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废除的启示

劳教制度废除的启示（共6篇）

篇1：劳教制度废除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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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

核心内容：劳教制度废除的原因有哪些？劳教制度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正式废除。劳教制度废除源于劳教制度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劳教的严厉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符合等弊端。法律快车编辑为您详细介绍。

12月28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劳教制度废除的主要原因：

首先，劳教制度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它与国际人权公约、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三个法律依据的精神相冲突，缺乏明确的法理依据。

按照劳教制度，被劳教的人没有经过合格的法庭、经由正当的程序做出公正的判决即被剥夺人身自由，这是有违公约精神和原则的；2000年，《立法法》实施后，由行政法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已失去合法性基础；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立法机关又在宪法中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中国对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努力。

其次，劳教的权力集中于公安机关，缺乏必要的制衡机制。

按照《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需要实施劳动教养的人，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司法、民政、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实际上是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集中于公安机关，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再次，劳教的严厉程度也与其作为行政处罚的性质不相匹配。

劳教属于一种行政权决定的行政处罚，但剥夺人身自由可以多达4年，而刑法的有期徒刑最短只有6个月。其严厉程度与刑罚相当，甚至比短期徒刑、拘役、管制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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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劳教制度废除的启示

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普通人随时可能会被莫名的劳教。

无法律依据长时间禁锢公民人身自由已与立法精神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由此规定可知，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应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视为非法。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劳教执行变成强制劳动

在劳教执行方面，劳教所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介绍说，司法部的要求很明确：劳教对象不是犯人，不能将他们当做犯人管理。应当像“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教人员。但现实中，劳教制度广受批评的另一原因是，劳教执行已经蜕变成强制劳动，劳教的管理与监狱中的劳动改造无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介绍，劳教制度的最初设计，性质上与劳改有根本区别，执行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如，劳教是有劳动报酬的，劳教人员可以放假，没有武警站岗，管理开放、宽松。“但现在，在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劳教与劳改没有区别，劳教就是‘二劳改’，一个人被送去劳教，老百姓就以为是去坐牢了，没有人分得清这个性质的区别。”刘仁文说。法学家认为，劳教的执行实际上在倒退。在害怕被追责的心理下，劳教所基本不敢尝试开放化管理，唯有像监狱一样严防死守。

部分地区劳教成了“创收”工具。

由于劳教场所是国家财政拨款，劳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好，经费保障不足。《21世纪经济报道》1月08日《劳教制度的经济账》一文调查发现，因为各省份财政收入情况不尽相同，劳动教养管理局的劳教经费亦呈现差异化的趋势：在东部京沪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劳教经费已经实现财政保证，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教经费缺额较大。安徽省女劳动教养管理所任职员工李晶曾在2008年以中部某省为例撰文指出，中西部地区劳教经费不足。文中举例称，2007年，该省劳教经费财政预算中，基层劳教工作民警公用经费每人每月为416元，劳教人员生活费（含伙食费、被服费、医疗费、杂支费和日用品补助费）每人每月只有150元。

因此，为了解决经费和被劳教人员的生活问题，强制劳动被十分看重，被劳教人员必须自己创收养活自己。另外，为了免于辛苦的劳教，向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相关领导行贿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根据《重庆晚报》的报道，曾是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民警的魏某就是利用了法制处相关人员的职权，违法为4个有前科的劳教人员办理了劳教所外执行，并从中收取6.3万元“好处费”。在重庆，帮助劳教人员等所外执行的中介甚至还有专门的称呼，叫“捞人串串”，可见，劳教的“创收”作用之大。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就指出，甚至在部分地区劳教还成为了公安机关的“创收”工具。

劳教成了大箩筐，什么都可往里面装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迟夙生认为，劳教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近年来，一些地方将劳动教养作为掩盖社会矛盾、堵塞群众呼声的有效方式频繁使用，遇到长期上访户，让公安机关盖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劳教委的公章，马上就送劳教所。《人民日报》11月21日的评论也指出，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

2009年，深圳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拘留、追究刑责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

劳教。今年5月30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对重复非正常上访的人员，“该劳教的必须劳教。”近年来，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公开宣称，要对上访者“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

据王公义透露，目前，全国被劳教人员共约6万人(另有戒毒人员20多万)，绝大多数劳教时间为半年至一年。自劳教制度实施以来，被劳教人数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劳教制度的演变，使劳教对象从四类扩大到六类、八类、十类。“劳教范围急剧扩大，劳教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200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必须尽快废除。

普通人也可能莫名被劳教

实际上，有些被劳教人员甚至并未违法，只是“做错了事”的普通人。根据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的分析，目前劳动教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处罚上访人员、管制维持社会稳定和延长刑事侦查的羁押期限等功能。

劳教的主要功能中，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姑且算是劳教的分内事，但其它功能则十分牵强和不合理。比如处罚上访人员，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研究，因上访被劳教的，甚至占全体上访人员的18.8%。于建嵘教授出版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一书，收入了大量因上访被劳教的案例，也佐证了胡星斗的结论。任建宇转发微博被劳教案、进京探亲被劳教一年、唐山劳教所学员“骷髅死”和之前的《一元劳教案让人发指》、《遭轮奸幼女之母被劳教》等专题关注的案件就都是普通人被劳教的典型。

劳教不如判刑是法律的尴尬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燕山检察处处长隗永贵曾介绍，一个外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

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6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6个月缓刑。”

犯罪最低档是管制，期限最短3个月；第二档是拘役，剥夺自由，最低期限一个月；第三档是有期徒刑。劳动教养起点是一年，最高4年，在劳教所执行。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案件也较为常见。

篇3：简述晚清武举制度废除的原因

一、“重文轻武”思想的延续

时至清朝尤其在清朝的早期, 弓马于天下的满族人非常重视武功、刀箭, 因此对武举制度也是非常重视。但随着入关后对汉人统治的稳定,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武举制度也开逐渐开始被清朝统治者所轻视。

在任职方面, 顺治三年 (1646年) 规定:武进士一甲一名 (武状元) 授参将 (三品) , 二名 (武榜眼) 授游击 (从三品) , 三名 (武探花) 授都司 (正四品) ;二甲授守备 (正五品) , 三甲授署守备 (从五品) 。[1]康熙年间则改为一半授营职, 即直接带兵的官员;一半授卫职, 即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 (1727年) 则规定:一甲一名授御前一等侍卫, 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名授蓝翎侍卫, 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予守备等营职。[2]由此成为定制, 近二百年中未曾变动。可见在任职上, 清朝对武举制度明显态度是由“重视”逐渐向“轻视”的转变过程。

而清朝侍卫处侍卫的名额是:一等侍卫六十人, 二等侍卫一百五十人, 三等侍卫二百七十人, 蓝翎侍卫九十人。[3]经过层层筛选而被授予“侍卫”的武进士只占侍卫处五百多侍卫的约4%, 其余大部分位置都留给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满族纨绔子弟。武进士尚且如此, 那些武举人、武秀才们的境况可想而知。这自然会令那些勤奋于武学的武人们伤心, 以至于曾有武举联衔禀诉, “投营几及十年不得一差”, [4]也使得那些想以武谋生之人不得不另谋他业, 这也大大降低了清代武生的素质。

在仕途方面, 清代那些经过千挑万选由武举授官的武进士们除了官位品级高于文科进士外 (文科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是从六品) , 他们的仕途是远不能与文科进士相比的。据学者王德昭统计, 清代文科三鼎甲累官至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总督、顺天府尹等内外正三品以上高层文官的有419人次, 其中状元169人次。[5]而武科三鼎甲中, 清代109位武状元累官至总督、提督以上高级武官的仅15人, 且都是1820年前授予官职的, 之后武状元做官就再没有升至提督以上的高官了。[6]而中级武官也是大部分是行伍出身, 真正从武科晋升则寥寥无几, 这也就使武举制度成为了一种摆设, 空有其名却无实际意义。

此外, 武科人员不能得到其应有的“名分”, 使清代武人们参加武举制度的积极性不高。清朝文科殿试揭晓后, 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被礼部派人写进“鼎甲录”, 并刻在“进士题名碑”上流传给后世瞻仰, 使得文进士们得以名垂青史。而武科与文科同年开考却根本没有“鼎甲录”, 当然也没有“进士提名碑”, 后人对清代武科各榜进士人数、姓名概况难以确定, 甚至对武科鼎甲情况也不甚了解。正是由于清朝的武人们不能凭借武举制度这一途径“光宗耀祖”, 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就减弱, 也使得武举制度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二、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清代的武举制度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衰败的, 我们也可以从武科考试的程序及内容中做一了解。清朝的武举制度在继承了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起来的, 自顺治三年 (1646年) 开始武科取士, 至光绪二十八年 (1901年) 废除共举行了109科。清朝的武举考试同文科一样大致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个等级, 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 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常科以外, 还时常增设“恩科” (即新君登极、皇帝大婚、太后大寿增设一次) , 被录取的人, 分别为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

武举考试内容以乡试、会试为例, 其考试分内外三场进行, 据清朝最后一位文探花商衍鎏描述:第一、二场试弓马技勇, 称为“外场”, 第三场试策略武经, 称为“内场”。第一场试马上射箭, 发箭九枝, 三箭中靶为合格。乾隆二十五年, 改为发箭六支, 同时增加了马射“地毬”箭一支;第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合格, 技勇一共三项:开硬弓、舞刀、提石。弓、刀、石各分不同的标准测试:弓分头号十二力、二号十力、三号八力三号, 应试者弓号自选, 限拉三次, 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刀, 刀也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 试刀者应有前后胸舞花等动作, 刀号自选, 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提石, 也分三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斤三号, 应试者石号自选, 要求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 离地一尺以上, 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 开弓、舞刀、提石必须有两项是头号或二号成绩, 才有第三场考试资格。第三场考策论。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改为论二篇, 题出自《论语》、《孟子》;策一篇, 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 , 改为论一篇、策一篇, 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嘉庆十二年 (1807年) 时, 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 废除策论, 改为默写《武经七书》中的一段, 通常只有一百字左右, 不能书写或书写错误者为不合格。[7]

可见, 武举考试的内容只能适应冷兵器时代的需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 清代武举考试的这些科目越来越不能适应保家卫国的需要。鸦片战争之时, 善于拉弓、射箭、舞刀、提石这些近似于原始的军事“技艺”的中国军人根本不能抵挡携带着新式枪炮的西方侵略者的入侵。后来, 随着火器在中国的推广, 近代新式枪炮的引入及制造, 善于弓箭的武举们更是失去了用武之地, 他们的“技艺”已然成为了一种展示。

三、新式武备学堂的兴起

新式武备学堂的兴起加速了武举制度的衰退。武备学堂是清末洋务派在军事改革方面的产物, 自光绪十一年 (1885年) 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武备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开始至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 全国各地共有十几所武备学堂先后建立。这些学堂引进西方先进的兵法、地利、军器、炮法、算法、测绘等课程, 提高了学员的素质, 并且学员毕业后按其考试成绩高低分配给不同军职, 这就大大激励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虽然这时期武备学堂与武举制度同时并存, 但显然正是武备学堂的存在顺应着时代的大潮同时也大大削减了武举制度存在的空间。

以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行营武备学堂”为例, 共有炮兵、步兵、骑兵、德文四所随营学堂。1896年初, 袁世凯“在正兵内考取‘粗通文字者二百三十余人’, 以八十人学炮兵, 八十人学步兵, 二十四人学骑兵, 五十人学德文。……学生每季大考一次, 监考官、阅卷官和巡查官都由袁世凯亲自派定, 一切规矩如同科场, 优等者加薪受奖。”[8]新兵的武器全部是由国外采购进来的。“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五十七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等。步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9]可见当时的“武备学堂”几乎已替代了武举制度的所有功能, 只不过训练考试的科目由弓箭、劲力转向了枪炮、近代军事技能, 武举制度的废除已是必然之事。

“落后就会被挨打”, 这是历史的规律, 然而, 清代的武举制度在鸦片战争后就已被证明是远远落后于时代, 手拿大刀长矛的晚清的士兵们更是屡战屡败, 而正是这一不合时宜的制度却在西方列强枪炮威胁下历经六十年后才被废除, 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回味。

摘要：武举制度为封建统治者培养了部分军事人才, 但历代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一制度时而重视时而忽略。在清朝对武举制度是一个由重视到轻视的过程, 尤其鸦片战争后, 面对外敌入侵, 落后的武举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更是日渐衰败, 最终在1901年被废除。

关键词：武举制度,重文轻武,武备学堂

参考文献

[1]《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三, 《选举考》七.

[2]《皇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三, 《选举考》七.

[3]《清史稿》, 《职官志》四.

[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 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 第581-582页.

[5]朱沛莲:《清代鼎甲录》, 转引自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第59-60页.

[6]王鸿鹏, 王凯贤, 肖佐刚, 张荫堂.《中国历代武状元》, 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第427页.

[7]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録》, 三联书店1958年版, 第191-192页.

[8]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 页220.转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 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8月版, 第45页.

篇4：劳教制度何时废除？

源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是为了配合当时“镇压五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劳教制度也停止。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1990年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

《环球时报》援引美联社2012年10月9日的报道称，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份报告，共有约19万名中国人被关押在320多个劳教所内。报道称，中国劳教所经常用于关押吸毒者、妓女和其他犯轻罪的嫌犯、邪教分子等。不过这一数字与国内的说法有些出入。《新京报》报道称，根据司法部1999年《中国劳动教养》的统计，全国先后有500万人被劳教过。1999年全国拥有310多家劳动教养所，关押着31万劳教人员。而1999年以后，被劳教的人数大规模上升。比如仅在2008年1年期间，山东省就有693人因从事传销活动被劳教。另根据司法部的网站资料，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350个，在所劳教人 员16万人。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以及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实施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日益凸显。

劳动教养的“缺少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重”、“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弊端，成为近年来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等现象屡屡发生的根源。劳动教养严重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方面的明确规定，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也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依据法律。但可限制人身自由达4年的劳教制度的依据，却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同时，由于现行劳动教养的立法位阶不高，加上标准含糊、程序保障不力，致使实践中劳动教养出现很大的随意性，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甚至将劳动教养变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且，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例如，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的一个处长说，他们曾抓到过一个卖黄色光盘的外地人，身上装着30多张，当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张黄色光盘，由于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六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六个月缓刑。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制度设置不得不引起人们对现行劳教制度的反思。

随着近年来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以及社会上一些典型劳教案例的刺激，从中央高层开始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2013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表示，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是今年的工作重点。此后，多地政法部门表示，将在年底适时停止劳教审批。

据近期相关报道，全国多地已经开始停止劳教审批，很多地方的劳教所近期举行“二次挂牌”仪式，悬挂“强制戒毒所”的牌子。根据规定，劳动教养和强制戒毒场所都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在很多地方，劳教所和强制戒毒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从今年五六月份起，河北秦皇岛、山东枣庄、江苏无锡、湖南常德、辽宁朝阳等一批原本没有悬挂强制戒毒牌子的劳教场所，举行了挂牌仪式，劳教场所开始接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主要职能将逐步转向强制戒毒。

对于劳教制度停止使用之后的替代制度，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违法行为矫治法是一个可以替代和跟进的制度。“矫治法”一方面体现了宪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落实宪法精神、落实宪法原则的一个具体制度，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深远的意义上来保障人权。

“矫治法”对矫治对象范围要严格限制，避免出现过去随意扩大劳动教养适用范围不当现象。管理违法行为矫治的场所，是半开放和开放式的。半开放是指在劳教所内部开放，矫治对象在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开放式的管理就是，矫治对象周末可以回家，平时可以请假回家。同时，“矫治法”增加了被劳教人员的申辩权。被公安机关决定劳教的人员对决定不服可以申辩，还可以到法院申诉，由法院来裁决是否应该劳教。同时规定当事人本人可以申辩，也可以请律师来辩护，还可以申请听证。这些都是对过去劳动教养制度弊端的正向改革。

随着一系列“被劳教”事件的发酵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努力，劳教制度改革的步伐也在慢慢推进着。2012年8月份起，南京、兰州、郑州、济南开始作为劳教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在这些地方，“劳动教养”制度正在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所取代。从有关单位的宣传材料看，试点开始后，工作重点将放在“教育”和“回归社会”上。试点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涵盖了南方与北方、东部和西部，在样本选取上有代表性，它将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工作积累经验。

篇5：劳教制度废除后违法行为矫治问题

LHH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终成为历史。那么，后劳教时代，违法行为的矫治问题必然会被提上日程。

关键字：劳动教养 社区矫正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

劳动教养是指行政机关对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或有轻微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事处罚条件且有劳动能力，放在社会上又会造成危害的人采取的，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以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处罚措施。劳动教养的对象主要是两类人: 一类是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屡教不改, 治安管理处罚不足以惩戒的、刑法又没有相应罪名, 重新放回社会又有现实社会危害性的人； 另一类是“刑法边缘行为”, 即形式上符合某一罪名, 但是并未达到刑法处罚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1]

一、正视废除劳教制度的影响

随着法制观念的不断深入，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凸显，其不正当性、不合理性和不合法性的缺陷是难以克服的。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论证，劳动教养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后续问题，正视这些问题，也是后劳教时代我们面临的唯一选择。

（一）公安机关面临的选择

虽然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维持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在其替代措施还未成熟之前，公安机关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劳动教养废除后，曾经适用劳动教养的对象，即那些所谓的“大法不犯,小法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的人应该如何处理，必然会成为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一 1 道难题，这不仅会对公安机关的执法理念造成重大冲击，也将对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模式提出极大挑战。虽然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早已被提及，但是当到了真正被废除的时候，很多机关也还会感到措手不及，对立的教养制度的依赖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会完全消除，这必然会导致相应的措施可能会跟不上。可能会出现以下两种结果：其一是公安机关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可能会扩大警力，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公民个人的权利空间相对缩小,公民个人权利被侵害的潜在威胁在无形中增加；其二便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手段的选择，为了片面追求某种效果，一些非法的或者不合理的手段可能会盲目地被采用，极其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但是，上述问题都是可以预料到的，所以可以提前防患于未然，急早出台应对措施，减轻这种情况的影响才是首要目的。

（二）社会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的违法犯罪行为呈逐年上升之势，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甚至危及当政者威信和形象的违法犯罪行为也频频发生。虽然我们倡导现今是权利本位的社会，但是社会管理者不会为了保护犯罪人的权利而把放松对犯罪的惩罚。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使社会丧失了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整个社会面临的压力加大。犯罪行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对社会的危害是广泛存在的，这时可能就会出现权利冲突，如何平衡这种冲突，而是尚待解决的问题。

对整个社会来说,违法犯罪活动是与社会同生共死的，只要有社会存在,就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存在，因此,一个社会有违法犯罪活动并不可怕。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宽容度正在加大,社会自身的净化能力正在一步步提高,对抗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能力也在增强。因此,社会不会因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出现混乱甚至倒退。

二、“后劳教时代”的违法行为矫治

根据社会发展和法治推进的需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并对我国现有的教养形式进行梳理、整合、重构犯罪预防的制度模式,涉及到国家权力控制和社会安全的敏感神经,直接面对着诚实公民和违法犯罪人之间的人权冲突。一方面,我们既不能继续坐视法律活动自身的不透明现象,更不能容忍警察权力的恣意滥用；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转型期间社会流动加快,城市、农村预防犯罪的能力相当脆弱的现实,并承受因社会犯罪不断增加带来的巨大压力。[2]因此,为避免更大的社 会风险,增强制度活动的可预测性,有必要选择一条相对稳妥又不断进取的制度建设的道路。

（一）劳教对象的分流处理

劳教制度被废除后，对于相关违法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主张：其一，行政化处理，即主张将原劳动教养的内容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其二，刑事化处理，即主张将原劳动教养的内容纳入刑法的范围，不过，对纳入刑法后的原劳动教养行为的制裁，有的学者主张作为保安处分的一部分，也有的学者主张作为刑罚的一部分归入轻罪。其三，行政化和刑事化双重处理，即主张将劳教适用对象中尚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行为纳入行政处罚体系；将那些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纳入刑事处罚体系。[3]

第一种主张的优点是不需要扩大犯罪圈，且在立法改革上比较简便，即加重行政处罚。但是这种方案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行政处罚不能对人身自由做出过多的限制，所以对于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还是无能为力；其二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如果过度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制裁措施，则很难解决行政处罚程序的正当性问题，由于行政处罚并不具备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在实践中极其容易被滥用。这样的改革与国际公约的要求仍然存在差距。第二种主张需要改变我国目前刑法对犯罪的定义，以便将那些尚不够刑事处罚而被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作为轻罪处理。这样，不尽会造成实际犯罪量呈几何增长，也会导致我国的犯罪定义体系的变迁，带来过多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改造我国劳教制度的建议，属于比较法研究中的嫁接错误，不足以解决劳教对象的转化处理问题。[4]

鉴于劳教对象的复杂性，行政化和刑事化的双重处理方案可纳入考虑之列。适当扩大犯罪圈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结构，特别是轻微刑罚，从管制、拘役到有期徒刑，并有罚金和缓刑等，应当可以满足对原来劳教对象的刑事处罚的需要。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的处罚较轻，对相对严重违法行为不能起到很好的处罚作用，因此可以考虑适当延长或加重某些行政处罚手段，更好地实现与刑法的对接。[5]

对于劳教对象进行分流之后，纳入刑法之中的案件会适用刑事诉讼程序，于此相适应，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需要进行多元化改造。201年我 3 国刑诉法修改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果将部分劳教案件也纳入其中，用相同的程序处理显然不太合适。所以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设立多种特别程序，使简易程序设计更加层次化、科学化，已达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

被纳入行政化处理的原劳教案件，尤其是适用“保安措施”和“保安处分”的案件，面临着处理程序再造的问题。这类案件如果由法院来解决，那么就面临增设治安法庭的问题；如果将决定权保留在公安机关，则面临与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的矛盾。基于劳教制度改革的初衷，应当考虑在法院系统增设治安法庭来处理此类案件。

（二）社区矫正的不断发展

劳教制度面临废止，但对那些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或者有轻微犯罪行为又不够刑事处罚条件的劳教处理对象应当如何处理，他们是否能被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吴宗宪教授表示：“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来看，劳动教养的废除跟社区矫正法律性质的变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但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实际上给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从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来看，现在我们基本上也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感觉到在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里面也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警察来从事相关的工作，另外一个劳动教养的这个设施，也可以用来促进社区矫正的发展，比如说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集中的教育，培训等等。”[6]

接受社区矫正的罪犯，称为社区服刑人员，包括：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区上服刑的人员。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中国于2003年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覆盖面稳步扩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覆盖全国91%的地(市、州)、72%的县(市、区)和65%的乡镇(街道)。北京等13个省(区、市)已经在全辖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59.8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27.8万人。[7]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对判 4 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通知。2012年3月1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正式施行。

但是，社区矫正也面临众多困难：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矫正工作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的保障、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矫正经费的短缺和无着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限性、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的短缺。从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情况来看，担任矫正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但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在从事矫正工作时也需要培训，而且还面临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大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也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利用社会资源的问题上不够充分，使得社区矫正的心理矫正难以完成。

因此，社区矫正还需在法律层面进行定义和规范。这个制度的实践基础和保障的机制，还都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它需要一个从宏观，从整个刑事法治这个角度来讨论设计和完善，这样使我们国家治理违法犯罪的方式，能更加从容更加科学完善，也更加有效。

（三）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作为劳动教养制度的替代措施，《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曾两次被列入立法规划中，但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所以至今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单行法的颁布和实施，劳动教养措施被逐步分解。

劳动教养制度在实践中的滥用导致其某种程度上已经污名化，而且有侵犯人权之嫌，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取代劳动教养，形成“治安管理处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刑罚”三级制裁体系。其基本理由是：以我国目前的刑罚与行政处罚适用对象而言，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灰色地带需要弥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则可以适用于那些危害不大，但人身危险性较大的对象，即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难死公安，气死法院”的人员。从此方面考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可以弥补刑罚和治安处罚的不足，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中间选择。

在具体设计上，该改革方案的要点包括：

其一，基于劳教的实质在于较长时间的限制人身自由，因此，改革劳教制度

[8] 5 的关键在于明确划定限制和比多人身自由的界限。除了现有的劳教对象之外，还可将吸毒成瘾者的强制隔离解读、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等“保安措施”和“保安处分”统一纳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调整范围。

其二，明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具体对象、条件、程序、执行方式、期限以及执行监督等具体问题。首先，在具体对象上，除了适用保安处分和保安措施的对象外，还包括两类，一类是触犯刑法但未达到入罪标准，但判处治安处罚又会导致处罚太轻的行为，另一类是社会危害性不大但主观恶性较大或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行为。其次，在适用和决定程序上，应当司法化或适当司法化，可考虑在法院内部增设治安法庭，由治安法庭适用司法程序决定进行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并遵循权利监督制约、律师介入、证据规则、救济程序等各项正当程序规则，构建我国的治安法庭诉讼程序。第三，在执行方式上应当向轻缓化方向改革，根据具体对象，可采用以开放式的社区为主，以社区和专门机构或设施结合的半开放式为辅，以专门机构和设施的封闭式为临死或个别的三级执行模式。第四，在执行期限上，严格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适用。第五，各个程序中的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都是必须的，应当在设计予以体现。[9]

通过上述改革，“违法行为矫治教育矫治”可望实现社会管理由重管理，重控制向重服务、重科学死亡历史性转变。

综上所述，劳教制度废除后，对违法行为的矫治肯定会面临一定的困境，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措施，循序渐进的推进改革，这些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后劳教时代的替代性制度选择也很重要，无论是社区矫治、违法行为教育矫治，还是对劳教对象的分流处理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需要克服一些固有的缺陷。因此，劳教制度的废除并不会出乎社会大众的预料，但是对于原劳教对象的矫治问题才是关键。6 参考文献：

[1]刘静坤：《关于四川省劳动教养和社区矫正问题的调研报告》，《四川警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王利荣：《制度性教养的走向与立法选择》，《理性与秩序》2002年版，第197页。

[3]赵秉志:《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方向与方案》，《法学研究》2010年1期，第154页。

[4]屈学武：《轻罪之法价值取向与人身权利保护》，《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第20页。

[5]张建伟：《监禁权专属原则与劳动教养的制度困境》，《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60页。

[6]http://news.163.com/13/1127/12/9EMI8UOC00014JB5.html.[7]http://baike.baidu.com/link?url=1eDUIVE7_3K4i95VikhGyqBHfDY9cixhwg_QpdLVVo9jeeI5kHTZ-t27iM097yzN.[8]魏晓娜：《走出劳动教养制度的困局：理念、制度与技术》，《法学》2013年第2期，第29页。

篇6：劳教制度废除的启示

字号:小中大

2013-11-21 16:19:08 更多

关键字 >> 劳教劳教制度废除劳教南方周末十八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公报轻微罪社区矫正劳教制度改革聚焦三中全会

2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废了劳教，多了什么》为题，回溯了劳教制度被废除的历程。文中，回应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废除劳教制度”的相关内容。对劳教怎样废？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废除？建立怎样的制度来转化、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根据《南方周末》报道，早在三中全会《决定》面世之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劳教所都已经悄然转型。近两年以来，如何替代“劳教”也始终是法律界人士的讨论内容。其中，“轻微刑”和“社区矫正”成为劳教的取代方案。对于这两者，《南方周末》在报道中提出观点，认为“轻微刑”处理必须有立法授权，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扩大刑罚覆盖范围。同时应防止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南方周末》 在报道介绍，近几年各地劳教机构已经悄然转型。

以下为《南方周末》记者郭丝露等报道全文。

废了劳教，多了什么

张宇杰的毕业院系和工作单位最近都换了名字：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劳教系更名为矫正教育系，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和劳教所摘下“劳教所”的牌子，成为专职戒毒所。

这些变化都来自劳教即将废止的消息。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是，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谁通过谁废止”的原则，接下来，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56岁的劳动教养制度将正式寿终正寝。

具体方案目前尚未出台，《决定》透露的信息只有短短二十几个字：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现在的问题不是废不废，而是怎样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关键是在什么时机通过什么方式，建立怎样的制度转化来填补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空白。一部法律不能解决问题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最高法党组会上提出，要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大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这样的表态与《决定》对照，基本一致。不过消息传出时，外界仍与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联系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被视为替代劳教的方案，2005年和2010年它曾两次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但一直未送交审议。

“唐慧案”代理律师徐利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解读周强的话：立法机关、公检法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已达成一致——未来代替劳教制度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其决定权将不在公安，在法院。

过往的媒体报道披露，制定该法的前提是没有废止劳教，“参与立法讨论的学者透露，当时最大的分歧在于由谁来决定劳教，即矫正机关设在哪里。” 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对该方案持反对态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说，这部法律之所以难产，不仅涉及国家管理职能，还关系到部门利益，“劳教没了，经费、人员、编制都没了”。

在沉寂多年后，《决定》一锤定音：不仅不提《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劳教也直接废了。

“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政法委曾组织有关部门对司法改革进行讨论和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参与了多次讨论。

他说，中央的改革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对《决定》中“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存在误读，认为其是劳动教养的替代措施。

他解释说，“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不是特指一部法律，而是一个在广义上包含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认为，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

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

没有劳教就乱了？

11月17日，在《决定》对外发布的第三天，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组织了一个劳教研讨会，有人就提出：一年下来，没劳教也没问题啊。刘持保留态度。在2012年底中央释放出劳教改革信号之后，2013年初，有多省正式宣告暂停劳教审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说，彻底废除劳教，从人权保障和顺应民心的角度讲，是最理想的方式。劳教的“精神”要废，但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劳教”不能废。劳教对象的严重泛化，始于1983年“严打”之后，人大及相关行政部门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小偷、卖淫嫖娼、吸毒、破坏治安等行为都纳入劳教。2005年在各界强烈要求废除劳教的背景下，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将上述行为纳入治安处罚的范围。

不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虽然不再规定劳教，但留下了一个“强制性教育措施”的开放式概念。而有关部门往往因为治安处罚不够用，仍在使用劳教手段。马怀德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和嫖娼等人员，也采取教育和收容措施：“只是换了个地方规定，没有明确说是劳教而已”。

司法部《中国司法》原总编辑王公义介绍，现在劳教制度的管制对象主要包括四类人：吸毒复吸的；嫖娼卖淫、传播贩卖制作淫秽物品的；结伙作案、多次作案、流窜作案且已经受过治安处罚的；扰乱社会秩序、寻衅滋事的。

“如果没有劳教管，社会就乱了。”王公义说，原先劳教处罚已与治安处罚、行政处罚和监狱处罚并列成为我国四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现在一下子从四种处罚变成了三种，这个缺失必然要用一些东西填补空白。”

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小额偷盗行为，以前的处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获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处以劳动教养，“但现在（废劳教后）第二次抓到还是得罚款，第三次还是罚款，那第四次呢？” 从劳教到轻微罪入刑

周强所说的“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也是劳教改革的配套措施。快审快结机制是2009年最高法院的“三五改革”的内容，主要是为了提高审判效率。

此外，记者注意到，2013年以来，“两高”针对盗窃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抢夺罪等罪名出台了司法解释，均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如情节不严重或行为人积极认罪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免予刑罚甚至或“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陈卫东解释，劳教废止后，刑法的改革分为两步：一是将原来轻微违法犯罪行为，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方式纳入刑法“轻微罪”的范围，“也叫入刑吧”；二是在“入刑”后，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

陈卫东说，这就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配合劳动教养废除作出的改革措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刑法学教授林维担心，入刑意味着这些人成为了罪犯，用扩大刑罚覆盖范围的做法，将公民从劳教中解救出来，可能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他们会面临失业，后期的融入社会甚至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他提出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的容忍度低了，还是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就索性这样处理？本来是可以用小刀处理的，但我们没有小刀，所以对不起我们还是用斧头来处理吧？”

刘仁文也指出，以司法解释规定轻微刑的层级太低，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司法解释只是权宜之计。”陈卫东说，修法是必然的。他和刘仁文都提醒记者注意，刑法修正案

（九）已列入2013年10月全国人大公布的立法规划中。

“社区矫正”在2009年已经全面铺开，图为安徽池州市社区矫正对象走进大墙

接受教育。社区矫正：不能成为“二劳教”

2013年10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五年立法规划里，社区矫正法赫然在列。今年2月，由司法部承担起草的社区矫正法草案送审稿已提请国务院审议。陈卫东说，劳教废除后，将把有违法行为但不足以受到刑法处罚的轻微刑事犯罪，也纳入社区矫正管辖。

“社区矫正”正式入法，是在2011年2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林维告诉记者，按照刑法规定，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假释、采取监外执行和缓刑的刑事罪犯，是为了解决服刑者短期禁闭刑效果差、融入社会困难等问题，“是一种有条件的短期自由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立是合理的。从大陆法国家的经验来看，针对特定的人群，特别是针对轻微犯罪人群，都有一些特定的措施，“大部分叫做保安处分，也有叫做教育矫治”。

不过，现实中已经设立的各类社区矫正中心，与现有法律中的“社区矫正”概念，涵义和内容并不一致。

社区矫正工作10年前开始试点，2009年起已在全国铺开。

姚颖所在的广州市尚善社会服务中心就成立于2009年3月。她说，“尚善”承接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广州市司法局社区矫正服务项目。

“尚善”2013年还和越秀区检察院合作开展了一个“免予起诉的未成年人”的项目。检察院如果认为涉案未成年人可能适用缓刑，就直接先让矫正机构介入，矫正对象将有一个考验期，“如果觉得可以免予起诉，我们会出一个书面的建议书给检察院，这样检察院将不予起诉。”姚颖说，类似的模式全国的社区矫正机构都在探讨。

为了不让社区矫正成为“第二个劳教”，焦洪昌建议抓紧立法：“程序应是司法化的程序，决定机关应是法院，场所、对象是谁，要在法律中明确。” “随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我相信也没有时间拖延了。”陈卫东说。在一个内部研讨会上，陈卫东提出疑问：“社区矫正法”属于行政法还是刑事法？因为“社区矫正法”确定矫正对象需要通过司法裁决，但在性质上又是行政事项。社区矫正法是否将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正法的新形式？陈卫东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在林维看来，现在之所以将刑法已规定的“社区矫正”单独立法，就为了应付劳教废止“再弄出来的一个法律”。低调转型

劳教所摘牌后，现在张宇杰的单位名称只有一个：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张宇杰说，这是全国最大的劳教所。2007年，张宇杰考入时的单位全称叫广东省第二强制隔离劳教戒毒所。不久后戒毒法出台后，原本属劳教管辖的戒毒被分开，从那时起，全国大多数劳教所都挂有劳教和戒毒两个牌子。

王公义说，劳教废除后劳教所其实很好处理：大部分把劳教所的牌子一摘，只做戒毒所；没有戒毒任务的变成监狱；不变监狱也没有戒毒任务的，还可以变成社区矫正场所。

张宇杰说，劳教废除对他们的工作没有影响，因为“已经有两年没有接到与劳教有关的案子了”。早在2009年，广东就已将劳教机构定义为强制隔离戒毒和戒毒康复工作职能部门。

自2013年起，各地除了暂停劳教审批之外，劳教所的转型也都在低调进行。“唐慧案”的所在地湖南省，2013年5月也将劳教所工作重点向收治强制隔离戒毒对象转变。

有媒体报道，2013年2月江苏省司法厅就启动了大规模戒毒矫治业务培训，到5月底，已结束省内所有劳教所向强制隔离戒毒的转型。

有人注意到，北京市大兴区的团河劳教所在2013年7月份也挂上了“北京市监狱团河二监区”牌匾。

收教人员的分流是备受关注的热点。上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在上海，收教人员已全部依法解教，劳教场所和干警的转型正在推进，教育矫治将成为上海应对轻微刑事犯罪的重点。

从各地的措施可见，劳教所仅存的一些收教人员，大多得到了宽大处理：要么被直接宣布解散，要么将在劳教期满后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