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邓小平的感想范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感想
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心得体会
今天下午在吴乡长的带领下学习了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相当严峻。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倾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世界的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
邓小平南巡讲话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实际上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通称南巡讲话。讲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思路，有了新突
破，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次南方谈话的内容主要有六点：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2、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3、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4、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要反对形式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6、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总的来说就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
确实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所以很多老一辈很是不满小平的改革，可在严打犯罪活动的情况下，有所好转，而且在开放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也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很多事情需要实践来证明，当然实践证明小平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人民的。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简明扼要的总结了前一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了下一阶段深入改革的方向，把中国20余年的改革开放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那以前的整个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次浪潮;从那以后，直到2001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也就是在这次南巡途中，邓小平用非凡的气魄胆识，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念。他说：“要注意济经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他的话，为当时及后来的改革家们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邓小平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他还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小平也说了：“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还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等，他的话总是有前瞻性和致命的准确性，这些既实在，又精辟的话，我们要学习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并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
第二篇：读邓小平南方谈话感想
读南方谈话感想
——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谈话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
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领会其基本精神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胆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以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推进改革开放扫清思想政治障碍。以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实践表明，南方谈话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光辉典范，成为指引和激励我们开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第三篇：邓小平的历史活动
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改革开放后取得的伟大成就)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2.1978年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3.平凡冤假错案，加强民主与法治的建设。
4.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5.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村致富和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道路。
6.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增强企业的活力。
7.实行对外开放，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利用国家优惠的经济政策，吸引侨资、外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
8.改革开放后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
9.中共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0.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作出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11.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加快了建设的步伐。
13.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景。
14.收回香港、澳门。洗雪了百年国耻，推动了祖国的统一大业。
第四篇：邓小平岳父的财富传奇
他曾经两次破产，三次创业;
破产时给股东们留下“罪言书”承担全部责任;
他受益于官府，又受困于官府。浦中杰，字在廷，云南宣威人，宣威火腿的创办人，邓小平的岳父。
近代历史中，知道邓小平的不用说，知道宣威火腿大名的也不用说，但知道浦在廷的则极少。而这位浦在廷，其企业家传奇的一生，丝毫不比乃婿邓小平逊色多少。
三起三落的创业史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已成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传奇，而浦在廷的创业史，也可称三起三落，惊心动魄。浦在廷17岁即加入马帮队，贩卖洋货与土特产，足迹遍布云南、缅甸，眼界大开。1909年，他筹组“宣和火腿有限公司”。1917年，他鉴于宣威火腿支大色差不便携带和使用的情况，创造性地开发宣威火腿罐头产品，派人出国学技术并购进机器，于1918年以“云南宣和火腿罐头有限公司”的商标，投产火腿罐头，一度使宣和火腿罐头名声大震，远销海内外。
创业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天翻地覆之年。外力入侵，军阀混战，官府盘剥，交通中断，加之各种经营中的问题，1920年，宣和火腿罐头公司破产。
第一次破产后，浦在廷并不就此罢后。1921年，他重新自办“大有恒”商号，用“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的招牌，生产火腿罐头，以背水一战的决心，闯过重重难关，终于再造辉煌。1923年，广州举办全国地方名特产品赛会，火腿罐头荣获金奖，孙中山特为火腿罐头题字——“食德饮和”，宣威火腿罐头从此名扬天下。
然而好景不长，1925年，由于支持孙中山革命，浦在廷随滇军东下广州，任驻粤滇军军需官。由于滇军杨希闵等人阴谋反判，以贪污之名，将浦在廷开除军籍并锒铛入狱，同时席卷其全部经营所得。浦在廷第二次破产。
出狱后，浦在廷重新返乡，从四川赊布销售，集资重办“大有恒”火腿罐头业务，并从此一直将公司经营到1949年。今天，浦在廷创办的公司仍是宣威地区的骨干国有企业之一。
中国传统绅商的品格
天灾人祸，不祥之兆，传统中国的帝王要下罪己诏。但一介商贾，生意落败，也要给股东写一份“罪言书”这在近代史中还十分罕见，而在浦在廷便是一例。
1920年，宣和火腿公司破产，浦在廷召集股东会议，决定“浦在廷先破自己的产业”，“杰愿一人担任债务，停息三年，赔清债主，再行限年赔还股东股本。”与此同时，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罪言书”;“公司成立于今，一稔此中之辛苦艰难，经营缔造尽移山倒海之力，为桑土牖户之举。……惟风云不测，祸福无常，苏明允曰：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哀之而知前届红息之高，即为今日丛脞之渐。言念及此，祸胎有四，此可为诸君泣告者。
商业之于国家，犹血脉之于人身，附丽而行者也。乃者国家多难，萑苻(强盗)肆威，渝叙各庄连年无一措手，既失货物转运之利，复滞宙肘销行之路;宣省各庄因之而麻木不仁，痿痹不行，此经济日渐堕落者一。
公司近二三年馋言簧鼓，是非蜂起，内则同事争持，外则人心疑诈。是以一失败于洋纱，一失败于广毛，一失败于路途，一失败于渝庄，而海关横来之祸尤令人心不寒而栗，此则讳之无可讳，而公司停止所由来者也。
悲夫悲夫，失路英雄，托足无门;失火城门，池鱼为殃。以诸同事十余年之经营，诸股东数十万之股本，冥冥昏昏坠落无形，皆杰一人之咎也。传曰：一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杰读是而慨然矣，杰读是而涔涔泪下矣。宣罪言说。”
浦在廷在“罪言书”中，详列了公司破产的四大原因，一为账款难以收回，二为内部骄奢而致成本上升，三为兵火战乱路途中断，四为内外是非争执。查此四因，除兵火战乱外，其余无不是当今商界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在破产面前，浦在廷居然一人承担所有债务，并承诺退还股东所有本息，这不能不令人赞叹他的为人。在“罪言书”中所流露的传统绅商的品格和胸怀，今天看来，依然充满魅力。
得益于官府，又受困于官府
考察浦在廷事业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是件非常有趣的事，它对今天的商人仍然不无启发。
浦在廷事业成功，难免成为军政各界的笼络对象，为了事业发展，浦在廷也要有意结交各种政要。他曾经任蔡锷护国军的兵站站员，又为滇军范石生部响应孙中山北伐而随军入粤，成为滇军军需处处长，并因功劳卓著而荣膺少将军衔，获五等嘉禾勋章。蔡锷去世唐继尧任云南省督，浦在廷与之往来还较多，每有棘手难题，浦在廷都会上书唐尧。1920年，他面临破产，为使宣和公司继续生存，他给唐继尧写信：“值兹商战激烈之秋，最忌故步自封之司。……精制罐头火腿，力图出口销售，籍挽舶来品万一利权，以尽商战中一分子义务。”
与官府结交，就无法避免政治和官府的伤害。1920年，宣和火腿公司经营困难之时，昭通、宣威两县官方同时通知增加宣和火腿的税赋，并以加强地方治安为由，要求大笔捐款。为了逃过此劫，浦在廷再次上书唐继尧，无奈云南省当时政争不断，唐继尧自身难保，于是浦在廷只能宣布破产。
为政治所牵累的极致是1925年在广东被杨希闵迫害入狱。浦在廷无法拒绝滇军范石生的劝说，抛下产业从军入滇，出任为滇军北伐筹集粮草的军需处处长，结果却因杨希闵叛乱，将其投掷下狱，财产及经营收入也悉数查抄。
浦在廷返乡东山再起后，不再卷入政府和官府纠葛的事情。此后他只做两件事，一为公益，为家乡修桥修路，赈济灾民;二是抗战爆发，他复出担任宣威县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
从股份有限公司到兄弟罐头食品公司
看浦在廷奋斗史，有个细节令人关注。1920年前，他的公司牌号是“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后，浦在廷重新创业，公司牌号是“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前者为多人集资的股份公司，后者为家庭兄弟的公司，其间曲折，值得玩味。
翻阅资料，笔者发现了浦在廷申办“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的呈请书，其创始股东人数为10人。浦在廷、孙清、陈祖纯、刘国裔、举人候其
一、吴炳坤、贡生宁维铨、刘发俊、廪生吴文瀚、浦钟仁。股本金2万股，每股五元，总计10万元。其中除浦在廷、浦钟仁为胞兄外，其余皆宣威地区绅士名流。
而到二次创业时，浦在廷便不再多方集资，他用借款的方式从旧时股东处筹得资金，但股东仅剩浦氏兄弟两人了。
在“罪言书”中，浦在廷总结公司破产的原因之一，便是股东分红压力过大。“哀之而知前届红息之高，即为今日丛脞之渐。”一个经营者，一面要应对经营中成本不断升高的压力，一面要应对股东分红的压力。十个股东，十种想法，意见纷纭，难以一致。
这些股东们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可以共享股息，却不能共同承担破产时的债务责任。债务清偿责任由浦在廷一人承担，并且还要他归还本金。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一相当明了的责任分担关系，最终结局却是一人包揽所有责任。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可归纳为如下几点：一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含义在清末民初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清晰，共享利益与共提责任的利益关系，缺乏实践;二是浦在廷的传统绅商的文化品格，“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他宁愿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的身上，以证明个人人格的完善;三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内在矛盾，股份有限公司是近代西方社会为解决资本积聚难题而发明的一种迅速集中资本的制度形式，但在中国运行，便与小农经济基础上培植的国民性格发生冲突，无论是浦在廷，还是当今时代的企业家们，朋友同仁们往往共同创业，走到一半就会各自分手，或一人单打独斗，或兄弟家庭依靠血缘关系维持。这一矛盾，时至今日也未解决。
从“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到“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公司”，其间坎坷，既让人钦佩浦在廷的执着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让人感叹：100多年了，浦在廷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今天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问题。
罪言书
——浦中杰
公司成立于今，一稔此中之辛苦艰难，经营缔造尽移山倒海之力，为桑七牖户之举。匪特当事者东观其成，成之而久且钜也。惟风云不测，祸福无常，欧阳子曰：祸患常积于忽征，智勇多困于所溺。苏明允曰：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读古人书而哀古人者，不觉转而自哀也。哀之而知前届红息之高，即为今日丛脞之渐。言念及此，祸胎有四，此可为诸君泣告者。生意即交易，交易即往来。往来云者，非必其人与货物之谓，现金账债亦与焉。详言之，则此以金钱往，彼以货物来，此以货物往，彼以金钱来，或先期后期焉。而金钱货物亦未有不如期而至者，故礼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返之公司，则有大谬。不然者，查前次结算大账，外欠内者凡七八万，今竟收获无几。公司以受此积欠影响，势不能多借外债，力图补救，乃愈借愈多，即子即母，辗转相生，势无可结，杰初以为各庄收之不力也，乃起而巡游督收，孰意旅次费用竟有收而不济其用者，此其耗折而失败者一。
事业愈发达，用度愈奢侈，此经济界之无可讳言者也。公司以同人擘划红彩，优裕当事者，咸起骄泰之。渐于是，而饮食，而人情，而薪工，而用人，无不断长增高，矜奇炫异，始简而功钜，竟以一滴之微而干江河之大，此其无形损失者一。
商业之于国家，犹血脉之于人身，附丽而行者也。乃者国家多难，萑苻(强盗)肆威，渝叙各庄连年无一措手，既失货物转运之利，复滞宙肘销行之路;宣省各庄因之而麻木不仁，痿痹不行，此经济日渐堕落者一。
气运为祸福之特征，星学者类能言之。公司近二三年馋言簧鼓，是非蜂起，内则同事争持，外则人心疑诈。是以一失败于洋纱，一失败于广毛，一失败于路途，一失败于渝庄，而海关横来之祸尤令人心不寒而栗，此则讳之无可讳，而公司停止所由来者也。
悲夫悲夫，失路英雄，托足无门;失火城门，池鱼为殃。以诸同事十余年之经营，诸股东数十万之股本，冥冥昏昏坠落无形，皆杰一人之咎也。传曰：一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杰读是而慨矣，杰读是而涔涔泪下矣。宣罪言说。
第五篇：邓小平：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党章草案的总纲，同原有的总纲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党章的总纲，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我国的政治情况既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在目前时期的政治纲领，当然也要有根本的改变。关于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对于党章草案的总纲，需要首先着重说明的，是其中说到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问题。在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特别是党章的总纲中，就是贯串着群众路线的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解释。现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着重说明，是因为：第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虽然第七次大会已经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现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而且实践证明，有许多同志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一路线，这说明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育，还决不能认为是充分的。第二，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酌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因此，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须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土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土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眼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在说到我们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党章草案在总纲部分和有关的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
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关于我们党在工作中继续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任务，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根据《邓小平文选》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刊印
注：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的第二部分。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