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爆炸给我们的反思

天津爆炸给我们的反思（共6篇）

篇1：天津爆炸给我们的反思

天津港安全事故引起的教育反思

曹亚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全国人民无不哀痛。同时，也引发了我对学生安全教育的沉重思考。假如事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该怎么办？对学生的日常安全教育真的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吗？

血的教训极其深刻。面对这场几乎可以肯定为人祸的大爆炸，我们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看客”层面。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们每位老师的职责，在教给他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安全教育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校安全工作直接关系着学生的安危、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而小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及能力，因此，培养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及早教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安全常识以及处理突发事件的方法在学校的安全教育中尤为重要。

首先，我们应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增强抓好学校安全的使命感、责任感。严格执行学校安全工作规定，讲安全、抓安全，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不仅要牢固掌握一些突发事件来临时的求生方法，而且能根据季节、地域、环境等不同特点选择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安全预防教育，使他们能够接受比较系统的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食物中毒、防止沉迷网络游戏和其他电子游戏，防突发事件等各类安全知识的教育。利用与学生紧密相关的事例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安全素质。

其次，加强对学生的防范救护教育。对一些可能造成未成年学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工作和活动采取安全措施。禁止学生登高擦窗子，以保学生的安全。禁止学生带危险物品到校。治安管制的刀具、弹弓、喷射枪等有可能造成伤害的玩具不准带到学校来。使学生牢记各类安全紧急救助电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着力培养学生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确保在发生事故时不至于手足无措，能够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救护手段。这不仅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需要，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本要求。

然后，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不容小觑。我们要时刻教育学生注意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帮助学生克服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避免因心理原因引发突发事故。要创新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学生的信赖度。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让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第四，在班级管理方面，我认为还应该明确任务，强化措施，建立安全制度。校园伤害事故有时是防不胜防，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教师不可能时时刻刻伴随在学生们身边，所以，在班内进行明确的安全分工，让学生代表帮助完成班内安全监督工作是不错的办法。不论是课前、课后、午间、放学，凡是学生在校期间都要派专人照看，做到时时处处有记录、有检查。另外，学生的安全离不开家长的配合，我们必须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学校更应明确安全责任制度，严格执行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紧迫感。随时整改，层层落实。

天津港事件让国人心痛，一个小小的过错，往往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近年来的持刀进校园砍伤师生事件，踩踏事件，交通肇事事件比比皆是，触目惊心。每一则故事都告诉我们，校园安全工作不容忽视。珍爱生命，从小做起，万不要让一个个如花般的面容在我们身边消逝。

篇2：天津爆炸给我们的反思

因此,面对复杂的突发性灾难事件,该如何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成了一个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2015 年8 月发生在天津港的爆炸事故为例, 对复杂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特点及策略进行探讨。

一、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舆情走向及其复杂性

2015 年8 月12 日23:30 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开发区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 这起重大爆炸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多、财产损失大、环境破坏严重,因而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一)天津港爆炸事故的舆情走向

天津港“8·12”爆炸事故,其整体舆情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 每个阶段舆论引导面临的形势和处理的方式有所不同:第一阶段,舆论引导处于被动回应状态,整体舆论以质疑为主,许多谣言开始传播,事件不断升温;第二个阶段,舆论引导以主动为主,质疑声逐渐消解,谣言逐一澄清,事件逐步平息。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时间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尽快控制消除火情,全力救治伤员,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总理立即做出批示, 要求全力组织力量扑灭爆炸火势,并对现场进行深入搜救,做好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事故。

第一阶段:被动回应阶段。 天津市在事件发生初期处于舆论引导的被动地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地媒体失语。 爆炸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天津市本地媒体集体处于失语状态,从报刊到广播、电视,有关事故的报道十分有限,有的媒体还在按原先的安排播放节目, 这与如此重大事故公众的高度关注极不相符,导致了舆论对天津媒体的质疑,从而在舆论引导的第一个节点就陷入被动,处于劣势。 二是阻挠记者采访。 事故发生后,当地多次出现工作人员阻挠记者采访事件,使舆论引导工作陷入被动。 三是信息公开不及时透明。 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公开有关信息,瑞海公司环评报告、天津港的归属等基本问题均未能在第一时间公开。 四是新闻发布会操作不当。 8 月16 日前举行的六次新闻发布会,出席领导层次低、 代表性不够、 回答记者提问保守等,使得舆论引导一直处于被动“接招”状态。

第二阶段:主动引导阶段。 8 月16 日,李克强总理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抵达事故现场, 看望慰问消防队员、救援官兵和伤员及受灾群众,并就下一步救援救治、善后处置和安全生产工作做出部署。 李克强强调,这次事故伤亡重大,教训极其惨痛,国务院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要彻查事故原因,依法严格追责、严厉问责、严肃查处,对涉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违法违规的,要一究到底,坚决处理,决不姑息。 此后,天津市逐渐掌握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信息公开力度加大,并正面回应有关质疑,出席发布会的领导层级提高,天津市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也出席了发布会。

(二)天津港爆炸事故的复杂性分析

与以往一般性突发灾难事故不同的是, 这次天津港爆炸事故十分复杂, 这是导致事故发生之初舆论引导没能及时掌握主动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1.爆炸事故本身的复杂性

此次发生爆炸的危险品仓库, 事故现场有危化品40 余种。 其中氰化钠约700 吨,硝酸铵约800 吨,硝酸钾约500 吨, 能确定的危化品数量约3000 吨。而化学品爆炸不能用普通灭火方式, 化学品本身会引起反应而发生再次爆炸, 如遇降雨就可能产生爆炸。 就连在消防战线工作40 多年的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牛跃光也表示:“像此类的危险品仓库, 这还是经历最复杂的一次灾害事故。 ”①事故的复杂性,不仅增加了抢救工作的难度, 也给媒体及公众带来了很多未知信息,舆论引导工作陷入困局。

2.爆炸事故利益主体的复杂性

此次事故发生在天津港, 舆论一开始便质疑天津港与瑞海公司的关系, 并对天津港的归属问题表示关注。 然而,相关信息却迟迟未能公开,导致舆论引导工作十分被动。 甚至在8 月19 日的发布会上,天津港总裁出席发布会时还强调, 天津港是个区域的概念,与瑞海公司之间没有关系,并回避了天津港直接归属问题。 而此次灾难事故涉及交通运输、口岸管理、安全生产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加大了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

3.爆炸事故舆论环境的复杂性

新媒体环境下,主流媒体不发出权威声音,小道消息就会占领舆论阵地。 正如李克强所言:“权威发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 ”[1]由于事故发生后信息公开不及时不透明,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谣言,这些谣言一方面混淆了公众对事件的认识, 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得舆论引导工作举步维艰。

二、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情特点

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相对难度较大,如何应对此类事件, 怎样做好这类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值得关注和重视, 天津港爆炸事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结经验教训和进行反思的机会。

反思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工作,首先需要全面了解此类事件的舆情特点,从而提出解决方案。从此次事件看, 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社会关注度高

当前社会环境纷繁复杂, 公众须借助媒体及时了解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信息, 从而减少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并据此做出判断和调适,增强安全感。

突发事件,特别是突发安全事故,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密切相关, 是最受公众关注的社会风险之一。 当此类事件发生时,会在第一时间引发公众的关注。 在复杂性突发事件中,事件的不确定性给公众造成了疑惑和诸多不安全感, 必然更会成为其关注的焦点。 因此,公众关注度高是此类事件最明显的特点。

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的舆情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事故发生后,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在各大网站、微博、微信中迅速传播,并立即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关注。 公众将关注焦点很快集中在了危险化学品上, 这是因为危险化学品使事故救援工作难以开展,且会给事故带来次生灾难。

更为重要的是, 公众急于知道危险化学品爆炸后是否会给当地的空气、地下水、土壤带来污染,污染的程度有多大, 未爆炸的危险化学品是否依然存在危害人们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隐患, 自己居住地周边是否也存在此类潜在的危险等。 这显然已经突破了一般性突发事件中公众的“旁观者”心态,许多人都是事故灾害的直接关联者。 因此,此类事件的社会关注度高,是舆论引导工作需要特别重视的。

(二)舆论质疑声多

舆论质疑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这是因为突发事件往往事发突然,公众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一时无从知晓,希望尽快了解真相,因而出现质疑声音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对一般性突发事件,舆论质疑主要集中在事故发生原因及如何追责等问题上, 只要相关部门实事求是地及时公开信息, 质疑声相对较为容易平息。 但在复杂性突发事件中,由于情况复杂,公众又难以全面获知真相,因而舆论质疑会更多。 如果有关部门不能以坦诚的态度对相关信息及时、充分地公开,质疑声非但不会消失可能还会更多,从而使得舆论引导的难度加大。

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 因为涉及许多公众无法获知的复杂情况,舆论质疑点多且相对集中。 如这样一家危险化学品仓库是如何通过环评报告的, 事故主要责任所涉及的瑞海公司归哪个部门管理, 天津港与天津市的关系是什么, 爆炸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何种程度的污染,危险化学品会不会引发次生灾害,等等。 公众对瑞海公司总经理只峰的身份也产生了质疑。

这些质疑开始时是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正常反应,但由于有关部门回应不及时,丧失了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的最佳时机。 随之一些恶意中伤的谣言开始出现,搅乱了舆论环境,使得舆论引导变得更加被动。

(三)不确定性因素多

不确定性因素多是风险社会的一大特点, 也是突发事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在复杂性突发事件中,不确定性因素更多。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谣。 ”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往往情况复杂,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人们如果不能及时了解真相,就会受到谣言干扰,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接触谣言、传播谣言,从而产生不良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管部门不能及时回应,极易给谣言提供传播空间。

此次天津港爆炸事故最大的不确定性, 是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及危害。 因为瑞海公司已经被炸毁,指挥部没有仓库的相关记录,只能初步估算有40 余种约3000 吨危险化学品。 同时,危险化学品因品种不确定, 爆炸后会不会由于化学反应再次发生爆炸也很不确定,以至于指挥部不得不停止救援,派防化部队进入救援现场勘察。

对当地群众而言, 更是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如:爆炸对周边水质、土壤、空气的污染程度如何? 瑞海公司有700 吨氰化钠的说法是否真有其事? 而后来在确定瑞海公司确有700 吨氰化钠后, 群众对这些化学品的潜在危害依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认识。

之所以说天津港爆炸事故是典型的复杂性突发事件,最重要的就是整个事件充满了不确定性,使得救援工作遇到阻碍,公众心理遭受煎熬。

(四)问题专业性强

专业性强的安全领域,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必然会出现很多专业性问题。 公众对事件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过于专业的问题干扰了他们的认知,公众心理的不确定性大都源于此。 这些专业性强的问题只有在第一时间, 通过相关专家进行深入解读,让公众消除心中的疑惑,才能获得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如若专家介入不及时,导致公众质疑声四起,这时舆论引导就已陷入被动状态,再找专家解读,效果会大打折扣。 在复杂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所涉问题的专业性强是其突出特点,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2015 年6 月1 日发生的湖北监利“东方之星”号沉船事件就面临这一问题。 当时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海洋局、 中央气象局等部门立即邀请相关领导和权威专家,对沉船原因、打捞措施等专业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降低了公众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减少了舆论质疑,扼杀了谣言的源头。

在天津港爆炸事故中, 有关部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也邀请了天津市环保局专家对环境污染及检测情况进行了实时报告, 新闻媒体也采访了公安部消防局、危险化学品专家,对消防问题和危险化学品处置问题进行了专业解读。 但由于事故现场情况过于复杂,相关信息的公开度相对不足,所以这些信息的发布仍然未能消除公众疑虑,质疑声始终难绝,舆论引导还是显得有些被动。

三、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复杂性舆论引导因为其特殊性, 故尤其需要讲求策略和方法,要在转变思想观念、调整运行结构、综合各种要素和改进引导方式上下功夫, 从而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实现预期的引导效果。

(一)转变思想观念:变被动引导为主动引导

正确观念的形成,是对事物科学认识的结果,它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事物,处理和解决问题。 形成和掌握正确的舆论引导观念,可以使我们在舆论引导工作中更好地把握时机、 掌握方法,以求实现好的效果。

在舆论引导实践中, 目前仍有不少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采用“你问我答”的被动舆论引导方式,引导的效果往往难以让社会和公众满意。 因此,变被动引导为主动引导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思想观念问题。在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中,尤其需要把被动引导变为主动引导。

所谓“主动引导”,其关键就是要增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性,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面对舆论事件,要及时公开有关信息,准确把握社会关切,主动回应舆论质疑,以争取舆论引导的积极效果。 为此,需要掌握下面一些基本观念。

1.信息观念

信息的作用在于使公众减少和消除原先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在突发事件中,应该注意及时、公开、透明地把关于这一事件的相关信息在第一时间让公众知晓,以减少公众认识上的不确定性,这样质疑的声音就会减少和消除,舆论引导也就掌握了主动权。

2.受众观念

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公众作为受众的角色十分重要,要取得好的引导效果,就须牢牢确立受众观念,要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作为舆论引导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要求, 新闻发布和媒体报道都必须充分考虑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突发事件中各种信息的知情需求,这样才能争取他们的认可,实现主动引导。

3.议题设置观念

“议题设置”是传播活动中常用的一种通过选择“于己有利”的合适议题,经过精心传播而达到影响受众意识和行为的方式,其实它也是舆论引导的一种有效方式。 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确立议题设置观念十分重要。 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过程中,新闻发布会和媒体的报道要主动设置议题, 积极引导公众的意见走向和关注焦点。 当然,议题设置也不能一厢情愿,要同受众的关注点结合起来,以争取主动引导的效果。

4.沟通观念

政治沟通作为现代政治行为的一种方式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政府决策、形象塑造及危机管理的必要手段。 舆论引导的本质是一种宣传和传播方式,以往那些单向灌输式的宣传理念和传播方式已无法适应信息化时代和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形势需要。 在新形势下, 舆论引导需要确立一种基于平等关系的沟通观念, 要善于在同一平台上与公众展开平等对话,而不是依然使用以往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方式,唯此,才能争取主动引导的效果。

(二)调整运行结构:政府主导的立体式发声

在一种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中, 各参与主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的,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政府是主导者,在新闻发布、议题设置、政策解读、思想疏导、资源整合、统筹协调等方面均起核心主导作用。 而舆论引导的各参与方都是该结构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成员, 需要各负其责,相互配合,以形成立体式发声的运行结构,要避免发生各自为营、互不相干的情况。

在这个舆论引导运行结构中, 媒体是参与者中的关键性一方, 因此要善于发挥各媒体机构在信息采集、新闻发布、议题设置,以及释疑解惑、反映民意、化解矛盾等多方面的作用,使其成为舆论引导的中坚力量。

在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中, 中央主流媒体是权威消息的发布者,因此事件发生后,应尽力发挥主流媒体在权威信息发布和稳定民心方面的作用, 以使主流舆论无限扩大,负面舆论逐渐式微。

由于传统媒体的版面、时段有限,其信息发布被公众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而新媒体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动态消息,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到这些信息。因此, 在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要注意发挥新媒体在动态消息发布方面的优势。

复杂性突发事件,通常持续时间较长,信息变动大且快, 全国性媒体及其他地区媒体在持续关注和深入报道事件方面会存在一定困难, 而当地媒体在这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它们不仅在事件爆发时可以凭借其地域优势,第一时间及时发布信息报道新闻,而且在持续报道事件方面也有优势, 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当地媒体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

在政府主导的立体发声体系中, 实现多个舆论场及各种媒体形态的有机融合, 并使之朝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复杂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目标。 为此,作为主导者的政府需要“善待、善用和善管媒体”,从而使各类、各级媒体都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三)综合各种要素:准确把握舆论要素内在联系

舆论是利益关系相近的人们对其所关注的某一现实问题的共同意见,问题(事件)、公众(人们)、意见(态度)是舆论的三大基本要素。 在复杂性突发事件中, 需要综合各种舆论要素, 准确把握其内在联系,以使之形成良性运行状态,取得好的效果。

1.事件是舆论形成的关键要素

舆论引导要始终围绕事件本身,不能偏离事件,为引导而引导。 在复杂性突发事件中,由于事件是由众多事实构成,情况十分复杂,如果对事实把握不准,很容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走偏方向。 这就需要把握事件这一关键要素,掌握事件中的每一个关键性事实,避免因其他因素的干扰而偏离舆论引导方向。

2.公众是舆论的行为主体

舆论引导要有强烈的公众意识,充分重视其在舆论引导中的关键作用, 而不能仅仅将其视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在新媒体时代,公众的参与意识迅速提升,参与水平普遍提高,这是舆论引导面临的现实情况。因此,要把公众作为舆论引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在,时时以满足其信息需要作为舆论引导工作的中心。

3.意见是舆论的核心要素

舆论引导的关键是要让正确的意见形成主流舆论, 并且为公众所接受和认可。 因此要根据舆情动态,及时、充分地表达党委和政府的正确意见,以引导舆论。 当然,公众的意见也不能忽略,因为在此类事件中,公众的态度和关注点决定着舆论的走向,因此不能只根据自己的意愿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顾及公众的意见,否则舆论引导不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还会起到反作用。

在新媒体时代, 任何一起突发事件发生后都会迅即引爆舆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高,各种意见掺杂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舆论态势。 因此,要有效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在把握舆论要素关系的基础上, 还要处理好 “收” 与 “放”、“堵”与“疏”、“静”与“动”的关系。

总之,舆论引导是一种机制化、系统性,而且有着自身规律的工作, 并非用临时应急的方式就能够实现预期效果, 因此需要准确把握舆论要素的内在联系,综合各种舆论要素,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以实现预期的舆论引导效果。

(四)改进引导方式:积极主动及时公开释疑解惑

舆论引导需要讲究科学方法,采用有效方式,而不是仅凭引导者的主观愿望就能实现预期目标。 因此, 改进舆论引导方式, 提高舆论引导艺术十分重要。 在复杂性突发事件中,积极主动、及时公开、释疑解惑,是保证实现舆论引导效果的重要方法。

“积极主动”,指的是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 态度决定行动,好的态度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有些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员往往担心突发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会影响其政绩和仕途,因此常常会采取消极态度,对事件信息采取一压(压下不报)、二拖(拖延不报)、三瞒(隐瞒不报)的方式来应付,结果贻误信息发布时机,造成舆论引导被动,引起媒体和公众的不满。 政府要有效地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就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借助媒体搭建起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同时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满足其知情需要,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事件、面对媒体、面对公众。

“及时公开”,指的是及时公开地发布信息,让公众尽快获知事件的真相, 这是在突发事件中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基本要求。 及时公开发布信息既可以第一时间表明政府态度,也可以第一时间介入舆论、引导舆论,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释疑解惑”, 指的是要主动回答公众对事件的疑问,消除公众的疑惑和疑虑。 通常,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中,我们都强调要“回应社会关切”,这在一般性突发事件中很重要,可是“回应”本身带有一定的“被动”成分。 在复杂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中,我们更强调信息发布要“释疑解惑”,即把事件的复杂性、相关专业问题,以及事件中的一些未知因素主动地向公众解释说明,这不仅能消除公众认识上的不确定性,消除公众的疑惑和疑虑,同时也是一种议题设置方式,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摘要：近年来,当灾难性突发事件发生后,舆论引导工作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以天津“8·12”爆炸事故为代表的复杂性突发事件,其舆情具有社会关注度高、舆论质疑声多、不确定性因素多、问题专业性强等特点。面对复杂的突发性灾难事件,我们应从转变思想观念、调整运行结构、综合各种要素、改进引导方式等方面入手,探讨复杂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策略。

关键词：复杂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舆情,机制

参考文献

篇3：反思天津大爆炸

8月12日晚23时34分左右，天津滨海新区一处危险化学品物流仓库发生爆炸，随后引起周围多家工厂更强烈的二次爆炸，中国地震台网速报显示，第一次爆炸近震震级约2.3级，相当于3吨TNT，相隔仅30秒后的第二次爆炸近震震級约2.9级，相当于21吨TNT。

据@天津发布，至8月27日，事故已致139人遇难，并已全部确认身份。其中公安消防人员21人，天津港消防人员63人，其他人员47人。

在这起事故中，有人哀叹那些“最美逆行”的消防员生命的逝去，虽然这些牺牲或许本可以避免；有人不满于播放韩剧的天津媒体和一问三不知的发布会，正是当地官方的应对迟钝和消息公开不及时，一度让各种谣言漫天；还有更多的人对危化品管理混乱，涉事的瑞海国际物流背后复杂的官商勾结，以及地方政府与国企间职责不清、相互卸责深感愤怒。

查办责任人自然必不可少，但却非全部。就事故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进行全面反思，并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唯其如此，每一次事故才有望不成为下一场灾难的预演。

检讨消防体系

官媒报道称，天津这次爆炸是至少从1949年迄今，消防员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如何检讨消防体系当是首当其冲。

中国的消防员主体为现役武警官兵，根据兵役制度，服役期两年。也就是说，一名普通消防员进入部队后，刚刚积累了2年经验，如果不能转士官，就面临退伍。即使能转为士官，长远来看职业发展前景也比较狭窄，许多经验丰富的消防员往往在黄金从业年龄就选择离开这一行业。兵役化将消防员职业定义成一种短期的服役职业，这决定了消防员永远年轻也永远经验不足的特点。严重削弱了这个群体本应该具有的反应与处置力，因此也容易出现种种安全问题。

相比之下，像日本的消防署不是军事化编制，而是属于公务员，保证了队伍的稳定。同时，日本全国共有包括一所国立“消防大学”在内的48所消防大学和消防学校，消防员必须科班出身，消防干部必须“消防大学”毕业或经过高级研修。一般的消防队员，则必须进入各地政府办的公立消防学校，接受6个月的专业训练。从而保证了消防队伍的专业化。

在此次众多遇难的消防员中，还有不属于消防编制内的由天津港消防部门雇用的合同制消防员。据悉，他们也是最早赶赴现场扑救的消防人员队伍之一。这些遇难消防员的家人之前曾公开质问：自己的亲人为何没有被列入官方的死者和失踪者名单。

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天津后已安抚港口消防员家属对于可能得不到公正抚恤的忧虑，并向媒体保证对所有消防员一视同仁。

而这些消防员特别是合同制消防员是否获得过扑灭化学火灾的适当培训，现场处置有无问题，疑问也同样存在。媒体报道称，现场并无人告知他们有不能沾水的危险化学品，消防员就按照正常途径用水来救火，随后便发生了两次爆炸。8月18日，赶赴天津的核生化救援部队基本确认，是仓库内金属钠遇到水后引发爆炸。

由天津的这一次火灾和几十位牺牲者的生命，应该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消防体制的思考：如何去军事化，实现职业化；如何去勇敢性，实现科学性。建立专业的消防院校，培养专业消防人才。

化工围城

需要反思的还有危化品项目与居民区之近，以及危化品管理混乱的现状。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19条规定，危化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化品储存设施（运输工具加油站、加气站除外），须与居住区、商业区、学校等场所保持安全距离。但是，该条例仅规定了八类区域，具体到安全距离应为多少合适，仍是由相关行业标准明确。

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GB18265-2000），其规定了8类危化品，瑞海物流仓储业务占据其中7类，包括易燃固液体、自燃物品、氧化剂、毒害品和腐蚀品等。

《要求》根据面积，区分了大、中、小三类仓库，分别指大于9000平方米，550到9000平方米之间，以及小于550平方米。其中，大中型危化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公路、铁路、水路）、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000米。

根据环评报告，瑞海堆场项目占地46226.8平方米，远超过9000平方米的要求。然而，即使依然按照1000米安全距离来算，也未达到要求。其距最近居民区甚至不足600米！

事实上，这种情形不仅在天津存在。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聚集、城市膨胀，一些新区产业导入与人口流入相辅相成，在繁荣经济的同时出现了化工厂、危险品仓储与居民区交织存在的局面，不少都存在安全防护距离不足的问题。而近年来化工企业安全事故频发，危险品爆炸、泄露事件也频频殃及周边居民小区。

此外，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25条，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化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政府安监部门（在港区内储存的，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然而爆炸事故发生后，瑞海却迟迟拿不出仓库内危化品的种类、数量详细清单，海关数据存在与企业负责人提供的信息出入较大等问题。直至8月17日公安部消防局副局长牛跃光证实，爆炸事故现场共存放有硝酸铵800吨左右、硝酸钾500吨左右、氰化钠700吨左右，现场累计存放危险化学品3000吨左右。

甚至在爆炸前，瑞海有半年多没有危化品运营资质但仍正常运营。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4年4月，瑞海公司才首次获得天津市交通部门批复的危化品经营资质，有效期至2014年10月16日。而该公司正式获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可经营危化品相关业务）是在2015年6月，也就是说，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的8个月中，该公司没有经营危化品的资质。

监管真空与官商勾结

天津爆炸事故暴露出地方政府与国企权责不清，出事后又互相推诿的问题。

据称，天津港在天津是“一方诸侯”，也是一个“独立王国”，地方政府对天津港的控制能力很弱。天津港原来隶属于交通运输部管理，后来转制成为企业，人事任免权归地方，业务指导归交通部，天津港归天津市交通委管。天津港的权力仍然很大，在它的港区地盘内，别的地方政府部门很难插手它的具体业务。

2004年改制后的天津港不再具有土地的行政管理职能，然而，正是在它的地盘内，2012年注册的瑞海公司却在极端时间内疯狂成长，成为天津口岸危化品货物集装箱业务的大型中转、集散中心。

作为国家级项目的天津滨海新区亦如此，其他省市以各种名目建立的大量“新区”，权责不清问题恐更深重。

与很多事故一样，其背后往往指向严重的官商勾结。瑞海之所以能在安评、环评环节和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港口经营许可证等上面一路畅通无阻，也正得益于其复杂的政商关系资源。有媒体发文直接点名该公司背景不一般，更有传言称涉事企业与高层有牵连。

8月18日，官方证实，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0人，已于13日被控制。

报道称，于学伟、董社轩二人利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拿到仓库选址的政府批准，尽管选址明显违反了禁止在居住区1公里距离内存放危险化学品的规定。于学伟曾是一家国有化工企业的高管，董社轩则是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的儿子。瑞海是这两个人在2012年成立的，他们是瑞海的实际大股东。于学伟承认他用表弟李良的名字持有该公司55%的股份，董社轩用一个高中同学的名字持有公司45%的股份。

“第一家安评公司说距离居民楼太近，”34岁的董社轩说，他所指的居民楼遭到严重破坏，所有的人目前都已搬出。“后来又换了家安评公司，结果就弄下来了。”

董社轩的父亲董培军，据披露“能量很大，多次被告，平安过关，与（已落马的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的关系很好”。去年患癌症去世的他，在去世前已因涉嫌滥用职权为亲属牟利以及贪污受贿被相关部门调查。但随着调查期间不治身亡，相关线索中断。

此外，8月18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原天津市副市长杨栋梁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杨是否与天津爆炸有关目前不得而知。但正是由他2012年9月签署施行的《危险化学品许可证管理办法》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而不需要危化品许可证即可从事危化品经营活动，为包括瑞海等危化品仓储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8月16日，李克强表示，这次事故要“彻查追责，给历史一个交代”。8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称要彻查天津港爆炸事故责任并严肃追责。

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8月19日在称自己“对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的同时，承诺将对瑞海进行彻底及透明的调查。他说，“涉事的不管他是什么人，有什么样的关系，都要一查到底。”

8月27日，检察机关已分别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对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郑庆跃等10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巡视员王金文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11人中有7人为副厅级以上官员。

舆论危机

然而纵观此次灾情面前，当地政府的应对和表现却着实乏善可陈。

天津被贴上“一个没有新闻的城市”的标签，在本次大爆炸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爆炸发生当晚至次日，当地电视台没有这起特大事故的报道。更不可思议的是，在随后长达4小时的时间里，天津卫视播出了一部动画片和一部名为《糟糠之妻俱乐部》的韩国电视剧。

就像之前应对灾难的举措一样，當地官方设法封锁说明政府似乎有错的报道。迅速开始了所谓的打击谣言行动，很多关于事故的帖子在网上被迅速删除。

官方媒体主要集中发表有关救援行动的感人文章。但对于设法了解事故的中国人来说，看到大量获得官方认可的纪念活动和救援故事，而没有任何有关事故原因的有力报道，令人感到沮丧。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天津当地分管安全的副市长没有出席，安监部门也没有官员出席，对起火爆炸的原因、经济损失均无回应，尤其是直播的发布会竟在记者提问环节中断。

在前六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情况一知半解的天津官方发言人慌乱搪塞，动不动就说，“不清楚”、“不知道”、“不掌握”，令公众十分不满；而官员在发布会上表现出的缺少人文关怀的姿态，更是激起众怒。8月16日第六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谁负责统筹指挥救援，官员回应“将尽快了解情况”，也就是说，灾难发生4天多了，谁负责统筹指挥救援都不清楚。

8月17日，财经网无界新闻发表的评论员廖保平的文章《天津不应该成为国家危机应对的塌陷地》，痛批天津此次处理事故的能力和水平，如处在上个世纪，非常不符合一个直辖市应有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天津已经成为国家危机应对的塌陷地。以致中央不得不出面给它站台，李克强亲自赶赴天津善后，做了很多本该天津市分管安全的副市长该做的事。

篇4：天津港爆炸事故的经济余波

冲击保险业与房地产业

天津港爆炸事故的事发地带企业仓库港口设施密集, 高价值标的非常集中, 因此对保险行业来说, 或成为史上单次事故最大赔案。有关专家称, 此次爆炸事故中财产保险规模巨大, 赔付数额估计在50亿—100亿元, 主要由原保险公司承担, 再保险公司作为补充。爆炸事故对天津当地保险行业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包括中国保险行业的“老三家”——人民保险、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在内的国有大型保险企业、中小股份制保险企业甚至民营保险企业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预计未来几年都要背着这个包袱。

爆炸发生地滨海新区一直是政府重点发展区域, 产业丰富, 区域消费能力较强。近几年大型房企扎堆进入滨海新区, 而塘沽区更成为住宅市场的核心区域。因此, 区域内的开发商也将蒙受超10亿元的损失。尽管专家称爆炸事故引起的市场停滞状态不会持续过久, 塘沽、滨海新区等远郊区县项目多为刚需楼盘, 该地域房地产市场将在一段时间后逐步恢复正常。但爆炸事故会使购房者在一段时间内主动抵触该区域内楼盘, 该区域空置房或在2-3年内难以卖出。

削弱天津港的领先优势

天津港定位为“中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 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 辐射西北、华北和东北。爆炸事故扰乱了天津港的进口业务, 会对生产行业和进出口产生一定影响。

天津港是我国进口车最重要的港口。业内专家表示, 爆炸事故势必会对天津港的汽车进出口产生影响, 天津港的汽车进出口短期内会低迷。

爆炸事故削弱了港口的进出口功能, 扰乱了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商品的进口业务, 这些业务势将被周边的港口分担, 这会对港口本身附加值的创造产生很大的影响, 天津港本已在国内创造的领先优势, 很有可能被削弱。

减缓天津自贸区发展步伐

天津自贸区今年4月份刚刚挂牌成立, 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贸区, 本可借着天津港的区位优势、自贸区的政策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滨海新区开发等重大国家战略迎来大的发展, 但是爆炸事故打乱了其发展节奏, 当地政府的工作重点从自贸区转移到了应对爆炸上, 天津自贸区的发展进程或将暂时落后。

此次爆炸的发生地位于东疆保税港区和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交界处, 正是天津自贸区的核心地带。自贸区受创, 首当其冲的是航运物流业务。受爆炸事故影响, 港口部区域生产作业一度暂停, 船舶进出港受限。作为天津自贸区的重要组成, 天津港区位与物流优势的暂时性丧失, 将对天津自贸区打造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产生不小的影响。

同时, 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新区之一, 正站在新的发展风口, 受此事故影响, 已落地企业的“稳商”、未落地 (或潜在投资方) 的“招商”难度, 均有可能基于对当地投资环境“安全性”的判断, 而做出战略调整。天津自贸区的发展恐将落后于广东和福建。但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 长远来看爆炸事故对此影响有限。

引发产业结构调整

媒体报道称, 爆炸是危化品堆垛发生火灾而引起。由是, 再一次引发舆论对天津滨海新区“化工围城”的探讨。2011年, 有媒体曾发出质疑, “渤海湾遭遇化工厂围港”, 并对天津市工业园附近过于密集的危险化工品项目提出了质疑。2012年, 滨海新区的化工厂就发生过双氧水储存罐爆炸的事故。

篇5：天津爆炸给我们的反思

从性质上来看,这个事故与贝克和吉登斯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所定义的现代风险极为匹配。有毒化学物品是现代科技产物,在有关于它的风险面前我们缺乏经验。同时,这种小概率事故的发生产生无论是实际的伤害度和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巨大的。人们首先开始产生对于事故带来的环境健康风险的担忧。接着对当权者和事故处理方的事故处理能力表示质疑,进而引发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在天津的事故中,这些情况正在一步步的发生。

在这类事故面前,可以说相关机构和政府的处理都是滞后的。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经历。比如,日本在福岛核危机的事件中无论是政府还是运营商的处理都显得相当无能。这是因为我们对现代社会的风险缺乏经验。这样说或许很残忍,我们必须通过一个一个事件的经验积累,以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代价才能总结出面对现代风险的经验。问题是,我们在事故中学到了什么。

为什么有毒化学物质的存放如此不符合规范?进而思考,有没有相关规范? 环评安评有没有做?是怎么做的? 为什么消防人员贸然进场?他们有没有处理这类事故的经验?谁该为他们的牺牲负责?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被回答。并且是给予官方的有可信度的负责任的回答。

在这里首先想讨论一下事故发生后政府的危机公关意识。危机公关之所以称为公关而不称为发布其意思在于政府不能仅仅告诉群众上级政府如何重视,领导如何批示, 我们都干了什么这些套路性的信息。 公关其意思在于要明白群众想知道什么,说群众能听懂的信息。在信息发布的同时,抚平群众的种种质疑,把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有信任作为基础,才能避免谣言、不实报道、以及破坏国家政府形象的言论。然而这一点正是我国各级政府现阶段再遇到类似事故时的短板。 一直以来的管理模式使政府把群众的信任看作理所当然应该形成的, 而不是思考事故后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话语方式赢得这种信任。

其次说说政府危机公关的能力。看着美剧和美国大片长大的80、90后大概都非常熟悉这样的套路。重大事故后政府官员笔挺的黑色西装召开着圆桌会议,各方面的专家被召集并立即提出专业性意见, 然后再由主官在聚光灯下即诚恳又悲怆地进行感同身受又具号召力的发言。当然我们不可能期待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像拍大片一样具有抚平伤痛号召群众的力量。但是,大片至少给出了一个信号,危机公关的能力直接影响群众对事故和政府工作能力的理解。群众不是专家, 没有专业知识,但是群众需要专家运用专业的能力对事件的起因及后续进行专业分析,同时以群众可以理解的方式言说事故的影响及注意事项。群众还期待可以看到政府的担当,这种担当是需要通过演绎的方式让群众知晓的。负责人在媒体面前的信息发布和发言就是这种演绎最直接的传达方式。然而在近期发生的种种事故中,例如高铁,例如今天的天津,很遗憾我们没有看到有这种专业知识的专家,也没有看到有演绎能力的负责人。我们看到的专家用其专家的身份而不是专业知识发言,我们听到专家用专业知识企图堵住悠悠众口,而不是言说我们能够听懂的处理事故的话语。 我们看到负责人传达上级政府之意志,提出一系列“不能”、“不要”、“切实”之方针,却听不到他们正面回应我们的质疑。这种危机公关的能力作为一个群众我表示习以为常, 作为一个学人我表示非常“捉急”。

篇6：天津爆炸给我们的反思

有一次布置作业，忽发奇想，把印制好的试卷搁置一旁，要求学生自由写些文字，属于随感或者随笔之类。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一再强调，这不是考试作文，大家一定要放开写，老师看重的不是文体、字数与主题，而是你们心中最想表达的那一份真情实感。总之，就是想放开来让学生去抒写心中的所思所想。

假期结束，收上来的文字出奇地清新，仔细地读了所有文章后，被下面的这篇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感喟不已，学生有着如此诚挚的情怀与深刻的认识，一些话语就如同那个在皇帝新装展示会上的小孩的晬语，很微弱，却是振聋发聩的!

大家一起来品读这名学生对教育的评价与呼吁吧!

给学生留一方净土

给学生留一方净土，一方属于他们自己的净土，给他们权利与自由。青春年少是张狂的，是热血沸腾的，是勇往直前的，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没完没了的作业，也不单单是ABC, XYZ……也需要快乐，需要自由。

要想给学生一方净土，要靠家长、老师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校园应该是未受污染的“桃源”。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今天听说某某同学与某某同学早恋了，明天听说某某把某某打伤了，某某又偷看不健康书籍了……这还是校园吗?校园是孩子做梦的地方，必须让这些“异物”“怪象”远离孩子，以防污染他们纯洁的心灵。

现在常常听到老师们抱怨：现在的孩子真是越来越难管了。发出这种高见的时候，老师们是否也该问问自己是否有责任呢?我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是冷冰冰的题目，知识是没有温度的，可是人有啊!要让孩子“乖”一点，请给他们的压力少一点。

学习是一个过程，它要求老师和学生巧妙地配合，并非老师问什么学生就要答什么!学习应该是快乐的，这就要求老师要有高超的授课技巧，让孩子想学、要学，教学归根到底是一门艺术，一门培养人的艺术。然而，老师们很少想着用什么“教学艺术”，而是使出浑身解数，都在强调自己的学科重要，恨不得要学生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某一门学科的学习上。

请列位看官搞清楚了，学生与诸位一样都是人，一天24小时，就算三年不睡觉也很难达到您所谓的标准。每到高考时分，各所中学拼了命地去竞争所谓的本科达线率，可是上大学是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呀!现在，一些高分低能的学兄学姐们，大学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而再看看现实，做大老板的又有多少上过大学的?上清华北大能成材，不上清华北大也不一定不成材!

给学生留一方净土，让他们自己耕耘，自由耕种吧!

无论孩子多么不成熟，但在他们心里总会有自己的独立认知，或许这样的认知还没有完美到无懈可击的程度，但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学生，他们的认识总有其合理的地方。

读罢文章，我的心是怦怦跳的，不是快乐，而是由学生文章带来的心灵震颤。

心灵震颤之一：学生是如此地压抑。读这篇文章，最大的感觉就是学生似乎在利用文字来宣泄。应该说，学习有点压力是正常的，可是压力大到让学生难以支撑时，自然而然地便会更加倾慕自由。一些具有叛逆性格的孩子，甚至会产生对立情绪，认为考试是为老师考的，学习是为父母学的，消极对待每一门功课，成绩也一落千丈。应该说，自由是人的本性追求之一，自由活动也是人的本质之一，也是人和其它自然存在物的不同因素之一。处于繁重学业压力下的学生更需要自由活动，这种追求本身没有错误。不过，教育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正如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中所言：“充分圆满的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现状又该如何缓解孩子们的压力呢?这是我们的教育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必须处理好、协调好，才能促进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心灵震颤之二：学生对于社会现象的思考与评价是如此地片面。学生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自然会有自己的思想。但是，有思想并非都是正确的思想，一些学生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以及个人教育经历的挫折，所形成的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与评价，往往比较片面，有的甚至偏激。每年的高考作文都会有一些奇文、怪文。写例文的这名学生对于学业与出路的看法显然是片面的，求学过程是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成长阶段。只是由于某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不再注重孩子能力的培养，繁难冗长的演算与练习，把孩子们的灵气剥蚀殆尽，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导致学生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抵触。“现在，一些高分低能的学兄学姐们，大学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而再看看现实，做大老板的又有多少上过大学的?上清华北大能成材，不上清华北大也不一定不成材!”这样的揭露也并非无中生有，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中：爱迪生是一个报童，可他有两千八百多项发明;已故台塑创始人王永庆先生念的书也不多，能从一个卖米的小商人成为世界巨富……但是，我们不能因这样的个别现象的存在而否认教育对人的自身发展的意义，或者产生学习无用的思想，因此而放弃学业。如果这样的社会现象普遍化，引起更多人对教育的不信任，甚至抵触，那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讲是一种损失，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我们的教育必须避免“每到高考时分，各所中学拼了命地去竞争所谓的本科达线率”这种舍本逐末现象的出现。

心灵震颤之三：我们的考试是如此地禁锢孩子的生命。一位热心的网友(邱华国)曾经算过这样一笔帐：现今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要花多少时间应付考试?期中考试：平均2天/次，共24次，为48天。期末(毕业)考试：平均2天/次，共24次，为48天。月考、单元测验、统测等：依照平均每月1次，每次1天，每学期4个月、共24个学期计算，则为96天(事实上，许多学校的考试时间很有可能要比这频繁得多)。三次毕业班模拟考试：以小学2次4天，初中2次4天，高中2次4天，共计12天。还有中考、高考等，一般为每次3天，故另加2天。一般中考、高考会影响中学正常学习2～3天，考虑到通过调课等方式可以弥补一下，算他4年(毕业班不重复计算)，每年1天，共计4天。得到考试时间为210天。如果再加上为了考试的复习时间670天+评讲试卷100天=980天，而一个学生12年的总学习时间为2370天。以上三种时间(即为了考试而花费的时间)占学习总时间的比例为980/2370=41.4%。

多么可怕的一笔账!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孩子们成了什么?我们的教育在做什么?是引领孩子成长，完善孩子的人格?培养孩子的意志，还是规范孩子的行为习惯?哪里还有时间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一系列冰冷数字的考核让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望而生畏，还有多少心情与耐心和学生促膝交流，春风化雨地熏陶，谆谆不倦地引导……教育堪称国器，其影响力可想而知，需要的是给予孩子健康生命的激荡，领着孩子从冰冷的考试怪圈中走出来，张扬他们的生命活力!

我们的教育把孩子引向何方

读了学生的文章之后，逼迫着我不得不去追问：我们的教育要把孩子引向何方?

记得朱永新先生曾经呼吁过，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高考数学达到现在的初中水平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挖掘得那么深。想想也是，很多人的工作并不与数学挂钩，笔者从事的是语文教育工作，上学时对数学知识并不是一无所知，可由于长期接触不到数学教学，以致现在辅导小学生的奥数都很困难，更别谈初中的数学了，但我的工作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在谈到欣赏人物绘画时，我会与学生讲黄金分割理论;谈记忆规律时，我会画出遗忘曲线……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数学的重要性，任何人思维的发展都离不开数学的影响，笔者曾经也很喜欢数学，可当面对越来越多的繁难题目时，便渐渐失去了兴趣。数学教育领域的权威们一再呼吁，要在平时的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我不知道这个数学思想是个什么概念，但我敢肯定，既然是思想，就不会是单一且没有意义的繁难计算。现代科技已发展到人人可以拥有掌上电脑，人人可以上网，可我们却还在守护着往日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做着毫无生气的繁难计算，而这些计算又完全可以通过计算器很快地找到答案!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教育到底离现实有多远，能否把一些无意义的教育内容减去或者弱化，腾出时间领着学生认识、关注自然与社会，给他们自由发展的空间。美国的教育有着实用主义的传统，尽管后来遭到批判，可这个教育潮流并非一无是处，它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促使他们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似乎总圈定在一个圈子里，似乎与现实总隔着一层纸，缓慢而艰难地前行着，一次次的教育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一大批“理论家”与出版社，他们不仅“疯狂敛财”，还要进行话语灌输，把一线教师弄得无所适从!而“理论家”们却很少甚至从没有踏入现实的课堂一步，也难怪，他们的理论本身就是建构在自己臆造的空中楼阁之上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理论的先导意义，我也是不断地寻求新的教育理论的探求者之一，希望以新的理论来帮助举步维艰的中国教育尽快走出困境，问题是任何理论的价值只有根植在实践中，才会找到生命力。否则，再“合情合理”的理论，也会遭遇实践的尴尬，甚至比旧理论的负面效应更大!或许正是这些，才使得我们的教育离现实越来越远。

中国的中学生是好样的，一次又一次为祖国捧回奥赛金牌，这可比“大人们”风光多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本土尚没有真正地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尽管我们可以对外国的评审委员不屑一顾，可要想找到真正对世界文化产生震撼影响的人的确很难，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不如他们?

记得网上有篇文章谈过一件有趣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两国曾经互派教育考察团，考察对方国家的教育现况，美国教育专家上交的报告说：中国的教育抓得很实在，可能用不了20年就要超越美国。而中国的官员则汇报说：美国的教育太低效了，孩子也不用功，我们用不了20年完全可以超越美国。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故事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强烈的反差?那就是我们的教育离现实太远了，学而无用的东西太多了。现在是课程越开越多，有人戏言：“全面学习，有可能会导致全面平庸。”让孩子们更加无所适从，只得丢失很多接触社会与自我独立创造的时间，孩子们的负担越来越重，已经严重地戕害了孩子们的身心，还美其名曰：读书改变命运。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是，教育界在“读书改变命运”口号的幌子下，施行的却是“做题(考试)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一个人到底靠什么改变命运，这句话放在科举时代以及大学毕业包分配的年代，可能还有说服力。但是，当一纸文凭不能代表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要高唱着“读书改变命运”这样堂皇的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