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英国的文化差异

第一篇：中国和英国的文化差异

中国茶道的文化底蕴和内涵

作者： 发表于：2009-12-22 11:35:58 中国黑茶网 共有0 条评论 我要评论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是产茶大国，又是饮茶大国，中国人已有两千多年的饮茶史，它以中国文化为依托，由品茗升华为茶道。中国茶道酝酿于汉朝，成于唐朝，盛于宋朝，它总体上以中国古代哲学为指导思想，根植于华夏文化之中，并以民族传统美德为追求目标。随着饮茶习俗的传播，以在亚洲许多国家扎根，特别在日本形成了独树一帜，非常考究的日本茶道。而今走向世界，又促进了世界茶业及茶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当今的中国，说起茶叶、茶的功效、茶的药用价值和喝茶的好处，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说起茶道来，恐怕是知道的人不多。而一般的喝茶和茶道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什么是茶道呢?茶道茶道，乃以茶载道。茶作为古老的经济作物，最早出现于神农时代，神农氏尝百草，发现茶有解毒作用，从此茶的药用、食用、种植得到广泛的发展。到了唐代，茶圣陆羽写《茶经》时，社会上出现“茶道”名词，从此创立了中国茶道，为华夏文明和世界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继唐之后，宋代饮茶更为普遍。宋明两代商贸繁荣，饮茶成了一大行当，由家庭走向社会，由比屋之饮发展到了茶馆、茶亭、茶摊，由独饮发展了办茶会、茶聚饮。茶事不再是个人的享受，已成为全方位向社会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载体，一个小小的茶馆成为了社会生活的缩影和一面镜子。“道”，寓于饮茶之中，所以，茶道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茶的广为种植，二是茶的品饮及方式。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产茶饮茶过程中有所感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形成了独具风采的茶文化，由琢磨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茶道。茶道是一种文化艺能，是茶事与茶文化的完美结合，是修养和教化的手段。它不仅重视饮茶艺能，还重视饮茶时的自然环境、人际关系和茶人心态。具体地说，茶道的构成有5个方面：茶艺，茶人，主题，程序，环境。

茶艺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变成了一门艺术，它包括精茶、洁水、活水、妙器;茶道的角色是茶人，包括烹茶的人和饮茶的人，茶人当有资格标准;茶道要有主题，可严肃，可轻松。然而，友谊是茶道永恒的主题，茶道的过程就是程序，也就是茶道进行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应受到礼法教育，获得道德修养;中国茶道重视品饮的环境、茶室的格局和内部装饰顺乎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

“天人合一”的境地。

中国茶道吸收了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精华。儒家的中庸、和谐在中国茶道中表现为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道家强调的天人合一，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自然观、哲学观、美学观以及佛教朴素的思想境界都在中国茶道中体现得更加充分，这些无疑形成了中国茶道丰富的精神内涵。

中国茶道与文化艺术、地域民俗的契合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性表现出鲜活的个性风俗。有茶为诗魂之誉，以茶助文思，以茶雅趣，以茶歌舞;有北京的茶馆，天津的茶社，广东的茶楼，杭州的茶室等品饮茶的场所;有广东、福建的功夫茶，白族的三道茶，满族的盖碗茶等形式;有

茶俗，茶礼，茶仪等内容。中国茶道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强烈的民族色彩，浓郁的文化气息。

第二篇：中国企业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的比较

企业文化是企业个性意识及内涵的总称，其只能以企业组织行为所体现。具体指企业全体员工在企业运行过程中所培育形成的、与企业组织行为相关联的、并事实上成为全体员工主流意识而被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体系、基本信息及企业组织行为规范的总和。当今世界几大主流文化产生在发达的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他们有着相似点，但是更多的是不同的企业文化来适应这个国家的企业发展。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企业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完善，不过也不容小觑。这里，我们就来讨论下日本企业文化与中国企业文化的差异。

日本企业文化的形成收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地理因素的影响。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匮乏，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感很强同时意味着侵略性很强。因为地域狭小资源匮乏，所以日本人渴望成为强者。他们民族单一，结构同质，具有国民意识和行为趋于同一的民族习惯。这个充分体现在他们的企业文化中，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团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这个下面还会提到。

其次，是受东方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接近宗教式的文化，但日本对个人的宗教信仰是没什么规定的，一个人可以信仰好几种宗教，但是，对日本人影响较深的还是中国的儒教。儒学的空间范围是从家开始，它把国家也当做家来看待。日本人把这点进行延伸和升华，把企业和组织变成家的概念，原来的一套儒学理论变成了企业凝聚力的基础。因此，在日本，人们对企业的忠诚就好比中国人对家的忠诚。

再次，是世界环境的影响。纵观历史，我们可以说日本企业文化是历史催化出来的。我们知道，催化日本企业文化的有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战后的正确选择。日本政府和国民对当时的现实，不得不思考日本的未来何在。对于以失败告终的第一次崛起—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这个民族认真思考如何实现第二次崛起。企业文化正好满足了这一民族思考的需要。正是以这种思考去谋求生存和发展，便做出了与时俱进的选择---走经济全球化之路。同时，事实证明日本企业文化的飞速发展离不开这个廉政、高效的服务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有利于日本企业文化的形成。

最后是日本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的恩耻观强化了员工对企业的“一体感”，它以重视群体为特征，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强调群体的和

谐统一的价值观。这种社会文化为孕育日本企业文化埋下了很好的土壤。

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分为四大块：1)具有鲜明的团队精神 2)具有很强的集体荣誉感 3)企业终身雇佣制 4)员工勤奋忠诚。

毋庸置疑，日本企业文化中强调的最多的就是团队精神。在上文我们也提到了日本民族单一，结构同质。单一的民族造就了他们抱团式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大的团体，而万千个日本企业又是一个大的团体。区别于美国企业文化，美国的员工把个人与公司分明的很清楚，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然而日本不是这样，日本因为他们地理环境历史因素等种种原因的驱使，使得企业员工之间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员工把公司和自己是捆绑在一起的。日本的团队精神是从教育开始抓起，在学校中非常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在一个班级中分成几个学习小组之类的，这个和以后公司里面的组织结构是非常相似的。

集体荣誉感则是基于日本员工的团队精神之上的。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团队精神，因此，他们把自己团体的荣誉视做至高无上。这就是把企业当做家，把团体当做个人来看待。这点可以和特点四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注重集体荣誉感，所以员工在企业中十分勤奋，这有区别于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

最有特色的就算是企业的终身雇佣制。这种制度有如下特征：

1)录用刚毕业的大学生 2)以综合能力为基准进行录用 3)被录用者主动要求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企业但是企业必须保障本人一生的职业作为前提。这种制度要求不论是企业员工还是企业的管理者都要慎重考虑对方，一旦确定则不会变更，员工则把其一生奉献给这个企业。

现在来谈谈中国的企业文化。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中国的企业文化正处于孩童时期。中国有企业文化这个概念也是近几十年的事，随着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企业文化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被视为资本主义更别说发展企业文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迅速发展，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到中外合资再到外企，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进与完善，也从国外引进了企业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企业真正释放其活力也只是这近十年，因此企业文化虽然已经形成但是还有很大需要改善的空间。

中国企业文化有如下几个特点：1)政治色彩浓厚 2)注重伦理道德 3)人

治情治法治相结合 4)缺乏个性、特色。

谈到政治色彩浓厚，中国的很多企业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简单的说来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个和中国现在的国情有关，因为中国的企业现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企业还不是很规范，其企业文化还不是很完整，如果这种企业数量多了势必影响到某一时间段的经济发展，因此国家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把一些企业扶上正轨。但是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好，这样便少了一些企业的多样性和活力。

中国企业文化中最具有中式色彩的就算是注重伦理道德，提倡人治情治法治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中国是最注重人情的一个国家，这个不仅仅体现在企业当中，这点贯穿整个中国社会。其实这也不算是个陋习，算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吧，在中国古代官僚制管理系统中，人治情治法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尽管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也摆脱不了一些传统的观念。这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是十分不同于日本企业文化与美国企业文化的。这里举个例子，当一个管理者提出一个方案的时候，在美国企业中他的职员有可能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在日本企业中他的职员照做，而在中国企业中他的职员先委婉地提出看法然后看领导脸色提出最后赞成还是反对。

最后一个则是缺乏个性、特色。这个是硬伤，因为中国现在的企业文化是完全借助国外的一些先进的企业文化来形成自己的一套系统的，没有时间的积淀，没有相同性质的国家给予借鉴，如今中国的企业完全是靠自己摸爬滚打在世界经济中，得出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谈何容易。因此，中国的企业需要时间让他去磨练，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企业文化将会是形成多样的，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质的变化!

第三篇：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和内涵

追寻中国茶文化的源头，首先要廓清中国茶叶的源起。唐代陆羽《茶经》就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而断定神农氏的依据是《神农本草经》和《神农食经》。前者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后者载：“茶茗久服，令人悦志。”这一传说一直流传到当代。

神农时代是中华民族成长史中极为远古的时期。茶叶的发现及开始应用应看作是整个神农部落时代的历史活动。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三国以前以及晋代、南北朝时期应属于茶文化的启蒙和萌芽阶段。大量资料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源产中心，更确切地说在云南省，但茶文化的起点却在四川，这是由于当时四川巴蜀的经济、文化要比云南发达。大约在商末周初，巴蜀人已经饮茶，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人已用所产之茶作为“纳贡”珍品;西汉初期(公元前53年)，蒙顶山甘露寺普慧禅师(俗名吴理真)便开始人工种植茶树。公元4世纪末以前，由于对茶叶的崇拜，巴蜀已出现以茶命人名、以茶命地名的情况。可以说我国的巴蜀地区是人类饮茶、种植茶最早的地方。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饮茶之风盛行。并且，这一时期饮茶开始进入文学和精神领域，中国最早的茶诗在这一时期出现，其代表是西晋杜育所作的《赋》。

到了唐代，中国茶文化已基本形成。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了较丰富的茶叶物质，茶叶生产、加工有了一定的规模：二是茶叶科学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茶事活动 由实践开始上升到理论;三是饮茶在精神领域有了较完美的体现，如提出茶道、茶礼、茶文化与中国的儒、禅、道哲学思想紧密结合;四是有较多的茶文化著作和茶诗茶画作品产生等;五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茶政开始出现。

在这一时期，世界第一部茶叶、茶文化专著——《茶经》问世，它由唐代陆羽所著，成书于公元780年。《茶经》内容十分丰富，是一本茶叶百科全书。它涉及生物学、栽培学、制茶学、分类学、生态学、数理学等;同时，还记载了唐代以前有关茶的不同神话、寓言、史籍、诗赋、传记、地理、数理等书籍，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到宋代至明初，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到了鼎盛时期。因此，我们说：“茶兴于唐、盛于宋。”在这一时期，茶叶产品开始由团茶发展为散茶，打破了团茶、饼茶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出现了团茶、饼茶、散茶、末茶。茶区也大面积地进行了南移，使茶业上市提前一个月。这一历史时期茶文化空前繁荣，宋徽宗赵佶带头在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亲著《大观茶论》一书。到元代、明代，中国传统的制茶方法已基本具备，同时更多的文人置身于茶，像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话》、《陆羽烹茶图》、《品茶图》以及唐寅的《烹茶画卷》和《事茗图》等传世作品诞生。

到了清代，中国茶文化发展更加深入，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清末民初，城市茶馆兴起，并发展成为适合社会各阶层所需的活动场所，它把茶与曲艺、诗会、戏剧和灯谜等民间文化活动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茶馆文化”，“客来敬茶”也已成为普通人家的礼仪美德。由于茶叶制作技术的发展，清代基本形成现今的六大茶类，除最初的绿茶之外，出现了白茶、黄茶、红茶、黑茶、青茶(乌龙茶)。茶类的增多，泡茶技艺有别，又加上中国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使茶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综观中国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茶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概括地说，茶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茶文化的结构体系包括有关茶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茶文化的物质形态表现为茶的历史文物、遗迹、茶诗词、茶书画、茶歌舞、各种名优茶、茶馆、茶具、饮茶技艺和茶艺表演等;精神形态表现为茶德、茶道精神、以茶待客、以茶养廉、以茶养性、茶禅一味等;还有介于中间状态的表现形式，如茶政、茶法、茶礼规、茶习俗等属制度文化范畴的内容。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发展

当今的中国，由于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使得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中国，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尤其以年轻人居多)突然接触到了许多国外的新鲜事物，并能在感觉到新奇的同时很快的以一种新的思想去理解，而原有的所谓传统的概念，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淡化了。变得好似中国文明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一般。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存在了几百上千年前的市井胡同如今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已经成为了西方品牌的天下，港台和西方流行音乐由于紧跟时尚潮流，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一个个西方油画展让更多的人熟识了拉斐尔达芬奇凡高达利，英超意甲NBA逐渐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更多的孩子们热衷于欧美日韩的电子游戏......经济在飞速发展，GDP已然跃居世界第二位，伴随着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的相继成功举办，中国在世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更多的“made in china”的产品走入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老外来到中国，来了解这个古老而现代的国家，了解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外越来越多，但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却越来越少，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人们适应了各种快餐文化，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接触那些费时费力且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冷漠。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很多传统的文化习俗将会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消失，曾经让所有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琴、棋、书、画，现在知之者甚少!还有多少人会写毛笔字?还有多少人会画水墨画?还有多少人会抚琴?又有多少人会下棋?答案大家心里应该都有数。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发展状况如何呢?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情况不容乐观。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使得人们适应了各种快餐文化，几乎没有人再愿意去接触那些费时费力且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冷漠。

中国一年有“三节”，即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这三大传统佳节的现状吧!

先说说这个春节，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全家团圆的大日子，不管身处何地的人，春节都会回家，不是在家里，那就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然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过年越来越木有年味了，现在过年无非就是大家在一起吃个年夜饭，而且现在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不自己做，都到外面酒店去吃，图个方便，吃完以后擦擦嘴巴走人，各回各家，回家之后打牌大打牌，打麻将的打麻将，看电视的看电视，困了累了就睡了，这个年就算过完了。那传统的年应该是怎样过的呢?我想，年夜饭一定是在自己家做的，是，是有点麻烦，但是我们过的就是这样一个气氛，全家齐心协力的气氛，拣菜的拣菜，炒菜的炒菜，摆碗筷的摆碗筷，一家人在一起有说有笑，吃完一起收拾，然后围坐在一起看春晚，旧社会的时候是烤火到天亮，俗称“守岁”。

说完春节，现在我想重点说说端午节，说到端午，大家首先会想到粽子和龙舟，但是我想问问各位：你会宝粽子么?你有多久没看过龙舟了?我自己先回答：我不会包粽子，我已经至少15年没看过龙舟了!我相信这不是我这极个别的现象，而是80后的普遍现象，现在会包粽子的一般都是我们的长辈，像我们这一代人会包粽子的少之又少，试想，若干年之后，我们的长辈百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还能吃到粽子么?或许到那时候是吃不到了，我们只能给他讲关于粽子的故事吧：“以前，我们过端午节要吃一种叫粽子的食物，是用粽叶包扎糯米而成，有棱有角，里面可以依自己的口味放各种馅，有放肉的，有放豆子的，还有各种水果味的„„”，最后我们还会告诉他们：“孩子，现在这种手艺已经失传了，不然你就可以吃上了”。我亲爱的同志们，看到这，你们有什么感想?我可不是在杞人忧天，我的这些担心和忧虑是完全有必要的!

接着在来说说龙舟，看龙舟这原本是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传统活动，然而，我们的现状是，我们已经几乎不划龙舟了。前几年政府倒是在象湖如火如荼的办过几届龙舟赛，但是规模一届不如一届，到现在已经完全停办了。我看到网上有当妈妈的网友提问，问哪里有龙舟看?想带宝宝看龙舟来着。可是答案却是没的看，我感到很痛心，感到很悲哀!感到很无奈!更可怕的是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了农村，如果说城市是因为诸多因素制约了龙舟赛的话，还还勉强说的出去。但是作为传统习俗保留得还算比较完整的农村，这种端午节不划龙舟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还有就是咱们的端午节被韩国注册了，到这时中国人才反思要保护咱们的节日，保护咱们的温暖遗产。既然是没人重视的节日，没人过的节日，没人传承下去的节日，还不如给别人，让别人替咱们传承下去，但是这样咱们不觉得可悲吗?韩国抢夺咱们的节日，抢夺咱们的文化遗产固然可耻，但是咱们就不反思这是怎么造成的吗?

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间的事，必须一点点来，路要慢慢走，饭要一点点吃。最重要的是，要先恢复起一种文化自信，并且要培育起新一代人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建立起一种文化理想，文化的复兴才有希望。对此，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中国曾经是以文立国的，中国士人也是以文立世的，文化而化人，文质彬彬而后君子，可见，文是中国人心中的梦想之一，这个梦想，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断绝的。即便现在讲和谐社会，我想，最高的和谐，也应是一种文化和谐，解决了这个问题，才算触到了根本——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趋势 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多元共存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撇开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而去妄论传统文化的发展取向问题。更确切地说，只有从传统文化的上述现状和定位出发，不断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并在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使传统文化走出困境。

保持文化认同时不断有“旧邦新命”的发展。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一颗璀琛的明珠。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风风雨雨走过几千年,无时不在变化着.虽然它到了19世纪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但它还有一些优秀之处,我们看问题不能绝对化,片面化,一方面要积极吸收西方的优秀成果,同时还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在批判与吸取中不断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中国文化古籍里,有一部分内容,确实具有很强的价值,可以世世代代继承和发扬下去。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强不息,中国从19世纪初就受外国的侵略,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就表现出了一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表现出来的同样是一种自强不息,永远向前的精神。二是和谐,对于不同的事物要肯定它的不同特点,这样事物间才能保持平衡.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确也有一些陈腐的内容,如专制主义传统,惰性等。所以有些内容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不能全盘继承和弘扬。我们只能有分析地吸取其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

四、应对中国传统文化趋势的措施

1.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中华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唯一标志。对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深蕴着我们先民追之 不舍、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 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冯友兰曾说：“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我们的智慧或可超然于文化之外，而我们的最终 命运又必然统摄于文化之中。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2.保护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因此，我们既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又要保护其物质载体，还要重构其价值体系。

保护传统文化必须有选择性;保护传统文化的关键是文化创新;要想保护好传统文化就必须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保护传统文化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植

全体社会成员首先要从观念上充实自己，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性，强化理论指导.其次，加大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家庭教育在这方面的义务。从每一个中国人做起。最后，我们每个公民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认可率。要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

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

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

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

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

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

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

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

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