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

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共6篇）

篇1：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

三、关于技术侦查措施

修正案拟在第二编第二章侦查中新增第八节技术侦查的规定，此节有关技术侦查的规定共5条，而此5条同样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关注。根据修正案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由公安机关执行。”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极易对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产生威胁甚至侵害，可以说这部分的每一处修改都可能引起学者和民众的特别注意。此次技术侦查措施的引入也是立法上第一次以刑事诉讼法的模式对其加以规定。面对技术侦查可能带来的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损害，对此次刑诉法修改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的疑问便被提出。所谓“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刑诉法条款修改倒退”6的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刑事诉讼法基本规则的误解，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技术侦查都不可以避免，关键是要法治化，即一要有法律规定，二要规定的适当、合理。“从侦查手段的运用角度上说，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并不必然导致侵犯人权，任何侦查手段如果不加遏制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讲，技术侦查手段只要使用得当，未必侵犯公民权利。”7“秘密侦查被合法化”并不是倒退，最可怕的是没有合法化，却在使用秘密侦查，即最大的危险在于没有法律上的规则可循，却可以为所欲为。

正如陈卫东教授所说：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例，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进程中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共同趋势之一。这一趋势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三：首先是各种隐形犯罪类型的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侦查机关唯有启用秘密侦查手段才能加以有效回应；其次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秘密侦查手段作为替代性措施得以大幅度扩张；最后秘密侦查的广泛使用代表着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是社会发展自身的要求，工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的形成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失灵，社会控制的方式只能因应社会的变迁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由强制转为秘密监控与欺骗引诱。秘密侦查的合法化是因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8可以说，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产物，技术侦查因其具有特殊的侦查效果，能够解决侦查权力运作的现实困境而必然需要得到刑事诉讼法合理授权。

在我国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中，对于以监听、诱惑侦查等特殊侦查行为为内容的“技术侦查”行为，刑诉法没有明确的法条规定，但实践中却被所有侦查机关使用。在实践中，有关技术侦查的法条规定主要来源于《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对于技术侦查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作为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没有规定。二是对于有侦查权的检察机关并没有赋予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检察机关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中曾规定为：“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即检察机关有必要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实际上由检察机关请求公安机关来完成。

此次修正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很好地回应了上述现有法律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即一是将已经有的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通过刑事诉讼法规定而走向法治化，二是将这一权力同样赋予检察机关，三是此次修正案还将这一权力的适用进行合理扩大：不仅作用于案件调查，也适用于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此可以说，此次技术侦查引入刑诉法，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规定技术侦查措施是必要的，对于审批手续上“严格的批准手续”的模糊不清、适用对象上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不确定，存在很多争论。

首先，来看审批程序问题，规定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得上是“严格的批准手续”呢？陈光中教授指出，“技术侦查由哪一级批准没有规定，我认为这个要卡得更严，是不是由省一级侦查部门的领导批准？”9在我们参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的的讨论中，甚至于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提出过应当由“省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省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同级检察机关批准”、“同级检察机关的上级检察机关（即相对于侦查机关上提一级）”等多种方案。但是，在讨论中，一位公安机关的领导同志提到他们刚刚开始侦查的一起案件：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正在出逃需要立即采取定位跟踪措施防止其逃出本市。在这样一起案件中，如果按照前述多种方案，技术侦查的作用都无法发挥。这一案件是针对追捕的。同理，对于取得证据而言，如果针对一起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案件，其批准程序不能迅速及时，也无法取得犯罪证据。因为批准需要及时、保密，技术侦查事实上只有侦查单位的负责人批准才符合侦查规律、才符合设立这一措施的初衷。对其批准的合理性控制，可以通过事后监督与追责、程序性法律后果等办法来解决。

其次，适用对象上的不确定性是否为立法上所必要呢？我们认为也是必要的，因为技术侦查在各国适用的原则上包括“只适用于重大案件”的原则，但是对于重大案件，很难将其罪名具体化，在我国，除了少数罪名以外，绝大多数罪名都有可能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都可能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或者“重大犯罪案件”，采用现在的概括式规定，符合“大案原则”，也符合我国刑法上对罪名规定的特点，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条款，只能明确到这个程度。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同意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条款的绝大部分内容，但建议将“严格的批准手续”具体化为：

“经过侦查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篇2：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程序中保障人权的基础性原则，被推定无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我国初步确立了该原则，但是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对该原则尚有一定的保留，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全面地贯彻实施。本文从刑事侦查程序角度论述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贯彻实施程度以及适用的不充分性，最后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侦查程序适用

一、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当今国际刑事诉讼中通行的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是与有罪推定相对而言的，指任何人在未经充分证据证实并经国家审判机关判决之前，应当被推定为无罪的人。它强调对被追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控诉机关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被追诉人有罪，就应当推定其无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将第12条的立法意图解释为：“我们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国家的那种无罪推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客观地收集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各种证据，在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称被告人是罪犯，但也不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如果假定他无罪，那么侦查机关对他进行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就没有根据了。因此，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侦查。” 1该立法解释充分说明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尚未真正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

“所谓举证责任，乃当事人请求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待证之事实，由举证证明之负担。详言之，乃当事人凡欲依其主张为裁判，须就其主张之特定，必要而又关联之待证事实，举证证明之。如不能举证证明，则负担不能依其主张为裁判之危险。”上述观点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当事人对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二是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真实；三是当事人对其不能提供证据时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刑事诉讼法第89条：“公安机关应当对应当立案的刑事案件侦查、收集、调取证据材料。”第140条：“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些规定说明刑事诉讼法确实赋予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这一点是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

2、贯彻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刑诉法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者区分开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视为无罪的人，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享有诸多的诉讼权利。我国现行的刑诉法比修改前的刑诉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并获得律师的帮助，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聘请辩护律师，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有权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等。

其次，刑诉法还有些规定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如刑诉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从理论上说，现行的刑诉法已经比较好的体现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但是由于司法人员观念、素质等主观方面的原因，该原则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适用的不充分性

我国目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无罪推定原则，而且对无罪推定的重视主要集中在审判程序中，侦查程序中该原则的贯彻相对滞后。由此，侦查程序中无罪推定原则的滞后进一步加剧了侦查程序中违法现象的发生。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适用的不充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犯罪嫌疑人没有沉默权

“无罪推定必然要求沉默权”， 沉默权的本质就是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根据西方社会的天赋人权理论，人生来就是无罪的，因而是无需证明的。“国家要把他推向罪犯的地位，就必须提出有罪的证据，否则，任何人的无罪地位不变，就不能转化为罪犯。”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相反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回答。沉默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最重要的一道屏障，也是无罪推定原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法律却没有赋予公民沉默权，这充分说明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适用的不充分性。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程序的影响有限

没有沉默权必然使得口供成为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的主要证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仍然很严重，这都缘于法律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正是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而且要如实回答侦查机关的讯问，才导致侦查机关对口供的依赖。因为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犯罪证据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权力。基于此侦查机关不惜冒着非法取证的危险也一定要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

3、“疑罪从有”现象仍然存在“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应有之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也确立了该原则。但是在司法实务中，“疑罪从有”现象仍然存在。笔者认为，尽管法律规定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做出无罪的判决，但是我国司法人员长期形成的唯恐放纵了罪犯的强烈的追诉倾向，是造成“疑罪从有”现象的原因之一。此外，侦查机关通过侦查向检察院提起起诉的申请，检察院经过审查做出了起诉的决定，使得控诉机关甚至审判机关都有“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控诉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证据才控告犯罪嫌疑人，因此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很大，即“先定后审”观念的存在。

4、获得律师法律帮助权有限

律师法律帮助有限主要表现在律师介入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帮助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以各种借口限制律师有限的会见权，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在看守所用监

听装置监视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这使得犯罪嫌疑人本来就有限的获得律师法律

帮助权也不能充分行使。

三、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若干完善措施

1、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与无罪推定主张的不得自证其罪刚好相反，因此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就必须废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义务相对应的是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和沉默权。根据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即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但是，基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条件，很难在我国确立彻底的沉默权制度。笔者认为，结合实际情况，可以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

2、全面推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贯彻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证据的采信问题。在侦查讯问中有的犯罪嫌疑人有罪而拒不认罪，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得了有罪的供述，或者有的犯罪嫌疑人本来无罪却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有罪，这些情况下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

如果使用了这些非法证据作为定罪的依据时，即使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也不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规则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后果。”要彻底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关键在于明确规定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应当解决的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凡是认定为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律排除，通过排除非法证据，防止和消除刑讯逼供现象。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如果有非法的言词证据在先，应当绝对排除；如果是通过非法搜查住宅等未对公民的人身造成直接损害的手段获得的，原则上予以排除，但法官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裁量决定是否排除。

另外，应当对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予以惩戒。对于在办案过程中采取刑讯逼供手段的办案人员，无论致人重伤还是轻伤，都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严重的个人责任，这将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施起到推动作用。

3、全面贯彻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必须在立法和司法实务中贯彻该规则。笔者认为，刑诉法在对无罪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应当在其总则中明确规定：在对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存在疑问时，应当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疑罪从无是法律文明进步的体现，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定罪量刑。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不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它的全面确立将折反映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在关注保护社会的同时，充分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

4、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在我国侦查阶段经常会出现非法取证、超期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违法使用强制措施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转变对强制措施的认识，严格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明确不同的强制措施适用的标准并严格限制审前羁押期限，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可行的措施是：审查批捕的权利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但应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复议的权利；侦查机关进行搜查、扣押、窃听等措施时应当由检察机关审查和批准；拘留可以仍由侦查机关作出，但犯罪嫌疑人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通过这些措施来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5、扩大律师法律帮助权，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

尽管新《律师法》已经颁布实施，但是目前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法律帮助权仍然非常有限，在律师介入时间和介入程度上都有很多限制。推行无罪推定原则必须扩大律师法律帮助权，保证律师可以不受限制的会见证据的当事人，并且这种会见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对于律师会见的申请，侦查机关如果故意设置障碍拖延会见时间或不予安排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另外，对于没有能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应为其指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国家应为此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

尽管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针的大力推行和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无罪推定原则必将在我国全面确立。

1 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刑法室编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页15。

 李学灯著：《证据法比较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页356。

 易延友：《沉默权与无罪推定之关系》，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47。

篇3：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

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技术侦查措施指侦查活动中的一切具有技术内涵的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法, 即技术性实施的侦查措施和一部分秘密侦查措施;狭义上的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包括电子监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在本质上是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是侦查机关为对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犯罪而发展起来, 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

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内容, 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 因为采取某种特殊技术得出的结论能否作为科学证据而被法庭认可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 所以以法律规定的形式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和种类, 对研究和正确运用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目前, 我国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犯罪现象也日益复杂起来, 现代的犯罪日益向技术化、智能化、隐密化发展, 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 很多案件因缺乏有效的侦查措施而无法侦破或难以侦破。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 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也日益向技术化、高隐密性方向发展。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运用, 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被用于侦查之中, 这就使得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丰富起来, 技术侦查措施由此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因此, 我国法律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正式合法的侦查手段。《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在新时代, 职务犯罪也向着智能化、隐蔽化发展, 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和制度作保证, 案件往往难以侦破, 正如联合国大会所说的“贪污舞弊是隐蔽行为, 如无强有力的执法手段, 永远也查不出来。”[1]由于我国法律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没有作出特殊的规定, 仅仅是使用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 并未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那样建立有利于查办职务犯罪的特殊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 这样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 技术侦查措施已成为有效的、不可或缺的侦破职务犯罪的手段;另一方面, 我国检察机关在使用这些技术侦查措施查处犯罪时又缺乏合法性的依据。因此, 我国尽快制订或修改法律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合理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职权, 完善技术侦查措施制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三、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

实践中, 各国因地制宜地建立了有利于惩治犯罪的特殊侦查措施和诉讼程序。但是技术侦查措施因其高隐密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 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公民的私密,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倘若在使用范围上不作特别限制, 实施方式上不进行法律规制, 势必带来一个侵犯无辜者合法权利的后果。例如, 在“911”事件以后, 美国联邦调查机构扩大了对恐怖分子的调查, 部分调查是利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 这样使人们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 害怕手机短信息在另外一个地方被别人监视, 自己的背包不知何时会遭遇突如其来的“合法搜查”, 使得人们越来越担忧美国的基本人权正处于危险之中。[2]

技术侦查是一把双刃剑, 既能有效地控制犯罪, 又容易侵犯人权。基于此种特性, 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 又从程序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第1条所指出的:“本法的目的是:鉴于有组织犯罪严重危害安定、正常的生活, 且对数人共谋实施的有组织的杀人、非法买卖药品及枪支等重大犯罪, 如果不予监听犯人之间的联络电话或其它电讯, 查明案件真相显著困难的情形在增多, 为适当应对此种情况, 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的监听通讯的强制处分, 确定其要件、程序及其它必要的事项, 以期在避免不当侵犯通讯秘密的同时, 准确查明案件真相。”[3]因此, 我国法律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的同时, 也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严格的限制:

(一) 适用范围特定原则, 即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特定犯罪类型而采用。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 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二年或二年以上监禁、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 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98条第一款规定:“有足够的事实依据表明:1.在麻醉物品、武器非法交易领域内以及伪造货币、有价证券领域内;2.在涉及国家安全 (《法院组织法》第七十四条, 第一百二十条) 领域内;3.在公共危险罪领域内;4.对人身体、生命、性交自主或者人身自由;5.职业性、常业性地, 或者;6.由团伙成员, 以其他方式有组织地, 实施了重大犯罪行为的时候……允许对具备估计是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审查要件之人员, 采用技术设备, 将他们的个人情况数据与其他数据一起排查, 以便排除无嫌疑人员, 确定出对侦查意义的进一步审查要件的人员。”[4]由此可见, 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两大类型犯罪:一是重罪;一是组织化、技术化、隐密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法益的重大性, 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提高办案效率, 保证破案率, 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 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 侦查机关采用一般侦查措施常常无济于事, 不采用技侦措施, 难以侦破犯罪。

(二) 次序性原则, 即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收效甚微或无收效时, 才可退而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也就是说, 在考虑采用侦查措施时, 技术侦查措施具有补充性, 应在最后作考虑。因此, 必要性原则也可称之为“最后选择原则”。确立必要性原则的法理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 以仅达目的为已足, 不可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 当国家权力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 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如前所述, 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 属于一种成本或曰代价较高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措施与一般侦查措施相比, 其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甚巨, 在采用技侦措施和一般侦查措施均能达到同样的侦查目的的情况下, 当然应选择对公民自由权利侵害较小的一般侦查措施;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 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三) 审批原则, 即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措施必须向有侦查控制权的其他权力机关报批。

《法国刑事诉讼法法典》第100条第2款规定, 电讯截留的决定以书面形式。贯彻书面原则的目的在于:法官或预审法官以决定书和批准命令的形式载明了采取技侦措施的对象、时间等, 侦查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同时, 即使法官或预审法官决定或批准采用技术侦查措施的, 也是附有期限的。《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第2款规定:“此项决定规定的截留期限最长为四个月。继续截留必须按同样的条件方式和期限重新作出决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命令的执行期间是获得窃听所需要的唯一的时间周期, 并且如果超过30天就会自动失效。在该法令的实施中不能添改, 如需要添改, 必须进行重新申请。”[5]若不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限制期限, 则等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侦查机关, 因为侦查机关只要获得了审批, 即可自行决定随时采用, 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则长时间、不定期地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 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我国法律应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施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 以尽可能地减少对公民隐私权的侵害。

注释

1[1]1993年4月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上, 联合国秘书长向会议提交的《有组织犯罪对整个社会影响》的报告, 转引自郭翔《国际社会犯罪趋势及预防和控制犯罪战略》载《法学学刊》1995, (2) .

2[2]《什么是警察》尤小文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3[3]《西方国家刑事侦查中的技术侦查措施探究》万毅.

4[4]《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篇4：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法律控制；五大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刑事犯罪数量不断攀升，犯罪手段日趋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技术化、新型化、反侦查化等特点，而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侦查理念、侦查模式、侦查手段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相关立法部门在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对部分刑事案件采取技术查措施的规定。

一、技术侦查措施含义的界定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手段长期以来不为人知，其实它早已在侦查机关中普遍采用。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十条和1995年颁发的《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中均出现了“侦察”一词，两部法律将侦查和侦察混同使用，但新刑事诉讼法将二者统一为“侦查”。可见技术侦查措施并不是新《刑事诉讼法》的产物，新《刑事诉讼法》只是将技术侦查由“幕后”推到了“台前”，给它穿上了更加合法的外衣。

对于技术侦查概念的界定，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传统侦查手段的比较中确立。技术侦查是指采取一定的科技手段秘密获取案件信息、证据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等侦查行为的总称。秘密侦查，从一般意义上讲，凡是侦查机关在采取保密措施情况下进行的侦查都属于秘密侦查，其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借助技术手段进行的秘密侦查；二是以人力伪装进行的秘密侦查。技术侦查一般也需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它属于秘密侦查的一种。传统侦查手段一般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但他们并不属于技术侦查。因为是否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不是技术侦查与传统侦查手段的本质区别，技术侦查除了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外，还需要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也进行了一定区分。

二、技术侦查措施法律控制的五大原则

（一）重罪原则

重罪原则是指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要与侦查机关所要保护的公共利益相适应，其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于刑法中法定刑较重的犯罪，并且这些犯罪应当是一些隐蔽型的、难以用传统偵查手段进行侦查的犯罪。由于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性比传统侦查措施的侵犯性更为严重，这就决定了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案件范围应该严格限定。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技术侦查的投入与产出一定要成比例，如果对于那些轻微的刑事案件采用与之不相符合的高成本的技术侦查的话，就必然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新刑事诉讼法很好的贯彻了重罪原则，它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至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的范围，应当坚持同质性原则，即与前面列举的四种犯罪案件具有同等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检察院的为“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所谓重大，一般应从三个方面衡量，即犯罪数额、犯罪情节和犯罪后果。除了上述案件以外，对于需要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侦查机关可以不区分案件类型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二）合理怀疑和比例原则

满足了重罪原则的案件并不必然地可以启动技术侦查措施，还需要满足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即合理怀疑和比例原则。合理怀疑，是指侦查机关经过前期的侦查，掌握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掌握的证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正在准备实施犯罪。合理怀疑要求侦查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有正当目的，不能指向无辜。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时间限定在“立案后”就是合理怀疑原则的体现，但这种限定也是不太完善的，因为“立案”的标准并不能表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目的是正常的，可以将其限定为“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准备实施犯罪或者正在实施犯罪”。比例原则，它有三种内涵：1、相关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时候必须与其所要达到的侦查目的相适应，不得偏离侦查目的。2、有关机关在选取技术侦查措施时要保证该措施是所有能够达到该目的的侦查措施中侵害性最小的一种，即不得已而使用或“最后使用”。3、相关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时候要保证该侦查措施给犯罪嫌疑人和他人带来的伤害结果不得与其所保护的法益明显不成比例。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比例原则限定为“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所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就是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即使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也要坚持比例原则，只有确有使用必要时才能使用。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就是比例原则的体现。

（三）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立原则

技术侦查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立的原则主要体现在技术侦查的措施的程序控制上。依照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第二款也规定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也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虽然对于具体的审批程序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以上几条款很明显将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了，公安机关不能自己决定并执行技术侦查措施，检察机关也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并交由相关执行机关来执行技术侦查措施。依照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即可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相比前两款去掉了“严格”二字，这是因为追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对人权侵害的程度较低，一般只是追寻行踪，不涉及取证和质证问题，所以由负责追捕的机关自行决定即可，但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不能由办案部门自行决定。这种技术侦查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很好地防止了权利的滥用。

（四）保障人权原则

由于技术侦查措施对于案件的介入是建立在对案件的假设和预想的之上的，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犯罪的具体内容，所以技术侦查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它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容易触碰到公民的隐私权、通信自由权等基本人权。为了保障公民的人权，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严格执行和保密义务也做了相关限定。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第二款规定，侦查人员在“对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并且“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第三款也明确规定“利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材料只能适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以上条款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严格的按照批准情况来执行技术侦查，不得超越批准的权限，有效地防止了侦查人员滥用职权：同时，条文还为侦查人员强制性设定了保密义务，即在技术侦查过程中所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秘密必须要保密，间接地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五）程序法定原则

程序法定原则对于诉讼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那句法律格言所说“没有程序即无实体”，对于技术侦查这种在公民人权的尖刀上舞蹈的侦查措施来讲，没有具体严格的程序控制，保障基本人权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仅如行尸走肉了。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一如既往的貫彻了程序法定原则，对于技术侦查措施期限的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此条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也是有时效的，有效期是三个月，如果需要采用技术侦查的事由不存在了则需要及时解除该措施，如果由于案情复杂可以申请延期，每次延期的时效也是三个月。这种时效的规定，规范了技术侦查的适用，体现了程序法定的原则。

五、结束语

篇5：探放水设计原则及安全技术措施

探放水设计原则及安全技术措施

为了搞好矿井防治水工作，有效地防止矿井水害事故，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及职工的人身安全。依据《煤矿安全规程》、《煤矿防治水规定》有关条款要求，特编制矿井探防水设计原则及安全技术措施。矿井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探后采的原则，进行充水条件分析，在受水害威胁的区域内进行采掘前，必须坚持“有掘必探”的原则，加强探放水工作。

一、探放水设计

1、探水钻孔的布置（1）平巷探放水钻孔布置

平巷钻孔布置目标主要就探巷道上帮和前方的水体，钻孔呈半扇形布置

探放水前，必须编制探放水设计，确定探水警戒线，制定防止瓦斯和其它有害气体危害等安全措施。

二、探放水设计原则

1、按矿井开拓工程布置，根据技术部门提供的地质和水文地质资料编制设计。

2、探放水老空水、陷落探水和钻孔水时，探水钻孔成组布设，并在巷道前方的水平面和竖直面内是扇形。钻孔终孔位置以满足平站3m为准，原煤层内名孔终孔的 孔的 距不得超过1.5m。

①平巷探主水钻孔布置； ②斜巷探放水钻孔布置。

3、探放断裂 透水和岩溶水等时，探水钻孔沿掘进方向的前方及下方布置，底板钻孔不应少于2个。

4、煤层内原则上禁止探放水压高于1MPa的充水断层水，含水层水及陷落探水等。如确实需要的，可以先建筑防水闸墙，并在闸墙外沟内探放水。

5、上山探水时，一般进行双巷掘进，其中一条超 探水和江水，分一条用来安全撤水，双巷闸每隔30～50m掘1个联络巷，并设挡水墙。

6、井下探放水应当使用专用探放水钻机。严禁使用煤电钻探放水。

7、探水钻孔除兼作堵水或者疏水用的钻孔外，终孔孔径一般不得大于75mm。

8、探水钻孔超前距离和止水

长度，应当符合：

①、探放老空积水的超前钻距，根据水压、煤（岩）层厚度和强度及安全措施等情况确定，但最小水平钻距不小于30m，止水套管长度不应小于10m。

②、沿岩层探放含水层，断层和陷落 等含水

时，最小水平钻距和止水巷管长度不应小于水压在＜1.0、1.0～2.0、2.0～3.0、＞3.0Pa时，分别为＞

10、＞

15、＞20、＞25m和＞

5、＞

10、＞

15、＞20m。

9、在预计水压大于0.1MPa的地点探水时，预先固结套管，套管口安装闸阀，并预先开掘安全躲避硐，掘撤人的避灾路线等安全措施。

10、钻孔内水压大于1.5MPa时，采用反压和有防喷装置的方法钻进，并

防止孔口

和煤（岩）壁突然鼓出的措施。

11、探放水设计经矿井总工程师组织审定周意。

三、安全技术措施

1、探水前必须

①、组织有关部门将探放水设计、作业规程贯彻到施工人员、并进行学习、考试，合格方可执证上岗。

②、熟悉使每个作业人员了解和掌握应急预案，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③、加强钻孔巷道支护，并在工作面迎头打好坚固的立柱和拦板。④、巷道、控好排水沟，探水钻孔位于巷道低

处时，配备与探放水量相适应的排水设备。

⑤、在打钻地点或附近设专用电话。

⑥、参与探放水工作的人员亲临现场与测量人员共同按照设计确定钻孔的方位、倾角、深度和钻孔数量。

2、在探放水钻进时：

3、探放老空水前：

4、钻孔放水前：

在巷道上帮（如下图）。钻孔2#、3#的水平夹角18°，应根据开采煤层的赋存条件、厚度、钻孔深度、安全外围线计算出：一般3#孔18°，2#孔7°。钻孔倾角按探水区煤层倾角换算后确定；钻孔深度、帮距、允许掘进距离、超前距离应根据煤层赋存条件及当地探水经验，依据《煤矿安全规程》、探放水有关条件、规范要求确定。一般为允许掘进距离30m，钻孔深度不小于45m，帮距和超前距离不小于15m。

（2）上下山探放水钻孔布置

篇6：技术侦查措施分析

所谓技术侦查, 通说认为是指侦查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 为了更好的收集刑事案件的证据、尽快侦破案件并查获犯罪分子,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利用特定的技术而采取的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侵犯性的特殊侦查措施。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技术侦查措施依靠其隐蔽性、高科技性等优势应运而生, 并被广泛的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因此, 为应对犯罪形势的新变化,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增设了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条文。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 对侦查程序法治化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1.1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需要技术侦查措施加强社会管理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工业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等社会多样化的形成, 从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逐渐失灵。伴随社会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 为加强国家治理, 维护社会稳定, 侦查措施也由最初的公开强制转变为如今的秘密引诱。技术侦查手段自在实践中运用以来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范围日益扩大的特点。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技术侦查措施”入法, 使其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我国传统社会控制方式难以应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尴尬局面。

1.2 技术侦查合法化是顺应国际形势的新要求

技术侦查合法化是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行做法。目前, 技术侦查措施在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立法模式: (1) 诉讼法律模式。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就有关于对技术侦查的使用规定。 (2) 综合法律模式。美国是采用综合法律模式的代表国家。1967年发生在美国的著名的“卡兹案”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 在该法中便对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做了明确规定。 (3) 专门法律模式。实施专门法律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是日本。日本在1999年颁布的《犯罪侦查通信监听法》便是一部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专门法。

1.3 犯罪活动的复杂化与智能化迫切需要技术侦查措施的介入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 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不断的涌现导致各类隐形犯罪活动日益频发, 刑事犯罪的方式也逐渐趋于复杂化、智能化和多样化, 犯罪分子通过借助新技术和新手段, 导致我国刑事犯罪开始向高科技化转变, 因此急切需要通过技术侦查的立法来弥补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方面的不足。

2 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的现状及缺陷

2.1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 “用技术手段侦查案件”的概念首次出现在1989年《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中, 这一时期的技术侦查还处于雏形阶段, 其适用主要依据也只是一些内部文件。随着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我国陆续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中分别授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活动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随着理论界的不断探讨, 加之司法界的诸多实践, 我国最终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通过立法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其进步之处在于: (1) 提升了技术侦查法律位阶的明确授权。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使得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上升到了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 (2) 对技术侦查措施以法条的形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制。新《刑事诉讼法》从其适用的范围、主体、条件、程序、期限等方面作了初步规制, 其中包括适用范围限制为重罪范围、适用主体限制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适用条件限制为必要原则、适用期限限制为三个月等, 并且明确了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效力, 解决了由于缺少合法性而不能作为证据直接使用的问题。

2.2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存在的缺陷

首先, 适用范围具有模糊性。新《刑事刑诉法》遵循了“重罪原则”, 采用概括和列举结合的方式将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几大类重罪案件上, 规定过于粗略。而关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重大案件”的界定, 依旧缺乏详细的认定标准和依据, 在实践中为司法适用留下了相对较宽的解释空间, 从而为实现公平正义埋下隐患。

其次, 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粗略性, 不易操作。立法仅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过于原则性的粗略规定, 而并未对何种情况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及对象等问题作出具体解释。显然, 上述表述过于笼统, 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具体的限制条件并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者不易把握, 极易导致适用对象的扩大化, 由此而造成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 损害公共利益及私人合法权益。此外, 立法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严格的批准手续”规定过于笼统, 对于由谁来审批, 以及具体的审批程序是什么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

再次, 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的执行机关不明确。在理论界检察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由谁执行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 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交由有关机关执行”, 但这个“有关机关”具体是哪一机关, 立法并未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能否赋予检察机关自身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

最后, 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的缺失成为技术侦查措施良好实行的拦路石。技术侦查措施所具有的天然的“危险性”, 使其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一不小心便会成为侵犯人权的“罪魁祸首”。尽管立法对技术侦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 若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中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时, 对公民权利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因此, 亟须相关的配套机制使技术侦查措施达到更好的效果。

2.3 对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若干思考

(1) 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在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时首先应当秉承“宽严相济”的大原则, 其次还需综合考虑两个重要因素, 即“比例因素”与“必要因素”。对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标准范围如何确定, 笔者认为实践中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特殊轻罪案件, 运用高科技手段而实施的侵犯财产类的犯罪案件等, 有时这些案件必须利用技术侦查手段才能侦破, 因此立法以“重罪原则”来确定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过于严格。故笔者建议应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司法实践的经验, 可适度放宽适用技术侦查的案件范围。

通过借鉴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 须在法定条件下, 符合技术侦查适用范围的案件才可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然而立法规定的“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应当明确并非所有性质严重的重大犯罪案件就都需要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笔者认为, 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严格遵循“手段最后”原则, 即只有在使用常规的法定侦查措施仍然无法侦破案件时; (2) 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 认为确有必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且需具有合理的证据证明有实施的必要。

(2) 明确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机关。

笔者认为, 技术侦查毕竟不同于普通侦查措施, 作为一种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侵犯性的侦查手段, 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所以拥有执行权限的机关越少, 才越能降低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可能性, 故不可将执行权限大面积赋予各个侦查主体。且检察机关又是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关, 一旦检察机关以各种理由拥有了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限, 那么极易造成“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局面。若检察机关既行使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又行使监督权, 将很难对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实现真正的监督, 这样会将公民的权利置于一个危险被动的位置。因此, 笔者建议将技术侦查的执行权限严格控制在现有的范围内, 即便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执行权也应归于公安机关, 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3) 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的技术侦查适用的是各自审批的行政模式, 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有权自行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在这种模式下, 一方面有利于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的高效化;而另一方面, 这种“自侦自破”的做法使得技术侦查缺乏独立的外部控制。纵观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的做法, 普遍采取技术侦查的适用一般由法院负责审批,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由检察机关审批。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仍无法实现法官的真正中立, 若由检察机关审批则与“侦裁分离”原则相悖, 因此这一做法在我国并不适用。笔者建议可借鉴英国的模式, 成立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对技术侦査措施进行审批。独立的审查委员会能有效解决了侦查机关自行操作、暗箱操作等问题, 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

(4) 建立技术侦查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

技术侦查措施固有的的强制性、侵权性必然导致了其以侵害公民的隐私权为代价。因此, 在完善健全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同时, 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笔者建议可分别从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两方面来确立违法制裁机制, 如对于某些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的证据可不予采用;或者一些技术侦查的执行者或相关人员违法泄露私人信息等行为应负相应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无救济即无权利”, 这句法谚告诫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赋予公民权利, 最重要的是应当建立相关救济机制。因而在使用技术侦查的同时, 应赋予公民以下救济权利:第一, 当事人的知情权, 即在技术侦查结束后, 应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当事人。第二, 当事人的复议申请权, 即当事人表示对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不服的可申请复议。第三, 请求国家赔偿权。即对违法技术侦查造成的侵害予以国家赔偿的权利。

摘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 但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完善。通过对技术侦查立法背景的探讨, 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必要性, 并立足我国法律规制的现状和不足, 引出了对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思考: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明确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机关、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建立技术侦查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

关键词：执行机关,审批程序,违法制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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