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化年度报告

中国石化年度报告（通用6篇）

篇1：中国石化年度报告

2015中国拆迁年度报告

(2016-02-28 19:59:18)标签：拆迁年度报告 2015 血拆 才良律师事务所 房产 分类： 拆迁研究

2015中国拆迁年度报告

发布单位

中国城乡建设管理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

执

笔 王 才 亮

支持单位（排名不分先后）：《民主与法制》杂志社

《法律与生活》杂志社 经济参考报

中国青年报

新京报

南方都市报

南方周末

京华时

报

财新网

财经网

中国法律评论

法网传媒

中国律师网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博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京润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圣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前

言

这是我们发布的第6个《中国拆迁年度报告》。本报告意在向社会介绍2015年度中国拆迁的实际情况以及我们的分析。

中国的大规模拆迁从1991年第一个拆迁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实施算起，已经是第25个年头。从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代拆迁条例至今也是第五个年头。作为土地财政和政府经营城市的主要手段，拆迁矛盾一直处于社会矛盾的领先地位。2013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发布调查数据称，有16%的样本家庭经历过家庭承包地、宅基地被征用或房屋拆迁。承包地被征后，获得补偿款的比例为79.5%，就业安置的则仅有3.9%；而房屋被拆后，拿到补偿款的为94.2%，获得就业安置的仅为1.8%。据此测算，全国约有6430万家庭在最近一波城镇化过程中，遭遇过征地、拆迁。又有两年过去了，这个数据还应增长。

十分遗憾的是，拆迁这个公共关心的话题，其数据缺乏正常的透明度。我们一直努力想从官方获得数据，以更全面地撰写我们的报告。但是，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省级人民政府，25年来没有向社会公开每年具体的拆迁数量，学者们只有通过网上碎片般的信息来拼凑出一幅很不完整的中国拆迁的图画。至于“血拆”事件更是信息封锁的重点，绝大部分“血拆”事件的处理都成为了“烂尾楼”，众多的应被问责的人员逍遥法外，这也是“血拆”不止的重要原因。

据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披露的数据，近五年来人民法院所受理的80余万件行政纠纷案件中，围绕拆迁引起的案件占40%以上。在此同期的国家信访局的统计数据还应当高于法院，因为2015年5月1日前，大量的拆迁行政案件被挡在了法院门外。

拆迁如果仅仅是引起诉讼或一般财产性纠纷而不激化，也不值得我们如此关注。让我们揪心的是近20年来，因为拆迁引起的流血事件太多太多。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为已施行一年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征收条例》）发布了第一份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曾经给社会带来了减少血拆的希望。因为2011年1月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征收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规定政府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未明确执行主体；最新的这份解释明确了“一般”由政府组织实施，将裁、执分离，并提供了裁定依据。

虽然，法院与同级政府的食指与拇指的关系，使法院难以按《征收条例》的设计制衡政府，公正裁判的压力巨大，但毕竟程序上设立了关卡，让地方政府在启动强拆上有所忌惮。于是，一些地方巧立名目避开司法审查，径直组织行政强拆或是借助黑社会势力进行暴力拆迁，从而导致近年来“血拆”仍然有增无减。

2015年，虽然媒体对于拆迁问题的报道有所减少，但自媒体对此的揭露较之前则在增加。种种现象表明，《征收条例》在许多地方已被架空，公民的房屋土地权利的保护更加艰难。即使是《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实施后，违法拆迁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控制。

作为从事拆迁法律的研究者与专业律师，我们关心这个制度的走向是因为它与大多数国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中国社会的文明与法治进程密切相关。我们希望，我们尽可能的客观报告与分析能给社会以参考，继而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目录

一、2015年拆迁活动的特点........................................................................................................................1

（一）拆迁行政案件“立案难”基本解决，但审判公正有待努力。.................1

（二）拆迁矛盾化解乏力，“血拆”手段更加血腥。..............................5

（三）土地财政日趋疲软，补偿标准继续缩水...................................9

（四）农村建设继续进行，旧村拆迁尚须规范。................................13

（五）棚户区改造发生分化，真假“美猴王”困扰社会。........................20

二、2016，我们的建议与期待.................................................................................................................22

（一）正确认识土地财政的危害性。.........................................22

（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24

（三）解决土地财政要法治先行。...........................................25

（四）县域经济发展要善于运用法律纠正错误。...............................28

三、2015年十大拆迁典型案件................................................................................................................29

（一）湖北汉川十五岁“学生军”参与强拆，被致重伤.........................29

（二）山东平邑“9•14”强拆恶性事件......................................30

（三）范木根二审宣判，获刑八年...........................................31

（四）北京拆迁员闯民宅挨刀，被法院判非法侵入住宅罪.......................32

（五）陕西西安一被拆迁户寻仇六年，当街砍死拆迁负责人.....................33

（六）山东平度“3•21”纵火案宣判，一人死刑二人无期......................34

（七）湖南长沙被“棚改”的公务员小区.....................................34

（八）河北燕郊“11•9”砍人案............................................35

（九）广西北海3名村民自焚抗拆迁，2名官员亦被烧伤........................36

（十）河南郑州拆迁仍是乱局...............................................37

2015：中国拆迁年度报告（正文)

2015年是我国拆迁制度的最大热点事件是5月1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的实施。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无数困扰的拆迁行政案件立案难得到初步解决。但是行政诉讼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推动拆迁领域发生根本变化。在过去的2015年，这个法律没有发挥应有规范行政机关依法拆迁的作用，依法治国的要求与违法拆迁活动猖獗并存的现实得不到解决。为此，防止“血拆”仍然是我们在撰写和发表这个报告时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着力点。如何让每个房屋被征收（拆迁）人感受公平正义，感受到人文关怀将是我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认真思考的话题。

一、2015年拆迁活动的特点

2015年初，学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和《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准备，曾经给社会带来对于扼制违法拆迁行为的巨大希望。然而，这一年我们国家的拆迁活动继续并有所发展了2014年的特点即:依法治国的口号与违法拆迁的现实激烈碰撞，关注民生的理想与野蛮执法乱象并存，历史遗留矛盾与新生矛盾交织。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拆迁行政案件“立案难”基本解决，但审判公正有待努力。

2015年初，各地政府、法院开展了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的准备工作。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实施，为行政审判工作发展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做好实施准备工作，及时制定出台司法解释，指导各级人民法院妥善应对新法实施以及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行政诉讼带来的影响，对依法应该受理的行政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努力从制度上、源头上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敞开大门。2015年１—９月，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40万件，同比上升47.6%，仅5月份一个月就受理2.6万件，同比上升221%。在这些上升的案件数量中超过一半以上是过去在“服务大局”口号被堵在法院门外的房屋征收拆迁引起的案件。应当说，过去确实难以立案的房屋拆迁案件自“立案登记制”实行后已经不太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许多可能激化的拆迁矛盾。

半年多过去了，我们发现主要矛盾已经从“立案难”转变为“公正审判难”。法院系统内以帮助行政机关胜诉为已任的人不是一个两个。从首席大法官说的“行政机关败诉5.9万件，败诉率为9.1％”和上海法院公开的“行政机关零败诉率”都不能证明地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提高了，反而充分地证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2015年，我们律师事务所代理的拆迁案件中，几乎所有的原告败诉的案件都存在重大争议。超期未判是常见现象；有些案件一审枉法裁判，通过二审才能得到纠正；有的行政机关明显违法的案件，地方两级法院联手虽然立案但找程序上的借口驳回起诉而拒不进行实体上的审判，迫使当事人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我们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1.案件大量增加，而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人手不足。据介绍，目前，全国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共8878人，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数量平均分别仅为10.8人、4.4人、2.3人，基层法院行政审判庭“一人庭”“二人庭”现象十分普遍。具有10年以上行政审判工作经验的法官仅占全部行政审判法官的22.3%。从其他庭调整不仅有业务素质问题还遇上司法改革“员额制”的限制，这个问题将会存在一段时间。例如我们所律师代理的长沙市岳麓区靳江村722户村民诉区政府拆迁补偿标准案于2015年1月25日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至今未见判决。经我们了解，主要原因是该院积压行政案件太多所致。当然该案难判也是主要原因。该拆迁项目中，政府以建世界上最大的“医院”公益事业为由，压低补偿标准强制拆迁。拆迁后建造的是商业楼盘，说好的“医院”不见踪影，法院若是公正司法，只有判政府败诉。

2.法院长期以来配合政府拆迁的理念没有认真反思和纠正，许多法院负责人、行政审判人员仍然习惯于甘当行政机关配角，没有适应新的《行政诉讼法》要求的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角色转换。一段时间，法院系统甚至认为“由于打行政官司成本低，一些当事人不能理性维权，随意提起诉讼，有的甚至变换不同地方重复起诉，耗费了大量的行政审判资源。在少数地区和特定案件上，个别当事人长期缠访闹访，扰乱法庭秩序，严重影响行政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完全混淆了行政审判工作中的主次要矛盾。例如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在多半案件中未得到落实。最典型的是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审理的路北区系列违法拆迁案中法院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表现。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全国人大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11月，河北省政府和省高院联合发文推动落实，但唐山市对此无动于衷。据长城网唐山12月4日电，“12月4日下午，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了公众开放日活动。省市人大部分代表、国有大企业代表近40人参加了本次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们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陪同下，参观了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大审判庭、诉讼文化长廊、数字化法庭、廉政教育展厅，通过大屏幕观展了法律文书、旁听了庭审。法院领导还向代表们赠送了普法宣传图册。在随后的座谈会上，代表们对法院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然而那一天的同一时刻，正是法院通知我们所律师代理的唐山市15市民诉唐山市政府和国土局非法收回他们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案第1次开庭的时间。律师和近百名原告与旁听群众被拒之大门口，忍受着零下20度的寒风摧残。该案被诉的市政府与国土局负责人却未出庭，引起了争论。该案无悬念地裁定驳回了起诉。上诉到河北省高院，撤销裁定，发回重审。

2015年11月25日重审第一次开庭。虽然中院庭前发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唐山市政府和国土局的负责人仍然没有出庭，仍然是由国土局四个工作人员代理两家被诉行政机关。这显然违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们提出了异议。各位原告建议法院安排在市长、局长有空时再开，审判长采纳。休庭又两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再开庭的消息。3.虽然新的《行政诉讼法》提出了排除地方政府干预司法的要求，但是在地方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况下，但仍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干预行政案件审判。甚至有的地方仍视法院为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部门，要求法院承担司法职权之外的行政执法和经济工作，拆迁指挥部里给法院安排个位置也不是孤例。人民法院真正的独立行使审判权客观上还有很大的阻力。

上述三个主要原因中，理念问题最为突出。如何在现行环境下，改善法院公正司法的条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树立起法院、法官讲法信法的意志。

（二）拆迁矛盾化解乏力，“血拆”手段更加血腥。

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本来是化解拆迁矛盾和规范拆迁行为，进而推动依法治国的极好的机遇，但许多官员和学者没有将此作为机遇，而是感到了恐慌，千方百计地思考如何规避。亦有法律学者为此出谋划策，撰文公开惊呼：“《行政诉讼法》修改对当前困难重重的征收拆迁工作雪上加霜，对地方政府是一巨大挑战”。他们为此开出的药方是：“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对建设、规划、房产、国土资源、行政执法、公安、信访履行职责要求，加强与法院沟通，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形成依法征收正气，遏制征收补偿漫天要价歪风邪气，减少‘钉子户’，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规避征收司法强制执行周期长的短板，需要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提高征收拆迁效率的方法包括：一是，根据《城乡规划法》。无论是现行的《城乡规划法》还是之前的《城市规划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没有取得规划审批的建筑都属于违法建筑。对于逾期没能签订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可以通过严格审查被征收房屋的建设规划审批手续，对于没有规划审批的房屋，可认定为违法建筑，由规划执法部门根据《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逾期不拆除的，经催告后，依法申请人民政府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政府责成公安、规划、土地、公证、综合执法等部门强制拆除。同时，基于信赖利益保护的考虑，对这些被拆迁人给予一定补偿安置。二是，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根据该规定，对被鉴定为D级危险房屋的，应当立即拆除，并对被拆除房屋所有权人进行安置。以上两种方法，绕开了司法强制征收法律程序，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大缩短了征收拆迁周期，提高了征收拆迁效率。但不同项目之间存在诸多差异，5 具体采用什么方法，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形成组合拳”（见《中国房地产》杂志2014年第12期）。

所谓的“《城乡规划法》还是之前的《城市规划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没有取得规划审批的建筑都属于违法建筑”完全是以偏概全、曲解法律。第一，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没有说“没有取得规划审批的建筑都属于违法建筑”。第二，城乡规划法也没有说“违法建筑”就一定要强制拆除。法律的规定是“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至于所谓的“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根据该规定，对被鉴定为D级危险房屋的，应当立即拆除，并对被拆除房屋所有权人进行安置”的计策，忘记了危房只有在房东怠于修缮且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时，政府才能介入这个前提。

由于“以上两种方法，绕开了司法强制征收法律程序，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大缩短了征收拆迁周期，提高了征收拆迁效率。”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拆迁的灵丹妙药，纷纷仿效之。2015年拆迁活动中，许多地方就是按照这个违法的模式作为法理依据来进行强拆，引起了许多矛盾，使“血拆”更加血腥。

我们在关注2015年发生的三位数以上的血拆事件的同时，还关心此前的血拆事件是否得到妥善处理，矛盾是否化解。2015年，反腐败斗争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但是对“庸官懒政”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许多本来较容易解决的遗留问题由于“庸官懒政”而得不到及时解决，新发生的一些并不复杂的问题被复杂化，以致有的小案拖成了大案，增加了解决难度，社会影响很坏。至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在多数省市执行不到位。从我们律师事务所了解的拆迁行政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不到10%，这显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同时，这种官员不敢上法庭，不敢见被拆迁人的现象也是拆迁矛盾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例如，深圳市南山区大冲村6户业主（已经移居香港）房屋2012年被华润集团下属公司非法强拆后，当事人向公安报案，公安立案不破案；区政府批准对该地块进行了商业开发后，被告上法庭。然而，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无理由不到庭，而法院径直驳回原告起诉。上诉后中院予以纠正错误，发回重审，但实际问题至今未解决。为此，受害人多次到华润集团在香港的总部抗议，港媒多次报道，影响很坏。

又如，福建省漳州市的龙文区完全规避房屋征收程序，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产权不进行调查、认定、处理，在没有任何合法文件的前提下直接组织人员暴力拆迁。对此，虽然当地法院也判决认定强拆行为违法，但同时法院越权认定被拆迁房屋系违法建筑，政府以此为由拒绝赔偿损失，而使矛盾加剧。

像上面这样的“拆违”、“拆危”大有蔓延之势，成为2015年拆迁的新特点、其恐怖之处在于这样的违法拆迁是在法律的旗号下进行，得到了包括当地法院的支持或默许，这就造成这一类矛盾难以得到公正解决。

（三）土地财政日趋疲软，补偿标准继续缩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成交价款7622亿元，同比下降23.9%。而国家财政部统计，包括工业土地等在内，2015年前11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2%。

2015年，全国房地产库存不断攀升，部分城市房地产供大于求严重，土地难以卖出好价钱的现象很普遍。土地出让收入的大缩水，影响地方政府当期可用财力，拖累经济建设可用资金。

2015年，各省土地出让收入缩水情况普遍。如，广东201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2936.87亿元，同比下降14.7%、减收505.98亿元。重庆2015年前11个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1403.6亿元，下降10.1%。

2015年前11个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万亿元，同比减少1万亿元，下降29.2%。如江西省南昌市的2015年预算执行报告显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及计提的专项资金完成185.4亿元，同比下降了36.2%，2014年这项收入为290亿元。

土地市场分化也很明显，部分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依然火爆。如北京、上海2015年土地供应大幅减少，但土地出让收入分别同比增长6%、略微下降4.8%，楼面价则分别上涨16%和57%。

一二线城市集聚资金的能力不断推高，在全国土地收入整体负增长的背景下，意味着大量三四线城市仍是“一片黑”。土地收入对地方政府而言非常重要。中西部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多是“吃饭财政”，用于政府基本运转开支。经济建设、资本项目开支，多来自于土地出让收入。近几年随着补偿拆迁成本增加，但仍估摸有一半的土地收入能用于项目建设。如湖南省“十二五”期间土地出让总价款4532.54亿元，年均土地出让收入906.5亿元，为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8.9%左右，为地方城市发展、园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根据湖南省国土厅网站公开数据整理）。

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地31686宗，同比减少14%；推出土地面积11323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8%。其中，住宅类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9332宗，同比减少18%，推出土地面积3729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4%；商办类用地5705宗，同比减少23%，推出土地面积15687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6%。虽然2015年12月，全国300个城市共推出土4157宗，推出土地面积17180万平方米，环比增加59%，同比仍然减少18%。其中，住宅类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1395宗，推出土地面积6524万平方米，环比增加73%，同比仍然减少19%；商办类用地818宗，推出土地面积2248万平方米，环比增加33%，同比仍然减少28%。

2015年，全国300个城市全年土地出让金总额为21793亿元，同比减少10%。其中，住宅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综合性用地）出让金总额为15776亿元，同比减少4%；商办类用地出让金总额为4262亿元，同比减少25%。

其中，2015年二线城市共推出土地10117宗，推出土地面积40624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3%；成交方面，共成交土地8440宗，成交土地面积33455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5%；土地出让金为10134亿元，同比减少7%；土地成交楼面均价为1565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8%；土地平均溢价率为17%，较去年上升10个百分点。

而三四线城市受楼市库存压力影响，地市整体表现仍低迷，各项指标以同比下降为主。2015年，三四线城市共推出土地20968宗，推出土地面积6976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4%；成交 7 方面，共成交土地14933宗，成交土地面积4965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8%；土地出让金6554亿元，同比减少19%；土地成交楼面均价为751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土地平均溢价率为8%，较去年上升2个百分点。

上述数据充分证明，20多年来的土地财政正在走向穷途末路。在这种背景下，各地都出现了拆迁的“烂尾楼”项目。缺钱也挡不住一些地方政府的拆迁，或者说没钱更要拆迁，由此引起的冲突，让我们深感忧虑。例如，福建省漳州市在该市的龙文区建设新中心区，因为征地批准文件不齐和资金短缺等原因，多个村庄的大片的农田荒芜、民房被拆后形成荒原。其占地、拆迁时，为降低成本，也是穷尽了违法手段，屡屡引起暴力冲突。

再如，中国江苏网2015年5月26日报道，该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东路墟沟老火车站东面的130多位拆迁户在2014年11月与区政府签了拆迁合同，约定一个月以后给拆迁款，但是至投诉时止只拿到20%的补偿款。拆迁户们多次找区政府，就是一拖再拖拿不到钱或者拿很少一部分钱。

一般拆迁项目存在压低补偿标准、拖欠补偿款的问题，重点项目也有如此的问题。例如福建省平潭县隶属福州市，由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管辖，其行政区域和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重合。2013年7月，平潭综合实验区获得并行使设区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福建省直管的地级行政管理区。平潭县与平潭综合实验区实行“政区合一”（行政区和实验区）的管理体制，其建设项目是中央、福建省关注的重点。然而，平潭县于2011年5月11日政府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拆除了福建远大船务公司厂房、船坞等不动产，赔偿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据了解，原因是政府千方百计想降低金额，在估价报告确定的金额上多次出尔反尔，折腾不休，使纠纷得不到解决。

又如湖北省汉川市为兴建政府大楼而对该市七里村启动拆迁，原计划20亿元人民币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后压缩到九亿元人民币。为此选择了旁门左道。据澎湃新闻报道，2015年9月29日，该市组织汉川市中等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组成强拆队使用灭火器、砖块等进行暴力拆迁，致包括学生在内的多人负伤，社会影响很坏。

（四）农村建设继续进行，旧村拆迁尚须规范。

2015年，“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成为我们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以“农村危房改造”为名义的房地产开发夹在其中，许多村庄在改造的旗帜下遭遇拆迁。虽然许多村庄旧貌换新颜，农民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其中存在的与民争利和违法行为影响到农村社会和谐与法律秩序，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六种： 1.官商勾结、牟取私利。

农村拆迁缺少法律制度层面的规范，各地是在摸索中前行。这种摸索因为缺少法律规范而给一些不法分子可趁之机。曾经被一些人吹捧为城中村改造标杆的“广州模式”，随着主创者（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及其一批官员的落马而暴露了其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内幕。2008年1月15日，作为广州首个整体改造的城中村———猎德城中村改造工程正式动工。历时三年后，6000多猎德村民迁入新居，生活很快富裕起来。作为广州整体改造第一村，猎德的成功给了其他城中村无限的鼓舞。但曾担任村委书记30年之久的猎德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李方荣，自2012年4月出境到加拿大，连续20个月不参加党组织生活，被给予党内除名的处分。该公司副董事长梁贤德也在潜逃，另有其他村官也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

“猎德模式”是第一个突破性地由开发商介入的旧城改造项目。此前，广州市曾禁止开发商介入旧城改造与城中村改造。在改造过程中，首创了村民以土地产权（土地拍卖）置换开发商物业（安置房建设）来改造的新模式，有别于以往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旧城改造模式。紧跟猎德问题暴露之后，相邻的冼村的村官腐败窝案牵出了曹鉴燎以及主导广州模式的建设、土地、规划、房管、拆迁行政机关系统的官员。官商勾结通过村庄改造、拆迁牟取私利的问题的暴露宣告这种模式的破产。2.地方政府扩权的背后是滥用职权。

正是由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一些超越法律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新农村建设中拆迁的依据。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两委会决定制，就是忘了农民对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和房屋的永久所有权。还有的地方政府出台的文件自我授权，将《立法法》视为无物。这些超越法律的文件出台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利，还破坏了法治的统一。有的地方政府在没有取得省以上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直接决定征地、拆迁。有的借试点为名将基本粮田变为商业开发用地。3.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

违法的农村拆迁的策划者有为了钱的，也有为了名的，劳民伤财的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频繁出现。

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官员们不是不懂。如村庄改造中，拆了平房上楼房，从南到北，让农民们上楼之风乐此不疲。而农民们只能轻轻地问一声：“让住多层住宅楼，搞中心社区，农民的农具放哪？老人上下楼怎么办？下地有专车吗？”

更严重的有的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贪大求洋，加重农民负担。我们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农民还很贫因。可是许多地方为求政治，贪大求洋，其村庄改造，超越了农民的支付能力。在一些新农村“示范村”，农民们普遍为建造政府统一规划的新房而背上了债务。据媒体报道，泾阳县兴隆镇兴隆“新村”的村民反映，他们每户建房花费5万~7万元，虽然政府采取“5＋1”方式进行了补助，即每户补助5000元，每人补助1000元，但大部分农户还要靠借贷盖房。这样的情况绝非一县一市。

《人民日报》2007年4月3日就曾报道，山东省某镇政府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决定在中心村规划兴建东西宽64米、南北长1150米的“商业一条街”，强行对中心村南北大街东西两侧的140余户民房大拆大建。该镇政府不但没有对拆迁户进行妥善安置，还要将拆迁腾出的宅基地收回，再以每户2.6万元的价格对外出售，并要求购买宅基地的住户按照镇政府统一的标准，自己出资建造不低于两层的沿街楼房。这样一来，许多拆迁户只能靠借款、贷款买回自己的宅基地建房，老百姓不堪重负。此种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是引起农村拆迁矛盾的原因之一。4.暴力强拆激化矛盾。

正是由于农村建设中存在上述问题，其拆迁在许多地方得不到农民的理解与支持。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暴力拆迁应运而生。

2015年，各地频繁发生暴力拆迁事件。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流血事件不断。例如，2015年9月14日12时许，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后东固村发生强拆住宅致人死亡事件，村民张纪民在民宅中被烧死。直到9月16日，平邑官方发布的4条微博均将该事件定性为“民宅火灾事件”及“火灾系死者张纪民自身行为所致”，并提到：“对于制造、散播谣言者将依法严惩。”但众多网民认为平邑官方所发微博内容矛盾重重，呼吁有关方面积极介入火灾原因的调查，及时公布真相。此后，该事件不断在网上酝酿发酵，直到9月20日，临沂市“平邑9•14”事件调查处置工作组就“9•14”平邑强拆血案发出官方通报才承认“‘9•14’ 事件由平邑县地方镇东崮社区强拆引发，排除他人人为纵火，火灾系张纪民自身行为所致。涉嫌违法犯罪的15名主要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又如2015年11月8日至9日，在河北燕郊田辛庄村，不到两天的时间，接连发生3起持刀砍人及打砸事件，致村内多人受伤，重伤者被送医院。其中一起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有20多人持砍刀、铁棍等器械，冲进庭院内，砍人、打砸，随后乘车扬长而去，其凶残令人发指，一时间，网络上舆论哗然。事发后，燕郊警方成立专案组介入，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立案调查。据警方通报称，目前已到案25人，7人被网上追逃。

还如2015年4月17日上午，家住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大塘村的村民陈升潮（男，约50岁）因其旧宅基地征地搬迁与上门强拆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谈判，双方进行了激烈争吵，据其家人透露，在听到拆迁人员下令要将陈一家三口拖走的情况下，陈和儿子（约20岁）各拿出一瓶矿泉水瓶装的汽油，倒在身上，并点燃，造成陈升潮父子及在一旁的陈妻和铁山港区副区长李安洪、兴港镇副镇长李焕辉共5人烧伤，事发后全部伤员被送往医院。据悉，事发之前，铁山港区副区长李安洪和兴港镇副镇长李焕辉，率四五十人的拆迁队前往陈处强拆，此前，双方并未达成补偿协议。

事发之后，当地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但至今没有公开的消息。2015年媒体公开报道的血拆事件逾20件，其中近半发生在农村。5.村官村民矛盾加剧，基层组织受到重挫。

近年来，国家对农村住房建设一直非常重视，不断加大政策性投入，改善农村住房条件。连续的中央“一号文件”将“搞好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作为改善农村民生的实事之一。应当说，适当的以危房改造为重点的农村住房建设，对于扩内需、保增长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如果按照党章、宪法，政府的所有工作都是造福于民的，拆迁则是为了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不会有“血拆”之类的事情。然而，拆迁之所以是件难事，原因之一是一些地方将农村社区建设简单等同于农民上楼，忽略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丰富内涵，将农村社区建设狭隘地理解为农村居民居住形态的城市社区化。而且村官的言行不一，导致相当多的拆迁是在官民互不信任的情绪中进行。拆迁实施中，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下，一些乡村基层组织如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等在落实中央有关农房建设政策的过程中，并不能从实际出发，从维护农民利益出发，而与村民站在了对立面，矛盾激化的地方不少，实际上是基层政权变味。

如山东省平度市九十多个村庄以进行旧村改造为名搞房地产开发，引起乡镇街道和村官与村民严重对立、矛盾激化。2015年3月19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东平度“3•21”纵火案（致守地农民1死3伤）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月福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杜群山和李青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6月1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近日二审维持了一审判权决。法院判决确认该纵火案的策划者便是所在村庄村委会的负责人。分析平度等地的村官与村民的矛盾激化之主要原因是：

第一，村官们在村庄改造时，盲目听信乡镇街道干部的意见，不考虑村庄的集体利益，不尊重村民意愿。

第二，把开发商的利益凌驾于村民利益之上，有的补偿过低，村民对补偿标准严重的不满意。第三，将集体利益变成了村官们的利益，集体所有的土地成为村委会所有。加上一些村官借此中饱私囊，失去村民的信任。

第四，一些地方给农民建设的安置房不符合农村的实际，不便于村民生产、生活；有的的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甚至产权存在争议。例如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办事处20年前建设的安置房至今也没有办下产权证，影响很坏。

正是由于存在许多问题，农民们对村官们的不满日益增加，影响到农村的稳定与发展。2015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农村社区建设简单等同于“农民上楼”的思路进行了澄清，对一些地方客观存在的借农村社区建设之名进行大拆大建，强迫农民上楼的情况进行纠正。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一定数量具备条件的试点县，选择不同类型的行政村开展试点，土地集体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可根据群众意愿和实际需要，将试点工作延伸到自然村层面，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实施方案。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试点工作的指导，及时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把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农村社区建设统筹协调和绩效评估机制。农村社区建设要在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用益物权前提下开展，与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村庄规划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等相衔接，与统筹城乡基层党的建设同步考虑。”“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农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各级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试点工作的协调督导，适时组织专项督查。”

（五）棚户区改造发生分化，真假“美猴王”困扰社会。

2015年，全国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仍然是按照国办发（2013）25号文件提出的“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实施，即:政府除了鼓励地方实行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土地出让收益返还等优惠政策外，还允许在改造项目里，配套建设一定比例商业服务设施和商品住房，支持让渡部分政府收益，吸引开发企业（也就是房地产商)参与棚户区改造。这个模式是由被废止的城市拆迁房屋拆迁条例的相关规定作为法律支撑，在2011年初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后，其法律冲突不可避免。无论是宪法，还是《立法法》、《物权法》、《城乡规划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都明确规定只有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法律规定的权限与程序，才能征收私有房屋。引入开发商的做法使“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非旧城区就是棚户区，更不能将旧城、旧村改造等同于棚户区改造，随意启动征收程序。

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要坚决的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许多地方“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的确改善了城市面貌并使群众受益。但在土地财政的大背景下，拨乱反正的工作十分艰难，一些地方仍然在阳奉阴违，“棚户区改造”成了违法拆迁的挡箭牌，主要问题是：

1.张冠李戴，任意扩大“棚户区”的范围。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五）项明确规定:“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设立了两个限制词即:“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这两个限制词是“棚户区和城中村”为中心的旧城区改造是否是公共利益并能以政府的公权力推进的关键性条件。然而，一些地方如好房子 11 成了棚户区，而真正的危房却因改造成本高、无利可图却无人问津。例如央视所批评的湖南省长沙市的案例，该市芙蓉区桐荫里20号是湖南省政府的公务员小区之一，习惯上被称为北院三宿舍，此处的住户几乎都是省直机关的干部职工。2015年年2月，芙蓉区政府对外发布了《黄土塘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而三宿舍被列入了棚改征收区域范围。而住户们认为，自己的住房不仅没有质量问题，朝向、通风、采光以及周边交通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根本不存在属于棚户区的说法，于是小区的居民纷纷做起了不肯搬迁的“钉子户”，社会矛盾加剧。

2.喧宾夺主，过分依赖开发商，忽略了原房屋所有权人。

“棚户区”中的居民应当是“棚户区改造”的主体和依靠的对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人却成了“棚户区改造”的对象。开发商藏身幕后，拆迁公司冲锋在前，暴力与胁迫仍然是一些地方“棚户区”改造的模式。我想，如果“棚户区”改造不是依靠人民群众，而是要靠地痞流氓、不法商人，我们的城市再漂亮又有什么意义呢？如中青报多次批评的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先锋镇的拆迁模式就是依靠“拆迁公司”暴力胁迫房屋所有人签约，然后由“拆迁公司”替代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拆迁人报警，警察对此不管；行政诉讼，而政府当不了行政诉讼的被告；民事诉讼，被拆迁人一是交不起巨额的诉讼费，二是难以举证证明拆迁公司的暴力。这种做法，短期似乎拆迁进度快，可埋下了一个个“民心”地雷，存在矛盾激化的风险，也与依法治国的方向背道而驰。

二、2016，我们的建议与期待

中国的拆迁乱局根源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的需求形成的“土地财政”的模式。尽快让县级以及县级以上财政摆脱“土地财政”是规范拆迁的关键，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为此，我们建议如下：

（一）正确认识土地财政的危害性。

无法回避的是，“土地财政”出现在中国和从中国的城市走向中国的农村具有必然性。近年来，政府经营城市的核心即城市拆迁带来的房地产红利已近枯竭，房地产市场不会无限制的走高，而棚户区改造尚需巨资投入，获利有限。一些靠土地财政过日子的城市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城市拆迁依靠“棚户区改造”，农村则是“旧村改造”，将来还有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等等，拆迁是一时半伙停不下来的。

土地财政来到中国并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并非始于今日，其对县域经济的影响也非今天被人们知道。因为农村拆迁引起的的矛盾在许多城镇及近郊早已激化。从2003年安徽青阳朱正亮夫妇在天安门前的自焚到2009年成都金牛区唐福珍的自焚再到2014年3月山东省平度的征地纵火案直至最近发生在山东平邑的拆迁纵火血案，其核心的事情都是围绕为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争夺而发生。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除农村企业和乡村建设外，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先将农民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后再行划拨或出让，政府从中赚取差价，这是当下土地财政制度的核心之一。如今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流转，显然是以市场手段来解决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变争议，减少权钱交易带来的与民争利的社会动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进步。然而，客观情况摆在面前，全国2800个县级财政多半处于困境，设区（县）的市也不好过，其原因之一是税费分配不符合县级政府承担社会管理主要责任的实际。正常的税收早就无法满足县级政府的正常需求。很长一段时间是靠拆房卖地形成的巨额的收入弥补着政府支出尤其是建设基础设施的资金要求。如今，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直接上市流转，政府是否从中获 利呢？不获利，不能补充地方财政的缺口，地方官员没有积极性。获利大了，仍然会因为土地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并且带来的挤压其他行业发展空间的副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土地财政与民争利引起的矛盾激化，给县级党委、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压力，维稳经费已经是地方财政无法回避的刚性支出，反过来将使政府收支更加不平衡。我们必须尊重这个事实，来选择我们正确的方向即尽快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如上所述客观情况，无论是城市拆迁还是农村拆迁，都是为了在土地使用权上做文章，努力提高财政在土地流转中的效益。这一次“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旗帜下的农村拆迁能否绝地反击，成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新出路呢？我的认识是如果与民争利和安于现状的思想不改，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把社会管理成本降下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亦可能是穷途末路。反之，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依法行政、让利于民三箭齐发，仍有希望绝地反击、突破重围。

我们国家机构臃肿，“吃皇粮”的人过多是一个喊了多年的问题。衙门里人多了，不仅不一定多干正经活，反而可能人浮于事，影响效率，甚至干坏事，让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又一次即得利益者的盛宴。

全国人大已经暂停《土地管理法》相关条款的执行，《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试点地区开展农民住房财产贷款抵押，都为此创造了法律、政策基础和金融支持。重要的问题是，在农村建设的拆迁工作中，政府必须坚持依法行政，坚持法治原则，不能动摇。政府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在集体土地流转用承担的角色定位应明确是引导、服务、调控和监管，是教练员、裁判员而决不能是运动员。

政府绝不与民争利，这句话言易行难。政府的收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里边有一个“比例”原则。此前的征地与拆迁，矛盾多多的主要原因是政策对于土地入市增值收益的分配没有把握好。与民争了本不该争的利，当然要引起被拆迁人的不满，引起争议。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中，裁判员上场抢球，中饱私囊的现象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在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的工作中，必须用制度来防止前列问题的发生。

不能逃避的问题是，为了防止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延续土地财政的错误，我们在重启政治体制改革中，着力减少财政供给人口，把社会公共支出降下来。否则，即使县级政府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获得正常的收益加上将来开征的房产税也无法补上土地财政产生的财政缺口，摆脱土地财政的困境只是一个良好的梦想。

（三）解决土地财政要法治先行。

土地财政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但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律问题需要用法律来解决。有关土地财政问题的法治，首先表现在立法上，要在立法环节加快进度。2007年，《物权法》实施时开始的部门法修改工作本来是完善中国不动产法律制度的重要机遇。但是由于这个工作进行的不太顺利，致使不动产立法成为了法治进程的短板。对此，应该尽快赶上。近年来，人们的眼光总是被那些典型的土地案件所吸引，总是批评那些典型案件的违法之处。殊不知，在这个社会里，不仅仅违法案件是坑人的，还有许多看似合法的案件也是违反公序良俗并损害公民正当利益的。例如这些年来，许多地方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以“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为由收回了许多公民、法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进行商业开发。如果原土地使用权人不服而诉讼，则无胜诉之可能，其原因是有法律作为该行政侵权行为的支撑。当然，该法条第(一)项“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事由也创造了同一法律条款内部的矛盾。至于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则是举不胜举。

我们应当认识到，要真正依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就无法回避有关立法缺乏科学性的问题。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关的立法过程缺乏民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不到位，从而导致立法的前瞻性与现实性统一的不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多数法律的制定都有行政立法痕迹。其中多半法律是由行政主管部门先行起草，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然后由国务院报立法机关审定成为法律。而行政法规层面，部门立法的比例更高。行政机关立法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的背景下，行政机关立法与权力机关立法相比，所具有的执行性、补充性、技术性、灵活性、应急性、具体性、先行试验性和效率性等特点被夸大，造成了中国法律体系内外冲突的局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立法项目有其合理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所要规范的领域有着相对丰富的管理经验，对于现实存在的急需立法规范的事项较为熟悉，对存在的问题较为清楚。因此，起草的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立法效率较高。然而，法律的公正性是法律的生命，中国的许多法律充分表现出明显的部门利益，立法成为一些部门占有权力资源的方式和分配既得利益的手段。通过立法，将本部门的利益加以固定，为将来的法规、规章维护本部门的权力与利益留下窗口，从而导致立法质量不高，难以实现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立法过程中，如果行政主管部门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涉及部门权力、利益的“核心”条款、“干货”条款上，而对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等的总体研究把握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其结果不仅解决不了立法原本想解决的问题，甚至会造成负面的规范引导，损害法律的权威，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也给县级人民政府执行政策和法律带来障碍。

除了参与立法活动的行政主管部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立法中偏袒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不争的客观现实。这里有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原因，也有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起草法律草案时听取、考虑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不全面的原因。显然，在制约机制尚未健全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立法对于法律的科学性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要增强立法的公正性就需要法律草案的起草机构更加超脱，更加中立，更加专业，没有部门利益。为此，必须尽快改变立法由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起草的局面。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釆用由人大专门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法来起草法律草案。

依法治国当然需要执法机关认真执法，但若是法律本身有瑕疵，有法必依就成了个问题。而能否科学地对于纠正土地财政错误制裁法律，不仅可能使社会有法可依，而且还可能保证行政机关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县域经济发展要善于运用法律纠正错误。

县级政府在依法治国方面的重要性已经是上下皆知。对于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和有关人员的土地违法行为如何运用行政诉讼手段来监督是一个新的课题。多少年的普法告诉人们：行政诉讼法是为了规范和保障人民法院能够正确、及时的审理行政案件，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现行行政诉讼法于2014年进行了首次大修后已经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该法从75条扩大到103条，其最大的变化在第一条调整了制定这部基本法律的目的，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改成单纯的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实现这个目的，该法在立案、管辖、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参加人、行政诉讼证据、起诉程序、受理程序、审理程序、裁判程序和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制止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必要措施、行政机关侵权赔偿责任、行政赔 偿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较大的修改。对于《行政诉讼法》带来的变化，行政机关应该认识到这是改进工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契机，而非消极应付。

该法律实施半年多来，已经初见效果，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大幅度增加。其中，增加比例较大的是过去立案较难的征地拆迁案件。可以预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引起的行政争议将有增加。从目前的情况看。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各级政府对中央以行政诉讼来推动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为此。中央深改组在近日通过了行政应诉工作意见，可见决策层已知道行政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从依法治国的高度来推动行政诉讼法的进一步落实，使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司法的真正监督。

综上所述，法治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保障与动力，也是县域经济摆脱土地财政困境的正能量。也只有如此，拆迁才能规范，社会才有安宁。我们期待2016年，行政诉讼能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推动行政机关及时纠正拆迁领域的众多怪象，让城乡建设真正的成为社会发展的福音，而非噩耗。

三、2015年十大拆迁典型案件

（一）湖北汉川十五岁“学生军”参与强拆，被致重伤。

十五岁，本应在校学习的年龄，而王磊（化名）和其同学，为能拿到100块钱，在2015年9月29日却与数百位黑衣人一起参加了一起强拆。强拆前，他们身着黑色制服，臂戴红袖章，每人被分到一根木棍或钢管或带有“城管”字样的盾牌，与110、120、城管、防暴队上百人的队伍和挖掘机开赴现场。过程中，强拆方与被拆迁户发生冲突，飞来的砖头砸在了王磊头上，昏倒后被送往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被拆迁户还曾一度在身上淋上柴油，抓着柴油桶要与拆迁人员同归于尽，所幸并无后果发生，当日强拆也未完成。

当地领导在与其谈话，并被人威胁“小心点”后，王磊的父亲在11月1日将儿子转院。如今，他还在为儿子的医药费四处奔走着。当地政府表示王磊并非政府所请，并曾要求其父写材料否认新闻报道的内容。

【评】依照相关法律，即便实施强拆，也应当有严格的法定主体及法定程序要求，此事件中为何会有学生参与强拆？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出来否认“学生军”并非政府所请，那一百元报酬又是谁来实际支付的？一百元报酬又是谁给实际支付人的？“数百位黑衣人”除学生外，又是什么身份？并受谁所请？恐怕当地政府无法做出回答。

（二）山东平邑“9•14”强拆恶性事件。

2015年9月14日12时许，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后东固村发生强拆住宅致人死亡事件，村民张纪民在民宅中被烧死。直到9月16日，平邑官方发布的4条微博均将该事件定性为“民宅火灾事件”及“火灾系死者张纪民自身行为所致”，并提到：“对于制造、散播谣言者将依法严惩。”但众多网民认为平邑官方所发微博内容矛盾重重，呼吁有关方面积极介入火灾原因的调查，及时公布真相。此后，该事件不断在网上酝酿发酵，直到9月20日，临沂市“平邑9•14”事件调查处置工作组就“9•14”平邑强拆血案发出官方通报：“‘9•14’事件由平邑县地方镇东崮社区强拆引发，排除他人人为纵火，火灾系张纪民自身行为所致。涉嫌违法犯罪的15名主要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之中。”9月26日，15 当地政府与张纪民家属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约定赔偿张纪民家人150万，并为张纪民妻女置换安置115平方米的住宅楼一套。

【评】事前不依法解决，对违法强拆视而不见，事后第一时间自我定性、撇清责任，已经是诸多地方政府惯用的手段；而事发后，一经质疑就被认定造谣，一经求真相就被认定煽动，更是诸多地方政府屡试不爽的不二法宝。对于此起事件本身，虽张的家人已签协议不再追究，但案中仍有诸多疑点让人不能释然，跳出本案来看，拆迁与抗拆的矛盾并未因张纪民的死而消弭，产生矛盾和悲剧的根源仍未被去除。

（三）范木根二审宣判，获刑八年。

2015年5月8日上午，苏州市中级法院对范木根故意伤害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范木根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属防卫过当，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2015年12月18日，江苏省高级法院对范木根案做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2013年12月3日，江苏苏州郊区发生流血冲突事件，拆迁人员持棍追打房主范木根，范木根持刀刺死两名拆迁人员，范木根与妻子、儿子受伤。

【评】范木根案表现出的公民自卫权得到司法和法学界的肯定，是继本溪张剑、宿迁王马玲等抵抗暴力拆迁案之后又一个标志性案件。绝大多数拆迁血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被拆迁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报警无效，而被拆迁人以暴抗暴时，警察才姗姗来迟。公权力与拆迁公司中的操纵者、暴徒狼狈为奸的现象不是孤例，已突破了法律的底线。血案发生后，多数以暴制暴的被拆迁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对待，刑法明确规定的对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权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落实。而引发血案的非法拆迁似乎合法了，没有引起进一步的反思和追究，负有责任的官员则普遍没有问责，甚至是官运亨通，如滥用公权力强拆的旗手、前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的原因仍然是贪腐，并非滥用职权。这些现象说明依法治国的口号还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法律人在前行的路上还任重道远。

（四）北京拆迁员闯民宅挨刀，被法院判非法侵入住宅罪。

五名拆迁公司员工强行闯入拆迁户徐某家中，对徐某等二人进行殴打、辱骂，强迫二人对拆迁事宜进行谈判，致徐某颈部、四肢挫伤多处（后经鉴定属轻微伤），故而引起徐某强烈反抗导致2人受伤，后徐某妻子郝某报警。2015年4月，北京市朝阳法院认定，三名被告人（拆迁人员）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同时，五名拆迁人员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徐某经济损失。

【评】这起案件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不仅仅是拆迁人员既挨刀又被判刑的桥段，此事件反映出了三点：第一，拆迁公司并未消亡；第二，拆迁公司的暴力拆迁依然，其野蛮行径依然；第三，首都尚且如此，全国之乱象可见一斑。

（五）陕西西安一被拆迁户寻仇六年，当街砍死拆迁负责人。

2015年5月25日早上，陕西省西安市自强东路公交站旁发生血案，一名男子倒在公交站旁人行道上，其左侧肋部插着一把匕首，地上一片血迹。事件发生后，凶手并未逃走，反而让群众赶快报警。随后警方将凶手控制，该男子表示愿意跟着走，不用戴手铐。目前警方已赶到现场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据了解，凶手郝某，1960年生人，无业，以驾驶摩的为生，是被拆迁户；死者是大明宫遗址公园附近拆迁办的负责人。凶手自称与死者有仇，其多年前因为拆迁的问题，一直在寻找死者，且已经找了6年。当时死者刚下公交车，就被守候在此地的凶手拦住，凶手先是用刀连刺，又用斧头在死者头部猛砍。凶手事后并未离开，而是感慨说“我要上西天了”。

【评】此种暴力行为，当然应当谴责。但令人惊讶的是，六年来，将寻仇作为自己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事了”后竟如此平静。郝某无非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他通过“手刃仇人”来选择放弃生命，刑法的震慑已经对他起不到丝毫作用，恐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观当下的拆迁，往往单纯地将拆迁引发的暴力事件简单定性为治安、刑事案件，忽略事发背后的各种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实和老百姓的正常诉求，甚至对拆迁中各种违法行为包庇，有些事情看似被解决了，但殊不知已经种下了祸根，最终得到的可能是整个社会都无法吞咽的恶果。

（六）山东平度“3•21”纵火案宣判，一人死刑二人无期。

2015年3月19日,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东平度“3•21”纵火案（致守地农民1死3伤）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月福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杜群山和李青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

2015年6月18日至1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2016年2月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日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各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对上诉人王月福以放火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上诉人杜群山以放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上诉人李青以放火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800元。

【评】事件发生后，平度官方及山东相关媒体为此犯罪行为背书，称其“失火”，一年多后，司法终于定论。平心而论，如果没有此起事件引发关注，或许山东省平度市的一系列非法拆迁活动不会因此暴露，但一死三伤，何其悲哉，拆迁动用此手段，何其恐怖！曾经的背书者是否会有一丝的良心不安？酿成一死三伤的惨剧，还有什么原因值得我们去思考？

（七）湖南长沙被“棚改”的公务员小区。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桐荫里20号是湖南省政府的一个公务员小区，习惯上被称为北院三宿舍，此处的住户几乎都是省直机关的干部职工。2015年年2月，芙蓉区政府对外发布了《黄土塘地块棚户区改造项目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而三宿舍被列入了棚改征收区域范围。而住户们认为，自己的住房质量不仅没有问题，采光、通风、朝向以及周边交通等基础设施亦是很齐全，根本不存在属于棚户区的说法，于是小区的居民纷纷做起了不肯搬迁的“钉子户”。【评】棚户区改造首先是一项民生民心工程，其目的是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但“棚改”在全国推开的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此事件只是诸多“棚改”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件，类似事件中，当地政府有不少引入开发商，来配套建设一定比例商业服务设施和商品住房，并让渡部分政府收益的做法，因此，“棚改”这个复杂的矛盾体从其产生便存在着两点重大争议：即在征收拆迁过程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与何为“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无论如何，“棚改”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否则，影响到的将是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

（八）河北燕郊“11•9”砍人案。

2015年11月8日至9日，在河北燕郊田辛庄村，不到两天的时间，接连发生3起持刀砍人及打砸事件，致村内多人受伤，重伤者被送医院。其中一起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有20多人持砍刀、铁棍等器械，冲进庭院内，砍人、打砸，随后乘车扬长而去，其凶残令人发指，一时间，网络上舆论哗然。事发后，燕郊警方成立专案组介入，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立案调查。据警方通报称，目前已到案25人，7人被网上追逃。田辛庄村位于潮白河东岸，西岸是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北京市政府准备迁入地）。

据悉，涉案人员所乘车辆为三河众诚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事发前，该公司在村内设有“拆迁指挥部”并找村民谈拆迁价格，但由于给价过低，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事件中，村民自行建立的 “利群为民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亦被砸，中心工作人员也被伤。

【评】北京政府东迁消息出来后，燕郊周边房价涨势凶残，拿地竞争白炽化，动迁手段更是凶残，说凶残的背后没有利益，恐怕谁也不信，当然，法律自然不应被利益所绑架，如果当地政府能够在征地、拿地、拆迁等各个环节依法行事，公平公正公开，能够担当起保护一方老百姓的安全，这起惨案当然可以避免。

（九）广西北海3名村民自焚抗拆迁，2名官员亦被烧伤。

2015年4月17日上午，家住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大塘村的村民陈升潮（男，约50岁）因其旧宅基地征地搬迁与上门强拆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谈判，双方进行了激烈争吵，据其家人透露，在听到拆迁人员下令要将陈一家三口拖走的情况下，陈和儿子（约20岁）各拿出一瓶矿泉水瓶装的汽油，倒在身上，并点燃，造成陈升潮父子及在一旁的陈妻和铁山港区副区长李安洪、兴焕辉共5人烧伤，事发后全部伤员被送往医院。

港镇副镇长李据悉，事发之前，铁山港区副区长李安洪和兴港镇副镇长李焕辉，率四五十人的拆迁队前往陈处强拆，此前，双方并未达成补偿协议。事发之后，当地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评】诸多征地拆迁中，若地方政府从作出到执行均能够严格依法，各个环节和程序能够遵循法定的程序，能够保证老百姓的利益不被受损，拆迁目的真真正正是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有纠纷有异议能有说理的地方，并让完整地表达异议和意见，老百姓不会以死逼之。征地拆迁本应是双赢，不应当是零和博弈，更不应当是双输。

（十）河南郑州拆迁仍是乱局。

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郑州市GDP总量与增速继续领跑全省，但其背后，让人无法忽视的是该城市撤村并城、城中村改造的“运动式”拆迁。根据《郑州市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精神》，2015年底前郑州四环内的所有城中村都将拆迁完毕。而在2016年年底前，郑州市四环外、城市规划区内及周边三公里范围内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也将全部拆迁完毕。在这场“运动”中，“短命建筑”频现，古村落建筑、文物等被拆，有被拆迁户利益被非法侵犯，也有庞大的“郑漂”群体被驱赶。俯瞰这座城市，四处开花的拆迁工地，尘霾蔽日，宛如“震区”。曾长期义务进行拆迁普法维权的郑州公民贾灵敏、刘地伟，于11月5日被河南省巩义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和一年六个月，贾灵敏上诉。根据相关 资料，该市对涉及农民集体土地的拆迁，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将农民集体土地确权为国有土地继而商业开发，此举违反了土地基本制度和征收法定程序，架空了本应由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行使的土地征收权力。地方党委和政府主导下的人大政协公检法以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成立拆迁指挥部的郑州拆迁模式，突破了宪法和法律底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批评。【评】在地方，高GDP背后，恐怕是以大拆大建而换来的高房地产库存，其本质是供给大于需求的供给侧结构失衡。更让人担心的是，供给侧改革会不会在地方被念歪？消库存会不会掀起下一轮拆迁高潮？会不会为消库存而强迁强卖强消化？高GDP下究竟有多少的躁动和不安？会不会继续有人因拆迁维权而身陷囹圄？拆迁“血案”能否减少？郑州，或许的确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篇2：中国石化年度报告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逆势增长，不仅发展速度保持快速增长，而且“文化+”融入相关产业发展之中，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有了文化自信的支撑和引领，开始在凝聚民族精神、倡领道德新风、激发向上力量等方面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中国人更有时代的精气神。

1.文化自信的新高度

山影绰约、美轮美奂、诗情画意，2016年9月4日，G20杭州峰会文艺晚会《最忆是杭州》在西湖上进行。这场50多分钟的艺术盛宴，是一台饱含江南风韵的文艺演出，更是一张彰显中西合璧、文化交融的中国名片，向世界传递着人类共通的情感力量，传达着融合共处的美好愿景，更传递着中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在2016年上升到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等重要的高度，而且文化自信还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我们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大背景中深入思考和精心谋划文化改革发展。”文化部部长雒树刚表示，要以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在文化自信的指引下，2016年文化产业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新航标?

2016年11月，财政部新设立“文化司”，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把原来财政部教科文司的“文化处”与“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职能进行合并，形成“大文化司”，既体现了对文化的重视，是财政部践行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更顺应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从体制机制上提高文化治理能力、激发文化创造活力。

文化自信悄然改变着中国文化产业生态，文化产业人士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由内向外迸发的创造力让2016年的“走出去”和“引进来”都有了浓墨重彩的“大手笔”。世界文化产业巨头美国迪士尼进来了，在上海开设首个主题乐园。有人说是“引狼入室”，但业内人士却自信地说“与狼共舞方显英雄本色”，倒逼国内主题公园提高质量，走“差异化”路线，在竞争中找到立身之地。

你来我往，有进有出。以万达集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企业也阔步“走出去”。万达集团旗下美国AMC院线并购欧洲第一大院线OdeonUCI院线通过欧盟批准并完成交割，万达由此完成全球电影院线布局。2016年11月1日，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央深改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的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2.自信文化的新力度

像故宫一样，2016年谨慎保守的博物馆都迈开步子，勇于尝试，把自己的“镇馆之宝”开发成生动鲜活的创意产品，推出“萌萌哒”的吉祥物，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努力“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6年5月，《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进一步加大文化创造、文化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力度，鼓励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以创新创意为动力，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文化创意品牌。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创产品研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文化自信的源泉，更应是当代文化产业要大力开掘的内容富矿。

传统文化通过产业的力量，延续历史文脉，永葆民族特性，愈加枝繁叶茂，而当代中国精神也通过文化产业得到彰显和弘扬。2016年，从电影《湄公河行动》的热映到《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广受关注，一批文化精品进入文化市场，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为了让“中国故事”叫好又叫座，既有传统文化企业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又有文化新业态异军突起;既有国有文化企业的价值引领，也有民营文化企业的全力参与;既有骨干文化企业的“顶天立地”，也有小微文化企业的“铺天盖地”，各有各的本领和精彩。

文化产业为文化自信带来物质条件，而文化自信又反过来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2016年，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产业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幸福产业”。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内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的大环境下，“五大幸福产业”有助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促进消费升级，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司司长许剑毅介绍，2016年服务业不负众望，快速发展，持续发力，在创新发展中继续“领跑”我国经济增长。18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调查显示，旅游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5%，文化及相关产业服务业同比增长14.7%。

3.“文化+”的新深度

2016年12月19日，一个关系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质量的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人们发现“数字创意产业”赫然在列。规划提出，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和相关产业的相互渗透。

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创意产品已成为群众文化消费的主要内容。2016年前三季度，文化及相关产业10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一马当先，营业收入达到3917亿元，增速高达30.8%。两位数的逆势高增长充分显现出数字文化产业的活力和前景。到2020年，我国将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

除了“文化+互联网”加深融合，2016年“文化”开始向其他产业渗透、融合。从创意农业到特色小镇，从文化节庆到城市品牌，从故事挖掘到创意策划，从产品的种类到品质，都体现出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的温度。在很多地区，文化旅游成为发展新引擎，特色文化产业成长为新的支柱性产业。走出“吹拉弹唱”的“小文化”，融入国民经济的“大文化”，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正成为拉动一方经济的“硬实力”。

篇3：中国物联网发展年度报告发布

《年报》分析指出, 当前全球物联网相关技术、标准、应用、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 物联网核心技术持续发展, 标准体系加快构建, 产业体系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未来十年物联网将实现大规模应用, 预计到2015年全球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将接近3 500亿美元, 年增长率达25%。目前, 射频识别技术成为物联网最受关注的技术之一, 近两年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预计2012年全球射频识别技术市场规模将达200多亿美元。

《年报》认为, 当前我国物联网发展总体与世界同步, 初步具备了产业、技术和应用基础, 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部分领域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但真正与物联网相关的设备和服务仍停留在起步阶段。2011年以来, 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呈现几大特点。

一是政策细化, 引导功能大幅提升。2012年2月14日,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 标志着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完成了顶层设计。二是四大集聚区成型, 热点区域不断涌现。当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区四大物联网产业集聚区基本成型。其中, 经济、科技、教育优势明显的长三角地区发展最为迅速。2011年至今, 国内物联网产业版图不断扩展, 热点区域不断涌现。西部的贵州、甘肃、四川、重庆等省市积极布局物联网产业。三是智慧城市成为物联网发展新契机。截至2012年6月底, 三大运营商已在全国320多个城市和当地政府合作建设智慧城市。四是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共推物联网发展。物联网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和应用的双重创新。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在射频识别、传感节点、功能集成、开发平台、可编程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物联网细分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创新不断深化, 推动物联网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五是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力度明显加强。物联网标准体系构建难度较大, 既涉及技术与应用多个层面, 横跨多个行业, 又涉及行业标准。2011年5月工信部发布了标准化工作重点, 将物联网、移动支付、智能终端、云计算等列入行业标准制定的重点。两年来, 国内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推进力度明显加强, 成绩斐然。六是重点应用主导物联网技术和产业发展方向。我国物联网产业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主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市场, 二是以企业为主的行业应用市场, 三是以个人和家庭为主的消费市场。物联网在重点领域的应用, 主导着物联网产业重点技术的发展, 应用需求强烈的细分产业, 率先得到发展。七是无锡物联网产业加快崛起, 打造全球产业高地。

篇4：2002中国经济年度报告

增长之源

动观流水静观山，2500年历史的苏州古城，留给人们记忆的是古典婉约之美，将天下美景尽收眼底的园林是苏州的眼睛。如今的苏州人已经把四大园林交给了旅游者，新兴的四大工业园区成了他们津津乐道的新景点。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工厂开工。

穿行于苏州的各大工业园区，眼前跳过的尽是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国际巨头的名字。2002年1到11月，苏州实际利用外资47亿美元，几乎占到了全国引进外资的十分之一。

北有长三角，南有珠三角，目前外商在两地的投资集群效应越来越显著，区位优势、产业配套、劳动力价格、政府效率各种因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日本贸易振兴会日前出版的《2002年贸易投资白皮书》，在中国部分得出的结论是，2002年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德恩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很多，是个适合工作、创业的地方，关于外商投资的法规越来越完善，运输成本低，政府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据统计，2002年1到11月份，30728家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落户，吸引外资近5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37%。

外资大幅增长的同时，民间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崛起。2002年1到3季度，浙江的民间投资占到了全省社会投资总额的66%，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三成。2002年全国民间投资增长幅度预计将达到18%左右，这个数字是2001年增速的两倍，民间资本正在被激活。

200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也非常迅猛，成绩超出事先的预期，预计2002年进出口总额将达到6200亿美元。出口的激增带动了我国工业在2002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2002年年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了《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在对按工业竞争力指数进行排序的87个国家中，中国排名从第61位上升到了第37位。

不仅是出口，2002年国内需求的旺盛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又一大动力。汽车制造业和通讯产品制造业表现尤为明显。我们把摄像机架在了长安街上，5分钟的时间里共有三百多辆车驶过，我们计算了一下挂着个性化牌照和以京F开头的新车数量占到了其中的15%。2002年汽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1到11月底，国内共销售轿车达到102.8万辆，相当于前两年全国轿车销量的总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私人购车。有人甚至用井喷来形容这个意想不到的汽车消费浪潮。

收入的增加，商品的丰富，价格的降低，贷款的支持，政策的调整，使2002年消费市场生机勃勃。

记得2002年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摆进了美国不少书店，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书中声称，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在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强劲冲击下，不堪一击。与此同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Rowski）对中国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提出的质疑被旧事重提。一时间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演了唱衰中国经济的一幕。然而更多的国际人士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德恩说，“我没读过这本书，但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认为今后几年中国仍将保持强劲增长，中国具有支撑经济增长的稳定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杉岐重光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预期良好，我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崩溃。”

2002年，在高增长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市场规则开始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这一年焕发出的新活力，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家统计局传出的数字引人关注：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性地跨过了100000亿元，而在10年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6638亿元。

谈到速度，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中国未来还具备快速增长的条件。第一，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人做的非常好，中国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第六位的大国。第二，中国“入世”以后的第一年，中国人确实取得了比预期要好的成绩。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地给我们规划了未来二十年，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会使2000年GDP89404亿的基础上实现再翻两番，超过35万亿，人均GDP超过三千美元。那时，我们就可以在目前第六位的基础上，超过法国，超过英国，甚至于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这个目标确实是非常宏伟的，我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更加充满生机、充满希望的中国。

民生之本

作为全国有名的老工业基地，沈阳在结构调整中经历着痛苦的裂变，1990年到现在，沈阳的下岗职工累计已达80万人。尽管经过努力，市政府在2002年开发了近12万个就业岗位，但仍有几十万下岗职工等待就业。到外地工作，使更多的沈阳下岗职工看到了希望。

当东北人走出黑土地，跨过山海关，在流动中书写自己新的“创业史”的时候，“就业”这两个字也成为贯穿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关键词。2002年1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表示，如果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国企下岗职工计算在内，我国城镇失业率已达7%。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使更多的人面临重新就业的压力。据预测，“十五”期间我国还将面对1400到1500万个城镇就业缺口，而在农村，还有着1.5亿等待进入城市的庞大人群。

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召开了再就业会议，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各地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加大就业岗位的开发力度，实行积极的再就业政策，加强就业服务，“促进跨地区劳务输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鼓励下岗人员通过各种灵活形式实现就业” 。2002年，一系列扩大就业的措施出台。十六大报告中，扩大就业更是被确定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到目前为止，整个中国大地在外打工的农民超过8000万。告别土地，走进城市的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就业，创造着财富。当农民从土地里拔出双脚，打起行李踏入城市的时候，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开始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马晓河说，“农民进城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如果农民进城的链条被打断，那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或者制造业的发展成本相对要提高。”

制造业的增长，服务业的繁荣，为进城的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宽、清理不合理收费，使不少进城的农民也体会到了城市对他们的日渐包容。2002年10月，在九届人大第三十次会议上，“公民身份证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从居民身份证，到公民身份证，一字之差，让人们看到打破城乡差别，鼓励流动，已经在法律的框架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1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的进程将加快。就在200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1000美元。上亿的中国农民进入城镇，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规则之美

曾记得2002年第一个工作日，全国270多个海关一起开始启用新的电脑报关系统。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5300多种关税大幅下调，关税总水平由原来的15.3%下降到12%。新年伊始，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向世界传达着对新规则的尊重。

2002年12月11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周年的日子，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选择了独特的庆祝方式——为北大的WTO培训中心揭幕。没有人能确切地统计出过去的这一年，有多少人参加过世贸规则培训，但在任何一家书店，你都可以找到和世贸组织相关的书籍。

对于中国人来说，2002年是学习规则的一年，适应规则的一年。11月4日，国务院首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89项。这一年全国共清理法规2300多件，废除、停止执行或修改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件。2002年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规则的简约之美。

重组、拆分，拆分、重组，越来越多的产品，越来越到位的服务呈献给市场。中国电信被一分为二；新组建的国航、南航、东航三大集团，在割断了与民航总局的隶属关系后，第一次向人们展示新的形象；“夏利”这个多少年来被天津人津津乐道的汽车品牌，归在了一汽集团麾下，在新的平台上，开始了与丰田的合作；在此前后，上汽、通用、五菱联合；东风、日产宣布结盟；上汽入股通用大宇；北汽与现代携手。2002年,“重组”这两个字摆在了几乎所有的汽车集团老总面前，而每一次重组都让消费者对市场有了新的期待。行业原来的寡头垄断，或者说这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条件的单一垄断，已经改革成现在比较充分的竞争。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这种比较充分的竞争，至少使企业的竞争能力、使企业综合应对市场风险能力提高，使成本降低，使消费者受益。

2002年5月，天津开发区在政府大楼前搭建了一尊城市雕塑。中国象棋的将士，被摆放在了黑白相间的国际象棋棋盘上，这尊雕塑被取名为“游戏规则”。千百年来早就习惯“相走田，马踩日”的中国人，开始尝试在新的规则下调兵遣将。

小康之路

2002年，“买车了吗？”成为许多人生活中新的常用问候语。就在这一年，人们忽然发现，轿车竟然与自己的生活如此接近。这一年，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大多数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变化中体会到中国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伐。

这一年，全国城镇又有1千多万个家庭搬进了新居，购房契税两次下调，住房贷款更加方便，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已经成为很多人新的消费理念。

“宽带极速之旅”入户，让远隔千里的家人团聚。CDMA上市，给GSM的老用户带来了新选择。用手机拍照、发“彩色短信”，把千里眼和顺风耳连成一家。

“按需要办理”，使“护照”不再成为少数人炫耀的资本。不用担保就可以透支，“信用卡”使国人的信用有了可以衡量的价值。

2002年国庆，住在北京北郊的居民开始体验城市轨道交通的方便和快捷，广州的地铁新线、重庆高架铁路，好几个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成或是在建。成片的广场绿地，流光异彩的都市夜景，功能齐全的城市社区，表明城市在长大，城乡在变美。百姓在变化中体会着生活的新含义。

生活不再是生产之间的间歇。更绚烂的色彩，更自由的选择权，诠释着生活的丰富内涵，有质量的生活，有品位的生活成为更多人的追求目标。

百姓从生活中体会着小康，专家们也在研究着小康。从事了10多年国情研究的学者胡鞍钢，从两年前“十五计划”提出建设“更殷实的小康”，开始关注“小康”这个话题。他认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胡鞍钢说，“就中国而言，不可能说关着门，北京、上海实现现代化就行了，关键是全国十几亿人口，通过我们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开放能够惠及到所有人口。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从过去20年的先富论，必然走到共同富裕论”。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描述的是一种比较宽裕、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党的“十二大”把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列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20年后，党的十六大提出“新的翻两番”目标，“小康”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篇5：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09

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2009）

中 国 法 学 会

2009年6月

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09）

目 录

前 言

一、关于立法工作

二、关于依法行政

三、关于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工作

四、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五、关于法律监督

六、关于人权的法治保障

七、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八、关于环境法治建设

九、关于法制宣传

十、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

十一、关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

结束语

附 录

前 言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初创时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新发展时期。经过60年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法治废则国家乱，法治兴则国家安”，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法治建设为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新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迈出决定性步伐；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取得良好成效；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成果丰硕。2009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再一次证明，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必由之路，是保证党依法执政、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和人民群众依法享有权利的必由之路。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显示出无比旺盛的活力和无限美好的前景。

一、关于立法工作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23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通过12件法律案、2件法律清理决定案和1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案，国务院制定了21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600余件，为确保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出了巨大努力。

（一）制定、修改了一批重要法律

——制定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民事法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00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部法律。该法从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对民法通则确立的相关基本制度作了细化、补充和完善，明确我国侵权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对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法还就医疗损害、环境污染、产品缺陷、网络侵权、交通事故、动物损害等作了具体规定，界定了法律责任、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

——制定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部法律。该法针对食品卫生安全制度和监管体制不够完善导致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的情况，重点就建立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各环节的监管，强化生产经营者的责任，健全食品安全监督体制，畅通消费者权益救济渠道等作出了明确规定。2009年7月，国务院依据食品安全法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增强了相关制度的可操作性。

——通过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对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等方面犯罪的定罪量刑作了完善。修正案增加了关于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影响力收受贿赂犯罪的规定，将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者，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者便利条件，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相关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行为，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将特定单位工作人员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

——制定海岛保护法。中国主张管辖海域有300万平方公里，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有6900多个，是海域辽阔、海岛众多的海洋大国。200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海岛保护法，针对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海岛生态破坏严重、海岛数量急剧减少和一些海岛被违法占用等情况，确立了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海岛保护原则，明确了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规范了海岛工作管理体制，建立了海岛保护规划、生态保护、开发利用以及海岛保护监督检查制度，设立了特殊用途海岛的特别保护制度，强化了相关法律责任。

——修改统计法。统计法是1983年制定的，1996年曾作过一次重要修改。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又审议通过了统计法修订草案。这次修改的重点是：完善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的法律机制；加重对领导干部人为干预统计工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弄虚作假、调查对象提供不实统计资料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建立严格的统计调查审批制度和对被调查者资料的保护制度等。为防止对统计工作的行政干预，修改后的统计法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驻外外交人员法、人民武装警察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修订了保险法、邮政法，修改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可再生能源法，通过了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决定；审议了社会保险法草案、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行政强制法草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草案、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草案。

（二）制定、修改了一批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2009年，国务院依据宪法、法律，制定了一批行政法规。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制定了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全民健身条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和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修订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旅行社条例。在保护环境、保障和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制定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和基础测绘条例。在巩固和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方面，制定了抗旱条例和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在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方面，制定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2009年，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特别是各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遵循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抵触、有地方特色、能操作的原则，制定了一批地方性法规。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针对村民普遍使用原有宅基地翻建新房的情况，审议通过了城乡规划条例，明确规定该项规划许可管理应当发挥村民委员会作用，切实维护农民的相关权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努力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金融市场体制建设、吸引人才的法制环境。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节约能源条例，对节能标准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节能的鼓励政策和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专利促进条例，在鼓励发明创造、规范知识产权管理、加大专利保护力度等方面，作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新规定。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建立了居住证制度，结束实行暂住证制度，对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粮食安全保障条例，是全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对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强化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等，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城市排水管理条例，在全国率先将城市排水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三）集中开展相关法律清理工作

2009年集中开展了法律清理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是确保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举措，是保证法律体系科学统一和谐的内在要求。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部署，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了全面梳理。针对发现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研究、反复论证，进行了分类处理。一是废止了8部法律，包括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和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二是一揽子对59件法律的141个条文作出修改，并对清理中明确需要修改的其他法律，补充列入立法规划和年度计划，抓紧进行修改。三是督促国务院和有关方面抓紧制定与法律配套的相关行政法规，并明确今后在确定立法项目、起草法律草案时，凡需要制定配套行政法规的，应当争取与法律同步实施。

（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的重要途径。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方法，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重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编制立法工作计划时，专门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认真研究并采纳代表议案和代表建议中提出的立法项目。2009年，有21件代表议案涉及的10个立法项目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审议。审议法律草案时，邀请人大代表特别是提出相关立法议案或者立法建议的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专门委员会也邀请代表列席相关全体会议或者出席专题会议、座谈会、论证会等，认真听取和吸纳他们的意见。

——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公布法律草案征求全社会意见以及召开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是中国立法法规定的扩大公民参与立法工作的重要制度，是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诉求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得到充分表达，以及防止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重要途径。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所有法律草案及其说明，都在中国人大网专栏中公布，并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广泛进行法律草案相关问题的宣传，充分调动了公民参与立法的积极性。社会保险法草案在两个半月的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意见建议7万余条，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的意见，经过研究后吸收进了法律草案。制定侵权责任法时，针对如何解决医患纠纷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部门不仅直接听取有关部门、医疗单位、患者的意见，还多次召开国内国际研讨会、座谈会等，听取专家意见，借鉴国外有益做法和经验。

2009年国务院不断扩大行政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范围，先后有24件行政法规草案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全文公布。同时，还委托地方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等征求群众对法律草案、行政法规草案的意见。

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通过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公布地方性法规草案、举办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不断扩大立法的民主化。

——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立法后评估是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的原则要求。国务院法制办从2006年起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选择了艾滋病防治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进行了立法后评估，取得了较好效果。2009年，又选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等6件行政法规进行立法后评估。

二、关于依法行政

2009年，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目标，围绕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的依法行政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一）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对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受其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是宪法确立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是确保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国家制度。2009年，国务院认真实施全国人大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大问题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的相关工作。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2009年4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提出了审议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对审议意见逐条逐项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措施，包括：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督促各地在重点将因病、因残、年老体弱而丧失劳动能力等致贫人口纳入低保范围的同时，积极把其他符合当地低保条件的贫困人口纳入低保，努力推进应保尽保；制定《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在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认真落实“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和“先保后征”的要求，切实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等。

——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2009年6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中围绕灾后居民的住房建设、处理好恢复重建的质量与速度的关系、确保恢复重建的资金安全、重视心理救助和生态修复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国务院组织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对国家应急管理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反思，围绕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应急管理法规、强化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加强应急管理保障能力等，提出了改进和加强工作的思路和措施，并于2009年12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书面报告。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国务院出台了一揽子计划和一系列重大措施，在积极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有效应对的同时，高度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充分发挥法治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通过加强有关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制度建设，适时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制度；通过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提高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通过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通过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定分止争，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因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

（三）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2009年，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推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行政执法重心。继续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亮证执法制度，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绩效评估、质量考评、案卷评查等活动，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加大对行政执法中违法行为责任的追究力度，促进了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探索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积极开展规范行政裁量权工作，全国有14个省级政府和环境保护部、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制定了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条款予以细化和量化。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明确了评查的主体、范围、方式、内容、标准等，加强了对市县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情况的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

（四）开展行政复议工作 2009年，国务院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831件，办结799件。其中，正式立案并办结的行政复议案件中，作出维持裁决的占57.0%，作出变更、确认违法以及其他裁决的占43.0%。

（五）推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进程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法制办先后与深圳市、湖北省和重庆市政府签署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合作协议，开展多方位、多层次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探索。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通过业务指导、人员培训、干部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探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途径和措施，提升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水平。许多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将法治政府目标细化、量化，制定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深圳市出台了全国首个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安徽省、四川省出台了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指标体系。国务院法制办积极支持、指导地方进行政府法制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了全国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

三、关于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工作

2009年，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大局，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一）审判工作

2009年，人民法院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指导思想，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坚持能动司法，认真落实“从严治院、公信立院、科技强院”工作方针，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3318件，审结11749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378875件，审执结10544736件。

——加强民事审判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人民权益提供司法保障。全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5797160件，标的额9205.75亿元。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54.41%，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占23.82%，侵权、权属等方面的纠纷案件占21.77%。人民法院把化解矛盾、案结事了、促进和谐、确保公正作为审判工作目标，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将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信访工作全过程，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调解和撤诉结案的占62%。对不能调解和调解不成的，及时依法裁判，充分发挥裁判明辨是非、规范行为、惩恶扬善的作用。

——依法审理刑事案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66746件，其中，审结爆炸、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故意重伤、重大盗窃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267278件；审结贪污贿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案件55451件；审结一般盗窃、轻伤害、交通肇事等其他刑事案件444017件。共判处罪犯997872人，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罪犯占16.3%。加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判处未成年罪犯77604人，同比下降12.7%。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全年办理减刑、假释案件513263件。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严把死刑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确保死刑案件质量。高度重视拉萨“3?14”事件、乌鲁木齐“7?5”事件所涉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严格依法办案，重事实、重证据，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妥善审理并及时发布因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刑事案件，回应社会关切，消除不稳定因素。坚持司法主权原则，依法审理涉外刑事案件。

——发挥行政和国家赔偿审判职能，维护和谐的社会管理秩序。全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20530件，其中涉及房屋拆迁、房屋登记、规划等城建方面的案件22741件，资源类案件21352件，环境保护案件2628件，涉及公安的案件9563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案件9126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1531件。人民法院着眼于促进社会和谐，积极探索行政诉讼案件协调和解等工作机制，促进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互相理解、彼此沟通，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就行政审判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及时通报行政机关，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规范国家赔偿案件审理程序，探索建立听证制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加大赔偿决定执行力度，确保赔偿请求人的权利尽快得以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就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完善工作机制等提出明确具体的指导意见，切实保护当事人诉权。

——加强执行工作，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全年各级人民法院共执结新收执行案件2446027件，已执行结案的标的金额5760.1亿元。继续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共执结各类执行积案340.7万件，标的额约3430亿元，一大批积压多年、当事人长期上访申诉的执行案件得以解决。完善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收录630万件执行案件信息，方便当事人查询和社会监督。为规范相关执行行为，推动执行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

——加强立案信访和审判监督工作，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求。全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125335件；依法提起再审32387件。为优化立案信访审判资源，促进信访工作规范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增设立案二庭，设立申诉立案大厅，各级人民法院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强化诉讼导引、诉前调解、判后答疑等职能，为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便利服务；从提高办案质量、抓好初信初访入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诉信访问题，2009年，共接待群众来访105.5万人次，同比下降9.4%；强化审判监督工作，2009年审结的再审案件中，因原判确有错误或其他法定事由改判的11669件，占生效裁判的0.18%。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

（二）检察工作

2009年，各级检察机关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不断强化法律监督、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强化检察队伍建设，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督，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起诉走私、金融诈骗、非法经营等犯罪嫌疑人42473人，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218件；加强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和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起诉非法采矿、盗伐滥伐林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等犯罪嫌疑人15137人，起诉假冒专利、注册商标等犯罪嫌疑人2695人；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案件，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和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专项工作，依法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两抢一盗”犯罪及坑农害农的犯罪。

——做好保障民生、服务群众工作。坚决惩治损害民生的犯罪，重视打击和查办发生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民生领域的犯罪，积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依法同步介入重大事故调查，加强对人权的司法保障。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司法保护，推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品行调查、分案起诉等制度，打击侵害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犯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加强残疾人控告、申诉等权利的保护，依法妥善处理涉军案件，依法维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完善和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开通全国统一的12309举报电话，实行24小时接听，推行网上受理信访、法律咨询、案件查询等，推行下访巡访、预约接访、民生热线等措施。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认真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责，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依法打击犯罪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对轻微犯罪落实依法从宽处理政策，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941091人，提起公诉1134380人。完善信访工作程序，推行信访督查专员等制度，开展化解涉检信访积案专项行动，全年办理群众信访421306件次。重视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建立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推行检察文书说理制度，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促进反腐倡廉建设。依法严肃查办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加强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加强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加强举报线索管理，完善鼓励群众实名举报制度，健全与执法执纪部门的情况通报、案件移送等机制，完善检察机关侦查办案机制。注重职务犯罪预防，加强与行政执法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同步介入等预防工作机制，结合办案强化犯罪分析、预防建议和预防咨询工作，在重大建设项目中推广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预防建议15149件。

——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督促侦查机关立案19466件、撤案6742件，决定追加逮捕21232人、追加起诉18954人、不批准逮捕123235人、不起诉33048人，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5664件次。加强审判监督，认真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开展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3963件，对刑事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4035件次；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依法提出抗诉11556件，再审检察建议6714件。加强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针对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暴露的问题，会同公安机关开展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全国监狱清查事故隐患、促进安全监管专项活动；依法维护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9883人，对超期羁押提出纠正意见337人次，对监管活动中的其他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2268件次。严肃查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案侦查涉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2761人。

——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整改落实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大力推行“阳光检务”，注重听取律师意见，重视接受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健全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监督制约机制，深入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强化检察队伍建设。突出抓好领导班子建设，对省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检察长普遍轮训，推行下级院向上级院报告工作、下级院检察长向上级院述职述廉制度。大规模推进教育培训，以业务骨干和执法办案一线检察官为重点，培训检察人员10.8万余人次。制定实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检察人员247人。全面加强基层检察院建设，为中西部基层检察院定向招录近2000名检察人员。

（三）加强司法解释工作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司法解释3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18件，其中刑事司法解释3件，民事司法解释11件，行政司法解释1件，其他司法解释3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1件，有效地指导了司法实践，维护了司法统一，为创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环境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公安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各级公安机关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深入开展命案侦破和禁毒工作，重点打击“团伙、系列、流窜犯罪”，坚决遏制“两抢一盗”犯罪的高发势头，组织开展了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打击防范涉枪犯罪、打击假币犯罪、打击整治发票犯罪、打击传销违法犯罪等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保持了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全年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44.8万起。

——加强社会治安防范。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组织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行动”，对容易发生治安问题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容易滋生“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的重点场所，组织开展治安排查整治行动，有效预防和减少了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扭转了一些地方治安混乱的局面。全年共查处各类治安案件1100多万起。

——加强出入境边防管理。完善出入境和边防管理执法规范，实施各项出入境边防便利措施，深化出入境文明窗口建设，规范出入境中介机构管理，提高了边检服务质量和水平。依法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维护正常的出入境秩序和涉外治安环境。不断深化“爱民固边”战略，强化边防业务基础建设，全力开展边境防控，集中整治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问题，有效维护了沿边沿海地区的和谐稳定。全年共审批签发公民因私出入国证件631.1万人次，批准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2096.8万人次，批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86.2万人次；全国边防检查机关共检查出入境人员3.5亿人次。

——强化消防管理。贯彻消防法，加强消防法规体系建设，完善消防执法制度和工作标准，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狠抓火灾的预防和控制，组织开展公众聚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增强城乡防控火灾能力，不断加强消防监督执法、灭火救援能力和队伍正规化建设，提升消防工作社会化水平，遏制了重大火灾多发的势头，全国火灾形势基本稳定。全年共发生火灾12.9万起，死亡1236人。

——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推进道路交通执法规范化建设，集中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先后开展涉牌涉证违法行为集中整治，预防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集中行动，严查机动车超速、客车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预防和遏制了道路交通事故多发的势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23.8万起，直接财产损失9.1亿元。

——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出台了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总体安排，召开了全国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现场会，推行运用信息化手段执法办案的新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执法管理，推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管理、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执法办案新机制，有效提高了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加强执法制度建设，先后制定、修改《火灾事故调查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部门规章6部，制定《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吸毒人员登记办法》、《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等执法规范30余件，细化了执法标准，规范了执法行为。——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从2008年底开始，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集中3个月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人民群众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解决了一大批实际困难，排查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整治了一大批治安隐患，维护了稳定，促进了和谐。为巩固和深化爱民实践活动成果，公安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公安民警走访群众工作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着力推动民警走访群众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加强和改进公安队伍建设。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等活动。公安部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着力构建符合时代特征、具有公安特色的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对全国近3000名县级公安局长进行了集中培训，培训基层所队长4.9万名。

（五）司法行政工作

——监狱、劳教和戒毒工作。狠抓监管改造，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和监狱安全稳定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活动，监狱总体保持安全稳定。加强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指导中心规范化建设，罪犯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稳步提升。制定《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依法做好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监狱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监狱经费按标准由财政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监社分开等“三个分开”初步完成；监狱布局调整取得阶段性成果，落实监狱建设和布局调整中央专项投资12.9亿元，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监管条件进一步改善。劳教场所持续安全稳定，全国劳教所、司法行政系统强制戒毒隔离所未发生所内案件、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疫情传播。建立强制隔离戒毒管理、教育等工作机制和制度，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15个省（区）成立了戒毒管理局，203个劳教所改建为强制隔离戒毒所，共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107361人。——人民调解工作和社区矫正工作。人民调解组织进一步健全，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配合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进一步加强。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人民调解组织83万个，调解员494万人，全年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767万余件，调解成功率为97.2%。组织开展“人民调解进万家”、“百日大排查大化解”等活动，排查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仅乡镇一级调解并达成书面协议的就有750多万件。

——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做好金融危机引发的企业重组、股权转让、合同债务、劳资纠纷等方面的法律服务。加强律师队伍管理，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执业状况评价体系和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违纪惩戒等规章制度，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推进法律援助工作，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加大对农民工、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中央财政安排50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支持法律援助事业。

——国家司法考试和司法鉴定工作。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和参考人数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41万和36万余名。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司法鉴定机构4644家，司法鉴定人5万多名，全年共办理鉴定检验案90万件。组织开展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遴选、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备案登记工作，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和能力验证工作。

四、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2009年，《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顺利实施，中央确定的60项改革任务全面启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开展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17项改革任务出台了改革实施意见，18项改革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人民法院推进执行体制改革，加强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完善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本辖区执行工作管理体制，将执行实施权与裁决权分开行使，提高了执行工作水平。全国100多个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进一步规范了刑事案件中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建立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相结合的大调解格局。人民检察院将省级以下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行使，将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分由不同业务部门承办，落实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委会会议制度，加强和改进了法律监督工作。政法机关落实警务、检务、审务、狱（所）务等公开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和新闻发布制度，进一步增强了执法司法工作透明度。建立健全司法机关与党外人士的沟通、通报、联络和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党外人士对政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落实司法民主，全国人民陪审员数量由5.7万人增加到7.7万人，全年参与审判案件63.2万人，同比上升25.1%，加强了人民群众对法官办理案件的监督制约。

（二）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法，提高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增加了打击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为有力打击腐败犯罪和网络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撑。最高人民法院与有关部门联合签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6省（区、市）陆续推开，一大批因受犯罪侵害的困难群众得到帮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在全国27个省（区、市）的218个地（市）、1336个县（区、市）、15123个街道（乡镇）推行社区矫正试点，累计接收矫正人员35万多人，一半以上的人已解除矫正，这些人员在矫正期间的重新犯罪率仅为2‰，减少了社会对抗，增加了社会和谐。

（三）加强政法队伍建设 将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扩大到2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中定向招录2.3万余人，经过实战性技能培训和跨学科专门知识培养，主要充实到中西部和其他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法机关，加强基层政法机关执法力量。为有效缓解中西部地区法律职业人才短缺问题，司法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民族自治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实行放宽司法考试报名条件并相应降低合格分数线等优惠政策，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统一考试试点。有关部门不断完善与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政法机关纪检监察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对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列为国家司法考试必考内容，切实提高政法干警的政治业务素质。进一步落实“从优待警”政策，加强政法部门工作人员职业保障。

（四）加强政法经费保障

通过改革，国家建立“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实行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的政法经费保障政策，建立政法机关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制定完善各类装备标准，规范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保障措施。司法经费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大，基层政法经费实际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切实保证了政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经费需要。

五、关于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目的是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正确行使，确保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一）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开展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同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重要形式。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把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放在与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先后对畜牧法、工会法和食品安全法等3部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提出了改进执法的一系列重要审议意见，促进了相关法律的贯彻实施。例如，针对畜牧法执法检查中提出的应当加大对畜牧业的金融和保险支持问题，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试点，满足畜牧业发展的信贷要求；开发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为应对畜牧业风险提供制度保障。针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国务院决定加快制定、完善和提高畜产品安全标准、畜牧业生产标准和技术规范，强化无公害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推动养殖场（小区）备案工作，从源头上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2009年，各地方人大也对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保障、支持和监督“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确保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推动了法律实施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结合。

（二）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听取并审议了2008年中央决算报告和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认为，2008年国务院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及时调整财税政策措施，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支持抗灾救灾，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圆满完成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中央预算。同时指出，既要加强税收征管，做到应收尽收，扭转财政收入持续下滑的局面，又要防止收“过头税”，防止增加企业不合理负担；要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重点项目和重点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量力而行、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铺张浪费，力戒滥铺摊子，不要做表面文章；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抓紧建立县级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加大对重点财政收支领域的监管力度，规范预算编制与执行，防范财政风险。常委会组成人员还要求国务院责成有关方面对审计查出的2008年预算执行中的问题认真加以纠正，依法追究责任。对于“屡审屡犯、有禁不止”的财政违规现象，除加大整改和处理力度外，要分析深层次原因，建立预防财政违规行为的长效机制。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议意见，从落实结构性减税、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加强支出资金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量力而行、健全财政体制、规范转移支付等方面提出了整改措施，并于2009年12月报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三）对部分重大公共投资项目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国务院在2009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揽子计划，在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又安排908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投资。为保证这一投资计划有效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人大代表建议，选择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卫生等民生工程、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农田水利建设等4个题目，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对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实施中央政府公共投资计划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一些项目的前期工作不扎实、配套资金不落实、地方债务风险、进展不平衡、个别地方滥铺摊子等问题，及时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并形成调研报告送国务院，推动改进工作、完善政策。200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同时听取审议了国务院关于中央政府投资安排及实施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指出，发挥投资拉动作用，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量力而行，严格把握投资导向，优化投资结构，落实配套资金，规范管理程序，加强投资监管，防止重复建设，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并要求国务院在2010年4月底前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书面报告。

（四）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保证。2009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共600余件。常委会工作机构按照法律规定，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对报送备案的法规有重点地进行了审查研究。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报送备案的司法解释逐件进行了审查，对存在的问题与制定机关交换了意见，要求其妥善处理，并促请其集中清理2005年以前制定的司法解释。督促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开展对地方性法规的全面清理，并就地方性法规清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有重点地进行主动审查。加强备案审查工作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大都成立了负责备案审查工作的专门机构。2009年，公民、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建议98件，常委会工作机构依法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处理。

2009年向国务院报送备案的地方政府法规637件、地方政府规章537件、部门规章161件。经审查，对存在问题的37件法规、规章作了处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国务院提出的82件要求对有关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书面申请，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处理。2009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共收到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11124件，对其中存在问题的269件进行了处理。

六、关于人权的法治保障

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长期不懈努力的目标。2009年，中国的人权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一）公布实施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中国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计划》是中国政府响应联合国倡议、根据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条约的基本精神、在中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参与下制定的，是中国政府促进和保障人权的阶段性政策文件，是中国政府就人权问题对国内外作出的庄严承诺。《计划》从中国国情出发，本着务实的精神，设定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内容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2009年底，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中期评估，确认各项目标任务和具体指标均如期得到落实。

（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

——生存权和发展权。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并保持了平稳发展，有效地改善了民生，维护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中央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中，民生领域的投资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为促进就业，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了420亿元就业资金，完成了贫困地区100万劳动力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近千万劳动力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扶贫方面，中央财政投入197.3亿元扶贫资金，安排农业“四项补贴”1230亿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为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中央财政投入579亿元资金进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借读费、住宿费、学杂费等，投入50亿元资金对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进行改造，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实施义务教育教师绩效工资制度。

——社会保障权。社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及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均大幅增加。有28个省（区、市）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农民60岁以后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

——健康权。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首次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中央新增200亿元资金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工作，规定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开，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工作顺利推进。

（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 ——平等权。破除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保障公民平等权的关键。河北、辽宁等13个省（区、市）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修改后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保障公民选举权平等。

——民主权利。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得到保障，通过互联网获取和传播信息、表达诉求，成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有效模式。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超过3.8亿人，96%的乡镇通宽带互联网。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通过互联网公开政府信息。

——司法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一系列规范，保障司法公正，保障诉讼当事人获得公正、公开审判。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案件的查办力度得到加强。进一步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继续实施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减、缓、免制度，加大对涉诉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力度，积极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

（四）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

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建立全国拐卖案件DNA数据库，解救被拐卖儿童2471人、妇女5322人。在31个城市开展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试点工作，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近6万名0至6岁的贫困残疾儿童得到帮助。对残疾人开展职业培训，新安排36.9万城镇残疾人就业。2009年，中央政府投入12.4亿元用于帮助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茅草房危旧房改造、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等。

七、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一直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工作。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新进展。

（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2009年10月1日，修改后的专利法开始施行。200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决定》。修改后的细则完善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创造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保密审查制度，补充和细化了专利申请程序及授权条件，明确了遗传资源信息披露要求和对假冒专利行为的行政处罚，就专利法修改涉及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外观设计等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修改后的细则简化了专利收费项目和缴费程序，进一步完善奖励报酬制度，允许单位和发明人约定奖酬的方式和数额。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属于民事权益，纳入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补充和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此外，著作权法、商标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工作也取得积极进展。

（二）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

制定《2009年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建设，健全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在境外知名展会设立知识产权服务站。加大对文化市场整治力度，全国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419300多人次，责令经营单位整改297360家次；受理举报62805件，立案调查72857件，移交案件3692件，办结案件65049件。开展联合打击利用互联网等媒体发布虚假药品广告，以及通过邮政信箱、快递服务等渠道销售假药的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打击非法传播、接收广播影视节目的行为，推动建立广播影视知识产权保护协会。全面开展网络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活动。

继续开展“雷雨”、“天网”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突出对专利诈骗、群体侵权和反复侵权等恶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基本遏制了专利诈骗案高发势头，维护了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全国各地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937件，受理其他专利纠纷案件26件，查处假冒他人专利案件30件，查处冒充专利案件548件。

（三）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

2009年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36140件，比2008年上升29.65%。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人民法院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出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相关司法解释，完善对驰名商标的依法保护，确保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正确审理；出台了《关于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各级人民法院开展了知识产权审判“优化自主创新司法环境”年度主题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还首次发布《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指导工作，促进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和完善。

检察机关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力度，全年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涉及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492件2667人，批捕1256件2119人；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931件3518人，起诉1535件2695人。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侵权知识产权犯罪，全年共破获侵权知识产权犯罪1624起，涉案总金额近10.38亿元人民币，抓获犯罪嫌疑人2649人。

八、关于环境法治建设

中国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重视环境资源保护，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近年来又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的环境法治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加强环境立法和健全环境法律制度及措施 截至2009年底，中国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等30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中国各法律部门中立法进程最快的领域之一。

中国的环境立法注重对环境法律制度和措施的规范，先后确立了近20项环境法律制度以及诸多环境保护措施。最初，中国的环境法律制度注重末端治理，主要建立了“三同时”、“限期治理”、“排污收费”、“排污申报”、“规划”、“标准”、“监测”、“监视”、“征收超标排污费”、“许可证”等制度。1999年，中国修改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开始注重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污染防治的法律规范，增加设立了“污染物总量控制”、“功能区划”、“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等制度，注重从源头控制污染。此外，为了强化对海洋环境污染的控制，增加了“油污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油污保险”、“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污染应急”等制度，使环境法律制度趋于完善。2002年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治理的源头控制。2007年修改的节约能源法和2008年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增加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明确了将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增加了“公众参与”、“定期考核”等制度，充分发挥全社会对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环境法律制度是较为完善的。

（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国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人类共同的生存和发展，积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近年来，中国为与国际社会一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了有关规范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循环利用资源和增强碳汇能力等方面的立法工作进程。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确立的节能减排目标，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节约能源法进行了修改，明确了节能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扩大了节约能源法的调整范围，增加了对建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及公共机构节能的规定。国务院据此修改完善了建筑节能条例和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条例，进一步强化了能效标准，明确了强制性的用能产品（设备）能效标准、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限额标准、严格的建筑节能标准、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耗限值标准等，增加规定了一系列节能管理的基本制度，明确了鼓励和引导节能的财税、价格、信贷、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和一些强制性的节能管理措施，加强了政府机构的节能管理和对政府机构带头节能的要求。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200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了修改，强化了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对地方规划的指导调控作用，完善了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宏观调控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基金制度。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先后制定了有利于从源头上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了大量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了增强碳汇能力，200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海岛保护法，加强对海岛生态系统的保护。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开展了对森林法修改的论证工作，增强森林碳汇能力。

在完善法律的同时，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对完善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包括：一是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二是提出适时修改完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时出台配套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三是按照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要求，严格执行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草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四是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之一，加强对有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三）加强环境司法和环境法律实施的监督

在不断完善环境立法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视加强环境法律的实施。近年来，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对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多次监督检查和跟踪检查。有关专门委员会还对各地落实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确立的节能减排目标的情况，进行了多次监督检查，并对三峡工程建设、大兴安岭生态建设、南水北调工程等进行了监督调研。同时，各级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者，严格落实责任，加强责任追究，环保工作取得积极成果。

九、关于法制宣传

在全体公民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2009年，着眼于增强全民法律素质和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法制宣传工作主题鲜明，形式多样，效果明显。

（一）开展主题法制宣传活动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是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法制宣传工作的重点。围绕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企业为对象，先后举办主题论坛、法制报告会、法制培训班、法治论坛、知识竞赛、法制文艺等6万多场次。围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开展送法下乡、加强农民工法制宣传、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等活动，培训农村干部110多万人次。围绕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在新疆等地开展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探索在民族地区和宗教场所建立学法制度，2009年的“法律进寺庙”活动共举办宗教教职人员法制培训班近万期，20多万人次参加培训。围绕保护知识产权，将知识产权教育内容纳入《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编写《知识产权法律知识读本》，开展“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等。此外，还开展了防控甲型H1N1流感、道路交通安全、禁毒等社会热点和重点问题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二）实现“双百”活动常态化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在2006年至2008年连续3年取得圆满成功的基础上，2009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双百”活动常态化工作的意见》，以3年为一个周期，实现“双百”活动常态化。2009年“双百”活动共组织报告会430多场，直接听众超过45万人，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重点宣讲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深化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工作

推广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等制度，许多省（区、市）组织了统一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组织形式多样的公务员学法活动，共举办公务员法制学习培训班50多万期，培训公务员1600多万人次。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拓展，全国大中小学已经基本开设法制教育课，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工作进一步规范。开展全国青少年法律知识竞赛，1600多万青少年参与了网上知识大赛。继续组织“爱祖国、学法律、创和谐”大型青少年普法活动，培养和增强广大青少年的爱国意识和法律素质。

（四）推进法治省市县创建和基层依法治理工作

2009年全国有19个省（区、市）、130多个地（市）和500多个县（市）开展了法治省市县创建活动。制定《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考核指导标准》，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指导。基层民主法治创建活动蓬勃开展，有364个行政村被司法行政机关和民政部门表彰命名为第四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五）发表《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为了及时向国内外介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进展，继2008年中国发表第一部关于法治建设的白皮书——《中国的法治建设》后，中国法学会于2009年6月组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报告从立法工作、依法行政、司法工作、人权的法治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等方面，全面反映了中国2008年法治建设情况。

（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的载体和形式

2009年，除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更加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开办了大量法制宣传栏目、节目、专版外，网络法制宣传有较大拓展，全国已有普法网站近200家，政府网站、新闻网站、上游门户网站都开办了法治网页、频道、专栏、专题。“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更加深入人心。

十、关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

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09年，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继续稳步发展，在培养法律人才、树立法治理念、塑造公民意识、培育法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法学教育体系日臻完善

——法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在“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办学方针指导下，2009年全国的法学类专业校、院、系已发展到630多所。其中，具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333个，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115个，具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35个（其中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11个），有11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2009年在校法学本科生超过40万人，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快速地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与此同时，法学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显著增强，法学专业课程设置日益系统化，培养方法不断改进，不同层级、类型的法学学位定位逐渐清晰、衔接日益合理，法学教学活动与科研、司法考试、法律实践、职业发展等联系更为紧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诊所式教学和模拟法庭等多种教学方式得到逐步推广。——多类型法学教育体系和多层次法学学位体系初步形成。法学教育院校的设置既有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和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也有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还有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司法学校和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法律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法律职业教育是法学教育适应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法治的需要，代表法学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国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已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09年，中国的法律职业教育继续围绕法律职业理性教育、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素养和技能的训练展开探索和实践。其中，以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警官学院培训为主的司法职业教育初具规模与特色，各类岗前培训、任职与晋升资格培训、专项知识技能培训逐渐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律师、公证员、书记员等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职业教育也渐次启动，为满足法治建设多方面的人才需求提供了保障。

（二）法学研究事业更加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学研究事业不断繁荣，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法学理论研究成果，法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为合理的研究队伍初步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更加科学化、多元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较好贯彻。

2009年，中国的法学研究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关注重大事件、关注民生，积极回应现实热点难点问题，尤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形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规范国家公权力运行、促进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宪法学围绕新中国成立和宪法发展60年，重点研究了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变迁问题；法理学围绕在中国举办的第24届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主题，重点研究了全球和谐与法治问题；民法学围绕侵权责任法的制定，重点研究了归责原则、损害赔偿、特殊侵权形态等问题；商法学围绕商法视野中的社会责任，重点研究了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行政法学围绕行政程序的法治化，重点研究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裁量权的规范、给付行政程序等问题；经济法学围绕金融危机与经济法，重点研究了金融危机与市场规制、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等问题；财税法学围绕服务科学发展，重点研究了财税民主与财税法治、税收征管法制的完善、促进区域发展的财税政策等问题；知识产权法学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重点研究了网络环境中的版权保护、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等问题；刑法学围绕新中国刑法建设60年，重点研究了刑事和解制度、死刑制度适用等问题；社会法学围绕改善民生，重点研究了新农村建设与社会保障立法、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制、劳动合同与劳动基准立法等问题；国际经济法学围绕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经济法的变革，重点研究了反补贴、新贸易保护主义、服务贸易促进立法等问题；民事诉讼法学围绕新中国民事诉讼法60周年，重点研究了调解制度、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等问题；刑事诉讼法学围绕深化刑事司法改革，重点研究了刑事量刑程序的完善、优化刑事司法权配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等问题。

十一、关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

2009年，中国在参与国际立法、加强与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一）参与国际立法及相关活动

——反恐立法方面。中国已参加13项反恐国际公约中的11项，并正就已签署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履行国内批准程序。派团参加联大反恐特委会2009年届会，继续参与制订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的谈判。为进一步完善现行国际反恐法律框架，中国赞同制定一项新的全面反恐国际公约，赞同在联合国主持下适时召开反恐高级别会议的倡议，以便为反恐国际法律合作提供政策指引。在区域层面，中国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支持进一步加强本组织框架内反恐合作的法律基础，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公约》。

——外空法方面。派团参加了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中国代表强调，建设“和谐外空”离不开外空法的有力保障，同时认为现行外空法还不足以有效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备竞赛，需要在不影响现有外空法律框架的前提下，讨论制订新的法律文书。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表决支持第389号决议《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海洋法方面。派团参加了第19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国际海底管理局第15届年会和64届联大海洋和海洋法决议磋商。关于外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应科学合理地划分国家管辖海域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既让沿海国充分行使对其陆地领土全部自然延伸的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又应避免侵蚀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国际海底区域的范围。中国政府认为，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根据《公约》第76条和附件二审议沿海国划界案，不应影响各国对《公约》其他部分的适用。

——国际人权条约谈判和履约。2009年12月，中国派团参加了《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工作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与各国讨论制定《儿童权利公约》来文申诉机制任择议定书的相关事项。中国切实履行已参加的人权公约义务，启动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次履约报告、《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四次合并报告及《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首次报告的撰写工作。2009年8月，中国政府派团出席了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审议中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十至十三次合并报告的会议，与委员会进行了建设性对话。委员会审议结论肯定了中国政府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举措与成就。

（二）司法协助等领域的工作 从1987年同法国签订《中法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协定》起，中国在司法协助领域的缔约工作走上了快车道。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与近60个国家签订了逾百项司法协助条约。

——通过司法协助，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2009年，中国与外国相互提出并执行的各类刑事、民事司法协助案件3300余件，涉及贸易纠纷、海事运输、产品质量责任、保险、侵权、离婚、贪污、跨国洗钱、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中外司法协助有效打击了跨国犯罪，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

——推进司法协助缔约工作，完善司法协助法律框架。2009年，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先后批准了《中国和墨西哥引渡条约》、《中国和秘鲁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韩国移管被判刑人条约》、《中国和澳大利亚移管被判刑人条约》、《中国和委内瑞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巴西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马耳他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国政府还先后签署了《中国和马耳他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巴西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引渡条约》。

——开展司法协助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与加拿大举行司法和执法合作第二轮磋商。双方就引渡、遣返逃犯及分享犯罪所得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一致认为，应当持续这种对话，推动双方在司法和执法领域的务实合作。就引渡法律和实践问题同美国举行研讨会，深入交流了各自宪法框架、引渡的国内法和条约基础、办理引渡案件的具体操作程序、缔结引渡条约的标准和要素以及引渡的替代措施等问题。

（三）气候变化问题的系列涉外法治活动

——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法律地位。气候变化问题是2009年度最大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发表《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依据和行动指南。应对气候变化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就是要加强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在9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全面阐述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宣布了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4项重要举措。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参与了会议谈判，并与各方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和交流。温家宝总理亲自与会，发表重要讲话，并深入细致做各方工作，阐述中方立场，促成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会议最后发表的《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确认了“巴厘路线图”双轨制谈判的进展，锁定了各方在重大焦点问题上的基本共识，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今后谈判奠定了政治基础，指明了方向。

——积极应对“碳关税”带来的法律问题。针对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边界调节税”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中国商务部于7月3日指出，征收“碳关税”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12月16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示，坚决反对使用碳关税措施限制贸易发展。

（四）其他方面

——维护《南极条约》的法律地位。派团参加第32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指出冻结南极领土、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科学考察自由、协商一致等原则，是《南极条约》成果的基石，应继续作为处理南极旅游、生物勘探等新问题的指南。

——推进国际条约适港澳问题。2009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中国政府核准《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的核准书以及有关该协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声明。2009年还办理了13项多边条约修正案适港澳手续。——参与国际司法活动。国际法院在荷兰海牙就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案举行书面及口头程序。中国参与了上述程序，阐述了对处理科索沃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的理解，重申了对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民族自决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立场。这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的司法程序，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第一次共同参与国际法院的司法活动。

结束语

2009年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很多，法治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确保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加快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谱写法治建设的辉煌新篇章。

附 录

（一）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法律目录（15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

9、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

1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决定

1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设在横琴岛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实施管辖的决定

（二）2009年国务院制定和修改的行政法规目录（21件）

1、军服管理条例

2、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

3、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的决定

4、旅行社条例

5、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

7、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8、彩票管理条例

9、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10、基础测绘条例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12、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13、全民健身条例

14、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15、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16、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17、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18、政府参事工作条例

19、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

20、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

21、行政学院工作条例

（三）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司法解释（22件）

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四）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

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

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

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篇6：中国石化年度报告

前言

一、关于立法工作

二、关于依法行政

三、关于司法工作

四、关于人权的法治保障

五、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六、关于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

七、关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3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探索，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加快推进，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实现重大转变。3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进步：立法工作成就巨大，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普遍增强，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促进了司法公正；普法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日益繁荣，全民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社会法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法治建设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加强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2008年的法治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的继续创新发展，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方向；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稳步展开；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律监督、法制宣传、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等各个环节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中，彰显了法治的促进、保障和服务作用。2008年，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卓著，谱写了法治文明发展的又一崭新篇章。

一、关于立法工作

2008年，中国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7件法律，审议了17件法律草案，国务院制定了30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30多件地方性法规，朝着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标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编制5年立法规划

2008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组成后的第一年，为做好新一届人大的立法工作，在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必要性和可行性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立法规划着眼于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把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支架作用的基本法律、实现科学发展和改革发展稳定急需的法律、立法条件比较成熟的法律，作为立法规划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项目。立法规划涉及改善民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范行政行为、健全司法制度、发展民主政治等7个方面64件法律项目，其中49件法律草案要求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内提请审议；15件法律项目先进行深入研究，待条件成熟时再安排审议。新的五年立法规划的制定，增强了国家立法工作的预见性，对提高立法质量，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立法

———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食品安全关系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针对这些年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食品存在安全隐患，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的情况，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议了食品安全法草案。这部法律草案涉及建立食品安全的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即对食源性疾 ⑹称肺廴疽约笆称分械挠泻σ蛩赜Φ苯屑嗖猓允称贰⑹称诽砑蛹林猩镄浴⒒院臀锢硇晕：τΦ苯蟹缦掌拦馈Ｌ岢鍪称钒踩墓冶曜际乔恐浦葱斜曜迹晒裨何郎姓部门统一组织制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食品生产者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实行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发现其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并通知各相关方。明确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不得实施免检制度。食品安全法审议通过后，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建立起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和法律屏障。

———修改残疾人保障法。中国目前有8000多万残疾人。为了发展残疾人事业，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增强全社会扶残助残意识，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残疾人保障法进行了修改。这是惠及中国残疾人群体的一件大事，是进一步落实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的又一项重大立法措施。这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从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康复服务、教育权益、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社会保障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完善或者增加了有关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规定。完善或者增加了关于无障碍环境的规定，从设施建设、信息交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范。充实了禁止歧视残疾人的规定，对一些严重损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修订消防法。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消防法。修订后的消防法进一步健全了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立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群众积极参与的消防工作机制，充实了农村消防、公安消防队伍应急救援、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等内容，细化了法律责任。

———制定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为了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劳动合同法，国务院制定了相应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实施条例重点针对劳动合同法中比较原则的规定和社会上存在误解的条款，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劳务派遣、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适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从而维护了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较好地处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的关系、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关系、保护职工利益长远目标与现阶段目标的关系，努力实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保障了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

(三)加强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立法

———审议通过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对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前几届全国人大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两次审议后通过了这部法律。企业国有资产法围绕维护国有资产权益、保障国有资产安全、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等核心内容确立了相关法律制度，主要有：将国家对企业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界定为企业国有资产，纳入该法的统一规范和保护范围。规定了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如：重大事项的决定权限和决策程序，企业改制、与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资产评估等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对企业的重大投资、提供担保、转让财产等行为防范风险的基本要求。建立了全方位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预防体系。

———修改保险法。保险法是规范保险活动，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和国家金融体系完善的重要法律。保险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加强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明确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严格规定了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条件，强调保险公司的全部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货币资本。拓宽了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保险资金运用渠道，规定保险资金可以用来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可以投资于不动产。完善了保险公司的业务规则，增加规定了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对关联交易的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保险销售人员的资格管理制度以及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的登记管理制度等。完善了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进一步明确了保险公司破产清算时的债务清偿顺序。

(四)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立法

———修订防震减灾法。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如何更好地防御和减轻地震灾害，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修订了防震减灾法。这次修订对我国近年来实施防震减灾法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对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对防震减灾工作的成功做法，特别是对四川汶川抗震救灾的成功做法予以制度化。修订后的防震减灾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的要求，增加了防震减灾规划制度，完善了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余震监测等内容，增加了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要求，以及政府对农村民居抗震设防的管理与支持。完善了地震应急预案制度，增加了抗震救灾指挥部运行机制、救援力量统一指挥、紧急救援队伍建设、国际救援等方面的规定。增加了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规定，明确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制定应对重大事件的相关行政法规。汶川地震后，为保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依法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国务院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恢复重建工作中的责任，明确了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遵循的方针和原则等，对规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国务院废止了有关食品免检制度的规定，及时制定《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乳品从牧场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管理，严格落实执法责任，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五)开展法律法规的清理工作 ———法律清理工作全面展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于1987年对1978年底以前颁布的法律进行过一次清理，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为了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开展了对法律的系统清理工作。清理的重点是解决法律规定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明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法律之间规定不尽一致或衔接不够，法律操作性不强、影响实施等问题。清理的目的是维护中国法制的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更加科学、统一、和谐，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

———行政法规清理圆满结束。国务院自2007年开始对列入清理范围的655件行政法规进行逐件清理。2008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废止49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43件行政法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行政法规清理，是国务院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所采取的重大举措。

———规章清理顺利完成。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 ⒆灾吻⒅毕绞泻徒洗蟮氖腥嗣裾府、国务院各部门对现行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进行了全面清理。列入清理范围的12695件规章中，共废止1977件，宣布失效196件，修改395件，进一步提高了国务院各部门和 ⑹辛郊墩府的制度建设质量。

(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改革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根据立法法规定，200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在中国人大网上全文公布，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法律草案，还要在中国主要新闻媒体上公布。这一决定大大增加了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实现了公布法律草案的常态化，是朝着立法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大步伐。2008年共有11部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通过这种形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做到能够吸收的尽量吸收，并将吸收情况给予反 Ｔ谏笠榉勒鸺踉址ㄐ薅┎莅腹讨校嗣袢褐诠蔡岢7000多条意见，对充实群测群防制度，增加国家鼓励、引导志愿者参加防震减灾活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开展地震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意见，都吸收到了法律规定中；在审议食品安全法草案过程中，共收到各方面意见11300多件，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有关理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对食品经营实行分层次管理、食品召回、保健食品管理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认真进行了研究，并对法律草案作了相应修改。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后，共收到7万多条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将收集的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后，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反 2008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还针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中涉及的电子监管码等专业性较强、争议较大的问题，联合召开了立法论证会。

———改革完善国务院立法工作。为在制定行政法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度，国务院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国家安全等内容外，行政法规草案全部公开征求意见。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彩票管理条例等22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行政法规草案，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人民群众热情参与，仅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草案就收到群众意见8.2万条。

二、关于依法行政

坚持依法行政，努力建设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2008年，中国各级政府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方面，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成绩。

(一)自觉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中国的各级行政机关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依照宪法规定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是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国家制度。2008年，为汶川地震后的灾后重建，需对2008年中央预算做出调整，为此，国务院于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专题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认真审议，批准了2008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并同意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需采取一系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此，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专题工作报告。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2009年中央预算前，国务院可以预拨一定比例的资金，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

(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制定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则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规定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五项准则，体现了中央人民政府加强自身建设、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市县政府是中国政权体系的基础，市县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为此，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对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做出明确部署和安排。决定下发后，各地方政府采取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实施方案、培训骨干人员等多种形式落实决定精神，对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政府信息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条例实施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制度体系逐步健全，公开载体更加丰富，电子政务积极推行。在汶川地震抢险救灾过程中，相关信息及时全面的公开，为提升救灾效率、维护社会稳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和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都强调要加快实行行政问责制。山西尾矿溃坝事件、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一批相关的政府工作人员被追究责任。行政问责范围逐步明确，问责程序逐步规范，问责方式逐步向法治化转变，社会公众参与问责的积极性逐步增强。

(三)加强法规规章备案监督工作

2008年，国务院共收到备案登记的地方性法规374件、地方政府规章581件、国务院部门规章152件，经审查对存在问题的44件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处理，有效地维护了国家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全国31个 ⒆灾吻⒅毕绞姓府法制机构共审查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下一级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9925件，并对其中存在问题的295件作了不同方式的处理。

(四)认真落实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制度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因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制度。2008年，国务院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866件，比2007年增加23%，全国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78002件，平均审结率近96.1%，80%以上的行政复议案件基本实现了“案结事了”。通过行政复议，推动了政府依法行政，促进了一大批复杂的行政争议在基层得以化解，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五)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创新

通过体制改革与创新严格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根本保障。2008年，市县两级政府加大了行政执法责任体系建设力度，20个省级人民政府规范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建立了行政处罚基准制度，提高了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三、关于司法工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2008年，中国以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制约为重点，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入手，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中国的审判、检察、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人民法院工作

中国各级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008年，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10711275件(含上年未结案806687件)，审结、执结各类案件9839358件，审结案件数是1978年的19.5倍。

———以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重点审理刑事案件。2008年共审结刑事一审案件768130件，其中审结爆炸、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故意重伤、重大盗窃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261268件，审结贪污贿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经济犯罪案件52173件。全年共判处刑事被告人1008677人，其中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罪犯占15.77%。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人民法院坚持正确执行法律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规范死刑复核工作，努力提高办案质量和复核工作效率，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关，确保每一起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罪犯依法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最高人民法院还积极推动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解决量刑尺度不统一问题。

———以保障民生、实现案结事了为重点推进民事审判工作。2008年中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民事审判原则，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5381185件，诉讼纠纷标的金额7955亿元。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54.00%，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的案件占24.54%，侵权、权属等方面的纠纷案件占21.46%。人民法院把保障民生作为推进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劳动报酬的纠纷，对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纠纷，着力提高司法保护的效率，较好地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大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特别是特殊困难群体的司法救助力度，完善了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具体条件、标准和措施。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法庭巡回审理制度。从解决好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化解纷争，切实体现司法为民。

———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为重点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2008年共审结行政一审案件109085件，其中涉及房屋拆迁、房屋登记、规划等城建方面的案件28672件，涉及土地、林业、矿产等资源方面的案件18892件，涉及公安的案件10455件，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的案件7843件，涉及乡政府和农业的行政案件4493件。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对重大、复杂和有协调余地的案件，对政策性强、社会普遍关注、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案件，人民法院坚持依照法律规定，认真审慎地做好协调工作。特别是对由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引发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真研究相关的司法政策，促进了这类行政案件的受理和审理。为改革和完善现行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撤诉问题的若干规定》。

———认真解决执行难问题。中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人民法院执行。2008年，人民法院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共办结执行案件2225419件，执行结案的标的金额5263亿元。为解决多年来存在的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并从2008年11月开始，在全国组织开展为期8个月的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

(二)人民检察院工作

中国各级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职责是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人民检察院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2008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依法打击刑事犯罪。积极参与反分裂、反恐怖斗争，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妥善处理发生在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和毒品犯罪，依法严惩走私、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严重经济犯罪。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952583人，提起公诉1143897人。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3546件41179人。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7594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21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87人。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人。围绕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以及职务犯罪多发行业和领域，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分析职务犯罪发案原因、特点和规律，及时建议有关单位和部门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开展预防宣传和咨询，加强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剖析，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警示教育。

———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把解决有罪不究、违法办案、侵犯人权问题作为2008年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重点，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及时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864件；监督侦查机关立案20198件，撤案6774件；决定不批准逮捕107815人、不起诉29871人；对侦查活动中滥用强制措施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22050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3248件。把解决裁判不公问题作为2008年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重点，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11459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5222件。把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减刑、假释不当等问题作为2008年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法律监督的重点，制定了关于监狱检察、看守所检察等规范性文件，落实羁押期限届满提示、超期羁押责任追究等制度。依法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4990人，对侵犯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等问题提出纠正意见11660件次。

(三)加强司法解释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司法解释工作，不断规范司法解释程序，注意提高司法解释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确保司法解释质量。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司法解释1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17件，其中刑事司法解释3件，民事司法解释11件，行政司法解释2件，其他司法解释1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1件，为正确实施法律，公正高效审理相关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公安工作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组织开展了命案侦破、打盗抢抓逃犯、打击经济犯罪、禁毒人民战争等专项整治行动，保持了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2008年，中国公安机关所立刑事案件总量保持平稳，全国因刑事犯罪造成的伤亡人数略有下降，刑事犯罪造成的危害程度有所降低。

———加强社会治安防范，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载体，切实加大了社会面管理和防范工作力度，全国社会面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各级公安机关坚持开展重点治乱，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了治爆缉枪、打击网络淫秽色情、扫黄打非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了治安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大了治安案件的查处力度，扭转了一些地方、场所、部位治安秩序混乱的局面。

———全力维护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社会稳定。2008年，中国把确保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安全顺利举行作为维护稳定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明确提出平安奥运是北京奥运会成功的最大标志，是最重要的国家形象。各地各部门以实现“平安奥运”为目标，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稳定工作，加大了对暴力、恐怖活动的防范、打击力度，加大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加大了社会治安防控力度，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安全顺利举行作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不仅有效防止了暴力恐怖事件、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的发生，而且北京等赛事举办城市和各地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大幅度下降，确保了奥运安全顺利，维护了国家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高度评价。

(五)司法行政工作

———强化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是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中国新成立了一批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使全国各类调解组织达到82.74万个，人民调解员达到479万人。调解工作范围不断拓宽，从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纠纷的调解，发展到村务管理、劳动争议、医患纠纷、交通肇事等难点问题和纠纷的调解。全年共调解各类纠纷498.1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96.9%。———加强监狱劳教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在加强管理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的同时，大力加强个别教育和心理矫治，教育改造质量不断提高。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进一步加强，帮教率达92%、安置率达90%。

———深化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区矫正是对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犯罪在社区进行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是中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8年，已在25个省(区、市)的10275个乡镇(街道)展开社区矫正试点，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27.4万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14.9万人，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约为0.2%。

———推进司法鉴定管理工作。2008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研究制定了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和人员备案登记工作以及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遴选工作办法。开展了司法鉴定机构能力验证活动、司法鉴定认证认可试点，司法鉴定能力和鉴定质量进一步提高。加强制度建设，改进管理方法，司法鉴定管理工作机制和“两结合”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完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司法鉴定人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加强律师、公证工作。2008年6月1日，修订后的律师法开始实施。这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律师执业许可、律师执业的组织形式、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律师在诉讼中的权利保障、律师行政管理和行业自律等方面的规定，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14467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达到156710人，全年办理诉讼和非诉讼业务共2598070件。2008年中国公证机关共办理公证事项9490275件。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公证处3035个，公证员11368人。

———完善司法考试制度。中国的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国家选拔合格法律职业人才的一项重要工作。2008年司法部制定了改进国家司法考试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扩大了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允许普通高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报名参加考试，调整了四川等地震受灾地区的考试时间及报名方式，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实行了特殊政策。发布施行了《台湾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若干规定》，有818名台湾居民报名参加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允许台湾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为两岸架起了法律交流与沟通的一座新平台。

———做好司法协助和法律援助工作。2008年，中国与外国相互提出并执行的司法协助请求数量超过3000件，涵盖了贸易纠纷、海事运输、产品质量责任、保险、侵权、离婚、贪污、盗窃等诸多领域，有效地打击了犯罪，维护了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截至2008年底，全国已建立法律援助机构3268个，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各级政府法律援助财政拨款66947.5万元，法律援助财政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全年办理法律援助事项546859件。

四、关于人权的法治保障

人权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懈追求和努力的目标。2008年，中国政府着手制订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提出“党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

———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政府首要保障的人权。2008年，中国经受了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灾害发生后，政府把抢救生命、社会救助、恢复重建迅速纳入法治轨道，最大程度地保障因灾受损公民在灾后的生存和发展。2月，国务院公布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指导方案》，中央政府支持因灾倒房家庭每户重建两间基本住房，对湖南、贵州、湖北、江西、安徽、广西、四川等7个重灾省区低保户、五保户、困难户给予重点保障。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先后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和《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从基础设施重建、产业重建、生态环境修复、人口安置、城乡住房、公共服务、心理康复等各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发生后，国务院进一步完善了乳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扩大城乡医疗救助范围，城乡医疗救助共达760万人次。就业促进法开始实施，各级政府把促进就业作为重要职责，不断完善促进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相关政策，就业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仅全国城乡残疾人的就业人数就达到2100多万人。加强和改进消防管理和道路交通管理，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和道路交通管理事故多发势头，全年因火灾和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所下降。

———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开始施行，规定定价机关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这是人权的一个重大发展。

———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首次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和给予寄宿学生补助生活费，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加大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力度，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落实积极就业政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全国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达3062万人，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21474万人。

五、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高度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1982年制定商标法，1984年制定专利法，1990年制定著作权法，1991年制定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初步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2008年，中国首次制定并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更趋完善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这是中国专利制度发展历程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修改后的专利法，对专利授权条件采用“绝对新颖性标准”，要求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都没有为公众所知。取消了向外国申请专利须先申请中国专利的规定。在外观设计专利中增加了许诺销售的权利。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了法定赔偿的规定，将假冒他人专利的罚款数额提高到违法所得的4倍，将没有违法所得的罚款数额提高到20万元。增加了关于强制许可的规定，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可以给予制造并出口专利药品到特定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建立遗传资源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取得新突破

———深入开展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严厉查处假冒、冒充专利案件，开展了为期一年的“雷雨行动”和“天网行动”。“雷雨行动”以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尤其是恶意、群体及反复侵权、假冒、冒充为主。“天网行动”以打击涉及专利的诈骗行为为主。两个专项行动大大遏制了专利侵权行为，有效维护了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2008年各地共受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1092件，其他专利纠纷案件34件，查处假冒他人专利案件59件，查处冒充专利案件601件。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17056人次，检查商业场所7671次，检查商品2110822件，向公安等部门移交案件21件，接受其他部门移交案件11件，跨部门执法协作327次，跨地区执法协作262次。共审批成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44个。

———依法查处商标侵权案件。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56634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案件47045件，一般违法案件9589件。查处涉及侵犯港澳台和外国商标注册人权益的案件10965件。共收缴和消除违法商标标识1963万件(套)，没收、销毁侵权商品2287万件，罚款46740万元，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137件、犯罪嫌疑人145人。

———依法在进出口环节保护知识产权。全国海关共扣留进出口侵权货物9297批，涉及侵权货物数4亿多件。核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共2292件，新增的备案申请数量与2007年同期基本持平。(三)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依法保护奥运知识产权。举办“奥运知识产权保护论坛”，把涉及奥林匹克的专利侵权行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共查处违法使用奥林匹克标志案件1721件，案值1659万元，罚款727万元。查处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案件5858件，案值3484万元，罚款2976万元，同时没收并销毁了一大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用权的各类商品。全国海关切实履行保护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工作职责，制止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的货物进出境，扣留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货物和物品约45万件，案值约人民币383万元，有效遏制了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有权货物和物品的进出口。监控和收到违法转播线索242条，查处违法网站117家，对84家网站采取关闭或停止接入等措施，责令33家网站删除内容或停止侵权行为，在互联网界产生了巨大震慑作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涉奥假冒盗版犯罪活动，及时破获假冒奥运金牌案、假冒奥运火炬案、制售假冒奥运纪念币等一批案件。国际奥委会表示“对北京奥运会电视转播和媒体报道情况非常满意”，“中国反盗版工作为全球奥运版权保护树立了榜样”。

———充分发挥民事、行政和刑事三种诉讼制度的作用，对知识产权提供全方位的司法保护。结合知识产权审判特点和实际，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方面加强调解，充分发挥民事审判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在行政诉讼方面，人民法院认真履行对涉及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案件和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的司法复审职能，依法有效地监督和促进知识产权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行政。在刑事诉讼方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司其职，依法开展知识产权犯罪侦查、起诉、审判工作，预防和惩治知识产权犯罪。2008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27876件，比上年上升32.58%。

———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月活动。2008年，人民法院开展了以“司法护权、激励创新”为主题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月活动，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由全国法院举办的持续时间最长、主题鲜明突出、内容丰富多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项行动。

六、关于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

开展法制宣传，繁荣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培育法律人才和中华民族的法治文化，是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一)法制宣传进一步加强

———发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2008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围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这条主线，阐述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实行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经验。这是中国关于法治建设的第一部白皮书，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深化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五五”普法规划中期督导检查工作顺利完成。310万名公务员参加了法律知识考试，24万农村“两委”干部接受了法制宣传教育，634万企业职工受到法律知识培训，建成青少年法治教育示范基地100个，94%的城镇中小学、85%以上的农村中小学配备了法制副校长。表彰了第三批“民主法治示范村”，推进了农村和城市社区依法治理。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全面启动，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组织重大事件和重大主题的法制宣传。汶川特大地震后，司法部组织开展了以“加强法制宣传，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法律进灾区、进安置点、进帐篷、进活动板房、进工地的活动，在法制日报和中国普法网等媒体开辟专门栏目，宣传与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相关的法律知识。通过举办“奥运法制宣传万里行”活动，印制奥运法制宣传手册、折页、海报，制作动漫公益广告《福娃说法》光盘，开展手机报奥运法制宣传等多种形式，扩大了奥运法制宣传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开展相关专项法律知识竞赛活动，参与者达2600多万人。利用相关法律的颁布实施日，开展专项法律的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积极利用远程教育平台开展法制教育，全国直接收看的人数达1200多万人次。

———“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活动产生深远影响。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于2006年启动，到2008年已历时3年。3年中，“双百”活动在中国31个 ⒆灾吻⒅毕绞泻托陆ㄉ璞诺89个地、市、州，共举办报告会135场，直接听众38万人。近百名法学家到中国各地向各级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宣讲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二)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继续繁荣发展

———法学教育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中国共有法学类专业院校系610多个，在校法科学生达到40万人。为解决中西部地区基层政法机关法律专业人才紧缺问题，开展了政法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14个 ⒆灾吻⒅毕绞械25所政法院校招录5000多名学生。改革试点以司法业务综合素质培养为基础，以职业精神、基本技能和专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着重训练学生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综合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繁荣法学研究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2008年，中国法学界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为契机，对各法学学科30年来的进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关注重大事件、关注民生、积极回应现实问题为着力点，就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法律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为国家的决策提供法律对策和法学理论的支撑。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的评选，有40篇(部)法学专著和法学论文获奖。2008年中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法学、法律类期刊600多种，发表论文数量在3万篇以上。

七、关于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

2008年，中国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涉外领域的法治交流，涉外领域法治建设成绩显著。

(一)参与有关国际立法

———在反恐立法方面，中国派团参加了联大反恐特委会2008年会，继续参与《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的谈判，表达了希望有关各方能就公约的遗留问题尽快达成共识，尽早完成该公约的制定，以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框架的立 Ｖ泄乖诹瞎蠡岬裙饰杼ǎ厣炅瞎捌浒怖砘帷⒋蠡嵊υ诠史纯侄氛蟹⒒又鞯加胄髯饔玫闹髡牛С滞ü贫ü使技忧看蚧骺植乐饕宓墓屎献鳎⑶惺德男刑踉家逦瘛Ｔ谙钟13项反恐国际公约中，中国已经参加了其中11项，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

———在反腐败方面，派团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届缔约国大会及各工作组会议，积极主张履约审查机制应严格遵循缔约国会议决议确立的原则，不得干涉缔约国内部事务，司法协助、资产追回、技术援助应作为履约审查的优先事项。

———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派团参加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四次缔约国大会，强调国际合作始终是履约工作的重点和优先事项，呼吁各国在尊重差异、增强互信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履约能力，反对以履约审查为名干涉别国内政。

———在外空活动和外空法方面，派团参加联合国外空委第51届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和谐外空”概念，并强调指出，维护和加强外空法治、促进外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建设和谐外空的重要保障，各国应对此共同努力。

———在国际刑法方面，分别组团参加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届缔约国大会续会和第七届缔约国大会。代表团重点参与了侵略罪特别工作组的讨论，主要涉及侵略罪和国家侵略行为的定义、法院行使对侵略罪管辖权的条件及侵略罪条款的生效程序等具体问题。

———在人权法方面，作为人权理事会成员之一，中国一贯重视促进、保护并大力发展本国人权事业，始终认真负责地履行理事会成员国的职责，积极参加各种人权机制运作和人权专题讨论，致力于促进国际人权对话与合作。2008年6月，中国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同年8月31日对中国生效。

———在海洋法方面，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于2007年提出的“建立和谐海洋秩序”的理念和主张，强调建立和谐海洋秩序的根本目的，就是使海洋永久造福人类，人类持续回报海洋，要在科学和法治的基础上，实现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开放和管制之间的兼顾，先来和后到之间的公平。2008年，中国有关方面积极进行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研究工作。

(二)着力推进司法协助等领域的缔约工作

———3月19日，签署了《中国和秘鲁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4月3日，签署了《中国和阿联酋刑事司法协助条约》；5月27日，签署了《中国和韩国移管被判刑人条约》；7月11日，签署了《中国和墨西哥引渡条约》；9月24日，签署了《中国和委内瑞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和澳大利亚引渡条约》、《中国和法国引渡条约》、《中国和科威特民商事司法协助协定》；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引渡条约》；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和日本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和巴基斯坦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国和纳米比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和葡萄牙引渡条约》；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和阿联酋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三)继续推进国际条约在香港、澳门的适用

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中国政府办理了中国参加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万国邮政联盟组织法第七附加议定书》、《〈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章程〉关于中心所在地的议定书》、《泛美开发银行成立协定》、《泛美投资公司成立协定》、《多边投资基金II成立协定》、《非本地区国家加入泛美开发银行总则》等8项多边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的手续。办理了中国参加的《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等3项多边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适用于澳门特区的有关手续。

(四)密切跟踪国际热点法律问题 ———在外空活动方面，根据国际外空活动的最新形势，中国空间法学界积极跟踪国际空间活动的法治问题，发表相关看法主张。中国空间法学会在北京召开了“空间立法名词”研讨会，专门就我国拟定空间活动管理条例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在人道法方面，组团参加国际人道法地区研讨会，围绕“支援和平行动中和复杂紧急情况下的机构间合作及重建家庭联系”主题进行讲解。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派团参加气候变化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COP14)和京都议定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MOP4)，强调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挑战，落实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和规定，一要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要充分体现公平原则，三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各国应按照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在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方面做出具体安排，采取切实行动，目前紧迫的是要确定发达国家中期量化减排指标。此外，中国还积极参加了安理会、联大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拉美、地中海等全球和区域多边会议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显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参加了在美国华[0.10-3.92%]盛顿召开的经济大国气候变化会议，同欧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举行了双边气候变化磋商，与法国发表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与澳大利亚发表了进一步密切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与日本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和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也加强了气候变化磋商或协调。

(五)支持联合国决议，参加国际合作，积极打击海盗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和安理会决议，2008年12月，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首次执行护航的任务，多次成功保护我国和外国商船，成绩卓著。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