.论折扣与不正当竞争[J].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 2002 (2) .

[21] 邱力生, 黄茜.试析通道费对国民经济运行安全的影响[J].财贸经济, 2007 (7) .

[22] 刘进.通道费、零售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反垄断法规制[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5) :35.

[23] 于海, 王乃水.九大因素影响通道费用标准[EB/OL].http://www.nmsti.com/jmdt/show.php?id=14477.

[24] 马建平.大型零售商通道费的法律规制研究西南财经大学[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4.

[25] 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改制更名, 以提高独立性[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tw/2012/02-06/3648289.shtml, 2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