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论文

史记论文（共6篇）

篇1：史记论文

《史记》叙事艺术探微

远有班固云“汉之得人，于滋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①近有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散文的艺术成就，代表了汉代文学的高峰。如上所评价的正是《史记》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史记》作为一部杰出的古代散文著作，除语言艺术上的绝伦之外，使其在文学史上取得一席之位并谱下光辉的篇章的最突出的成就还有它的章法结构、历史叙事与人物刻画方面的突破。这里主要就其语言艺术、章法与叙事方法作初步的探讨。

（一）《史记》的语言艺术性

《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的兴衰沿革，各色人物以及与其相应的故事传说在这样一条奔涌的历史长河里跳跃，成为口嚼不烂的经典，为历代人所传诵。人物历史事件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在平凡的事件中蕴涵深刻的思想哲理，而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采用平淡无奇的叙事手法，固然能将故事内容交代清楚，却无法将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人物性格的典型意义、故事内容的思想感情完美的体现出来，而司马迁之所以克服了一般历史叙事的弊病，恰恰在于他具有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也就是说《史记》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它的语言的艺术性。所以说，《史记》的本质是人物传记的散文，一些非人物传记虽大都带有政论性色彩，但更是典型的散文叙事。下面就其所取得的语言成就做一下简略的阐述：

首先，作者叙述、描写语言的准确、生动、传神。且看《留侯世家》张良取履的精彩片段：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②

司马迁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生动传神的叙事，一方面巧妙地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使之极具神秘性与趣味性。凡圣人必有奇遇，这里并没有说他如何“圣贤”云云，却赋予了张以神性，奠定了“汉初三杰”的基础，预示其将成为刘邦的左膀右臂以及成为刘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之一的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更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揭示出使其名留青史的内在因素。司马迁对张良“下取履”、“长跪履之”、“夜未半往”等动作的描写，以及对他“愕然”、“强忍”、“大惊”、“随目之”等人物心理的刻画，把张良的谦虚、克制、忍让、有礼貌等优秀品质写得令人感动。眉目间的神情、心理活动的一张一弛引人入胜，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人物顿时跃然纸上了。

《史记》语言描写的生动传神准确还表现在对各种紧张激烈场面的描写上。如《荆轲刺秦王》中描写秦廷惊变的扣人心弦的场面：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诸郎中执兵，皆阵殿下，非有诏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秦王方还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复击轲，被八创。③

作者在狭小的空间中紧紧抓住动人一刻，深入表现，无论是画面布局还是人物形态的描绘、动势均表现出高超的技艺。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展现蔺天才外交能力的场面：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鲊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④

以及《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等等。运用这种手法不仅使内容更加严密，而且使文势急中有缓、有起有伏，形成波澜。

其次，是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史记》中人物形形色色，性格特征明显，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当然，这跟他别具匠心的个性语言描写是分不开的。清代王鸣盛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⑤《陈涉世家》中陈涉语：“壮士不死则矣，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⑥等等，个性鲜明。此外，议论语言的感情饱满、风神飘逸，语言风格浑厚，富有韵律感、气势感。

（二）史记的章法与叙事手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旨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以十二本纪为纲领，十表、八书作补充，以世家、列传为枝叶，形成纵横交错、内容庞大的叙事网络，其中有“序帝王”、“记侯国”、“系时事”、“详制度”、“志人物”。“成一家之言”是说他要在记叙历史中阐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表明自己的态度。叙事说理，水乳交融。刘向、杨雄叹服司马迁的叙事手法，称赞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⑦吴见思语：“《史记》一书，一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⑧刘熙载云：“《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⑨这都指出司马迁叙事技法高超，言外有意，各线叙事交错，浑然一体，波澜壮阔。经典之作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魏其武安侯列传》等等。《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以时间为顺序，又兼顾各传记的内在联系，它有分传，又有合传，合传则遵循以类相从原则。如果将《魏其武安侯列传》的三位主人公窦婴、田玢、灌夫分别立传，则只是多个人的几个事件的简单组合而已，在整部《史记》中将会显得累赘而无意义。而司马迁以三人为主线，穿插许多历史人物，共同构成一副政治风云图，把西汉宫廷内外的矛盾斗争的丑恶揭露得淋漓尽致，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正如清人郭嵩涛云：“魏其、武安、灌将军，个人有以其盛衰相次言之，合三传为一传，而情事益显。”⑩

人物传记采用了许多生活琐事组织故事，生动反映出人物性格，有些以小见大，预示出人物将来成功的性格因素，如张良取履中闪耀着忍让、克制、谦虚、理智的光辉；有些则揭示出人物人性的弱点，暗示人物将来的处事动因，隐藏着悲剧的命运。如《李斯列传》开头对李斯小时的环境及其言行的描写，事虽小却集中体现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如李斯所言：“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哀莫于穷困。”⑾最终导致悲剧的命运。

《史记》中作者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评价融入其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情感，突出了其叙事散文的艺术特色，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形成独有的“太史公曰”。这种独创性使《史记》脱离枯燥的史事记载，使其更具文学性，能更充分的表达主题。《荆轲传》末载鲁句践语：“嗟乎，惜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司马迁既慨叹英雄气短，又探求原因，惋惜剑术不精。《项羽本纪》末：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寐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⑿

可见，司马迁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并不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往往体现出一中追根溯源的精神。他先是肯定了项羽“近古以来未尝有”之功绩，表示赞赏。既而揭示项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原因，即“自矜功伐”，“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最后批评他死不悔改，引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画龙点睛，突出了文章的主题。而这种情感基调更是贯穿全文的始终，并在人物典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塑造了一大批活生生的缔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者、令人产生悲痛感的悲剧英雄和讽刺性的卑鄙可笑的小丑。故事内容蕴涵强烈的批判意识，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百态及其变迁。

当然议论的渗入，情感的流露可能导致与史实的冲突。除了司马迁本身的原因，其中包括自身认知结构、身世境遇之感，即所谓的“发愤以著书”之外，作者为了阐述自己的立场，因而对人物语言、故事情节发展的叙述可能偏向于一种情感，甚至对人物的评价偏激了或陷入宿命论。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问题。但如果只是纯客观的叙述而不带任何情感，那么它的艺术性将消失殆尽，巧妙的构思与细腻的笔法将毫无用武之地，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许也将从青史上除名了。

司马迁高超的叙事手法使故事内容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同时穿插多条辅线，有详有略，使各色人物充分显示出自身的光点与斑点，次要人物与次要事件的推波助澜，使故事情节高潮迭起，回味无穷。

总之，单从《史记》的语言艺术与叙事手法来说，就已开创了我国古代艺术叙事的新领地，为后来几百几千年乃至今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无数文人墨客文学家们纷纷钻入这片领域，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作为一股潮流，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停止过，并将继续涌向前方

篇2：史记论文

——读《史记》有感

读《史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们深深为司马迁的坚贞人格而折服，为《史记》留下的光辉篇章所感动，所骄傲。《史记》里光辉篇章，“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是传统的优秀文化。这些优秀文化在塑造完美人格方面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鼓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史记》上到轩辕下到汉武帝，内容为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三十世家，凡百三十篇，是司马迁所倾注一生的心血，在困苦环境中写成的。他清白无辜而蒙受冤屈，并遭受汉武帝宫刑，蒙羞含辱，撰写《史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说秦《说难》《孤愤》诗三百。此皆圣贤发愤所为作也！“

此段话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引用强调的意思是不好的环境能激发人，发愤所为，干成不朽的事情。文革中他在安慰干部。司马迁的中心意思，是这些古人之所以发愤著书是因为心中有忧郁难解的信念 ,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最好追求以往事情，希望寄托于未来。《报任安书》不到三千字，写的极为感人，字字血泪，声声衰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这里司马迁既感叹厄运的悲痛，又抒发自己砥砺现实，坚持心志的一种情怀。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对死的看法异于常人，一般人都重生轻死，他认为死有轻重，为己、为利而死者轻，为义为国而重，正如他在《史记》赞扬的人为正义为崇高的目标奋不顾身的李广、项羽、荆轲、公孙杵臼等人。认为他们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在司马迁看来，生命和人生价值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人活百岁总有一死，对于死任何人都不能避免，关键是死的原因和目的，他自己受刑后没有死亡，因为还有事情和心愿没有完成。正如赵氏孤儿戏文中所唱：”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他要活下来干一番不朽的事业，忍辱负重，发奋著书。在西汉时期没有纸张，主要用刀刻竹简成字，这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可司马迁挥刀竹简，拼命刻写，成就五十几万字，最后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

读《史记》使人特别感到，在《史记》里司马迁的关注点，笔墨点有独到之处，与汉以前的史官迥然不同，他不以输赢论功绩，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纵笔豪写失败者，《史记》里屈原失败了、项羽失败了、荆轲失败了，但他们都输的光彩感人，可歌可泣。

写项羽拔山扛鼎，力敌万人，天生瞳目雄烈过人的英姿，写他的事迹”鸿门宴“"乌江自刎”“破釜沉舟” ,事件清晰，情节曲折动人，令人扼腕叹息，悲喜交加。一区霸王别姬喜剧就选自这些史迹，唱响千古。

写失败者荆轲大义凛然，为友、为义、为国，慷慨应诺，在易水之上，众人送行都是白衣素服。高渐离击筑大家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易返。”这段文字写的如泣如诉，冷人感慨万千。

读《史记》使人有异样的感觉，书中写成功者、胜利者如楚怀王、秦始皇、刘邦笔墨少的很。

精读《史记》使人信念境界提升，书中上写天文，下写地理，三教九流，风物人情，荦荦大观，仿佛是一次穿越千年的时空旅行。

篇3：史记论文

对于《史记》的诸多艺术手法, 前人之述也已近乎详备。对于其他史学文学中共有的细节描写, 心理描写等一般的人物刻画艺术, 本文不作论述, 仅从《史记·高祖本纪》入手, 对《史记》特有的人物刻画艺术作一简要分析。全文就其特有的互见法、复笔手法、笔补造化手法及论赞手法四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

一、旁出侧见, 方识本色

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 《史记》始终秉承着“不虚美, 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同时它又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 “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 上自帝王将相, 下至市井细民, 诸子百家、三教九流, 应有尽有, 所涉人物四千多个, 重要人物数百名” (2) , 如果事无巨细, 铺陈罗列, 就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对众多历史人物的塑造, 就是同一人物, 也不可能不加选择, 面面俱到, 滴水不漏。这就要求作者采用独特高超的笔法才能做到既不失历史真实又能凸显人物性格。司马迁首先采用的就是旁出侧见法, 亦称“互见法”, “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 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3)

《史记·高祖本纪》, 作为汉高祖刘邦的“本传”, 太史公在此展示了一代帝国开创者的“发迹史”, 及其宽仁好谋, 知人善任, 从谏如流的主要性格特点, 而有意将其性格中的一些弱点在“本传”中隐去, 将这些性格中的侧面放到他人的传记中加以补充, 从而使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真实、完整的汉高祖刘邦。

我们暂且忽略古人神话皇帝的迷信部分, 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第二段即直言刘邦的性格是“仁而爱人, 喜施, 意豁如也。常有大度,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司马迁《全本史记》中国华侨出版社注:本文引用的《史记》原文均出自此书) , 说刘邦待人仁义宽厚, 乐善好施, 豁达大度, 又少有壮志, 不事农业。其后, 刘邦即以“仁义”著称, 打着“扶义而西”的口号, 取得秦民支持, 团结各路反秦力量, 招纳贤士, 察纳雅言, 引兵西进。一路上, 他采纳兼门郦食其之策“袭陈留, 得秦积粟”, 获得战备补给;听从张良之谏“夜引兵从他道还, 围攻宛城”;依仗陈恢之计, 约降诸城守将, 不战而胜。文中另有多处这样的事例, 可见其从谏如流的性格特征, 在此不作赘述。

后刘邦称帝, 总结自己得天下的原因时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镇国家, 抚百姓, 给馈馕, 不绝粮道, 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 战必胜, 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此三者, 皆人杰也, 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实际上, 刘邦身边不仅有这“三杰”, 还有许多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 但都能为其所用。易中天先生说“这就像汪洋大海, 惟其大, 则无所不可包容。”知人善任, 豁达大度, 则是刘邦又一可贵的性格特征。等到刘邦病重, 吕后问他:“陛下百岁后, 萧相国即死, 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吕后又问其次, 刘邦回答说:“王陵可。然陵少戆, 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 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 然安刘氏者必勃也, 可令为太尉。”不难看出, 刘邦对于自己的手下了解之深, 并令他们发挥所长, 各司其职, 。

在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战事之秋, 他凭借其“仁而爱人”的性格取得民心, 同时又豁达宽容, 慧眼识英才, 知人善任, 一举打败了“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的项羽, 成就其包举宇内, 囊括四海, 并吞八荒之心, 登上皇帝之位, 开创了大汉王朝。我们在“本传”中看到了刘邦这些闪光的特质, 但“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司马迁将其性格弱点在他人的传记中作了补充说明。例如:《史记·项羽本纪》中, 范增就曾道出刘邦贪财好色的一面:“沛公居山东时, 贪于财色, 好美姬”, 《史记·萧相国世家》和《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表现他猜忌功臣的一面, 《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揭露他慢而侮人的一面, 甚至在《樊郦滕灌列传》中还写到他自私自利, 为保全自身性命, 抛妻弃子的卑劣行径。 (4)

司马迁采用这种旁出侧见的方法, 巧妙地还原了人物的历史风貌, 使之真实可感, 神情毕肖。

二、表情达意, 妙在能复

清代《史记》评论家牛运震曾说:“它史之妙, 妙在能简, 《史记》之妙, 妙在能复。”实际上, 观之总体, 《史记》详略得当, 简练峻杰, 但为了写人记事, 抒情写意之需, 司马迁又灵活巧妙地运用了大量复笔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 增强文章表达效果。

《史记·高祖本纪》中多次写到“计”这个字:围攻宛城, 陈恢“为其计”, 约降诸守卫, 沛公曰:“善!”;赵高杀李斯后, 差人来约刘邦“欲分王关中”, 沛公用“张良计”, 大破秦军;章邯降项羽, 有人跟刘邦分析当前形势, 刘邦亦“然其计, 从之。”;距守函谷关, “汉王用韩信之计, 从故道还, 袭雍王章邯。”;刘邦军于荥阳南, “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范增;待到刘邦入关“收兵复东”时, “袁生说汉王”, “汉王从其计, 出军宛、叶间, 与黥布行收兵”;当他“引兵临河”想要再战时, 郑忠说止刘邦, “汉王听其计”;其后又“用留侯、陈平之计, 乃进兵追项羽”, “用张良计, 于是韩信、彭越皆往”……我们看到这“九计”, 刘邦皆“从之”, 充分说明其从谏如流, 察纳雅言之性格。仅“初, 项羽与宋义北救赵……”一段, 短短不到六行的行文中, 就接二连三地用了四个“破之”, 凸显了汉军所向披靡的气势, 而这四个“破之”正是在刘邦“用张良计”之后才取得的战果, 再一次突出了刘邦善于纳谏的性格特点。

楚汉相争时, 刘邦多次“大赦罪人”, 天下已定, 又“大赦天下”“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 皆赦之”, 这几个“赦”进一步说明其仁厚爱人, 宽容大度的性格特点, 这就不禁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面项羽多次对降兵进行的“坑”、“杀”。“得民心者得天下”, 显然, 成败已昭然若定。

这些复笔的使用, 非但没有丝毫影响到行文的简洁明快, 反而强烈有力地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使所写人物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 力透纸背。

三、笔补造化, 代为传神

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论及该下一段时说过:“无论事之有无, 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 代为传神。”, 意思是说司马迁在“垓下之围”一事中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虚构谩衍的成分。“笔补造化”, 作为一种人物刻画手法在《史记》中多次使用, 增加了人物的传神性, 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使史书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

《史记·高祖本纪》开篇即写刘邦的身世, 说道:“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 太公往视, 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 又说“高祖为人, 隆准而龙颜, 美须髯,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说刘邦的母亲受龙孕而生刘邦, 刘邦生就一副“龙颜”, 左边大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刘邦作泗水亭长时, 常常和王媪、武负混在一起喝酒, “醉卧, 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 怪之”, 除了这些看来非常明显的“笔补”之外, 还有另外一些“造化”之墨。例如:沛令为吕公设宴, 刘邦诡称“贺钱万”而被引为上座, 此时吕公并未发怒, 而是对刘邦说:“臣少好相人, 相人多矣, 无如季相, 愿季自爱。臣有息女, 愿为季箕帚妾。”意思是说吕公这个人会相面, 看刘邦非等闲之辈, 就主动把女儿嫁给他了。显然这是不合乎常理的, 很可能是司马迁“笔补”之作。

后来刘邦作泗水亭长时, 押送囚徒到骊山, 途中“有大蛇当径”, 刘邦“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醉酒斩蛇也许确有其事, 但《史记》又记载说后来有人见一老妪哭于刘邦斩蛇之地, 便问她所哭何事, 老妪言有人杀其子。路人又问:“妪子何为见杀?”老妪曰:“吾子, 白帝子也, 化为蛇, 当道, 今为赤帝子斩之, 故哭。”“人乃以妪不诚, 欲告之, 妪因忽不见。”很明显, 这段故事颇为离奇, 很难说不是司马迁在刘邦醉酒斩蛇的基础上敷衍造化而成。

《史记·高祖本纪》还记载说:“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 于是东游以厌之。”, 刘邦怀疑始皇说的的自己, 就逃到“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藏了起来, “吕后与人俱求, 常得之。”刘邦感到奇怪, 问吕后是怎么找到他的, 吕后说:“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故从往常得季。”, 就是说秦始皇、吕后等人常常看到刘邦所居之地的上方有“天子之气”, 很明显地, 这应该是司马迁“代为传神”之作, 意在神化帝王。

这些“造化传神”之笔, 并未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性, 而是在史实的基础之上, 进行适当地“笔补造化”, 用以丰富历史人物, 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也增强了史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四、“太史公曰”, 论赞历史

论赞, 是“史书的一种体裁, 用以阐发作者或注家对人物、事件的评论” (5) 。综观《史记》全书, 以“太史公曰”结尾的“赞”共计有一百零六篇之多。这一论赞手法继承了《左传》“君子曰”的史学传统, 不仅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 也将作者的历史观在论赞中加以阐发。现代著名小说家孙犁对此极为推崇:“这段文字, 既像是补充, 又像是引申, 言近而旨远, 充满弦外之音, 真正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真是高妙极了。”孙犁对《史记》的论赞手法的评价可谓精辟准确, 言简意赅。

《史记·高祖本纪》的结尾写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 小人以野, 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 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小人以僿, 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 终而复始。周秦之间, 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 反酷刑法, 岂不谬乎?故汉兴, 承敝易变, 使人不倦, 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这段“论赞”言约义丰, 不仅精妙地分析了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得失, 及汉之所以兴的原因, 也从侧面说明了汉代统治者的政治远见, 正是由于这样的雄才大略, 政治谋识, 才得以建立一代帝国。

司马迁首创这种论赞手法, 突破了《春秋》“微言大义”“难以畅达其志”的局限, 将史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6) “论赞”艺术手法不仅使史书自身的人物塑造, 史论表达达到了高妙的程度, 也十分广泛的影响力后世史书写作及文学创造。

综上所述, 由《高祖本纪》入手, 我们对《史记》所特有的人物刻画艺术, 可见一斑。这些匠心独运的写作手法不仅为我们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而且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树立了优秀典范, 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冉冉.《史记讲读.史记概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页

[2]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77页.

[3]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80页.

[4]参见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第180页.

[5]参见百度百科“论赞”.

[6]张大可.《史记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2年版, 第32页.

[1]王冉冉.《史记讲读.史记概述》 (名著讲读系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

[2]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2010重印) .

[3]张大可.《史记》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2.

[4]司马迁.《全本史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04.

[5]范培有, 李金超.《史记赏析》 (学生版)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09.

篇4：史记论文

关键词：史记；汉书；律书；历书；律历志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12-02

《史记》与《汉书》均为我国历史著述的里程碑之作，分别开创了纪传体和断代史的史书编纂体例。而《汉书》作为后起之秀，在撰写过程中对《史记》进行了大量借鉴参考，又在其基础上进行发展。如在目录分类上，将《史记》“八书”化为“十志”，有增有改，如增加了《五行志》、《刑法志》，以及改《平准书》为《食货志》，改《河渠书》为《沟洫志》等等，其中还有合并之流，如将《礼书》、《乐书》合为《礼乐志》。但两书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无论增删抑或合流，都带有作者的个人色彩和深深的时代烙印，以《律书》、《历书》以及《律历志》为例相比，便可初见端倪。

一、述作有异

《律历志》并非将《律书》、《历书》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拼凑，在内容上，二者都说到了音律和历法，然而在其余亦各有所异。首先，在“律”的方面，《史记》首先探讨了“律”和“兵”的关系，认为“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这是《律历志》中所没有的。对于“兵”，司马迁认为“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兵”理解为战争，且可看出司马迁对其的重视程度。然而儒家对战争的态度是支持出发点为仁义的战争，而总的来说，对战争还是持保留态度；道家则更是对战争持有“夫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而《史记》对黄老之学是报以推崇的态度的，于《汉书·司马迁传》中可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评价。但司马迁对于战争的看法，初看却与道家思想相去甚远，而更近于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然而在司马迁看来，道法同源，法本于道。《史记》中记载各家列传，往往将相同思想学派的人进行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等，而《老子韩非列传》则将老庄与申不害、韩非合传，其意指耐人寻味。其中在描述申不害、韩非的学术来源时写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黄老’乃是汉代对祖述黄帝、老子学派的称谓。这一学派兴起于战国时期而盛行于汉初，学者主要由一批持道家学说并且适应形势积极入世的人组成，属于道家的一个别派。他们所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稷下学者慎到等人所学过的‘黄老之术’，亦是申子、韩子皆本的‘黄老’。”然而司马迁对战争的重视并不代表鼓吹战争，他强调战争需要随着“道”的引领而行才能发挥作用：“故坚戈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究其本源，《律书》对“兵”之重视，仍可看作是黄老之学对司马迁造成的影响。

在“历”的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历书》的内容，并将《律历志（下）》中将历法相关的内容分为《统母》、《五步》、《统术》、《纪术》、《岁术》、《世经》六部分，并在《世经》一章中详细列出了从太昊至于光武帝刘秀的变系，并注明了上古时代帝王的“五德之运”，这也是《历书》当中所没有的形式。“《汉书·律历志》是从阴阳五行的角度，以统治者在《白虎通》礼统一的儒家五经异同为准则，为汉德归属的顺理成章而寻找理论依据。”而在《汉书·高帝纪》中也有“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记载。

二、次序之别

《律历志》对于《律书》、《历书》的发展，还在于行文次序上的不同。在《史记》中《律书》、《历书》排于《礼书》、《乐书》之后，然而《律历志》则是位于《汉书》“十志”之首。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据其自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然要“究天人之际”，就必然需要研究星宿方位和天文历数与人事之间的关系，且司马迁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而“天人感应”又是董仲舒的代表思想之一。故《律书》、《历书》在《史记》“八书”中处于较前的位置，可见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重视，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史记》“八书”的体例来源于《尚书》“八政”，即“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但序列上与八政相去甚远，从侧面表现了司马迁的著述思想：“他将《礼》、《乐》排在前，就是要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主张无为而治，用道德礼仪来替代苛法暴政，建立起有序的社会机制，从而达到天下昌盛的太平局面。序《律》《历》为后，旨在批判汉武帝穷兵黩武的基本国策，借《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战争观以警示汉武帝。”。

再看《汉书》，虽是在《史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班固并非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在内容上补充了大量自身的创新。如在目录的次序上，《律历志》被提为首篇，这体现了班固更为浓厚的天命观和阴阳五行的思想。“《史记》八书序《礼》、《乐》为先，《律》、《历》其后，旨在重道德尚礼仪而助流政教，强调人的行为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对国家兴衰的重要作用。《汉书》十志序《律历志》为先《礼乐志》为后，是屈从胜者为王应天改制，突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着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为刘秀的图谶神学服务。”

三、时代之异

对于上述《律书》、《历书》与《律历志》之间的差别，除了受到史学家本身的主观因素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客观环境的综合制约，不同的时代背景也会造就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如白寿彝先生所说：“他们承担的时代任务不同，因而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以司马迁的自述来看，其撰写《史记》除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更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对于历史，注重其“变”的原因，从中探求王朝兴盛，个人存亡的道理，相较于班固，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同时汉初以黄老之学为显学，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习论道于黄子”，一定程度上对《史记》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以及司马迁本人的学术观点也造成了影响。而师从大儒董仲舒又使其不流于无为，方其时诸子仍有争鸣，各家思想杂糅而又不拘于一家，思维相对活跃。且西汉在经历了文景之治的积累之后，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国家政治较为稳定，在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追求礼乐文明这样的上层建筑。且武帝好征伐，礼乐对当时的时代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

至于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思想已经经过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的统一行为，趋于正统，光武帝钦定谶纬之学为内学，难免对班固的史学思想造成影响。“班固不是像司马迁那样，去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而是去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且班固曾因《汉书》获罪，险些丧命，从而面对皇室则更为小心翼翼。“班固按照刘氏集团的意志，用神学美化王权，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并将官方钦定的图谶神学贯穿于《汉书》之中……是《汉书》充满中庸、明哲保身及宣扬谶纬迷信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卷入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因素。”从《律历志》序帝王世系，为刘秀政权提供合理的证明，巩固刘室家族的地位可见，《汉书》在编纂过程中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史记》带有更为强烈的政治倾向。“律”为天道流行，万物所顺的自然法则，将其与“历”相合而述，则使“历”也带上了“律”的色彩。在班固看来，五德承袭也是一种“律”，而汉承尧运而存至今，正是历史循环的结果，体现了刘氏集团当政的正统和合理性。

《史记》与《汉书》均为中国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由于两书作者创作目的、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在两书的具体呈现上各有各的特色，孰优孰劣，不应轻易地下定论。二者各有所长，综合比较结合阅读，则能对先秦乃至于汉代有一个更为客观、具体的把握，对研究该时期的思想文化均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 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汉]班固 著，许嘉璐 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3]丁慧，《汉书律历志》的研究与评价，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4]徐日辉，《<史记>、<汉书>、志序列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5]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3）

篇5：《史记》读书笔记

一、项羽本纪

本篇为《史记》的第七卷，主要记载了楚霸王项羽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到最终败亡的生平经历。

句子摘录：

1、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写出了项羽儿时的雄心报复，也暴露了他的性格弱点，暗喻项羽最后的失败。）

2、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想要称霸的念头在他很小的年纪就显现出来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项羽的少年雄心，也从侧面说明了民众对秦王朝的不满。）

3、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可以看出项羽与士兵们同生共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成语“破釜沉舟”出自于此，表示下决心不顾一切干到底。）

4、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玦”与“决”同音，是范增的暗示，要项羽下决心杀了刘邦，“项王默然不应”体现了他的犹豫不决，为后来的失败铺垫。)

5、“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这是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前所作的绝命词，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有着渺小沉重的叹息。）

6、“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

（引用项羽的话，他到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失败的本质原因，多么荒谬，令人惋惜。）

成语：

取而代之 破釜沉舟 先发制人 拔山扛鼎 四面楚歌 沐猴而冠 作壁上观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背水一战

简评：

不以成败论英雄，比起刘邦，一直以来我更欣赏项羽。他的满腔抱负，英勇善战，凌云壮志都让我佩服。然而，他，终究不是一个完人，他亦是有他的缺点。若非，他也不会落得死无全尸的下场。

“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想要称霸的念头在他很小的年纪就显现出来了，从他发出将秦始皇取而代之的宣言以来，他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进军。这个过程中，他不断杀人来夺取权力和兵力，但对待敌人刘邦，在鸿门宴上，他不顾范增给他使眼色，却放了刘邦一马，轻敌和多疑是项羽最大的弱点，刘邦也正是巧妙抓住了他的弱点。

对项羽破釜沉舟这一做法，我也是十分敬佩。有这种胆量和气魄的，历史上能有几人？置之死地而后生，大概也有一点破釜沉舟的意境吧。不是谁都有勇气断自己的后路的，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敢于使用这样的计谋，来逼使将士们殊死一战。

身处大汉，司马迁却给予楚霸王如此多精彩的描写，也公正客观地肯定项羽的历史功绩和性格弱点，可以看到编者对项羽一生的悲剧命运寄予了无限同情。

最终，他的梦还是碎了，四面楚歌，乌江自刎，但是他永远是曾经意气风发的西楚霸王。

二、廉颇蔺相如列传

本篇为《史记》的第二十一卷，主要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廉颇和名臣蔺相如的生平事迹，叙述了二人的交往情况，并介绍了赵奢赵括父子与李牧的一些事件，内容交代到赵国灭亡为止。

句子摘录：

1、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2、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3、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4、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

5、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6、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成语：

怒发冲冠

价值连城

完璧归赵

渑池之会

负荆请罪

布衣之交

刎颈之交

简析：

《廉颇蔺相如列传》生动刻画了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赵惠文王等一批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他们或耿直或忠厚，或鲁莽或机智，形象鲜明生动，令人叹服。作为主人公的廉颇和蔺相如，司马迁运用大量的语言，行动，神态描写来刻画。

廉颇成名最早，在赵惠文王十六年时就因大破齐国而被授为上卿。蔺相如次之，因在完璧归赵一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成名，被赵王拜为上大夫。之后的渑池之会，他再一次展现出独特的外交智慧与勇气。当其“位在廉颇之右”后，廉颇不服气了，但最后，我们都知道，蔺相如用宽容隐忍化解了这场矛盾，将相和有点戏剧化。

读过《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人往往为蔺相如机智勇敢的胆识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感动，也为廉颇知错就改的态度和“负荆请罪”的行动而赞叹。但除了他们两人，故事中出现的其他人呢？首先，赵惠文王善于用人——不看重被举荐人的出身，地位和资历，只注重他是否贤与能，唯贤唯能是用。当然，他也不光听举荐人怎么讲，还得亲自考察一番，实践证明了被用之人确属贤能之士，就大胆使用，不断地委以重任，让其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个人一直被大家忽略——谬贤，是他把蔺相如这个人才推荐给了赵王，在向赵王推荐之时，扬相如之长，不避自己之短，并敢于以己之短来衬托相如之长。“慧眼识英雄”可贵；“舍己荐英雄”更可贵。谬贤既具“慧眼”又能“舍己”，善“识”又敢“荐”，这就是我特别要赞他的原因。

二、孔子世家

句子摘录：

1、“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3、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4、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5、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

6、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简析：

孔子一直以来都被尊为“圣人”，但在“圣人”光环背后的他又是怎样的呢？孔子并没有一个好的出身，身材长相也不是很完美，在如今这个“拼爹吗，靠长相”的时代，他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但他的学识他的政治观点都足以让所有人忘记他的身世。随着国外一所所孔子学院的兴办，可以这么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孔子一样古往今来都名满中外。最令我讶异的，当属在韩剧中出现的一幕：小孩子在车上背诵《论语》。这不仅让我发现了孔子的伟大，还让我感慨，当我们在追韩剧的时候，韩国人却在读《论语》，身为中国人，我们在这一方面都比不上外国人。

孔子确实是一个圣人。他的学说并不是局限于他那个时代，也不是局限于政治，有很多珍贵的理论可以流传至今，适用于各个领域。“中庸之道”也好，“因材施教”也好，稍稍接触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用的道理。看过《孔子世家》，我了解到的孔子，就是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东西不比老子的深奥，不如庄子的飘逸，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能够轻易读懂，明白透彻。这也是我敬佩他的地方。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说得不错：“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古往今来，能有几人配得上“圣”这一个名号，我们也可以从史书上知道，“诗圣”之类的某一方面的圣人还是存在的。但是，孔子之“圣”，前面不用加任何名词，因为他是至圣！

三、李将军列传

本篇为《史记》的第一百零九卷，主要记载了西汉名将前期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交代了李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包括李广的子孙辈的事迹。

句子摘录：

1、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选取汉文帝对李广的赞誉这一史料，对李广的英雄形象加以塑造，侧面表达了对李广的欣赏，赞许。）

2、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

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

（引用典属国公孙昆邪，单于对李广的评价，赞许李广。）

3、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

（著名“擒杀射雕者”事件，突出李广的英勇骁战，展现李广的个性特点，暗喻编者对他的同情。）

4、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通过具体事件描写李广与士兵们同吃同喝，为人廉洁，增强悲剧色彩。）

5、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

简评：

本篇是《史记》列传部分最有名的篇章之一，对于没有封侯拜相的将军李广，编者破格把他升入列传。列传开头，司马迁按照惯例向我们介绍了李广的家世、籍贯和早年从军经过，并通过选取汉文帝对他的赞誉：“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这一史料对李广的英雄形象加以塑造，侧面表达了自己对李广的欣赏之意。接下来编者按时间次序记叙了李广在军中的立功和升迁情况，并通过选取“公孙昆邪之泣”这一细节，再次反映出李广的军事才能与过人的勇猛。

李广的一生遭遇了很多的坎坷，在这方面，司马迁不免感同身受，因而会惋惜同情李广的一生，对他的评价自然也就过高了。李广是个英勇善战的人，这一点从他的显赫战绩中可见一斑。但是朝中皇帝的宠信都排挤他，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功绩而得到应有的奖赏。

李广的胆略实在让人佩服，对于他治理军队的方法，我个人觉得有些值得赞赏，有些是不得当的。李广从来不谨守规章制度，但我认为军中保持纪律是必要的，这样才不能使得军心涣散。李广为人廉洁，得到的赏赐总是全部分给他的部下，这一点我很是欣赏。这样，他和士兵们同吃同喝，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正因为他乐于分享，所以他当了四十多年的官，到头来却不能得到高官厚禄，家中也没攒下一点钱财，或许真的是生不逢时，天意弄人。

篇6：史记 读书笔记

——读《史记》感言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鹰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立德，立史官之德；立功，立史实之功；立言，立史家之言。

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的楷模，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承董胡前，其鲁迅后，使文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几千年来为文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西汉最鼎盛的汉武帝统治时期，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大变动的时代，黄老道学、儒家学说，两个竞争最为激烈的学派，最终在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三策”的思想之下，儒家学说成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来的封建统治思想。

司马迁就是生活在这个变幻的时代中。他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又受其父亲司马谈的影响崇道。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他累积了功利意识；在道家的影响下，他受到齐、楚的浪漫主义传统熏陶，所以，他根本上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通常人们把竹文化和儒文化联系在一起，在竹子身上，儒生们或看到气节、风骨，或看到虚心、谦恭。竹子的那种挺拔向上，志高万丈的精神，更为众多文人志士所追求、推崇。

司马迁那种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也许也是或多或少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所致。汉武帝时代是一个文化昌明、人才辈出的时代，其中“文章两司马”，一个是司马相如，另一个就是司马迁。或许心高气傲的汉武帝处处都想让他人臣服于自己，司马相如最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御用文官，他的思想完完全全屈服于皇帝，《大人赋》、《上林赋》数不胜数。汉武帝成功地驾驭了一个人的思想。当然司马迁也不会逃出他的视线，但司马迁不卑不亢，宁可受到奇耻大辱也不愿屈尊于高高在上的皇帝。也许这就是他最终为李陵伸冤，然后被处以宫刑，最后发奋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史记》的缘由。立德、立功在这方面完全展现。

《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一个创举。“言”者，议论也，即有意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主张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却要来一个“成一家之言”，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

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著史绝不是简化为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考证，或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观察历史，而是带着他自身深切的痛苦去理解过去时代人物的奋斗与成败，而书中最为精彩的也是描写这些人物的部分。《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而文学渗透着情感，因而单纯就艺术的结果来说，它就是情感参与和历史的高度统一。历史被赋予了精神才是活生生的、有灵魂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是有生命的历史，这浸透着作者的滔滔情思和进取的人生观，其人生的忧患意识与悲凉感也因此而生出文学的抒情性。

司马迁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历史、感受历史的大门，透过《史记》我们还看到一个饱经忧患而又感慨深沉的学者，那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