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绿色经济论文提纲

2022-11-15

论文题目：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摘要：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著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著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著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著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著。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关键词：环境规制;绿色增长;绿色经济效率;社会福祉;中介效应;PSM-DID

学科专业：数量经济学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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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2 相关文献综述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第2章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