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审判监督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当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法律规定宏观原则，抗诉出现收缩趋势，刑事审判监督权存在争议，是刑事审判监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要理性辩证认识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以案件质量为核心强化证据审查，深刻把握审判监督内在要求，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第一篇：审判监督论文范文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探析
摘要：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检察权在监督法院民事案件审判工作中的制度性体现，综合体现了法院、检察院、当事人三者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本文在进行制度性研究的同时，重点以法院工作的视角，从实践出发探讨了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关键词：检察院;检察权;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
一、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概述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与检察权同步确立并历经变迁的，是检察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检察院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保障。
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之始，在最初的人民检察机关的组织条例中，对新中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责做了最早的规定，这就是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民事和行政诉讼。
在经历了破坏与重建后，现行的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在内容上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权力来源、理论基础依然一脉相承。检察机关在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中一直处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是独立的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平行的政权序列，占有十分重要的宪法地位。检察院是1982年宪法授权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79年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07年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并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在20余年的检察院法律监督实践与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法检两家各自对民事审判的法律监督问题都出台过多个意见、批复，至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可以说是法检两家作为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正视多年来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作出的有益的协商与探索。
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主集中制理论以及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体现，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与正确实施。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于对检察院制度本身的质疑以及对于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担忧，曾出现对于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存废在理论层面的广泛争论。至今，经过长期的制度运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实际效果部分打消了主张废除者的疑虑，对该制度的价值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加，学界以及实务界也越来越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理念采取统一步调，重视对这一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的研究与探索。
二、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的特点
现行的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是以宪法、宪法性法律、法律为依据，以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为监督对象，以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以及国家法制统一为目的，以抗诉及检察建议为途径的监督制度。其特点如下：
(1)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项以宪法授权为依据的公权力，是针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性权力，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理念。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总体监督下，更注重于对法院审判权的专业性的个案监督，该监督权注重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确保当事人在审判活动中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和平等对待。
(2)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个案监督与总体监督相结合的权力。有观点将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等同于检察院对民事案件抗诉的权力，认为检察院只能以对个案的审判工作提出抗诉的途径实现监督权。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解，检察院除了抗诉外还可以就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提出检察建议，其范围可以包括小到不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小的工作瑕疵，大到某辖区内某一类型案件出现的大规模同案不同判情况或某一工作制度的改进等。这也是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
(3)檢察院民事审判监督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不具有终局性和实体性，是用一种程序性的制约权来实现实体的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且其最终要服从于有权机关的终局裁判，由此才可以避免法律监督权的特殊化，避免其因为失去制约而成为一种没有界线、凌驾于其他各项权力之上的绝对权力。因此，从理论上看检察院通过检察监督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没有制度空间的。
三、检察院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院民事审判监督制度从建立以来就偏于原则性，在实践操作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尽管在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对许多困扰司法工作人员的问题做出了规定，这虽是一个有益的进步，但依然是以解决个别问题为出发点，并非系统的制度建设，且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在期盼可能的立法的同时，笔者提出一些目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讨论。
(一)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法律地位问题
检察院是民事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这在法律上毫无疑问。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法院裁定提起再审后，检察院在再审中的法律地位，有怎样的权利、义务。从目前的法律实践来看，检察院在向法院送达抗诉书及抗诉卷宗后，唯一承担的工作就是在再审案件开庭时应法院的通知，派员出席庭审，宣读抗诉书，而后申请退庭，等待法院送达再审结案的文书，并不实质上参与庭审与诉讼的其他过程。这长期以来几乎可以被看成是法检两家的默契，检察院避免了干预法院审判权的嫌疑，而法院也减少了安排检察院参与诉讼的麻烦，因为检察院与法院都对检察院在民事诉讼结构中究竟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怎样安排庭审感到茫然。
《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抗诉案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检察人员出席法庭的任务是：(一)宣读抗诉书;(二)对人民检察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包括有利于和不利于申诉人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予以说明。检察人员发现庭审活动违法的，应当待庭审结束或者休庭之后，向检察长报告，以人民检察院的名义提出检察建议。”
这是目前对检察院参加庭审最具體的规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抗诉案件应开庭审理，不能书面审理，法院应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检察院应派员出庭，检察院是抗诉案件不可或缺的参与者。(2)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应宣读抗诉书，也就是作为抗诉案件的启动者要对抗诉的理由予以说明。(3)检察人员要对自己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予以出示，并对当事人的提问予以说明，作为诉讼的参与者有举证的责任，并参加到质证环节，有回答当事人提问的义务。(4)检察院依然负有监督法院庭审活动的责任。对于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有各种学说，如：国家监诉人说、国家公益人说、诉讼当事人说、国家诉讼人说、民事公诉人说、检察员说等，都是对检察院在民事抗诉案件中的特性有所侧重而定义。从检察院的根本立场来看，检察院并非申诉人的代理人，其关注的是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监督，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法律的正确实施这一国家公益为核心价值，甚至不是以某一个当事人得到公正判决为核心目的的。因此，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的地位更接近于国家监诉人，有限地介入诉讼，更多情况下只履行程序性义务如宣读抗诉书，大部分的责任还在于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
但我们也应注意，检察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默契的退庭到检察院在今后庭审中可能更多地留在法庭参与庭审。那么对于被申诉人对抗诉理由的质疑，检察员是否要予以回答，这可能将导致不限于法庭调查的质证阶段，而深入到辩论阶段，会不会形成检察院、申诉人一起与被申诉人辩论的局面，都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问题。
同时不得不提出的是，在检察院试图在诉讼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考虑出庭人员的实际情况。目前的情况是，与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对等级别的检察院对申诉立案审查，审查后认为确有错误的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有第179条第1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的，接受抗诉的法院可以交下一级法院再审，也就是实务中的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在这种情况下，正好可以达成作出原审判决的法院再审案件，而进行实体审查的检察院派员出庭，而派出的人员也必然是担任本案审查工作的人员。然而在第179条第1款第(6)至(13)项以及第2款规定的情形下，接受抗诉的法院只能自行审理，对等出庭的检察人员则来自真正进行了实体审查的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其出庭效果在宣读抗诉书时尚可，而深入诉讼就很难保证。
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在民事抗诉再审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还需要法检两家在摩擦与协调中不断探索、发展、完善。
(二)再审检察建议应慎用
再审检察建议是检察建议的一种运用，是检察院在发现应当再审的情形后，向同级法院也就是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该法院对该案提起再审。而法院提审的方式为本院院长发现。
依据《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5条、第65条规定的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这种制度设计的合法性首先就存在疑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按民事诉讼法的表述，如果检察院发现有应当提起再审的情形的，应当提出抗诉，井没有留出检察院选择检察建议的空间。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提出抗诉”其实也是对检察院履行抗诉责任的一种约束，并不能由检察院自行变通。所以这种制度安排本身的合法性就值得商榷。
再从《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的规定看，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可见检察建议的关注点在于制度完善、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服务等层面，而不是针对个案监督。特别是有抗诉途径的情况下，还以检察建议针对个案建议法院再审，是欠妥的。
那么再审检察建议在实践中是否有必要性呢?从检察建议书的内容看，检察院意见明确，认为有确定的应提起再审的情形，所以建议法院提起再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不直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呢?有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案件事实清楚明确，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浪费时间，程序复杂，不如直接检察建议，提高工作效率。但是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提出检察建议按程序也要上检委会，同样是复杂的，而且即便是检察院的工作简单了，法院的工作量却加大了。很多法官在拿到检察建议书后感觉是在替检察院做审查工作，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时检察院放弃对轻松可以提高抗诉成功率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提起抗诉而改为检察建议，是不合常理的，即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会是主流。另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检察建议再审的案件普遍是涉及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有困难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争议的案件，检察院以民行处办案人员为个位数的检察官应对多达400余种案由的民事案件的审查工作，又缺乏民事审判实务工作经验，再加上调查权上的限制，遇到事实查明困难的案件，证据认定有疑问的案件，或者法律适用有重大疑难的案件，很难特别肯定地认定是否应当提起再审，而贸然提起抗诉不但不够严肃，同时也可能影响抗诉成功率，所以才选择了再审检察建议的折中方式。本人认为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的。在民事抗诉案件中，检察院以程序瑕疵或以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抗诉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涉及事实认定问题的抗诉成功率则较低。这涉及到检察院审查民事案件本身就有一定难度，而且在审查过程中作为监督者一方似乎也不便与法院过深入地交换意见，所以再审检察建议就成了一种沟通手段，但这种沟通手段的成本实在是过高了。
再审检察建议的操作性如何呢?就实务中的再审检察建议情况看，法院收到建议书后，要从调卷工作开始做起，书面审查。约见当事人，开展调查工作，以及必需的逐级汇报等繁复程序，如果要提起再审还要上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但依《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条的规定，法院只有三个月的审查时间，就必须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检察院，这基本是不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不得不令人对其操作性提出质疑，而面对规定非执行不可的同时，也最终会直接影响法院接受再审检察建议的可能性。
综合分析以上因素，建议检察院在实务中一定要慎用再审检察建议，不要作为针对个案监督的常规手段使用。
(三)检察院抗诉存在的问题
1.检察院审查申诉案件应有侧重
检察院在审查申诉案件时，要审查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情形，该条文规定的情形虽多，但不外以下几个大类：(1)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2)法律适用问题;(3)诉讼程序问题;(4)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其中法律适用问题、程序问题和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是检察院抗诉成功率较高的几类问题，也是检察院应当着重审查的问题。
首先，法律适用错误，很可能不是个案问题，因为在纷繁复杂的民事案件中，法院不同的辖区甚至同一辖区不同的审判庭对同一类问题的判断都有差异，从而导致同案不同判。对此法院内部也经常开内部协调会议，就这类问题协调统一，以至下发内部文件，以期达到司法统一的效果。但尽管如此也只能是事后的弥补，也可能统一的认识有不尽合理之处，也可能并没有达到统一的效果，检察院的监督就很必要。
其次，程序违法问题。例如送达问题，这可以说是基层法院的一项制度困境，怎样才算是穷尽了送达手段，才可以公告送达，实践中很难明确，送达的具体方式、手段也不统一。而且送达的成本不是用金钱衡量的，这是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审判工作的法官们的肩头几乎不能再承受之重。但无论如何，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保护，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必须纠正，程序正义必须维护。也正是在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多方监督部门的纠正下，某些法院已经开始建立专门的送达机构，将这项工作从每一位法官的审判工作中剥离开来，专门化、系统化、程序化。我们希望可以在将来看到其成果显现。但这种探索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检察院监督的效果。
再次，审判人员违法、渎职问题，这是检察院必须重点监督的问题，虽极为少见，但确是检察院责无旁贷的工作范围，无需论述。
最后，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证据等原因导致的事实认定问题的审查。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项就规定“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3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等此类问题，申诉人提交“新证据”或提交诉讼后才形成的鉴定书等证明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但这并不是法院在审判工作中的错误导致的，而且目前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对于所谓“新证据”都是采取扩大化解释的思路，关注点已经不在于是否属于新证据，而在于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是有新证据的同时还有法律适用或程序问题而导致的复合型抗诉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检察院单纯以新证据为由提起抗诉就缺少了对法院监督的意义，作为检察院的立场就偏移了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初衷。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首先建议申诉人向有权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提出再审申请，通过法院自行提审的方式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如果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裁定予以驳回，而检察院认为应当再审的，这可以看做检察院认为法院在申诉复查中存在错误而介入，以对原审提起抗诉的方式监督了法院的审判工作，是合适的。同时，虽然对于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不能抗诉，但通过检察建议等手段依然可以履行监督职责。
2.检察院抗诉的期限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二年后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而对于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期限却没有规定。
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在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多年，经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已经持续多年的情形下，仍允许当事人通过再审程序动摇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改变已持续存在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法律关系和事实状态，既不利于维护司法裁判的稳定和权威，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检察院的抗诉权与当事人申请再审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是一致的，也应该有时效性，这是司法效率与秩序稳定的要求。而检察院抗诉权的时效无限性导致了《民事诉讼法》第184条形同虚设，当事人在超过了法院接受再审申请的期限后，自然会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从而规避法律。所以为了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应当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
必须说明的是，检察院接受当事人的申诉是不应受到限制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检察院接到申诉后必须认真查清事实，但是接受申诉后处理的方式并不一定是抗诉。
认为规定了提起抗诉的期间就是对检察院监督权的限制甚至侵犯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上文已经否定了将抗诉等同于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认识，抗诉只是监督的方式之一，不能提起抗诉并不等于不能进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而且站在民事诉讼的整体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制衡也是很正常的。检察院的检察权本身也并不是无限制的，与法院审判权的协调是必须考虑的。从结果看，即便是因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存在错误，造成了错判，也还有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制度，以及对法院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的追究。目前对渎职侵权的追究已是检察院工作的重点之一。在这些制度不断完善、衔接上的空白不断被弥补的前提下，将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期间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相统一，不但在理論上应当，在实践中也必成为可行。
四、制度发展方向及逐渐凸现的问题
检察院对于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与检察院检察权的交叉点，规范此制度必须取得这三种价值的微妙平衡，而这种平衡状态也正是该制度的发展方向。目前，检察院强调应提高检察权对于诉讼的影响程度如对于调查权的完善。而法院则强调司法独立应受到更大程度的尊重。唯独当事人，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但当事人在因抗诉而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中其诉讼权利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撤诉的权利，当事人申请撤诉，而检察院不撤回抗诉的情况下，法院如何调处，目前个别法院是以终结诉讼的方式处理，这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又例如：检察院抗诉是否会影响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和解的权利，也存在争议。就目前检察院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而言，法院与检察院增进互相沟通，通过不断磨合，逐步推进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已成为主流，并产生阶段性成果。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希望双方能主动将当事人的权利考虑在内，统调平衡以期达到制度的完善。
作者：白涛
第二篇：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研究
摘 要：当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法律规定宏观原则，抗诉出现收缩趋势，刑事审判监督权存在争议，是刑事审判监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要理性辩证认识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以案件质量为核心强化证据审查，深刻把握审判监督内在要求，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工作。
关键词：检察机关 刑事审判监督 客观公正义务 证据审查
刑事审判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以及所作的刑事判决、裁定是否正确进行的法律监督。作为公平正义的守护者，检察機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活动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工作面临的现实情况
(一)法律规定较为宏观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在审查决定是否开庭审判直至宣告判决这一期间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其理论基础是权力制约，其现实依据是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1]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明确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职责并没有设立专章或专节进行具体规定，而是散见于若干法条，且条文表述相对宏观。“先天不足”导致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步履维艰，支撑手段不足。抗诉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
(二)刑事审判监督权性质存在争议
刑事审判监督职责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说”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性质也就直接决定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检察机关的所有职权都应当与法律监督机关的要求相适应。[2]还有学者认为，法律监督与检察机关所担当的基本职能是冲突的，检察机关基本定位是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起着承前启后、发动审判程序、把被告交给法庭审判的作用。[3]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检察机关监督审判的制度是诉权外的监督制度，这一制度有特定的历史成因，但在当前受到严峻挑战，制度虚置、运作不灵。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有利于个案处理的公正，又可能损害审判的权威、扭曲诉讼的性质。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存在既是诉讼当事人又是监督者的角色冲突。因此，在当前司法公正的制度条件尚需培育的情况下，承认检察监督的相对合理性，在为其设置一定支撑条件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必要限制与改造。[4]
(三)出现收缩趋势
从案件数据看，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提出刑事抗诉案件数、抗诉率、法院采纳意见率和改判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撤回抗诉数、撤回抗诉率大幅上升;二审程序抗诉多，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少;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抗诉多，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重罪案件抗诉少。一般来说，受国家死刑政策和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影响，死刑案件执行最严格的证据标准，故意杀人、抢劫等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办案质量较高，抗诉减少可以理解。职务犯罪案件囿于整体办案数量，抗诉减少也可以预料。但是，检法最容易产生意见分歧的经济犯罪案件，反而抗诉数量偏少，应引起重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影响。诉判一致案件增多，上诉、抗诉案件整体减少成为必然。二是犯罪结构变化的影响。传统的暴力型犯罪、财产型犯罪逐年减少，轻罪案件逐年增多(占近80%以上)，危险驾驶罪取代盗窃罪成为第一高发犯罪，而且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数量增长明显，犯罪类型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三是审判质量的提高。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对审判质量空前重视，法官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等方面更加谨慎，刑事裁判质量不断提高。四是监督理念影响。“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落实不到位，监督意识不强，检察官忙于办理捕诉案件，抗诉积极性不足。
二、理性辩证认识刑事审判监督职责
(一)关于审判监督权的性质
从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看，法律监督是检察权的本质，应当立足于法律监督这一本质对检察权的性质进行全面把握，兼顾检察权的司法性和行政性。法律监督作为一种体制机制有其重要作用，其功能和作用有特定的范围和界限：法律监督具有法定性;法律监督具有程序性和建议性;法律监督具有事后性和救济性;法律监督必须坚持有限性。[5]由于公诉权的性质和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功能作用，检察权自然具有监督性。这种监督性体现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监督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防止审判“纠问化”，确保法官的中立地位。一般来说，检察机关在公诉权意义上的审判监督制约地位和作用，如刑事抗诉权，无论是对一审裁判的刑事抗诉权还是再审程序中的刑事抗诉权，已经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可。[6]争议焦点在于人民检察院是否应当具有或者可以具有基于诉权以外的监督权，即“个案刑事审判监督权”和“一般刑事审判监督权”的区别。如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按照文意解释，“提出纠正意见”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既不是基于诉权的公诉机关，又不是基于诉讼案件的程序“异议”，而是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是否依法履职的监督，这属于宏观意义上的、带有行政色彩的“监督”，明显具有非诉权的性质。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刑事审判监督权”的产生和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无论是在作为社会制度现实价值的功用考量上，[7]还是在作为社会制度现实价值的存在基础上，[8]都具有合理性，在“维护司法公正，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和维护法治权威”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这也可以归结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特殊性和现实困难——律师辩护权的不充分、法官的强势以及当事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归根结底，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功能设置，基于刑事诉讼权力衡平性考量。
(二)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刑事审判监督权
一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把刑事审判监督权统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理论体系之中，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上看待和思考。“刑事诉讼是检察官的程序”[9]——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全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检察机关是唯一全程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公权力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发挥刑事诉讼主导作用的重要方面。但要注意，监督的本质在于“程序”，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观念，不是“凌驾”于侦查之上，也不会冲击法院“中立审判者”“實体处分者”的司法角色，这里的主导作用更多是程序意义上的，具有程序启动价值，案件的裁决处理、实体处分仍取决于人民法院。二是刑事审判监督应当坚持谦抑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强化边界意识，进行适度收缩和规范，即以具体检察职能的履行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而不是片面强调“加大力度”，不能进行所谓的“全面”“广泛”监督。任何机关、任何机制解决的问题都是有限的，任何公权力也都是有边界和范围的。[10]客观上检察机关也难以承担广泛意义上的法律监督职能。三是法律监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应当立足于国家整体法治建设水平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层面上来综合考虑、客观评价及总体把控，结合司法实际，围绕依法履职，在法律规定框架内把检察机关应该做的做到位，并细化和规范相关制度机制，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三)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
一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强化对刑事抗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强化监督”“精准监督”“接续监督”“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双赢多赢共赢”等监督理念，正确处理依法指控犯罪与强化法律监督的关系，把刑事审判监督放在与批捕起诉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依法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承担的职责，体现检察担当。二是审判监督不是博弈和抗衡，而是检法两家共同努力确保我国宪法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要充分认识到强化审判监督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是维护法治权威的有效途径，是保障民生民利的现实需要。三是坚持法律思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法律思维最基本的思考方式，不是让我们去思考如何改革制度规范、如何提出立法建议，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先要思考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法律理念下寻求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积极构建以精准化抗诉为目标的刑事抗诉新格局，全面客观审查原判证据事实和理由，找准抗点，选择最适合的监督方式，特别关注和重视抗诉质量和抗诉效果。
三、依法全面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思考
开展审判监督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犯罪类型结构变化，依法发挥审判监督积极作用，需要认真对待和审慎考虑，更需要整体推进、统筹把握和系统指导，尤其在抗诉政策、抗诉必要性的把握等方面。
(一)强化证据审查，以案件质量为核心
一是坚持构建以客观性证据为核心的证明体系。证据不足已经成为无罪判决的主要原因。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责任，完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介入侦查工作机制，引导侦查取证，发挥捕诉一体优势，夯实证据基础。继续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比例，落实繁简分流，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审。二是准确把握抗诉必要性条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刑事裁判文书交叉评查、分类审查机制和专项检查活动，对一段时期内或者一类案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强化抗诉案件的类案监督，提升抗诉精准性。对证据体系或者理解适用法律存在认识分歧的，慎重提出抗诉。三是刑事抗诉既要坚持符合条件即应依法抗诉，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又要结合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治安形势，突出刑事抗诉工作的重点和实效性。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社会热点，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案件、容易发生司法人员执法不公、违法犯罪的薄弱环节，把抗诉重点放在对诉判不一情形的审查上，注意发现裁判不公背后可能存在的审判人员违法犯罪，在纠正不公正裁判的同时，依法惩治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四是深入融合现代科技应用与刑事抗诉业务，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比大量抗诉案件，及时发现重大诉判不一案件。五是用好监督方式。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在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多种监督手段中选取最佳方式。一般来说，对于具有广泛引领意义的个案，应当提出抗诉，建立典型案例的类案指导机制，以个案纠错推动类案统一;对于不具有广泛意义的个案，秉持理性审慎抗诉原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发出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进行监督。
(二)深刻把握审判监督内在要求
一是充分发挥“统一牵头、专人研究、类案指导、条线指导和个案指导相结合”刑事审判监督业务指导机制作用，强化对刑事抗诉工作的研究指导和统筹推进，健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二是加强对具体刑事审判监督的业务研究。通过具体的审判监督活动来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善于从司法实践中、从抗诉个案里探寻和推进理论、理念上的进步。例如，关于再审监督程序的启动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再审程序都是由人民法院提起的。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地位缺乏法理基础，违背“控审分离”这一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有关再审的申请都应当由检察机构和原审被告人向法院直接提出，而法院则在再审过程中充当权威的裁判者。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在控辩双方未曾提出再审申请的情况下，自行就某一生效判决或裁定发动再审程序。”[11]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提起再审程序，主要是基于保障和维护人权的角度，但实质上确实与人民法院“中立裁判者”的地位作用不符。国外也鲜有赋予法院以再审提起权的做法。当前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力度、质量和效果与设定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权的立法预期存在差距。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审判监督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语境下，是一个颇有争议又颇有价值的问题。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只有在不断推进新时代检察制度过程中，根植中国司法实践厚土，固本强基，在“稳进、规范、推进、深化、提升”上积极努力，做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提升，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的法治化、规范化和智能化，才能达到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推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之终极目的。
注释：
[1]参见廖腾琼、林世雄：《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
[2]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原所长张智辉持此观点，参见张智辉：《检察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转引自廖腾琼、林世雄：《论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有效性》，《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
[3]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教授持此观点，参见孙谦等主编：《司法改革报告——检察改革·检察理论与实践专家对话录》，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转引自廖腾琼、林世雄：《论检察机关刑事審判监督的有效性》，《学术论坛》2012年第6期。
[4]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视角下的检察机关审判监督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5]参见孙谦：《检察：法律守护人——以刑事法律监督为基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6]通常认为这种审判监督权是基于诉权，基于个案公诉权，是“个案刑事审判监督权”，与此相对的是下面论及的“一般刑事审判监督权”。
[7]这一点，仅从每年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法院改判和发回重审的案件数量的实证研究中就可以体现出来。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的国内最大“老鼠仓案”、“陈满故意杀人、放火申诉案”等案件。
[8]这一点主要针对法院公信力还不够、法治权威尚未牢固树立的现实基础之上。
[9]大陆法系国家的法谚。参见陶建平、万毅等：《职能重构背景下检察机关刑事诉讼主导作用的发挥》，《刑事检察工作指导》(第3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页。
[10]同前注[5]，第2页。
[1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页。
作者：张萍 刘凡石
第三篇：检察视野下的刑事审判监督
摘要:目前,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在监督范围、监督手段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建议扩大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范围,建立检察监督权的实施保障机制及改革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进检察机关的人事与财政制度,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
关键词:审判监督;监督对象;监督手段;保障机制
中国现行宪法,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肯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赋予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由始至终的检察监督权。但相关立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导致检察监督权在实际的刑事审判过程中难以有力及有效行使,从而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法律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不仅在实务中遭遇种种尴尬,在学术上也遭受不少批判甚至是否定。本文主要针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检察监督所存在的问题及制度缺陷加以概括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供探讨。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概述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概念
在中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授予的监督权 ,对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在审理刑事案件中适用法律、惩罚犯罪的司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检察、制约和督促,是宪法明定的国家监督。
(二)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范围
在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起着支柱作用。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监督的范围,从诉讼程序看,既包括对一审审判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二审、再审审判活动以及死刑复核活动的监督;从案件的性质看,既包括对刑事公诉案件审判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审判活动的监督;从审判方式看,既包括对庭上审判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庭下审判活动和庭外调查、决定逮捕、决定变更强制措施的监督;从审判内容看,既包括对人民法院审理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的监督。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审判监督的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确保刑事审判活动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开展。(2)对人民法院裁决所进行的法律监督,确保其所作出的判决、裁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3)对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等相关人员的诉讼行为所进行的监督。
二、检察机关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却是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在权力制约与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极为有限,而其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也遭遇种种尴尬。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健全,致使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尚存在不少盲区
上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当事人上诉而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规定;(2)对自诉案件的审判缺乏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3)缺乏对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判案件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4)缺乏对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案件实行检察监督的有关规定;(5)缺乏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检察监督的必要规定。另外,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部分的检察监督法律也未涉及。
(二)监督对象较为单一,监督的广度和力度不够
虽然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刑事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均有权也均应该进行监督。但从目前看,检察机关审判监督显然主要停留在通过对已经生效的法院判决裁定发动再审抗诉进行监督。在对法院判决形成过程中违法行为的监督上,则显得无所作为。另外,检察机关对法院刑事审判的监督,也主要体现在对被告人犯罪实体问题的监督。一方面,而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的公正性问题,检察监督则形同虚设。
(三)监督手段较为单一,监督实效不明显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手段主要就是对法院的错误裁判提起抗诉,其次就是通过发“检察建议”等形式对审判程序中违法情况进行“督促纠正 ”。前者能够产生使法院必须受理案件的强制性法律效果,但督促纠正通知则仅有建议性质,能否实质上影响法院审判行为根本不得而知。
1.抗诉工作难度大、成功率低。(1)关于裁判量刑问题的抗诉程序启动困难。法定量刑幅度过大,幅度内的不公正量刑难以抗诉。目前中国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仍然较大,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一些虽在法定量刑幅度但不合理不均衡的判决无法纠正。(2)抗诉成功率低。首先,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关于抗诉达成共识率低。实践中常有下级检察院提起抗诉得不到上级检察院的支持或抗诉被上级检察院撤回。其次,即使成功启动抗诉程序的案件改判率也相对较低。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检察机关对抗诉标准尤其是量刑标准的把握随意性较大,不仅与法院把握的标准不一,甚至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所把握的标准也有出入。当然,法院系统的“内部请示制度”也是造成抗诉成功率低的一个不合理因素。
2.检察机关对审判程序中违法现象的监督处境尴尬,监督实效不明显。中国《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有效手段及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在审判监督过程中发现人民法院有违法行为,对于构成犯罪的尚可对相关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一般违法行为也只能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纠正意见,但因其效力并未等到法律明确认可,即使人民法院置之不理,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
三、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几点设想
要想真正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保障刑事审判活动清明,公开,公正,则改革和完善目前的检察监督制度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一)完善立法,扩大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建立检察监督权的实施保障机制
一方面,要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自诉案件、简易程序、以及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纳入检察监督范围之内,增加检察监督权的覆盖范围,避免刑事审判活动中存在过多的监督真空地带,而使检察监督权被过分弱化而遭到轻视甚至忽视,以切实增强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活动中的实质作用,从而使刑事审判活动更加清明、公开、公正。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检察监督权的实施保障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现行的检察监督之所以处处遭遇尴尬,进展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手段与措施,导致检察监督权得不到强制力保障。目前的检察监督手段多为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法律却没有进一步规定被监督人不纠正违法当如何解决。因此,立法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手段及措施,但最为关键的是要明确被监督人积极或消极对抗监督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检察监督权由“虚权”变为“实权”,得到现实有效的法律和机制保障。
(二)改革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改进检察机关的人事与财政制度,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
法律监督权的本质要求其必须具有主动性、威慑性,尤其是中立性,必须不偏不倚,只对法律负责。而这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真正实现检察权独立行使,这当然首先要从保证检察系统的独立性着手进行改革。虽然中国相关法律明文规定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干涉,但中国检察机关现行领导体制及财政制度却使检察机关的人事、经费被同级党委和政府牢牢掌控,这就导致实践中检察机关“低人一等”,受制于地方党委与政府,其独立性自是空谈。因此,有必要改革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与人事、财政制度。考虑到检察独立有时可能会与国家政策及大局利益发生一定冲突,建议保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不变,在省级以下实行垂直领导体制。
(三)改革检察机关内部权能分配
笔者认为,现行将起诉权和审判监督权合而为一的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模式,是不利于进一步提升审判监督效能和权威的,应当加以改革。有必要实现起诉权和审判监督权的分离行使,通过设立独立的审判监督机构,强化对审判过程的监督。另外,缩小检察机关抗诉发动过程的认识差异,避免有价值的抗诉案件在上下级检察机关意见纷争中被“耗尽”的局面。应当实行省级检察机关统一受理抗诉审查申请(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除外),基层检察机关认为需要抗诉的可以直接提请省级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不必再经过市级检察机关的审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审判权当然要受到监督,这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与必然要求。构建科学而完善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意义重大而深远,任务紧迫而繁重。
作者：蔡秉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