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精选5篇）

篇1：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从已有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经验或教训来看，尽管市场化改革在理论上可以向纵深无限延展，但无论出于弥补市场失灵还是危机后的复苏意图，其终极目标绝非也不可能摒弃那些“非市场化或非竞争性的政策手段或扶持机制”。商业模式的金融体系在向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生存和扩张支撑的同时，无法完全脱离那些非市场化的配套设计。例如，按照市场化规则很难实现融资目标的初创企业常常需要特殊的非市场化安排，包括来自社会资本的天使投资或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倾斜。

当前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及其总体绩效考量

就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从机构定位及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常常表述为：充分体现政府特定政策意图，而且不单纯以市场化商业机制作为运营基础的金融活动，该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往往直接或间接担负了部分公共性的金融政策职能，它们或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或者由政府承担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部分成本。因循上述概念来理解政策性金融的体系架构，其主体除了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外，还应包括一部分负载政策性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只不过，在此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过程中，该金融机构必须认同并遵守政策意图指向的公共金融属性。据此，可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多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当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主体架构

以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为标志，我国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为“两基一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粮棉油收购等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存在问题及改革进展 综合考量，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历史遗留及原有设计缺陷、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很多问题日积月累，愈发凸显。诸如，在目前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框架以外，仍然存在很多三家政策性银行无法涵盖和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由于职能定位及业务界限模糊导致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外延约束不清，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摩擦屡屡发生；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提升与资本金补充、拨备管理等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同步；区别于商业金融监管原则下的风险容忍导致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等等。

由此，针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陆续展开。本世纪初期，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的先行典范。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原则和总体思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进出口银行将在兼顾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农发行将继续保留政策性业务为主。体系架构与制度供给缺口

政策性金融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主导方向及业务领域等方面均有所侧重或偏废。概言之，一个功能完备、架构完整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一般应涵盖农业、中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经济开发、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有些国家还专门设置了支持环境、医疗卫生及国民福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显然，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功能涵盖及整体架构上尚有缺憾。经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和转型调整，现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农业及进出口等项政策性金融业务领域所体现的扶持功能及政策效应将日益增强，有望“恪尽职守”。此外，现阶段最为迫切的政策性金融需求当属住房和中小企业两个业务领域。其中，国务院与住建部、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已就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房地产金融及推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至少始终处于政策当局的密切关注之中(从政策指向看，房地产市场尤其资金面的问题绝非总量匮乏而是流动性过度集中及不同供给取向房地产产品的结构调整)。

而关涉科技自主创新及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战略的中小企业发展甚至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招法，现有的所有制度设计及政策输出似乎都在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初创企业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很多企业在极其脆弱的财务链条边缘徘徊。可以断定，若不尽快切实解决这些企业的金融需求及财务危机，类似“三荒”频现及温州众多企业主“跑路”、跳楼等倒闭风潮(2011年3～9月，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仅仅9月，就高达25起。其中，包括信泰集团、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将会继续蔓延、愈演愈烈。快速推进建设科技金融体系可能成为效率最高的危机应对路径

按照卡罗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的阐述，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为：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创业投资家为获取高额利润，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继而产生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融合，从而出现技术创新的繁荣和金融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历次技术革命也无一不印证了这种技术--经济范式的伟大：每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必然伴随金融创新。从近40年的统计数据看，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李约瑟之谜的破解法门也应在此。

科技金融体系已成为实施国家科技战略的必备条件

一般地，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从创新内涵及机制分析的多个角度进行总结，科技金融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被企业家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融资行为总和；(2)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3)科技金融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4)科技金融是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的过程。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自2006年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78项《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细则中，有20多项属于科技金融范畴，内容涉及银行、保险、担保、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债券等；各省市出台的570多个政策文件中，有接近1/3属于科技金融范畴。科技金融政策取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新技术的吸纳主力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应用及步入产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货币资本投入，在货币资本投入达到一定强度时，新技术才能在发展和应用的各个阶段上实现质的飞跃。从历史角度考察，近几十年的新技术发展除航空航天技术仍需政府投入和大公司投入支撑外，绝大部分高新技术都以充满个性和全面创新为特色，而这些技术成果在推广和应用时又首先被中小企业所吸纳。为什么有实力的大公司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方面作用反不如中小企业呢？其原因在于大公司产品的拓展具有“母体依赖”特性，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些研发费用总是优先服务于本公司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领域，它可以为本公司创造新的部门、新的分公司或子公司，却很难创造出那种横空出世的全新企业。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能有效支撑新技术转化

什么样的金融形式能与这些吸纳高新技术的“主力”匹配并胜任其吸纳转化新技术的金融支撑功能呢？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大都把关注金融创新的目光投向了令人目眩神迷的金融衍生工具上。但事实证明，尽管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生生不息，堪称为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没有担当起这项重任。其原因在于，大量的衍生工具交易已构成了一种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的虚拟金融部门，而“科技金融”的要义应是为实体经济及产业发展提供真金白银的资本服务。

同样，传统的银行和主板、高新技术板、创业板服票市场无法胜任。保守的银行家们常常在吸纳了新技术的具有极大成长潜力同时具有高风险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方面却步不前；而股票市场因为门槛太高、市场容量有限、上市指标严控又使得这些新兴企业不得不“望市兴叹”。

由此，需要另外寻求或创造一种机制：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正是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政策性”取向与战略定位。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效应评价 以往，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支持手段或措施涉及多个部委机关及多种专项名目，尽管出发点的“行善之心”不容质疑，但其中不乏重叠甚至冲突。政策集成、资源整合及部际协调对政策效率提升将大有裨益。

若干有代表性的科技金融政策及措施

近些年，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

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成立于1999年，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专项基金，属于政府引导性资金。旨在通过支持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面向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重点支持产业化初期(种子期和初创期)、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风险较大、商业性资金进入尚不具备条件、最需要由政府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并将为其进入产业化扩张和商业性资本的介入起到铺垫和引导作用。创新基金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并接受财政部监督。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2007年设立，财政部、科技部聘请专家组成引导基金评审委员会，对引导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审；委托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基金支持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以下统称创业投资机构)，以及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方式包括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2011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引导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转化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包括国家(行业、部门)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地方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及其他由事业单位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置及其系统等。转化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投资收益和社会捐赠。支持方式包括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和绩效奖励等。遵循引导性、间接性、非营利性和市场化原则。

有关税收政策。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条件者，自2006年1月1日起,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创业投资企业申请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时，所投资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当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经费须占本企业销售额的5%以上(含5%)，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合计须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含60%)。

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

如果基于政策性金融视角并结合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来思考科技金融的定位及使命，充分领会构建和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不可替代的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工作基础、政策框架和资源平台上，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逐步优化政策设计并进一步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应认知并赋予科技金融以国家级战略的历史使命。目前，科技金融无论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还是金融战略中，只是作为配套条件涉及但均未被作为独立的战略组成内容正式纳入。在当前部委职能及其体系架构下，科技金融工作单纯依靠科技部门或金融部门都无法收效。多年来的部际协调及文件会签经验表明，只有统一认识，在同一战略高度通力合作，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备方才有望。

现有的科技金融资源需要在更高层级集成整合、均衡布局。同一行业或同一领域经受多头监管、忍耐政出多门似已成为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常态。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对重叠冲突的政策脉络重新梳理贯通、对过度集中在局部区域的科技及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引导以实现均衡布局，将是提升科技金融政策性效应的重大挑战。应妥善处理科技金融的政策性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如同政策性银行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金融体现政策性禀赋的同时，是否会侵占竞争者利益、破坏市场规则，其界限如何划定，标准如何把握；财政性资金进入市场的方式如何选择，政府资金的示范效应评价有否量化可能；干预的后果会否导致本为弥补市场失灵避免政府“缺位”转向“越位”；如此等等。处理不当，均有可能成为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政策性效应的成功模式 在全国各省市逐步展开科技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陆续涌现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模式和成功做法。其中，率先实现系统化、集成化的典范应属成都高新区的“梯形融资模式”，即“内源融资+政府扶持资金+创业投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改制上市”。该模式是伴随中小企业发展而动态适配的政府引导、民间资金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投融资解决方案，不仅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了“融资路线图”，而且为各种金融机构、社会资本明确了参与方式，同时界定了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责任。按图导引，针对企业所处的不同成长阶段极其融资需求特点，政府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给企业无偿投入、鼓励企业引进创业投资，引导银行、担保机构进入，帮助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及改制上市的合适时机。

篇2：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一、保定市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从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来看，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未形成整体合力

1,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近年来，虽然保定市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财政投入，增幅较大，但重点投向是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性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农业生产补贴等方而，用于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投入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未形成整体合力，配套建设有待完善。当前，金融机构与农业科技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支农共建平台，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与农业科技部门联系较少、交流不便、沟通不畅等现象。金融机构对于农业科技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农业科技企业的性质与经营风险知之甚少。同时，农业科技部门对金融机构资金投入的管理制度也不甚了解。导致这些部门与金融机构衔接少、配合少，影响了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二)从银行信贷支持力度看，政策性金融门槛高，商业性金融放贷谨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1、针对农业科技的政策性金融贷款条件高、要求严、程序繁琐。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虽然将贷款投放重点放在了农业科技领域，但对贷款对象要求严，贷款条件要求高。基本采用商业贷款管理办法，要求满足各种抵押条件，并需通过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科技部门的共同审批，以及上报二级以上分行再进行评审，程序繁琐。

2、针对农业科技商业性金融贷款发放态度谨慎、条件严格。资金投入大、运营周期长、收益回收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显著特点，因此其信贷风险比较高。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在处理农业科技创新的贷款时，特别是对小微型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的贷款尤为谨慎，条件要求也较为严格。不仅要求其提供厂房、土地作为抵押，有的还需要含有股东房产。特别是对于民营农业科技企业来说，不但要求企业信用等级至少达到A级，而且法人夫妻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大多数小微企业来说，要想达到如此高的条件甚为困难。

二、构建提高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金融支持体系的设本目 构建提高保定市农业科技能力的金融支持体系应该包括投融资体系、风险保障体系、信用担保体系、金融信息咨询体系四个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子系统，其中投融资体系是整个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风险保障、信用担保和金融信息咨询是必不可少的支撑体系，直接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及投融资活动提供服务，可以有效降低或分散农业科技创新的风险。健全的金融体系，使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要者能自由参加交易，为资金融通提供方便条件，也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最有利的部门。

三、构建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政策建议

(一)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建设，夯实金融支持基础

1、从政策支持上，建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政府、涉农大中专院校及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主体应充分发挥各自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对创新协同机制进行积极推动，探索由社会广泛参与的创新体系。政府应在各个部门或机构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为农业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应更多的关注于涉农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创新交流平台，制定农产品交易规范、创新优惠政策等方面。

2、从财政资金投放上，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作用。对农业科技的创新应该有针对性、有重点性，对于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市场价值的创新项目进行重点支持，市政府应该在财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运用偿还性资助、创业投资引导、担保、贴息、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鼓励和带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农业科技创新。

3、从风险分担与风险补偿机制构建上，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政府应发挥自身优势，在创建贷款风险分担机制、贷款奖励机制等方面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以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并可设置创业投资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促进企业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化。

(二)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农业科技投融资体系

1、促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支农力度。一是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功能。在充分考虑贷款风险并建立预警机制的前提下，农业发展银行应对农业科技贷款管理制度做适当改革，如放宽条件、简化程序、延长期限、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科技创新研究与发展的引导功能;二是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据农业科技企业的实际情况与特点，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如质押物，除传统的质押物外，可以考虑将农业科技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权、订单等“软件”作为质押物，也可以考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固定资产、水域滩涂使用权等“硬件”作为质押物。

2、创新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模式，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除金融机构贷款外，农业科技企业还应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融资券、票据等融资工具的作用，发展农业直接融资。同时，创新融资渠道，灵活运用“银行加保险”、“银行加担保”、“银行加保险再加财政补贴”等多种融资模式，并将其相互配合。同时，还应注重发挥社会资金的作用，支持各级政府设立投资基金，增加对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向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增加投资。还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专项金融债券，鼓励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融资，并对已上市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其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三)完善农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的支撑体系

1、完善农业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发挥保险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保障及风险分担作用。一是加快农业保险的产品创新。保险公司应结合农业科技创新的实际特点，创新保险产品。如育苗、品种改良、机械设备、标准化养殖等都作为保险产品，纳入农业保险范围。同时，可将跟单农业等发展为新的保险品种;二是完善、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措施。为增强保险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加强其提供保险的积极性，各级财政可以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加大补贴力度和补贴比例。

篇3：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一、保定市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一) 从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环境来看, 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未形成整体合力

1、农业科技创新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近年来, 虽然保定市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是财政投入, 且增幅较大, 但重点投向是农村水电、路网等基础性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农业生产补贴等方面, 用于科技研发和科技创新的投入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未形成整体合力, 配套建设有待完善。

当前, 金融机构与农业科技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和支农共建平台, 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与农业科技部门联系较少、交流不便、沟通不畅等现象。金融机构对于农业科技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农业科技企业的性质与经营风险知之甚少。同时, 农业科技部门对金融机构资金投入的管理制度也不甚了解。导致这些部门与金融机构衔接少、配合少, 影响了金融支持农业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二) 从银行信贷支持力度看, 政策性金融门槛高, 商业性金融放贷谨慎, 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1、针对农业科技的政策性金融贷款条件高、要求严、程序繁琐。

农业发展银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 虽然将贷款投放重点放在了农业科技领域, 但对贷款对象要求严, 贷款条件要求高。基本采用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要求满足各种抵押条件, 并需通过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科技部门的共同审批, 以及上报二级以上分行再进行评审, 程序繁琐。

2、针对农业科技商业性金融贷款发放态度谨慎、条件严格。

资金投入大、运营周期长、收益回收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显著特点, 因此其信贷风险比较高。商业银行为了规避风险, 在处理农业科技创新的贷款时, 特别是对小微型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的贷款尤为谨慎, 条件要求也较为严格。不仅要求其提供厂房、土地作为抵押, 有的还需要含有股东房产。特别是对于民营农业科技企业来说, 不但要求企业信用等级至少达到A级, 而且法人夫妻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大多数小微企业来说, 要想达到如此高的条件甚为困难。

3、针对农业科技的金融产品单一, 创新力度不够。

目前, 保定市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面向流动资金贷款等短期小额贷款, 或者针对大项目、大企业的长期贷款。对中小农业科技创新企业以及处于初创期的创新企业, 所提供的个性化、多元化的贷款品种比较缺乏。此外, 金融创新品种也较为缺乏, 大部分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科技创新的质押贷款业务仅限于林权质押贷款, 而新型的, 诸如专利质押融资贷款等类型的金融业务或者产品则鲜有开展。

(三) 从风险分担补偿机制来看, 农业保险险种缺乏, 担保体系不完善。

应建立农业科技创新风险分担补偿机制, 用以应对其运营过程中产生的高风险。但目前我国该机制尚未建立, 因而也就无法对抗风险。

1、农业保险险种非常有限。

当前主要问题是, 农业保险的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 由于商业性或者私营保险公司基本不参与此类业务, 因而筹集农业科技保险资金极少, 缺乏对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支持。由于农业保险业务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 认定补偿范围困难, 对于重大自然灾害产生的损害缺少补偿机制, 因此发展较慢, 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与分担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不够。

2、担保体系建设还不完善。

目前, 保定市农村地区中小企业和农户的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 担保机构主要集中面向制造业、流通业。而为农业科技创新企业提供担保的机构实力相对弱小, 甚至有些地区还没有这类担保机构。远远达不到农业科技企业的融资担保需求, 在农业科技创新融资担保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供求不平衡, 供小于求的现象极为突出。

(四) 从证券及风险投资角度来看, 农业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风险投资规模发展缓慢

1、农业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目前, 我国股票市场上市门槛较高, 同时主板及创业板市场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农业科技企业普遍规模较小, 盈利水平相对较低, 通过上市融资的能力不足。证监会规定企业发债券的最低净资产额为3, 000万元, 这项要求造成规模较小的农业科技型公司将无法发行债券。此外, 受债券市场对财务指标、企业规模和抵押物条件的限制, 农业科技企业也无法直接从债券市场上融资。

2、风险投资规模发展缓慢。

风险投资机构对于农业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态度比较慎重, 特别是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提供的支持更为缺乏。同时, 风险投资的退出,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场外资本市场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影响, 增加了风险投资的运行风险, 大大影响其进入的积极性, 限制了风险投资作用的发挥。

二、构建提高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金融支持体系的设想

构建提高保定市农业科技能力的金融支持体系应该包括投融资体系、风险保障体系、信用担保体系、金融信息咨询体系四个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子系统, 如图1所示, 其中投融资体系是整个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 风险保障、信用担保和金融信息咨询是必不可少的支撑体系, 直接为农业科技创新活动及投融资活动提供服务, 可以有效降低或分散农业科技创新的风险。健全的金融体系, 使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要者能自由参加交易, 为资金融通提供方便条件, 也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最有利的部门。 (图1)

三、构建保定市农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体系政策建议

(一)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机制建设, 夯实金融支持基础

1、从政策支持上, 建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政府、涉农大中专院校及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主体应充分发挥各自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对创新协同机制进行积极推动, 探索由社会广泛参与的创新体系。政府应在各个部门或机构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为农业科技创新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对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 应更多的关注于涉农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建立创新交流平台, 制定农产品交易规范、创新优惠政策等方面。

2、从财政资金投放上, 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示范作用。

对农业科技的创新应该有针对性、有重点性, 对于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和市场价值的创新项目进行重点支持, 市政府应该在财力能够承受的情况下, 运用偿还性资助、创业投资引导、担保、贴息、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 鼓励和带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农业科技创新。

3、从风险分担与风险补偿机制构建上, 政府应发挥引领作用。

政府应发挥自身优势, 在创建贷款风险分担机制、贷款奖励机制等方面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以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民间资本进入, 并可设置创业投资基金、风险补偿基金等, 促进企业的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化。

(二) 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农业科技投融资体系

1、促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支农力度。

一是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功能。在充分考虑贷款风险并建立预警机制的前提下, 农业发展银行应对农业科技贷款管理制度做适当改革, 如放宽条件、简化程序、延长期限、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科技创新研究与发展的引导功能;二是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据农业科技企业的实际情况与特点,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 改革信贷管理制度。如质押物, 除传统的质押物外, 可以考虑将农业科技企业的股权、专利权、商标权、订单等“软件”作为质押物, 也可以考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固定资产、水域滩涂使用权等“硬件”作为质押物。

2、创新农业科技企业融资模式, 开辟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除金融机构贷款外, 农业科技企业还应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充分发挥融资券、票据等融资工具的作用, 发展农业直接融资。同时, 创新融资渠道, 灵活运用“银行加保险”、“银行加担保”、“银行加保险再加财政补贴”等多种融资模式, 并将其相互配合。同时, 还应注重发挥社会资金的作用, 支持各级政府设立投资基金, 增加对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资金投入, 特别是向处于初创期的企业增加投资。还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专项金融债券, 鼓励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融资, 并对已上市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鼓励其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三)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的支撑体系

1、完善农业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发挥保险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保障及风险分担作用。

一是加快农业保险的产品创新。保险公司应结合农业科技创新的实际特点, 创新保险产品。如育苗、品种改良、机械设备、标准化养殖等都作为保险产品, 纳入农业保险范围。同时, 可将跟单农业等发展为新的保险品种;二是完善、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措施。为增强保险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加强其提供保险的积极性, 各级财政可以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 加大补贴力度和补贴比例。

2、探索“大数据+信用担保”模式, 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农村金融信用担保体系。

在移动互联的背景下, 利用大数据, 发展信用担保。信用担保具有资金“放大”和“管杆”功能, 在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鼓励开展“三农”融资担保业务, 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三农”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 完善银担合作机制。

3、探索“互联网+农村金融信息咨询”, 构建基于移动互联的农村金融信息咨询系统。

促进互联网与农村金融的互联互通, 促进金融业务电子化、信息化, 实现金融信息资源的流通与共享。建立金融信息管理咨询机构, 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一个优良的信息交流及交易的服务平台。金融信息咨询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信息优势, 在连接科技资金的供与求方面发挥中介作用, 使资金投放更有效、利用更合理、配置更优化。

(四) 完善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 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做大做强

1、完善农业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 建立全方位的农业科技融资服务载体。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 大力发展自助终端、移动终端、网上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手段, 提升金融网络服务能力。同时, 大力提高农村金融供给能力, 培育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此外, 注重各类中介机构建设, 在成果评估、成果定价、成果流转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 建立创业投资联盟、技术转移机构、各类企业孵化器等, 通过发挥各类服务机构以及投融资载体的作用, 促使农业科技企业不断走向成熟。

2、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做大做强, 形成农业科技承贷主体。

针对农业贷款的高门槛, 积极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形成“合力”, 增强经济实力与抵御风险的能力, 提高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登荣.新政策视角下农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问题探讨[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3.4.

[2]郭新明.金融需要大力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现代农业发展[J].西部金融, 2012.1.

篇4：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关键词:石油金融化;石油安全;战略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4-0002-05

21世纪石油市场一个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特征是:大量的石油交易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完成的,石油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联系空前紧密且高度一体化。在金融市场上, 许多石油贸易商购买石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油,而只是为了卖油来赚钱。石油价格不光是供需平衡的反映点, 也不再是反映石油生产边际成本的一个经济学概念, 而是包含这一切而又无法准确衡量和预测的经济金融学概念。 当今的石油价格已经远远不是传统意义上以边际成本来确定的、真正的石油价格了。一方面,从国际上看,石油与金融已经交织在一起,石油期货市场、石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已经使石油市场成为高度复杂的“复合市场”。另一方面,从当今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操作情况看,石油经济更是日趋金融化。在此背景下,保障石油安全必须构建石油金融战略体系。

一、石油的金融属性

(一)原油供求特点所决定的石油金融属性

作为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 石油有其商品属性的一面;同时,与其他大宗商品相比,石油还有其独特的金融属性。 石油商品的金融属性首先来源于其独特的供求关系特征。

1.石油供给特点。从石油生产看,石油的生产费用绝大多数是生产设备的折旧费用和利息等固定费用,产量越多,单位成本越低。因此,富余供应能力便会激起强烈的增产欲望。 由于产量增加导致的价格下跌可以通过生产成本的下降加以弥补, 从而使供给曲线出现向右下方倾斜的现象(见图1石油供给曲线前一部分)。此外,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长期过程,寻找一个大油田要花费数年时间, 而对于一个已发现的油田, 从探明储量到形成生产规模一般也要花费7～10年的时间。因此,即使油价提高,短期内也不可能依靠开发新油田建立起新的石油供应。 只要石油供应量达到临界产值, 再高的油价在短期也不能导致石油供应的增加, 使石油供给曲线成为一条直线(见图1石油供给曲线后一部分)。最后,由于原油的储藏特点导致石油开采具有一定的刚性,一旦开始开采,即使油价降低也不能立即停止开采。

2. 石油需求特点。从石油需求来看,石油与社会生活方式、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流通结构均有很密切的关系。 世界能源结构变化和能源节约都需要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因此, 在短期内, 经济的连续运行导致石油需求的刚性, 即便出现油价波动也无法实现能源替代和大规模的石油节约计划。也就是说,价格上涨,不会立即导致消费量的下降,短期内石油需求是无弹性的。从长远来看, 石油供应紧张会促使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替代能源发展等,从而在油价上涨时导致需求量的下降。 石油需求一旦被高价格导入结构性的下降趋势, 即使价格降低也难以在短期内提供石油需求。因此,石油需求从短期看是无弹性的,而从长期看是有弹性的。图2表示了石油需求的长短期特征。

在不同时期, 不同特点的供给与需求状况相结合就会导致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供求规律和价格特征。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对于石油价格这种不规则变化,使用金融手段对价格风险进行控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石油供求特征是导致石油产生金融属性的最根本原因。

(二)世界石油供需空间分布不均衡所决定的石油金融属性

石油商品金融属性第二个来源在于世界石油供需空间分布格局的不均衡。 从资源分布看, 中东—北非、 中亚—俄罗斯和北美三个地区剩余石油可采储量占世界的82%, 待探明可采石油资源占世界的72%。 其中中东地区剩余石油可采储量占世界的64%,待探明可采石油资源占世界的25%。从消费情况看, 当前及今后十几年世界石油消费近80%集中在北美、亚太和欧洲。石油资源分布与消费格局在空间上的不平衡, 一方面使国际石油市场对地缘政局动乱极其敏感,近年来中东局势的不稳定,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等都有争夺石油资源、石油定价权的深刻背景; 另一方面也驱使更多的国家寻找其他的手段——包括金融手段来增加石油市场的控制力。

石油的供求、 价格波动及供需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揭示出石油已成为“准金融产品”,已具有金融属性, 国际石油市场已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市场,而是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石油市场的金融化

世界范围内, 石油市场金融化状况不仅表现在石油衍生品市场体系及世界石油定价机制上, 更体现在石油与汇率的密切联系、 国际对冲基金对石油市场的投机、国家层面的石油基金等各个方面。

(一)国际石油价格体系及定价机制的金融化

这主要体现在石油期货交易价格对现货交易价格的引导和决定作用日益明显上。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及其定价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国际石油定价的控制与垄断权几度更迭,从西方“七姐妹”(西方七大石油公司)到OPEC的垄断,再到现在石油期货市场主导石油价格。这种变化反映了石油供需关系的基本改变以及市场构成从垄断向竞争性的变化, 反映了国际石油定价体系及定价机制已逐渐金融化。 期货交易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迅速发展起来的。 期货市场的发展对世界石油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改变了世界石油市场原油的结构和石油贸易商的交易方式, 改变了国际油价的形成机制。

从近几年的原油价格波动情况看, 期货市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期货价格已成为国际原油价格变化的预先指标。石油期货交易所的公开竞价交易方式形成了市场对未来供需关系的信号, 交易所向世界各地实时公布交易行情,石油贸易商可以随时得到价格资料,这些因素都促使石油期货价格成为石油市场的基准价。据普氏、 阿格斯等世界权威石油价格指数管理机构介绍,在确定原油和油品价格水平时,石油期货交易所前一交易日的结算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期货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货价格。 油价的这种特殊形成机制, 决定了石油价格不可避免会受到期货市场投机因素的影响。

(二)石油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密切联系

除了少量的以货易货交易外, 国际石油贸易都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 美元汇率和石油价格的关系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2004～2008年油价的这一轮攀升, 究其根本是由于美元的贬值引起的。 有人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与现在美元汇率的比较,认为70美元/桶的价位从相对价格上还没有达到1986年的历史最高价。 无论油价和美元汇率的因果关系如何,二者的这种相关关系,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 拥有了另一个重要的调节石油价格的工具和途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美联储通过对美元汇率的调节,可以直接影响到石油相对价格的高低,以实现本国的战略目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元相对进口国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出口国对目标市场的定价差别。

(三)国际投机资本对石油市场的投机与操纵

2004年以来,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中东地缘政治危机的加重,频发的恐怖活动,使国际油价出现爆发性上涨及大幅波动。2004年一年,国际油价上涨70%;2005年8月,NYMEX(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 原油期货盘中价格突破每桶70美元的大关;2008年7月,原油价格攀上令人咂舌的147美元的历史新高。 油价的上涨除了上述原因之外, 对冲基金等国际投机力量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炒作也是油价冲高的一个重要因素。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Ian Potter先生非常形象地把这些金融机构称为“金融玩家”。这些“金融玩家”主要包括以下机构和组织:一是商品交易顾问:他们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尤其是期货。许多这样的基金采用技术导向型的“黑箱”作业操纵交易系统;二是银行: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作为经纪商/自营商以及委托人参与业务; 三是对冲基金:有些基金根据宏观趋势按照石油和天然气的实际标价来交易, 而有些基金则集中于能源的相对价值进行交易; 四是机构投资者: 主要通过投资到一般商品指数来获得向商品市场进行金融投资的机会, 有的则更为积极地进行交易; 五是私人股权基金:通过使用金融工具(互换及期权) 来减轻价格风险并加强其资产投资的杠杆作用。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仅对冲基金就有200多只活跃于能源交易市场。 在国际市场石油期货交易中, 约有70%属于投机行为, 即在每桶油价上涨的10美元中, 投机炒作因素就占6~8美元。

实证研究表明, 投机力量对石油期货价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2004年12月以来,投机基金净持仓与原油期货价格的走势保持很强的正相关性, 相关系数高达0.7。2008年7月前油价的暴涨与7月后的暴跌也与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大规模进出有很大关系。 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投机力量虽然不是行情的创造者,但它们是趋势的忠实跟随者和推动力,加速和扩大了国际石油市场上消极因素的影响, 在推动石油价格飙升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这些投机力量在活跃市场的同时, 也丰富了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交易方式和投资理念。 它们的参与带来了国际石油市场浓烈的投机气氛。 投机力量的行为甚至改变了国际石油市场的运行状态, 使油价基本脱离供求关系基本规律的制约。

(四)国际石油基金的金融化运作

20世纪90年代国际石油市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期货市场的影响显著提高, 这是国际石油垄断资本与国际金融资本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国际石油市场上买原油,一般都是买期货。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等投机性力量更多地参与了期货市场。 巨额的对冲基金流入原油期货市场, 使原油价格大幅波动。 目前原油价格的巨幅波动仅用市场供求失衡往往无法解释,而要考虑到市场投机行为的影响。国际油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基本供需关系而独立运行。 如果说欧佩克是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一个操纵者的话, 那么西方国家的对冲基金则是比欧佩克厉害得多的操纵者。这就是当前国际石油市场的游戏规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是我们一定要建立本国石油期货市场的重要原因。

三、石油金融化背景下我国石油安全的现状及发展态势

在石油金融化的大背景下, 从我国石油安全的两个主要方面:供应安全和价格安全来看,未来均面临着严峻挑战。

就供应安全而言, 石油供应的瓶颈制约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1)石油供需矛盾不断加剧,相对于13亿人口和号称“世界工厂”的工业庞大需求而言,中国石油资源不足,供不应求趋势持续增长,供需矛盾突出;(2)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已接近50%, 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8%～60%;(3) 石油进口来源地有限且集中, 严重依赖中东地区,石油运输主要靠海运且路线单一、控制薄弱,过度依赖外籍油轮,石油进口极易受制于人;(4)“走出去” 战略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面临美国的多方牵制、日本的敌意竞争、俄罗斯的戒心和跨国石油公司的挤压;(5)石油储备不足,难以应对突发性供应暂时中断或短缺;(6) 石油行业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7)国内石油企业竞争力差,国际市场经验不足。

就价格安全而言, 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对我国石油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突出表现在:我国现行石油定价机制存在问题,市场化程度还有待继续提高,国际石油定价权严重缺失, 没有应对国际油价异常波动的手段,缺乏有效的石油价格避险机制。

展望我国石油安全的发展态势, 从石油供应来看:前景不容乐观。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石油增产的空间已经很小,如果不在石油勘探上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石油产量再上新台阶显然很困难。 从石油需求来看:消费强劲增长。与国内石油生产徘徊不前的趋势相反,中国石油消费量正一路蹿升, 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石油消费仍将强劲增长。首先,经济增长势必带动石油需求增长;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不仅“旧经济”(高能耗产业) 的规模扩大要增加石油消费, 产业结构升级也需要更多的石油作为能源和原材料;再次,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更多的石油, 特别是交通运输方面对石油的需求会大大提高。此外,环保和能源结构优化需要更多的优质高效清洁的能源。总之,无论从客观要求上,还是从主观把握上,中国的石油消费速度都会迅速增加。

从国际石油定价权的争夺来看:危机日益明显。世界石油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石油价格问题。 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对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来说,石油供给的安全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石油的问题, 而在于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 因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石油的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将是基本平衡的,既不存在石油大量短缺问题, 也不存在石油需求急剧减少问题。 世界石油的储量或可开采量是完全可以满足石油需求的。在正常情况下,过去和现在以至将来的几十年内, 除了石油生产国发生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外, 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都是西方大国的大石油资本集团操纵市场的垄断和投机行为所致,欧佩克组织操纵油价将可能越来越难。 中国无力也无权操纵世界石油市场价格, 总体上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异常的价格波动。 中国要想确保石油的安全供给,必须参与其中,取得竞争的一席之地,减少或避免价格的异常波动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国际市场上对石油这一重要战略性商品的定价权的争夺将会越来越激烈。 石油定价权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表现。 目前国际油价的确定是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和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石油期货价格为基准价格。我国是世界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国际石油生产与消费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应在国际石油价格的形成与制定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拥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事实却是:我国面临着日趋明显的石油“定价权”危机。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影响国际油价的手段, 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博弈中常常处于被动承受的境地。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占世界石油贸易总量的6%,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6.8%, 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1%, 甚至不如印度尼西亚和韩国。 当前, 国际油价基本操纵在西方大国和国际资本集团手中,为此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时常陷入“高买低卖”的“价格陷阱”中。

四、 保障未来我国石油安全的核心是构建石油金融战略体系

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 石油安全本质上已经从“生产—供应”型的“供给安全”模式转变成“贸易一金融”型的“价格安全”。为保证石油安全,必须加快建立石油金融战略体系, 统筹协调相关机构和石油石化企业,争取国际石油定价权,有效规避国际油价波动风险。所谓“石油金融”是指多层次的石油交易市场建设与相关的金融安排,包括石油银行、石油基金、 石油外汇和石油衍生工具的建设,“石油金融战略体系”是以健全的多层次石油市场为依托,综合运用相关的货币金融政策加以保障运行的体系和相关制度安排。

(一)建立以期货市场为核心的多层次石油交易市场体系

现代石油市场是由现货市场、远期市场、期货市场等组成的多层次交易体系,其中,期货市场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平台,发展期货市场不仅是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必需, 还有助于获取全球战略资源配置的主动权, 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石油储备体系, 对保障我国石油战略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石油消费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在世界石油价格体系中的定价权亟待提高。 一方面,现有的国际石油定价体系并不能充分反映东亚的石油供需格局,导致我国进口石油的价格偏高;另一方面, 波动剧烈的石油价格也使国内企业迫切需要更为便捷的国内价格避险渠道, 发展石油期货迫在眉睫。现有的上海、大连、北京等石油交易所都仅有现货交易, 品种也仅限于甲醇、 燃料油等部分中小品种,缺乏原油以及汽油、柴油等主要成品油品种。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将建立我国石油期货市场作为实施国家石油安全战略和建立石油金融战略体系的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并尽快付诸实施。

具体而言, 应抓紧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期货市场,尽快丰富现有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品种,形成几家交易所有效竞争的格局, 尽快创造条件推出石油期货产品,逐步形成自己的报价系统,积极融入全球石油定价体系, 争取在10~20年的时间里, 改变伦敦、纽约等交易所垄断世界油价的格局,逐步增大国内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 争取更多的国际定价发言权,达到规避风险、跟踪供求、调控市场的目的,正确快速引导石油生产、 经营和消费,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此外,尽快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加快推进石油期货交易, 更重要的是可以把石油期货仓单看作是期货形式的战略储备,即为石油期货战略储备;另一方面, 也可以把石油期货仓单视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货币, 参与外汇组合 ,成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即为石油外汇储备。从当前国际汇市情况看,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也孕育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石油储备进入外汇储备, 对于我国外汇储备投资组合来说也是有利的。

(二)建立包括石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在内的石油银行体系

一是某些专业银行或综合银行创新业务服务,比如向石油相关企业推销风险管理方案, 设计石油场外衍生品给终端用户、炼油商。

二是大型商业银行在石油石化企业出现大型项目融资及生产资金问题时, 为其海外发展提供优惠融资贷款、外汇使用方面的便利,解决资金问题。

三是在某个政策性银行, 如国家开发银行或中国进出口银行, 建立专门从事境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

四是配合国家石油储备实施石油投资和储备银行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2030年前,中国能源部门的投资需要2.3万亿美元,因此,只依靠一般的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 很难从根本上满足资金的需求, 必须建立专门支持能源产业的能源投资和能源储备银行, 这是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并保障石油安全的重要举措。

(三)建立用于石油专业投资的石油基金体系

石油专业投资基金简称石油基金, 其运作与共同基金相类似,是“石油金融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油基金由政府或法人组建成立。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法人组建成立,都可以组成性质不同、功能不同、作用不同的三种基金:

一是石油产业投资基金。 该基金主要目的是为建立风险勘探、油田开采权的收购、精细化工的投资、重大项目评估等提供专项基金,为企业集团的长远发展提供重大项目的启动资金; 它力争以控制和获得油源等高附加值的项目为主, 为中长远期战略做基础性铺垫。

二是石油投资基金。该基金以短期盈利为目的,它主要是为石油基金的投资者带来高额的中短期投资收益和资本积累。

三是石油综合基金。 该基金目的是将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有机的联络, 通过资本市场的运营将产业投资的资本培养壮大,获取最大的利润。同时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建立石油帝国,以充分享受石油的战争溢价、“后石油时代”资源永久性短缺的溢价、石油资源在虚拟市场上差价收益和跨国石油公司在资本市场红利分配收益等。

参考文献:

[1]范英,焦建玲. 石油价格:理论与实证[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2]黄运成,马卫锋,李畅. 中国石油金融:战略体系构建及风险管理[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3]刘拓,刘毅军. 石油金融知识[M]. 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7.

篇5：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 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发展, 我国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制度等“五大险种”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截至2013年底, 其覆盖人数分别达到8.2亿、13.73亿、1.64亿、1.99亿、1.64亿;2013年基金收支分别达到24733亿元和19819亿元、11220.5亿和9710.2亿、1289亿和532亿、615亿和482亿、368亿和283亿;2013年末全部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45589亿元 (不含新农合) 。初步保障了参保者的基本权益, 保障水平逐年提高, 深受全国人民的认可, 也颇得国际社会的赞誉。

但是,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 要达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健全完善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 使之逐步臻于完善、成熟与定型, 为国民提供更加公平更加可靠的社会保障。

(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浩繁的社会系统工程, 是一篇大文章。情况错综复杂, 工作千头万绪, 需要妥为筹谋、周密规划、有序实施、稳步推进。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就是要应对迅速到来的老龄化带来的新的社会风险, 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布局的战略高度, 考量构建一个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以下简称“长护”制度) , 有效化解“照护危机”, 切实解决越来越庞大的高龄、失能、半失能群体的照护需求。将我国现行的由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险种”构成的社会保险制度变成“六大险种”, 使社会保障体系在险种布局上更趋于合理, 更臻于完善。

近年来,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一直不懈于此。呼吁重视长护制度的研究和建设, 以不同的方式传播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介绍国外的做法与经验。在2014年的基本医疗保险评估报告中, 建议“将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设计的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人社部也将长护制度的研究列入了“十三五”计划。上海、青岛、杭州、南京、南通等不少地方也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取得初步的成果, 为长护制度的设计与构建开了头、探了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工作基础。所有这些, 应该说都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大好事, 也为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富了新的内容。

(三)

提出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战略布局的高度考量构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这个建议, 主要理由有三:社会保障制度的首义要责是为困难群体 (弱势群体) 提供基本生活、基本医疗等方面的保障, 本质上是一个保障困难群体的制度安排, 它所体现的是以人为本、互助共济和社会公平正义;它的目标指向是化解社会风险。社会上困难群体的范畴是一个“变量”, 其困难情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主要表现为经济困难, 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主要是经济援助 (如财政补贴)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 除了一部分人仍为经济困难, 需要继续予以经济援助外, 主要表现为照护困难和照护诉求 (有学者将其称为除“生老病死”外的一种新的社会风险) , 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就是通过服务给付或费用支付等方式对他们施以生活照料和医学护理 (即“照护”) , 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 此其一。社会保险制度 (无论是养老保险制度, 还是医疗保险制度) 发展的沿革和趋势表明, 为困难群体提供经济援助 (如发放养老金、报销医疗费) , 均是基本的、必要的, 却是“初级阶段”式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健全、完善与成熟, 也就是迈向“高级阶段”, 就要为保障对象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换句话说, 良好的照护服务乃是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化解新的社会风险的新的方式和目标指向, 此其二。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都只能在经济支付上做到“保基本”, 尚不具备为特定困难群体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职能和实力, 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只有构建一个既依托基本医保, 又相对独立、功能独特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 才能承担如此艰巨的社会责任, 此其三。

(四)

构建长护制度正是基于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着庞大而迫切的“长护需求”的客观实际。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 一个国家或地区, 如果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 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如果达到20%, 就意味着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统计数据显示, 到2014年底, 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人, 占总人口的15.5%, 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上海等一些城市和地区老龄人口已经超过20%, 进入了深度老龄化) 。而且我国的老龄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老年人口增长快、规模大, 高龄、失能老人增长快, 社会负担重;农村老龄问题突出;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加速;未富先老矛盾凸显等。更为严重的是, 在海量的老龄人口中, 失能半失能者、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以及认知障碍人群等, 共有8000多万。我国普遍的家庭少子化、小型化、空巢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 使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保障功能大大弱化, 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或家庭显然无力承担“长期照护”的重任。

为了解决这个庞大群体的照护问题, 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5号) , 相关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包括举办养老、托老机构等等, 地方和基层、社区也都在想办法探索可行的路径和办法, 比如“依托社区、居家养老”、“医养护一体化” (杭州市) 、“居家照护补贴” (南京市) 等等。另外, 有不少成功人士、社会资本也开始涉足这个领域。实事求是地说, 这方面较之前些年有了较大的发展, 这是值得庆幸与肯定的。

但是, 由于对新的社会风险和保障方式的认识尚不深刻, 还没有从构建一个新的保险制度的高度进行考量和设计, 不少人对构建这项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定位、制度架构等尚缺乏清晰、准确的认知, 更多的是从产业发展的层面来理解的 (有的叫养老服务业, 有的叫养老产业, 有的叫养老护理, 等等) , 再者, 目前高层尚没有明确一个“抓总”机构 (哪怕是议事机构) , 这项工作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各显其能, “打散锤”的局面。第三, 目前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虽然价格较低, 但因其数量少, 服务设施和质量良莠不齐, “进不去”与“不愿去”并存;民办机构虽然硬件条件、服务质量相对较好, 但由于价格昂贵, 中低收入者则望而却步“不敢去”;社区自发举办的照护站一类的组织, 因缺少政府支持, 或经费拮据, 或专业人员缺乏, 不但规模小, 而且维持乏力。

总之, 目前的状况远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远不能满足超大规模高龄、失能、半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需求, 也不足以化解长护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人们普遍“期望长寿, 但又怕衰老”, 恰恰是害怕得不到良好照护而丧失尊严的不良预期的反应。因此, 必须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布局的战略高度考量构建长期照护问题, 作出专门的制度安排, 构建一个长护制度充实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去, 构成以“六大险种”为主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五)

“长护”制度虽然与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乃至工伤保险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某些服务的提供上会有重合, 但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和鲜明的特质。“长期照护” (Long-term Care) 既包括生活照料, 也包括医学护理, 这是现行的医保、养老等保险制度未能涵盖的范畴。

“长护”制度首先是从解决老龄人口 (特别是高龄、失能、半失能人口) 的照护需求出发, 以维护其照护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和改善社会福利、化解社会风险为宗旨, 由国家依法实施、社会广泛参与、政府主动介入的一项社会政策和基本保险制度,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长护”制度要把握好认识、需求、筹资、权益、补充、人才、法治等七个关键环节:

——正确认识是前提。只有认识到构建这样一个“长护”制度的必要性、紧迫性, 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高度考量“长护”问题, 认识到化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只是家庭和个人的责任, 也是政府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社会风险、增进人民福祉的伟大事业, 才会增强构建“长护”制度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

——需求认定是基础。需求认定是建立“长护”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立足点, 也是为特定群体提供照护服务的先决条件。一要弄清、掌握照护需求总量和结构;二要弄清提供照护服务的种类、层次、方式和标准;三要预测照护需求的发展趋势。只有做到“心中有数”, “长护”制度的建设与服务的提供才能因适宜、适度、适用而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

——筹资方式是重点。采用何种筹资方式, 不仅关涉制度模式的选择, 而且关涉保障责任的分担。国际上一些国家 (如德国等) 实行的是用人单位和个人各负担一半费用的筹资模式。考虑到我国的国情, 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 可以考虑单位缴费占2/3, 个人缴费占1/3。经济困难者或无收入者可由政府财政给予适当补助或以直接购买服务的方式加以解决。

——尊重权益是要义。让有照护需求的人群获得“长护”服务, 是他们的基本权益, 而不是出于怜悯的施舍, 所以尊重被照护者的合法权益 (包括照护方式的选择权 (是家庭、社区还是机构, 是服务给付还是费用支付, 或二者“混搭”) ) , 是实施这项制度、做好照护服务的核心要义。

——政府投入是补充。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的主体是社会, 只有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不能一说社会问题, 就把责任一股脑地推给政府, 似乎个人、家庭、单位、社会就没有责任了。政府只能负有限的责任, 诸如规划、指导、创造条件、营造环境等。作为一项社会政策, 政府要扮演“托底”的角色, 应该且必须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 但这种支持只能是补充性的, 而不是大包大揽。

——人才培训是关键。“长护”制度能不能构建起来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是有没有合格的专门人才。因此, 要着力培养专业护理人才、照护人员 (专护技师) 和经办管理人才 (最保守的估计, 单照护人员就需1000万人以上, 既能化解照护风险, 又可促进就业) 。

——立法规范是保证。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 要把各项改革举措纳入法制的轨道,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解决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长护”制度的建立就应遵循这个原则, 要创造条件适时出台《长期照护保险法》或《长期照护保险条例》, 使这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做到于法有据、有法可依, 这是制度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六)

“长护”制度在一些国家 (如德国、日本、韩国等) 已经实施了二十年或十几年的时间, 但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还处在地方自发探索、试验、论证的阶段。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是, “突破靠地方, 规范靠中央”。为了在总结各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 从总体上把这项制度谋划好、设计好, 还要注意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学习借鉴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 又要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的问题, 只能用中国的智慧、中国的办法去解决。这是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 也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迅猛发展的基本经验。

二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既要“仰望星空”, 又要“脚踏实地”, 二者不可偏废。应该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鼓励基层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 凝练升华到理论层面, 吸纳到顶层设计中去。不“接地气”的、没有实践基础的顶层设计, 难以落地生根, 是立不住、行不通、不会有生命力的。

三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现代治理的主体是社会, 即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觉主动地参与。每个社会成员和家庭都负有照护责任, 而且国际经验表明“家庭是最大的照护站”。政府只能负有限的责任, 特别是财政投入只能是补充性的, 是最后的“托底”, 这是社会政策的重要原则, 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识。凡是市场、社会能办的事情, 要尽量由市场、社会去办 (如服务方式、服务产品等) , 必要时政府可以购买服务。千万不能建立一个制度、出台一项政策, 就让政府背负一个沉重的“高压锅”。

四是机构、社区与家庭 (照护) 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一个专业照护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我国有关方面的调查数据 (上海的数据是“90、7、3”, 即90%的人愿意居家养护, 7%的人愿在社区, 3%的人愿在机构;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是“80、15、5”) 与德国等国家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真正愿意到机构去接受照护服务的是少数, 大体占5%左右, 大多数都选择“依托社区、居家照护”的模式, 认为家属、近亲和邻居照护更有亲情感和人情味。因此, 这种照护方式很可能是发展的主体, 也应该是政府支持的重点所在。

五是“长护”制度与基本医保、基本养老、工伤等保险制度的关系。如前所述, 它们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要将几个制度的建设发展通盘谋划, 类似或相同的服务资源与服务功能要进行合理的整合, 相关的政策要有效衔接, 以增强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功能的整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 放大“集约效应”。

(七)

在我国构建“长护”制度既必要、也可行, 但这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 也是一项复杂的制度安排和系统工程。既要高度重视, 又要谨慎行事, 切不可视之易、举措急, 那样会欲速则不达, 甚至可能会把好事办砸。“长护”制度的构建, 宜采取“三步走”的推进方式。

一是, 在国家层面组建一个“长护”制度的议事机构 (或领导小组) , 确定一个“抓总”的牵头部门, 深入开展调研、咨询、论证、甄选等工作;整合汇聚社会各方面“长护”保险研究的力量、资源和成果;为高层决策提供理论、实证支持, 为基层探索创新提供指导。

二是, 选择几个有条件、有工作基础的城市 (如青岛、杭州、南京、南通等) 像当年医保改革的“两江”那样进行试点。在试点中一定要突出抓好需求认定、筹资模式、服务方式与标准、运作模式和人员培训等几个关键环节。通过试点积累经验、发现问题、把握规律、完善政策。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再扩大试行范围, 确定制度模式, 然后在全国积极稳妥地梯次推进。

三是, 在充分研究论证和实践佐证的基础上, 适时制定出台《长期照护保险法》或者《关于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决定》。总之, 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精神和法治办法为这项制度“保驾护航”。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老龄问题, 高度重视老龄工作。22个省份建立了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一些地方出台了高龄津贴政策, 建立了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 或探索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但是, 面对严峻的老龄化形势, 我们在物质基础、政策储备、社会参与、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准备还有很多不足, 涉及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任务推进力度还不够。

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通过充分发挥五个方面作用, 有效破解“老有所养”的难题:政府是筑牢基本保障底线的主力军, 要制定规划、出台政策、培育市场、营造环境;市场是关键调控手段, 要多元主体办产业、多种形式促发展;社会是重要推动力量, 要参与提供公益性养老服务、发展老年慈善;家庭是精神支柱和重要依托, 要最大程度提供对老年人的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