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2024-06-22

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共5篇）

篇1：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2004-8-17 8:43:29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一)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征战南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建国以后，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殚精竭虑，谋划运筹，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邓小平同志的军事生涯，在其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从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日烽火中率部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时期千里跃进大别山、领导和指挥淮海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显示了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非凡胆略和高超指挥才能。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以深邃的世界眼光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统帅，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领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特别是198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军百万大裁军，迈上了中国特色的精兵

之路，我军现代化建设由此步入新的轨道；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收回香港、澳门，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开创了新时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局面。

（二）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普遍原理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体现时代精神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其主要内容是：

确立一个总目标：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同志还对“三化”的具体内容，如何搞好“三化”建设，作了许多精辟论述。在“三化”的有机整体中，革命化是根本，是现代化、正规化的灵魂；现代化是中心，是我军建设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是革命化、正规化的基础；正规化是保证，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促进，构成了新时期我军建设的目标体系。

坚持一个总原则：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同志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同志为我军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强调枪杆子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可靠的组织保证。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政党、阶级和军队相互关系的学说，指明了我军阶级属性、国家属性、人民属性的一致性，有力地反击了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奇谈怪论。

遵循一个总方针：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邓小平提出军队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

局”，强调“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在武器装备方面，他强调“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

明确一个总标准：战斗力标准。即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把它具体化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战斗力标准正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的体现。邓小平同志在考虑军队各项工作时，总是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强调“军队就是要提高战斗力”。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88年1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战斗力标准，成为我军思想解放的钥匙，成为全军智慧和力量的聚焦点。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

———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这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治军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1975年，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1977年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在当年8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又专门以《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为主题作了重要讲话。以后他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引下，全军形成了共识，形成了制度，教育训练出现了新局面。

———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治军人才。邓小平同志强调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强调教育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作用和先导作

用。他提出要通过办学校解决干部问题。在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先后四次召开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加强院校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理顺了初、中、高三级培训体制，形成了具有我军特色的院校体系，把我军院校建设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依法建设和管理部队。从严治军、以法治军，是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根据他的意见，1977年军委会议制定并通过了9个决定、条例，内容包括教育训练、武器装备、编制体制等许多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军委总部先后制定颁发了60个军事法规。法规建设是一项基础建设、长远建设，为我军依法建设和管理部队开辟了道路。

———恢复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一种无形的战斗力和无价的精神财富。对此，邓小平同志格外珍视，并从中提炼概括出“ 五种革命精神”，号召全军大力发扬。直到党的十四大前夕，他还一再谆谆嘱咐全军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的本色。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转变，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条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正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也开创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敏锐地把握世界的发展

趋势和中国的前进脉搏，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密切联系中加以思考，放在当代中国的全面发展中加以思考，紧密结合新的实践，科学地阐明了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总体思路、根本途径、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奠定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新基石，把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是新形势下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科学指南。

在全军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把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同学习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联系起来，勇敢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

强化党的绝对领导，是国防和军队全面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根本指针，以实现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为目标，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规范军队建设的标准与内容；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在军事斗争准备上有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化技术特别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注重质量建军，科技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强兵之路，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有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加强国防科研和生产的管理，千方百计搞好去哦均的武器装备；加强纪律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维护军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深化后勤改革与管理，全面提高保障能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搞好精神文明与军政军民团结；要实现和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归结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强化党的绝对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绝对领导，革命与建设就走向成功，反之就会走向失败，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铁的事实与规律。因此，建设强大的国防与军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我没各项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篇2：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军事科学院袁德金马德宝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大转折、美苏等诸多国家仍忙

于冷战对抗之时，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捕捉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从方方面面进行拨乱反正。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他毅然决定，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由“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大力推进精简整编，努力探索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由此为起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形成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高瞻远瞩，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之初，冷战的帐幕已然拉开。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展开了面对面的战争较量。1951～1958年间，美国在亚太地区拼凑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7个军事集团。为抗击美帝的战争威胁，中国被迫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一度面临两霸施压的艰难境地：美国在中国南面侵略越南、老挝，苏联集结军队于中苏边境并多次进行武装挑衅。为预防万一，毛泽东提出，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此，还实施了“三线”建设，并提出了“山、散、洞”的原则。这一时期，在美苏两霸的战争威胁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得不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之下。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苏联对我的威胁也受到“一条线”战略的制约。在国际上，冷战虽继续进行，但美苏对抗有所缓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1981年，邓小平在认真分析国际战略形势的新特点后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不要搞那些人为的紧张。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984年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10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10年。”

基于这些判断，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酝酿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并着手推进军队的精简整编。

1985年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实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和贯彻我国政府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的战略决策，研究制定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

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了变化，对外政策也有了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他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 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而这两家都不敢打，一是因为这两家都有毁灭对方的能力，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两家在全球的战略部署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不敢动；三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由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战争因素还会发展。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邓小平同志说，根据这个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希望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同志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政策也要有一个改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看来，这两个判断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基于这两个判断，他强调，我们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同时，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也是个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等到我们的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中央军委适时作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应急状态转向相对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而较早主动地走出了冷战的阴影，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赢得了主动，争取了宝贵时间，也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

统揽时局，明确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多年间，邓小平不仅使国防和军队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而且还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

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中国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的维护做出积极贡献。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永不称霸。为推动世界和平，邓小平主张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反对在国际交往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结盟和对抗。1984年2月，他提出“不用战争手段，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认识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世界上，要维护和平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国防，用强有力的防卫，来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的安全和主权。1989年10月，他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认为，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就需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1989年12月，他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作为人民的国防，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还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是我军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的本质规定。邓小平要求，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军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中国近代史的苦难，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防” 的号召，并将其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国防现代化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后再次明确指出，把现代化作为国防建设的根本目标。1977年，他明确表示，我们还有人民战争经验，还要向国防现代化方向发展；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同时，他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此设定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模式。那就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科技、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正是认识到这一历史规律，邓小平提出，要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国防现代化提供深厚的社会、物质、技术、制度支撑。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开始。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文化水平。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提升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富国强兵之梦，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正在逐步走向现实。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国防建设的核心和关键是军队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军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着眼未来战争需要，立足我军现实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应该指出，“三化思想”，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中有过充分的论述和体现。但是，明确、集中、系统地论述“三化”，则是邓小平建军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更为突出的是，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把现代化更加明确地、始终一贯地、实实在在地作为军队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我军建设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现代化水平与现代战争需要不适应，即打赢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足。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但是，我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围绕现代化这一中心，革命化提供政治保障，正规化提供制度保障。可见，邓小平在坚持现代化这个中心的同时，又坚持革命化、强调正规化，高度重视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把全面建设与重点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了军队建设全面发展与突出重点的辩证统一。

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邓小平指出，坚持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建设大局。全国党政军民，要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为此，他采取了以下一些主要措施：一是减少军队员额服从经济建设。19 81年，邓小平指出：“要重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必须明确服从经济建设，不然国防建设也是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军队员额减下来。”据此，他在1985年做出了我军裁减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二是积极参加支援国家建设。邓小平强调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他指出，军队培养两用人才的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业到地方各行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持。

科学决断，推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举措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采取什么样的建设举措，是一个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结合世界各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推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举措。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坚持战斗力标准，压缩数量，提高质量。邓小平强调，军队建设要搞少而精，真正顶用的。在相对和平时期，国家面临的战争威胁不再那么迫切，军队不必要时刻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必要保持太大的规模。和战时或战争威胁十分迫近相比，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更加讲究质量和效益，而不是规模和数量。为此，邓小平提出，军队要消肿，大力压缩数量。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研究精简整编，解决肿的问题。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985年作出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还强调，精兵不仅是要减人头，还要调整结构，建立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指挥体系。他指出，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因此，提高质量，大力建设现代化，是我军建设的内在需要。为此，他指出，“ 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他还说，“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 ”。他还明确指出，现代是合成军队作战，要搞些合成军，合成师，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

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军队提高战斗力有两个基本途径：作战和训练。在战争条件下，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作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没有战争的相对和平时期，军队提高战斗力，主要依靠教育训练。鉴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从教育训练中要战斗力。1975年，邓小平在抓军队整顿时就指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提出军队“要准备打仗”。1977年8月，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给军队建设带来的破坏，再次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邓小平认为，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要求越来越高的体现。他说：现代战争是合成军队作战，“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随着军队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武器装备的性能越来越复杂，装备的使用、维护、保养，以及由此产生的指挥和保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经过事先培训就拿起枪杆子上战场，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发展需要。邓小平认识到，现代军事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力加强军事院校的建设，突出军事教育的战略地位。他指出，军队过去主要是靠打仗训练干部，现在不打仗，主要靠学校训练干部。他要求，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并对如何办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措施，对指导我军新时期军事院校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国防科技水平。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使科技对经济、军事和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转入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就必须切实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水平。他明确指出：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发展高科技，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展国防高科技。他说，如果 20世纪60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的这一伟大决策，对于我们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军队来说，无疑在保持我们传统优势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顺应世界潮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之路。

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改革。在和平时期，军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通过连续的、自觉的改革来实现的。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又一次革命。因而，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的改革，成为他领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推动国防和军队发展的一个战略举措。邓小平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军事改革来说，更为困难，更为重要，也更具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1981年7月，邓小平就表示：改革，“归根到底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还主张，要把军队改革与全面改革结合起来。他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此外，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把改革贯穿于军队建设的全过程。强调改革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靠搞一两次大的行动就能完成的。这种长期性，是由国家全面改革的长期性，社会变革的持续性和军事变革的不断发展等方面所决定的。因而，1975年以来，邓小平在领导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中，就多次提出和推进多方面的调整改革，使国防和军队建设驶上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轨道。

篇3：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

党内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实质就是思想斗争, 表现在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上常常表现为反对“左”或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主要有:第一, 在反对党内错误思想的内容方面, 结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和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他提出,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同时, “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第二, 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左”或右的倾向的斗争。他提出要有“左”反“左”, 有右反右, 在反对一种倾向时, 要警惕另一种倾向。第三, 在党内斗争方法上, 对党内矛盾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不搞政治运动, 不搞“大批判”, 不搞路线斗争。邓小平强调, “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 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 讲它的内容, 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第四, 还要把批评教育和执行党的纪律结合起来。反对党内错误思想和倾向, 不搞政治运动, 绝不是放弃批评和斗争, 更不是容忍柔弱涣散状态。对党内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一定要严肃批评, 对犯了错误而又拒绝改正的则要执行党的纪律。

二、捍卫、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

针对党内外出现的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 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他总结国际国内经验教训, 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思想路线状况, 系统回答了怎样高举、怎样算高举的问题。第一, 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的和要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论断, 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第二,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具体实际、实践相结合原则。邓小平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 就没有生命力了。”第三, 要把思想理论工作置于重要地位, 理论研究要重在回答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他说:“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 急起直追, 一定要深入专业,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知彼知己, 力戒空谈。”此外, 邓小平还强调, 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 还必须对国际、国内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潮进行及时的和有效地批判和斗争。

三、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后, 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结束“两个凡是”错误思想束缚下徘徊不前的状态, 以端正思想路线为基础, 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审慎的科学的态度, 严格区别了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的严重错误, 区别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毛泽东个人的个别错误思想言论, 区别了党的领袖的历史作用和个人崇拜的危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第一, 他指出, 正确贯彻党的思想路线, 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他说:“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是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 必须解放思想。他说:“我们讲解放思想, 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第三, 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要落实到各方面工作, 注重实效。他说:“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 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 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 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第四, 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要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联系起来, 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篇4：邓小平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贡献

[摘要]

邓小平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以及不同法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起点。

[关键词]

邓小平；法治中国；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1-0013-03

邓小平立足于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了一系列论述和阐释，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法的本质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深受苏联法律观的影响，一直把阶级性作为法的本质来看待，阶级性几乎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评价法律现象的唯一视角和思维定势，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危害。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经济关系，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经济，做到“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1]，这一论述实际上解答了法是具有社会规范功能的，它可以调节不同法律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同时，他也特别强调了用法律手段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重要性，“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2]这一论述突出强调了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法的阶级专政功能也还是必要的存在，即法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它的本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除了可以规范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还可以规范不同主体间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它的初级本质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深层本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既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又是社会管理的手段。特别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法的主要职能是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组织和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实现了法观念的更新，为法制建设清除了思想理论障碍，使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初步解决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人治的危害性，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3]首先，邓小平主张在开展对敌斗争或对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应该摒弃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必须遵循法制的原则。“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并要求全党同志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4]其次，邓小平提出民主须制度化、法律化的观点。由于我们的民主制度还很不完善，国家的民主生活、民主形式、民主程序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都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但制度建设对于保障民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故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必须抓紧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再次，他提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7]这些弊端从本质来看就是封建的人治思想。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会信任社会主义。[8]并决定修改宪法，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权利；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促进干部年轻化；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促进工厂管理现代化；在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党委工作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离退休制度等等。这些改革措施为中国革除人治弊端，走向法治奠定了基础。

三、理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

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进行探索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指导方针，为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首先，邓小平指出民主与法制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9]其次，邓小平提出民主权利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他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指出：“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实现现代化。合理的纪律同社会主义民主不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且是互相保证的。”[10]尤其是针对1986年年底的学潮问题，他特别指出：“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而现在有些人却想把我们的社会引到无法无天的境地，这怎么行呢？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依法有组织、有秩序地行使，1989年10月通过了《集会游行示威法》，这部法律对于保证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提出实现民主和法制要有领导有步骤。邓小平认为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要有步骤，有领导，不能一蹴而就。[12]他提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因为这些方式被实践证明是不利于安定、不利于民主的办法。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实现民主与法制途径的分析，使我们一方面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指出了可行的路径。

四、解答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邓小平经过认真的理论思考和积极的实践探索，提出了领导干部要严格守法，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根本原则。

首先，要抓紧制定法律，为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提供基本前提和基本依据。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13]没有法律就没有依法办事的基本依据，也没有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本前提。

其次，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把解决“制度问题”当作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来抓。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来消除个人迷信、家长制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他特别强调：“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14]另一方面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消除一切形式的特权。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15]

再次，全党和全体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要按照宪法、法律办事，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邓小平强调：“确实要搞法制，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坚决按法律办事。”[16]并要求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通过加强法制教育，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

五、解决了“一国”条件下不同法统间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法系如何在一个国家并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难题，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找不到可以遵循的先例。邓小平“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提出为正确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基本指导思想。“两制”包含了社会政治制度，也必然包含了两种法律制度。即在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后的港、澳、台地区，要遵守国家的宪法，接受中央的领导，不能自主外事活动；但作为特别行政区，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可以有很大的独立性，现行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17]一国之内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并存，必然导致一国之内的法律多元化，突破了“一国一法”的模式。一国之内的法律多元化既决定于又服务于“一国两制”，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提供法律保障，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固定化。[18]“一国两法”的模式在中外法制史上从未出现过。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9]“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国家学说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它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立法理论、宪法学关于国体和政体相互关系的理论，也架构了国家结构的新模式，是中国人对人类的一项伟大贡献。

六、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和方向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0]初步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导作用。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我国法制很不完备及在“文革”期间法律被任意践踏的状况，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21]这一方针既完整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内容上的基本要求，也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总的指导方针，明确了未来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路径是有步骤、有领导，立足本国实际、借鉴世界经验的路子。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22]“有领导、有步骤”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道路选择上的一大特征。在立法方面，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以后再逐步完善。甚至有的法规可以先由地方试搞，等成熟之后，再进行总结提高，上升为法律。在修改补充法律方面，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需要等待“成套设备”。他进而认为，法制建设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23]这实际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子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借鉴世界经验。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同世界隔绝，没有这些法律（指贸易经济领域的法律），今后要参照世界上的法律来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24]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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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17][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4.177.199-200.58.218.

[16][2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27-528.520.

[18]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620.

作者杜艳艳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董贵成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