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发展前景

中国城市化发展前景（共8篇）

篇1：中国城市化发展前景

题目 中国城市化发展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个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化发展以及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城市化相关的内容

城市化定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城市化标志：

1.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转移

2.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比重上升

3.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

城市化阶段：

1.起始阶段

2.城市化迅速阶段

3.郊区城市化阶段

4.逆城市化阶段

5.改进阶段（再城市化）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中国的城市化，我们以上海为例，分别来看一下不同时期的上海城市的发展

其实中国城市化大约始于19世纪下半叶，但是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除了上海，广州等一些沿海城市外，我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游离于城市化进程之外。其实我国的城市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真正的高速发展，由于国家一系列的政策，是的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开发开放，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如深圳。城市化随着工业化不断增长，我们国家用十几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达到的水平增长速度十分快

但是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体现出我们城市化过高增长的情况下，质量却不容乐观

1区域间的不平衡

2环境的破坏 热岛效应 光污染 废气污染

3公共基础设施的不健全

接下来我们以英国为例介绍一下欧美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国家的城市环境质量是十分高的，城市规划也是十分合理的 交通流畅 公共基础设施健全

通过与西方国家城市化作对比 得出中国城市化存在以下特点……

其实欧美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 应予以学习和借鉴 但是也不可盲目的照搬照抄 下面是我对中国城市化出现的问题提出的一点解决方法

篇2：中国城市化发展前景

（1）走工业化与城市化互为动力、共同发展的道路。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为动力，共同发展的，如果说工业化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变革，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在不同区域的耦合。因此，要继续加强乡镇企业在城市、城镇的集聚，合理规划，统一布局，尤其是选择有重点、有一定产业基础、有较强集聚与辐射能力的小城镇进行发展，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发挥城市化对工业化的带动作用。

（2）减小城乡转移的摩擦力，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化地区的转移。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看，城乡转移的摩擦力主要有农业的排斥力，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力和转移过程的摩擦力。只有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城市化水平提高，导致非农化率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以递增的速度增加，第三产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产业。

（3）结合区域实际，选择合适的产业演进与城市化模式。从中国区域实践看，东部地区的产业演进顺序与国际经验基本一致：轻工业、重化工业、重加工工业，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对城市的需求超过城市的供给能力，人口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低。在中西部地区，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非农化率的上升推动人口向城市、城镇地区转移；东部地区，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完善城市功能，加快向70%的城市化率提升。

（4）通过培育区域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传导机制，加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发展相对较快的东南沿海地区，在发展水平、速度、机制、规律等方面也存在省区差异。如浙江与福建的城市化初始动力都是乡镇企业，但是由于初始推动力度、资金来源、市场面向和区位动力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化进程。因此，各个省区城市化的推进，应该注重动力的培育与发展，并协调省区内的动力空间分布与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区位动力的发展。

（5）优化产业结构，加速资源型经济、资源型城市转型。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资源型地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化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与资源型产业体系推动，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资源型地区需要改变对政府投资、对资源开发的两大依赖，选择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产业共同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重点发展的可持续城市化道路。

（6）发挥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共同作用。中国城市化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进，完全由政府推动城市化发展会加大政府的压力，客观上会延缓城市化的进程；完全由市场推进，则可能造成城市化发展的无序和混乱，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

1.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针

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选择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发展道路。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方针应该是：“工农协调、城乡共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资源整合、集约发展；因地制宜、多元推动”。这个方针的实质就是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即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民营经济推动的城市化机制；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实施大中小、多产业类型共存的多元城市化模式。

(1)产业促进政策。一是按照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演进的产业发展顺序，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各产业与信息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继续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二是城市化发展对工业化发展的空间集聚性要求，通过工业企业的空间集聚，推动生产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村各种合作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在乡村地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供销合作，以农村工业化、农村非农化推动农业发展，初步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2)城市发展政策。一是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服从全局的各级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规划制定之后，其实施与管理同样重要，需要专门的部门来进行规划的实施管理，防止规划流于形式。二是合理调整行政区划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需要慎重思考行政区划与管制对部分地区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以及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与弊端。建议用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发展代替地级市、县级市、小城镇的划分，根据客观发展能力给予相应的发展权限。三是采取城市群、都市区的发展战略，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加强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相互联系。

(3)乡村发展政策。一是加强农村地区计划生育的实施与管理，控制人口增长数量，提高农村人口质量。二是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积极发展成人教育，提高农民人口素质。通过素质与知识教育，强化农民的经济主体地位，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能力。三是要鼓励农村居民集中建房，严格控制宅基地的新批新建，改善乡村人口生活环境，实现农村地区部分就业城市化、部分社会城市化等。

篇3：城市改变中国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城市如何发展, 城市如何建设, 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时代议题。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并成为中国奇迹最重要的支撑。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中国现有超大型、特大型城市32个, 其中东部16个、西部6个、中部10个, 基本覆盖全国。未来十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可能达到9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70%, 在2030年之前, 中国预计将有221座百万人口城市, 约1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圈里, 而整个欧洲现在才仅有35座百万人口大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未来城市规模和数量将远远超出其他国家。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分析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 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李克强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 提出了做好城市工作的具体部署, 并作总结讲话。

时隔37年, 中国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在“建设”与“管理”两端着力,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中国城市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之下, 凤凰国际智库推出《“城市改变中国”-中国城市发展系列报告》, 盘整城市发展的典型案例, 树立新的标准, 为中国新型城市的发展提供必要参考。

中国城市的发展阶段与未来走向:重量与重质相平衡

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策略的演变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 即重点建设, 稳步前进阶段;控制大城市规模, 发展小城镇阶段;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建设小城镇阶段;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阶段。这四个阶段的产生, 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作用力的合力:

其一是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起作用。在早期的城市发展当中, 工业化、集约化的现代经济是中国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与之相伴的则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流动, 工业园区的快速扩张、城市面积快速膨胀的社会现象。而在城市化率30%~70%的中期加速阶段, 城市化发展不仅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而且也成为了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政治稳定、民生进步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二是中国社会所具备的具体现实条件与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提升城市人口比重的问题, 城市和城市化发展的持久动力, 主要来自于城市包括农村地区的广大腹地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市场。因为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 主要依赖于城市基本产业的发展。而城市基本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都主要依赖城市以外包括农村地区的广大腹地及国际市场提供, 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也主要是提供给城市以外包括农村地区的广大腹地和国际市场消费。没有包括农村地区的广大腹地与国际市场提供能源和原材料及消费其产品和服务, 城市和城市化就不能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体系的合理化必须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 以企业自主选址和劳动者自由迁徙为条件, 以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的权衡为机制。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历史等条件的城市, 其城市功能以及最大化劳动生产率的最优规模都各不相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最优目标, 不是形成千篇一律的单一化城市发展, 而是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相互分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多元竞争性城市体系。

其三是城市管理者对于城市发展的战略设计与政策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然自发的过程。从改革前的三线工程到改革后的小城镇建设, 无不体现着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城市管理者对于中国城市化战略的设计与判断。尽管这其中不乏争议性的政策, 但总的来说, 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发展逻辑, 却是中国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公开的秘密。市领导是中国城市发展中最核心的生产力, 一个城市有了好的领导, 有了正确的思路, 就会蒸蒸日上、百业兴旺, 而反之则会让城市发展错过历史机遇, 呈现出百业萧条、死气沉沉的局面。

从大的战略视野来看, 中国的城市发展将在三方面合力的共同作用下走向一个重量与重质相平衡、市场经济与行政指导相统一的新阶段。一方面, “城市化战略”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 始终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加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 中国城市快速扩展和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也将保持强劲的势头。另一方面, 城市化初期积累下来的“城市结构失衡”、“城市化水平不高”、“人口流动不畅”等一系列城市病, 也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得到针对性的处置。中国城市发展将表现的更为理性、克制与谨慎, 城市管理者的施政方针将会更多地从对总量增长的重视转移到调整城市结构、优化城市化水平上来。

中国城市的发展特点与瓶颈:城市病已到不得不治的时候

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特点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发展速度快。这个快不仅意味着城市面积扩张快、城市经济发展快、城市人口流动快, 而且也意味着城市产业变化快、城市结构调整快、城市矛盾增长快。一些地方新城建与产业园遍地开花, 带来了超前发展的巨大阵痛。一方面新城新区建设数量过多, 规划面积和人口普遍超过现实。与新区的辽阔面积形成对比的是, 新建城区的人口数量偏少, 远低于规划人口。新区人口规模偏小, 直接制约了交通、水电、信息、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导致已建成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低下。很多新城区的过度建设导致城市缺乏足够的人口和产业进行消化, 从而出现类似“空城”、“鬼城”的现象。而另一方面, 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政府负债来实施, 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

第二个特点是超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两级分化严重。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城乡差别一直存在, 在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 这种差异也越来越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总体上提倡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镇, 但市场和城市规模效益的作用, 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政策供给的不均衡性, 使得各种优质资源主要向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集中的过度配置, 不仅吸引人口过度集中和增长, 造成这些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而且这种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对以农村为依托的中小城镇建设造成了釜底抽薪的效应, 农村资本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吸引流向城市, 从而造成了中小城镇资金短缺、老弱病残劳动力比重较高、公共服务贫乏落后的局面。

第三个特点是集群化趋势。中国的城市化逐渐出现了集群化趋势。当前, 集群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城市群, 即由若干个城市构成城市集群, 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渤海湾城市群;二是城市圈, 即以某一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个城镇构成的城镇集群, 如上海城市圈、深圳-香港城市圈、北京城市圈等。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 决定了城市化空间格局无法有更大的外延, 集群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第四个特点是城市病严重, 转型压力大。由于城市的无限扩大,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 在许多城市出现了城市规模不足、城市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下的现象。这导致出现了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公共交通拥挤;居民住房紧张, 绿化面积小;城市就业难度加大, 失业人数增多;城市贫困人口上升, 城市的生态环境有待改善等所谓的“城市病”。中国的城市病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自然资源意义上的城市病。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及资源消耗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高速发展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全国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平均仅为32%左右;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约为58%。空气质量差、饮用水水质不达标及机动车污染等问题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耕地流失严重, 土地压力将增加;主要河流和湖泊受到严重污染, 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经济增长的环境资源压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其二是城市治理意义上的城市病。理想化的城市化进程, 应该是城市非农产业应与农业生产相协调, 土地城市化应与人口城市化相适应;城市非农产业与农业生产相协调, 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就业结构的工业化、非农化达到一个平衡。但中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却注定难以实现这种平衡, 也因此深陷多重矛盾,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 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和大城市户籍制度趋紧的矛盾。应该推进的人口城市化仍长期受到制约, 应该控制的土地城市化却如脱缰之马, 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与土地城市化超常发展并存。半城市化为乡城迁移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形态, 已造成社会不平等及家庭分离等若干重大社会问题。另一方面, 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城市化初期的治理惯性, 倾向于依赖行政手段, 而不是市场机制, 来指引城市化过程, 从而不能充分适应快速变化的中国城市, 导致城市化政策和多元利益分化的城市现实之间产生了大量矛盾。

未来20年, 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词已发生巨大变化

在经过了快速增长的城市化发展初期之后, 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以何种思路来应对城市化发展中期的挑战, 已经成为了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中国城市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指示。基本可以概括为:以“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为前提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 遏制“摊大饼”式发展, 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发展应该在未来20年里实现三个平衡。

第一个平衡是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平衡。现代经济增长中, 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对于第二、三产业发展均有推动作用。特别是当经济高度开放的时候, 接近沿海大港口意味着接近国际市场, 而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则意味着接近国内市场, 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它到沿海大港口和区域性大城市的距离。也就是说, 不能人为地割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靠行政性的力量以削弱大城市的增长来促进中小城市的增长, 其结果可能是对中小城市的增长也不利。促进超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平衡的关键, 在于大力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的金字塔中, 壮大承上启下的“中产阶级”。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方差异性巨大, 理性的政策设计者应该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 并力争实现多点开花、以点带面的结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中, 应统筹考虑城市大中小分布的系列谱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态位”, 不能人为地强调只能发展城市体系中的大或小的部分, 而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 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 放大城市扩散效应, 塑造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城市群,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建立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的城市群, 在环渤海地区建立以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城市群, 从而实现超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发展的动态平衡。

第二个平衡是城市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平衡。在早期的中国城市发展当中, 重计划轻市场、重第一产业、轻第二、三产业, 重GDP轻创新的现象比较突出。这种大政府模式在带来了大发展的同时, 也严重地扭曲了城市经济的结构, 异化了城市发展的内核,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速度、轻质量、高投入、低效率的大跃进运动式的城市化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就在于通过明确政府职能、深化市场改革, 来调整优化城市经济结构, 促进城市经济升级, 鼓励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政府把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无可厚非, 但前提是一定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遵循城市化自身的发展规律, 就要减少政府行政干预, 发挥市场的作用。

第三个平衡是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平衡。城市虽然通过集聚经济和规模效益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中心,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对于环保、和谐、幸福生活的追求已经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一个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亦取决于其发展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的这一要求。这就要求当代的中国城市, 必须在环保城市、智慧城市、和谐城市上下足功夫, 从而实现城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塑造出健康向上的城市精神与绿色智慧的城市环境。

篇4：中国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探析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

1.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动力机制概述

1.1城市化动力机制概念

我们将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复杂动力系统成为城市化动力机制。包括社会、经济、体和产业结构等多种复杂因素。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

1.2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得到飞速的发展，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快，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了50%。但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仍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城市化的现状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匹配。我国由于计划经济加大对工业化的推动，导致了工业化水平高于城市化水平。

第二，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大。我国城市化呈现从西北向东南水平递次升高的现象，东西差距大。2006年，西部城市城市化仅为35.9%，而东部发达地区达到55.6%。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还会继续加大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

第三，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城市产生居住困难、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水电供应存在问题等。同时，对城市污染物的处理能力较差。

1.3国内外对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由于我国城市化发展深受政策的影响，出现严重违反城市化发展历程的现象，吸引众多学者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主要产生三种学说：

第一，反城市主义说。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毛泽东对于乡村的偏爱，产生了反城市主意情绪，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

第二，工业战略说。这种学说是与反城市学说相反的，认为毛泽东发展农村是战略的考虑，在中国成立后，大力建设以城市为核心的工业发展。

第三，城市二元体系与工农业均衡发展说。这种学说认为中国城市化缓慢的原因与封建后期传统城市体系和资本主义国的共同影响有关。

第四，工业化与城市偏爱说。这种学说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第二产业发展，对于第一、三产业发展不足，而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城市增长受到阻碍，发展缓慢。

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发展复杂，每种学说都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也是由于城市化发展的衡量标准注重看城市人口比重的原因，因此，对我国城市化发展，应从多种因素入手进行研究。

1.4不同阶段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演变特征

中国建国以后城市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动力机制各不相同。

第一，初期阶段，城市化的特征表现在发展速度慢、数量少、规模小；以大中城市为主，城市化的扩张主要是数量上的。这一阶段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巨大，资金、技术的匮乏制约城市化的发展。

第二，初中期阶段，城市化的特征表现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发展缓慢，中小城市快速发展。这一阶段城市化的动力依然以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剩余、集体经济、个体经济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开始体现，城乡流动加强，资金、技术对城市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减弱。

第三，中期阶段，城市化特征表现在，城市化高速发展，大中城市优势明显。这一阶段城市化的动力，商品经济逐渐超过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非国有经济成为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城乡互动加强。

第四，后期阶段，城市化特征表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大城市居于主导地位，城市化开始出现泡沫化趋势。这一阶段城市化的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主导经济发展，个动力因素差别缩小，第三产业推力加强。政府主导城市化弊端明显。

第五，当前阶段，城市化特征表现在，城市化继续发展，大城市处于主导地位，城市化泡沫化趋势缓解。这一阶段城市化的动力，由粗放的工业化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动力机制的层次水平。

2.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要素分析

2.1制度与政策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政府决策对于城市化的影响巨大。制度与政策的动力机制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城乡规划、等方面，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

2.2城乡间互动

城乡间互动的动力机制的动力来自与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该机制强调城市化动力产生的内因和外因。

第一，由于农村存在的制约农村城市化的内因是指农村自身存在的、影响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特征、规模、方向、性质、功能等的各种自然和政治经济要素，主要有区域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生产力水平、政府、区域企业和个人主体等。

第二，劳动力外流的动力机制是农村地区对劳动力的外推力，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内拉力，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吸引力。

第三，农村农民的动力机制表现在农民对加入城市的愿望。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民自身参与城市化进程的强烈愿望。

2.3产业结构

城市化伴随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以工业化逐步促进城市化发展，新时期下开始向第三产业发展。

2.3.1以工业化为主力，服务业日益重要

城市化过程是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域逐渐被城市地域吞并，城市用地规模扩大的过程。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是相互促进的。同时城市化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在我国当前，第二产业仍然是城市化的最重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要。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但由此而产生的第二、三产业则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因此，服务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重要性将会日益显著。

nlc202309012148

2.3.2工业化与城市化

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在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城市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工业化正处于中期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是我国产业结构动力机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动力。

2.3.3服务业与城市化

城市化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取决于城市消费空间的大小，因此，决定了服务业的发展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强。服务业的发展在提高了城市化质量和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反过来又促进了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化大都市服务业的比重一般都会超过70%，所以，服务业在城市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是衡量城市规模和水平的标准。第二产业的发展在数量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即影响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而服务业则是对城市的发展产生质的影响，即强化了城市的功能结构、优化了城市质量、提升了城市化水平。

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城市化发展为依托的，在其高速发展的同时，大量的吸纳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快速的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升了城市的质量，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2.4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要素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源要素低效利用，城市的资源、能源全面吃紧；在我国存在很多的资源型城市，由于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城市化进程中资源、能源利用率低下，消耗惊人。第二，产业结构与产品层次：产业结构有待提高、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比重过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所需劳动力相对减少，对剩余劳动力吸纳有限，所以第二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呈正相关，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过度依赖吸引外资：通过大量的吸引外资來促进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GDP的虚假膨胀，实际发展水平并不高。通过这种手段虽然能短期快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很难使经济平稳的、持久的发展。

第四，区域无序发展：放权与分权出现地区性的城巿建没无理性的无序竞争。中小城巿复制式的遍地开花，盲目重复建设追求高大全，摊薄了有限的资源和资金，致使中心城市发展迟缓，城市基础配套设施跟不上城市的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城市化的不合理发展。

3.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建议

3.1因地制宜发展区域性城市化

关于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学术界众说纷纭，我国的政策选择也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本文认为，选择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应该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加以选择。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国情主要包括：一是人口众多，耕地稀少；二是农村人口迁移的成本太高，且城市经济规模净收益偏低；三是我国城市数量及城市人口增长很快，但水平很低；四是城市发展“东高西低”，区域差距明显；五是城市环境日益恶化。综上所述，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城市化特点和条件，采取区域性城市化发展模式。

3.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城市化是一个战略部署，是对我国城市发展在全国层次上的总体规划。但是目前我国城市规划与城市实际发展越来越不同步，其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的特点不仅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失去了调控作用。

因此，政府在制定城市化发展方针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突出市场的作用，发挥好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发展。其次，应该遵循城市发展自身的规律，尽量减少人为的限制，例如以人口规模确定城市规模，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等做法。再次，城市发展规划要注重长远目标，树立超前意识，把规划目标做到城市化进程的前面，提高规划的预见性和工作的主动性。最后，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明确城市化最终为人服务的目的。

3.3促进城市化与产业机构协调发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整个国民经济和工业进入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迅速增强的时期，也必然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这时，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作用，工业的发展和工业的聚集开始是激发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工业的发展和在特定区位的集聚，又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无论从就业规模还是从GDP水平来看，其上升速度都越来越快于工业，逐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城市化的进展同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产业的相关性，从而可以预见第三产业将成为城市化的最大的动力源。

3.4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进城和增收。因此，要保证城市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首先要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财政中的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要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对贫困地区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要减免其杂费、书本费。

其次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术培训。通过定期举办各种学习班，使农村劳动力能够接受到诸如农机、农技、缝纫、装潢等方面的培训，使农村劳动力拥有一技之长。另外要注意普及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即在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要注意针对城市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为城市企业培育优秀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才，进而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参考文献：

[1]陈光庭.21世纪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向及中国之路[J].开放导报.1999（11）：.21-14.

[2]陈剑波.制度变迁与乡村非正规制度[J].经济研究.2000（1）：48-55.

[3]陈孟平.城市农业初论[J].城市问题.2004（4）：45-47.

[4]陈少波.走出推进城镇化的误区[J].城市问题.2002（7）：56-62.

[5]陈锡文.大力推进城镇化战略[J].城市化动态.2000（7）：78-81.

[6]陈亚军，刘晓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管理世界.1996（9）：33-37.

[7]廖跃文.城市和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回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4）：56-58..

[8]林广，张鸿雁.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9]何念如.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复旦大学.2006

[10]王荣成.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吉林省城市化机制与路径选择[D].东北师范大学.2011.

作者简介：田丽君（1990-），女，汉族，山东日照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旅游产业发展。

篇5：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乡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对此提出了方向性探讨.

作 者：贺文忠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时代潮》周刊,北京,100733刊 名：内蒙古科技与经济英文刊名：INNER MONGOLIA SCIENTECH AND ECONOMY年，卷(期)：“”(4)分类号：F291关键词：生产力 特色城市 乡村城市化 城市现代化

篇6：中国城市化发展前景

10月31日，一份由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领衔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报告——《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在中国科学院发布。这份报告深刻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统一判别;修正完善了全面衡量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集中表达了“中国新型城市发展能力”的各类数量内涵和动态评估。

新型城市化的必然性

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统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新型城市化”这一理念的形成，体现了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寻求自我升级的自觉意愿。实现新型城市化，最关键是要理解“新型”的深刻含义。“新”必然区别于“旧”，同时正确处理“新”与“旧”的辩证关系，它是一种“扬弃”——既要大胆创新，走出对传统城市化的误区，又要善用以往发展中的积极因素，将其推向新境界。尤其要“立新”。欲建新型城市，必先立新型思维、创新思维，善用地方文化特质，敢为人先，率先跳出传统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拼优惠政策的传统城市化路径，寻求包容发展、均衡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文章提供：建易网

新型城市化是在现有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改造、转型升级、内涵提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发展遇到的这一系列瓶颈问题，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甚至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从世界城市发展趋势来说，世界上发展较好的城市，都在向新型城市化的道路迈进。“城市更新运动是一个潮流，不走这个潮流，就会落伍，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就能让城市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以人为本走城市化道路

在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型城市化路子。应该将实现新型城市化，自觉“嵌入”社会建设的宏大语境中，以此提升未来城市的内涵和发展水平。从传统的人口聚集性的城市化转换为内涵式的城市化，走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来实现城市结构转型的城市化的提升。

新型城市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城市社会变革”，厘清“政社关系”、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是其中重要内容。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与城市规模的矛盾，牛文元在报告中建议，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在城乡一体的民生建设方面，则必须增加社会事业财政性投入，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全面完成农村社区城镇化建设工作;推进统筹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工作等一系列工作。

调整城市功能布局，科学确定开发边界和开发强度，构筑集约有序、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结构、绿色高效的交通网络和城乡一体发展格局的城市空间，高标准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智能综合交通系统，建设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绿色城市交通体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快转制社区城市化进程，创新城乡一体发展机制。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城乡空间结构。生态意识尤为重要

今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城市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也不可逆的过程。实现新型城市化，同时必须对“城市化”有新的、更科学的认识。

在古代，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到了现代，人类已经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自然界最大的破坏者。人类发展到现在，在物质需求、自身欲望的影响下，剥削自然，征服自然，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自然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在现代化，特别是都市化的进程中，如何能够与自然保持和谐，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让“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美，水在脚下流，花在身边开，鸟在树上叫，人在画中走”是城市的愿景。

传统的城市化发展，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一方面留下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千城一面等诸多“城市病”;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二元格局日益严重，基层矛盾积累发酵。新型的“城市化”必须以此为鉴，通过“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幸福城市”等科学化、精细化手段治愈城市病，全面实施“建设美丽城乡行动计划”;通过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城市化道路，构建既差别化发展，又协调共进的城乡关系。既注重“自我修炼”，又要加强“合纵连横”。

乘骥驰骋，导夫先路。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历史延续，是对过去改革开放路径、发展经验、举措的更高层次的提升。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由要素驱动向智慧驱动转型，才能实现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生态优美、社会文明、城乡一体、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新路。

篇7：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可持续发展

http://.cn 2006年11月09日 11:27 《中国金融》

-本刊记者 林铁钢

记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我们注意到，您近期指出“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那么，能否请您阐述一下我们应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城市化之间的相关关系？蒋正华：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重大转变，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成为关系到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程的重大因素。可持续发展问题已被提到了世界各国首脑桌前，并成为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基本要素。近年来，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节约型经济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

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环境问题而提出，见诸国际文件则开始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很多，至今尚无一致公认的界定。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作出的解释是，可持续发展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内容比较含糊，各方面可以按自己的认识加以解释，被各界广泛引用。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我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极为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党和政府就从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短缺、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技术基础比较薄弱，面临资源、环境和人口等多重压力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了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国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中，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保护自然资源，二是保护生态环境。营建健康城市是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也是发展节约型经济、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城市化是各国发展的总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寻求城市化战略的进一步提升，缓解长期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公平的二元结构矛盾，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中国政府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国民经济总量增大、产业结构升级、科技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和信息化的实现，中国城市快速扩展和城市促进现代化的进程也将保持强劲的势头。

在新世纪之初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战略任务，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斯蒂格利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城市化程度仍然落后。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 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只有28%。同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0%，与低收入国家相近，低于中等收入国家30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相差更远。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没有城市化的大发展是不可想像的。同时，城市化的推进，可以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国家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动力。

记者：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比较迅速，但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在城市化发展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蒋正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工业飞速发展，GDP总量高速增长。但同时快速的城市化也给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带来许多方面的困难。近年来，我国发展中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要素过度向城市转移，农村现代化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矛盾的凸现促使我们在城市化发展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应确保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用城市化带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水平相差很大，城市化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样，有着不同的特点。在浙江，城市化是分散型，县域经济各具特色，强县林立；在江苏、山东则形成板块型，有明显的强势城市群；在广东，城市带优势明显，正在形成大珠江三角区，外向型特色鲜明；在环渤海地区，因北京与天津两大直辖市的带动，许多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均在此设立了总部或办事机构，显现特殊的区位、行政优势；在东北和西部，正在逐步形成地区性的经济、社会中心，资源、人才优势刚刚显现，多项国债项目正在有力推动这些地区发展。因此，要从国情出发，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

在21世纪的前半叶，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并在2050年之前使中国城市化率从现在的36%提高到70% 左右，这就意味着每年城市化率平均约增加近1个百分点(即每年约1200万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国家为此将付出巨大的城市化成本，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也将受到巨大的影响。在加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以下的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第一，化解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改善城市的发展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龄化社会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提高人的素质和创造能力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复杂任务。

第二，消除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对中国城市化的压力：从现在起到2050 年之间，中国城市要全面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要实现联合国提出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即能源消费总量在2000年的水平上降低一半，而GDP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对城市管理水平、科技发展、决策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最近几年能源弹性系数上升，已有数年大于或近于1)。

第三，加速城市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 的右侧逆转：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在新的世纪中，必须迅速扭转城市仍然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侧态势，加速通过临界顶点并转向生态环境总体变优的右侧。

第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城市化也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城市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建设好发展环境。经济全球化趋势与科技迅猛发展的形势加强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要求。只有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完善，城市才能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集聚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实现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共同富裕：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是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新世纪中如何实现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平衡，最终达到改变社会的二元结构、实现国家全体公民的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所有这些，都将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只有在实现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采取适当的对策，才能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

立足我国当前现实，要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应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新的途径，其本质是开拓不同于传统线性经济的生态经济，倡导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由于循环经济在美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取得巨大的成功，以资源节约、实现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并纷纷采取相应的举措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展循环经济问题，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已明确指出，我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第二，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由于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当前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发展中有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倾向，相对忽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往往造成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要克服政府的这种倾向，最重要的是合理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提供私人和社会团体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却又与其公共利益相关的非排他性服务的政府。政府必须将主要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来，加大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发展生态经济，防止短期化的发展战略。

就我国现实而言，要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是大力推进政府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主要任务，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二是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体制，构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三是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

第三，要推进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从制度上将农村人口排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之外，无疑是完全有悖于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涵义的。改革以后广大农民逐步获得了向工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的机会，这不仅构成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支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着我国社会公正的不断发展。

但就当前现实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城乡差距和区域失衡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全面显现已成为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严峻现实。从实质看，推进城市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合理调整城乡的发展，让农村居民拥有进入城市平等享受城市文明的机会，使农村现代化可能在城市化带动作用下加快发展。因此，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本身就是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从推进社会公正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当前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消除一切针对进城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让农民能够凭借土地权利实际参与并分享城市化的利益；全面强化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进城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同时，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记者：就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在走城市化发展道路上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蒋正华：我国已经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实施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是解决好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性决策，具有历史性意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经过上百年的城市化过程，凭借着丰富的土地资源，才

开始对农业发展给予支持。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又处在发展的初期，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自然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进行科学、周密的分析，深入细致的策划，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综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过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城市化各有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历史环境条件，共同的特点是抓住机遇，趁势而上，建立适应本国条件的体制和机制。失败的城市化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盲目扩大 城市规划，在城市边缘形成对比鲜明的贫富差别，经济发展失衡，社会生活失序。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大国，在进一步发展中，必须加大对提高人口素质的投入，以转变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这是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效益提高的有力支撑。根据中国的特点，经济发展中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发挥工业的关键性作用都是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农村每名劳动力平均耕地只有5亩左右，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最少的日本平均劳动力耕地的一半，除去已为工业和城市吸收的大量劳力之外，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中国的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都不能供给粗放型的高速发展和铺张型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因此，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必须走城乡协调，互相支持，提高效率，关注公平的道路。在当前，尤其要强调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

中国的城市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新世纪的头五年，尤其是近三、四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景气上升周期，增长速度大大超过计划。随着形势的发展，实践中有许多地区已经在突破设想的城市化框架。新世纪新阶段，城市发展要有新思路，城市改革要有新突破，城市开放要有新局面，城市建设要有新措施，城市现代化建设要迈上新台阶，城市建设还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潜力长期受到压抑，没有得到充分开发，我们要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资金、人才。加强信息技术交流，加快中国的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加快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加强地区性产业结构调整并提升整体水平，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借鉴国外城市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既要汲取一些国家城市无序扩张在资源和环境上付出巨大代价，一些国家过度城市化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大片城市贫民区等深刻教训，少走弯路；又要学习一些国家针对问题适时实施以城乡规划为主题的公共干预政策，一些国家以都市圈为核心的空间聚集发展，一些国家注重缓解大都市地区过度集聚、消除城乡差距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成功做法，科学确定中国的城市化方针和道路。

篇8：中国发展面临“半城市化”挑战

“半城市化”产生的根源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历了从计划体制下分离和引入市场的“脱离嵌入”大转变,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市场处于长时间的“脱离嵌入”状态,没有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系统实现很好的衔接或重新嵌入,从而带来许多社会整合问题。用这一观点来反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时就会发现,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联系,即使在市场层面,他们也只能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难以进入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农村人口进城,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现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这种现象被概括为“半城市化”。

从整合理论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在城市的一种社会融合,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相互嵌入。也就是说,城市化包含三层涵义:一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四者相互衔接,而不是脱节的,农村流动人口仅仅从经济系统上被接纳,在其他系统中却受到排斥,不能说是实现了城市化;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行动、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区隔;三是从心理上认同于城市社会,对城市有着归属感。

“半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找到了工作,也有钱可赚。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们的权益受损问题、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受到社会歧视等等社会整合问题却越来越突出。由此观之,“半城市化”并没有在三个层面上实现完全的“嵌入”: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也找到了工作,但是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城市的生活、行动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不认同的感受,处在“半城市化”状态。

以往在讨论城市化的时候,往往缺少对“城市化不彻底”的概括和分析。“半城市化”概念的提出,从社会整合层面上弥补了城市化研究的不足。在系统层面上,由于没有社会系统、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配套改革,导致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不能享受完整的市民权利,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权利配置错位且不完整。在经济活动上,农村流动人口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并且没有被赋予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比如受培训、受教育的权力等等,他们的发展能力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受到了限制,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地弱化和减少。在城市的社会生活行动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明显的隔离,难以建立交往纽带。由于缺乏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理解,享受不到基本的市民权,于是,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失去了话语权,经常遭到城市社会的歧视和妖魔化,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反过来也导致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情结,逐渐地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

“半城市化”的社会具象

与城市化相比,“半城市化”的关键就在“半”上。可以这样说,犹如一个人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是一种分离的社会现象。“半城市化”的社会具象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1、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就业非正规化是系统不整合的综合体现。按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非正规化是指所从事的劳动“得不到公共当局的承认、记载、保护或管理”,因此经常被剥夺了七种基本保障:劳动力市场保障、就业保障、工作保障、生产保障、技能更新保障、收入保障和代表性保障。虽然我国在政策文件和法律中也有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的规定,但是在实践层面,他们的就业权利很不令人乐,因为城市各个系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农村流动人口是当今中国城市社会中最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与其他非正规就业者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有如下特点:得不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护,经常受到市政管理部门的清理和追赶;报酬低,是城市社会的“工作中的贫穷者”;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不到正常的休息保证,更享受不到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权利;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经历累计和晋升的保证机制。

非正规就业将农村流动人口锁定在单纯的劳动力上,使其难以享有同等的其他权益和发展机会,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社会保障权益等。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处在被市场和再分配权力双重弱化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越来越弱势化;另一方面由于受利益结构刚性化的影响,再加上农村流动人口缺少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再分配体系难以出现向农村流动人口倾斜的调整和改革,使得他们缺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撑系统的保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教育系统。一个公正的教育体制是让所有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在这样的体制中农村流动人口的后代可能获得比他们自己更强的发展能力,而不是相反。尽管最近几年政府试图改变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不平等状态,但是效果很不理想。比如各地政府不再允许公立学校向外来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各种变相的收费仍然层出不穷;在公立学校上学的成本包括生活成本太高,使得农村流动人口难以承受;还有不少学校拒绝接纳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公立学校对农村来的孩子存在严重的歧视;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能持续而稳定地在城市上学,到了上初中的时候,因为受升学的学籍限制,父母不得不把他们送回农村上学,断断续续的教育不利于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损害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益和机会,他们中的不少人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老师也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表现出非常歧视的态度。一些进入公办学校的孩子已经因为忍受不了歧视而离开。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女孩8岁时离开公立学校的故事:“课间操的时候,我头晕,就回到教室,他们(本地孩子)回来就说丢了一支笔。非说是我偷的。我特别难受。跟谁都没说,压在心里。我就让爸爸把我调到打工子弟学校来了。”

显然,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本身就是弱势人群,他们的子女在教育机会上没有享受平等的待遇,加上社会的歧视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其父母带给他们的弱势地位,相反,父母的弱势地位反而通过各种机制传递给他们,使他们难以增强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2、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只允许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而没有从其他体制上接纳他们,或者说没有让就业体制嵌入到其他体制中去,其结果是,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没有能力租住或购买体面的住房,导致居住的边缘化和生活的“孤岛化”。

居住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中国许多城市放开户籍吸纳外来人口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有固定的居住条件。国际上对城市移民居住条件的比较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移民,在居住上经历了逐步融入的过程:第一步并不是直接拥有自己的房子,而是先租房子住,一般租住在城市中心贫民区,然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离开贫民区,在城市边缘地带修建简陋棚户,逐渐将其改造为更加坚固的房屋。

目前中国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大多停留在租房子阶段,他们在城市基本上采用三种居住形式,即租简易房子、自搭棚屋、住在雇主提供的房子。从区域上看,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虽说现在还不能用“贫民窟”来描述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但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居住条件是非常“边缘化”的。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他们是城市低租金、非正式的房屋租赁市场的最大主顾;二是居住在城市最简陋、环境最恶劣、区位最差的房子里。

受收入低的限制,农村流动人口能承受的房屋租金大多在每月500元以下,有不少人集体租房子住,每个房间月租金100多元。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能承受得起一个人居住或一家人居住的房租负担,但租金也不会很高。由于就业和生活不稳定,他们不讲究在城市的居住条件,只要能避风躲雨就可以了,不会奢望有空调或取暖设备、洗澡设施,也不计较室内有没有卫生设施等。城中村的房子最适合农村流动人口的需要,也有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

居住在与城市隔离的“孤岛”之中,使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表现为非正常化、隔离化和村落化三个方面:

所谓非正常化,是指他们的生活不稳定、不完整,他们中的不少人过着单身生活,生活在同性别的人群中,接触不到异性朋友。已婚者没办法过上家庭生活,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有的是与子女长期分离,子女在农村靠老人照看,缺乏父母的正常呵护和监督,从而产生各种社会化问题。

所谓隔离化,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圈子中和有限的空间里,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没有联系,更不能分享日趋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隔离化还表现为缺少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或者没有时间享受公共空间,或者没有能力去享受,或者没有胆量去享受。笔者在北京接触到一些农村流动人口,他们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和长城等风景点。大多是由于没有经济条件,买不起门票,或者舍不得买。一个在北京工作了6年的农民工没有去过天安门,是因为怕到一些有名的公共场所惹麻烦。他们很少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电影票太贵了,看一场电影少则20元,不少农村流动人口一天的工资收入也就20元。

由于与城市社会相隔离,只生活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农村流动人口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的生活。表现为:第一,他们的交往圈局限于自己的内群体,缺少与外群体的交往。第二,他们居住在一起,形成农村流动人口聚落。左右他们交往的原则是血缘、地缘、业缘和社会身份,这为他们构建了在城市生存的社会支撑体系。如北京的“河南村”、“浙江村”、“新疆村”,深圳的“湖南平江村”,广州的“新疆村”等。

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聚居,表现出以地域为范围的村落生活模式。生活的“村落化”,一方面说明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排挤,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够化解由于城市的排挤带给他们的各种困难,由此形成了与城市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文化氛围。

3、社会认同的“内卷化”。“内卷化”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来的,后来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变迁时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他遇到的情形。尽管不同学者对“内卷化”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是基本上还是保留着这个概念的核心含义:即在外部扩张和变化被锁定和约束的情况下转向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内卷化”的一个基本含义即:在不能向外部转变和扩张的情况下只能转向内部的变动。

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对城市社会不认可,或者不被城市社会所认可。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不被城市认可。第二,对农村社会逐渐失去了认可或者不被认可。在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他们不认可农村社会。第三,逐渐转向对自己群体的认可,或被自己群体所认可,在这点上认可与被认可同时存在。当然,这里只是说,随着在城市的时间越来越长,随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上已经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但是还没有定型,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

城市的社会排斥是造成农村流动人口不能认同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社会歧视、制度限制、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等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使他们难以认可城市社会。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马某某来自江苏农村,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幸运的是她嫁给了北京人,老公在某出版社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婆婆和公公也没有歧视她。但是她碰到的问题是,周围的人特别是丈夫的北京亲戚却看不起她。她说:我是打工妹中处境最好的,但也深受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侮辱。我所在的单位老板经常说我们是民工,没有资格和条件跟他们拿一样多的工资,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处于低等的社会地位。在家里,婆婆和公公对我很好,没有什么抱怨和看不起,但我的小姑子、我丈夫的表叔甚至一些朋友都看不起我,在他们看来,我嫁给北京丈夫,好像好处很多,似乎占了天大的便宜。

按道理说,马某某从经济、生活方面已经融入城市社会了,但是仍因为来自农村、没有稳定的职业,被城市社会所排斥。对农村的许多方面不喜欢、不认可,也是目前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认同“内卷化”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不少年轻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农村社会也逐渐地疏远,逐渐地不喜欢农村社会。

“半城市化”挑战中国发展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出现过“半城市化”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流动人口不论在劳动技能及相关的收入上,还是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都不能马上与城市社会相适应、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城市化”几乎是普遍的现象。然而,纵观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虽然不少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不论在就业还是在居住、生活、社会认同上都会碰到当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所碰到的问题,但是,他们却没有遇到像中国这样的体制隔离问题。相反,发达国家不断出台一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旨在帮助这些处于“半城市化”的人口早日融入城市社会。如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政府出台廉租房政策,就是要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居住问题。经过第一代农村移民的“半城市化”,他们的子女由于享受到与城市其他居民孩子的同等待遇,所以很快就融入到城市社会,从而消解了第一代的“半城市化”问题,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在第二代身上延续。

从这里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半城市化”主要发生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在体制层面基本上不存在障碍和不整合。相比而言,目前中国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行动和认同层面,而且更明显地体现在体制层面,是后者的不整合导致前者的不整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半城市化”问题更严重。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存在一些相对有利的条件: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土地保障条件,与过去相比具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这都使得“半城市化”问题没有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激化”的表现。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流动提供了大量机会,使他们得到比在农村务农高得多的收入,特别是进城务工经商者,不仅获得较高的收入,还能享受到城市的进步和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表现出一定向上流动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在农村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农地作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降低了向非农、城市流动带来的生活风险。同时,由于城市快速发展而不断占地,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农村流动人口不断地被驱散,不断地在流动,难以在城市某些地区长期聚集,没有形成像发展中国家那样的“类国家”社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有利条件正在不断消失,农村流动人口在流动中获得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也在不断流失。首先,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和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壮大,逐渐地取代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社会越来越不认同,既不愿返回农村,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对不公平现状有更多的感受和意识,对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越来越敏感,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在增加,在行动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和报复性。其次,失地、无地农民大量涌现,加入到农村流动人口行列,农村的土地保障对他们来说没有了意义,这使得他们失去了多种选择。

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改革满足不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整合之要求。长期性的制度不整合,将会使“半城市化”成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而且会“不断复制”。最近几年,国家试图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整,消除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性和不公平对待,但是,由于牵涉到地方利益、群体利益的调整,因此遭遇重重阻碍,连酝酿近10年的全国性户籍制度改革也遭遇挫折,迟迟不能出台,一些省市在短暂地取消暂住证后又恢复了这项制度。制度和系统层面如此长期的不整合,透过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趋于结构化、长期化和永久化的特征,不少农村流动人口失去了完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比如,在长时间的非正规就业状态中,农村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致使他们难以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由于享受不到晋升的权利,他们在工作技能上得不到快速提高,从而限制了他们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等;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从而损害到他们今后参与高考竞争的能力,更损害到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能力,等等。反过来,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行动和心理认识层面上的这种结构性的“半城市化”,又在强化着城市的制度性调整和系统性整合。由此可见,有越来越多的因素综合地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向城市化转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