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通用5篇）
篇1：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
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
系统介绍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三版)力学部分的研制方法及意义,并扼要阐述了核心期刊的确定对力学文献资源建设及学术交流的.作用; 同时也对力学工作者有针对性投稿、订阅期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 者：马晓梅 范淑兰 MA Xiaomei FAN Shulan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物理系, 北京 100871刊 名：力学与实践 ISTIC PKU英文刊名：MECHANICS IN ENGINEERING年，卷(期)：22(4)分类号：关键词：核心期刊 意义
篇2：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
在本学科高排名的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学者学术声望的提升、职位的晋升和薪资的增长都有着重要作用[1]。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对大学和学者的科研资助纷纷采用基于绩效拨款制度[2],并把在高排名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作为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这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高排名学术期刊的地位。每一名科研工作者,都面临着在高排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挑战。 与此同时,学术期刊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环境。 面对逐年增加的投稿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学术文章,为确保刊载文章的质量,期刊必须在稿件审阅上做出更多努力,付出更高的成本代价,甚至可能导致审稿周期的延长[3]。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背景下,探讨高排名学术期刊已有的刊文特点及偏好模式,既有助于科研工作者提高论文投递效率,也有助于期刊主办方有的放矢提升论文筛选效率,对于改善论文与期刊的双边匹配有着重要意义。
在学术界,对期刊影响力的主要评价指标是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其衡量的是过去两年刊载论文的影响力———平均被引次数。 可见,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是相互依存的。由于对学术论文本身影响力和质量的评价存在较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文章发表杂志的排名高低成为了衡量学术文章本身、学者和所在研究机构优秀程度的一个替代性指标[4]。 这一指标的合理性基于这样的事实: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6]。 优秀的研究论文必然有其普遍性的显示特征。 考察期刊刊载论文的偏好,尤其是在论文特征性变量上的偏好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期刊影响力差异的来源。
现有研究针对顶级期刊刊发的大量论文显性特征的探讨,揭示出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的发文偏好以及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从论文主题内容、篇幅、作者来源、合作性等指标进行分析成为这类研究的重要趋势[7]。 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具有更长的篇幅[8]。 这是由于:优秀的学术论文需要论证充分、内容翔实,因此必然会具有更为复杂的技术过程,这需要更长的篇幅才能完成。第二,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具有更多高水平的活跃作者。对国际顶级教育类期刊的研究证实:高水平的活跃作者数与期刊质量成正相关关系[9,10]。 第三,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获得更多的基金资助。基金资助同样是影响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 被学术基金资助所做的研究,因其研究内容一般受到专业认可, 研究过程中受到专业评估,更有可能产生优秀的论文[11]。第四,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具有更多的合作。对经济学类文章的最新研究表明, 目前顶级经济学期刊的作者均值为2.3 人,合作性论文的占比逐年提高[8]。 对1997—2005 年SCI,SSCI等检索的420 余万篇文献的研究表明, 跨学科合作、跨学校合作是重要的趋势。 合作论文的影响因子高于不合作, 强强合作论文引用率高于强校单干,强弱合作的论文引用率不低于强校单干[12]。合作人数对论文质量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的效果[13]。对于国内论文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合作与论文被引频次的正向相关关系[14]。
我国是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高等教育学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学科。 那么,我国教育类顶级期刊在刊载高等教育类论文时的偏好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并不鲜见,部分回应了国际主流的研究发现。 现有研究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内容分析揭示研究热点和知识图谱[15]、归纳研究主题及范式[16]、发现引文文献的网络结构[17]、描述论文合作状况[18]、基于发文状况评价地区科研竞争力[19]与作者[20]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其共性特征之上,而对期刊间刊文差异性的探讨, 大多仅是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对于其模式性的揭示与期刊影响力差异的解释性探讨较为鲜见。
本文以中文顶级教育期刊的发文偏好模式为主题进行研究, 以2015 年18 家教育顶级期刊刊载的3421 篇高等教育类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①,采用统计方法、复杂网络和计量回归方法,聚焦于不同期刊发文偏好模式的归纳及期刊影响力与发文偏好模式的关联性分析。
二、我国教育期刊的影响力现状及期刊转型
教育学期刊的影响力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学科相比明显较低。 根据汤森路透集团的期刊引用报告(JCR),2014 年SSCI中社会科学共有56 种类目,教育及教育研究类(EDUCAITION&EDUCATIONAL RESEARCH)期刊的期刊数排序为第2 位,文章数排序位第4 位,但影响因子仅排序为48(0.92),中值影响因子排序为40(0.74)②,这说明教育类的研究论文数量虽多,但质量普遍不高。 我国教育类期刊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基于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数据,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共分为37 个大类,教育类期刊数排名第1,但从2014 年刊发的平均影响因子来看,教育类期刊仅为0.54,排名第16。
基于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报告”的数据,我们发现顶级教育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基本呈现出上升趋势(见图1)。 同时,基于中国知网的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 我们将影响因子最高的6 家期刊③作为一组(高IF期刊),6 家综合性期刊④作为一组(综合性期刊),与18 家期刊进行比较。从折线图可以看出,自2009 年起,各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均呈现上升趋势,且趋势性差异不大。 而根据各个期刊历年影响因子的统计也表明,各个期刊的上升趋势和相对排位均变化不大, 说明18 家教育顶级期刊的内部差异性表现较为稳定。
与期刊影响力普遍提升相伴相生的是期刊办刊特点的变化。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向实证化转变,我国教育期刊的风格出现了转型。反映为期刊刊载论文的研究方法上更加重视规范化。 同时,一些杂志变更了名称,以更加适应期刊竞争的需要。 根据我们的统计,CNKI期刊数据库社会科学II—高等教育分类下共有128 家期刊,其中有49 家期刊进行过更名,更名率达到38.3%。 高等教育类期刊更名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去专业化和去地域化两点,体现了多数高等教育类期刊向着综合化的方向转型。 在我们选取的18 家期刊中,共有8 家期刊曾进行过更名。 期刊综合化的转型需要付出一定的认知成本, 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恰恰是一种信号传递的作用,有助于吸引更多样化和更优秀的论文稿件。 从以上的背景出发,我们将考察综合化期刊与纯教育期刊的刊文偏好差别,并验证其与影响因子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文科技期刊评价报告,http://lib.cqvip.com/evaluation/index.aspx。
三、研究设计
基于国际上利用影响因子评价学术期刊的普适性,本文采用影响因子(IF)来作为评价中文教育类期刊的影响力的指标。 IF具体数值来自CNKI的“复合影响因子”。基于已有的国际国内研究,本文选取了两大类指标作为杂志刊载文章的特征性指标。第一类是论文的显性特征指标,包含作者状况(来源学校、来源地区、职称等)、作者间情况(是否合作、合作类型)和基金资助状况。 第二类是论文的内在特征指标,包含论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 从这两类指标中,加总计算每一家期刊的若干评价性指标,计算出这些指标与期刊影响力的关联程度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基于前文所述的关于国际顶级期刊刊文特征的研究结论,我们给出如下研究假设并试图进行检验。
假设1:从作者状况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其活跃作者的出现频率越高, 反映为知名院校发文、高职称作者发文比例更高。
假设2:从研究评价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刊载论文质量越高,反映为获得基金资助比例越高。
假设3:从研究过程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其刊载论文的研究复杂程度越高,反映为:合作比例越高,且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运用越多。
为了揭示期刊的刊文特征模式,我们还将采用复杂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模式识别。分析主要对不同期刊发文来源院校网络以及合作论文网络进行分析。在合作网络中,我们对合作中的学科交叉、地域交叉、跨职称合作以及校际合作四类进行模式总结。 另外,我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探讨上述指标对杂志影响力的联合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因子反映的是期刊过去两年的论文平均质量,而研究数据则是当年的数据。 对回归可行性的解释是:正是由于期刊之间排序关系存在相对稳定性,则可以把期刊的偏好差异看作是随时间稳定的数值,从而探讨期刊偏好的差异对期刊影响因子差异的影响。
四、中文顶级教育期刊刊文偏好描述
(一)对文章显性特征的偏好
本文统计了论文第一作者情况以及文章所获基金资助情况,统计如表2 所示。总体而言,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 发文越偏向高水平大学和高级职称的作者,越偏向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课题论文。 其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刊发的高等教育论文中,超过80%来自“985 工程”高校,国家级基金论文占比超过1/3,是两项指标最高的期刊。
关于期刊影响力与期刊发文显性特征的关系,我们给出如下的相关性分析(见表2)。 分析发现,正高职称发文比例和国家基金比例的高低,与期刊影响因子成显著的正向关联,相关系数均超过0.6,见表3。这验证了上述假设1、2。散点图如图2所示。我们还发现,发文数量与期刊影响因子成显著的负向关联。
注:因《中国高等教育》作者信息不标注职称,故未给出统计结果。
(二)对文章来源多样性的偏好
各期刊在刊发文章的选择面上有所不同。刊发文章的来源越广泛, 反映期刊在选择文章上的范围越宽, 其影响的覆盖范围越广。 在高IF组的6 家期刊中, 每10 篇论文来源学校数最多的期刊是 《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最少的则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从地区影响力来看,高IF组期刊中,《教育研究》和《中国高教研究》的论文来源地市数最多,超过3 个城市。《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大学教学》来自非教育学院系的发文占比最高,见表4。
通过表5 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稿件来源的院校、地区、学科越是集中,则杂志的影响因子越高。
(三)对院校的偏好网络
本部分分析各个期刊刊文的院校偏好。在此选取发文大于10 篇的院校共76 所,以占据某期刊发文量1%以上为阈值,见图3。 院校偏好网络的分析发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成为重要的供稿节点。高IF组6家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对重要供稿节点院校的链接比较紧密。而较低影响因子的期刊则表现出供稿节点虽多但与重要供稿节点链接松散的特点。超过某一期刊发文量6%的供稿中,除各杂志偏好的首位发文院校外,另外存在的重要偏好关系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北京师范大学(22.2%)、华东师范大学(7.4%),《大学教育科学》:湖南师范大学(15.9%)、厦门大学(8.9%),《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清华大学(7.6%)、上海交通大学(6.8%)、华中科技大学(6.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对(6.8%),《教育研究》:厦门大学(6.8%),《江苏高教》:南京师范大学(6.0%)。
注:*p<0.1,**p<0.05,***p<0.01。
(四)发文的作者合作网络
合作是学术生产的重要特点。本部分考察各期刊发文中第一作者与第二作者间合作网络。
1. 各期刊刊文合作状况的统计描述。 通过分析发现(见表6),18 家教育顶级期刊中,合作发文比例最低为38.0%(《江苏高教》),最高为73.0%(《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在合作发文的论文中,仅有2 家期刊的平均合作作者数超过3 人,其余都在2~3 人之间。合作中,校内合作为绝对主流,占比在70%以上。 跨省合作比例不高,跨学科合作比例差异巨大。
注:标号1-18依次对应影响因子从高到低的期刊。具体期刊为:1.《教育研究》;2.《北京大学教育评论》;3.《高等教育研究》;4.《高等工程教育研究》;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6.《中国高教研究》;7.《中国大学教学》;8.《教育发展研究》;9.《复旦教育论坛》;10.《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1.《高教探索》;12.《中国高等教育》;13.《现代大学教育》;14.《江苏高教》;15.《现代教育管理》;16.《高教发展与评估》;17.《黑龙江高教研究》;18.《大学教育科学》。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期刊影响因子与合作文章所占比例的相关性仅为0.07,相关程度很低。 这未能证实研究假设3 关于合作部分的论断。 这一发现说明:与国际期刊和国内主流学科期刊相比,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合作未能有效促进研究质量的提升。
2. 合作网络中的学科交叉模式。 18 种期刊呈现出3 种典型的学科交叉特征结构模式。 模式一:“星型模式”。 其特征是以教育学为中心节点,与其他学科产生联系。 这种形式的期刊有1,2,3,6,13,16①。 高IF组6 大期刊中的4 家期刊属于这种模式。 模式二:“团簇模式”。 其特征是多个学科紧密合作, 形成一个连通分支。 这种形式的期刊有4,5,7,8,10,11,14,15,17,18。 该模式是占比最高的模式。 模式三:“多分支模式”。 其特征是形成多个学科合作群。这种形式的期刊有9 和12,详见图4。
3. 合作网络中的地域合作模式。 这里考虑跨省合作的论文。 地域合作模式可以细分为三种模式,见图5。
注:1.(a)表示星形模式,以《教育研究》为例;(b)表示团簇模式,以《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为例,(c)表示多分支模式,以《复旦教育论坛》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该学科节点的度(degree),即预支相连的学科数。度越高颜色越深;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即关联强度。
注:1.(a)表示单中心模式,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例;(b)表示多中心模式,以《中国高教研究》为例,(c)表示无中心模式,以《大学教育科学》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该地区节点的度(degree),度越高颜色越深,即与之相连的省份越多。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即连接的强度。
模式一:单中心模式。 合作研究的论文以某个省份为中心,该省份与其他省份的合作占所有合作中的绝大部分。 此模式包括期刊1,8,9,10,16。 其中《教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以北京为中心;《教育发展研究》《复旦教育论坛》以浙江为中心,《高教发展与评估》以山东为中心。
模式二:多中心模式。有多个合作中心,包括期刊3,4,6,7,11,12,13,14,15,17。 多中心模式是期刊发表合作类型文章的主流模式。其中《高等教育研究》以北京、上海和江苏为中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以北京和湖北为中心;《中国高教研究》以北京和浙江为中心;《高教探索》以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为中心;《中国高等教育》 以北京和湖北为中心;《现代大学教育》以湖北和江苏为中心;《江苏高教》以江苏和浙江为中心;《现代教育管理》以北京、福建、广东、吉林和辽宁为中心;《黑龙江高教研究》以江苏和浙江为中心。
模式三:无中心模式。即找不到明显的合作中心,包括期刊2,5,7,18。
4. 职称合作模式。 18 家期刊的职称合作模式基本相同,均以正高、副高、中级、博士生和硕士生为作者主体,他们之间的合作最为普遍,其中《中国高教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黑龙江高教研究》中具有行政职务的作者合作也较为活跃。 (见图6)
注:1.(a)以《教育研究》为例;(b)以《中国高教研究》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该职称的度(degree),即与之相连的节点数,度越高颜色越深。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
5. 校际合作模式。 在校际合作模式上,各期刊均以省内高校间合作为主,也都存在一些和外省高校合作活跃的院校。 如《教育研究》中,上海、北京、浙江的高校之间以及其与外省高校的合作较多。 《中国高教研究》中,合作高校众多,尤以北京和浙江高校为主,见图7。
(五)期刊对论文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的偏好
论文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是论文重要的内在特性指标。 根据周光礼和谢清的分类[16],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可分为四类:体制与结构、组织与管理、知识与课程、教学与研究,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可分为四类:人本主义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经验主义范式。在此,我们仅挑选了平均占比最大的领域(组织与管理领域)和范式(结构主义范式),以及与期刊影响因子关联程度最为密切的领域(体制与结构领域,皮尔逊相关系数0.424,P<0.1)和范式(实证主义范式,皮尔逊相关系数0.453,P<0.1)进行展示,统计结果见表7。值得指出的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期刊影响因子有显著正向关联,这证实了研究假设3中关于研究范式的论断。
注:1.(a)以《教育研究》为例;(b)以《中国高教研究》为例。2.节点颜色表明院校地区,同一颜色表明同一地区。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即连接强度。
各个期刊的差异化竞争产生了不同的期刊风格,使得各期刊发挥比较优势,产生不同的偏好结构。 在此,我们定义期刊在某一研究领域(或范式)的特色值:特色值=该期刊在某一领域(或范式)的发文比例/18 家期刊在该领域(或范式)的平均发文比例。
若该比值大于1,则说明该期刊在此领域(或范式)上有格外偏好;反之若小于1,则说明该城市在此领域无明显偏好。我们将各分项特色值大于1 的数据进行作图,结果见图8。 我们发现,排名前6 名的期刊,有5家偏重在实证主义,其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最为明显。而IF最高的前3名的期刊《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均在体制与结构领域上有格外偏好。
注:1.标号1~18对应的期刊与图3标注相同。2.有连线表明该期刊在某领域(范式)有超出平均值以上的偏好,连线的粗细表明权重大小。
(六)综合类期刊与纯高教类期刊的偏好差异
本部分比较综合类期刊与纯高教类期刊的差别,分类标准见本文第二部分。 统计发现:纯高教类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1.200, 综合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为1.672。二者在影响因子的差别,是否与其关键变量的差别有关呢?
从表8 可见,“985 工程”高校发文和国家级基金发文在两类期刊上占比有明显差别(卡方检验对应的P值<0.01),综合类期刊数值较高。 而据前文所述,这两项指标正是期刊影响因子的重要关联变量。
对于文章内在类特征: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式的分析发现, 两类期刊有明显差别(卡方检验对应的P值<0.01)。 综合类期刊在研究领域上更关注体制与结构、组织与管理,而纯高教类期刊更关注知识与课程、教学与结构。 研究范式上,综合类期刊更多刊发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文章,而纯高教类期刊更多刊发经验主义文章(见表9)。 研究领域和范式的差别,也是带来影响因子差别的重要因素。
五、回归分析
第四部分证实了如下结论:文章显性特征、来源多样性特征、内在因素特征对期刊的影响因子有较强的相关关系。本部分对于期刊影响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期刊影响因子关联因素的联合作用。
对变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影响因子有较强关联的部分变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因此,在回归的自变量选择中应尽量避免将它们同时放入方程。如实证研究与获得国家级基金有较强相关性(相关系数0.728, P<0.01),综合类期刊与实证研究范式比率有较强相关性(相关系数0.650,P<0.01)。 综合考虑各类变量之后,我们挑出正高级职称率、每10 篇论文来源学校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以及论文合作比例四个变量作为回归的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希望验证论文合作比例是否在多元回归中具有显著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所刊文章作者正高级职称数据缺失。 基本回归结果见表10。
注:***p<0.01,**p<0.05,*p<0.1。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利用期刊影响因子还是影响因子的对数作为因变量,回归的结果都显示出稳定性。 正高级职称率的影响强大而显著,正高级职称发文率每提升0.01,期刊的影响因子提升0.02左右。 实证主义范式的加大,会对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合作对期刊影响因子具有正向作用,但效果始终不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18 家顶级教育期刊的刊文分析,得到了如下研究发现:影响因子越高的期刊,发文越偏向高水平大学和高级职称的作者,越偏向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课题论文。稿件来源院校、地区、学科越是集中,则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 合作发文占比与期刊影响因子无明显关联。合作发文中,学科交叉呈现“星型结构模式”“团簇结构模式”和“多分支结构模式”三种模式,金字塔最顶端的期刊多倾向于以教育学为核心的“星型模式”;地域合作模式呈现单中心模式、多中心模式、无中心模式三种模式,多中心模式是主流。期刊对实证研究范式的偏好程度与期刊影响因子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综合类期刊与高教类期刊在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回归分析表明:正高级职称比率、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率、综合性期刊能够对期刊的影响因子起到正向作用。
以上结论既回应了已有的关于文献计量的研究,诸如基金作用、活跃作者作用等。然而,本文的结论与既有研究结论最大的不同点是:合作在高等教育领域对文章质量的作用并不明显。 这一结论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育不足,研究复杂度相对较低,从而使得合作比例偏低,合作研究的作用尚未显现。同时,另一个让人意外的发现是:在当前环境下,固守教育学本学科,以本学科的科研院系为主要依托、减少对于稿件多样性的偏好,反而有助于期刊影响因子的提升。 这一发现值得反思。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作为开放的领域,如何吸引更多学科的研究人员加入进来,激发学科内部的活力,或许成为下一阶段发展本学科的重要议题。
对于办刊者,我们认为,若要提升期刊质量,需走综合化道路,选稿时更加注重文章作者层次和基金层次、选取实证类研究文章或可以成为有效的筛选策略和提升杂志影响力的手段;对于研究者,我们建议多做实证性研究,并努力提升职称,多获取课题,这样有助于在更高级别的刊物上获得发表。
摘要：影响因子是评价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期刊影响因子大小与其刊载文章的质量密切相关。对2015年18家教育类中文期刊不同类型期刊的研究发现:综合类期刊与纯高教类期刊在论文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的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对刊文合作网络的研究发现:学科合作结构模式主要分为“星型模式”“团簇模式”和“多分支模式”三种,影响因子最高的6种期刊大多倾向于教育学科为核心的“星型模式”;地域合作模式呈现出单中心模式、多中心模式、无中心模式三种模式。对期刊影响因子关联因素的研究发现:论文的显性特征,如作者的院校层级、作者职称和论文所受的基金资助状况与期刊影响因子呈显著正向关联。实证研究范式的发文比例与期刊影响因子显著正相关。论文的合作性特征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作用不明显。本研究的结论对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期刊影响力差异的来源,改善论文与期刊的双边匹配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篇3：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
一、科研绩效评价的现状
1. 科研绩效评价在学术界和科技管理界认可和采取的一贯做法是同行评议, 属于定性评价。由于定性评价是一种主观性评价, 在现实层面上同行评议制有很多不足之处, 例如重人情、拉关系、礼尚往来、本位主义、名流免检、“权威”定音、搞平衡做交易等等。如此一来, 针对科研领域中浮躁浮夸、急功近利乃至学术腐败等问题增多, 近年来国内各界包括科技界自身要求改进同行评议的呼声越来越高, (1) 并力图找到一种客观的定量的评价方法来克服主观评价方法的不足。科研绩效评价包含的内容非常繁多, (2) (3) 既有科研投入指标又有科研产出指标, 目前还没有一种广泛适用的、完全公平的定量指标客观评价方法, 故目前使用最多的方法是在同行评议的框架下加入部分客观的定性和定量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2. 在评价科研论文水平的客观定性和定量指标方面, 近年来使用得最多的是SCI、EI、ISTP (所谓的国际三大检索工具收录) 和中文核心期刊, 它不仅被利用作为评价单位和个人的科研水平高低, 而且被许多机构和高校作为职称评定, 硕、博士学位评定, 津贴评定、课题申报等入围资格的基本条件。 (4) (5) (6) 例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硕、博士学位授权申报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每年发布的SCI收录论文数和被引次数前20名高校的数据和利用ESI数据库的SCI收录论文数、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等1995年至2005年的累计数给出我国高校排名、网大对全国高校综合实力排名的依据、某些学校申报各级职称的基本条件, 许多高校甚至规定教师每年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要求硕士生至少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博士生则至少在SCI、EI上发表两篇或影响因子之和达到3.0 以上的论文方可拿到学位证书。
二、SCI、中文核心期刊被过分放大使用的原因
1. 无论是SCI还是中文核心期刊都是图书情报定量学研究的结果。SCI创刊于1961年, 由美国科学情报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c.ISI) 出版, SCI是一部国际性的检索刊物, 包括有:自然科学、生物、医学、农业、技术和行为科学等, 主要侧重基础科学。所选用的刊物来源于94个类、40多个国家、8 0 多种文字, 以英文为主, 也收录一定数量的中国刊物。SCI就其本身而言, 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科技人员获取最需要的文献信息。这也是编辑该部索引的主要意图。SCI最大的优点是引文功能, 在这里读者能很快地了解到某一作者的某篇论文是否被他人引用过, 通过引文次数可以了解某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另外, 使用SCI还可以了解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信息。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京大学出版社) 问世于1992年。核心期刊这个概念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时任南肯辛顿科学图书馆馆长的布拉德福 (Bradford) , 以润滑学和应用地球物理学两个学科为个案, 对到馆的490种期刊上的1727篇论文, 按每种期刊载文的多少分别排序, 结果发现不同学科的论文往往集中发表在少数期刊上。1934年, 他撰写了论文《专门学科的情报源》, 将发表专业文章最多的那部分期刊称为核心区域;核心区域的期刊由于发表特定学科的论文的密度最大, 遂将之称为该专业的“核心期刊”。其主要功用是帮助图书馆制定相应的馆藏战略, 及尽可能购买和收藏使用率排在最前面的那批刊物, 以便物尽其用, 满足特定读者群中多数人的需要。因此,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只是图书馆工作方面的一部专业工具书。
2.“SCI、中文核心期刊热”的兴起。SC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文章作为评价科研绩效的重要指标,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 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 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 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不现实。SCI的引入很快引发了各高校的排序竞争。从1987年开始,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受原国家科委的委托, 对中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和论文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在1992年至1998年间, 南京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 连续排名全国高校第一。各高校开始跟进, 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上钩, 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发表一篇被SCI收录的论文, 奖金数千元甚至逾万元。比如, 某著名大学曾提出“千篇工程”。及至目前, 全国多个高校每年被SCI收录的论文已超过2000篇。
在这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也应运而生, 人们似乎一下子找到以定量方法遴选出来的SCI和“核心期刊”这个支点, 用SCI和“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要比定性评价客观得多、容易得多, 许多主管部门觉得很快掌握了一种简单易行的操作方法, 使用者不用细读具体文章, 也不必懂得某一具体专业知识, 不必具备某一专业造诣, 光凭刊文期刊是否SCI收录或核心期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划定文章深浅, 判断水平高低。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法赋予了SCI和核心期刊以科研评价的巨大功能, 也给了它们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直接刺激了近年来国内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
(2) 科管部门对SCI收录和核心期刊功能的认识不足。就SCI而言, 一是它只收录其选定的来源期刊, 并不是全都收录。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科技期刊多达10万多种, 但是入选的期刊不足6%。收录期刊的限制就使得SCI不可能将有创新内容的所有学术论文都收入囊中, 对有些发表在不属于它收编范围的科技期刊上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严格的选刊制度制约了SCI对新声音和新面孔的发掘。二是根据马太效应定律, 可以推断出对于一个已经较有名气, 前期已发表过有价值论文的科研工作者来说, 他的学术论文再次被SCI收录的可能性一定比一个刚开始学术研究生涯的年轻学者的论文发表要容易一些, 即使从科研成果的价值来看, 年轻学者的观点可能更勇于创新。三是随着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 大量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被公布于世, 可是SCI来源期刊的收编却是固定的, 而且以英美等国家为主, 收录的国内源期刊数量非常有限, 只占我国所有源期刊的1%, 这就造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也并不能在SCI上有所体现, 对个人、团体的科研能力的评定造成影响;另一方面, 在国际上, 我国的许多前沿成果可能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被国际学术界知晓, 影响了我国的综合科技水平。 (7) 四是学科倾斜、地域倾斜、语种倾斜是SCI的三大缺陷。SCI收录各学科专业期刊7983种, 明显侧重于自然科学中生物、医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领域, 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与哲学只占0.14%, 教育学仅占0.12%。
中文核心期刊的缺陷是:一是列入“核心期刊”区域的刊物数量过多。按照布拉德福定律的原意, 列入核心区域的期刊大约占该专业刊物总数的3.3%。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核心期刊”的数量, 一直在15%至21%之间的高位上徘徊。二是用统一的量化标准对待性质不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提出的定律、原理、假说、观点, 以及其效应和成立与否, 往往更有待于时间的过滤, 精确量化的自然科学即时评价法, 在许多场合是不适用的, 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部分。三是有些评价指标并不具备标准的资格。比如, “载文量”系指刊物发文数量, 页码多、单篇文章字数少的杂志, 载文量就大。“被索量”系指期刊文章进入各种目录索引的数量, 而国内索引大多数是不加选择地收入全部题名的。这两项指标与学术评价没有任何关系。四是存在两个滞后期。首先,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4年一版, 采集的是该书出版之前4年发行的全部期刊的数据。根据这样的抽样数据遴选出来的中文核心期刊表, 将成为该书出版后4年之内的所有中文期刊的评价指标, 存在明显的滞后期。其次, 统计数据显示, 学术论文, 特别是自然科学论文的引文量, 一般在发表后的第二年开始达到高峰。刊物引文量数据所反映的实际时段, 应当往前延伸2年 (SCI的IF计算时限) 。这样, 就引文量这一重要数据而言, 也存在明显的滞后期。 (4)
(3) 科管部门对期刊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s, IF) 值的认识出现偏差。科管部门普遍认为被收录刊物影响因子越高, 论文的水平和质量越高。事实上一种刊物的影响因子指的是以某刊物在一段时期内发表的论文总数做分母, 引用这些文章的次数做分子, 得出来的商, 其实质就是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频率, 是根据该刊物所载论文量、时间和论文被引次数等基本要素是构成的, 同一学科内有可比性, 不同学科之间特别热门学科和冷门学科之间完全没有可比性。高的影响因子值并不能完全证明论文水平高, 这是因为学科不同、刊物不同, 论文的影响因子值也就不同。事实上, 有一些论文具有较高的价值, 但却并没有较高的引用率, 例如有些起着结束某些研究领域的总结性论文, 在以后可能将很少被引用, 但不能说他们的论文和研究工作并不重要;有些论文因观点已被广泛传播, 并为众人所熟知而不加引用;也有一些重要的论文在发表不久后即被他类似的重要论文所代替而很少再被引用。所以, 将影响因子值作为论文水平的标志将产生明显的不合理。 (8)
三、在高校科研论文评价中正确认识处理SCI收录和中文核心期刊的作用
高校科技绩效的评价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 对科研论文水平的评价只是众多绩效评价的产出指标之一。所以,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科学、客观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消除长期以来“泛化”、“滥用”、“神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为实现科学的高校科技绩效评价而努力。
1. SCI收录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可作为评价高校科技绩效的产出指标之一的定性或定量参考指标, 而不能作为“唯一”指标。
2. 在使用期刊的影响因子时要充分考虑专业、学科的差别, 同时应在同一学科或同一分支学科进行比较。
3. 克服“以刊论文”的观念, 对刊登在同一刊物的论文、评论和其它文章要区别对待, 因为没有哪一种刊物中刊登论文而不登其它文献, 如从2005年SCI数据库收录的我国第一作者文献数62849篇看, 其文献的类型就有11种, 收录的文献除期刊论文, 还包括会议论文及其他文献。 (9)
4. SCI收录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在衡量科研产出中所占权重不宜过大, 更不能给予重奖。以避免一些部门为了追求SCI收录和中文核心期刊论文的高数量, 不是在培养和引进人才、更新管理机制、创造研究条件方面下功夫, 而是急功近利, 简单应付, 制定一些所谓快出成果的行政措施和硬性条例;同时也避免个人急功近利, 专门选择一些容易被SCI收录的课题去研究, 甚至将一项研究成果以各种名义和形式反复发表, 或将很好的内容拆分发表, 以增加被SCI收录的机会和扩充核心期刊论文数量。
应该说, 应用SCI收录和核心期刊论文作为高校科研绩效评价的定性和定量指标, 为推动高校的科研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其固有的功能缺陷和科管使用者过分夸大其作用, 给予它不应有的地位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因而遭到各种责难。因此, 我们既不要夸大其作用, 也不要完全否定其作用, 特别是在我国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定量科研评估体系的今天, 只要我们能恰如其分地应用, 就将会继续推动高校的科研工作。
摘要：在没有完善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体系的前提下, 为弥补现行定性评价的不足, 引入SCI收录和中文核心期刊作为定量评价的标准, 由于对这两种文献检索工具的功能认识不够全面等原因, 导致其被“泛化”、“滥用”甚至“异化”。文章对SCI和中文核心期刊的功能和缺陷做了简要描述, 并对在高校科研论文水平的评价方面正确应用SCI收录和中文核心期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SCI,核心期刊,高校,科研绩效
注释
1 张彦.论同行评议的改进[J].社会科学研究, 2008 (3)
2 李俊勇.医学科学研究项目评估概述[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2004 (2)
3 袁海霞.科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探讨[J].海军医学杂志, 2007 (2)
4 钱荣贵.质疑“核心期刊”的评价功能[J].中国出版, 2002 (11)
5 杨一琼.关于核心期刊遭遇尴尬的若干思考[J].当代图书馆, 2005 (1)
6 王健.核心期刊与科研绩效评价[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05 (3)
7 韩洁.SCI功能及局限性探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8 (2)
8 齐芳.SCI的评价作用客观公正吗[N].光明日报, 2006.10.24
篇4：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
2014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于2015年7月发布。《消防科学与技术》期刊入编2014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7版)之安全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的评选工作,是运用科学方法对各种刊物在一定时期内所刊载论文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科研活动。2014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参加评审的学科专家达3 700余位,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 983种核心期刊。
《消防科学与技术》继2009年、2011年分别入编第5版和第6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之后,已连续3次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篇5：力学中文核心期刊的确定与意义
一、互文性与文化词翻译的关系
1.互文性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理论, 产生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潮之中, 涉及文学的意义生成、文本的阅读与阐释、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及批评家的地位等一系列当代西方文学艺术中的重大问题, 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娃 (J.Kristeva) 、巴特 (R Barthes) 、热奈特 (G.Genette) 和里法泰尔 (M.Riffaterre) 等。互文性概念的原型启发大概来源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巴赫金针对它也有一些并不特别清晰的提法, 直到克里斯蒂瓦才进一步将它系统地表述为:一个包含了说话者 (写作者) 、受话者和外部语篇等在内的三维的互文性空间, 此后他又进一步将其表述为水平互文和垂直互文等概念[2]。水平性强调的是发话人如何根据别人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话语以便更好地与别人展开对话, 而垂直性互文强调的是一个语篇“充满了其他语篇的片断”, 人们在企图理解该语篇时必须具备一定的关于这些其他语篇的知识[3]。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无论作为一种创作原理还是阅读方式 (译者也是读者) , 都有重大的意义。
2.与科普翻译密切相关的词语意义有以下四类:概念意义、语境意义、搭配意义、文化意义, 本文主要谈词语的文化意义。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因此, 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还要克服文化障碍, 如此才能达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沟通目的。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植根于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中, 都有一些词语或表达方式, 反映本民族特有的文化, 具有该民族特有的文化意义。这些词, 有的称之为文化词。从英语的文本而言, 文化词语较多地寓于: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历史传奇、文学名著、童谣[4]。翻译这种文化词, 必须特别小心, 要避免文化误读。如, She is a cat.如果译成:“她是一只猫。”就没有把cat在英语里的文化意义译出来。因为cat在英语中是魔鬼的化身, 是中世纪巫婆的亲密伙伴, 所以它是邪恶的象征。由此, 这句话应译成“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可见, 文化意义与互文性有很大的关系。
二、互文性与文化词的翻译
文化中的互文意义要想在译文中体现, 不仅要求译者要广泛阅读, 知识面广, 能敏锐地意识到原文中的互文意义, 而且要注意在具体操作上, 原文的互文性一般不可能全部反映在译文中, 过于复杂而隐晦的互文关系会影响到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所以, 保持译文中互文性的适当比例是一种基本的翻译策略。[2]以下结合互文性理论和实例谈一下科普著作中文化词的翻译。
例1.A good surgeon must have an eagle’s eye, a lion’s heart and a lady’s hand.
原译: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应该具备鹰眼、狮心和女人的手。
改译: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 应具有老鹰一样明亮的眼睛, 狮子一样大的胆子和女人一样灵巧的双手。
分析:原译只是译词, 对“鹰眼”、“狮心”和“女人的手”, 只译出了字面意思, 没有把原文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义的缺失, 并且易使读者产生迷惑。笔者认为, 要不引起译文读者的误解, 就像改译一样, 应尽可能用“专名 (喻体) +解释”的方法, 这样既保留了原语的文化和风格, 又保留了“鹰眼”、“狮心”和“女人的手”的比喻, 并分别在前面加上了“明亮的”、“大的”和“灵巧的”形容词表达了喻义。lion与西方童话故事中被尊为百兽之王的狮子存在互文指涉。狮子的形象是勇敢、有气势、威严的。如英语中就有as brave as a lion之说。
例2.Is cloning technology becoming the sword of Damocles to human beings?
原译:克隆技术是否正日益成为人类安全无时不在的威胁呢?
改译:克隆技术是否正日益成为人类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力斯剑, 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呢?
分析:原译只是译了意思, 改译用了“专名+解释”的方法, 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内涵。Damocles实际上与一英语典故存在互文指涉。达摩克里斯之剑 (the sword of Damocles) 比喻临头的危险, 源于希腊传说。此典出于古希腊的一个历史故事:公元前四世纪西西里东部的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 (公元前430-367) 打击了贵族势力, 建立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权, 但遭到了贵族的不满和反对, 这使他感到虽然权力很大, 但地位却不可靠。有一次他向宠臣达摩克利斯谈了这个问题, 并且用形象的办法向他表明自己的看法。他为了满足一下宠臣达摩克利斯的贪欲, 把宫殿交托给他, 并赋予他有完全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任何欲望。这个追求虚荣、热中势利的达摩克利斯在大庆宴会时, 抬头看到在自己的坐位上方天花板下, 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长剑, 剑柄只有一根马鬃系着, 眼看就要掉在头上, 吓得他离席而逃。这时迪奥尼修斯王便走出来说道:“ (达摩克利斯头上) 这把利剑就是每分钟都在威胁王的危险象征, 至于王的幸福和安乐, 只不过是外表的现象而已。”后引申为做坏事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受到惩罚。至于“达摩克里斯之剑”在科普著作中是否需要进一步加注说明, 笔者认为改译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了。在别的文体和考虑到读者对象时可视情况而定。
例3.Over the sea where Odysseus (1) wandered for a decade, the Rome-Beirut comet (2) whispers its way within the hour.And above that, the closer satellites span the distance between Troy (3) and Ithaca (4) in less than a minute.
奥德修斯当年漂泊了十年的海洋, 如今罗马—贝鲁特彗星号飞机在一小时之内就能悄无声息地从海面上空掠过;更有甚者, 离地球较近的那些卫星,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 就能飞跃从特洛伊到阿提克岛之间的距离。
分析:句中提到的人命Odysseus和地名Troy和Ithaca具有互文性, 译文采用了译词加注释的方法, 航班名the Rome-Beirut comet则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 在后面加了“航班”一词。
(1) Odysseus:奥德修斯, 荷马史诗《伊利亚德》和《奥德赛》中的主人翁, 特洛伊战争后在海上漂泊了十年才回到故乡阿提刻岛。
(2) Rome-Beirutcomet:罗马到贝鲁特的飞机航班名称。
(3) Troy:特洛伊, 古代希腊王国之一, 现在土耳其境内。
(4) Ithaca:阿提刻岛, 是希腊西南部的一个半岛, 雅典城所在地, 奥德修斯的故乡。
例4.The babel of their plan to invent a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must terror to the ground.
他们想发明永动机的计划, 纯粹是空想, 到头来必然是落空。
句中的Babel具有互文意义, 需要从其他文本中推断出来。Babel (巴别) , 古城门, 意为“上帝之门”。传说远古时, 世人语言相通。他们由西东迁至示拿, 见一平原, 便在那里筑城, 并要修建一座通天塔the Tower of Babel。上帝深怕世人会像神一样无所不能, 不等他们把塔建成, 便弄乱了他们的语言, 使他们彼此不能交流, 并将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样, 城和塔都未建成。西方文学中用此典来比喻“混乱的情况”或“空想的计划”。笔者认为, 如果译者不知道这一典故, 就很难把Babel的准确意思译出。而且为了满足不同的读者群, 最好再加一注释。
三、结语
科普文体是科技文体的一个支派, 是文学和科学相结合的写作体裁。因为科普文章的目的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所以除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文学性。科技翻译并不像一条传送带, 把科技信息从这一头输送到另一头就算完事 (某些科技资料的翻译确实如此, 但不能以偏盖概) , 没有什么创造性, 就无艺术性可言。科普文章中具有互文意义的词语或句子, 应该像文学作品中这类词语或句子一样, 在翻译成译入语时, 要求译者运用互文性理论使其互文意义得以在译入语中体现出来, 以免造成语意缺失, 甚至是误译。另外, 处理翻译中遇到的互文性问题, 说到底是译者的文化修养问题。要求译者是一个研究者、一个杂家。他应当有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在平时应尽可能积累有关本国和外国的各方面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 预贮的信息愈多愈广, 对翻译就愈有好处, 遇到问题时就不至于捉襟见肘或无从下手。当然, 一个人不管怎么见多识广, 总不能全知全能, 总会遇到一些不了解、不熟悉的文字因缘, 这就要本着对原作和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勤查多问, 力求弄清来龙去脉。至于是否形诸文字, 如在译文中作适当减译或另行加注, 则需审慎斟酌, 不可一概而论[5]。
摘要：科普著作与文学著作一样, 在创作时也会运用互文性理论来增添词语色彩和文字效果。本文结合互文性理论和翻译实例, 谈论了科普著作中文化意义的翻译。
关键词：互文性,科普著作,文化意义翻译
参考文献
[1]方梦之.翻译中科学和艺术的再现——兼评《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及其艺术论》[J].外国语, 2002, (2) :49.
[2]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84, 233.
[3]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127.
[4]郭建中.科普与科幻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