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司法体系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审判公开到司法透明度的演变过程是司法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度扩张的过程。随着司法透明理念深入人心，在社会指标运动及法治指数的影响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随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纷纷探索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以评估司法公开的水平。
第一篇：司法体系论文范文
浅析公司法与公司监管体系
摘 要：通过《公司法》修订公司管理制度来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益。换而言之，公司监管体系与公司绩效有着密切联系，适当的监管能够促进公司绩效提升。在资本市场大潮中，公司管理层通过修订章程奠定公司制度的基石，勇于开拓进取，探索和发现公司自身优势，并且不断完善公司监督管理体系。本文主要论述了《公司法》与公司监管体系的相互联系。
关键词：公司法 监管 绩效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公司法》来强化并完善公司内部监督管理体系，以达到提升公司绩效为目的。更重要的是《公司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公司在实施改革过程中的向导。各类公司运用《公司法》来完善企业一整套内部管理制度，使之成为企业在实际管理监督体系中的尚方宝剑。公司在探索和发展中，管理者应从法律法规的视角出发，有效地依托《公司法》来监管公司管理人员的行为，并让企业蓬勃发展。通过《公司法》来评估公司自身价值，并从《公司法》法益价值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不伤害切身利益群体的基础上，达到公司大股东利益与管理层利益双平衡。作为公司管理者应重视公司内部开放稳健的营商环境，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也预期性修订公司法律制度，用以增强公司在其領域的生存适应性。
1 我国公司法发展历程及改善成果
1.1 公司法的发展历程
在《公司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首部商业法律称之为“公司条例”的正式发布虽在中华民国时期，但其大部分内容基于商法草案制定，并用于商事活动当中。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解决当时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商业问题，更为后来的《公司法》发展开拓道路。在民国时期通过“公司条例”来促进《公司法》进程，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今后颁布《公司法》打下基础。
“公司法”和“公司条例”在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存在不同，以民商法为主导的《公司法》在社会经济中融汇了诸多与实际相关的法律内容。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司法》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发挥其重要作用，尤其为保护商事活动和商事行为顺利开展保驾护航。商事活动则从实际商业领域出发，以《公司法》为引导来推动经济体制进行变革。由此可见，《公司法》在经济大潮下融合且不摒弃各式各样的“声音”，不断完善逐步显现改革成果。
1.2 公司法逐步改善成果
而今，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司法》被公司管理者广泛运用到公司实际管理当中。与此同时，《公司法》以《民商法》为基础下不断完善自身法律内容，发挥之法律效能。众所周知，《外企企业法》就是在《公司法》改革之后出版，并隶属于经济类法律法规。其主要对象是外资企业，强调其在我国经营范围内所需遵守的法律法规。因此，在我国恢复《公司法》的重要时期，众多国内企业也效仿外资企业管理方法不断提升内部管理制度。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内资企业管理者对法律的理解和认知逐渐增多。企业的商业行为虽以营利为目的，营商环境却与法律法规密不可分。在我国《公司法》发展进程中，大力发挥商法法益价值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助力器。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法》是我国民商法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在以民商法平等公正为大前提下，不断推进民商活动以达到市场经济全方位发展，其尤为显现《公司法》改革的成果。
2 公司法的重要作用
2.1 公司法的指导作用
在实际运营管理中，公司利益往往离不开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努力和付出。也就是说，公司利益和高管利益这两者密不可分，相互扶持才是发展之道。不容忽视的是，《公司法》对公司管理层行为和社会关系有一定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公司以指导为目的告诫其遵守公司章程，对于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并惩罚。而《公司法》则把企业管理运营的高效原则作为基石，转化为公司运转机能。在企业管理层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前提下，提升公司制度价值。并依靠《公司法》和高级管理层合作逐步实现公司总体规划，逐步提升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亮点，达到双赢的结果。
《公司法》以《宪法》为基础来改善其相关法律内容，以在企业中发挥更有利的作用。在企业实践管理监督过程中，除了外部社会条件制约企业不规则行为外，许多企业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公司法》对管理监管制度起到的重要作用。从企业总部集团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到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管流程，《公司法》都在其中起着有效引导。
2.2 公司法的助力作用
美国学者戈德斯就明确提出：“企业家的资助和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与手工艺人之间紧密的社会关系是欧洲崛起的一大原因。”公司核心竞争力存在于内部，合理的管理制度有助于提升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添砖加瓦。与此同时，现代经济发展下的公司，主要依靠自身管理制度。换而言之，公司的出现源于商业发展需求，那么《公司法》为企业保驾护航是顺应时代发展。公司的盈利来源于商品，社会经济发展中生产力推动社会进程步伐，商业活动在以商品贸易扩张为基础中，不断扩大公司盈利来源。由此可见，《公司法》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尤为重要，不仅为企业注入活力，更多的是在经济环境下推动商业发展。
2.3 公司法的监管作用
众多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普遍关注的问题仅仅是资本投入回报率。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运作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非正规化产品流入市场。有学者认为在公司经营环境中，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尤为重要。应从法律角度维护资本市场投资者利益，出售合规合法的金融产品。从企业角度出发管理层在资本市场不稳定因素存在下，永远应承担更大更重的责任和义务，其运营成本与所承担责任息息相关。企业实施管理过程中，监管也是有必要性存在的。从企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进入后，整体发展和资本市场运作密切相关，在合理范围内适度监管起到正向作用是引导企业走向正规经营之路的金钥匙。
3 公司法与公司管理监督体系
3.1 公司监管体系与股东利益
从诸多实例分析，公司监管体系和公司利益之间形成必要联系。实施监管对于公司績效有着双重作用，对于监管体系要进行一系列的系统化搭建。公司管理层应部署详细周密，切勿操之过急。有效地监管体系像催化剂一样注入企业后有利于公司绩效发展，提高公司整体业绩。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存在各式各样的管理问题，无疑从资本运行出发都有可能成为资本市场中的牺牲品，被操控、被利用。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既有利于企业监管，也是保护股东和各管理层的利益。我们可以看到现今以资本带动利益团体，以营利为团体目标的公司体制被推崇。《公司法》存在的核心的目的是保护股东的权益不受到威胁，并可以顺利获得既定利益。那么通过《公司法》完善现有公司管理制度既保护股东权益也保护管理层权益，在运营投入中无论大股东还是小股东，还是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治理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意见和建议，其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护自身权益不受到侵害。企业监管过程中要对不同类型制度进行平衡性调整，在对内部制度进行强化治理的同时，修改章程落实到企业运营当中，充分发挥董事长、监事会、管理人员等功能，实施公司监管章程，用以保护股东、债权人的利益。
3.2 公司监管与公司管理层联系
适时提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工作职责划分清楚是关键点。我国《公司法》现阶段还在不断完善，在企业中《公司法》本身的执行力是显而易见的。在进行实践管理体制中，公司管理层首先要对体制内容进行深入了解和认知，配合制定出更加完善且安全的管理措施。钱德勒说：“对公司效益有积极影响是管理阶层并非资本家”，我们在企业中的管理层是企业管理的中流砥柱，需要以完善的企业制度为监管体系来管理公司。
与此同时，公司监管在实践中还有很多困难，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多情况下是无法用《公司法》或公司内部制度强行实施的。公司为了保证股东、投资者利益，忽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在公司执行监管的整个过程中找到适合平衡点，要重视公司管理层处理事件的合理性，关注其处理方式。维护公司管理层的合理利益，保护其在公司监管过程中的润滑功能，用以推动公司正常运营。
3.3 公司监管有利于公司自身发展
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说：“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内部性质指令比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企业本身就是尝尝即止的替代者。”那么需要企业在现实中做到内部合理竞争，管理合理化推进。从维护市场角度出发，提升自身监管力度，用以提高在社会经济中的竞争力。通过《公司法》来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以内部竞争来推动企业制度化改革，这些都是理念上对企业管理的转变。通过企业管理者开拓思路引导团队开拓进取，才能探索和发掘公司本身的竞争优势。
4 结语
综上分析，完善公司内部监管体系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提高公司自身发展是主要目的。在公司运营领域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不开《公司法》的引导。公司监管制度改革的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要面对，那么内部监管体系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表现。在资本市场潮起潮落下，公司监管体系在推进公司实质改革中逐步完善。有效的公司监管体系，可以带动市场整体竞争秩序有序运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实施公司监管过程中，应与之并行发展;不断了解《公司法》内容且不断完善公司监管体系，从整个管理体系出发将大大有助于公司营商环境良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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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庞璐
第二篇：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机制创新
〔摘要〕审判公开到司法透明度的演变过程是司法公开的内容、方式、程度扩张的过程。随着司法透明理念深入人心，在社会指标运动及法治指数的影响下，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随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纷纷探索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以评估司法公开的水平。2013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为司法公开评估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更加注重司法公开内容的精细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强调司法公开载体建设的重要性。今后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建设将坚持司法公开中内容公开和方式公开并重的理念，并在现有对内容评估标准已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司法公开方式评估标准的构建。
〔关键词〕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公开内容;公开方式;司法透明度;司法公正
〔
随着司法公开改革的深入，无论是公开的内容、公开的方式，还是公开的程度，司法公开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审判公开原则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对司法运作过程透明度的要求，而司法必须以民众为基础，反映民众最广泛的意愿。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不能得到民众最广泛的信赖，司法便会被扭曲，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要想司法得到民众的信赖和获得广泛的民众基础，就必须使司法体制及其运作具有“透明度”，而司法“透明”的实现依赖于一套完备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
一、我国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演变历程
司法公开是诉讼活动的一项准则，它的目的在于保持司法制度运作的完美和司法活动过程及结果的公正，它是人们对国家法制的依赖感和司法的公信力的来源。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基础，是司法腐败最好的“防腐剂”，也是提高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权威的前提。
公开审判制度最早由18世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他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猛烈的抨击了当时封建主义的司法专横、秘密审判和法官的擅断，并指出：“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审判公开原则成为了一项基本诉讼原则为世界各民主国家立法所接受，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审判公开原则同样是我国诉讼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国三大诉讼法也均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然而，审判公开原则仅仅局限于审判阶段，公开的内容与方式较为单一，无法满足民众日益扩张的司法知情权以及司法参与权，于是要求整个司法运作过程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
纵观人民法院三个改革纲要中关于司法公开的规定，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司法改革从审判公开走向司法公开的发展轨迹。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第12条规定：“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3月8日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此时的公开审判仅限于开庭审理和宣判两个阶段。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第10条规定：“进一步落实依法公开审判原则，采取司法公开的新措施，确定案件运作过程中相关环节的公开范围和方式，为社会全面了解法院的职能、活动提供各种渠道，提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透明度。”从审判公开到司法公开概念的转变是一大亮点，公开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张，包括审判公开、执行公开和其他工作的公开。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第25条中规定：“加强和完善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完善庭审旁听制度，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完善公开听证制度。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和执行案件信息的网上查询制度。”司法透明度概念首次在司法改革纲要中亮相，司法公开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张。人民法院三个改革纲要生动地展示了我国司法公开的发展历程：由审判的狭义一元公开变为司法的广义多元公开(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六公开)。有学者将人民法院三个改革纲要概括为我国司法公开的三个时期：庭审公开时期(2004年以前)，有限司法
公开时期(2004-2008)，全面司法公开时期(2009-至今)。 2013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这一部被誉为司法改革“一号文件”再一次聚焦司法公开改革，并认识到司法公开改革离不开司法公开方式的不断拓展，强调：“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重视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方式，扩大司法公开的影响力，丰富司法民主的方式和内容。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和普遍关心的纠纷，要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公开相关情况，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和疑惑。要研究和把握自媒体时代舆情与司法审判相互影响的规律与特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正确对待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勇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弥补工作中的不足，敢于抵制非理性、非法的诉求以及恶意的舆论炒作，善于正面引导社会舆论，逐步形成司法审判与社会舆论常态化的良性互动。”可见，我国司法公开的内容不断丰富、深化，司法公开的方式也不断拓展、多样化，而司法公开评估体系正是对司法公开的内容和方式进行全面评估的一种制度设计。
2014年《法治蓝皮书》推出《中国司法透明指数报告》《中国海事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和《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报告》四大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表明我国司法透明实证研究达到新高度。蓝皮书中《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首次将最高人民法院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法院纳入测评范围，实现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较大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全覆盖;首次发布中国海事司法透明度指数，对全国10个海事法院的司法透明度进行评估;首次发布浙江法院阳光司法指数，对浙江省三级103个法院的司法透明状况进行评估。随后，全国许多法院都开始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设计司法公开的评估体系。
二、客观看待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利与弊
司法公开评估体系通常是以统计学上的指数概念为基础，是通过建立一套切实有效的量化评估指标，运用科学规范的评估方法，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法院司法公开状况进行定性、定量、定位分析评价而得出的一种动态相对数，再根据评估得出的数据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如何客观地看待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并合理地运用该制度，真正做到趋利避害是我们在探索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之前必须明确的问题。
(一)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作用
首先，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可以客观反映一个地区的司法公开水平。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评估范围全面，指标广泛具体，且量化的评估方法直观明确，通过对司法公开指数的的走势图进行理论分析、趋势分析、价值效用分析等帮助决策者全面把握司法公开的情况和发展趋势，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具有良好的指引、导向作用。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为司法公开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构建了约束机制，也让司法公开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有了改进的目标和方向。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存在有利于推动司法公开原则从理念向行动的转变，也是实现司法公开从硬性约束向内在自觉转变的有效手段。再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搭建起司法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司法公开评估体系通常包括内部评估指数和外部评估指数，外部评估指数的设计是面向当事人、社会公众、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搭建了民众参与司法民主监督的平台，保障了当事人和民众的相关司法权利。同时，司法公开评估体系还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和关注，也是公民法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最后，司法公开评估体系有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存在一方面约束了司法审判人员，提高了司法效率，实现了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存在也为法官的司法审判工作提供了保护机制，用评估体系作为一种倒逼机制，维护司法的独立性、廉洁性、公正性。
(二)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局限
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司法公开的评估分数纳入法院的绩效考评制度。过分看重形式化的数据指标有可能导致机械科学主义的倾向。如果在考评制度中过分强调司法公开透明指数的“高分数”可能会导致法院功利化地追求高分数而使不应公开的案件被公开或应公开的案件被过度曝光，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公平受审权和法院的司法权威，这显然是违背司法规律的。因此，必须客观地看待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作用，清醒地看待数字管理和司法透明，趋利避害，实现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价值最大化。
三、司法公开的内容应当更加规范化
司法公开离不开全面的司法公开内容和多元的司法公开载体，而这两者也是完备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不可或缺的评估内容。
2010年《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有关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开始扬帆起航。从内容上看，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包含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以及工作机制七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下又包含若干指数，共计24项。在每项指数下又包含了若干分指标，内容全面，基本包含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从结构上看，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不仅包括应当予以公开的内容，而且包括了确保司法公开顺利实现的有关工作机制，两者有效结合，使得司法公开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从分数比重上看，庭审公开以及工作机制的建设是司法公开评估体系设计的重中之重，同时文书公开的重要性也得以体现。
然而，最高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将司法公开的主要内容规定为“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工作机制”七个方面，这种内容安排并不完全科学，具体内容规定得较为抽象，各部分的规定存在交叉现象。 201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通过构建审判流程公开平台①、裁判文书公开平台②、执行信息公开平台③的契机，细化了司法公开的
①推进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建设：人民法院应当加强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大厅)的科技化与规范化建设，利用政务网站、12368电话语音系统、手机短信平台、电子公告屏和触摸屏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公众提供全方位、多元化、高效率的审判流程公开服务。
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向公众公开案件的裁判文书。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将其传送至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应当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不得在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之外对这项工作设置任何障碍。各级人民法院对其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质量负责。
③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向公众公开以下信息：(1)执行案件的立案标准、启动程序、执行收费标准和根据、执行费缓减免的条件和程序;(2)执行风险提示;(3)悬赏公告、拍卖公告等。
而当事人凭密码从执行信息公开平台获取以下信息：(1)执行立案信息;(2)执行人员信息;(3)执行程序变更信息;(4)执行措施信息;(5)执行财产处置信息;(6)执行裁决信息;(7)执行结案信息;(8)执行款项分配信息;(9)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信息等。为充分发挥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功能，人民法院还应当向公众公开以下信息，并方便公众根据被执行人的姓名或名称、身份证号或组织机构代码进行查询：(1)未结执行实施案件的被执行人信息;(2)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3)限制出境被执行人名单信息;(4)限制招投标被执行人名单信息;(5)限制高消费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等。
内容。从《六项规定》到《若干意见》，不难发现，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内容开始走向精细化、规范化。所谓精细化是指司法公开的内容应尽可能地全面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所谓规范化是指司法公开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注意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若干意见》在《六项规定》的基础上区分了对当事人公开的信息和对公众公开的信息，合理地把握了不同司法信息的公开限度，从而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直以来，如何在公民的知情权、诉讼参与权、监督权、发言权与法院告知义务、释明答疑义务之间寻得平衡是司法公开评估体系设计的重点和难点。
《若干意见》中区分不同信息的性质，有些信息向所有公众公开，有些信息需要当事人凭密码获取的做法正是对公民权利与法院义务的一种平衡，对公民知情权与当事人隐私权的一种平衡。因此，在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内容的过程中，必须把握权利与义务、原则与例外的平衡，不得一味追求扩大公开的范围而在赋予一方知情权的同时却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也不得以所谓的“公共利益”为借口侵害公民的知情权，从而使得司法公开的内容更加规范化。
当然，最高法院司法公开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若干意见》，将人民法院人员信息的内容也纳入司法公开的范围。司法信息公开还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可以参照2015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推进检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将检务公开的内容分为三类即检察案件信息、检察政务信息、检察队伍信息。由于《六项规定》中的六大公开仅仅是人民法院案件信息公开的内容，并没有涉及“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的内容，而《若干意见》中关于法院机构信息、人员信息的内容正好与检务公开“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对应，因而借鉴检务公开，司法公开的具体指标设计，可在六大公开之外规定“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公开的内容。
根据以上内容设计的司法公开指数评估体系，范围更加全面、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据此修改《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在“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工作机制”7个方面的基础上，增加“政务信息”和“队伍信息”，共9 个方面，分别设定一定的分值;而9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中，公开方式、主体责任的落实又分别占一定的分值。我们应当根据这样一个新标准，在充分论证、合理配置具体分值的前提下，尽快颁布新的指数体系，以指导下一步的司法公开工作。
四、司法公开的方式应当纳入评估指标
从公开范围上看，面向社会与面向当事人相结合，《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合理地把握了不同司法信息的公开限度，从而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司法公开的方式或载体的重要性在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对司法公开方式评估的忽视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法院的司法公开水平。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法院过去传统的司法公开方式必须与新型的司法公开方式相结合，充分利用起多样化的、日新月异的司法公开的载体。在《若干意见》中明确了三大平台建设应当适应新兴传播媒体的快速发展，创新司法公开的方式。新时代背景下，司法公开的方式除了要求具有全面性和准确性以外，还必须强调及时性和便民性。信息发达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因为人口、地域、信息量过大等原因而导致信息难以接近的年代，如果公开的方式不当，名义上已经“公之于众”的信息实际上会被隐藏于表面上属于公开载体的障碍之下。比如，将裁判文书张贴于法院的公告栏内，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就是将它“隐藏”于茫茫大地上某一个角落密密麻麻的纸片之中。〔1〕因此，仅有公开内容上的最大化，只是实现了全面公开，还不一定能及时、真正公开，要落实公民的知情权，还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公开，以实现司法公开的及时性，如“人民法院的开庭公告、听证公告至迟应当于开庭、听证三日前在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公布”，“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将其传送至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将执行现场的视频、音频通过无线网络实时传输回执行指挥中心，并及时存档，实现执行案件的全程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强调司法公开的及时性，迟到的司法公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开，也使得司法公开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新型司法公开方式的灵魂在于其可以第一时间为公众所知悉，其及时性是传统司法公开方式无可比拟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中国裁判文书网应当提供便捷有效的查询检索系统，方便公众按照关键词对在该网公布的裁判文书进行检索，确保裁判文书的有效获取。”为此，法院在推进司法公开过程中，应当特别强调网站的建设，并注重加强网站版面设计，提高网站的简洁性和易用性，注重信息公开的便民性，定期检查网站运行情况，维护信息链接的有效性。〔2〕
目前，司法公开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传统的司法公开方式和新型的司法公开方式。传统的司法公开方式主要包括公告栏、公示屏幕、诉讼指引资料、报纸期刊、公众开放日等，这些公开方式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往往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在法院才能获得相关信息，其受益者十分有限。新型的司法公开方式主要包括微博、博客等自媒体方式公开，网络视频播放、网站建设等网络服务平台公开，手机短信、微信等手机客户端公开、数字化法庭建设等等，新型司法公开方式是与时俱进地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让更多的人可以更加便捷地获得司法信息。同时，新型的司法公开方式还有一个传统的司法公开方式无以比拟的优势就是其可以及时地公开司法过程中的相关细节，让司法公开与案件的诉讼进展同步，从立案时的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平台、庭审录音录像直播或微博直播、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到结案后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
五、 “双轮驱动”下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
当司法遇上自媒体时代，抗拒、躲避都会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带来伤害。因此，在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时，应强调司法公开内容评估与司法公开方式评估并驾齐驱的评估方式，也只有采用“双轮驱动”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司法公开才是真正全面的、深入的公开。现阶段，在司法公开的内容研究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司法公开的方式予以引导、规范，以避免有些法院公开内容丰富，方式却很单一，公开的司法信息无法真正有效地到达公众的现象。如东莞市二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考评标准》就是将公开形式放在考评的内容中，“通过宣传栏、公告牌、电子触摸屏或者法院网站等”公布格式化信息，通过“案件信息网上查询系统”进行流程信息网上点对点公开。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各种形式之间不能互相代替，而且，对于面向公众公开的内容，应当在网络公开，而不应当由法院选择“宣传栏、公告牌、电子触摸屏或者法院网站”中的某一项，也就是说，只要是面向公众的公开，必须网上公开，但照顾到社会上有些人可能不上网，宣传栏、公告牌、电子触摸屏等可以作为辅助的形式。
在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给予司法公开方式的评估以准确的定位，它是实现司法公开的必要途径，对于某一内容公开没有采用规定的形式的，应当将内容中的分数扣除50%。而在司法公开方式评估的设计时，又应当顺应时代的需要，把握住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更加注重对新型司法公开方式的设计，从而真正实现司法公开应当是最大限度的公开。
将司法公开的方式评估纳入司法公开评估体系具有创新性，同时也存在必然性。目前我国各地法院虽然为推动司法公开创造性地推出了门户网站平台、手机短信平台、微信客户端，微博公开平台等等，然而这些司法公开的方式和载体并没有被单独列入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之中，司法公开评估体系依然倚重于司法公开的内容设计。这种单轮驱动的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缺乏平衡性，容易导致司法公开的内容华而不实，无法真正到达民众。司法要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融入人们的生活，为人们了解司法提供最快捷、最方便的渠道和平台。多样化的司法公开载体将信息技术的力量内化成司法公开的助推器，从而真正履行司法对民众“以公开促公正”的承诺。因此，未来在设计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司法公开内容评估与司法公开形式评估的双轮驱动，以真正实现司法公开评估体系的平衡、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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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彦武】
作者：高一飞 祝继萍
第三篇：检察机关司法责任体系构建模式的思考
摘要：检察机关司法责任体系构建模式应当遵循促进实现司法责任制度功能、促进实现检察职能分解、考量法文化与社会文化背景、促进实现办案运行新模式、体现系统性与层次性，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司法责任主体、划分职责权限、认定与追究司法责任、开展检察管理与监督以及加强司法职业保障等。
关键词：司法责任体系 构建模式 司法办案权限 检察管理与监督 职业保障
“司法责任体系”实际上就是要对司法责任采用体系化的认识方法，将司法责任的各种现象与形式归纳成为一个有机体。构建司法责任体系应当遵循一定的构建模式。检察院与法院在建立司法责任上有所差别，本文仅论及检察机关司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模式问题。
一、对司法责任做体系化认知，符合历史、理论与实务对司法责任认识的共同规律
(一)我国古代法律对司法责任的体系化认识
我国古代司法责任制度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泛，基本涵盖所有诉讼活动的各层面。有研究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和十六个方面。三个层次即案件受理责任、事实查明责任和据法裁判责任;[1]十六个方面则包括“违法受理、违法逮捕、违法羁押、据证定罪、违法检验、违法管辖、违法回避、躬亲鞠狱、违法刑讯、状外求罪、违法断罪、同职连坐、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和违法行刑等”[2]。这些具体的责任形态都是对应当承担司法责任情形的归纳概括，有的甚至符合现代的诉讼理论与理念，不仅对当时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和操作意义，即使对于当前归咎司法责任的实践与研究都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二)理论研究对司法责任的体系化认识
关于当前对司法责任或办案责任的理论研究，也都是对司法责任制做体系化的认识。有的对司法责任作出不同类型区分，如区分程序性司法责任和实体性司法责任，司法机关的司法责任和司法人员的司法责任，司法民事责任、司法行政责任和司法刑事责任。[3]有的按照权力运行的逻辑，从确权、立规、监督和问责四个层面，构建权责明晰、运转规范的检察官办案责任体系。[4]这两种关于司法责任体系的认识，前者是平面化的认知模式，即仅在一个层面对司法责任做体系化认识;后者立体化的认知模式，即在不同层面对司法责任做体系化认识，较之前者对司法责任作出立体化和动态化的解释。
(三)实务工作对司法责任的体系化认识
实务部门也都强调对司法责任做体系化认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司法责任划分为故意违法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曹建明检察长强调要从确定责任主体、划分司法责任类型、授权与担责、惩戒与追责、履职保障等多个层面认识司法责任。湖北省检察机关提出司法责任体系包括目标责任、职责划分和责任承担等三个部分。
综上而言，对司法责任做体系化认知，符合历史、理论与实务对司法责任认识的共同规律，但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司法责任体系构建缺乏一定的基本模式指导，可能影响到实践对构建司法责任体系的标准化操作。
二、司法责任体系构建模式的基本遵循
(一)促进实现司法责任制度功能
司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模式既要有利于推动司法权力的运转，又要对司法权力运行加以约束。既要对社会公众的要求做出积极回应，吸纳公众对司法错案的怨恨与不满，又要促进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作出正确评判，形成良好共识，传递与塑造司法文化。
(二)促进实现检察职能分解
检察权复杂属性决定了检察职能分解及其富有争议。司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模式要与所选择的检察职能分解模式相适应，必须强化所欲实现的检察职能分解目标。
(三)考量法文化与社会文化背景
司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模式会受到一定的法文化与历史文化背景影响。当前司法改革中，构建司法责任体系，容易受到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以及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三种法律文化影响。目前司法责任方案中所体现的对司法办案人员适度放权但又不放弃对司法办案行为的监督，相反不断加强监督的思路，正体现了西方法官独立和中国传统的监督两种法律文化相互较量的结果。
(四)促进实现办案运行新模式
办案运行新模式主要依靠落实司法责任制推动实现。因此，司法责任体系的构建模式要有利于促进实现办案运行新模式，要注重厘清检察官与检察长、检委会、检察辅助人员、部门负责人以及检察官相互之间的责任关系，推进落实检察领导办案责任，优化审批程序，规范指挥指令，实现办案组协同办案，等等。
(五)体现系统性与层次性
司法责任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应当互为支撑、相互促进，推进实现司法公正，满足公众司法诉求。另一方面，体系内各构成部分之间是分解并列或者相互储存关系，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同时，在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实现司法公正中发挥的各种功能，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层次分明的功能系统。
三、司法责任体系构建模式的基本内容
(一)确定司法责任主体
司法责任主体是参与司法办案的全部检察人员以及对司法办案活动负有管理监督职责的其他检察人员。实践中应当明确以下几种样态：司法办案责任主体与管理监督责任主体，承办责任主体与决策责任主体，主办责任主体与协办责任主体，个人责任主体与单位责任主体，单独责任主体与共同责任主体。以上区分有利于划清不同种类的司法责任主体承担不同程度的司法责任，也有利于推进实现办案运行新模式。
(二)划分职责权限
职责划分與权限划分有所区别，不能相互替代。职责是职务上应尽的责任，权限是职务权力的范围。职责划分要求为每一个岗位各类检察人员都制定责任清单，规定到具体操作和要求，是各类检察人员岗位工作的操作指引。实践中，检察机关普遍制定责任清单或岗位说明书，从而明确职责划分。
权限划分是为各权力主体确定各自有权决定的事项范围，使得追责有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权限划分，即在检察长、检委会与检察官之间的权限划分。对此，目前，实务界已确立了明确的思路，学术界提出了有价值的参考。比如，湖北省检察院确定“抓两大、放两小”的基本原则性标准，学术界龙宗智教授提出可参考的“大小原则、上下原则、书状原则、争议性原则、强制性原则”[5]。有学者提出充分考虑个人决策与组织决策的优劣确定检委会决定案件的范围。[6]
另一方面，权限划分还存在于不同业务类型横向之间，实践中，也容易发生混乱与混淆。对此，权限划分应遵循检察权力运行规律，要促进实现所选定的检察职能分解模式。
(三)认定与追究司法责任
認定与追究司法责任，是司法责任的实现环节，主要包括：划分司法责任类型、进行司法责任归责与开展司法责任追究等内容。
1.划分司法责任类型。划分司法责任类型应当促进实现司法责任制度的功能，体现系统性与层次性。《意见》将司法责任区分为故意违法责任、重大过失责任和监督管理责任三种类型，将承担司法责任的情形划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为司法人员消除一些顾虑，对于促进司法人员严格依法履职具有一定的意义。除此之外，一方面，还应当明确案件受理之责、案件事实查明之责、案件决策之责、对上级办案指令的执行之责等情形，从而解决当前诉讼机制在检察环节运行面临的突出障碍，如错误地不予受理案件，案件事实能够查明而未查明，有权决定而不作出决定，下级检察人员错误执行、怠于执行、消极执行等等。另一方面，还应当明确司法办案绩效之责与职业伦理职责，为司法人员设置较高的恪尽勤勉义务和行为禁止义务，使得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及其人员形成恪尽职守、勤勉努力、严于律己的印象，也传递出一种司法勤勉、谨慎、自律、廉洁的价值观念。
2.进行司法责任归责。进行司法责任归责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司法责任分配。其意义在于厘清不同层级、不同身份检察人员之间的责任关系，使得检察人员能够各负其责，实现追责有据。《意见》第37至41条分别对司法责任在检察官之间、检察官与检察辅助人员之间、检察长与检察官之间、检委会与检察官之间以及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责任关系进行了原则性划分，体现了“谁承办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基本原则。另一是对司法责任归咎。其意义在于确定归咎司法责任的基本遵循。民事侵权归责遵循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国家赔偿责任归责遵循违法归责原则和结果归责原则。而司法责任的归责原则，有研究将司法责任模式划分为结果责任模式、程序责任模式和职业伦理责任模式，[7]实际上是确立了三种归责模式。《意见》第32至36条的具体规定，体现了对于检察人员的司法办案责任以及监督管理责任均采取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第36条规定的管理监督责任，是对不当的管理监督行为所应承担的司法责任，也可以认为是司法办案责任的连带责任，体现了司法责任连带的思想。除此之外，对检察机关应当承担的司法办案责任，应结合《国家赔偿法》第17、18条的具体规定，采取违法责任原则和结果责任原则。
3.开展司法责任追究。司法责任的追究是以司法行为理论为根基。司法责任因司法行为具有可归咎的主观过错才能成立。因而，司法责任的追究不唯案件结果论，但以案件结果为启动追责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司法责任的追究与认定主体。有观点认为：建立一个相对于独立于法院、检察院的专门的司法惩戒委员会。[8]域外法治国家的做法也是普遍如此。比如在美国，对于联邦法官的严重违法行为，由国会进行弹劾与审判。对于一般违反法官行为准则的行为，则由各司法管辖区的司法委员会负责处理。司法委员会通常由法官、律师或一定的民意代表组成。《意见》第42、43条规定由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参与对检察人员的司法责任追究与认定。然而，当前，检察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即将会相对独立于检察机关，由同级党委纪检委实行派驻，实质也将会由一个相对独立于检察机关的机构承担司法责任的追究与认定职责。
(2)司法责任的追究程序。这一程序具有行政化与司法化两种构造模式。《意见》第42、43条对追究检察人员司法责任的程序进行了司法化构造。其中，检察机关纪检监察机构作为“控方”，即调查核实检察人员的司法过错行为以及核查是否存在应予追究司法责任的情形，将调查结果移送省级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审议。当事检察官有权进行陈述、辩解、申请复议。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这一司法化的程序设置模式，遵循了对解决纠纷要进行司法化裁判的一般规律。
(3)司法责任的追究时限。实践中有受限制与不受限制两种观点和选择。《意见》第3条规定，检察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落实责任追究，才能实现终身负责。因此，可以认为司法责任追究时限不受限制。这样规定具有吸纳公众对司法错案的怨恨与不满的考量。然而，检察人员在司法办案活动中涉嫌犯罪的，应受到《刑法》中关于犯罪追诉时效规定的限制。
(4)司法责任的承担。司法责任的承担，是对认定承担司法责任后的处理。结合《意见》第44条规定，司法责任的承担是按照干部人事和纪律处分以及刑事法律处分两个层次划分。《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对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相关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司法责任承担实际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干部人事和纪律处分、刑事法律处分和民事责任。除此之外，司法责任的承担还应具有绩效层面的内部管理责任，是办案数量没有完成，或者所办理案件存在质量瑕疵，所应当承担的内部管理责任，是为支撑诉讼有效运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体现为在司法办案绩效层面对检察官的惩戒与激励。
(四)开展检察管理与监督
检察管理与监督机制是司法责任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担监督管理司法责任的前提，包括管理与监督两个方面。《意见》第22至29条明确实施检察管理的主要方面，第30、31条明确实施检察监督的主要方面，但其只是对实施检察管理与监督作出原则性、方向性的规定。司法责任类型中明确了管理监督责任这一类型，就应当明确管理监督责任的具体内容，才能真正有效认定与追究管理监督责任。一方面，应当对检察工作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检察管理与监督的内容进行梳理，将其转化成为实施检察管理与监督的具体工作规范。另一方面，检察领导基于检察管理与监督的实际工作需要，也可以自行制定检察管理与监督工作规范。但应当遵循谦抑性原则和检察权结果监督的主动性原则。既要保持监督克制，避免过渡监督而干涉检察权相对独立和高效运行;又要注重在检察权行使结束后，积极主动地对部分容易出问题的重点案件、重点环节进行评估检查，以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需要追究责任，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五)加强司法职业保障
司法职业保障是对落实司法责任的保障，反映对司法机关与人员的资源配置以及支持条件。司法职业保障不到位，司法责任则难以落实，司法责任改革也将面临诸多矛盾。结合相关规定，一般认为，检察官职业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检察官身份保障机制、检察人员相对独立办理案件的保障机制、检察官选任和遴选机制、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与薪资保障机制以及依法履行职务的责任豁免机制，等等。加强司法职业保障通常涉及检察机关与多个部门进行反复磋商，是一个长期过程，通常会滞后于检察机关所能够主导的责任制改革的其他方面。对此，应当正确认识司法职业保障的滞后性，既应当着力于促进实现其他重要部门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积极参与。只有共同参与，才能有利于相互磋商并提高磋商效率。又要注重在既定的有限的体制或制度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加强对检察人员的职业保障措施。
注释：
[1]关于三类责任的历史渊源，参见柴荣、林群丰：《论中国传统司法责任制度及其当代价值》，载《河北法学》2016年第5期。
[2]巩富文：《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实借鉴》，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3]参见谢高仕：《从责任豁免制中走出的司法行为——简论司法责任》，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参见邹开红：《检察官执法办案责任体系构建分析》，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9期。
[5]龙宗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1期。
[6]参见谢鹏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三个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7]参见孟军：《司法改革背景下中国司法责任制度转向》，载《湖湘论坛》2016年第1期。
[8]参见陈卫东：《合法性、民主性、受制性：司法改革应当关注的三个“关键词”》，载《法学杂志》2014 年第10期;谭世贵、骆梅英：《法院司法问责若干问题研究》，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作者：常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