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专家接解读

2022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专家接解读（共3篇）

篇1：2022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专家接解读

专家解读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备受关注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日在京闭幕。在全球仍处于二次危机阴霾、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金融改革信号格外引人瞩目。

要求

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质

对于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五个坚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进一步明确政府作用的领域和边界，做到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切实管好。坚持创新与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把防范化解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生命线。坚持自主渐进安全共赢的开放方针，在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基础上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在“五个坚持”中，首位就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许多经济学家表示，对此印象深刻。

“当前国内一方面实体经济融资难，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流动性却十分充沛，金融和实体经济也有脱节现象，为此必须加强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大量的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对资金需求十分迫切，为此我们的金融结构也要转型，信贷扶持需要转向，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这既是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暴发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也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需要的考虑。”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服务实体”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原则“这是中央第一次在金融工作中提到„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而且温总理不仅提到了„融资难‟，还第一次提到了„融资贵‟。这就需要在一系列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诸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诸如民间资本的准入。”

“根据会议的描述，所谓虚拟经济，其典型表现是„以钱炒钱‟„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所以，股市和楼市是否属于„虚拟经济‟要视市场的具体状况而定：如果土地和楼市价格短期内暴涨，只需要捂地捂楼就可以快速增值，由此导致投机氛围笼罩，就是„虚拟经济‟，如果房地产是主要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和工商业生产经济活动需要，那么，其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鲁政委预计，未来的政策导向将会是努力减弱股市和楼市的投机氛围。自然，如果衍生品有利于市场和实体经济发展，也在支持范围内。

重点

金融资源市场化改革有望提速

“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金融业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是此次会议关注的一大重点。”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门槛，包括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等；另一方面，要防止金融业“剑走偏锋”，脱离实体经济，自谈自唱，出现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从中国金融业来看，金融效率提高非常重要，不但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规律，关键还要提高市场配置效率。一是信贷市场，信贷垄断现象没有改观。要克服信贷歧视，要打通实体经济到信贷通道，这个需要多方面解决，包括可以学习政府担保系统支持、甚至是信贷保险的支持；二，资本市场要建立多层次化，要发展中小企业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要打通资本市场政策，使资本市场微观化。

郭田勇认为，提高效率就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鼓励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利率市场化与放宽准入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如果利率不市场化，却大幅放宽金融机构准入，就会形成金融黑洞，大量社会资本会争先恐后进入金融业；同样，如果利率市场化而准入不放松，银行就有可能利用相对垄断地位反而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因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需大幅降低。”他说。

“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最大阻力是利率市场化。现在，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失灵，尤其是资金价格，长期负利率。所以，对内，利率市场化，对外，汇率市场化，为下一步改革埋下伏笔，但也是改革的两个硬骨头。相对而言，对内价格形成机制可能更重要，而且现在的时机也比较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说。

“利率市场化最主要阻力，一是担心放开之后的混乱，监管没有信心。二是来自既有金融机构的阻力，对这些机构的定价能力是一个考验。三是对资本流动问题的担心，因为中国资本净流入，双顺差，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存款利率肯定上行，这样国外资本流入更多，这是一个担心和问题，国际收支失控会更严重。四是融资主体，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借款者，整体来看，利率市场化后贷款利率可能会下行，但这是对于优质主体，地方政府借款未必下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利率市场化。”赵庆明说。

改革

金融对内开放 民间资本进入

除了利率汇率等价格信号的改革，金融资源市场化改革中另一重点就在于金融业的放松管制。

“解决„融资难‟，是早有提出；解决„融资贵‟，则是首次见诸官方文件。如果是通过„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这就自然是指要通过利率市场化来加以解决。从先行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必然是伴随着新的金融组织、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出现的过程。在中国，当然也是民间资本进入的过程。”鲁政委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目前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恐怕对内改革和开放重要性或次序上要远远大于对外开放，因为这两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炒得比较热，但国内改革和开放远远不够，金融机构准入问题，利率市场化改革还非常滞后。他表示，从市场准入来讲，虽然法律上没有障碍，但事实上在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的时候，还存在一些障碍，主要是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某些金融机构的时候，不能拥有比较独立的主导地位，束缚了民间金融机构设立的自由度，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体系中权责自负的基本原则。作为短期政策，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和现实性，但是毕竟难以长久。

“„股权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新提法，因为如果单一股东占比过高就难以使董事会生效。金融业本身也有转型的需要。原来过高的准入、管制使民间资金很难进入，如果没有社会资金进入，只靠国有控股的大型金融机构难以完成支持小微

企业、农村金融的任务，而要采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兴模式。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显示了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深化改革、追求市场化的导向。”巴曙松说。

预防

防范化解风险 完善金融监管

“此次会议召开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极其复杂，对于我国而言，防范国际、国内的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赵庆明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警示，金融衍生品非常复杂，风险管理要非常审慎。防范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要从西方国家吸取教训，不能过度的不切实际的发展金融衍生品。从金融监管的角度讲，就是要加强监管力度，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与过度放松监管是有关系的。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有了战略性的上升。但与此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是未来5至10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必须长期把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未来经济工作的底线。

鲁政委则进一步表示，每一轮信贷宽松之后的信贷收缩过程中，银行的资产质量都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变化。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持续警惕银行资产质量的变化。而随着房地产调控的继续进行，对于银行房地产贷款的风险也需要持续关注。他认为，会议指出，银行要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实际上就是要将巴塞尔协议II、巴塞尔协议III的精神本地化，同时进一步推行逆周期审慎监管政策。

郭田勇表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将更注重于现有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对监管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完善。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就需要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原则，就需要强化逆周期调控。同时，金融监管的协调和配合也非常重要，因为金融创新都是跨行业跨部分，一定要通过有效地金融监管协调，即为金融创新预留出空间，同时又要防止出现监管的真空。此外，还要及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等。

篇2：2022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专家接解读

看形势:新常态下基本面向好但也面临困难挑战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 新的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何种形势?

会议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整体形势判研指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是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会议认为, 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 潜力大, 韧性强, 回旋余地大, 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 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指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研判, 明确了我国在整体经济增速和就业有韧性的同时, 也必须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 一部分产能过剩企业要淘汰出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 要看到经济稳中求进的积极成效, 为未来工作增加信心, 看到风险点和不确定性, 把稳中求进的好的势头保持下去, 使得经济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能够比较稳定。

看增长: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下,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 但是发展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5 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9%。11 月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今后五年,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2016 年至2020 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对于数字背后的增长动力, 会议强调,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具体来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一是宏观政策要稳, 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产业政策要准, 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三是微观政策要活, 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四是改革政策要实, 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 守住民生底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 2016 年中国经济仍处在一个探底的过程中。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终目的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从中长期看这与稳增长是一致的。

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稳定经济增长, 与百姓生活有何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确立, 意味着将更加注重老百姓身边新消费模式的供给。”广发基金研究员、副总经理朱平认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新消费和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 未来占中国GDP的比重将逐渐上升。

看任务:战术上抓住五大关键点

2016 年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将十分繁重。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战略”和“战术”做出安排, 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 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 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在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方面, 会议提出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 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同时要求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方面, 会议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 打出“组合拳”。这其中, 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以及物流成本。

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 会议提出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 扩大有效需求, 打通供需通道, 消化库存, 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还提出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价、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方法。

在扩大有效供给方面, 会议从扶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培育各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劳动者适应市场、抓好农业生产等角度提出了新路径。

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 会议提出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 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加强全方位监管等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涉及到“僵尸企业”、高负债企业和过剩产能企业的调整。这种调整更多着眼于中长期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而不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

针对上述五大战术任务, 李佐军表示, 这些任务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2015 年通过政府简政放权,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收到了明显成效;而2016 年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同时,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淘汰落后产能和促进创业创新结合起来。“原来僵尸企业占用的各种资源, 包括信贷、土地等, 都可以在政府引导下流向新兴产业, 实现除旧立新。”李佐军说。

看改革:突出国企、财税、金融、社保四大领域

要想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 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措施。

记者总结梳理, 会议提出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税收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保改革四个领域。

——在国企改革中, 会议提出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在财税改革中, 会议提出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

——在金融改革中, 会议提出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 同时要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

——在社保改革中, 会议提出要完善个人账户, 坚持精算平衡, 提高统筹层次, 同时还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多位专家表示, 上述四个领域改革的深化, 将使具体经济发展任务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闭环, 促进经济走向长期健康发展。

看民生:注重精准帮扶与政策托底

在我国扶贫攻坚进入关键决战时期的背景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保障改善民生突出了经济帮扶和政策托底。

会议提出, 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而社会政策要托底, 则是要守住民生底线, 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 把重点放在兜底上,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针对如何打好脱贫攻坚战, 会议指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 真抓实干, 提高扶贫质量。

有专家表示, 保障民生离不开增加就业。而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则是从根本上做了政策托底。

贾康指出, 这几年我国就业情况相当不错, 前三季度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000 万, 这些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随着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提升, 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翻倍。

看开放:注重高水平双向开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落实, 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开始逐步发挥影响力,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也引人关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扩大对外开放, 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指出, 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 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 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 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推进双向对外开放, 意味着外国对华投资和我国对外投资两个领域都需要有所作为。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已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家, 这对2016 年双向对外开放提出更高要求。

“未来要加大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商品输出, 同时发展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贸易, 来实现稳定外贸的目标。” 张燕生说。

篇3：专家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2010年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由于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因此，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明确2011年如何铺开“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至关重要。

会议提出，2011年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

2010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通胀压力不言而喻。此前，人们对于加息的预期非常之高，央行已于2010年12月2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但之前专家预计，央行可能不会大幅度加息。第一，考虑到对房地产业产生影响：第二，怕国际热钱流入境内，造成更高的通胀压力。所以，2011年的货币政策如何执行，对央行是一个重大考验。

对于比较敏感的房地产调控问题，会议表述似乎缓和了很多。专家也认为，201 1年的房地产政策有可能转向，不会对其继续施压，这让持续了一年的房地产调控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讨论了很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电被寄望于2011年推出。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及得也不多，专家对于2011年能否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并不乐观。

2011年的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如何执行?通胀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房地产政策会转向哪里?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改革?如何改革?本刊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管清友。

用多种方式治理通胀

《新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将实行积极稳健、审慎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执行，才能对抑制通胀能起到实质效果?

萧国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大家有一个共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通胀。其实，通胀和通胀预期是两个概念，中国现在实际上既有通胀问题又有通胀预期问题，CPI在2010年11月是51％，全年超过3％几乎没有悬念，货币投放过多是导致通胀的主要原因。

要解决通胀问题，我并不反对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只靠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能真正解决通胀问题，我觉得不太可能。第一，央行2010年已经连续六次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再往上调还能调多少。第二，现在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是负利率，加息是解决通胀的一个办法，但加息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通胀问题。因为加息幅度太小对抑制通胀没有太大意义：如果大幅度加息，口大的利差又会鼓励国际热钱进入中国市场。根据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机制，外汇进入境内需要结汇，央行就得投放更多的人民币，加重通胀压力。所以，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怎么执行，对央行还是一个重大考验。

管清友：抑制通胀应该是2011年的重点任务，从会议文件中可以看出，2011年还是要稳增长，抑通胀。其实稳增长每年都会提到，抑通胀是针对2011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其实，早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的时候就应该抑制通胀了。

不久前，国家发改委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价格上涨的措施，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央行现在加息的力度不够，我们不可能长期维持负利率状态。长此下去，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具体会表现为房价上涨，股价上涨，再到一般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1年宏观调控的定调来看，货币政策尽管强调“审慎灵活”，但从一贯的经验看，年初定下来的稳健的货币政簸方向、至少大半年都不会改变，实际上中国的宏观政策是不够审慎、不够灵活的。

《新财经》：要解决通胀问题，除了利用货币政策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萧国亮：我认为，真正解决好通胀和通胀预期问题，要进一步完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才是治理通胀的关键。如果今后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市场决定，或者70％由市场决定，就可以打破国际热钱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避免热钱大量进入境内，通胀问题就可以解决。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利有弊，不能只为了保护出口企业而使中国的整体经济受到损害。

如果按照中国目前的汇率政策和外贸政策，到201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突破3万亿美元。这样的突破对中国没什么好处，反而让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有了保障。美国推行的“最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会通过两个途径进入中国市场：一个是通过游资进入，另一个是通过外贸

进入。现在，美国的物价是下降的，是通缩，在这种形势下，美联储肯定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解决中国通胀问题，首先要管理好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让外国人感到人民币已经升值到位了。老外的资金也就不会流进来了。

袁钢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把物价调控目标诃高一点，这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GDP增长接近10％。CPI平均增长5.6％，CPI过低的时候，经济整体下滑，过高的时候，整个社会动荡。所以，CPI在5％正合适，经济增长也需要物价上涨。2010年没有达到原定的物价调控目标，2011年可能就更难达到了。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没有明确，就是2011年的GDP到底要达到多少?而对经济增长的表述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认为，经济较快发展应该是GDP在10％略高一点。而物价指数是5％略高一点，这是最合理的搭配。

要实现这个合理的搭配，就要有合理的货币政策。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17％是合理的，太高、太低都不行。所以，17％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完全可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让它成为中国2011年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指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应该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含糊的表述，应该为2011年全国“两会”提出具体的指标和文件。经济指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模糊，在全国“两会”上就会更模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验数据，我觉得这是这次中央经济会议最大的一个缺陷。

管清友：2011年有必要尽快加息。2011年1、2月份要看物价涨幅适度加息，政策必须要随市场变化改变市场预期，这样才能抑制物价涨幅。因为通胀即使在一段时间被控制住了，有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卷土重来，流动性总是在不同领域中穿梭，今天流到大蒜市场，明天可能流到原油市场。所以，加息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很多人担心加息会导致热钱涌八，实际上热钱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在资本项目方面的管制还是非常严的。现在，我们担心的

不是外面的热钱，而是国内的流动性。2011年能把国内流动性控制住已经足很大的问题了，这么低的利率，流动性肯定在各个领域兴风作浪。

产业结构调整要用市场手段

《新财经》：产业结构调整也是2011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您认为2011年哪些产业会成为战略新兴产业?政府应该通过怎样的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萧国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需要我们发展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现在，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都是跟外国人学的、都是模仿人家的。按照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从工业革命到2010年，全世界经济已经走完了四个长周期，2011年应该是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第五个周期也是要通过创新，使新兴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让世界经济走出第五个周期。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后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中国庞大的餐饮业，产生了很多地沟油，可现在，这些地沟油却上了老百姓的餐桌。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技术水平完全可以把地沟油变成生物柴油，从而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生物柴油产业。这既解决了部分能源问题，又让老百姓的食品安全有了保障。政府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扶持，形成一个新兴产业。

还有生物制药产业，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中草药与生物制药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生物制药行业。现在，反而是海外的华人走在了国人的前面，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有很多保健品行业，用的就是中国的中草药，这是一个新兴产业，也有可能成为新兴的主导产业。

另外，以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导向的新兴主导产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和推动力。中国要培养自己的新兴主导产业，除了政府的作用外，更需要靠市场，让更多企业家的精力不是用于“公关”而是用于“攻关”上。

管清友：产业结构肯定要调整，但今后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经济手段，不能总用行政手段。要改变现在比较低的资源能源价格，引导市场发展低耗能、低污染的产业。现在，能源资源价格太便宜，企业自然会投向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

政府引导不能总靠行政手段，不能指定一个项目是落后产能，就一定要把它淘汰掉。很多项目也是投入巨资建立起来的，硬要把它砸了，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其实可以考虑对一些落后产能项目进行技术升级。

同时，对今后新上马的项目、应该制定行业标准，在项目审批的时候就规定好，什么标准的项目可以上，什么项目不能上。产业结构调整就应该依靠经济手段来解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能太强。

我们搞节能减排指标的时候，就是一票否决制，后来各地方为了完成指标甚至拉闸限电，因为不完成指标的地方官员是要被撤职的。这种通过行政手段完成考核指标的做法是不健康的，通过能源价格的调整来促使一些行业节能减排，这才是健康的。

中国经济发展又到了一个关口、就是如何让政府的管理职能与市场经济本身更加契合。我觉得和谐社会应该再加上一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契合。政府也是市场当中的一部分，怎样让政府定好位、不错位、不缺位，缓解经济的波动，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房地产政策可能转向

《新财经》：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房地产政策与前期相比似乎有些变化，您认为2011年政府对于房地产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萧国亮：对于房地产行业，这次会议上没有了之前那种打压的姿态，而是说要大力推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如果说要符合国情的话，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无论是保障房还是商品房建设，首先要减少土地的使用，增加土地的利用效率。

我感觉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信号可能要转向，但转到哪里还需要观察。之前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做法，只是暂时的，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我最近去了很多地方考察，发现现在老百姓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改善自己的住房，改善住房的数量和质量。我认为，在中国城市化没有完成之前，中国人口没有出现负增长之前。我们还是要科学地积极地发展房地产行业。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我认为政府不如市场做得好。现在很多保障性住房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人也申请到了保障房。新加坡、香港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是做好保障房建设的前提。

我希望政府对中国房地产业的政策有一个反思。中国的房地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到现在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老百

姓的住房水平，改变了我们的城市面貌。房地产对于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要保持稳定和谐发展，不可能没有房地产业。

袁钢明：现在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严重偏离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范围，是一个投资市场，对经济安全造成了很大风险，也激化了社会矛盾。2010年以来，政府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完全失败，按照中央的房地产调控目标——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但2010年11月北京的房价环比上涨8.2％，北京和上海主要城市的房价还在上涨。

所以，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现在央行不敢加息，就是因为加了息以后会造成房贷负担加重，造成房地产崩溃。上次加息就已经出现了部分房贷退贷的现象。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到加息。

所以，房地产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房地产下滑，会影u向其他相关产业也下滑，比如钢铁、水泥等，从而影响整个经济下滑。日本在房地产泡沫时期就出现过争论，说东京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房价还会上涨。结果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央行行长痛悔不及。

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提到房地产“泡沫”二字，因为“泡沫”的说法在世界上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宏观调控的理念。如果我们不对“泡沫”进行明确的批评和警惕，将会犯历史性错误。

管清友：这一波房地产调控、既抑制了刚性需求，也抑制了供给。现在已经出现了用地紧张的状况，未来房地产供应是否紧张，一般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就能看出来。市场预期一旦改变，后果就会很严重，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解决房地产问题最终要依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市场可以做价格比较高的商品房，政府主要做廉租房、公租房，但肯定不是经济适用房。要让大家居者有其所，而不是居者有其展。居者有其所是通过政府招标来提供、每年能保证多少套住房，要给市场一个预期。让一些人用便宜的价格能租到房子，有钱人也可以买到房子。

对百姓民生问题应加紧解决

《新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研究制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您认为2011年制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进展如何?能否推出?

袁钢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明确提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非常精确的数量化指标。因为“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要让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把“十二五”规划原则提出的东西进行细化。

但现在看，这次会议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是一头雾水。如果《工资法》能尽快推出的话，可能2011年所有人都能涨一级工资，因为工资增长机制只有设定在高于国民收入的水平上，才能保证居民收入比重的提高。

管清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扶持新兴产业。但我一直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决条件。只有先进行了收入分配改革，才能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提高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才能拉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收入分配改革提得不多，估计2011年对收入分配改革还不是很紧迫。

《新财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是“推动发展现代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萧国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发展现代农业，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我感觉这种提法不甚妥当，真正要解决“米袋子”和“菜篮子”问题，应该既要靠市长，更要靠市场，双管齐下，互相配合，两者不可偏废。其实，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价格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对于价格问题，省长、市长也许可以解决一时的价格上涨问题，但解决不了长期的价格上涨问题，那需要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调节。

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省长、市长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领导都要负起责任，但是要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市场制度。

美国在一百年前，老罗斯福执政的时候，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也不是很安全。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食品的生产和消费分离以后，也就是说，自己吃的东西不是自己生产的，这就存在一个食品安全问题。

当年有一个故事：老罗斯福早上起床后边吃早餐边看报纸，他刚把香肠放进嘴里，就看到报纸上登的美国不法奸商把老鼠肉放在香肠里，老罗斯福看到后把刚吃进去的早餐都吐了出来。从那以后，美国就开始了加强对食品和药品的监管，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所以，中国也要从体制上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使食品和药品安全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不能只靠省长、市长的两只眼睛来管，要让“市长”和“市场”共同起作用。

分税制必须改革

《新财经》：这次会议也提到了要推进财税改革，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管清友：税收问题在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会提到，对于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个人所得税问题，我觉得应该分地区征收，总是全国平均怎么行呢?

在房产税征收上，还面临着法律上的问题。房产税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针对所有权的征税，但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并不是自己的，土地是国家的，我们只有房子的使用权。但国家在征税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对政府来说，想征税很容易。

我觉得税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要重新审视分税制。财政集中到中央手里后，不能总一成不变。现在看来，在整个财政大盘中，中央财政拿得太多，地方财政拿得太少；政府、企业拿得太多，居民拿得太少；资本拿得太多，劳动拿得太少。应该说，分税制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另外，中国的很多税负并不是摆在f1月面上、很多隐形的税负太重。对于企业来说，希望各种税都是非常明确的，不要杂七杂八的税费交起来没完没了。

萧国亮：财税改革首先应该从总量上控制政府财政收入，让财政收入与GDP增长同步。减税应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个税起征点大幅上调，我认为上调到6000元比较合理、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用11次分配制度可以拉平贫富差距，也可以推动国内消费。

二是对月收入6000～30000元的所得税征收要适当降低幅度，使减税惠及中产阶层。

三是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费，尤其是对于企业投入研发的经费和用于员工培训的经费，政府应该考虑按照一定幅度抵扣税负，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企业向研发和提高员工素质方面投入。

《新财经》：我注意到，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意强调了不要借“十二五”开局乱上项目，不要只追求“GDP”，把民生指标作为政绩衡量的标准，这种提法在高层会议中强调还是很少见的，您怎么看?

萧国亮：我认为GDP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GDP这个经济指标有很多弊病，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指标来代替它，在这种情况下，GDP指标还是需要的。如果没有GDP，民生的财力从哪里来?我们讲对教育、卫生、医疗的投入要与GDP同步增长，或在一定时期内超过GDP的增幅。

所以，如果没有GDP，这些只是一句空话。但我说的GDP，是健康的、绿色的GDP，一流的国家不可能没有GDP的高速增长。我反对把GDP增长与民生对立起来，有了健康的GDP，改善民生才有坚实的基础。

管清友：这次的提法比较有特点，“十二五”规划中也没有明确提出GDP指标，说明中央也认识到了只追求GDP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但要真正避免只追求GDP指标，还需要进行很多方面的改革。需要改革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可能还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预期不要太高，应该是平稳增长。事实上，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发达国家阶段，这个概率很小。从世界范围来看，没有几个国家是能成功的，现在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只有韩国和台湾地区。

我认为，大家对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多国家就是在人均收入4000美元左右、社会贫网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拉火、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经济开始停滞不前，社会开始动荡的，很多拉美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

中国目前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很多指标，都和当年的拉美国家有一些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