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共6篇）

篇1：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内容提要：

解决贫困地区贫困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作者通过对传统贫困认识观和传统解决贫困问题不能见效的原因分析。提出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

贫困认识观、传统解决贫困办法、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贫困地区长期的贫困现象是困扰我们发展的一个难题。长期以来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不少，以期使贫困地区尽早走出困境，早日发展，这一举措确实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效。比如国家投资兴办水利，是瘠薄干旱的土地变成了高产良田；利用地方资源上了一些项目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然而贫困地区分布广泛，大部分属于自然环境条件差，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政府能够改善和支持的毕竟有限。尽管也提供了许多扶贫开发项目，但真正能够见实效的并不多。贫困地区的贫困现象长期不能得到改变，不仅引起了地方重视、国家重视，也引起了联合国的重视，消灭贫困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突出问题。

要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必须要研究分析贫困原因的根本所在，必须对贫困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厚的探索，找出结症，才可能有利于解决问题。

一、突破传统的贫困认识观，寻求导致贫困的实质原因。

对贫困地区贫困原因的传统认识，长期以来着眼于经济上的贫困，解决经济的贫困的办法就是资金扶助，生产项目的扶持，似乎只要有大投入、大扶持贫困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事实证明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根据国家有关资料统计，国家近十多年来对一些贫困地区投入了几十个亿的无息贷款，扶持了几千万个大小项目。应该说可使一些贫困地区尽早摆脱贫困，然后事实并不让人乐观，除了一些少数项目有成效外，许多投入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反倒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贫困地区依然贫困，贫困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对贫困地区贫困原因的深层次的分析才有助于真正解决贫困。许多有识之士早已发现，贫困地区的经济落后与贫困产生正是由于观念的落后和文化的贫困酿成的结果，观念落后有甚于生产落后，文化贫困有过于经济贫困。由于观念的落后导致了生产的落后，由于文化的贫困导致了经济的贫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到贫困地区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多做一些深入的探索就不难发现，如果不从

改变观念和文化建设入手，那么贫困地区贫困面貌的改变将是一个不现实的问题。

二、加强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应成为一个长期任务。

既然贫困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贫困，那么改变贫困地区贫困的出路就是需要搞好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提高人口的素质，包括发展教育，全面提高人口智力素质；倡导科学文化，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环境文化，提高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文化含量；培养道德文化，提高人们的文明水准。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不可能一年两年见效，它的周期很长，但只要坚持数年，就会有明显效益。如果把文化建设视为庄稼，春种就要获得秋收，那是一种不懂得文化建设的文化。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就经济论经济也是不懂得搞经济工作的经济。我们常常看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很快，除了经济环境的有利因素外我们也应当看到发达地区正是人才云集，也是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的地区。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困难较大，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基础在于教育，所以首先要办好教育，办好学校。可是贫困地区正因为贫困，办什么事都困难，办教育困难就更大。据有关统计资料证明，全国贫困地区目前辍学、失学儿童还在逐步增加，尽管有“希望工程”为贫困地区做了有益赞助，为失学儿童奉献了爱心，但要解决贫困地区存在地区的教育问题还远远不过。从根本上来讲国家应把对贫困地区的投入重点倾斜在对文化建设的投入上。我们的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本来就不足，有的投入效益不高、浪费不少，真正舍得在文化教育上的投入并不很多，致使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长期处在极度落后的状态，这种状态落后的现状就决定了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来很长时期内贫困地区的贫困面貌难以改观。倘若我们现在还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将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如果认识了而又不着手去做将是一件可悲的事，倘若还没有认识更没有去做的话，将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三、加强文化建设是解决贫困地区的根本保证。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贫困，搞文化办教育捉襟见肘，力不存心，这也是难免的事，依靠国家投入也十分有限。正因为这样贫困地区在文化教育投资上就显得十分薄弱，长期下去造成恶性循环，以致使贫困地区更加贫困。

文化建设不是有钱则办，无钱则不办的事。文化建设是要花血本的，是要咬着牙下决心办的事，是经济落后地区加速经济转变的根本需要。现在经济竞争不仅是国内区域间的文化竞争，而且已经成为国际性的文化竞争。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认识到这一点，把全面提高文化竞争力作为发展的基础战略。

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文化的落后常常有过于经济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文化环境去支撑。经济要上新台阶，文化要有新平台，那种在面对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现实面前，如果想单纯的只从经济的角度发展经济而忽视文化建设，不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不在贫困地区创设一个文化平台，那么经济上

台阶就无从可言。因此我们必须要克服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忽视文化作用的片面认识，既有经济头脑又有文化观念才会启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支撑，这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贫困地区要彻底改变贫困面貌，必须要有新的认识观，首先从以提高人口素质的文化建设入手，才有真正的经济发展出路，贫困地区才有可能从长期的贫困环境中解放出来。

篇2：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环县中小学布局调整调研报告

学校布局调整是改善教育结构，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对教育高度重视，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位置，积极探索，稳步推进了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教育发展成绩与现状

（一）注重实际，科学规划。环县地域广，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滞后。历届党委、政府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振兴环县经济社会的根本出路。多年来，十分重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优先考虑教育上的事，优先构画教育发展蓝图，县、乡、村三级都制定了具体的发展计划，学校也有自己的发展计划。在环江新区开发、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创建中优先规划教育布局，新建的学校留足用地，改扩建的学校拓展用地，远景规划中学校预留用地，特别在县城黄金地段无偿划拨教育用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规划“红线”，绝不改变用途。在校园规划，教学、办公、生活用房设计过程中，严格标准，科学布局，体现规模。建设工程严把质量关，做到了规划超前、设计一流、质量上乘、规模宏大。

（二）调整布局，提高效益。2002年前，全县共有中小学805所，其中50人以下的教学点占23%，学校规模小，布点分散，有限的教育投入不敷使用，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缓慢，群众对 教育有意见。针对这一情况，县上高度重视，及时制定撤并学校规划，积极作群众的思想工作，在短短几年里，先后撤并规模小，效益低的农村小学357所，使学校总数减少到目前的448所，仅2008年就撤并学校89所。全县共建成寄宿制中小学65所，乡镇初中全部实现了寄宿制管理。从生源分布情况来看，全县7.5万名中小学生，在县城、乡镇中心和中心村各占三分之一，基本形成了“三三制”就学格局。布局调整的实施，减少了农村临时代课教师1207名，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通过稳步调整，完全改变了原来“一师一校”现象，打破了村村办小学的格局。布局调整、规模办学，节约了教育资源，降低了教育成本，减少了教师数量，集中了投入，优化了资源配置，规范了教育管理，有利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办学效率明显提升。

（三）加大投入，改善条件。近5年县上累计投资8000余万元，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406所，不同程度满足了学校的教学和学生食宿要求。2001年，在县城划拨土地30亩，发动全县干部捐资迁建南关小学，投资650万元；2002年，县财政投入530万元，扩建环城初中；同年县上又划拨土地30亩，投资800万元，完成环县职中搬迁进城。2005年至2006年，在环江新区划拨土地50亩，争取项目资金780万元，县级财政配套800万元，新建环县第四中学。2008年，在县城划拨土地50亩，县财政投入1700万元，新建红星小学；争取捐助资金100万元，县财政配套100万元，新建明德小学；划拨土地15亩，投入900万元，建成 集教师培训、教育局办公为一体的教育大厦。2009年，县上又划拨土地60亩，再筹建一所寄宿制初中。目前，县城3000人以上的中小学校已有7所。县城学校全部实现了校舍楼房化、设施标准化。同时，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设施的装备水平，在2006年国家、省、县三级财力总投资750万元完成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的基础上，又继续自筹资金300万元为350所学校装备了高标准的实验仪器、文体器材和图书，初中全部建起了多媒体教室和电脑教室，小学配齐仪器、图书，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初中都建起了生化、物理实验室。大大提高了全县中小学的教学装备水平，为布局调整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体现公平，强化薄弱学校建设。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按照布局调整规划，从发展的眼光出发，深入调研，确定了一批生源较好，地利条件有优势的薄弱学校加大倾斜，每年全县在基建项目、转移支付分配、教师对口交流、配置设备、下乡帮扶支教等多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对面临撤并的学校，再不投一分钱。使全县建设滞后、师资薄弱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车道初中过去危房多，学生数量少，办学困难，现在校舍全部为标准化新房，学生由500名增长到1100名，教学质量也低谷上升到全县前列。这样做不仅生源稳步回升，而且得到了家长、社会双满意。

（五）政府主导，群众支持。环县四大家多年始终把教育事业发展作为经济提速，改善民生，社会和谐的基础工程，坚持抓教育就是抓经济，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的思想，切实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狠抓布局调整，千方百计为教育办实事、办好事，主要领导经常深入学校，给师生作报告，鼓舞人心，凝聚人气。人大、政协深入调查，建言献策，督查工作。凡是教育上的困难和问题都积极协调，进行现场办公，多次在县城黄金地段无偿划拨教育用地230亩，投资100多万元解决环县一中住户搬迁难题，无偿将水利施工队搬迁后的６亩院子划给环城初中作为后勤用地，为学校发展争得了发展空间，各有关部门也以服务教育、支持教育为已任，先后为教育方面减免各种费用103.9万元。特别是在“两基”攻坚中，全县从政府部门到乡镇村组，从各级领导到人民群众，举全县之力，兴千秋伟业，克服财政困难，筹措资金700万元，争取社会知名人士捐资206万元，群众义务投工献料，干部捐款捐物，结对帮扶，在大旱之年涌现出五保户捐献一窖水的感人事迹，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普及率，确保了“两基”达标。在布局调整中，县上更是多方争取，挤压其他开支，筹措资金近1亿元，用于教育建设。可以说在环县真正形成了“党以重教育为先，政以兴教育为本，民以支教育为荣”的良好氛围，确保了教育布局调整的有效落实。

（六）发展教育，拉动经济。环县各级党政和教育部门站在长远保障民生，持续改善民生，科学发展民生的高度，把教育作为农村地区最大的脱贫项目和扶贫工程，集中财力调整布局，规模办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四年之内在县城建办中小学、幼儿园5所，环县四中、红星小学、南关小学等学校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新增就读学位1.2万多个，与环县 一中、环县职中、环城小学、环城初中的老校共同发展，县城学校在教育事业中起到了龙头作用，为全县提供了示范，树立了榜样。

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完善了县城服务功能，提升了县城发展水平，而且拉动了县城经济增长。目前，县城学校学生总数达到2.5万人，占人口县城总数的42%，带来陪读的家长和亲戚近万人，他们大多数边工边陪，既保证了学生的食宿，还使农村剩余劳力得到了转移，又保证了县城建设、餐饮服务等行业的用工人员，解决部分陪读学生及家长的食宿费用。群众得实惠，县城快发展，规模办学的教育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日益突显，充分体现了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环县教育事业。

为了加大人才培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重大作用。环县把职业教育作为开发人力资源的战略重点，加大宣传力度，统一思想认识，从建设用地和实训基地等方面优先安排，办学规模逐年扩大，连续几年超额完成市上下的招生任务。大胆深化办学模式改革，率先在沿海发达地区建立了职教服务网络，指定专人蹲点调查指导就业，确保毕业生稳定就业，就业率100%。近三年，县职专输送初、中级技术型人才5000人，工学扶贫学生每年收入可达2000多万元。实现了“培养一人，就业一位，脱贫一户，带动一家”的目标。“出口畅”带来“人口旺”，现在环县职专在校学生已达到3321人，上职专已成为学业成绩低的学生的追求目标，改变了过去招不下生的现象。职教事业在环县得到了蓬勃发展。近几年，环县县委、县政府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薄弱学校建设、大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切入点，花大力气调整中小学校布局，教学质量稳步提升。2005年以来，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九科合格率、优良率和高考二本进线率连年名列全市前茅，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多次受到省、市表彰和奖励，并在2006年顺利通过了省政府的“两基”攻坚验收，2007年被评为全国“两基”攻坚先进县，连续多年在全市教育目标管理考核中荣获一等奖，2008年教育单项考核位列全市第一。为进一步实施布局调整，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全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在国家、省、市、县各级重视下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的提高，中小学布局中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日益凸现，主要表现为：

1、认识滞后。实现规模办学，优化资源配置，让每个孩子享受优质教育，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一部分干部群众认识还跟不上，尽管心理上也愿意撤，但又怕自己任上撤掉学校受群众骂；少数小学校长官本位意识浓，不想丢掉小学校长的“乌纱帽”；部分家长对子女的就学问题，有就近入学的思想，这些都阻碍了布局调整工作的正常进行。

2、投入不足。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一项投入巨大的工程。尽管县委县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发展教育，但由于体制原因，加之我县财力总体水平有限，目前还不可能一下子投入巨资 新建一大批高标准寄宿制学校；一些乡镇也由于发展滞后，在发展教育上只能是有心无力；社会力量投资助学还需进一步组织和引导。

3、资源分散。从教师方面看，目前我县在校学生7.5万名，现有教职工4426名，师生比例总体趋于平衡，但由于历史原因，县城及公路沿线学校的教师相对充裕，山后学校却人员不足；从投入方面看，每个学校都在持续投入，新建或扩建图书室、实验室、微机室、远程教育设备等，但是更新慢、使用率低，造成资源浪费；从校舍方面看，有些村刚刚修建了新教室，可因为没有了生源，只好闲置。

三、对我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建议

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一项涉及面广、资金投入大的系统工程，要推进此项工作的落实和完成，必须形成合力，狠抓落实。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中央、省、市都对教育提出了总体要求，省、市也相继下发了关于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具体任务和基本目标。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是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必然选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落实，农村生源将呈逐年下降趋势，分散办学的局面，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也是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要求严格控制教师编制，而规模过小的学校教师难以配置，如果按省上规定的编制计算（小学师生比1：

21、初中师生比1：

18、高中师生比1：13）则根本 无法开全课程、开足课时，教学质量更无保证。这种分散办学造成教师资源很大浪费，只有实现规模办学，才能使教师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同时又能提高教师的教研水平、教学水平，从而实现学校的规范化管理。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有利于在校际之间形成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我县现在仍然是以村为主的办学体制，由于村与村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学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条件差、生源少、教师少的学校，没有竞争力，只是勉强维持局面。只有实施布局调整，才能让每个学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从而增强教育的内部活力。同时，实施布局调整也能有效地遏制住当前的择校风，让每个学生享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从而实现教育公平。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前提，要在全县大造舆论氛围，广泛宣传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意义，让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支持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以保障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顺利进行。

2、加强领导，组织到位。中小学布局调整是政府行为，政府的主导是关键因素。按照省上要求，县政府要把中小学布局调整作为“十一五”期间重要工作，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要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教育、财政、发改、国土、城建等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负责当地的中小学布局调整领导工作。因此，县政府要加大组织领导作用，协调各部门切实加大工作力度，统筹安排和实施此项工作。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并积极开展工作。要把中小学 布局调整工作列入对乡镇干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之中，明确任务，明确责任，建立考核评价制度，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中小学布局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

3、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中小学布局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合理布点，规划先行，分步实施。目前我县农村中小学分散办学的局面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空间还很大。要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立足本地实际，充分考虑教育发展状况、人口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原则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确保适龄儿童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要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纳入我县教育发展规划，充分论证、统筹安排，稳妥实施。要本着 “先建后撤、撤建并举”和“高中向县城集中，初中向中心乡镇集中，小学向中心村集中，山区学校向公路沿线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布局调整原则实施学校布局调整，避免出现由于布局调整造成学校班额过大、教育教学资源浪费、学生上学难和辍学面增大等问题。要根据实际需要，视条件分步撤并那些办学规模过小、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和教学点，逐步实现规模、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和均衡，在撤并的时间和进程上，坚决不搞“一刀切”。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下一步的布局调整打下了坚实基础。就我县目前财力而言，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铺开，一步到位，可以采取分步实施的办法进行。我们可以集中财力，一年新建或扩建一所高标准寄宿学校，这样经过XX至XX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即可实现教学资源优化配置，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的目标。

4、多方筹资，保证投入。中小学布局调整需要大量投入，特别是新建寄宿制学校投入更大。要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广开渠道，积极筹措经费。近几年，中央和省市大力支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我们可以采用向上争取一点，县财政拿出一点，乡镇村自筹一点，社会、企业捐助一点的办法，筹措中小学布局调整经费。被撤掉学校的校产仍属教育资源，可通过租赁、拍买等形式获得一部分资金。同时，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进行改扩建。有的学校有扩展空间，地理位置好，就可在原校址上发展。在资金投入上，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行多轮驱动。

篇3：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理论依据

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长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并业已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成就。现如今,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 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作为推动中国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强大动力, 同样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找寻理论依据, 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在理论层面以及其真理性方面指导实践。

首先,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再先进的文化也属于上层建筑之一,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并为这个经济基础所决定。这也表明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限制性。即使当前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其种种弊端, 但这在远古时代也是不可想象的。对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曾说, 文化不能解释自己本身, 它的产生、存在和性质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 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3) 。

其次, 文化发展同物质生产具有不平衡性, 这是生产力水平与文化发展关系之间的一种特殊情况。对此, 马克思认为, “关于艺术, 大家知道, 它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3) 马克思曾以古希腊为例来解释其中的不平衡性。古希腊并没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 但与此同时其创造出的文化的灿烂程度与世共睹, 而随着古希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其神话与史诗却趋于停滞, 并未随生产力的发展而继续发展。这进而又产生另一个矛盾, 即处于生产力发展高级阶段的人们如何看待生产力发展较落后时期产生的优于生产力发展高级阶段的灿烂文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 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 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 (3) 这也就是说, 我们作为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即使面对有种种弊端的资本主义文化, 我们也应采取继承与发展的态度。至少, 我们看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 即落后国家是有可能发展先进文化的, 这也就表明了我们当前在处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提升中国的竞争力在理论上是具有可行性的。

再次, 文化的大众性、开放性、跨越性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前进方向。第一, 大众性。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 其文化观也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4) 。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具有大众性, 强调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文化的最大载体。这要求“以人为本”理念要同样融合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之中。第二, 开放性。从内部来看,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根源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但同时也受政治、文化传统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直接影响。影响因素的多元化表明了发展因素的多元化, 因而开放的精神是必要的。从外部来看, 整个世界正在朝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世界历史”转变, 曾经狭隘的地域性文化逐渐被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体化趋势所代替。因而,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必然要继续坚持“引进来, 走出去”方针, 形成“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局面。第三, 跨越性。也正是因为文化跨越性的存在, 才使得文化的继承性得以实现, 即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才使得文化在不同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整体文化才得以延续。正如恩格斯所言,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 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 (5) 这表明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会直接造成文化的繁荣,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现实需要

我们一度走出一条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强国道路, 成绩是巨大的, 但背后隐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进一步发展的后续动力开始显现不足。而当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恰好反映出文化强国的重要性, 具体表现为:

首先, 物质生产大打折扣。一方面, 就物质生产的效益来看, 其整体效益远不如人意。我们用上了电灯电话, 坐上了汽车飞机, 但山不再绿、水不再清也是事实。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曾指出:“中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2011年中国GDP为47万亿多, 据此折算, 环境污染造成损失将超过2万亿元”。另一方面, 从哲学角度来看, 物质生产不应只具有经济效益的单一维度, 它还内在地包涵了社会生产、人自身生产等内容。但目前的物质生产状况具有滑向生产主义拜物教的趋势, 经济高速繁荣的背后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对此, 温家宝曾指出, 2012年GDP增长降为7.5%, 不是说GDP增长速度对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再重要, 而是“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 这表明我们在利用商品经济时缺乏必要的文化监管, 使得“看不见的手”往往在引发各方面无法缓和的冲突和灾难之后才进行疗治。

其次, 人的生产单向度倾向严重。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分期来看, 人的发展一般经过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商品经济的生发直接铲除的是“单子式”的依赖“血缘关系”的主体存在, 改变了人作为“一定的狭隘的人群的附属物”, 但是, 这种进步也隐含着弊端, 因为它直接培养的是对“物”的依赖的“异化”的人而不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换言之, 缺少情感、意志、审美等更为深层次的领域, 纵然人们处于物质生产高度发展之中, 终究也只是抽象的、片面的人。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不均衡的状况依然存在, 商品经济在我国还会持久、大范围地存在下去, 由此在现实中出现了物欲横流的人、个人主义的人, 不仅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冲击和对抗, 也导致了个体身心的不和谐。因而, 借用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利优势来弥补人的片面生产的不足, 已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亟需解决的课题。

再次, 精神生产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认为, 社会生产是一个标志着人类活动的整体性范畴, 物质生产是基础, 但同时还包括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由于原先生产力较低,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并未分开, 精神生产潜在于物质生产之中, 其作用并未显现。但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精神生产从依赖于物质生产逐渐成为物质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器, 使科学技术发展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此外, 精神生产还满足了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社会越是现代化, 人们越会不满足于物质欲望, 其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也表明了精神生产的日趋重要。但当前出现的精神生产问题也有很多。一方面是与物质生产严重失衡, 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与严重滞后的精神生产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体现在精神产品的水准差强人意, 低水平、三俗文化充斥视野。盲目追求“发行量”、“上座率”的行为, 势必会造成人们的精神追求停留在词语概念上, 实质还是囤于物质生活的享受, 导致对美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对理想信念的向往等等这些严重后天发展不足, 最终还是会阻碍人们实现精神层面的自由和解放。

三、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诠释

十八大报告中有关文化方面的阐述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最新纲领性指导, 我们应在四点具体要求的基础上, 将社会主义文化与我国的社会发展相结合, 不仅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同时还要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进而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第一, 突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 注重发展文化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需要有它的丰富的物质基础, 或者, 起码要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 这样才能使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获得合法性根基。当前, 我国为摆脱现实困境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但同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不同, 我们要发挥自身先进文化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 不仅要追求生产力的量, 更要强调其质, 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规避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唯有如此, 才能彰显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第二, 建构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文化体制。一直以来, 我国的文化体制处于政治体制的领导, 注重政治和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 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缺乏活力。为此, 就要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以推动文化体制创新。一方面应加快政府文化经营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分离, 政企分开, 管办分离, 合理划分各部门职责和权限, 朝着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目标转变。进而区分公益性文化产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 注重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 引入市场机制, 拓宽社会资本融合渠道, 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引导鼓励个人、企业、社会共同投资文化产业, 形成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产业格局。另一方面, 着眼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 生产出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文化产品, 以需求带发展, 因为文化生产力不同于物质生产力, 它要通过物化的文化产品才能揭示实际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进而找出差距, 取长补短。

第三, 加快调整文化结构, 转变文化增长方式。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保证。因此, 要彻底摒弃过去单纯追求经济的片面发展模式。一是要调整文化结构。一方面要提高层次, 不能将着力点仅仅放在物的层面, 要更多关注社会特别是人的精神层面。另一方面统筹区域、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改变区域封锁、条块分割现状, 促进文化资源、产品在区域间、城乡间的合理流动, 形成区域、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二是要转变文化增长方式。要实现文化发展与科技创新相融合, 以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并以此对接世界优秀文化, 提升文化发展的活力与空间, 增强全民族文化发展的创造活力, 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号召力和感召力。

注释

1新华网.十八大报告[EB/01].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2012-11-19.

2列宁.列宁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篇4：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经济学领域对“贫困循环”或者“贫困陷阱”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长期低下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的缓慢和人口陷阱,即人口增加比例大于食物增加比例,如果不控制人口,则饥荒必然出现。该理论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效的,但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要素投入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增加,农业的增长显著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所以仅仅从人口的角度是无法解释贫困循环问题的。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贫困循环理论得到了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Ragnar·Narkse (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R.R.Nelson (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和Gunnar Myrdal (1957)“循环累积因果论”。纳克斯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的命题。他的核心是要说明,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打破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纳尔逊则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根源在于人均收入低,进而储蓄能力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又是由于资本形成不足。缪尔达尔认为,收入水平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通过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收入增长。虽然他们从不同侧重点研究了贫困循环的形成机制,但都把持续性的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达,强调了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匮乏,强调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循环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Carter et al (2007)以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为例,分析了自然灾害与贫困循环之间的关系,例如干旱等外部环境的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自然灾害对具有不同财富禀赋的家庭的中期影响有很大差异,贫困家庭往往更容易在此类情况中陷入贫困循环。

Jalan和Ravallion(2002)用一个微观的消费增长模型和1985-1990年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的区域贫困循环问题(Geographic poverty traps)。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对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由于富裕地区的消费水平高,产品需求较大,经济增长容易形成持续的过程,因为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贫困家庭在富裕的地区更容易摆脱贫困,在贫困的地区则更容易陷入贫困循环的状态之中。故他们认为应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

Easterly (2001)认为,使一个国家跳出贫困循环的一个有效对策就是政府的干预。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从而引导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如果政府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的对策就是取消此类政策,然后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

大野健一(2007)研究表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常落入贫困陷阱,跳出陷阱有赖于各国的减贫战略。他通过研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人均收入,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现严格的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贫困循环的形成机制是多样的,因此,任何单一、特定的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循环问题。

二、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循环的成因

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不得不说,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在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不恰当的比例,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王萍萍,闫芳,2010)。赖景生(2008)认为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1994年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达20.1%,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但却占绝对贫困人口的40%-50%。

众所周知,云南是集“边疆、民族、贫困”于一体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全省共有78个民族自治地方县,总人口占全省的48%,贫困人口380.23万人,贫困发生率20.6%,占全省贫困人口的56.7%。云南省独龙族等7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才22.9万人,贫困发生率74.2%。景颇、傈僳、毒龙、怒族、德昂、佤、布朗、基诺8个州(市) 25个县(市)的农村,人口约138万人,绝大多数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

2005年全省民族县的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已经达160.7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达8.8%。2009年末,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有153.4万人,占全省540万贫困人口的28.4%,占全省160.2万深度贫困人口的95.8%,涉及16个州(市)105个县(市、区)的1025个乡(镇)、5204个建制村、137万个自然村,其中有22.16万人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有492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有2418个自然村的7.51万户农户不通电,有32.87万户农户住房困难。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循环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成因体现在:

(一)特殊的自然条件因素

与其它地区贫困循环的原因不同之一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边境一线、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深山区、石山区、干热河谷地区、高寒冷凉地区,大多远离集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脆弱,公共服务水平低,生产力发展滞后,致贫因素复杂多样,条件型、素质型贫困叠加凸现。以2009年以来的旱灾为例,全省就有2700多万人受灾,近1000万人、2000多头(匹、只)牲畜饮水困难,最多时有800多万人需要粮食救济,大量群众“因灾返贫”“因灾致贫”,这就使农民陷入了以下贫困循环的泥潭不能自拔:生态贫困使当地农民只能依赖农业生产发展获取收入,而自然灾害使农民陷入经济贫困,农民只好又砍伐森林,开垦耕地,乱砍乱伐又加剧自然灾害,从而加剧当地的生态贫困,最终造成“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但自然条件因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不是全部原因,不然无法解释和云南条件相似的以色列农业的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缺乏

这里的社会资本是指“能左右社会互动能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world bank,1999)。虽然物质资本能暂缓物质贫困,但这种治贫方式不仅无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而且容易产生寻租。另外,物质资本易出现“扶贫异化”的现象,以澜沧县为例,政府的扶贫补助往往是“扶强难扶弱”,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

阿玛蒂亚森(1993)认为,贫困是因为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丧失的结果。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社会资本非常缺乏,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性贫困特征,比如制度设计对农民的排斥、文化隔离、关系网络不发达等,因此又会导致农村脱贫致富能力不足,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不多,从而一直陷入收入低下和生活困顿为表层特征的贫困境地,这种贫困处境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贫困在农民内部呈现恶性循环的状态。以彝良县一个乡镇为例,当地近年来通过茅草房改造、解决了1000多户困难农民的住房问题,但仍有数百户农民居住在茅草房中。即使每户补助资金加起来2万多,极端贫困的农民也没能力拿出2-3万元参与改造项目,只能继续住在茅草房里。

(三)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具有各种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为表征。例如,学校教育的缺乏、经济状况的困顿还有较少社会活动的参与都构成了贫困的基本特征,即代际传递(Lewis,1965)。从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家庭来看,其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循环之中,这是由于:家长本身受教育水平低下,加上经济发展薄弱,生活方式落后等问题,面临着较高的子女教育的机会成本,所以一般来说这类家庭容易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止步不前。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而言,此情况只能导致陷入贫困循环之中。

(四)文化差异因素

巨大的社会上制度变迁造成的文化差异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文化意识。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比,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与汉族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难以参与现代经济活动,并享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如傈僳族等民族在解放初期还延续着刀耕火种、游牧迁徙等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二是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有着重本抑末观念,重视粮食生产,忽视其他作物的生产,因此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参与市场程度较低,商品经济基础薄弱。而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摆脱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状况,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陷入经济贫困中,地方财力薄弱和个人经济贫困又导致教育、道路基础设施等投资不足,使当地陷入生态贫困和文化贫困中,最终又导致当地经济贫困。

综上所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禀赋差、社会资本缺乏、人力资本发展不足、文化落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极易陷入生态贫困、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果不介入一定的外力,打破贫困循环的自然惯性,不能从外界导入力量来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反贫困动力,那么他们很难摆脱贫困循环的境地。

三、摆脱贫困循环的思路对策

从导致贫困循环的根源入手,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扶贫机制,完善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尽快摆脱生态贫困、文化贫困、经济贫困。

(一)强化目标瞄准机制,使真正的贫困群体享受到扶贫带来的利益

贫困的基本含义即指最起码能力的缺失,贫困的同时也意味着谋生手段的不足。由于个人自然禀赋差异,个人达到同等的满足程度需要的收入也不同。这个收入标准的划分与个体特征无关,往往导致扶贫无法用在效用最大的地方,因此在强化目标瞄准机制上,要根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规划,专门划拨专项资本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农村人口处于整体贫困状态的7个人口较少民族实施专项扶持。避免“扶强不扶弱”情况的产生。

(二)选择适合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状的扶贫模式

目前,除了传统的产业扶贫、对口帮扶扶贫和社会扶贫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扶贫模式,如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生态移民扶贫、制度扶贫等有效的扶贫模式。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发展情况的扶贫模式。以滇西北为例,由于该地区是高寒型贫困区,自然条件恶劣,缺乏足够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旅游业相对丰富,因此可以选择旅游扶贫为主,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为辅的扶贫模式。

(三)利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发契机,创新扶贫开发推进机制

目前,利用国家开发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契机,针对云南四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整体贫困且收入较低,单一的扶贫项目很难从根本上让他们脱贫致富,因此要采取综合开发、整体推进的方式,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

(四)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此,应该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者文化素质,用智力型生产技能取代体力型生产技能,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比如优先发展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建立家庭贫困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力争使少数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增强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等等。

参考文献

[1]Jalan&Ravallion(2002),"Geographic Poverty Traps?A Micro Model Of Consumption Growth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7(4):329-346.

[2]Carter,M.R.et al(2007),"Poverty tra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Ethipia and Honduras".World Development 35(5):835-856.

[3]Easterly,W.(2001),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MIT Press.

[4][美]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5][美]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6]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92页-197页。

篇5：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养殖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动物疫情却变得复杂严峻,仅春秋两季计划免疫就有十多种疫苗,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活苗及灭活苗两种),牛羊口蹄疫、羊小反刍兽疫、狂犬病、鸡新城疫、羊布病、羊三联等疫苗,还不包括大场大户程序化免疫时自购的十几种疫苗。全国疫苗生产厂家也由原来的十几家增长到现在的上百家,而动物疫病却越来越多,越防越复杂,特别是近几年还出现了禽流感、口蹄疫、布病、羊小反刍兽疫、仔猪腹泻、狂犬病等区域性暴发流行,不但使畜牧产业损失巨大,更为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挑战,不时打击着人们对国产动物源性食品的消费信心。笔者作为从事动物防疫工作三十多年的一名基层人员,对动物疫病防控有几点浅薄思考与同行探讨。

1 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存在的不足

1.1 防控措施上结构失衡

从国家层面到基层个体都把主要精力投在了保护易感动物上,将次要精力投在了切断传播途径上,消灭传染源这个环节上投入的精力很少。从而导致了被动应对,疫病越防越多,动物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的局面。

1.2 责任主体上结构失衡

由于养殖结构已逐步从散养转变为规模养殖,所以防疫的责任主体必须由企业承担,而目前却是政府主导,政府监督,政府实施,企业只按政府要求被动操作,甚至有的企业不搞净化或不实施生物安全措施,政府却无强制办法且同样项目支持。

1.3 执法主体上结构失衡

养殖、运输、屠宰、加工企业是遵行《动物防疫法》的主体,但这些企业间的衔接却是动物疫病防控的薄弱环节。而这些环节却无法或者无部门监管,例如装卸活畜后的车辆未彻底消毒,却长途运输,活畜禽市场交易后畜禽长途跨省调运因漏检而引起疫病传播流行的责任谁来负责,乱抛动物尸体造成公共卫生安全及疫病流行如何杜绝等。

1.4 从业者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重畜牧发展,轻兽医保护,强调企业、行业、部门的利益,轻视全社会的整体责任,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业强调工作的可操作性,而之间如何衔接?如何堵漏则成为空白。例如:动物检疫实行报检,那么企业(个体户)不报检而传播了疫病就不好追究,加工企业将染疫产品流向市场很难得到几个执法部门的监管等。

1.5 资金投入上重视免疫,轻视流调监测

而扑杀染病动物只是几个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防疫工作机制没有从应急管理模式向危机管理模式彻底转变过来,发生一次疫情,投入一批资金,生产一大批疫苗,由于消灭不了传染源,更切断不了传播途径,就大面积免疫注射。2014年小反刍兽疫多点暴发就是典型。

2 对策

针对目前动物疫病防控现状,笔者认为消灭传染源,多层次开展疫病净化,加大疫病监测流调力度,加大染疫扑杀力度及投入,逐步退出免疫的病种和区域,才能真正净化动物养殖的大环境,从而提振消费信心,确保社会公共安全。在具体做法上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2.1 把“疫病净化、监测灭源”放在与“强制免疫”同等的高度

各级政府都把疫病净化作为强制性手段,指导令性指标,畜牧项目扶持前提予以落实,先从人畜共患病开始,从小行政区域到大行政区域再到全国范围,把几年消灭一个病种的长期规划作为考核各级政府落实社会公共安全的一项硬指标,把政府在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从“应急管理”转变到“危机管理上,从“一人得病,全民预防”转变到“防微杜渐,精准施策”上。2.2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德诚信意识

强化所有养殖、加工、运输等涉牧企业及从业人员道德教育,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德诚信意识。种畜禽场及大型规模养殖均必须将疫病净化工作纳入到企业的设计、规划、生产、管理、考核各个流程,净化的病种按先易后难,先少后多,先控制后净化,先免疫无疫再非免疫无疫,先创建再维持,示范带动,集成推广,从市场准入上制定制度政策,逐步推开。

2.3 纳入法治轨道

在法律层面上,将疫病净化纳入法治轨道,完善动物疫病的监测、流调、扑杀、无害化处理等有利于净化的机制体制和项目经费支持。

2.4 改变“买活禽,吃现宰肉”传统

在流通环节上,由于全国高铁及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快捷便利的交通、物流网络,可以完全支撑起食品保鲜的需要,从而改变人们传统的“买活禽,吃现宰肉”等习惯,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商品猪就近定点屠宰,冷鲜肉长途运输,以便实行从饲养到屠宰的全链条监管和产品终端可追溯。饲养及种用畜禽调运实行严格的检疫制度,凡疫区调往非疫区,非净化区调往净化区都必须执行隔离观察制度,出入两地的检疫执法人员共同签字,全程监管。确保疫病不“倒流”。

2.5 从“预防为主”到“综合防控”

在技术层面上,将关口前移,重心下移,从“预防为主”到“综合防控”,把监测覆盖到涉牧各个环节,以监测支撑无害化处理、扑杀等措施落实;强化社会服务网络,发挥执业兽医及涉牧各部门的协同作用,共同参与疫病净化;提倡动物福利,加强动物营养保健;把疫病净化作为兽医行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6 建立动物卫生大数据平台

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建立强大宽广的动物疫病净化信息平台,将疫情诊断、疫情监测、检疫电子出证、养殖户防疫信息、畜禽屠宰信息、无害化处理信息等融合,建立动物卫生大数据平台,为动物疫病净化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黄秀梅.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畜牧兽医,2014(07):78-81.

篇6：加强贫困地区文化建设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出路

在国家千亿斤粮食增产计划中, 我区虽然承担50亿斤增产任务,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粮食的稳定生产仅是我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方面, 虽然它联系着千家万户的粮食安全, 但目前这个产业却是仅占全区GDP总量9.16%的“弱势产业”, 涉农劳动难以致富, 涉农投资效益不高, 涉农财政增收困难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粮食生产大县现状

(一) 与贫困相伴

2011年自治区调整了贫困标准, 农民上调至2600元, 牧民上调至3100元, 按照这一标准, 全区农村牧区的贫困人口为266.58万人, 占全区农牧业人口的20.34%。其中:农区贫困人口为237.33万人, 占89.2%, 贫困发生率20.48%;牧区贫困人口为28.81万人, 占10.8%, 贫困发生率19.33%。与此同时, 新一轮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名单颁布, 我区共计57个旗县位列其中, 占全区除市辖区以外旗县级行政区域总数的71.25%, 其中:国贫旗县31个, 区贫旗县26个。从粮食生产规模看, 全区粮食产量前10名的旗县中, 国贫旗县4个, 区贫旗县3个, 占到70%, 全部集中在东部4盟市, 7个贫困旗县的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11.4%, 粮食总产量占全区的42.94%。在国家千亿斤粮食增产计划涉及的旗县中, 贫困旗县仍然承担重要任务, 可以看出, 欠发达的区情在这些旗县尤为突出。

(二) 发展缓慢

近年来自治区走过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阶段, 2010年GDP突破1万亿元, 2011年更是达到了1.42万亿元以上, 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 位居全国前列。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变化, 总体上完成了从农牧业主体型向工业主导型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突出地体现在工业的超常发展, 农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日渐降低。虽然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农牧业的发展没有停滞, 但距现代农牧业的差距很大, 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发展缓慢仍是产粮大县经济发展现状的明显特征。受到国务院表彰的2011年度9个粮食生产先进县中, 有6个是贫困县, 其人均GDP为全区人均水平的47.03%, 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4.96%, 比全区平均水平低21.84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的不发达, 阻碍了地方经济实力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加, 尤其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 这些产粮大县的财政收入步履艰难, 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只有自治区平均水平的19.78%。

(三) 收入不高

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地方财力相形见绌, 产粮大县并没有成为收入大县。2011年受国务院表彰的粮食生产大县的农村居民收入平均为6890元。仅略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仍有2个旗县低于全区平均水平。这样的收入水平面对不断增加的生产生活成本, 很难提高粮食生产大县的收入水平, 在地方财政窘迫的背景下, 职工的收入也难以提高。在产粮大县中,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大约只有全区平均水平的77%。

二、小康目标任重道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0———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表明, 我区的实现程度已接近80%, 居西部各省区之首,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超过了中部地区, 接近东北地区, 仅比东部地区落后8个百分点。但实事求是地看, 内蒙古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 特别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贫困人口基数依然较高, 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 80%的小康实现程度明显地“被实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项监测指标的全区平均化, 而且是从旗县到盟市再到自治区的至少3次平均化。这种平均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发展中的问题和地区差异。例如:以鄂尔多斯市和兴安盟为例, 2011年, 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分别为16.41万元、1.78万元和1.93万元、1866元, 二者平均后则为9.17万元和9833元, 兴安盟“被增长”475%和527%。再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2011年二者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是9982元、4267元, 平均后则为7124.5元, 后者“被提高”166.96%, 这样的结果无法真实反映80%的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

三、创新机制集中攻坚

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也是最大的民生产业。我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我区工业化和城镇化也已进入快速推进阶段。在可预见的时期内, 我区农牧业发展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国家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和“兴边富民行动规划 (2011-2015年) ”, 自治区也提出了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这些文件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和我区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思路及目标, 这是最好的机遇, 但同时也面临贫困人口基数大、涉及区域广泛、致贫因素复杂, 缩小发展差距难度仍然很大等问题。

我们的扶贫工作已开展近30年, 特别是经过“十一五”的努力, 现在已进入到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阶段转入到巩固成果、加快脱贫、缩小差距的新阶段, 创新机制则是这个阶段的重要任务和手段。

(一) 要让土地值钱更要赚钱

266.58万贫困人口不能仍然“靠天吃饭”、“靠扶持吃饭”、“靠献爱心吃饭”, 因为这些措施不能解决贫困地区的永久脱贫。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在政策设计上要创新, 要在更深层面上采取措施。首先要让土地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如果种粮难以致富, 则土地就不值钱。如今国家越来越严格地为保卫耕地面积的“红线”而严厉打击非法使用土地的行为, 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和今后, 要真正保持18亿亩土地的红线, 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土地值钱, 而且要让它赚钱, 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让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分红”, 解决长期以来无法根本解决的农民财产性收入低下的问题。不能以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

(二) 要让粮食充分体现价值

大幅度提高粮食的补贴力度。目前工业产品的价格大多数已经基本放开, 而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管制之中。主要原因就是关系到13亿人的生存,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 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因此, 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提高补贴力度,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可带来的直接好处是种粮能赚钱、能致富, 可以大规模地解决就业问题, 可促成农业繁荣、农民富裕, 才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三) 要让生产者取得加工、流通领域增值效益

据国内一些专家测算, 目前全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大约是1:8:5, 结论是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畜产品的市场价格过低, 无法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刚刚过去的2011年全国都在关注CPI的走势, 我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 而抬高CPI的“推手”主要是农副产品及其加工, 但这并不表明农畜产品的初次交易价格大幅度提高了, 而是加工生产、流通领域的增值占去大部分价格空间, 再加上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不及农业机械、油品等生产资料和其它工业品的价格涨幅。农业生产过程中具有许多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 这些因素也应反映到价格中来。因此, 一定要加快流通业的发展, 让农畜产品能够直接进入流通领域, 直接面对市场, 直接面对消费者, 让广大农畜产品生产者通过发展生产来获得合理的收入, 达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进步的目的, 达到脱贫更能致富的目标。

(四) 要让生态补偿与粮食生产有机衔接

我区粮食生产大县大多即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又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更是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区。迫切需要建立与其它地区差别化的保障和保护机制。要进一步加大这些地区现有的补偿政策支持下的补偿力度, 提高补偿标准, 可以同时享受粮食生产和生态补偿政策。尽快研究出台旨在支持粮食输出大县和承担国家粮食增产计划地区的具体政策, 让这些地区在享受国家扶持政策的同时, 享受到不同与其它地区的政策, 充分体现粮食生产带来的收益。将有条件的地区作为水土保持和碳汇生态效益的试点地区, 建立补偿和效益机制, 拓宽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来源渠道, 借此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增加地方财力,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五) 要让粮食生产大县优先享受扶持政策

国家和自治区的专项扶贫资金的增量部分要重点向粮食生产大县中的贫困地区倾斜, 各类转移支付也应重点扶持这些地区。特别是鼓励和支持企业的扶贫行动, 实施企业税收的区别化政策, 要将企业在扶贫地区的收益最大限度留在地方, 壮大地方经济实力。国家投资建设的各类公益性项目的资金配套政策已经出台, 要率先在这些地区落实。总之要统筹好各种政策, 整合好各类资金, 规划好扶持项目, 实现粮食大县向经济大县的转变。

(六) 要建立农村政策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