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摆脱贫困心得体会

观看摆脱贫困心得体会（精选6篇）

篇1：观看摆脱贫困心得体会

读习近平总书记的《摆脱贫困》一书，我脑海中浮现出诗人艾青的那段深情自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摆脱贫困》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四下基层”等富有创见的理念和观点，字里行间流露出习近平同志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冷暖的勇于担当，对脱贫致富、加快发展的生动实践。

敢于正视困难，勇于直面矛盾，真正体现一个共产党人的战略眼光，彰显解放思想的理论品格，这是《摆脱贫困》给我们的深邃思想启迪。“我们承认闽东穷，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复杂，进而穷则思变，知难而进——这种‘穷’的压力还是有益的”(《闽东之光》)，“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跋》)。穷则思变，到底如何变?就是要付出行动，就是要付诸实践。“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指出“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弱鸟如何先飞》)，“应该看到，闽东要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道路将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就要提倡“经济大合唱”，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发展，就是要勇于担当的发展。这样一种在认识中自觉实践，在实践中加深认识的前瞻理念，为我们如何在新的历史机遇下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树立了表率。

《摆脱贫困》体现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样一种群众观。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尊重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始终把人民群众放置在崇高位置上。“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干部的基本功》)。只有善于和坚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动力源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未能完全解放出来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就以战略家的超常眼光评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位置。“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闽东之光》)，对于闽东传统文化发展，习近平同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畲族文化是一个闪光点;闽东是老区，有长期的斗争历程，也是一个闪光点;闽东的人民现在正在抓紧机遇，脱贫致富，这又是一个闪光点;闽东的山海交融，风景独特，这也是一个闪光点”(《闽东之光》)，这样一种立足本土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体现的是文化的开放胸襟和文化的足够自信。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就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月15日，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和今后，面对新的发展征程，迫切需要锤炼一种更加忧患的清醒和自觉的担当。每个共产党员都能静心潜读《摆脱贫困》，不仅能收获精神的富足，更能增强前进的自信，从而更加坚定有力，敢于担当，迎难而上，在更加广阔的“中国梦”征途上谱写出更为辉煌璀璨的新篇章!

篇2：观看摆脱贫困心得体会

一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后，密切联系群众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1989年，总书记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视为干部的基本功，他说“无论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是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两方面来说，都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这就是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我们的干部都应苦练这一基本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时代在发展，但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自始不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每一位党员的基本要求。

二是坚持滴水穿石的精神。习总书记说滴水穿石“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喻之于事，则是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辩证法原理的成功显示。”意思就是个人的价值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千千万万个人的价值体现在无数人前赴后继的奋斗中，当每个人不止限于考量自身价值的时候，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我们的事业必将走向成功!正如习总书记说的，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

三是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灵魂和精髓，也是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摆脱贫困》中，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思想是摆脱贫困的关键。他一再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闽东地区能够摆脱贫困，首先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靠的是行动，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一百年”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必须如期实现，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肩负的责任，而完成目标必须依靠不断的解放思想。

篇3：观看摆脱贫困心得体会

经济学领域对“贫困循环”或者“贫困陷阱”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trap)。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长期低下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本身发展的缓慢和人口陷阱,即人口增加比例大于食物增加比例,如果不控制人口,则饥荒必然出现。该理论在一定历史阶段是有效的,但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要素投入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增加,农业的增长显著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所以仅仅从人口的角度是无法解释贫困循环问题的。

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贫困循环理论得到了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Ragnar·Narkse (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R.R.Nelson (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和Gunnar Myrdal (1957)“循环累积因果论”。纳克斯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的命题。他的核心是要说明,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打破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纳尔逊则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根源在于人均收入低,进而储蓄能力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又是由于资本形成不足。缪尔达尔认为,收入水平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主张通过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收入增长。虽然他们从不同侧重点研究了贫困循环的形成机制,但都把持续性的贫困归咎于经济的欠发达,强调了贫困的存在只因为资本投资的匮乏,强调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具有片面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困循环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Carter et al (2007)以埃塞俄比亚和洪都拉斯为例,分析了自然灾害与贫困循环之间的关系,例如干旱等外部环境的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分析表明,自然灾害对具有不同财富禀赋的家庭的中期影响有很大差异,贫困家庭往往更容易在此类情况中陷入贫困循环。

Jalan和Ravallion(2002)用一个微观的消费增长模型和1985-1990年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地区的数据,分析了中国的区域贫困循环问题(Geographic poverty traps)。研究表明:地区因素对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效应。由于富裕地区的消费水平高,产品需求较大,经济增长容易形成持续的过程,因为具有相同初始禀赋的贫困家庭在富裕的地区更容易摆脱贫困,在贫困的地区则更容易陷入贫困循环的状态之中。故他们认为应该加大对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口。

Easterly (2001)认为,使一个国家跳出贫困循环的一个有效对策就是政府的干预。政府可以通过对新知识投资进行补贴,从而引导国家走出贫困陷阱。如果政府政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的对策就是取消此类政策,然后对各种形式的知识和技术投资提供补贴。

大野健一(2007)研究表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常落入贫困陷阱,跳出陷阱有赖于各国的减贫战略。他通过研究东亚各国或地区的政府治理水平与人均收入,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现严格的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贫困循环的形成机制是多样的,因此,任何单一、特定的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贫困循环问题。

二、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循环的成因

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不得不说,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十分突出的,在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不恰当的比例,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王萍萍,闫芳,2010)。赖景生(2008)认为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1994年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达20.1%,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但却占绝对贫困人口的40%-50%。

众所周知,云南是集“边疆、民族、贫困”于一体的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全省共有78个民族自治地方县,总人口占全省的48%,贫困人口380.23万人,贫困发生率20.6%,占全省贫困人口的56.7%。云南省独龙族等7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才22.9万人,贫困发生率74.2%。景颇、傈僳、毒龙、怒族、德昂、佤、布朗、基诺8个州(市) 25个县(市)的农村,人口约138万人,绝大多数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

2005年全省民族县的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已经达160.7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达8.8%。2009年末,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有153.4万人,占全省540万贫困人口的28.4%,占全省160.2万深度贫困人口的95.8%,涉及16个州(市)105个县(市、区)的1025个乡(镇)、5204个建制村、137万个自然村,其中有22.16万人基本丧失生存条件,有4922个自然村不通公路,有2418个自然村的7.51万户农户不通电,有32.87万户农户住房困难。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循环是十分有必要的。其成因体现在:

(一)特殊的自然条件因素

与其它地区贫困循环的原因不同之一在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边境一线、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深山区、石山区、干热河谷地区、高寒冷凉地区,大多远离集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脆弱,公共服务水平低,生产力发展滞后,致贫因素复杂多样,条件型、素质型贫困叠加凸现。以2009年以来的旱灾为例,全省就有2700多万人受灾,近1000万人、2000多头(匹、只)牲畜饮水困难,最多时有800多万人需要粮食救济,大量群众“因灾返贫”“因灾致贫”,这就使农民陷入了以下贫困循环的泥潭不能自拔:生态贫困使当地农民只能依赖农业生产发展获取收入,而自然灾害使农民陷入经济贫困,农民只好又砍伐森林,开垦耕地,乱砍乱伐又加剧自然灾害,从而加剧当地的生态贫困,最终造成“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但自然条件因素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不是全部原因,不然无法解释和云南条件相似的以色列农业的发展。

(二)社会资本的缺乏

这里的社会资本是指“能左右社会互动能力的数量和质量的制度、关系和规范”(world bank,1999)。虽然物质资本能暂缓物质贫困,但这种治贫方式不仅无法调动农户的积极性,而且容易产生寻租。另外,物质资本易出现“扶贫异化”的现象,以澜沧县为例,政府的扶贫补助往往是“扶强难扶弱”,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

阿玛蒂亚森(1993)认为,贫困是因为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以及机会丧失的结果。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社会资本非常缺乏,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性贫困特征,比如制度设计对农民的排斥、文化隔离、关系网络不发达等,因此又会导致农村脱贫致富能力不足,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不多,从而一直陷入收入低下和生活困顿为表层特征的贫困境地,这种贫困处境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农户社会资本的缺乏,使得贫困在农民内部呈现恶性循环的状态。以彝良县一个乡镇为例,当地近年来通过茅草房改造、解决了1000多户困难农民的住房问题,但仍有数百户农民居住在茅草房中。即使每户补助资金加起来2万多,极端贫困的农民也没能力拿出2-3万元参与改造项目,只能继续住在茅草房里。

(三)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具有各种相互作用的经济的和心理的特征为表征。例如,学校教育的缺乏、经济状况的困顿还有较少社会活动的参与都构成了贫困的基本特征,即代际传递(Lewis,1965)。从全省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家庭来看,其更容易陷入贫困的循环之中,这是由于:家长本身受教育水平低下,加上经济发展薄弱,生活方式落后等问题,面临着较高的子女教育的机会成本,所以一般来说这类家庭容易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止步不前。对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而言,此情况只能导致陷入贫困循环之中。

(四)文化差异因素

巨大的社会上制度变迁造成的文化差异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以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文化意识。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比,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与汉族有着很大的差别,他们很多都是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难以参与现代经济活动,并享受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如傈僳族等民族在解放初期还延续着刀耕火种、游牧迁徙等耕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二是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有着重本抑末观念,重视粮食生产,忽视其他作物的生产,因此造成经济结构单一,参与市场程度较低,商品经济基础薄弱。而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很难摆脱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状况,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农民陷入经济贫困中,地方财力薄弱和个人经济贫困又导致教育、道路基础设施等投资不足,使当地陷入生态贫困和文化贫困中,最终又导致当地经济贫困。

综上所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禀赋差、社会资本缺乏、人力资本发展不足、文化落后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极易陷入生态贫困、经济贫困、文化贫困的“循环”之中。如果不介入一定的外力,打破贫困循环的自然惯性,不能从外界导入力量来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的反贫困动力,那么他们很难摆脱贫困循环的境地。

三、摆脱贫困循环的思路对策

从导致贫困循环的根源入手,政府要采取有效的扶贫机制,完善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尽快摆脱生态贫困、文化贫困、经济贫困。

(一)强化目标瞄准机制,使真正的贫困群体享受到扶贫带来的利益

贫困的基本含义即指最起码能力的缺失,贫困的同时也意味着谋生手段的不足。由于个人自然禀赋差异,个人达到同等的满足程度需要的收入也不同。这个收入标准的划分与个体特征无关,往往导致扶贫无法用在效用最大的地方,因此在强化目标瞄准机制上,要根据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规划,专门划拨专项资本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对农村人口处于整体贫困状态的7个人口较少民族实施专项扶持。避免“扶强不扶弱”情况的产生。

(二)选择适合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状的扶贫模式

目前,除了传统的产业扶贫、对口帮扶扶贫和社会扶贫外,还出现了其它的扶贫模式,如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小额信贷扶贫、生态补偿扶贫、生态移民扶贫、制度扶贫等有效的扶贫模式。因此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发展情况的扶贫模式。以滇西北为例,由于该地区是高寒型贫困区,自然条件恶劣,缺乏足够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旅游业相对丰富,因此可以选择旅游扶贫为主,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为辅的扶贫模式。

(三)利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开发契机,创新扶贫开发推进机制

目前,利用国家开发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契机,针对云南四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整体贫困且收入较低,单一的扶贫项目很难从根本上让他们脱贫致富,因此要采取综合开发、整体推进的方式,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

(四)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

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因此,应该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者文化素质,用智力型生产技能取代体力型生产技能,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比如优先发展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建立家庭贫困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力争使少数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教育,增强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等等。

参考文献

[1]Jalan&Ravallion(2002),"Geographic Poverty Traps?A Micro Model Of Consumption Growth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7(4):329-346.

[2]Carter,M.R.et al(2007),"Poverty trap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Ethipia and Honduras".World Development 35(5):835-856.

[3]Easterly,W.(2001),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MIT Press.

[4][美]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5][美]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6]丁忠兰.云南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192页-197页。

篇4：聊聊“摆脱贫困”后的记忆

我是手工的孩子。我出生于1962年。我出生的时候，没有施行剖腹产，也没有上产钳夹，是我母亲自己生下来的。按现在的说法叫“顺产”，顺产就是顺其自然地生产。似乎本该如此的情况，现在要特别强调了。据我母亲告诉我，生我的那天，她是自己一个人提着一个脸盆，步行到丰台医院去的。生我的医疗费全算下来，不过几块钱。前些时，邻居家的狗生崽子，光置备狗窝就花去了100多。

我小时候没有喝过牛奶。在生命最初的时间里，是母亲的乳汁喂养了我。可能是由于小时候在母亲的胸怀里尽情地依偎惯了，因此至今我对乳房仍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但是母亲的乳汁并不充盈，饥荒再加上我的贪婪，很快母亲就挤不出一滴奶了。那时买不起鲜奶，也没有奶粉，母亲就用白面和黄豆磨成的淀粉加水熬成糊糊儿喂我。长大了听人说：脑子里是一团糨糊，傻瓜透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我可是喝糊糊儿长大的呀（我采访了粉皮）！ 前几年，单位有同事生小孩，有人提着奶粉去探望。我在一旁讥笑，奶粉也算礼？人家告诉我，进口奶粉一桶要100多元呢。

高星的文章还很长，都是贫困年代的趣事，写到了“子”“国防绿”“肉皮冻”，写到过去北京胡同里冬天的两件大事——买大白菜和安炉子烟囱，写到在叫“向阳院”家里养蚕放二雷子，写到有人在“文革”时用绣花的工艺绣红卫兵袖章，写到在少年宫跟老师学着洗黑白照片，写到“小人书”是我们那时唯一的读物。

这些被高星女儿称为“旧社会”的事，都勾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出生在1961年。想想自己出生时候的事，几乎就是“白片”了，出生地大约是福建宁德地区的福安，也是顺产。出生后虽然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似乎也没饿着，听老人说饿急没得吃喂过“山楂糕”，所以现在我看见那东西还有吃伤的感觉。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冒险经历，两三岁的时候在福州连江小县城一个人出走，在街上闲逛，在一个裁缝铺门前寂寞地坐了半天。有人认出我是谁家的孩子，好像最后是自己走回家。其实就两条街，现在走不到10分钟，回想当年那一两个小时，可能会有很多意外，好在都没有发生。

往事依稀，人离家乡也是十万八千里，记忆的碎片只能靠想象去拼接。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一些纸上文字更显真实。最近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据人民网福州8月4日电：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研究决定，将习近平总书记于21年前发表的《摆脱贫困》一书，作为活动的学习必读书。该书文字仅有11万字，收录了他1988～1990年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这一主题。书里有原福建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写的序，其中有一句话充满了智者的预见：“虽然近平同志已经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

项南老书记于1997年11月10日晚间在北京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上午还到北京医院我父亲处看病，我父亲让他马上住院，如果在家必须静养，不能有任何社会活动。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遇到一些乡亲老朋友在京聚会，盛情难却还是参加了，谁也没想到他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急病。项南的去世让很多人怀念，陆陆续续在报刊发表了纪念文章。我收存了十几篇，找出来一看，真是受教育。文章有他几个孩子写的，有原国家领导人贾庆林、佛教大师赵朴初写的，有胡德平写的，有家乡的记者、下属和社会知情者写的，内容太丰富，想选择都难，按自认为重要的说吧。

1998年8月8日《福州晚报》家庭大观栏目，作者项小红、项小白、项小米、项小青、项小兰、项小绿。题目《怀念父亲项南》：

父亲一生为国为民忠心耿耿，却磨难甚多。在他一生中，可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打击就有三四次之多。这样的打击，放在有些人身上只要一次，就可能使他一蹶不振。命运的铁拳可以击倒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但击不倒父亲。

50年代中期，全家随父亲由上海华东局调往北京。父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不到40岁，和刚刚初建欣欣向荣的共和国一样，那是我们家一段幸福的日子。在战争年代失去联系的爷爷已经找到，奶奶也从闽西老家接到北京和我们在一起，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年，情况就突然起了变化，父亲在团代会准备会上的一个内部发言中被指斥为“向党要人权、财权、发言权和活动权，提倡民主化、群众化、自由化”，被戴上右倾帽子，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通报全国的严厉处分。父亲含冤衔辱下放到京郊农村劳动，一去就是4年。而这一冤案的平反，则是在21年之后。

记得1995年父亲视察闽西，在闽西宾馆礼堂为地委作了一次报告，大概内容是结合国际国内情况，分析怎样使闽西脱贫致富。

从下午3点～6点，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里面不时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窗口、门口都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闻讯匆匆赶来，把自行车一丢便向礼堂跑，连宾馆的服务人员和厨房的大师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听父亲作报告，以至宾馆到了晚上开不出饭来。这种情形，在人们对文山会海普遍不感兴趣的今天，实在是罕见的。

90年代初，广州一家杂志上曾登有一个记者写的文章，该记者在项南家上厕所，惊异地发现项南家使用的竟是如今连老百姓家也不大使用了的一种粗手纸。作者认为小中见大，由此生发了一通感慨。这篇文章有朋友看了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却着实私下里议论了一番：照那位记者的想法，省委书记家里至少也该用中档以上的好手纸，哪里还有用连老百姓都瞧不上的粗手纸的？殊不知，即使这种粗手纸在我们家也不是时时都有。通常情况下，父亲总是把练完字或写坏了的废宣纸一块块裁开放在水箱上，这种废纸用完之后，才可能有粗手纸供应。连家里的孙子辈都知道，上厕所前得先找手纸，要不就得用爷爷裁的这种纸，擦完屁股上一片黑，洗都不好洗。

1998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纪念与回忆栏目，作者贾庆林，题目《公仆英魂系八闽，风范长存照后人》：

我曾经与项南同志在一机部和中共福建省委共过事。特别是在福建期间，项南同志是我们省委的“班长”。他为福建的改革和发展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深深感召着省委“一班人”。他以坚定的信念、赤子的情怀、高超的智慧、忘我的工作、人格的力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了有口皆碑的公仆形象，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副他所喜爱的对联，成为他做人的准则和座右铭。

项南同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他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经常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给人以清新亲切、平易近人之感。他下乡不跟当地打招呼，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并且如数交伙食费，多加一个菜也要叫人退回去。他一来福建就对下乡“约法三章”：不许当地领导到边界迎接；不许摆宴席；不许接受当地送的土特产和礼品。这个规定到他离开福建时也没有被打破。项南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用的专车是一辆旧丰田，住的是旧的两层楼房，连装修也没有，家具也是旧的。有些海外华侨看到他生活清苦，出于敬意，总想送点东西给他，但总是被婉拒。有时家乡人带给他一些土特产品，就将物品退回或折成钱汇回去。他从不利用自己的职位为亲属、为家乡谋取私利。对妻子、子女同样严格要求，家风严谨。就是在他离开福建回北京时，前往车站送行的人们看到的是几大纸箱的书和几个编织袋装的生活用品，这就是他在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所有财产。一介不取，两袖清风，是项南同志生活的最好写照。

（编辑·麻 雯）

mawen214@163.com

篇5：《摆脱贫困》观看报告800字

配强一名好书记，致富带头受人拥戴。党委书记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在基层得以落实的“领头雁”，在新时期新常态下，只有通过选优配强社区党委书记这一关键岗位，才能有力夯实社区党组织基础，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使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再出实效。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带头致富能力强”的用人标准，将社区内返乡创业能人、复退军人、退休机关干部、大学生社区官等群体中基础素质较好、群众公认度较高的人员充实到后备干部库中，当作接班人进行重点培养。通过不断完善社区后备干部队伍选拔制度，增强社区发展潜力和后劲，吸引更多的社区创新创业人才回家任职，带领大家勤劳致富。

建设一个好班子，凝心聚力共谋发展。一个好的集体，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党委班子。只有好的党委班子，才能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带领社区集体在勤劳致富工作中长期位于领先地位。为此，我们要始终保持“全面抓、从严抓、经常抓”的政治定力，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固定学习日、主题党日活动等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会前一刻钟”学习制度，精选学习内容，学深学透新思想，精准把握工作“风向标”。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合力，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选准一个好路子，促进推动强村富民。在探索发展新路的过程中“拿来主义”是见效最快的，我们在借鉴经济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注意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探索多种脱贫致富的路子。选对路子，是一个地区脱贫致富、发展进步的关键。第一书记、党委书记要多到田间地头去，访民情，查民难，切实了解群众期盼的好路子是什么，并带头实施，充分发挥好党员干部引领带头和先锋模范作用。基层最缺的是资金，选准路子后，上级有关领导部门要出资金、给政策，确保好路子能够走下去、行得通、可持久，打破贫困群众心中的畏难情绪，建立自主脱贫的信心，最终达到真脱贫、脱真贫，走向美好生活。

篇6：观看摆脱贫困观后感感想

调入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后，发现大机关、新岗位不完全是靠经验吃饭的地方，过去的一点所谓老经验、老底子在这个岗位上都显得十分苍白，明显感到思想、能力跟不上，真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读书，成了我角色转型的基本动作。有一次，我向领导去汇报工作，他把正在研读的习近平总书记著的《摆脱贫困》推荐给我。我当时觉得领导推荐读书，就是工作任务。带着任务，我几乎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读后感到如同一泓清泉,甘之若饴,如同平品一杯醇酒,闻之欲醉;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清风拂面，醍醐灌顶!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本书跋中的自我评价：“我也明知白驹过隙，逝者如斯，又值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我们必须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不适应我们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切并对其进行改革。未来可能讲更有意思的话，著更其完美的文，做更其壮丽的事业，但今天只是今天，我只提供一份我闽东实践、思考的记录，这对于闽东脱贫事业和其它事业之宏伟大厦或可成为一石一木，对于后来者或许也有些微意义——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误，后人避免。我亦断定此书会被人遗忘。遗忘乃是大好事，足以证明我们前进得很快。”

《摆脱贫困》收录了习近平同志从1988年至1990年在宁德工作期间的29篇讲话和文章，11万字，全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闽东地区如何早日脱贫致富这一主题，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战略思想、极富前瞻性的制度理论和极富针对性的实践观点娓娓道来，思想深刻、篇章隽永，真知灼见、掷地有声，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虽然时过境迁，时代不同，书中一些具体的提法带有时代的烙印，所载之事、所述之理，我们很多同志都曾经经历过，所以读之十分亲切，悟之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党性的光芒。特别是书中阐述的诸如摆脱意识和思路“贫困”，“滴水穿石”精神，“弱鸟先飞”意识，“四下基层”工作作风等等透射出的那种理想信念、思想精髓、积极精神、辩证思维、务实的态度、精彩的语言风格等等给人以深深启迪。

信念愈坚，信心愈足。信心源于坚定的信念。这是读完这本书后第一感觉。书中很多文章都能感受到习总书记那种对理想信念毫不动摇的坚持，那种面对工作、面对困难必胜的信心和十足的底气。如《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之光》、《困境的突破》、《我们怎样办好教育》等篇目明显感受到他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如在《弱鸟如何先飞》中讲到，“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对闽东，我是充满信心的，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弱鸟’在许多领域先飞的奇迹。”“在讲‘贫穷’的同时，不要忘记讲闽东的光彩;在讲压力的同时，不要忘了讲动力。”这种精神和信念是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是我今后不断努力的方向。

知其愈深，谋事愈远。这是书中多篇文章都折射出的全局观、高视角。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经济环境的治理整顿，闽东经济建设中有三个热门话题：修建福温铁路、开发三都澳港口、建设中心城市建设。在《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中对此进行了论述：“像港口、铁路等的开发建设有赖于国家的宏观决策，中心城市的形成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事关地区发展全局的决策，要充分考虑到国情、省情、区情，不要把近期内难以实施的发展目标超前化。”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不能计较一时一地一事的得失，应着力于增强后劲，着眼于最终发展。”“在充分调查研究沟通协调的基础上，预测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区经济环境的演变趋势，我们就可以大致制定出指导实施产业政策(包括近期、中期、长期三个层次)的统一规划。”

爱之愈切，耕耘愈深。这是贯穿全书的浓浓情怀。正是对闽东这片土地爱得深，总书记当年主政闽东期间，精心耕耘不做半点虚功，脚踏实地不求功必在我。提出“滴水穿石”的精神，提倡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更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滴水穿石的启示》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如滴水穿石“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去，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目标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在《为官一场造福一方》一文中说，“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过去采取的很多有效的办法，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和发展理念，我们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非常需要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勇于打破各种自身约束和禁锢，甘于做默默无闻的“铺垫性”工作，扎扎实实推进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发展理念落实到位。

思辩愈邃，行动愈健。辩证思维是领导干部基本方法论。书中习总书记高瞻远瞩，事关宁德改革、发展、稳定等等，都能从全国、全省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定位，思路清晰。如在《新形势下闽东财政经济的辩证观》中，从“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正确处理紧缩和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用唯物辩证法的观念来研究和解决闽东财政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不仅站位高，分析也很透彻。习总书记对每项工作、每件事的论述都能很全面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有对策思路。《滴水穿石的启示》、《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等文章充满辩证思维光辉。更难能可贵的是，总书记用辩证法不是空谈，而是很接地气，如《从政杂谈》中谈到：“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我赞赏‘滴水穿石’的精神，赞赏默默奉献的精神，提倡干部埋头苦干，着眼于长期的、为人铺垫的工作。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要有量变的积累。”在谈论如何理解中央治理整顿经济秩序问题时，说到：“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治理整顿不是改革要收、要停，而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是为了使经济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发展是个新机遇。”要求我们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结合本地实情，既不能强调特殊性而不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又不能搞‘一刀切’。所以，我们应该有乱治乱，有热消热，有冷加温，做到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以推动经济健康稳步发展。”在《我们应怎样办好教育》中提到：“我们除了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国策，创造条件，增加投入，保证教育事业必要的、合理的速度和规模以外，还必须做到两个相结合：一是把数量发展和教育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二是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等等。

扎根愈深，力量愈劲。这本书用平实的语言，深刻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这个伟大命题。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论是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是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两方面说，都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这是干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他深刻地指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这篇文章深刻地论述了群众路线问题，是真正的经典。习总书记当时提出了“四下基层”制度，这是闽东践行群众观点的特色制度，也是贯穿《摆脱贫困》始终的一个鲜明观点。

本书没有编年式地记录习总书记在宁德的工作经历，但是透过文字可以看到，早年作为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坚定的信仰，深沉的责任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生历程;为国为民、勇于担当的博大情怀和脚踏实地的优良作风。正如本书序言所说：“一个担任重要职务的年轻干部，对改变本地区的落后面貌有什么抱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作风，关系着这个地区整个工作的成败……因此必须开动脑筋，大胆地去想，勇敢地去闯。”

应该说，《摆脱贫困》是我们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生动的教材，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收获丰富的精神食粮，涤荡头脑中一切脱离群众、“四风”的杂念，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提升工作水平。

浅读有得，应予分享。年初，我郑重地向秘书处提议，这本好书给办里每个人发一本，胡斐他们很重视，迅速落实，前不久，《摆脱贫困》已经到了我办每个人的案头。我充分相信大家会认真悟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