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闻自由论范文
新闻哲学观念论之自由主义传播
作者：胡兴荣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更新时间：2009-10-13 17:16:53
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是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奠基时代，近代英美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起源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民主哲学。古代的中国、希腊、罗马、埃及、中东以及美洲的印第安民族，都曾经产生过自由民主的思想。但更确切地说，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直接来源于希伯来文化(Hebrew Culture)、希腊文化(Greek Culture)和英国文化(British Culture)。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为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欧洲学者，提倡启迪蒙昧、普及文化，注重人类理性与个人自由，排斥宗教和国家权威，以实现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当时，面对这一空前的挑战，传统观念的权威已经根本动摇，群众开始怀疑集权主义并且相信：人类可凭自身的能力去理解社会，不需要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便可洞悉整个世界的体系，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可进而发展为驾驭世界的方法。这次知识革命可谓“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念基础。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变化，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出现了多元化。
一、自由主义传播的源起
从社会起源上说，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源自混沌主体性，这一情况催生了强制的新闻传播秩序与观念。而自由主义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传播理论的发生机制为分化主体性。主体分化，是指社会主体关系的变动。而所谓分化，不是分割、分裂，而是社会利益主体的结构复杂化和功能专门化。[1]
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原因就在于二者的社会起源不同，即：混沌主体与分化主体的形态存在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分化的主体是异质化的，而混沌的主体恰好相反。分化的突出标志即为利益获得和价值实现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发生质的差异。针对分化主体性理论，季燕京博士整理出新闻哲学需着重把握的三个要点，我们作如下阐述：
1.集权主义传播之所以会为自由主义传播所取代，是因为社会利益和信息交换方式发生了变革，归根结底则是同质主体向异质主体关系转化的结果。一旦同质主体关系完全转变为异质主体关系，集权主义传播就销声匿迹，社会进入自由主义传播阶段。此时的社会传播，不仅在对象领域、媒介手段、功能目标等方面呈现出价值多样化的态势，而且促进了新闻传播作为传播社会认识方式的独立功能的形成，这样，社会认识内容的丰富性和客观性才得以表现。
2.社会的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主体形态。各个主体形态所呈现的利益行为方式和主体意识各不相同。集权主义所反映的主体意识是统治者的意志，强权统治是他们维护利益的行为方式。自由主义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因此，自由、平等、公正和民主成为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主体意识，维护社会利益、争取公众信任是政府生存的前提。这种状况的出现，主体分化功不可没。主体分化到一定程度便具备了社会利益平等交换的基本条件。而社会利益的平等交换为社会主体平等交换信息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平等交换信息关系的形成，促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及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诞生，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
3.分化体现了人类获得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内容与方式的多样性，同时也表明了人们的价值及目标的丰富性。这较之混沌主体形态中观念与行为完全模式化的同质主体显然更为先进。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体的异质化程度不仅是人的主体性水平的标志，而且是社会的发达程度及其运行效率的标志。在传播领域则表现为媒体产业化以及由新闻传播所展现的内容和认识方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社会主体利益行为和价值实现机制的异质化，导致了分化主体认识的多样化。为了实现利益交换的最大效率，不同主体之间必然要求具有相应平等的信息交换关系，而社会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则取决于社会主体分化的成熟与否，包括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确立的成熟与否。因此，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如印刷技术等)，信息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这一社会认识方式能否独立和平等沟通，是由信息平等交换的条件决定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发生、发展的深层机制也正在于此。[2]
在关于新闻起源的问题上，大部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者皆认为，新闻传播起源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获取信息的本能或欲望(新闻欲)。而这种好奇心和本能，则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新闻起源观念的核心。
所谓“本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本能指人类的动物性或生理性的本能;广义则指人类所具有的包括动物性和非动物性在内的总体本能。西方新闻学中对本能概念的阐述，从来都不是指动物性的，而是侧重于心理的本能。以这种起源观为出发点，新闻学者们从逻辑上推演出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一系列观点。
二、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点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观点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这突出表现在两者对“人性问题” 、“社会的特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团体与个人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特质”、“国家与个人价值尺度”等问题的探讨上。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具有独立思考及判断的能力，可以依据经验分辨是非善恶。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是人，每一个人，作为思想的有机体，均能够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也能够做出促进社会利益实现的相关决定。
因此，个人的意见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社会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安乐;个人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国家共同的最终目的。这一哲学观点虽然承认国家是有用、必需的工具，但反对将国家“实体化”、“人格化”、“神化”。换言之，国家的存在，只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人类能够发挥其潜在的智能，创造出更多的幸福。至于真理，不是权力的特产，而是分布在每人心中，只要言论自由，真理自然会出现。
针对团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不合理的集权体制，导致了人有时无法运用上帝所赋予的理性来解决人类问题。但从长远观之，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只是个人的决心、意志、能力和财力等。所谓的英雄、领袖，只不过是以个人为要素的组织中的成员，上帝从未偏爱过他们，更不会赋予他们管制、统领别人的权力。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关于国家与个人价值尺度的观点，也不同于集权主义传播理论。在它看来，人所拥有的思想、记忆和借鉴经验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不仅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还使人成为文明世界的基本单位和向前发展的推动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由流通的信息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出自己的成就，这不仅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也是国家、社会的目标。而若让政府掌握所有的权力，使它成为万能的，个人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压制，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也将荡然无存。
与集权主义新闻思想的理论斗争，促使自由主义传播以哲学为前提，把人的问题引入了认识论：真理是能够被认识的，在真理的指导下，人们可以获得幸福，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每个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也尊重别人相应的权利，才能在社会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此一来，最正确、最合理的见解就会在这种公开比较的环境中产生，真理也随之出现。而任何权力垄断，强加于人的思想或制度只会导致谬误横行。例如中世纪各种谬论都被遵奉为真理。
由上述可知，根据自由主义传播理论，人类是具有理性的，并享有许多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如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而新闻自由乃是一切权利的监护者，媒体的主要功能在于发掘及报道“真实”，并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见。如果它受到政府或其它外来权力的控制，便无法发挥其功能。在理论上，自由的媒体必须真实、客观、公正，受自由社会意见自由市场(Free Market Place of Ideas)的约束。所以媒体应该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意见桥梁。
三、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发展
16世纪下半叶以前，尽管也有一些教会思想家宣扬自由主义传播观念，但这些观点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自由主义新闻传播观念。对现代自由主义新闻观念做出划时代贡献的，是洛克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
英国政论作家约翰•弥尔顿经历了不幸的婚姻生活后，于1643年2月，未经当局审查便出版了《离婚论》。1644年11月24日，弥尔顿因该书被传到国会答复质询。在议会中，他作了长篇演讲，抨击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制度，这篇演讲稿后来便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论出版自由》。[3]
在《论出版自由》 中，弥尔顿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论证了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为重要的，“是一切伟大智能的乳母”。
他认为，人的理性高于一切，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人依靠自由而不是任何其它的东西来辨别是非正误，区分善恶好坏。只有不受限制地了解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想，人的理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真理不是权力赐予的，而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世界上流行，让真理得以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通过斗争，真实、积极、正确的思想必然能被大多数人接受;而虚假、消极、错误的思想则会被人们抛弃。通过对这一见解的论述，弥尔顿创造了“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两个概念，这也是他的思想核心。
他指出，在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斗争之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力是真理的大敌。它们往往只能混淆错误和正确，真理与谬误。因而，必须限制权力，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规章制度，让真理在“意见的自由市场”中自我修正，最终战胜各种谬误并发扬光大。被权力占有者绑缚的真理，不可能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只能以扭曲的形态出现。
弥尔顿还强调，读者具有自我辨别是非的能力，毋需检察官教导。况且，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不高，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只可能损害真理。因此，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是有害的，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发行更是徒劳，人的理性无法禁锢，好的消息会不胫而走。
在这部闪着自由主义熠熠光辉的著作中，还有不少精辟的论断为后人所传扬。如：真理和悟性不可像商品那样被买卖或垄断。制定出版检查制度是忤逆上帝和自然旨意的行为，因为它践踏了那些能够考验美德和体现真理的事物。人人都有听错消息的时候，那些操控着出版权的官员也不例外。禁止好书等于扼杀理性本身，远比杀人——杀死理性的动物，破坏上帝的像要罪孽深重。认识世界，根据良心抒发己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被偏见和流俗蒙蔽的双眼，即使见到真理，也看不到它的闪光之处。人们的信仰和知识需要不断更新才不致为社会和时代所淘汰。
洛克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影响也举足轻重。他认为，人民的意志才是权力的真正中心，他们拥有其不受法律限制的自然权利。为使自己的自然权利获得更多的保障与维护，人民将部分权利交付给国家。因此，国家的任务应以人民的意志与福利为中心，国家有责任维护宗教的容忍与个人企业的自由。这些理论后来被引用到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人权宣言》之中。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是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他对大众传播自由的观念也有一番见解。他的主要观点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权利。成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障这些权利，然而一旦政府的形式变异，它们就有可能受损。由于政府是权力的执行者，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它就可能腐化。维护正确原则的可靠基础是人民的良知。通过报纸让人民充分地了解公共事务，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从而减少错误的产生。通向真理的唯一途径是言论出版自由，因此，我们要进行一场伟大的试验，即大胆地向人民敞开言论大门。我们相信，结果将证明：理性和真理可以实现人的发展，人民有能力对任何是非真假作出正确的判断。
他还说，言论出版自由与政府的秩序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打败正派的政府。除非对公民的名誉造成损害，否则我们决不能限制出版印刷的自由。事实上，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应该在宪法中体现。因此，人权法案中对议论自由的含糊其词是无法容忍的，必须在今后的立法中予以纠正。而他的一句名言：“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更是广为传播，历久弥新。
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列入宪法
18世纪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颁布，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成为宪法的条款。这表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人类历史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人权宣言》第11条的表述是：“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规定：“国会不能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和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两项法案的确立，对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发展起了史无前例的推进作用，甚至对整个人类传播史而言，也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大众传播的自由主义理论相较于集权主义，是一项革命性的巨变。集权主义所高举的“大众传播是政府的工具”的观念在许多国家仍旧存在;但相对的，自由主义传播理论则已为大多数开放的国家所接受。“所有的观念都应给予相同的表达机会”，这一口号是自由主义者的愿望，但却只是难以实现的理想。随着世界形势的更迭，无论是“集权主义传播理论”，还是“自由主义传播理论”，都已明显露出弊端。
于是，“社会责任传播理论”乃应运而生。
注释：
[1]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203-205页 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2]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205页 季燕京撰《自由主义理论》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3]弥尔顿著 《论出版自由》( Milton’s Areopagitica)中文版 商务印书馆 1958年
第二篇：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胡兴荣
中国现代新闻自由主义与喉舌论的演变
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事业发端于西方，故而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等，都首见于西方传播学者的论著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中国现代新闻哲学指导思想的厥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但萌生了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而且波澜壮阔地影响到本土以外如香港、日本、美国和南洋等地华人社会的报业。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新闻事业的向前发展，早期喉舌论的诞生和舆论导向的发展，正伴随着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前进的步伐不断进行调整与创新。
一、中国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潮
19世纪末，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许多有识之士从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深入到社会政治体制和人文形态的各个层面，从而萌生了效法西方，以改变国家愚蒙闭塞现状的设想。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利用报刊传播讯息以开发民智，从而踏上富国强民之路。
1897年10月，严复在叙述《国闻报》缘起时说：“《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能这道有：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国闻报》的栏目为：
一、告白;
二、上谕及制台辕门抄;
三、路透电报;
四、社会;
五、地方新闻。它不仅刊载国内外时事，还经常发表社论，宣传变法维新，是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1]
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者，冲破了清朝政府的层层限制，在海内外广泛开展办报活动。除了各类政府官报陆续出台，维新保皇派和民主革命派竞相办报鼓吹各自的理念，就连教会和外商投资创办的报刊也有一定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并涌现出一批自由主义报人。
中国自由主义办报风潮
王韬是近代中国倡导报刊言论自由的先驱者，同时也是首位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输入这个古老帝国的新型知识分子和自由报人。他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的思想，并且主张放宽言路、准许民间自由办报，认为这才是实现民族进步的根本。“报盛行而中国振兴矣”，寄予了他对国家民族自强的殷切期望;同时，他在社论中屡屡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首创“文人论政”的传统。所谓“文人论政”，指的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不依附任何党派，独立昂扬地运用自由的原则发表政见，针砭时弊。后来的办报者都秉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家影响最大的民间报纸，在风格和编排方式上都受到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该报自创刊始便把批判专制、揭露罪恶，以及呼唤中国社会在思想和体制上实现根本性变革，放在了重要位置。
继王韬之后，梁启超是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上的又一个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3年旅居日本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热情颂扬西方为争取自由和宪政的人物，同时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新民说》，这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自由主义政纲”。《新民说》中专门有一节“论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捍卫个体自由与倡导民主，是梁启超新闻自由主义思想的两大主要核心。
1912年初，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报。《庸言》的取名，体现了梁启超独立自由的办报思想，他解释说：“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无奇也;一训恒，言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2]庸言，实乃平允之言，实用之言，独立之言。梁启超还提出：
夫报之所以有益于人国者，谓其持论之能适应乎时势也;为其能独立而不倚也;谓其能指陈利害，先乎多数人所未及察而警告之也;谓其能矫正偏颇之俗论而纳诸轨物也;谓其能补多数人常识所未逮，而为之馈贫粮也;谓其能窥社会心理之微，针对发药而使之相说以解也;谓其对于政治上能为公平透亮之批评，使当局有所严惮也;谓其建一议发一策，能使本国为重于世界，四邻咸知吾国论所在而莫敢余侮也。[3]
然而，由于维新派人士把开放言禁从而获取民间言论自由的企盼，寄托在君主的开明和恩赐上，故前景的渺茫可想而知。1914年，黄远生接替梁启超主持《庸言》报，在梁启超要求报刊“言论独立”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法律保障“言论独立”的思想，这是他“法治独立”、调和党争救时之策的延伸。他曾撰文指出：“„„法治国之不可无党，顾诚不欲以神圣高尚政党之名词，致为万恶之傀儡也，乃觉今日必有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以附于忠告之列。其言无所偏倚，或有益于滔滔横流于万一。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4]
黄远生曾言，“吾人造言纪事，决不偏于政治一方。以事到今日，吾人已深知一社会之组织美恶，决非一时代一个人一局部之所为。”又说：“吾曹不敢以此区区言论机关，据为私物，乃欲以此裒集内外之见闻，综辑各种方面之意见及感想。凡一问题，必期与此问题有关系之人，一一发抒其所信，以本报为公同论辨之机关”[5]。但由于他和梁启超一样，始终把言论独立的实现诉诸当时的政治力量，把制定法律的国家权力看成是悬空却又独立的最高权力。因此，黄远生的新闻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付诸实践的。
1919年，五四运动的兴起，引发了继维新运动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当时的报人普遍认为报纸是社会之公器，有“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6]之天职，同时也是全体国民的喉舌，以及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外，无论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而报刊要发挥其社会舆论监督这一功能，它本身就必须是自由的。
1927年，首位撰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明确指出，真正的舆论，是民主政治环护之下的“公正意志”——“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 、“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而“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一时间，许多报人都以这一思想为报国途径，例如于右任与“竖三民”、[7]邵飘萍与《京报》、史量才与《申报》、邹韬奋与《生活周刊》等。
然而，经济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报刊舆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做到经济独立。关于报刊经济独立对言论独立的重要性，主持《申报》长达22年的史量才深有体见。1921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新闻学者格拉士(F.P.Glass)访问时说，“鄙报创立至今，已四十九年，较鄙人之年岁，尚多六载。鄙人办此报，现历十年。以敝报言，如老人之身。惟全馆同人皆竞自勉，以新精神鼓运之，使向前进。现在营业收入可以供用，故可自信不受任何方面津贴，虽十年来政潮彭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8]
1926年，张季鸾在续办“新记”《大公报》时，实践了报刊的经济独立思想，他在社论中指出：“欲言论自由，贵在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其后大公报的接任者胡政之，也秉持独立经营思想充分确保了《大公报》对自由主义的贯彻。在《大公报》走过的百年历史当中，最受新闻界赞誉的便是秉承“独立精神”直言论政的文人风骨。
自由主义与新闻教育之契合
当时报刊事业的发展，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教育的滥觞。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之前，蔡元培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时，已涉及到了以自由主义和伦理学为背景的教育思想，当中包含了对新闻教育的开拓。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北大于1918年成立了由徐宝璜主持的“新闻研究会”，开启了中国新闻学课程之始。
徐宝璜在美国密苏理大学受过系统的新闻学教育，在对西方报业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把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转化为适应当时中国发展进程的新闻学思想，并应用于新闻教育中。徐宝璜坚持，一个新闻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当新闻从业人员具备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公共化和独立性职业品格，才能保证报纸真正具有公共化和独立性。报纸具备了独立性，方能真正传达民意，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政府和抵御压制。
为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新闻从业人员，徐宝璜认为，必须保持新闻教育独立于政治的立场之外，任何来自官方或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徐宝璜对中国自由主义新闻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闻教育方面。当时，在北大与徐宝璜并肩实践蔡元培独立自由教育精神的还有邵飘萍，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还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邵飘萍对中国新闻自由主义事业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使自由主义新闻思想能有大规模实践的机会;
2. 与蔡元培、徐宝璜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同时，他在北京大学建议创办的新闻学科，为中国新闻学教育事业的肇始;
3. 撰写了包含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论著———《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深入探讨了自由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
1918年10月，《京报》创刊，邵飘萍亲自执笔撰写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他认为，任何官方、党派和政治集团性质的报纸，都无法担当和履行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神圣职责，要做到这一点，惟有创办真正的民间报纸。此外，报纸还肩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让民众真正意识到每个人都是自由之身，都享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这一发刊词，充分体现了邵飘萍的办报观念和立场。同年，邵飘萍在北大讲授新闻采访学。在他的讲稿中，清晰体现他对记者品格的重视：
1. 职业道德是新闻人的“第一要素”，新闻人只有严格遵守这一点，才能胜任新闻监督的工作;
2. 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要超越任何阶级和政治集团，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3. 新闻是“易碎品”，尤其是记者的品格和情操，一旦打破，就无法弥补。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邵飘萍结合新闻实践，大力宣扬自己的理念，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几代报人和新闻学者的努力下，20世纪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由近代向现代化迈进;同时，科技的进步也使得大众传播从单一媒体发展为多元化。尽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遭到了诸多阻滞，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目标之后，新闻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二、喉舌论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理论中常用“喉舌”一词来比喻说明大众媒体的性质和作用。“喉舌论”[9]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马克思曾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据此，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大众传播事业理所当然应受制于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应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还须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事实上，在“维新”时期，严复“通中外之故”与谭嗣同“能上下之情”的办报思想，已是“喉舌论”基本观点的雏形。而最早提出“耳目喉舌”之说的，则是梁启超。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写道：“其有助耳目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11]然而这时期的“耳目喉舌”之主张，并不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论”。
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阐明“《党的生活》是一般党员的‘喉舌’”。[12]自此之后，“喉舌论”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党的喉舌，到提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含义乃与时俱进迭有所增。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亦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所强调。毛泽东明确提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3]邓小平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战士“作为灵魂工程师”，“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胡耀邦：“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14]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5]
针对“喉舌论”的衍变，上海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以“圈子理论”概括之。李教授在出席《新闻记者》首届理事会时作了题为《当前中国传媒态势分析》的演讲，指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中圈则缩小了范畴，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外延更为收紧。李良荣教授认为，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在他看来，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而其他媒体则应进入市场接受洗礼。[16]这一观点十分切合现今中国社会的实际。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传统的喉舌论已不足以解决中国传媒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新闻媒体的职能不再是单一的宣传政见、传播信息，而是逐渐迈向多元化。同时，多年来中国媒介事业侧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新闻采编，轻经营管理;重喉舌论，而轻产业论，致使中国传媒业在市场竞逐中处于劣势。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先将“小圈”外的媒体放入市场接受磨炼。
然而，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残酷性，可能会导致传媒事业的无序性，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于是，“舆论导向”的提出便成了另一个契机。
三、舆论导向
“舆论”这个概念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的《三国志》和唐代的《梁书》，当时用于泛指众人的看法，与现代意义的“舆论”概念有较大区别。
现代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概念始于1762年，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把“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表示“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视舆论为“不可数的无名公众的意见”。[20]在中国，随着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舆论的定义众说纷纭。
陈力丹教授综合多位学者的见解，得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掺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包括：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本身、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烈程度、舆论的持续性和舆论的功能表现。这七个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构成舆论。
舆论的传播方式多样，其中能使其得到最广泛传播并产生最大效应的，莫过于大众传媒。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与舆论的关系日益密切，可以说，大众传媒已成为舆论的物质载体。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反映、传播、影响、引导舆论的巨大作用，遂赋予国内媒体舆论导向的职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概念，舆论导向的首次提出是在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说道：“正确引导舆论，是党的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18]后来这一思想被概括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年，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再次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19]足见舆论导向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舆论导向的内容在新闻实践中逐渐丰富，陈力丹教授将它们概括为七点：[21](一)、党领导的各大媒体中，不得出现与党中央的精神和当前政策不一致的内容。(二)、要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引导群众正确理解这些方针政策。(三)、舆论中如果出现与中央精神不一致的地方，各媒体要做好引导工作，将舆论引导到党的精神的轨道上来。(四)、当出现新闻报道和宣传上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要及时提醒，努力防止错误倾向可能的蔓延。(五)、对于不利于我们的信息，必须抵制，不得擅自发表。(六)、以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来保证舆论导向的正确无误。(七)、提倡记者打好专业知识的根底，研究的宣传技巧，增强宣传引导的效果。
这七个方面主要指明了舆论的政治引导方向。同时，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还对受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引导作用。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能否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反映了新闻媒体对党和国家、受众的责任感。如何做到舆论导向的正确，也益显重要。根据中国传播学者对舆论形成、反映、传播和引导规律的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雷跃捷教授在《新闻理念》一书中，总结出新闻工作者进行正确舆论导向应达到的四个要求：1.宜解不宜避，坚持舆论引导的鲜明性。2.宜缓不宜急，把握舆论引导的渐进性。3.宜全不宜片，讲求舆论引导的辩证性。4.宜诱不宜硬，注意舆论引导的启发性。[22]
这四点又被称为“舆论引导的艺术”，其中又以“宜诱不宜硬”最具引导的艺术性，做到这一点，便几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强调的“三贴近”思想。
当前新闻政策—“三贴近”
2003年4月3日，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强调，要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入手，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三贴近”在宣传思想领域蔚然成风。“三贴近”可谓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又一新闻传播理念，其具体内容包括：
贴近实际，根本要求就是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现阶段中国新闻媒体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百姓生活中，以客观现实和社会主流为基础，挖掘鲜活事实、展示美好前景，激励群众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协力奋斗。贴近群众，就是新闻媒体扎根于群众之中，切实为群众办事，并以他们的态度和想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3]
长期以来，政府过于强调媒体的“喉舌功能”，致使新闻媒体没有摆脱领导讲话、会议新闻、公布政令的报道方式，与读者距离太远。因此，在“三贴近”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党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进行大刀阔斧改版的是《人民日报》，不但增加了清新可读的文章和大量新闻图片，版面编排也显得活泼多变。
2003年上半年两会期间的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再沿用过去的报道方式，而是让权威性的内容变得可亲、可读、可信;不再照抄文件，而是积极地在会议中发掘精彩点，更多地报道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让人们从身边小事的变化中了解“两会”的作用和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性。
然而，新闻媒体的改革，并不意味“喉舌论”已为过时之说，而仅仅表明，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下，单纯的“喉舌论”已无法指导媒体的发展。正如前面所引李良荣教授之言，让党报党刊继续充当党的“耳目喉舌”，而“小圈”以外的媒体则在市场竞逐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贯彻“三贴近”。
总之，不论党和政府的新闻政策如何衍变，媒体始终应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视“党和人民都满意”为己任，并将这一宗旨贯穿于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并非易事。中国著名新闻法学家魏永征教授认为，要同时不违背党和人民的意愿，新闻媒体至少应处理好以下十对矛盾：1.新闻功能：宣传和传播2.新闻单位性质：宣传机构和大众传媒3.传播方式：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4.新闻媒体宗旨：贯彻党的意图和满足受众需要5.新闻处理：指导性和可读性6.表达内容：报道官方消息和反映民意7.舆论监督：批评要批准和群众行使批评权8.经营管理：事业和企业9.新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0.发行：行政指令和市场销售
平衡这些差异和矛盾是中国媒体的首要的基本功力所在。以上十个方面处理好了，即达到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也就功德圆满了。[24]
四、公共文明利器———舆论监督
除了导向作用，舆论还具有监督的职能，即舆论监督，它是指以舆论为工具的监督方式。[25]第一个在中国提出舆论监督概念的是梁启超，当时，他称之为“名誉监督”，是指人民大众通过议论、评说等影响名誉的方式施行监督。这与当代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差别，后者的意义更多是社会公众运用新闻批评，对政府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进步和公共文明发展不可忽略的一环。中国正处于改革时期，社会发展变幻莫测，各种矛盾层出不穷，这便需要被誉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监督的功能，避开社会各领域的暗礁，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最主要方式是发布信息，公开新闻事实，使大众知晓社会动态及政府所推行的举措;而政府亦能够经由媒体的信息，及时了解社会民情，并掌握群众关注的焦点，获知倾向性意见，从而进行决策。2003年初发生在广州的“孙志刚案”，充分显示了国内媒体舆论监督的功效，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孙志刚案改变收容制度
被收容致死者孙志刚是湖北黄冈人，2001年从武汉科技学院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03年2月份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
3月17日晚上10点，孙志刚离开与朋友合租的住房外出上网，由于到广州才20多天，所以孙尚未办理暂住证，出门时也没携带身份证。当他从网吧出来后，因无暂住证而被带到了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接着又被送往广州收容人员遣送中转站，期间遭人拳打、肘击、脚踩、跳起来在背上跺，甚至抬起来往地上摔。其后，收容站将他送往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孙志刚的尸检结果表明：事主死前72小时曾遭毒打。
《南方都市报》首先报道了孙志刚被迫致死事件，一批记者随后也对事件进行了揭露，痛斥有关部门隐瞒事实、拒绝各报记者申请旁听的行径。媒体的报道遂引起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孙志刚的家属最终得以讨回公道。主要罪犯被判死刑，23名政府官员或被撤职或受记过处分。6月22日，政府宣布取消国内所有的收容站，实施了21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在短短的五十天内被废止。
孙志刚的死促成收容制度的改革，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没有记者的协助，孙家的上访之路将遥遥无期———此前孙家曾多次上访，但均被拒之门外或被相关部门以各种方式推诿。事件中，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可见要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仅靠法院或司法机关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全社会特别是新闻界的共同参与。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铁肩担道义”，义不容辞地履行职责。众所周知，在电视和网络未普及前，报纸是主要的舆论工具，报告文学和杂文曾一度成为批评性报道的重要武器，遇有冤假错案，上访者白天跑机关部门，下班前到报社门口堵记者，显然媒体因其特有的性质，成了老百姓申诉的渠道。
舆论监督类栏目的兴起
近年来，随着公共文明的进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断得到加强，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栏目。特别是镜头媒体的发展，使得电视新闻调查和深度报道节目深入人心。央视的《焦点访谈》为其中之佼佼者。
《焦点访谈》是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26]秉持“时速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的宗旨，针砭时弊，深受民众好评。据多方调查显示，自1994年4月1日开播以来，《焦点访谈》的收视率长踞央视各栏目之首，高达30%。[27]该栏目对社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良现象所作的深入调查以及振聋发聩的评论，令国家领导拨冗瞩目。
1997年12月29日，李鹏视察央视，以“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勉励《焦点访谈》节目组同仁发扬并加强舆论监督工作。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亲临中央电视台，赠言该栏目的工作者：“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8]这表明《焦点访谈》达到了“党和人民都满意”的境界。
《焦点访谈》的兴起，促使全国各媒体掀起了开办舆论监督类栏目的风潮。镜头媒体就有央视的《新闻调查》、广东卫视的《社会纵横》等;广播类则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等;报刊方面包括《南方周末》的《头条纵深》以及《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等专栏。
舆论监督类栏目的风起云涌，伴着新闻媒体日益显著的影响力，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各领域的监督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社会上许多特发事故都因记者的公开披露而获得解决，黑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黑哨事件
近年来，黑哨在中国足坛闹得沸沸扬扬，其新闻之触目惊心，以至互联网上也设了“中国黑哨网”。2000年至2001年，首都体育学院的国际足球裁判龚建平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B组联赛主裁判期间，先后9次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为此，新华社派出了体育部资深记者抵达杭州展开调查。
就在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频频披露“黑哨事件”的同时，中国足协却三缄其口，检察机关也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但媒体的介入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此一足坛公开的秘密得以水落石出。2003年1月29日，第一个被控上法庭的“黑哨”龚建平，被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刑10年。在孙志刚案和黑哨事件中，媒体所表现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舆论监督的进步。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是强大的，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困难重重。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协调问题。众所周知，行政、法律监督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具有强制性和直接性，可谓“硬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非权力监督，对权力主体的制约具有间接性，即为“软监督”。[29] “软监督”犹如公共文明的监视者，它利用报道所产生的舆论使行政、司法等权力机关采取措施和行动，以达到社会健康发展的目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与权力监督必须协调关系，才能共同促进社会的进步。
其二是新闻报道空间的问题。如果新闻报道受缚过多，报道空间狭小，新闻媒体亦难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这属于新闻自由领域的探讨内容，故不在此文中赘述。
其三是报道对象的权利问题。新闻舆论监督旨在批评报道社会丑恶现象，其间难免牵涉报道对象的名誉权与隐私权等各种权利，这就需要新闻媒体把握好舆论监督的分寸和方式。
最后是责任问题。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而避免产生负面效应，则是媒体必须处理的舆论监督与社会责任的关键所在。勿庸讳言，舆论监督不限于针对社会的阴暗面，但其内容往往主要涉及负面事件。因此，“要达到对负面现象的有效监督又不致产生负面效应，就必须平衡原则，以防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30] 因此大众传媒还须充分认清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注释：[1] 孙应祥著《严复年谱》第89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8月
[2] 梁启超《序》《庸言》创刊号 1912年12月1日
[3]《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2册《京报增刊国文祝辞》
[4] 《远生遗著》卷一第84页《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4年
[5] 远生遗著》卷一第102页《本报之新生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4年
[6]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载 《大共和报》1912年3月7日
[7] 所谓“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8] 1921年12月23日申报欢迎格拉士莅馆时史量才的致词
[9]关于“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说法属中文翻译的偏差，相关论述见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308页 开明出版社 2002年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2)第82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11]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2]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8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13] 梁家禄等编 《中国新闻业史》第476页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
[14] 胡耀邦 《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1985年
[15] 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 1989年
[16] 《大公报》2003年10月24日
[17]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9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18] 新华社 北京 1994年3月6日电
[19] 人民日报 1994年9月27日报道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7)第523页人民出版社 1972年
[21] 陈力丹著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第90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
[22] 雷跃捷著 《新闻理论》247-250页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年
[23] 具体内容详见李长春在中央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24] 魏永征教授在2003年11月5日对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远程教学中所谈
[25] 杨品明著 《新闻舆论监督》第6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
[26] 王雄著 《新闻舆论研究》第204页 新华出版社 2002年
[27] 《焦点访谈 栏目介绍》
[28] 丁柏铨著《新闻理论初探》316-322页 新华出版社1999年
[29] 《新闻学新论》242-243页 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
第三篇：公民的新闻自由与媒介的新闻自由
国际新闻界通常把新闻自由理解为采访自由 、通讯自由、出版报纸自由和批评自由：并且认为这些就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
权利。在我国，新闻工作者关于自身权利谈论较多的是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等。近年来一些官方文件也适用了这些术语，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称：“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把这些权利定为新闻机构法人权利，通常在理论上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权利来源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进行文化等活动的自由 让新闻自由与遵守法律、恪守职业道德平衡在天平两端新闻自由属于民主和人权范畴，从法理上看，主要由新闻媒体、公民和政府三方构成。新闻自由权肩负着社会责任的重担，更富有工具性价值意义，因而已逐渐从一种原始的、天赋的权利转化为一种社会权利。新闻自由权一般涵盖了以下内容：采访权，传播自由权，对政府的监督批评权，知情权。新闻自由除了采访自由一般不由普通公众享有之外，其他权利皆可由普通公民行使，尤其是知情权已经成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任何时候不应加以限制。与新闻自由相对应，从法理意义上讲，还涉及对新闻自由权的规制。新闻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当遵循所有权利行使的法定界限，即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还要顾及他人的利益，防止特权思想的产生。从新闻自由权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保护角度来看。近年来，有两种社会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一是舆论监督价值的推崇和被广泛认可，另一个是公民权利价值的张扬和重视。随着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深，舆论监督在鞭挞社会丑恶、揭露社会腐败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扩大，被监督者的私权利与新闻界的公权利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如何进行价值平衡，尤其当新闻自由权的行使危及到私权利时，是加大对新闻媒体的制约，维护“私权利至上”的理念，还是允许新闻监督践踏着私权利走向其维护公权利的终极目标?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务方面十分敏感而且复杂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舆论监督与公民隐私权利保护不能悖行，应在坚持确保新闻自由和对公众利益的言论加以特殊保护的基础上，把握好新闻自由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即“公共”二字。对于采访对象是普通个人的情况，应强调其个人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高于新闻自由权;但如果其行为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那么他的活动便不再是纯粹的个人隐私，就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以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如果他们拒绝采访或者弄虚作假应付采访，新闻媒体完全可以采取各种隐蔽的采访手段加以曝光，否则像“黑心棉”、“瘦肉精”这类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丑恶现象就难以披露，将严重危及国家公民的身体健康。而对于公共人物(如政府官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由于其言行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必然要放弃个人的一部分隐私权，承担接受媒体监督的义务，公众亦有权通过媒体了解、监督其言行举止。新闻媒体决不能以侵犯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要正确处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确保公民隐私权不受侵犯这两者间的关系。新闻工作者享有采访、报道和评论各种社会现象和政府行为的权利，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及尽到舆论监督的责任。如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和评论权利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和媒体的监督功能就会被削弱。然而，新闻从业人员又必须懂得善用自身的权利，不能让公众的隐私权成为牺牲品：个人生活、感情、经济等隐私毫不留情地被剥夺并曝光于人前，更不能对非公众人物的普通民众，在遭逢不幸时，其悲惨、痛苦、尴尬之情也成了公众的展览品，令当事人痛上加痛。新闻媒介与公民自由权有什么样的关系?一言以蔽之，新闻媒介是公民行使自由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公民自由权又反过来无形中赋予了新闻媒介的新闻自由权。两者之间，唇齿相依。 一.新闻媒介为公民行使自由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1.新闻事业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一种非常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思想，法律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它制约着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各种社会都不能不关心政治，因此，各种社会意识它们的观点异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动向，左右着一些重大政治决策的决定与实行。舆论又正是这些意识的最终体现方式，故而，新闻事业作为舆论的载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非常锐利有效的而思想武器! 2.新闻媒介是公民一种重要的舆论工具，使公民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 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在形成舆论和引导舆论方面具有其他渠道不可替代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突出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价值观念，文化教养，道德意识，思想情趣等的不同，对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有争论的问题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和态度。此时，便需要一个能抒发自己观念的平台，新闻媒介也就应运而生。有时，它还可以使公民对政府机关行使监督的自由权利，发挥政治，法律等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具有精神力量和道义力量。 二.公民自由权无形中赋予新闻媒介新闻自由权。 1.公民的自由言论和出版权使新闻媒介拥有了新闻自由权。 新闻自由权体现在其不受批准，自由出版报刊，不受政府限制，自由接近新闻源，不受任何形式的事前检查且对政府部门有监督权等方面。新闻自由中的采访自由，传递与报道自由，出版发行自由，批评自由更得益于公民的自由权。它作为公民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能很好地体现出公民自由权。 2.公民作为受众和传播者，他们的自由权也在新闻媒介自由上得到体现。 新闻自由还应包括传播者和接受者所享有的"不传播权“和”不接受权”。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强迫他人参与传播过程和接收某一被传播的信息，这也就促成了新闻自由的形成。还有，公民有知的权利，这也就使新闻媒介在为很好地满足公民这一权利时使用了新闻自由权，使得政府和垄断资本集团不敢对新闻媒介加以控制和干预，使得新闻工作者有接近新闻源的自由，有及时赶赴新闻现场采访和传递消息的自由，而这些也都是新闻媒介自由权最好的体现。
第四篇：浅谈自由《论自由》有感
浅谈自由
——读《论自由》有感
自由是一个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与我们没一个人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但于心而言，我们或是他们对自由又有多少了解呢?
塔西佗说：“追求自由的人是至高无尚的”;英格索尔说：“自由之与人类，就像亮光之于眼睛、空气之于肺腑、爱情之于心灵”。他们从“人之本性”的角度谈了自由，但似乎并没有给出我们想要的答案——什么是自由?
同样的结论在思想界还有很多。韦伯斯特说：“上帝只将自由赐给热爱自由、并随时准：“备保卫它的人”;塞万提斯说：“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大幸福之一”;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古希腊毕达哥拉斯说：“不能制约自己的人，不能称之为自由的人”;孟德斯鸠说：“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所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利”(说实话，我就不大同意他这句话)。 上述的这么多思想家均从不同方面思考了“自由”。或从“人之本性”，或从“天赋人权”，或从社会，或从法律等等。但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对其做过系统的思考。尽管他们在感情上都很具有震慑力，但缺少理论上的说服力。
19世纪英国思想家密尔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他的答案就是《论自由》一书。书中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这样写道：“本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个被称为哲学必然性的交易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适用于个人的合法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也没有回答开篇那个问题，但这区区一百多页里又是什么使之成为“英语文献中为个人自由所作的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卡尔·库恩)?
全书提出了三个中心论点：
一、论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
二、论个性自由;
三、论社会对个人自由的控制。通过对全书的阅读，很容易看出密尔在全书中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利界限的划分。现实中有些学者将其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
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的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二、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唯一条件是：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我觉得这样的概括是可以接受的。密尔认为：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都会无可避免的与他人的利益碰撞，要判断这一行为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密尔认为个人自由是社会自由的一部分，这体现了密尔对如何实现自由的思考。
首先，密尔在书中肯定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仅依靠消极的不干预来实现公民的自由更需政府立法，从而积极有效的创新和增进公民自由。
密尔认为公民自由所包括的三个方面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思想和讨论的自由，即在科学、道德、政治、文化等等诸多方面公民均享有形成、阐述、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 思想自由，通常也被称为思想自由权。《思想自由史》：“希腊人之所以让我们永远铭记难忘，乃是因为他们最初发现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一词产生于
17、18世纪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关于思想自由我想提这样一句话：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让每个人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是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笔者眼中的思想自由是本人自由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思考，并形成一定的形式的权利。与信仰自由类似，这是一个着眼于解放人内心的权利。
讨论自由，思想的结果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表达。真理只存在于探讨之中。我们谁也没有足够的信心宣称自己的思想结果的绝对正确性，也不会有人有信心或是敢于宣称某一结论的绝对错误性。即使是现在我们奉为真理的一类东西我们也只能说它暂时为大多数人认同，随着思想的层层深入，说不定哪天那个被我们嗤之以鼻的结论就会“登堂入室”呢。讨论自由为思想的深入和真理的探求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能够进入宪法，并称为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受宪法的保护，本身也说明了其重要性。《召公谏厉王弭谤》中便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意思是封住人民的嘴不让他们说话，比堵住江河更可怕，江河终于决堤，伤害的人必然很多。这不也说明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思想自由思考么? 尽管如此，但现实告诉我们事实并没有那么乐观。虽然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并不那么容易，但是要想思想自由起来也似乎没那么容易。
一、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干涉或剥夺人们的表达自由从而变相的限制或剥夺人们的思想自由。
二、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信息自由或向人们灌输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论而引诱人们错误的思想。 现实中，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间接地，公民或个人总是通过侵犯其他权利来达到侵犯公民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目的。而作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它受到侵犯时我们却毫无反击之力。试想一个长期适应于缄默民族何来明天可言? 因此，我再次呼吁我们的政府：“要保护公民的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不仅仅需要政府不作为，不主动侵犯，更需要积极主动地立法，使公民“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对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就没有限制。总之，出台这样一部法律是着实有着必要的。
第五篇：论实现个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实现个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论自由》读书笔记 当今社会，民主与自由已经成为社会的主题，人们对个人自由有着迫切的追求，而且，也只有能够满足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那么，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是什么?个人自由的限度是什么以及政府干涉的限度是什么?都是我们需要解决与明确的问题，从而确立适当的制度保证人类个人自由地实现。而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穆勒的《论自由》一书中找到答案。
《论自由》的核心思想，在开篇第一句话中就交待得很清楚，其主题是“公民自由或曰社会自由，也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也就是说其中心之论在于讨论社会状态下的自由，但实质上仍是通过个人自由来界定政府(虽然这个“政府”在穆勒那里已经因民主政体的有序运作而大大地等同于社会)。“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这句话就是开启本书的钥匙，这也正是严复将书名译作《群己权界论》的缘由。《论自由》大量篇幅都在讨论思想、言论、个性自由的重要性，核心思想正是如何节制社会权力和公权力，尤其是统治者的权力，即限制政府以及与政府相关联的“多数的暴政”——它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因为作为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抵御外敌，还会被用来对付其臣民”。
在书中，穆勒大谈思想言论自由，以及与思想言论自由有着密切关系的个性自由，强调社会权力之于个人自由的限度。于是穆勒的问题是：建立在个人权利正当性基础上的政府就可以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他的论证有两层逻辑，一层是自由论，另外一层是政府论，他的主旨是通过论证个人自由指向限制政府权力。即划清政(以及作为政府后盾的社会)权力的边界。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话题，是人类理性的普遍追求,是一个民族具有生命力、表现力的基础。人类自由的适当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人类内在的一是领域的自由，对举凡实践、思想、科学、道德、宗教等所有事物的意见和态度的绝对自由。第二，这一原则要求品味与志趣自由。第三，由个人自由可以推出在同样限制内的个人联合的自由。而如何确定自由的限度，及如何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都实现且不危害他人自由，则需遵守两个原则。
穆勒提出了两条自由的原则是：
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
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穆勒认为，个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标时，无论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他人利益的影响，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判断这种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对社会普遍利益造成危害。因此，穆勒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种社会自由，这体现了穆勒对如何实现自由原则的思考。他认为人格的价值不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在实际条件下要实现的东西。他肯定思想和讨论自由，并要求政府不仅要通过消极地不干预来保障公民自由，还须依靠立法来创造和增进公民自由。体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社会，社会要素被引入密尔对自由的讨论之中。密尔认为，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本身具有价值，人们对自由的追求不仅于己有利，也使社会能从中得到好处。通过穆勒的论述，自由的范围更加广阔，自由主义哲学也更加贴近时代要求。自由原则和自由主义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的事务中是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神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是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的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可见，个人自由对我们个人以及国家的重要性,用强迫办法不让一种意见发表，即使对持那种意见的人使用了暴力，有剥夺了社会从自由调查研究和提出批评意见中所能获得的好处，并且个人自由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因此，很有必要限制政府权力，划清政府干涉的限度，缩小政府干涉的范围，保障自由的实现。也由此论证了建立在个人权利正当性基础上的政府也不可以限制个人自由的发展。
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正处于向更为成熟的正常的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恰恰类似于约翰·穆勒所处的英国社会从早期现代向成熟现代迈进的转型时期，因此，《论自由》一书中的思想理论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与借鉴作用。正如导读的作者高全喜教授所言：作为读者，我们依然有必要读洛克，读穆勒，因为他们的著作不仅仅是学问之作，而是思想之作，不仅仅是历史之作，而是现实之作。他们提出的问题与当今中国人的自由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只有限制政府的权力，明确划分政府干涉的范围，建立监督政府的机构，积极地对国家各项事务进行全面的立法，通过立法来具体划定个人与个人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具体的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彼此在其边界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或权力，才能保证人们个人自由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