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13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

110213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共5篇）

篇1：110213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

尘封的耶鲁大学与湘雅医学院的历史关系

（一）是谁惹来了耶鲁？

耶鲁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培养出的历届总统、国务卿、参众议员不计其数，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也不计其数，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那么耶鲁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湖南有什么关系呢？这却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湖南省会长沙市内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医院——湘雅医院，它的对面隔着马路，就是并校后归属中南大学的湖南医学院了，而湘雅医院一度叫做“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其实湖南医学院在解放前一直叫做“湘雅医学院”的。所以“湘雅”既是医院之名，也是医学院之名。那么“湘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湘”字不难理解，湖南省之简称也，自古如是；而“雅”字呢？那本是“雅礼”的缩称，而这“雅礼”不过是“耶鲁”（Yale）的旧译而已。如此说来，“湘雅”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自然就是“湖南耶鲁”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了。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湘雅医学院是中国规模完善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而湘雅医院也比声名赫赫的北京协和医院问世还要早上六年！

那么又是因为什么原因，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医学院竟设在了远离政治经济中枢的湖南长沙，而不是在首都或是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湖南这个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是富庶，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谓；二是人不安分，敢为天下先者众多，所以才有“无湘不成军”和“亡中国除非先亡湖南”之说。戊戌年那个孤身威逼武人袁世凯杀西太后不成，事败可逃而不逃，偏要以身殉难的谭嗣同，就是湖南人的典型标本，更不必论前之曾左，后之毛刘了。说这么几句题外话，为的是要说明，把“耶鲁”给惹进湖南，说到底还是湖南人自己这点犟脾气。晚清国事日非，列强环伺，教案频起，湖南便适时出了个按捺不住的周汉。周汉，字铁真，宁乡人，曾入左宗棠幕府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后因病返湘，寄居省城长沙，在宝善堂刊印图书。光绪十四年（公元1889年），周汉由于耳闻目睹西洋传教士来华日多，内中颇有包揽词讼、强占田产的不法情事，乃刊刻了一本专以反洋教为目的的通俗图册，题名叫做《天猪教》。之后周汉一发而不可收，秘密刻印散发类似的反教宣传品长达十年之久，且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流布于湖南全省，乃至于长江流域，华北西北，均有人暗中传阅。周汉的言论中，不外乎称世间只有儒释道三正教，其余皆为邪教、妖教、“天猪教”（取天主教之谐音）；洋人来华只是想“谋中国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说洋教士拿中国人剜眼、割肾、取胎、切奶，无恶不作；国人自应“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以卫道保种云云。周汉的宣传品对于催生后来的义和团灭洋风潮，应有相当之作用。周汉的免费宣传一干十年，清廷与各国传教士竟然俱不知何人所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洋人的催逼下明察暗访，发现这些印刷品多来自湖南长沙，终于侦知周汉其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洋人和上峰的双重压力下，按李鸿章给出的主意：“以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给周汉扣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将他“照疯病例”留狱长期拘押监禁，时在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8年）。说起来思想政治犯另拟罪名定谳，以防人之口，真是由来已久呢。周汉被囚，是在庚子之变前，但他的影响却及于庚子之后。当京城和华北的“拳乱”闹得汹汹然，而后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进军北京解使馆之围，迫使“两宫西狩”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络两广总督李鸿章，与洋人搞起了“东南互保”，其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拒不执行慈禧与所有洋人开战的“乱命”，极力保持洋务运动好不容易才开创的现代化进程，这份苦心在乱平后是连老佛爷自己都不得不称赞的。可站在类似周汉的“华洋不两立”的顽固立场上来看，则“谓朝廷误信李、张则可，谓朝廷误信拳民则不可”（湖南邵阳欲组军“勤王”的贺金声语），所以“盖天下百姓之于洋人，莫不恨入骨髓，思图报复。向之所以未发者，畏李、张得挟天子以防制之”（出处同前）。在远离北方战乱中心的湖南，竟连续发生逆张之洞等维持和局意图的事件：衡州教案、辰州教案、贺金声欲组军勤王案，表现出强烈的仇洋情绪，恐怕不能说与周汉此前的大力宣传无关。于是张之洞处于微妙的局势之中，自然不得不委曲周旋，对内弹压，对外解释，虽勉力平息事态，却留下了“奴颜媚外”的骂名。

湖南人顽固排外的名声远播，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激起了一群同样倔犟的美国年轻人的传教热情！他们属于此时刚刚成立的“雅礼中国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一成立就积极筹集资金，争取教师支持，到1902年共募集一万七千美元，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团”，建立了“耶鲁中国计划”（Yale in China），决心在中国纵深地区推行基督教教育，要“为上帝，为远东的兄弟们的福祉，贡献名曰„耶鲁精神‟的那种力量”，他们发誓要将基督精神发扬光大于最保守排外的湖南！而绝不愿意坐享其成，去诸如北京上海那样看起来更适合开展工作的地方。他们奔的就是长沙这个“散布以暴力手段对付传教士的言论中心”，真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呢。这大概就是“两个文明的冲突”？鉴古而知今，一百年前湖南“犟驴子”们保种卫道的执拗，比之今日之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何如？而当年耶鲁学子们的传教热情，比之今日小布什不惜动用武力，必欲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的“牛仔外交”又何如？真个是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乎？噫嘻，悲夫……

（二）两个前仆后继的美国年轻人

1902年，雅礼会中最热心的积极份子劳伦斯·萨尔斯顿(Lawrence Thurston)携夫人前来中国考察。他在学习了中文和调查了大量已经在中国扎根的传教士后，决定雅礼中国计划的重点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教育机构。他知道这个计划规模宏大，不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他沉醉于自己设想的美好前景之中。萨尔斯顿不是没有考虑过湖南以外的建校地点，他曾骑着毛驴去山西进行了艰苦的调查。然而，萨尔斯顿最终仍确认湖南才是个有特殊前景的地方，那里当时有2千1百万人口，以反洋情绪强烈著称，而这正是湖南人吸引萨尔斯顿的地方。他认为湖南人“有很强的阳刚活力、天赋领导才能、高度独立能力、非常吸引人为其工作”。不幸的是，萨尔斯顿的健康迅速恶化，被诊断身患肺结核，不得不在确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国。在返回美国的海船上，萨尔斯顿悲伤地写道：“离开中国折断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国是我们的决心。我在祈祷我的回国能激励一些耶鲁学子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而不是使他们灰心丧气。”他到达加里福尼亚后不久就病故，年仅29岁。雅礼会并未因萨尔斯顿的夭折而停止自己的中国计划，它仿照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印度设立传教会的方式，也在中国设立雅礼会，并发展会员。经一番选择与甄别，雅礼会决定邀请正在印度孟买行医的爱德华·休姆（Edward·H·Hume）代表雅礼会，到湖南行医，建立传教的立足点。然而休姆因祖父、父亲都在印度工作多年，此时他自己已在孟买开设了一家医院，视印度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不愿去陌生混乱的中国湖南。可雅礼会自有做思想工作打动休姆的办法：他们承诺让他去办一家最新式的现代化医院，而且在时机成熟时，要开办一家像休姆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那样的医科大学。这个诱惑太难以抵制了，特别是对于休姆这样一个年轻有为、事业心极强的医生来说。休姆专为此行学习了一年汉语后，终于在1905年携娇妻幼儿登船浮海而来，于次年岁初抵达长沙，这时他的年龄恰与萨尔斯顿去世时的年龄一样：29岁。就好像这两个年轻人并非前仆后继，而竟是一个人一样！休姆从此以汉名“胡美”为中国人所知。他为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否在表示我是一个为湖南服务的美国人？此种臆测已无从证实。只知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谦和有礼，常躬身自我介绍：“敝姓胡，胡美。”

（三）在“抢米”风潮中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光绪、慈禧两宫接连崩逝，大清朝风雨飘摇，而天灾也接踵而至，似乎真如汉儒董仲舒所倡言之“灾异说”，人主失道，必干怒于上天而降灾示警。湖南濒临洞庭湖的产米区，因洪水泛滥，十垸九溃，大面积绝收，造成米价飞涨。而当时在湖南一带从事贸易者，资金最为雄厚的是英、美、日等国商人控制的洋行，他们以牟利为首要目的，本是遵循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在平时倒也无可厚非，可在大灾之年，弄得不好就是犯众怒的事情。此时的湖南巡抚是曾亲身护卫西太后逃往西安的重臣岑春煊的亲弟弟，名叫岑春蓂，他与各国洋行订约，允许洋行通过本省行商，深入产米区直接搜购，购得之谷米一部分经广州出口，一部分转运各大城市赚取差价。可岑抚此政一出，便与湖南本省的米商们产生了矛盾，因为本省米商不希望外人插手获利，要在灾年囤积而取得暴利，何不自家人垄断，反叫肥水流进外人田？

这场争论中，代表本省米商的官方人士是布政使庄赓良，一时抚部相龃龉，岑春蓂坚持践约让洋行外运谷米，庄赓良极言不可，为保证本省供应，必须立刻禁运。争论传到外界，百姓立将米价上涨归咎于洋行搜购外运。此时米价已由平时的每升四十文涨至八十文，南门外挑卖沙水的黄某，因无力糊口养家，妻子跳水自溺，黄某求告无门，乃将两个小孩投入水塘，自己也跳入水塘自杀了。此事迅速传开，激动的饥民开始四出砸抢。岑抚弹压不住，下令以六十文一升平粜，继而又压低至五十文，但群众情绪已难以控制，遂捣毁巡抚衙门的大门，冲进大堂。岑抚只得令巡防营士兵开枪，当即死伤六十余人。但第二天早上饥民在将全城谷米堆栈抢掠一空之后，再次围困抚院，纵火烧房。士兵亦再次开枪，又毙伤二十余人，群众却仍围而不退，大有誓死抗争之势。岑春蓂不得已上报军机处自请处分，挂印出走，交出烂摊子给庄赓良善后。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一度将米价强行定为五十文一升平粜，但洋行和本省米商俱阳奉阴违，不但不按官方定价出卖，反暗中以低价抢购官仓之米。官仓迅速售罄，于是市面有价无市，饥民再次骚动。又因有人看到湘江中英、日军舰上的大炮脱去了炮衣，并将炮口朝向城内，乃传言洋鬼子为偷运湖南的谷米受阻，意图轰击长沙以为报复。眼前的饥饿与以往的耻辱，加上周汉多年宣传在湖南人心底积累的偏见，一时汇合成不可遏止的仇恨，泄愤的目标转向了洋人，于是长沙城内的教堂、洋行，乃至海关公廨、西人俱乐部等，悉数被捣毁焚烧。而胡美及时逃脱后，他的地处闹市的雅礼医院，却恰因为在病人中的口碑极佳，而得巡防营着力保护幸免于难，这就得被看作是对他四年胼手胝足开创事业的最高回报了。

（四）湘雅肇建

胡美虽有惊无险，但他所受到的震撼肯定毕生难忘。而署理巡抚的庄赓良，也紧随着岑春蓂之后，被撤职查办，成为对抢米风潮负责的又一位地方大员。此时已经到了大清朝苟延残喘的最后时刻了，但胡美的事业却刚刚开始。雅礼会物色到了一位当时尚极罕见的中国籍医生，让他来当胡美的助手。这位医生名叫颜福庆，上海人，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雅礼会资助颜福庆读完了耶鲁的医学课程，交换条件就是他毕业后必须去长沙的雅礼医院行医。颜福庆的来到，使孤军奋战的胡美大受鼓舞，他们两人一起迎来了第二年中国政局更大的变动——辛亥革命。鼎革之后，掌管湖南军政大权的是谭延闿，这个人对于胡美的事业，简直是上帝专为他送来的保护神。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患了大叶性肺炎，虽经多方延医问药，遍请长沙城内有名的中医诊视，却病势日沉，不见丝毫好转。谭延闿家本是湖南名门，他与其父谭钟麟都是进士及第，得授翰林，他还是个大孝子，所以对母亲的病重焦虑之极。谭延闿的门下提出，太夫人的病既然如此难治，何不请西牌楼的洋医生治治看？谭延闿抱着死马且作活马医的侥幸心理，派人前往请胡美出诊。胡美当即与颜福庆到了谭府，听诊、量体温、询问病史，二人已知是大叶性肺炎无疑，并且料到此病上升期已近尾声。于是开了些普通的消炎退烧药，嘱病人静卧多饮水而已。谭家半信半疑，以为西医不过如此，只好准备后事了。没想到第二天起，太夫人的病情即大大缓解，接着不几日就完全痊愈了。谭延闿大喜过望，视胡、颜为神医，说，如此先进之医术，何不引起中国来呢？这当然正是胡、颜所想。从此三人结为莫逆之交，筹划起创办医科大学之事来。

1913年7月，湖南省政府与美国雅礼会签订草约，决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科专门学校”，湖南省政府支付银元二十万作为开办费，之后每年支付经费五万，并由双方共同购土地七十多亩，建新校舍于北门外麻园岭。但此计划的实施却受到了意外的阻力，事情是这样的：谭延闿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将联合办学的计划上报北洋政府国务院备案时，却遭到了湖南留日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声言只有他们才可代表湘省医学界。北洋政府听信此言，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案无先例为由，电令取消合同。谭延闿再派人赴京力争，并动员了在京的数十名湘籍政界要人，作为他的“院外活动集团”，四处游说。然北洋政府成命已出，遽然收回颜面何在？谭延闿只得又联络三十五名在京任职的湘籍要员及社会名流，发起组成“湖南育群学会”，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与美国雅礼会合作，这才绕开了北洋政府电令禁止的障碍。

整整一年之后，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雅礼会实践前约。颜福庆成为首任医科学校校长，而胡美任湘雅医院院长，兼学校教务长。胡美和雅礼会的梦想，在他到达长沙八年之后，始得成为现实。胡美随即携妻子洛塔返回美国，他要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胡美的目标早已锁定，那就是耶鲁校友哈克尼斯，他是一位正在寻求创番事业的慈善家。胡美带着自己拟定的计划去与哈克尼斯共进午餐，在席间故意谈起自己的工作，还有在中国的种种体验及见闻，他是在有意识地诱导哈克尼斯，想让他主动提出医院和医科学校应该如何设立的建议。哈克尼斯果然提出由他投资购置医院和学校的设备，一定要按当时的最高标准，所谓欧美甲种标准来开办和管理，他说，我不愿意以后再出钱来维修和更新，我们办就办最好的，要一劳永逸。胡美喜出望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计划，递上去告诉哈克尼斯，那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可当胡美带着从美国购置的最新设备回到长沙时，他的朋友谭延闿却已经在政治斗争中败北，被大总统袁世凯勒令入京待罪，甚至判了四年徒刑，只是后来在别人的担保下，才放他去了上海。胡美要面对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北洋系的新省督汤芗铭了，他还会不会实践谭延闿的承诺，继续资助湘雅呢？

正在胡美焦虑担忧之时，却由省政府传下话来：汤大人第二天要来湘雅视察。胡美与颜福庆抓紧时间做准备，想要将医院和学校的各个方面都弄得像那么回事。别的都还说得过去，唯独解剖室里空空荡荡，因为在那个草创时期，尸体很不容易到手，而且外间本来就对西医传说纷纭，湘雅尚未开展解剖的课程。有人提议，何不到城外去捡拾刚刚被汤芗铭的北军枪杀的乱党尸体？胡美被提醒，连夜带领师生出城抢运，真的在第二天让汤大人看到了很气派很现代化的摆满了尸体的解剖实验室。汤芗铭是留日出身，对解剖并不以为怪，可这个绰号“汤屠夫”的省督绝不可能想到，这些尸体其实是他本人提供给湘雅的。不管怎样，汤芗铭表示对湘雅十分满意，答应按前任的承诺继续向湘雅支付经费。不久，袁世凯称帝引起护国战争，程潜的军队进入湘南，逼近长沙。被袁世凯授为“靖武将军”的汤芗铭，迫不得已背弃了主子，也宣布了湖南独立，脱离袁皇帝的控制。袁世凯惊怒交加，一病不起。汤芗铭督湘仅一年有余，却杀掉了一万七千多人，与湖南人结怨甚深，他知道在此站不住脚了，乃匆匆逃离，胡美的朋友谭延闿得以短暂地回湘主政。但他也好景不长，接着又被段祺瑞的内弟傅良佐取代。之后又暴发直皖战争，湖南落到张敬尧的手里……

湘雅就在这样的政治动荡中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在开办医科学校之后，又开办了护士学校，甚至招收了女生入校学习护理，这在当年更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夕，湘雅已初步实现了胡美的理想：在教学和实验上尽可能接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科大学的标准，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并且完全用英语教学等等。首批招收的学生，此时也已毕业，因标准很高，淘汰率亦高，但也培养出了如张孝骞先生这样日后成就卓著的医学专家。这一年医学专科学校的各个年级都已经满员，可实际上一共不到五十名学生，而这些人都是日后中国开展现代医学的火种。湘雅有所谓“光荣的诚实制度”，每次****时无人监考，教师出好试题后就离开，由最后一位写完试卷的学生收齐试卷送交教师。一般是无人舞弊的，一旦发现有人舞弊，则严厉处罚，直至开除学籍。通过这种教育，令学生养成自制、自尊，以诚实为无上光荣的信念。这就叫做“Honor System”。

湘雅还教育学生要对生命和人体持极端尊重的态度，这在当年中国处于乱世，普遍视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尤为难能可贵。有这样一个例子：学生在上解剖课时，被解剖的尸体来自于一位患腹部脂肪瘤的女病人。有学生发笑说，这个尸体比猪还肥胖。上课的美籍女教师当即训斥学生，说死者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我们的态度应该严肃恭谨，并向死者致敬。她率听课的学生肃立向尸体鞠躬，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深刻的医学伦理及人道精神。正是此种潜移默化，为湘雅学子们养成了高尚的医德。

（五）记住“湘雅”的来历

湘雅停办了两年多，直到1929年才重新恢复招生，那时的湖南省长变成了何键，而湘雅的院长已经是由首届毕业生张孝骞来担任了。胡美走了，湘雅还在。雅礼会为在湖南传教而来，却种瓜得豆，为这块原不知西医为何物的土地留下了现代医学的薪传火种。

1934年，胡美离开中国八年后第一次重访长沙，这时他已经是雅礼协会理事会主席。胡美目睹校园依旧却人事已非，一定是百感交集的，他当然绝想不到，湘雅医学院还要经历那么多劫难：比如抗日战争中湘雅西迁贵阳、重庆坚持教学，直至1945年光复后才重归故地，却已经是房舍破败，设备全毁，只得从头再来；又比如文革中某派据校园武装抵抗，与围攻的对立派枪战加高音喇叭广播战经月不息，哪里还谈得上正常的教学与实验？但胡美始终坚信，自己留下的这微弱火种的传续，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土地上，注定再也不会熄灭，这一点他没有想错。

湘雅确实一直是湖南人的骄傲，是湖南人在疾病缠身时的救星。可湖南人从连让胡美开刀排脓治疗疖毒都不敢，到享受现代的医疗服务，不过短短不到百年，却几乎已将那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忘了个干净，到今天，还有几个湖南人识得胡美为何许人，明白“湘雅”之名的来历？胡美更想不到，开创了湖南乃至于中国现代医学教学事业的他，竟会长时期被当作“帝国主义特务份子”来看待，以至于连湘雅医学院门口的大街，都因为他和美国雅礼会的关系，而一度被改名为“反帝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湘雅医学院的校史中，才逐渐恢复了对他和雅礼会的正面评述。然而即使如此，在今天的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校园里，有颜福庆的铜像，有张孝骞的铜像，有李振翩的铜像，却遍寻不见胡美的一丝踪影。甚至一些解放后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校友，提起胡美都或茫然无知，或只知其为美帝特务，其对真实历史的无知殊为可叹！

我却总会在到那座宽敞明亮的现代的中南大学湘雅附属医院就诊时，于打针吃药、量血压照X光、接受核子共振CT扫描之余，从那一大堆亮晃晃的器材与医生的大口罩后面，隐隐约约感到似乎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穿越时空在凝视。那不应该是别人，只能是那位百年前携娇妻幼子独闯长沙的勇敢的美国人，他的名字叫爱德华·休姆。

让更多中南大学的同学永远记住那些为湘雅医学院奋斗让“北协和，南湘雅”叫响的中国人及国际友人吧。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永远的骄傲，是我们要学习的永远不灭的一种精神。

篇2：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演变

目前,最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政府”做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广义的政府,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国家元首等,它们通称为政府;狭义的政府,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本文所指是广义上的政府概念。对大学的概念界定也是因人、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本文所指大学是主要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公立大学。

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学习西方大学的产物,它产生于封建统治日益走向没落的清朝末年,并一开始就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烙印。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我国结束了近代200多年的外来侵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根据建国后大学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两个时期来探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1949年至1978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和各地军阀割据分裂的局面,同时面临着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特殊的国际局势,促使中国实行全盘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政策,照搬前苏联的计划管理模式,政府以军事管制和计划体制的形式强化了社会资源配置、政策过程和社会发展等项能力。进而发展到以政治为中心,政府的阶级统治职能极度扩张,支配着其他职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范围。[3]总体来看,建国之后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大学主要由政府主办,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所颁布的有关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重要政策文件,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了规定和说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关系的存在。

1950年6月,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会议上讨论了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以及领导关系,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核心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实现高校统一集中领导。其中《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均负有领导的责任,……凡中央教育部所颁发的关于全国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与制度,高等学校法规,关于教育原则方面的指示,以及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以及专科学校校长的任免,教师学生的待遇,经费开支的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

1953年国家公布了《政务院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强调高等教育部必须与各业务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统一与集中的领导,并具体明确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对高等学校管理的分工,即综合性大学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多科性工业院校由高等教育部直接管理,或经过协商后委托中央某一有关业务部门管理;单科性高等学校可委托中央有关业务部门负责管理;高等教育部和各业务部门直接管理,如有困难时,可委托学校所在地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或省级政府负责管理。

1956年高等教育部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这一《章程草案》是我国建国后第一个全面规范高等教育的法规性文件。《章程草案》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做出了一些内容规定,如“第五条,高等学校的设立和停办,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的系、专业、教研组、函授部、夜校部、夜分校和函授教学辅导站的设立和变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决定”。“第二十九条,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第四十八条,高等学校设立校、院长一人,由高等教育部提请国务院任命”。“第八十条,高等学校为独立的机关,具有法人地位”。[4]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断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斗争扩大化使政治迅速上升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政府的社会统治职能空前膨胀,政府对大学实施高度中央集权管理,政府直接举办大学,办学经费完全来自政府,大学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命。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对重点高校实行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加强对重点高校的集中管理。

1961年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重申,“大学专业的设置、变更和取消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和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学校规模的确定和改变、学制的改变和改革,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至此大学完全变成政府的附属机构,辛亥革命以来所培育起来的大学精神在政府强制统治之下消失殆尽。[5]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整顿使大学秩序趋于稳定,但1967年~1976年,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内学术界陷入一片混乱,大学正常的运行秩序遭到破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一时间,“文攻武卫、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创办劳动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树白卷英雄,全国大学处于一片混乱之中。”[6]尽管文革期间大学混乱不堪,但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化控制没有改变,大学仍然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总体来看,在这一特殊时期,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大学在发展中丧失大部分办学自主权,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二1979年至今:政府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国家调整了政府与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政府的职能重心发生转变,由阶级统治转向社会管理,并逐渐向社会服务和社会平衡职能转移,政府对社会调控的手段和方法发生变化,更加多样化,除政治和行政手段外,还运用经济、法律和道德等手段,社会调控的范围有所收缩,但调控力度却在加强。政府对大学的高度集权管理有所放松,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不断发生调整,出现新的特点。

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为代表,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政府“给高等学校一点办学自主权”,首次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开始了以“扩大高校自主权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初步落实了扩大高校自主权的一些措施。

20多年来,颁布了多部相关政策法规。1985年5月27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7]国家对高校自主权问题给予确认,并对大学办学自主权做了一些规定:“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收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单位合作,进行科学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要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强调政府要依法治教。

1986年3月12日,国务院颁发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高等学校管理权限扩大的八大内容,同时具体规定了国家教委、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职责。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原则,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阶段,在很多领域已实践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大惯性,市场经济体制在某些领域还不能广泛地开展起来。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指出:“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中央与地方、国家教委与中央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纲要》的这一思想,为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指导原则。

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中央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领域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大的变革。为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对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新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稳定下来。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就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力,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在“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分别明确了高校七项办学自主权:“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合作”,“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等等

从以上政策法规中看出,与改革开放前的政策文本相比,关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文本的内容规定上有了许多实质性的变化,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对重构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人们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我国改革开放首先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成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各种有经济实力的集团、组织和个人开始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开始通过各种途径筹措教育经费,政府拨款不再是大学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发生重组,政府开始由控制转向监督,专注于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大学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并寻求自主发展。政府与高校之间初步形成了高校合理的布局,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建立了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积极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8]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但是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改革“并不意味着相关的过去争论不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已得到解决”。[9]高等学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思想仍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制度也依然起作用,政府转变职能进展缓慢,高等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意识和等、靠、要思想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已经规定的办学自主权实际尚未到位,没有得到根本落实,改革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10]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定位,政府要不断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既要做好宏观监控,保护大学的利益,又要做理顺大学与社会、工业企业关系的“中间人”。总之进入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政府调控为主导、以学校办学为主体和以社会参与为基础”[11]的方向发展。这是宏观层面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表现。

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应当是相互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此关系的建立仅仅依靠法律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要使高校的法人实体地位真正落到实处,必须有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应该在宏观调控上充当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而在具体事务上,政府与高校应该是平等协商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12]

参 考 文 献

[1]杨东平.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2]邬大光,赵婷婷.也谈高等教育的功能和高等学校的职能[J].高等教育研究,1995(3):57-61.

[3]蒋洪池.大学与政府权能关系的演变探究——兼论学术自由的限度及其实现[J].广西师范大学学校,2003(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Z].高等教育部档案,1956年永久卷,卷65.

[5]刘莹莹.治理理论视角下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5).

[6]别敦荣.中美大学学术管理[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42.

[7]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M].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教育法规汇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10.

[8]叶茂林、肖念.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J].中国高等教育热点述评,2007(10).

[9]李泽或.关于我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探讨[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1(7).

[10]周远清.21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1]阂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2.

篇3：历史千年的尘封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被称为中国近代古陶瓷研究先驱的叶麟趾先生，为寻找定窑遗址走向田野，根据实地调查，在1934年印行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中首次提出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一带，沉睡近千年之久的历史名窑终于被首次披露于世。

随后的70余年中，中外古陶瓷学者多次对定窑遗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古调查，河北省文物部门于1960年至1962年、1985年至1987年、2009年至2010年先后三次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定窑各时期瓷器和窑具，为全面了解定窑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的全过程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依据考古发掘及墓葬出土实物佐证，专家学者对定窑的烧制历史做出推测：定窑自唐代创烧，曾烧制与邢窑类似的白瓷产品。五代时期定窑瓷业兴盛，烧制技术日臻成熟，出现了刻花、划花、剔花等纹饰。宋代时，定窑瓷业达到鼎盛，技术不断创新，烧制水平、造型、装饰艺术完全成熟，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因此能取代唐代邢窑的白瓷窑宗地位。北宋初年始，定窑开始贡御，后成为贡御时间最长的窑址。金代定瓷承宋余韵，有的甚至超越了宋瓷，也曾入贡宫廷，但总的来说已逐渐走向衰落，烧制质量日益粗陋，至元代废灭。

新西兰中国古陶瓷专家路易·艾黎先生在《瓷国游历记》一书中由衷地喟叹：“回顾在中国所见到的许多古窑窑址，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定窑窑址能提供这样多的、反映宋代人民生活与文化的实际情况。”毋庸置疑，中国定窑在河北曲阳一带发祥并兴隆六七百年，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前辈在开创定窑事业时也必定是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而我们在感叹前辈艺术大师所留下的风华绝代的艺术作品的同时，对脚下所裸露和深藏的历史千年的文化积淀，更多的是感到了一份责任，一种担当。如果说研究恢复定窑传统生产工艺是历史赋予当代的一项重任，那么将这些研究成果以文字著录的形式保留下来，为后人研究发展定窑艺术提供资料借鉴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于此，我们历时三年之久推出大型文献类图书《中国定窑》。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从《定窑概论》到《成型工艺》《装饰工艺》再到《考古发掘与研究》凡十一个篇章，下卷从《定窑研究及恢复》到《当代定窑工艺研究》再到《当代定窑发展》凡八个篇章，依据考古全方位阐释中国定窑崛起的社会背景、文化风貌、艺术借鉴等，全书对文献记载的考证、对发掘遗址遗迹的分析、对定窑各时期产品造型、装饰风格的论述，尽可能做到阐述科学、全面和翔实，并附清晰的图片给予充分的论证；同时，对定窑拉坯成型工艺、刻划花工艺、施釉工艺、覆烧工艺等都做了细致的解读和分析，将生产过程中之要领、难点及创作手法一一解析并作以示范。示范图片分解到位，工艺连续性强，画面清晰干净，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如拉坯工艺中对定窑“薄如纸”艺术特色的技术把握，对竹丝刷痕、底方口圆的手工诠释：刻划花工艺中可看出一招一式的刀锋走向和一花一叶的组合过程；印花工艺中制范、描稿、拓印、奏刀、拍印等过程细节一一展示……一张张精美的图片把定窑传统生产工艺淋漓尽致地予以解读，令述说更为直观、易懂。

该书的另外一个亮点，则是在图录部分收入大量古代、当代定瓷精品、珍品，尤其是古代定瓷部分，不仅包括定窑当地出土的大量精品，还收入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国内各大博物馆以及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外博物馆收藏的定瓷珍品。每件藏品尽量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呈现中国定瓷的艺术特色和史料价值，是目前出版的同类书中收录最为全面的。

翻开《中国定窑》一页页印制精美的图片，定瓷艺术的灿烂辉煌与一脉相承如同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美轮美奂。

曲阳县涧磁村出土的白釉凤首壶，是流行于唐代的一种陶瓷器，其造型模仿古波斯萨珊银壶的风格，壶口捏塑成前窄后宽的鸭嘴形，上面配有凤首形壶盖，壶颈细长，瓜形腹，壶柄采用定窑执壶通常所用的结带双泥条柄，下呈喇叭形高足。这件凤首壶造型优美，胎釉洁白细腻，在保持了萨珊银壶总体风格的基础上，融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带有明显的自身特色，堪称中外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是晚唐定窑白瓷中罕见的精品。我国瓷器制造业之所以能够长期不断推陈出新，繁荣发展，或许正是这样兼容并蓄，善于学习的风格使然吧。

经过唐代的不断改进烧造工艺，时至五代时期，定窑迎来烧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窑器通常胎体洁白，光洁莹润，釉色品质达到历史上的巅峰，出现了大量融观赏、实用于一体的精美器皿。如现藏于曲阳县文物保管所的定窑白釉敛口碗就是一件五代时期的定窑器。此碗高4.6厘米，口径14.5厘米，底径3.9厘米。口内敛，直腹下收，平底小足。胎体坚质，釉色乳白，光洁莹润，对光有透影感。这件敛口碗釉面如同和田玉一般，光泽温润含蓄而不刺目，仔细端详，就好似一不施粉黛的素衣女子，天然不饰雕琢，不过却是气质天成。正是因了这种淡雅清素的风格，因而成就了定瓷的欣赏观念，世人也就有了“定瓷天下白”的说法。

进入北宋时期的定窑，不仅在装饰纹饰上发生了转变，成型工艺亦更显成熟。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刻花梅瓶，高37.1厘米，口径4.7厘米，足径7.8厘米。瓶小口折沿，短颈，丰肩，肩下渐收敛，圈足，是宋代定窑梅瓶的标准式样。此瓶通体施白釉，釉色柔和，白中闪黄。肩部一周刻菊瓣纹，腹部刻缠枝莲纹，下部刻上仰蕉叶纹，刻花清晰婉转，深浅有致，莲花简洁典雅，线条流畅，显示出这一时期定窑刻花技术的娴熟。这件定窑刻花梅瓶造型挺拔、优美，极具典雅气质，宛若一翩翩仙子，观之令人生出无限遐思，却又无丝毫狎昵之心。

另一件故宫博物院藏定窑白釉孩儿枕，亦反映出这一时期定窑成型工艺的成熟。这件孩儿枕长30厘米，宽11.8厘米，高18.3厘米。枕作孩儿伏卧于榻上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双臂环抱垫起头部，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身穿长衣坎肩，长衣下部印团花纹。榻边为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凸起如意头纹。枕身釉面呈牙黄色，底素胎，开两孔。此件孩儿枕塑形优美，人物形态活泼、悠然，为定窑上乘之作，亦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枕是睡觉时垫首用具，在中国古代人们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九日》中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正是因为玉、瓷可以颐神养性，甚至有明目益睛的作用，人们才会对玉枕、瓷枕情有独钟。其实，瓷枕除了釉面可以降温，在构造上还具有优势：瓷枕比较高，内部不少都是空心的，枕下开孔可以用来散热、去潮以及通风，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保持枕头清爽，枕在上面清凉沁肤、爽脑怡神，充分显示了陶瓷艺人的聪明才智。难怪古人热情讴歌瓷枕——“一枕五更风”。

北宋晚期，定窑首创覆烧法，这种创新的烧制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空位空间，既可节省燃料，又可防止器具变形，从而降低了成本，大幅度提高了产量。这一时期的器物口沿多不施釉，称为“芒口”，芒口处常常镶金、银、铜质边圈以掩饰芒口缺陷，此为定窑一大特色。故宫博物院藏定窑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盘，高5.4厘米，口径30.4厘米，足径13.6厘米。此盘侈口，浅腹，圈足。里口凸起弦纹两道，以回纹将盘内壁与内底隔开，内底饰莲花、荷叶纹各五组，内壁饰缠枝牡丹纹两周，两层牡丹上下交错，排列有序。盘内外施白釉，釉色白中泛微黄，属北宋后期典型的“牙黄色”。口沿因芒口镶铜，外壁可见旋痕及因釉下垂而形成的泪痕，具定窑瓷器的典型特征。这件印花缠枝牡丹莲花盘器型大而规整，印花繁而不乱，线条清晰流畅，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气息，充分显示出定窑高超的印花装饰技法，是难得的定窑珍品。

追寻历史的脚步，再现定窑的灿烂与辉煌。《中国定窑》一书三十余万字，近两千幅图片，展示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历久弥新的瓷器瑰宝，更有前辈大师在开创探索定窑工艺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定窑器物的纯净大气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艺术气质令我们折服，历史轮回的沧桑与恢弘令我们震撼，当定窑的发展脉络越来越清晰，当我们一步步走近定窑时，却发现它的内涵远比我们已知的更加丰富多彩。

元代刘祁的《归潜志》有联语：“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窑作为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瓷窑体系，并能后来居上历经数代辉煌，期间的风雨飘摇、坎坷沧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凭想象去揣测一二。要想揭开历史千年的尘封，客观再现定窑生产实践的本来面目，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篇4：打开尘封的历史

定价：28.00 元

正因为具有以上优点，本书带给我们的是一场艺术盛宴，也是一桌历史大餐，可以让读者在愉快的阅读享受中，去了解万历援朝平倭战争这一段尘封已久而弥足珍贵的历史。

“明之亡，实亡于万历”，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定论。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通过大历史的新颖视角，从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入手，分析出明朝体制上不可根治的痼疾，指出了明朝必然灭亡的命运。也就是说，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是明朝灭亡的那一只无奈的替罪羊。

这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与以往的认识，也许相去甚远。

对于万历一朝历史的认识，正是这样。万历皇帝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提起他在位的四十八年间，人们往往只记得张居正变法、清算张居正、夺嫡之争、党争兴起、努尔哈赤崛起辽东等大事件，其中有一件大事却被人们遗忘在故纸堆里。

这件事，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援朝平倭战争。

1592年，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万历皇帝派遣李如松率数万明军入朝作战，经过几番奋战，最终漂漂亮亮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场战争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扶弱济困、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正所谓“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是一段振奋人心、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

同时，万历援朝平倭战争对中、日、朝三国的影响又极为深远。朝鲜，作为最大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侵略军的蹂躏下，人民流离失所，百业萧条，战后多年才恢复元气。日本，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也受到了惨痛的教训，丰臣秀吉历经艰辛奠定的基业，在这场战争中分崩离析，政权最终落到了德川家康的手中。中国明朝，则在这一场长达七年的战争中耗费过多，加速了本就走下坡路的大明帝国的灭亡。

但就是这样一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四百年来却在我们国内被人遗忘，许多研究者甚至不得不去日本和朝鲜寻找资料。先不去分析被遗忘的原因究竟是明朝的迅速灭亡还是清朝的刻意封锁，相信有很多人都想了解这段历史，想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

值得欣慰的是，就在翘首以盼的时刻，我看到了青年作家李浩白创作的这一部洋洋五十万字的《抗日援朝1592》。这部作品以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艺术再现了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这虽不是唯一反映万历朝鲜战争的作品，却是迄今为止最为精彩的一部。

二月河小说的笔法，让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全书结构严密，故事紧凑，既分头讲述中、日、朝三方的动态，布局宏大，又统一于援朝平倭的主线，主干鲜明。同时，作者构思精巧，情节抓人，常常在貌似波澜不惊之时宕开神来之笔，带给读者愉悦的阅读享受。作者刻画人物众多，且形象丰满、真实可信，如书中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一个虽然只有中人之资却敢于担当的青年，不同于以往脸谱化的“昏君”定位。此外，中方的李如松、申时行、石星、沈惟敬，日方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石田三成、小西行长，朝鲜国王李昖、大臣柳成龙等人，也个个栩栩如生，立体可感。

艺术性之外，这部作品的历史性也值得肯定。从文学作品的历史性这一点来说，我认为《抗日援朝1592》的追求从学于熊召政的《张居正》一书：有虚构但不戏说，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以人物命运与事件冲突为经纬，虚实相生，以虚补实，以实现艺术性与历史性的高度统一。比如书中描写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这两位日本枭雄之间的斗争，步步玄机，处处机关，丰臣秀吉的霸气与阴险，德川家康的隐忍与智慧，跃然纸上，比起日本国内司马辽太郎等历史小说大家的手法，亦大有可观，且符合这些人物的历史形象。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常见的一些抗日题材作品，对日方人物肆意丑化、矮化，而是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偏不倚。另外，书中不但再现了万历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而且点出了明朝、日本、朝鲜、努尔哈赤女真几方的历史走势及未来命运。

作者还秉承“文以载道”的理念，揭示导致明朝衰亡的原因与弊端，为后世提供前车之鉴。书中借申时行之口写道“我恐大明之忧，不在倭寇，而在朝廷之内”，这一句话让我印象颇深，表达出中国人只要自己不折腾自己、外族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的深切含义，在国际竞争领域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点非常值得读者感悟和反思。

篇5：尘封的历史也绚丽

一、区分历史与演绎，再现情景

历史学科的影视录像资料主要来源于历史纪录片、文献片、专题片，真实可靠；历史题材的故事影视片，不是历史的实录，但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或某些历史人物。这些电视录像能够冲破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把本来不能再现的历史现象真实地近似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帮助他们在头脑中形成历史形象和情景，增进对历史知识的正确理解。

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时，由于今天的初中生都是生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那个动乱年代种种荒诞怪异的现象，对那场动乱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危害，缺乏亲身的经历，经以理解，这是教学上的一个难点。我组织选放了两组录像：一组录像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文革社会动荡的情景：出现了红卫兵扫“四旧”，造反派打砸抢、武斗四起、全国大乱的画面；另一组录像则反映了文革造成的严重危害：出现了工厂停工、农田荒芜、机关瘫痪、许多老干部被迫害至死的镜头。通过影视屏幕，把学生带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学生在感知大量具体、形象的感性材料后，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革”是一场动乱，给国家带来的是一场灾难，必须彻底否定。联系现实，学生更体会到安定团结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是何等重要，从而树立自觉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感。

二、变抽象为具体，情感升华

影视录像适应学生思维发展从具体到抽象，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通过影视录像，让学生感知大量具体的、生动的、形象的感性知识，这也是他们产生概念、推理和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依据，从而达到理解课文的目的。

如在教学《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一课时，有关“遵义会议”的内容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中提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一观点，我将录像中表现遵义会议前后红军不同处境的片断分两次播放，屏幕上先出现遵义会议前红军被动挨打，几乎全军覆没的情景。当介绍过遵义会议召开的情况后，屏幕上又出现红军行动灵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的场面。这一前一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学生很自然地理解了遵义会议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得出了与课文一致结论。教师不用多费口舌，重点突出了，难点出也解决了。

“长征精神”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街头虚无的标语、口头飘渺的口号，鲜活的实例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的、生动的、富有感召力的教材！

三、文字影像齐上阵，喧宾不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