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原因分析

腐败原因分析（精选6篇）

篇1：腐败原因分析

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分析

今天我们讲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分析。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当前所面临的腐败的问题和我们要进行反腐败的这样一种选择的斗争策略与斗争过程。

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卢梭曾说过：“我们的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做奴隶的一种工具。”腐败对于经济利益狂热的追求，是把他们束缚在成为金钱奴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曾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这段话的意思是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怎样爱财，如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之中所得数很多，如果他们选择接受别人的贿赂也不过才几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反而被剥削掉了，这难得是解爱财物？看到了小的好处，忘掉了大的利益。从前，公仪休特别爱吃鱼，但是他从来不收受别人送的鱼，反而能长久地吃上鱼。做国君的贪财，必然要丧失国家；做臣子的贪财，必然要丢掉性命。所以吴兢就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成本的比较，他来说明腐败的高成本与低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样一段话当中就可以看出，对于是否选择腐败，他是这样一个有成本来考虑的。从成本的角度来看，选择腐败，经济上是否是可行或有受益的？

成本是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反腐败领域中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解读视角，对于我们更进一步拓展反腐败领域下成本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这种博弈过程以及如何来更有效地制定反腐败的机制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工具。

因此，我们通过来关注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的分担和成本的博弈，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以及未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趋势，它有这样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反腐败战略机制的设计的内在规律性，我们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加地深入地指导我们反腐败的实践活动，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转型期的行之有效的，而且成本较小的这样一种反腐败的道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谈谈腐败，要从成本博弈的角度来看待腐败和反腐败。

一、成本概念

那首先我们要对成本的概念做这样一个梳理，何为成本？成本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组织和个人所要付出的价值。目的性是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导向。

《辞海》当中对于“成本”的解释，认为是生产产品的费用。在经济学当中，成本和收益是一组相对对立统一的概念。随着人类认识不断地发展，对于成本概念，它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

目前我们通过成本可以从一个多学科的角度来透视一下成本的概念。随着人类组织的日趋复杂和系统化，成本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成本的概念、外延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成本的不确定性成为成本研究和理解的最大障碍，那对于成本在各个学科当中，它有不同的意义和特色。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学范畴下的成本，成本脱胎于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成本也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用的这样一个成本的概念。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积累社会的财富。所以，经济本质是成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需要最大程度地降低活动的成本。

所以，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可以定义为，经济资源的耗散和消耗，我们都称之为成本，成本是指取得资产或劳务必须付出的能用货币表示的代价和耗散，这是经济学上的成本。那管理学上的成本，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兴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学科的成长，成本理论在多年理论构架和实践发展基础上融入了多学科的范围当中。管理学视角下的成本概念，同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通过制定计划、组织协调、领导艺术、控制调控等方法和手段，达到预期目的的这样一种社会科学。

所以，这在管理学当中，成本被定义为是一种投入，是一种生产当中的各种费用的支出，企业通过对于成本的管理和对于成本的判断，能够来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和产出的管理做一个综合性的衡量。最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曾指出，管理学当中所说的成本是指成本效益或消耗效益，是指在一定的消耗下获得的效益的最大，或在既定的效益下消耗最小，这也正是企业管理所追求的最中心的内容与目标。因此，企业只有抓住成本这个环节，可以使经济核算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制约的手段，就可以组织和控制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指标，把这种指标纳入到经济核算的体系当中。这是管理学当中的成本，那在社会学领域当中有没有什么成本，或成本是什么时间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当中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科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在斯科的这本书当中，他指出：社会学中的成本具有普遍性，成本存在于人类的一切领域，但是社会学上的成本虽然以人的

自由选择为前提，但是社会成本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社会本身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系统出发，以投入和生产为着眼点，我们将成本界定为经济运行当中因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和损益。斯科在社会学当中对于成本概念的界定，他是强调成本在社会延续和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除了在社会学当中，在法学、新闻学、会计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当中，成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指向。成本已经突破了单一的计量的属性，它不再是简简单单地成为经济学或会计学上专有的概念，成本正以其独有的内涵实用性和现实分析性进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类的各个学科当中。所以，对于腐败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现象或社会性的现象，我们也同样可以用成本来分析，通过对于成本构成和成本变化的这样一种过程，我们来解读腐败如何产生或如何抑制腐败。

二、腐败成本的构成

第二节讲腐败成本的构成。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根据前述的经济学上的经济人理性的原理，经济人是在市场上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尽可能通过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获，并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们把腐败分子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人在从事给自己带来经济好处的活动，政府的公职人员在腐败中付出的是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是对国家公共利益的损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腐败行为得以暴露，那就要受到惩罚，以至于丧失既得利益和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我们来分析腐败活动的成本，也是从事腐败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和承担风险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腐败。因此，我们对于腐败成本的构成主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风险成本。

（一）腐败的直接成本

何为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它具体包括付出的物质方面的成本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腐败的直接成本主要是腐败者在从事腐败活动中所投入的各类资源，具体包括从事腐败所占用的时间，从事腐败所投入的钱财物以及逃避反腐败侦查所消耗的资源等。

我们如何来判断腐败的直接成本的高低对于腐败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国有银行的公职人员试图将共有资金非法渠道转移到国外成为自己的腐败所得，如果这个国有银行有着严格的资金的调配制度，而且这个银行的公职人员调动需要银行其他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的负责人员签字才能完成资金的流转，那他如果想完成腐败这

个活动，他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寻找或设计制度的真空，还要通过欺骗、收买或威胁其他公职人员，才能打通这个链条，对他而言这个投入非常地大。那如果公职人员在国有银行是“一把手”，是“一言堂”，没有任何的监督程序或制度设计程序，那他投入的腐败活动的钱财物、精力将会大大地减少。所以，我们从反腐败的直接成本，它就表现出来，腐败要投入所需要的这种物力、财力，它就直接地反映出了腐败分子是否会腐败的这样一个过程。

（二）腐败的机会成本

第二个腐败成本的构成，腐败的机会成本。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腐败者如果将投入到腐败的直接成本运用到其他过程当中所能产生到的一种收益。所以，宽泛地来讲，机会成本是选择某一个特定方案而放弃了其他各种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即最优方案的选择。从现实来看，我们为了防止权力的市场化，就禁止政府公职人员进入能在市场当中进行经济活动的权力或选择。

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当中，对腐败的机会成本作了这样一个深入的讨论。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如果不选择腐败，把投入和想去腐败的精力、方法用到其他的领域和专业上去，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或收入。世界银行在这篇报告当中，它论述：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其可比的私营部门的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因为公务员的工资低，所以官员就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资，那因从事腐败而开出低工资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威胁。腐败它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呈一个正比例的关系。如果因为腐败而丢掉了一份工作，或因腐败得来的钱或腐败过带来的收入和收益要远远大于一直勤勤恳恳工作，而选择从事其他的（方式）。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如果公务员不去选择腐败，能够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腐败所要损失的利益的话，那肯定就不会选择去腐败。

所以，对于遏制贪欲来说，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利益激励，或许远比高尚的说教更加可靠，对于防治腐败而言，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有效，或许比抽象的德育更为管用。所以，这正是对于机会成本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目的在于谋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够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满足，还包括由履行职责渴望得到的预期收益，如利润、市场份额、权势、工资、晋级等，而对于这样一些市场主体

而言，如果市场是完备的，许多外部性，那他将获得履行职责的所有收益，并承担相应的成本，收益和成本等于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履行职责将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而对当事人，公职人员来说，他并不能获得履行职责的全部收益，也不承担渎职的全部损失，履行职责只能得到契约收入，反之，如果腐败不受查处，除了获得契约收入之外，履行职责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腐败收益。

所以，腐败的机会成本意义在于履行职责和搞腐败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之间，既可能小于也可能大于其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所以，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现在自己的行为。因此，即使履行职责会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履职，给代理人带来的成本大于私人收益，他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所以，从源头上来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根本的措施是要让他知道或让他意识到腐败的机会成本，他的损失将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很多提出高薪养廉或以薪养廉，都是从腐败的机会成本上来做遏制腐败的这样一种作用和体系。

（三）腐败的风险成本

讲完的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来讲腐败的风险成本。腐败的风险成本是指腐败受惩的成本，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了罚款、开除公职、监禁、社会歧视等成本。

腐败的受惩成本包括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法律方面是指腐败行为被查处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关于腐败后果，刑罚程度的规定以及其腐败收益之间的关系。政治方面的惩罚成本是指腐败者对于其腐败行为所应付出的政治代价，如行政处罚、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腐败受惩的经济成本是指腐败被查处后经济上的损失。腐败道德上的惩罚成本是指因腐败所带来的社会谴责以及对个人、家庭和名誉上的损失？是一种腐败违法行为的一种心理负担。腐败的这种风险成本反映的是腐败分子被查处后的惩罚性的损失。腐败的风险成本同惩治腐败的法律成本、道德评价、政治评价，还与所处的社会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府对于腐败的法律处罚条款严格，重点治贪腐，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评判对腐败者采取高压措施，如果人触了这根红线，那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道德规范上对腐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社会风气风清气正，民主监督规范，对于腐败分子而言，他的风险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潜规则成型，影子经济成为主导，对腐败分子同情或对腐败分子采取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这种心理，那对于腐败的风险成本将大大降低。

新加坡是一个对于腐败治理比较高效且成熟的国家。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反腐败的时候就说，通过提升腐败的风险成本来遏制住腐败的萌芽，遏制住腐败的发展。《李光耀回忆录》当中的铁腕护廉洁章节当中，对于新加坡的反腐就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够坚决，能铁面无私，坚决地对付一切违法乱纪人员，否则要做到事所愿，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全力支持贪污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首先，对于大鱼，对于大的腐败分子要有扩大调查的权力。第二，我们法律上要有重点，重点执法，重点治贪。前述了腐败的成本，有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还有腐败的风险成本。我们今天讲的是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成本的博弈。我们刚才介绍了腐败成本都有哪些。

三、反腐败成本的构成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反腐败又由哪些成本构成的。在讲反腐败成本的构成当中，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某一天一个乞丐路过一片果园，果园大门上写着“禁止偷采，后果自负”，那乞丐觉得饥肠辘辘就偷偷地潜入了果园摘苹果吃，离这个果园不远处有一个军事演习区，今天正好是炮击训练，有一个新兵没有校正炮的坐标，疏忽就放了一炮，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就掉进了这片果林了，部队首长大吃一惊，吓坏了，怕炸弹爆炸伤及无辜，带着部队的人浩浩荡荡地就过来看看这个果园里有没有人伤亡，只见那个乞丐踉踉跄跄地从那个地里爬出来，喊着：“至于吗？偷个苹果还用炮弹，成本也太高了。”讲这么样一个小故事，老百姓经常说的杀鸡焉用牛刀？那对于偷苹果的乞丐而言，用炮打是成本过高了，那对于反腐败该用哪把“刀”，该用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反腐败的成本问题。

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是指社会投入对于腐败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我们将反腐败斗争及其成本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辽阔的制度变迁过程当中，需要进行研究，不仅要适应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腐败和反腐败行为之间的成本对抗博弈的现实要求，也是改革进程中利益主体进行一种博弈的要求的现实反映。所以，反腐败活动我们也要计算好成本，有的学者提出，反腐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体制政治改革的存亡问题，因此，对于反腐败不能看成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反腐败。但是，我们说不惜一切代价反腐败，我们在决心上可以这样，那我们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们要高效、科学地反腐败，就需要考虑到反腐败它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或我们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资源配置，才能够更加高效地用最小的事去撬动最大的。反腐败既不能用牛栏来关猫，也不能杀鸡用牛刀，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要有合适的反腐败成本的构成体系来推动反腐败制度的建设。反腐败成本的构

成是由反腐败对于腐败的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

（一）反腐败成本的组成要素

那对于反腐败的成本的组成要素，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组成要素的分析，从反腐败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是一个动态的实践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进行分解的话，反腐败的成本可以分解为制度设计的成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维护的成本和制度变迁的成本。

那对于反腐败的表现形式来看，从成本的表现形式来考察，构成反腐败的成本有诸多的条目，既有物质的也有经济的，可以用货币计算和衡量的成本，也有不方便使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如时间成本、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社会影响、社会心理等无形的成本。明确而言，有形成本是指在投入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众多的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无形成本是指不能由价格尺度进行衡量的成本。

从反腐败成本的发生角度来考察，反腐败成本包括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反腐败的当期成本是指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可以当期解决的成本，远期成本是指反腐败过程中由具体的改革措施引发的，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制约无法当期解决，且必须留给后来者的相关成本。沉淀成本是指与远期成本密切相联系的，可以看作是一种远期成本概念的拓展和延续，对于当前而言，既往的远期成本是现行反腐败的沉淀成本。那在沉淀成本中，有些可以通过当前的相关措施进行消解与处理，转化为当期成本，有些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解决，继续形成未来的远期成本。常见成本往往与反腐败斗争的延续性，以及反腐败方法的选择性息息相关。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腐败斗争所承受的负担相当沉重，进而造成反腐败成本的累计效应递增。在过高沉淀成本的反腐败路径下，不仅会制约有效反腐败制度的设计，而且会使反腐败在实施中持续遭到阻碍，造成社会影响的累计与恶化，导致实施机制的软化，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反腐败的总体成本。

（二）合理化的反腐败成本结构

刚才谈了反腐败的成本，那怎么样才需要有一个合理化的反腐败的成本结构？从成本构成的角度而言，反腐败的成本包含着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与社会文化成本。那反腐败成本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应当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而且能够反映出当前改革进程的这样一种重点。

第二，从反腐败发展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的各种形态中，设计成本、维护成本、维护成本，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其中，设计成本与维护成本必须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

之中，运行成本而占据大多数份额，且能从经济发展的预留部分收益当中以支付未来的各种成本形态。

第三个，从反腐败的成本表现形态的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应该尽量实现可衡量的方式，有形成本必须占较高比例，且将无形成本的潜在影响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从成本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应该按照次序比例进行存在。当期成本应该居于绝对的核心成本位置，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当把反腐败斗争的既往成本给予一种动态的消化。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了反腐败成本的一系列构成要素，或一系列反腐败成本构成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我们怎样在保持着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成本的构成的科学化的体系。

四、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成本投入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分析。第一，现阶段腐败的成本现状分析。总体来说，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小，有的甚至为零。当前对于腐败最主要的成本是受惩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在当前有些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精力，如打个电话、批个条子或伪造假证，或是领导的当面交办，他就能够获得利益，就算有时付出一点联络的费用，疏通关系，如请人吃吃饭，送点礼或礼钱，但这些费用也是从公款消费当中支出的。但是，与此来说，社会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以，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上还有很多漏洞，所以监督和制约还比较薄弱，使得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多，直接成本很小。腐败，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那从机会成本来看，那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少，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是掌握着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相对固定，按照统一的规定发，从目前来看，基层的公务员或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如果他们被腐败所查处，那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同时某种腐败活动，其花费在腐败活动方面的时间、精力、资金、资源，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增加。但是，如果他用于其他合法守纪的活动，但由于种种限制，现在我们规定机关干部不得兼职收取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等，其所收益到的从事其他活动的纯收益也微乎其微，但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他从事腐败活动，那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而我国目前腐败所主要的成本是指腐败的受惩成本，受惩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也是相对固定，根据腐败程度的严重状况不同，所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如果极其严重会被判处死刑，腐败成本达到最量化。虽然我国对于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同样是腐败行为，其受到的惩罚程度不太一样，有些位高权重者，他受到的惩罚轻重程度不太一样。

那究其现在腐败的受惩成本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是财产刑罚很少，腐败者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是这样一个现状，第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第二个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第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于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绝大多数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而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极小的范围。

而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的现象，被查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法学教授，反腐败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曾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三分之一。在当前腐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二）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们来看当前反腐败的成本分析。第一，反腐败人员的成本过高。我国反腐败组织体系过于庞杂，职权有时重叠，影响到了反腐败的效率。当前我国反腐败组织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府的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检察院、法院和公安系统也承担着一定反腐败的任务。庞大的组织结构和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和使用需要支付给反腐败人员工资，需要对反腐败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

据测算，目前我国专职的纪检干部33万人，而兼职的纪检干部约有200万人，人员成本很高。这样庞大的反腐败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组织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随着现在腐败形势的多样化和隐蔽化，反腐败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需要不断地提高，所以要对于反腐败人员进行大量的投入，对于他们的培训和培养进行大量的投入。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投入要远远高于其他的政治活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厦门的远华大案经历了两年才完全查清，投入的反腐败侦查人员数以千计，抽掉的物资资源成本很大。对于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从安徽、江苏、山东、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抽调的办案组，在北京、合肥和阜阳三个战线上历史两年多。所以，当前第一是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是腐败分子越来越狡猾，第三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多头反腐的现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成本上的压力。我国有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公安等，他们不同的反腐败的组织，有的是以纪律为主，有的以法律为主，有的以党政干部为主，有的以企业为主。那多头反腐，使得反腐败工作人员缺乏一种明确性、灵活性、机动性，导致了有些资源的浪费，而且有的案件由于地域不同、主体不同、部门的不同，造成许多案件在侦办的过程当中牵涉到多个部门，由于没有专门的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使得工作效率降低，浪费了资源，使得成本过高。

第二，反腐败的组织成本过高。反腐败案件的查办需要一系列的程序，从获取证据到查明案情到查获犯罪嫌疑人再到一系列的审讯、拘传、逮捕、审判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国反腐败组织机构运作当中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现在纪检部门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主要的部门，在工作中面临着很多尴尬的局面。首先是信息渠道单一，第二是有些反腐败的斗争手段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第三，纪律检查，当他把反腐败的线索掌握好之后，他要转移到检察机关，那检察机关要重新再进行证据的搜集或搜索，在这当中又面临着腐败分子的翻案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增强了反腐败的成本。因此，现在组织上由于缺乏着一定的系统性和理顺性，造成了反腐败的组织成本现在有点颇高。

第三，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首先表现为反腐败的法律体系缺乏相关的系统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纲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虽然反腐败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或法规，但缺乏一部系统的统领反腐败工作的法律，缺乏了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长远性，而且零零总总的法律法规容易造成立法上的重复和滞后，不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的高效性，这无形当中也造成了反腐败法律的成本过高。

（三）我国反腐败成本的特性

我们刚才介绍了反腐败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期间，我们30多年的转型期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在一种自上而下为主导的反腐败斗争当中。所以，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历程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改革成本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有着较独特的特性。因此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过程，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巨大转型的过程，我们面临的腐败问题、腐败的规模、腐败的现象、腐败的种类以及腐败未来的发展趋势，它都有着鲜明的改革转型特点的。因此，我们的反腐败的成本构成，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是不可避免性。我们从这样一个转型期间，是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变化过程当中，必然导致政策体制和现在社会的运行的基本情况之间有一定的脱节和空档。所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制度滞后，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投入是不可避免。

第二，反腐败成本具有递增性。何为递增性？由于反腐败的斗争时间比较短，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腐败问题，那无形当中也要加大反腐败成本的投入。第二，随着时间的转移，反腐败斗争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进入到利益的更加集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促进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所以，我们在涉及到集团化的反腐败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也要不断地提升。最后，处在社会发展急剧的转轨当中，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有着新旧两种制度的存在，新制度还没有完善成熟，旧制度还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新旧制度进行至今的摩擦，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增加。

第三，反腐败成本的可控性。所以，我们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目标设定好了，要建立起一个廉洁的政府，要建立起一个风正气清的社会，我们对腐败的投入不是一味地加大投入就好，有一些国家有些先进经验也表明，对于腐败精力和成本的投入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过科学、高效的方法，通过制度化的方法来减少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第四，当前转轨期，反腐败成本的特性是反腐败成本的超经济性。超经济性是指腐败在政治上是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的执政基础的。所以，要在一定的程度下，还是不能单纯地以一个经济的眼光去考察腐败的成本，要站在一个政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五、转型期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博弈

转型期下的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博弈。华勒斯坦曾说过：成功的政治角逐要找到变革的杠杆，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好处。社会转型期下，如何破解腐败的问题是人类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腐败产生的必然性和长期存在性，也可以通过博弈的方法，我们通过寻求这种更有效的经济学上博弈的方法来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效率。

（一）反腐败的纳什均衡

这里面就用“纳什均衡”这样一个博弈的角度来解析和看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博弈论是一种对策论，是当前经济学的重要的分析工具，它是按照人与人之间或最后扩展到不同组织之间的策略的选择。在“纳什均衡”当中博弈论对重要的一个观点和工具，“纳什均衡”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讲了两个囚犯的事，两个囚徒一起做了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那个独立的不能互相通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犯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或供出他们的同伙或保持沉默。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就无法给他们定罪，那警察也明白了这点，那就给他们一点刺激，这两个囚徒如果有一个选择

向警察坦白，背叛另外一个，告发他的同伙，那他可以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按照最重的罪来处罚，而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最后对告发者的奖励。如果这两个囚犯相互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按照最终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那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是选择相互合作还是相互背叛？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应该选择相互合作，保持沉默。但是，对于这样来说，可以是他俩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如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话，那他们就会想，如果选择背叛对方的话，第一，我可能不会吃亏，第二，我可能还会获得利益。所以如果两个人都这么想的话，最后结果是相互举报对方，得到逻辑上最糟糕的报应，两个人都得坐牢。讲这个例子如何来应用到反腐败和腐败的“纳什均衡”？

腐败与反腐败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存在着成本和收益，存在着博弈，那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比较当中存在着博弈，博弈的参与者包括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于委托人来说，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反腐败或放弃反腐败，对代理人来说，代理人的策略是腐败或不腐败。

那将它放在这样一个模型当中来考虑，得出最明显的结论是：当腐败的收益越小，反腐败的收益越高，政府人员腐败的效率越小。如果反腐败的收益提高，政府人员倾向于腐败的概率就提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腐败的成本不断提高，委托人从事腐败的概率就变小，而腐败的收益就不断地提高，委托人投入反腐败的倾向就越高。在这里面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边际收益的问题，腐败收益增大之后，官员腐败的概率就变得越小，这是因为随着腐败的收益不断地增大，委托人因为腐败所造成的损失也在不断地增大。此时，反腐败的收益是在不断提升的，反腐败成本变小了，委托人的反腐败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就随之提高，反腐败的概率就不断地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也被不断地提高，从而抑制了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倾向率。因此，这并不是说对于腐败放之不管，我们就能够提升反腐败的效率，并非如此。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对比当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来说，他腐败的收益小，他反腐败收益高，那他就会选择不腐败。如果反腐败的成本高，那委托人就会倾向于不从事反腐败，就提高了腐败产生的效率。

所以，在腐败与反腐败之间抽象的博弈模型当中存在着一种腐败与反腐败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的机制，这种相互作用依赖于双方的选择，同时又制约着双方的选择，这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用博弈论来进行分析的这样一个基础。它既存在着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又从对方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任何一方对于策略的选择，除了考虑自身的因素之外，还要对博弈对手的行为进行考量和分析。

所以我们就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如某个地区在的腐败分子是100人，反腐败的工作人员为200人，由于该地区进入到转型期，大量的资金和基础建设项目涌入，腐败分子潜在的数量由此增加了50人，那就为了打击这150个腐败分子，那该地区的政府组织投入了300人的力量去打击，这样反腐败工作的总数就增加到了500人。反腐败的力量随之增大，在这样高压的反腐败的力量下，腐败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高，腐败分子的成本增高，在这样的条件下，那150个腐败分子就降成了50个人，那随着腐败分子的数量减少，反腐败工作人员现在数量在增多。维持这500个人的反腐败的工作需要的资源也在不断地增大，也不断地给纳税人造成很大的财务上的负担，反腐败的投入成本过高。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精简机构减少政府投入，那反腐败的人员又调整到了200人。那随着反腐败人员投入的降低，腐败查处的机率在降低，腐败的成本同时也在降低，那导致了新一代的潜在腐败分子又转换为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数量又有了增加，这样又需要新的反腐败人员的投入，这样不断地循环就形成了一个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的这样一种相互循环交叉的过程。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对于腐败，我们要采取零容忍的措施。

（二）反腐败的经济临界点

在反腐败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需要考虑到投入和产出，需要追求反腐败在工作上有这样一个工作的节点，我们要称之为反腐败的经济的临界点。正如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指出那样：“过分注重腐败也会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仅仅在控制腐败所消耗的资金方面，而且会因此而分散注意力，使组织无力顾及其他主要事务。反腐败斗争也可以由于高过了头而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官样文章与士气的低落。”所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于反腐败的成本需要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图，从反腐败的角度我们可以生产出这样一个曲线函数，讲腐败的边际成本曲线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曲线MRB，将横轴表示为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从这个函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中腐败的机率很小的时候，腐败带来社会的危害也很小，这时候MCG在最低点，但随着腐败的机率和规模变大时，腐败的外部效应迅速扩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MCG在增高，那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如果腐败存在机率较小时，对于高能耗、高消耗的反腐败机制的维护成本要变得相对地高一些。在这个条件下，对于反腐败的单位代价是很大的，所以MCB处在一个高位上。那随着腐败活动不断地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机率也变得很高，从而，反腐败的单位成本也相应地降低，这时候MCB在曲线当中处在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维护廉洁政府的边

际总成本由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构成，在函数当中用MCT来表示。所以在函数当中表现为一种U形的曲线，我们称之为A型曲线。这里MCG和MCB相交于A点，在MCT上对应的是B点，这是边际成本曲线MCT上的对低点，那腐败活动的最佳规模点是通过A和B作垂线与腐败数量和规模的横轴交于Q点，从函数上可以看到，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此时达到了最小，但是Q不在0点上，由此可以推出，反腐败的最佳限度不是没有腐败。

那同样，我们从反腐败的角度也可以设定这样一个函数曲线，将腐败的边际成本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MRB，将横轴表示为反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从函数上来看，也有这样一个相交的点，这个相交的点是反腐败的最佳规模点。从这个函数来看，反腐败Q点不是无限大，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也并不是无限大就是最好的，反腐败的规模也不是越高越好，从反腐败的经济活动来说，只有在反腐败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时候，反腐败在经济上就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只有在反腐败的边际成本等同于边际收益时，才能找到反腐败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可以确定反腐败的最佳规模。

所以，如何破解反腐败与腐败之间的“囚徒困境”，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有公交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横行直撞，公交车肇事也有所耳闻，这是目前公交系统不发达，公交运力紧张的局面下，而拥有公交优先的倾斜政策，在公交司机与交警的博弈当中，他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交警处于劣势的地位。当公交车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那肯定是不能处罚的，否则警察就错了，那公交车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如果处罚，如拦下公交车，本来扣下了，让他停下来了，如果涉及到公交车上大量乘客的利益，在上班早高峰有一个公交车违章了，交警把车拦下来，那就耽误了其他乘客去上班，他还会投诉警察。如果不处罚公交车，那就进一步地纵容了公交车司机的违法的倾向性。所以，一旦在实际生活当中公交司机违法违章，警察就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顾客的利益不得不放过违章公交车，与此同时，公交司机也相对轻松，既然违章了，受罚是应该的，一点也不愿望。那如果被抓住了，但是交警没法处罚我，把我放走了，那我就赚了。所以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一旦与交警的处罚发生冲突，公交车司机就会和交警胡搅蛮缠，拒绝受罚，拖延时间，从而引发车上的乘客对于交警的不满与抗议，最后交界不可奈何地就要放过公交车司机。如此以来，公交车司机违章不受处罚，屡试不爽。如果公交车司机守章，而交警给予处罚，公交车司机受到冤枉，交警犯错受罚，他们各自损失都最大。如果公交车司机违章而交警没有处罚，那公交车司机因本应受到处罚，而被放过，对于他而言就收益了。如果交警应该给

予公交车司机处罚，却没有处罚，但因没有人投诉而没有受害，那公交车司机最优，警察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如果公交车司机违法违章，而交警给予处罚，那公交车司机本也本应受罚而没有被冤枉，交警按章给予处罚。但是由于乘客的介入，使得交警受到了投诉。那对于成本收益来说，公交车司机没有收益也没有成本，而交警受到损失。所以，公交车违章，交警不处罚不优势策略。公交车的优势策略是违章，交警的优势策略是不处罚，这个结果是不符合社会运行的。

那如何来破解？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新的机制，在这个公交车和交警的博弈当中，我们就可以引入，可以采取公交的违章计法，采取电子化的计算，违章了，当时不进行处罚，但计入到电子档案当中，每一个月要去交警队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对于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如果存在着成本和收益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的话，那就要对反腐败的结构进行优化，引入新的机制，在破解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博弈关系，降低腐败与反腐败博弈经济均衡点的反腐败投入，就需要引入新的机制，改变反腐败资源的投入资源，优化了制度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群众因素。

制度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环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性质及未来可变动的空间，同时也决定了反腐败斗争可选择的手段、程度、利用的资源和空间。

那社会环境包括反腐败斗争并不能实现在不同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对他国的反腐败斗争简略的复制和借鉴，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来找到适合社会环境的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第三，群众环境，从制度严禁的角度，制度设计成本、制度实施成本以及制度维护成本的方面来提升反腐败成本，它具有科学性和高效性。今天通过对于腐败成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多学科的透视成本，我们知道成本是如何来构成的，如何来进行成本的分析，同时对于转型期间的腐败和反腐败成本之间的作了一个梳理，简单地运用了一些“纳什均衡”理论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分析了一下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困境，也从经济上论述是不是一味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达成对于腐败的控制。所以，我们如何来进行科学高效的反腐，这一讲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讨论。下一讲我们将从更加实践的、具体的角度来看看如何优化当前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这样一种策略和方法，如何构建起这样一种机制来推动更从基础上、成本上更优更好地来解决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或如何来提高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篇2：腐败原因分析

今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在对一项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进行公示时，披露了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上述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上述报告并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而且对于外逃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资金数额，至今仍没有公认的统计数据。

上述报告还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这份课题报告显示的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而2008年至今，国内腐败分子在落马大小官员的审讯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败上亿不明来源财产的情况比比皆是，已经不足为奇。最近在网上网下火红的“最牛工商局长”，因记者暗访而大闹出版社的辽宁省工商局长儿子经营的，据连锁店总公司证实融资必须在800到1000万以上包点连锁店的资金来源不明，让此局长停职接受调查了。且不论纪委和检察院之前哪去了，此局长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不过是表面事物，在其背后人民和国家的权利受到了怎样的侵害是无法计量的。

国内腐败问题，协同“三公”消费、行政不作为等，在经济发展到所谓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人民依然普遍深感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基本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的今天，早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现实问题，而腐败问题，首当其冲。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腐败，同时是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呈星云状的。腐败分子的“事迹”在主流媒体的描述中，总是给人们一种这样的感觉：腐败分子是自己选择了堕落，是其本人经受不住金钱、美色、权欲等自愿一步步走向腐败犯罪的深渊。他们有这样的一套逻辑——难道位高权重者的贪官们还有什么在逼迫他们贪污腐败吗，况且那些声色犬马的生活是多么诱人，经受不住诱惑也是很正常的——并以此为腐败横行的主要原因。腐败犯罪片面归罪于个人因素，不仅导致了腐败的真正根源得

不到科学认知，更因此招致了治理腐败所谓“杀鸡儆猴”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也形成了越打击越腐拜，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民愤越来越大的局面。

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犯罪原因不能片面的归咎于个人原因，每种犯罪行为都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构成的，腐败也不能例外。

在西方有这么一句哲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国家成立之初，人民放弃私权报复而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交给国家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不只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我党自立党之日始，就坚持党和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观点。而国家权力具体实施是通过国家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立法、司法行为来实现的，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决定权力的去向。当强大的国家权力由个人支配，权力就会在各个领域寻找制度漏洞，或出卖权力或以权谋私。犯罪学认为，犯罪人都是理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都会计算其犯罪成本。犯罪成本等于惩罚力度与受惩罚概率的乘积。在我国，对腐败犯的刑罚可直至死刑，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腐败犯在我国受到调查审判的概率有多大呢？前不久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被停职接受调查时曾言：这位高官的话到底有多大的真实可信度，我想，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切身的体会。也即是说，因腐败犯罪被发现，进而被调查，再被判刑的概率是如此之低，而犯罪后受惩罚的概率过低，直接导致的是贪污腐败的横行蔓延，国家法律追求的公正和效率两大目标和党政形象，更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另一方面，与我同源共根的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却有着廉明的政治环境。我国香港和大陆在地理上唇齿相依，但是香港的政治清明度是世界公认的，作为拥有76.7%华人华侨的新加坡更是清廉之邦。其实，我国现阶段所处社会各种矛盾凸显的转型期，在西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拜金主义等固有的局限；社会竞争环境恶劣社会保障缺失等原因下，掌控了国家权力的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现象也一度非常恶劣，而并不只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说，在我国大陆，腐败犯罪人的因素被过度放大，而社会层面的因素被人为忽视。

因此，国内严峻腐败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当前社会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导致的权力监管与权力过度集中的脱节。我想说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包括腐败问题在内，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可避免，这不是形而上的不可知论，而是历史唯物观。个人的原因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被激化也是历史条件下的必

篇3：腐败现象原因及其影响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远未解决, 也未能控制到令人满意的局面, 现今各种腐败形式“与时俱进”, 新的腐败问题也层出不穷, 腐败风气和危害波及范围极广, 治理难度也在不断加大。因此, 研究腐败的成因和影响意义重大。

一、腐败的原因

(一) 经济学视角。

主要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 涉及到成本———收益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 政府官员也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一样, 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拥有理性经济人的特性, 前提是经济人假设。道格拉斯·诺斯与罗杰乐·米勒认为, 人们可以像分析经济活动那样分析犯罪行为。加里·贝克尔和斯蒂格勒 (Gary Becker and G.Stigler, 1974) 认为, 无论是否在经济领域, 渎职犯罪的主体都在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 都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苏珊·罗斯-阿克曼 (Susan Rose-Ackerman) 将腐败等同于贿赂, 并运用委托-代理理论解释腐败为什么发生。她指出, 腐败是“一个第三方 (相对于委托人和代理人而言) 试图以额外支付来影响代理人决策, 而且这笔支付代理人及第三方均未上报委托人”。

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待腐败原因的学者, 主要观点争端在于腐败的根源是否来自于有无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程度, 公权的范围过大以及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界限等问题。我国学者张维迎将腐败现象的原因界定为, 公权占领了本该归属为私权运作的范畴。张曙光认为, 在公有制体制中, 产生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客观基础相对光大。郑也夫也认为, 过多的政府权力干涉是腐败产生的原因。

(二) 政治权力视角。

阿克顿勋爵曾经认为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不加限制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的倾向性都很强。格雷和考夫曼认为, 管制为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使之可以从事腐败行为。坦茨认为, 许可证、执照等特定的文件凭证或授权、不透明的管制, 会导致市民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交易成本和交易时间提高, 就会产生腐败行为。该理论倾向于从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的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来探究腐败产生的原因。这种研究视角紧紧围绕公共权力这一中心展开, 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同时也忽略了制度、文化、伦理等更宏观和更深入层次的分析。

(三) 制度和法律视角。

艾克曼 (Susan Rose-Ackerman) 认为, 国有企业在非公有化之后仍保留其垄断权, 非公有化会导致腐败的发生。考夫曼和西格博姆基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转轨过程中的非公有化改革, 利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 探讨了不同的非公有化路径对腐败的影响。经过研究得出结论, 腐败与政客和官僚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权范围有关, 他们的控制权越大, 通过受贿的方式获得租金的机会就会增加。菲斯曼和戈蒂 (Raymond Fisman and Gatti Roberta) 以及裴敏欣都认为分权化改革与腐败之间密切相关。郎切和埃文斯 (James E.Rauch and Peter B.Evans) 通过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越稳定, 政府官员未来的受益就越高, 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公务员的录用和提升越是很少按照其成绩来加以评判的国家, 其腐败的程度就越高, 即制度稳定与廉洁是紧密联系的。我国一部分学者认为一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不够健全, 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反腐败法, 会诱发腐败分子的犯罪动机, 减小腐败分子被发现的概率、犯罪成本和机会成本, 甚至带来负面的示范效应, 影响社会风气。 (李力, 1999;刘媛, 2003;孙学华, 2004;胡嫄, 付慧姝, 2004;孙恒山, 2005) 。

(四) 社会学与历史文化视角。

从社会学理论的视角看待腐败的成因问题, 涉及到的社会理论包括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化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亚文化理论等。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 “社会交换就是交换者期望得到回报并也确实得到了回报的交换过程, 社会交换的范围要比经济交换更加宽广, 权力与其他东西的交换应在社会交换的范畴之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 “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 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腐败问题的研究发现, 这些国家在二战之后腐败现象盛行, 原因是形成一种“庸俗的民俗学”。这种民俗学容易使人们认为, 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私人利益、家庭利益和团体利益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南京大学张硕、李永刚将我国影响腐败的历史文化因素归结为薄弱的道德感和盛行的关系网两方面。

(五) 其他视角。

亨廷顿根据对美国19世纪和英国18世纪的腐败现象研究, 认为腐败现象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关。有学者认为, 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可能对腐败产生影响,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中, 各方力量不均衡会导致腐败。例如“约翰斯顿提出, 国家和公民社会无论哪一方力量过于强大, 都会造成彼此力量失衡, 都有可能造成腐败。”一些学者认为腐败与国家体制有关, 例如特斯曼认为联邦制国家比一般国家更腐败。此外, 还有从伦理、心理等角度出发来研究此问题的。

二、腐败的影响

对于腐败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腐败起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即所谓的“润滑油”论和“砂子”论。以莱夫为代表的“润滑油”论, 认为腐败可以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其中, 代表性的有路易建构的排队模型和贝克和马厄建的拍卖模型为代表。“润滑油”论的支持者多以东南亚国家为例, 认为东南亚很多国家腐败程度较高, 但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持“砂子”论的经济学家主要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 他们认为腐败阻碍经济发展。例如毛罗、魏通过研究证实, 腐败与投资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坦茨和达乌迪研究发现, 腐败会导致公共支出结构中公共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支出转向新公共设施的支出, 以利于官员收受贿赂。他们还认为腐败将减少税收收入。吉普塔、达乌迪和阿隆索-特默发现, 腐败导致税收制度杀贫济富, 导致穷人受教育机会减少, 收入不平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腐败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政治合法性, 瓦解和动摇政治基础。

在上述腐败原因及影响因素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不难总结出, 经济学家主张在宏观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减少政府权力对于资源的分配作用, 主张小政府, 大社会。从微观的个人主义角度, 经济学家们主张针对公职人员的成本收益分析来对症下药, 例如加大腐败的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 加大腐败被查出的概率, 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金待遇等 (许多学者建立腐败的成本收益模型, 这里暂不做展开) 。政治学家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因此主张通过分权与民主, 增加公共权力运行的透明度, 加大对公职人员的伦理教育等手段来遏制腐败。从制度缺失的角度看待腐败的学者认为, 加强各方面的制度建设, 完善各种监督机制是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法律学者主张完善法律体系, 加大法律的执行力度和惩罚力度。社会文化学者主张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弘扬廉政风气, 提高人们的防腐、反腐意识, 提高官员的职业道德并强化民众的民本意识等, 以此来遏制腐败。各种理论之间有相互交叉和重叠之处, 是紧密联系的, 只是各学科背景的学者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家也普遍认同, 防治腐败决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着手, 必须多管齐下, 综合治理。

摘要：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腐败现象研究现状, 进而归纳总结, 从经济学、政治学、制度学、社会及历史文化等视角, 阐述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并说明腐败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腐败,原因,影响

参考文献

[1]Jain, A.K.Corruption:a review[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1.15.

[2]Martin Paldam.The cross-country pattern of corruption:economics, culture and the seesaw dynamic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18.

篇4：腐败原因分析

关键词：村官腐败；控制腐败；对策

一、村官腐败的含义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而“村官”指的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成员，本文所指的村官是农村基层两委班子成员，并不包括“大学生村官”，这部分成员是农村基层腐败最主要的成员，也是在基层腐败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的一批成员。虽然从主体地位看，“村官”不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在国家行政序列，但它承担着乡镇党委、政府委托执行的公务，也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管理对象，为此，我们仍然使用它作为一个广义的腐败被研究。

“腐败”这个词，意思是指化学运动的材料，即材料变质和腐烂。在现代社会中，扩展为社会科学政治研究一个重要的范畴，指的是人类道德行为或精神的破坏和退化。不幸的是，由于不同的研究理论和观点，腐败的概念至今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和定义。腐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指的是在农村基层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其中，包括一般理论意义上的腐败，也就是利用权力之便谋取利润的权力腐败，也包括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比如说生活腐败问题等。

二、《控制腐败》概述

南非学者罗伯特·克里特加德在《控制腐败》一书中从委托和代理的分析模型出发，提出了自己反腐败政策分析大纲。

他所提出的控制腐败的措施包括：（1）精选“诚实本分”、“能力强”的代理人：具体办法包括通过考察过去的记录、考试和利用外部诚实保障机制等多种途径筛除不诚实者和发现可靠的代理人；（2）改变对代理人的奖惩：具体办法包括增加薪水、奖励廉洁从政的公务员、提高奖惩的水平、增加委托人的处罚权、增强处罚的威慑性等；（3）收集分析情报、增加腐败被发现的机会：具体办法包括改进审计制度和情报管理制度、强化情报人员、善于利用第三者提供的情报、利用服务客户及公众提供的情报、改变举证责任使嫌疑人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等；（4）重建委托人—代理人—顾客关系，消除容易导致腐败的要素组合——垄断+自由处置权+不负责：在提供服务方面引入竞争机制；严格限定目标、规则和程序，使代理人分组工作，受到上级检查，将大的决定分解成小的任务，从而削弱自由处置权；职位轮换；改变组织的使命、产品、技术，使其免受腐败的影响；组建顾客团体，创立反腐败的压力团体；（5）改变对腐败的认识：利用培训、个人典型示范和教育项目；宣扬职业道德准则；改变组织文化等。

三、村官腐败的预防和治理

基于以上反腐实践方面的理论，我们综合实际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预防和治理村官腐败问题：

（1）精选“诚实本分”、“能力强”的村官：

完善民主公开和竞争选举，避免素质较低的村官竞选。完善村两委选举的程序和方法，加强选民登记监督和规范投票程序，拟定村官竞选所必须的具体要求，同时监督村官选举人员的日常行为，避免出现贿赂选民的行为，村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村官，不受他人的影响。再者就是健全完善农村基层的选拔机制，通过严格的公开考核，使真正有能力的人才能够拥有更加广阔的发挥空间。加强对大学毕业生、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的培养，培养和选拔一批能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村官，大胆任用有潜能的年轻人，改变农村干部老龄化严重的现象，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文化水平。

（2）改变对村官的奖惩

改善对村官的待遇，在提高其工资的基础上实行绩效考核，由村民组成小组进行监督考察，细化考核内容，突出中心工作，把考核结果作为衡量村集体班子成员合力、评价村干部成绩的重要依据。另外政府代交适量的五险一金，使其退休后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提高村官的福利报酬，奖励廉洁为民的村官，正如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如果提供较好的福利待遇，就会有更多人才愿意投入其中。

另外，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条例文件，加强立法，严格规范村官的法律责任，约束村官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使村官不敢贪。同时明确村民的权力，制约村官权力。对于村官腐败一定要严惩，不能手软，及时发现及时惩处，不留后患。同时要把查处的案件作为典型进行宣传教育，警示其他官员，使之不敢滋生腐败意念。

（3）收集分析情报、增加腐败被发现的机会

公开农村公共管理机构运作程序，控制村官人员的权限，使村民对村务公开制度有所了解，调动村民对村务管理工作的积极性，使村民认识到村务公开的意义和重要性。同时上级部门也应该加大对村务公开工作的监督，使村务公开真正透明化，把腐败的产生扼杀在摇篮里。

村官位小权大，如果不能有效自我控制，就有可能滥用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那么就很容易滋生腐败。要加强对村的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强化民主管理，同时要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对村官进行监督。可以要拓宽监督渠道，比如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强化情报人员等，鼓励公众对腐败的检举和揭发，加大对检举人的法律保护。充分利用媒体和网络，也是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媒体网络在反腐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保障新闻和言论的自由。

（4）加强村官素质教育，提高村官素质水平。

村官的素质水平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村官的文化素质上升，腐败滋生的可能性就会下降。要加强对村官的思想教育，逐步提高村官的素养，国家利用定期培训、个人典型示范和教育项目，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人生观，现在的村官大多数知识水平不高，业务水平有限，应建立村官辅导机构，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树立清廉之风，同时应注意教育方法，着重培养知识文化和法律观念等，使村领导成员能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不断开拓创新，带领村庄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乔德福.预防村官腐败机制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2）

[2]胡跃.村官腐败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考虑[N].甘肃农业.2010（5）

[3]汪为进.村官腐败的根源与应对策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J].2014（9）

篇5：当前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

什么叫腐败?

腐败是违法与犯罪的总称，是渎职与谋私的结合，是作为与不作为的双向，是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行为的集合。严重的腐败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

什么是预防职务犯罪?

它是指对可能发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和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及其他犯罪进行事前防范的活动。反腐是惩治于既然，倡廉是防患于未然。预防重于打击，打击促进预防。加强廉政建设，重在提高免疫力自控力，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加强勤政建设，重在增强事业心责任感，预防失职渎职犯罪。

尽管如此，我国当前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有一个权威国际组织去年 11 月 17 日发表 2009 年全球“贪污观感指数”，有关指数是根据各地商人与分析师对各地公共部门贪污程度作出评价，以满分 10 分代表最清廉，零分最贪污。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结果新西兰以 9.4 分的廉洁度排第一位，丹麦以 9.3 分排第 2 位，新加坡以 9.2 分与瑞典并列第 3 位，香港以 8.2 分与卢森堡并列第 12 位，中国内地 3.6 分排第 79 位。最贪污的国家是索马里，以 1.1 分排第 180 位，阿富汗和缅甸则分别以 1.3 分和 1.4 分排倒数第 2 和倒数第 3。可见我国内地贪污腐败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是腐败年年反，贪官年年新，就像割韭菜，没有断其根。可见一手硬一手软，也不是最好的反腐办法。只打不防，防不胜防。只防不打，腐败猖狂。又打又防，腐败下降。

我国目前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什么状况?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讲过，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国

已进入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艰巨，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为重点，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2009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32439 件 41531 人，件数比上年减少 3.3? 人数增加 0.9?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 18191 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 3175 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 2670 人，其中厅局级 204 人、省部级 8 人。立案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比 2008 年翻了一番。中纪委查办的省部级干部有 17 起，创历史新高。结合办案和预防调查，笔者认为当前腐败现象严重具 有以下原因。

一、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经济上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文化上破旧立新，批孔子，基本上否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统一，整齐划一。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权力太大、太多，并且又缺少监督和制约，还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和质疑。这是产生

腐败的根本原因。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为什么美国、英国官员的腐败，远远没有我国现在严重和广泛?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县委书记、市长、省长在任几年，一旦东窗事发查出来，动不动就是贪污受贿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还有过亿元的。这不能不说体制性的障碍的确存在，助长了腐败的产生。

二、制度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本来就是一道防火墙。从广义上将都叫制度，是机关单位设置的办事规则，用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能有效地制权、管物

用人，肯定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但是在制度建设中有几个问题没解决好。一是不习惯制度。由于我国几千年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文化传统，老百姓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而不是崇尚法治。封建残余始终未能绝迹，认为制度束缚了人的手脚，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管得太死，束缚手脚。作为领导，总是好专制而不好民主，作为群众，总是信访而不信法。二是不相信制度。有的地方、有的单位、有的领导相信人的柔性作用，不相信制度的刚性作用。一说建章立制，认为是搞文字游戏，敷衍上级，应付检查，美其名曰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能叫尿憋死?往往是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迎合上级检查，领导赞扬，让人参观、让人模仿，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行使职权时，千方百计绕过制度，以特事特办寻找违规理由，以协调关系为由降低标准，以获取自身利益滥用职权。常常是以服从大局、照顾关系、领导干预、自身利益为由越过红线，践踏规章，不按制度办事，为腐败盛行、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一些贪欲过大的人借此机会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

件频频发生。三是不制定好制度。邓小平讲过，好的制度可以约束坏人，坏的制度无法保证好人做好事，反而使好人变坏。要建立科学严密完善管用的好制度。现在有的人认为设置了好制度是自我设限，减少、架空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办事无油水，吃喝无开支，出行不方便，没有实权下级不买账。现在机关组织考察学习外地、外单位多，这是好事，可以开阔视野，开阔思路，开阔胸怀。但往往是好的东西学不来，不好的东西学得快。许多人去过深圳，都说深圳接待招待自由随意，不劝酒不逼酒，不拼酒不酗酒，而内地人就是学不回来，喝酒搞得人很不舒服。有的地方纪委只好下文件规范招待饮酒。参观学习津津乐道别人的好经验好做法，最终领导感兴趣的大多是有利于提高自己权利和待遇的条款和做法，对义务和责任学的少，对管下级治群众卡目标的学得快。对员工提高待遇方面的不采纳，对目标责任很感兴趣。某市有一个局近年就规定，副局长每年拨招待费 3 万元、正局长拨 10 万元，实际情况是正常的、正规的招待局里承担了，操作的结果是领导将几万元名正言顺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的局对这学得很快。现在建章立制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部门权力法制化、部门利益法制化、部门利益最大化”，利用制度打擦边球，谋取小团体利益和个人私利。某市委系统有一个部门，一把手是市委常委兼任，常务掌门人是副职，为了规避市纪委关于一把手不得分管财经的规定，他就钻空子说自己是副职，不是一把手，而将本单位的财政大权揽到自己手中。四是不落实制度。几乎每一起责任事故的发生，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的发

生，都与制度不落实有关，制度不执行、不落实，成为发生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保障性的困扰。

三、监督疲软缺乏，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

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像县、市、省)，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社会环境影响，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原因。这个环境有三个层次，一是家庭环境，二是单位环境，三是社会环境。从家庭环境看，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从单位环

境看，领导和一把手想贪污就拉下属入伙，案件要么不爆发，一查就是一窝子、一大串。或者是集体腐败，班子烂掉，全军覆灭。从社会环境看，现在办什么事都讲究潜规则，给回扣，托人情，找关系。潜规则越来越深，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吃喝玩乐不管事，溜须拍马会来事，官大心贪干坏事，人被双规要出事，兢兢业业干好事，干干净净才没事。当官的提拔干部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有审批权的，吃拿卡要，有拍板权的索要回扣，求升办事的行贿送礼，打通关节，买通领导。现在安排进人，考公务员，选调生当干部，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笔试通过了，面试一定要找人，要花钱，否则就要莫名其妙地被淘汰。有人总结了两句话，不找关系肯定不行，找了关系不一定行。其实，我们生活在基层和底下的老百姓，每天散步聊天都听到别人在谈论这些事。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的确为腐败盛行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就像我们生活在污染的环境里，谁也不能放弃呼吸一样，否则就要死亡。现在很多人就出现了亚健康状态，检查各项指标，也没有毛病，就是感到不舒服，没有劲。一个人办事要行贿是个人品质问题，一部分人办事要行贿是领导问题，一群人办事要行贿那就是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就会感染许多政治腐败的怪病。这就是地域性空间被污染了，要治理好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和精力。

五、文化糟粕熏染，是产生腐败的历史原因。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历代封建君王有一种观念，君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追求富贵合一，贵至富随。清王朝 268 年中，一、二品高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 157 人，其中死刑 68 人，最

有名的是和珅，贪污受贿一亿几千万两银子。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没有错，的确如此。但留下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管理社会和执政方面，没有形成一套好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以及传统的、有效的、成熟的政治文明体系。传统封建文化负面影响，官本位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代代相传，几乎每个人从小都被灌输读书——当官——发财的人生三部曲，现在相当多的人获取了文化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容忍，是默认和熟视职务犯罪的文化原因，这就是习惯性容忍。现在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叫做高唱正气歌，突出主旋律，实行大合唱，兼容多样性。但是在社会中，这只是官方价值观，每个人心中还有大众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党要求我们执政为民，人民群众希望公务员多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但不可否认，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有这么高的境界和觉悟。如果我们要问，你在为谁工作?相当多的人想的是执政为单位，执政为自己，是保饭碗，挣工资，干点事，不出事，旱涝保收，养家糊口，找个单位过一生。抱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这种人要么改变自己，提升层次，要么自甘落伍，走向反面。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列宁和斯大林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 74 年就红旗飘落。东欧骤变、苏联解体，那么多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到哪里去了?可见历史文化传统对每个人是有着潜在的巨大的文化影响力的。在信息化公开透明的今天，舆论可以倡导但不能压制，否则适得其反。有的群体事件就是例子。

六、人的贪欲放纵，是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是人的贪欲在起作用，客观原因是制度缺失和监督不力。从一般意义上分析，带有共性的原因是：人性的弱点、管理的漏洞、监督的缺失、打击的疲软。如果从微观上看，从犯罪学研究，职务犯罪有其自身的生成机理。就像一个人得流感，有传染源、传播媒介、传播途径、生命活体及个人免疫力低下等各种原因综合形成。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原因、犯罪目标、犯罪机会这四个要素是形成职务犯罪最基本的因素，缺一不可。犯罪主体是形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公务员或工作人员)，犯罪动因是形成职务犯罪的心理条件(贪欲)，犯罪目标是职务犯罪的选择对象(公共资源)，犯罪机会是职务犯罪的外在条件(管理漏洞和没有监督制约)。正是由于这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因素的互动和联动，才得以生成职务犯罪。我们都知道，老百姓不会发生职务犯罪，因为他没有职权、资源、机会，一个都没有掌握。机关的档案管理员和办公室写材料的文员，为什么不能发生贪污受贿，因为他没有掌握资源和机会。为什么说财会人员和行政审批人员容易发生职务犯罪，因为他有职有权，有机会，有资源，小人物只要有贪欲就能做成大案件。为什么领导干部容易搞腐败呢，因为它具备职务犯罪

61的四个基本要素。在一个集体腐败的班子中，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形成职务犯罪呢?往往是同一班子成员中既有贪官又有清官。如我们在反贪侦查办案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节，有的副职或者说是胆小的，或者说是廉洁的都可以，有的收到贿赂后立即退还给行贿人，有的打进了纪委的廉政帐户上，有的交到了单位的财务部门或纪检组。说明有的人放纵贪欲，走向犯罪深渊，有的人节制或抑制贪欲，用廉政赢得自己当官的最大安全。这里有一个自律问题，就是对自己严还是不严。当然，人的贪欲克制要靠修养和境界，要靠把握和坚守，要靠敬畏和有德。圣人孔子说过：“食色性也”。好财好色是人的本性和天性。孔子见南子还成为千古之谜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的人贪吃贪喝贪睡，长得胖一身病。有的人贪名贪利

篇6：腐败案例分析

物联网14-2

甘玉婉

据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审查报告》说：“经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所用字眼都是“严重后果”、“极大损害”、“非常恶劣”、“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审查报告》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里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尤其意味深长。

***事件给全国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的“粉碎‘四人帮’”的震动，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三十年前的大事，那么***事件就是三十年之后的大事。其影响是全面的，其教训是深刻的，需要对***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

***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路线问题。这是倒退回“文革”还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是路线问题，***事件也是路线问题，“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路线，***走的也是“文革”路线，二者只是程度不同。“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大路线，***走的是“文革”小路线，前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者在重庆展开，波及到全国。所谓波及一是指影响而言，二是与乌有之乡唱和而言。

***事件告诉人们：第一，“文革”走不通；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第六，利用权力搞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后五条都是“文革”路线走不通的逻辑展开。

第一，“文革”走不通。关于“文革”的性质、动机、效果、原因的在意识形态上早有定论，在中共党史上也说得很清楚，核心仍然是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尽管官方与民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结论仍然是一致的。“文革”不但是革了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主要的是把政治专制发展到了极端。由于政治专制使经济、文化、社会都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专制全方位浸入社会的所有层面，使所有人都成为政治动物，又

成为政治的工具。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彻底否定专制，就是进行宪政民主建设。邓小平在当时认识对民主认识还是很有深刻性的，所以才有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至今还没有人超越。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邓小平个人原因，政治民主化并没有进行下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邓小平对“文革”反思的深刻性和民主理论探索的合理性。

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四个不可否认。第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不可否认。第二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两极分化不可否认。第三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否认，第四是由于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否认。后三个不可否认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合理预期、合理流动、合理保障、政治尊严、公民权利得不到实质性的维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非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通过诉诸传统、去寻求好皇帝、清官、强人政治去解决，在现实中又没有他们需要的强人，于是寻找毛泽东、从“文革”中汲取有用的资源，毛泽东再一次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文革”再一次成为他们得以渲泄的理论来源。当然，社会弱势群体并不真的希望回到“文革”，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文革”来救赎，以“文革”的方式反抗两极分化，呼唤弱势群体的尊严，寻找基本的生存机会。社会弱势群体是利用“文革”反两极分化，利用“文革”强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社会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利用了社会弱势群，通过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实现其个人政治目的，可谓一箭三雕。

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其精髓，革命靠实事求是，建设也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也持这一看法。这句话从原则上没有错。但革命与建设毕竟是两回事，革命家常有，政治家不常在。革命需要把朋友和敌人区分清楚，区分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消灭光。建设需要对社会各个阶层妥协，以人为本就是让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革命的实事求是与建设的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是革命，在建设时期也是通过革命搞建设，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都是通过革命搞建设的结果。革命式建设国家、运动式建设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是革命性的计划。重庆这些年来的建设，确实让当地普通人，尤其是重庆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但革命性建设的治理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唱红、打黑、取消广告、种树等活动并没有使重庆得到实质性的发展，通过借钱、打击私营经济、寅吃卯粮掠夺式发展必将使重庆失去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后果堪忧。

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在重庆，有一个重庆人津津乐道的事，那就是重庆的治官措施很见成效，重庆人认为官员们为公民服务的水平提高了，对重庆市民的服务态度好了。官员的清廉度提高了，腐败行为少了，公开腐败没有了。重庆来了一个清官，来了一个好领导，至今还有人认为***冤枉，***是一个好官、清官。就是《审查报告》里说薄“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重庆相当多的人也不信，认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个政治铁律，在绝对权力的情

况下，没有人能逃脱这样一个铁律逻辑和控制。通过人治反腐败，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一定是最大的腐败者。

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民与人，表面看来就是一字之差，其内容却有本质的区别。民自古就有，爱民、恤民、重民、惠民、为民等专制统治阶级喊了两千多年，实质仍然是臣民，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即使把民替换成人民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民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英美国家只讲人，不讲人民，区别了人与人民的不同。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群体性概念，而人是不可化约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里面只讲人或公民而不讲人民也充分说明了人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民粹主义走的不是“人”之道，走的是“人民”之道，是集体主义之道，是虚幻的人民之道。民粹主义者认为个人是无力的，群体才是有力的，正所谓人多力量大、众志成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里讲的都是民粹的道理。政治强人把人民捧为神来利用人，民粹的敌人是人，是政治强人的敌人。毛泽东搞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充分利用了民粹来打击人，使人只有在毛泽东之下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也是充分运用了民粹，通过民粹运动使唱红、发短信、打黑以此横行重庆，裹挟人民以令人。

第六，利用权力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毛泽东利用绝对权力搞平均主义，以为平均主义就是共同富裕，结果共同富裕没走成，走成了共同贫穷，甚至在大跃进没有自然灾难的情况下饿死人口三千五百万。邓小平则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来达到共同富裕，同时也不允许平均共富。现在看来，尽管这个思路也有问题，但毕竟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好思路却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权贵介入共同富裕、介入市场经济，在三十年之后导致了两极分化，从而引起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严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个选择，即是通过彻底的市场经济解决先富和共富问题，通过政府解决社会社会保障底线问题，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还是通过政府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罗尔斯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在平等的自由满足之后，要处理好公平问题。处理公平的好坏则取决于对社会最少受惠者照顾得好坏。罗尔斯的意思是：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是确定不移的，这种确定不移必须使社会最少受惠者能够接受。罗尔斯的思路在中国是理想的理想，因为中国平等的自由严重不足，最少受惠者也不会不接受现在的两极分化的极不平等。中国的弱势群体（大部分属于最少受惠者）他们宁可不要平等的自由，不要民主，他们宁可放弃民主选择政治强人为他们实现经济平等。换句话说，宁要强人之下的平等，也不要民主的平等，宁要生存的平等，也不要尊严的平等，宁要专制下的臣民平等，也不要民主制下的公民平等。他们认为***这样的政治强人能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他们看到了两极分化对他们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伤害，他们选择强人为他们打抱不平。在***打击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以打黑的名义打击富人的时候，重庆的普通人仿佛看到了共同富裕的梦想实现。

***事件表明，“文革”走不通，走“文革”之路是死路。只有宪政民主才能走得通，这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宪政约束权力，使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变成相互制约的权力，政权不能滥用，党权也不能滥用，个人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内要有民主，民主要有约束。党外要有宪政，党权受到宪法和宪政约束，宪政即“限政”。宪政民主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地唱红，自由地唱自己所喜爱的歌曲。可以依

法打黑，防止权力乱打。宪政民主可以保证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可以学习各种思想，而不仅是学习毛泽东一个思想。宪政民主可以通过限政、通过公民权利进行制度性反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宪政民主可以使民化为人、化为公民，使每一个人、每一位公民权利得到保障，防止以民的名义、以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民主才能解决共同富裕，因为民主以多数取胜，真正使先富起来的成果为多数人所用。民主也需要宪法，因为民主也会滥用权力，也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杀富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