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30年发展历程回顾

企业30年发展历程回顾（精选6篇）

篇1：企业30年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内部审计近30年发展：历程回顾与启示

王 兵 刘 力云 张立民

(南京大学会计学系 210093 审计署审计科研所 100086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00044)【摘要】 本文回顾了我国内部审计制度建立30年以来内部审计发展的历程，文章认为，我国内部审计发展大致可分为建立起步、巩固提高和转型发展三个阶段。内部审计之所以取得快速发展，关键在于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审计署和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的有效指导和管理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吸收借鉴国外经验，不断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关键词】 内部审计 回顾 启示 30 年

一、引言

自从 1983 年我国建立内部审计制度，企业设立内部审计部门以来，内部审计已经走过了 30 年的发展历程。30 年来，内部审计工作从无到有，内部审计队伍日益壮大，内部审计规范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30年来，在广大内部审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内部审计作用和成果日益彰显，内部审计影响力不断增强，内部审计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内部审计在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强化风险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目的在于对我国内部审计30年来的发展，做一个综合回顾和评价。尽管不同学者已围绕着不同时期我国内部审计发展或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王志钧和庄恩岳，1987；王志钧，1990；刘世林，1992；何卫红和赵佳，2011)。但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贡献在于:(1)从内部审计建立到现在这一更长的时间跨度，回顾我国内部审计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内部审计 30 年发展作出了一个粗略的阶段划分，以更好地认识我国内部审计发展特征。(2)基于内部审计发展的阶段，本文梳理过去 30 年内部审计发展所获得的启示，并对我国未来内部审计发展做出初步的展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不是提供文献评述，而是在这一框架中说明内部审计实务与理论的发展脉络。

二、近30 年中国内部审计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

内部审计的发展是伴随着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目标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为此，我们将内部审计30年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阶段考察环境因素变化与内部审计发展。

(一)内部审计建立起步阶段(1983 ～ 1992 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号角。为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适应加强财政经济监督的需要，1982 年修订的宪法确立了在我国实行独立的审计监督制度。

在面对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庞大的国有资产，审计机关不可能对所有国家审计范围内的部门和单位都实施审计。因此，1983 年 9 月国家审计署成立前夕，国务院转发审计署《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中指出，建立和健全部门、单位的内部审计，是搞好国家审计监督工作的基础。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或下属单位较多的主管部门，以及大中型企业事业组织，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内部审计机构，或配备审计人员，实行内部审计监督。

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增强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此，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成为党和政府的重心工作，也成为这一时期内部审计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一阶段内部审计发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1)加快内部审计机构的组建；(2)不断完善内部审计规范，指导内部审计开展工作；(3)围绕内部审计任务，积极发挥内部审计在维护财经纪律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4)成立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发挥学会在宣传内部审计，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的作用。

国务院转发审计署 《关于开展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 》，标志着我国内部审计监督的开始。1983 年9 月 15 日，在审计署成立大会上，田纪云副总理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把内部审计机构建立起来。随后，审计署开始落实内部审计机构的组建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各级审计机关要下大力量来抓，内部审计机构的组建在 1985 年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于明涛等，1999）。

为了规范内部审计机构组建和指导内部审计开展工作，一系列内部审计规范相继出台。198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 《内部审计暂行规定 》，要求政府部门和大中型企业事业组织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这为内部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 年 12 月，审计署发布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 》，这是审计署成立后第一个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法规文件，对我国的内部审计工作进行了规范。198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条例 》 的颁布实施，推动了内部审计工作的发展。1989 年 12 月审计署根据形势发展，重新修订发布了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界定了内部审计是我国审计体系而非国家审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报告关系上，内部审计也不再向本单位负责人之外报告工作，职能回归到服务单位管理的需要。

创建阶段的内部审计机构贯彻边组建边工作的方针，积极进行试审，及时总结经验，交流推广。在这一时期，“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审计工作必须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因此，内部审计也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指导思想，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经济效益审计，或者实行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其他审计。1987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审计署关于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通知 》，进一步明确内部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要求内部审计机构要围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和深化改革、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开展工作。1992 年，审计署关于印发 《改进内部审计制度增强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要求大中型企业内部审计机构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审计工作的重点，围绕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因素，积极开展经营决策审计、成本费用审计、资金使用效果的审计、工程预决算审计、内部控制系统的评审、财务收支审计以及继续搞好承包经营责任审计。

除审计署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业务外，为适应我国内部审计工作发展的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国际间的内部审计学术交流，1987 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学会从成立伊始便确定了加强内部审计宣传，开展内部审计学术活动，协助有关单位培训内部审计人员以及参加国际内部审计学术组织等任务，这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内部审计事业的发展。

在内部审计理论研究方面，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学习西方先进理论和技术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我国内部审计工作者通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实地考察或者利用在西方学习的机会，了解西方内部审计的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阶段，通过撰写年会综述，调查报告和体会，将这些理念在国内传播(如葛明，1984；文忠等，1985；苏锡嘉，1986)。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开始将西方的内部审计论文和内部审计著作翻译到国内。早期发表的翻译论文如 《内部审计 》(徐政旦，1983)，《内部审计 ———昨天、今天、明天 》(徐玉棣，1986)，《内部审计的发展 》(黄义潮，1986)，《扩大政府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合作 》(孙宝厚，1988)等。著作方面如 1990 年劳伦斯 · 索耶的 《现代内部审计实务 》 等。另外，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西方内部审计的研究也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发表了有关介绍西方内部审计发展、专业教育和国外内部审计准则的学术论文(如陈今池和沈小凤，1981 ；陈今池，1985；李爽，1985)。

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内部审计理论的同时，我国内部审计工作者积极探索我国内部审计的理论特征和不同时期我国内部审计工作任务和重点。例如，管锦康(1984)分析了我国内 部审计的性质和对象，徐政旦(1986)论述了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审计的特征，罗青育和刘正光(1986)探讨我国内部审计人员的双重身份。也有学者对我国过分扩大内部审计作用，强制通过行政干预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以及内部审计双向服务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卢新国，1992；阎金锷和秦荣生，1993)。在著作方面，1988 年杨树滋和鲍国明合作完成 《内部审计概论 》，1989 年徐政旦出版了 《内部审计学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发表的内部审计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王光远，2006）。

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在成立后，就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内部审计理论与方法的研讨活动，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建立起步阶段的内 部审计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指导。例如 1987 年开始组织关于社会主义内部审计的职能、任务及其在部门、单位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开展效益审计，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两个方面的研讨。1990 年，内部审计理论研究的 重点课题有: 内部审计的地位、职能、作用 ；内部审计如何实现 “三化”；内部控制系统的实施及评价；经济效益审计的理论与方法；企业单位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审计的实施与完善等。

(二)内部审计巩固提高阶段(1993 ～ 2002 年)从 1978 年到 1993 年，经过十多年改革，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正在转换，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为这一时期内部审计发展提供了总的基调。

这一阶段内部审计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1)内部审计的行业管理发生重大转变；(2)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在发展中经历波折；(3)随着非国营经济组织发展，内部审计规定进一步修订；(4)内部审计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展开。

审计署成立初期，内部审计指导职能归属于工业交通审计局，随后，其职能依次由交通审计局、法规局、审计体系指导司和管理司负责1。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在 1998年审计署的 “三定方案” 中撤销了管理司。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受审计署委托承担起对内部审计行业的指导工作。1998 年审计署向民政部申请将学会更名为协会。至此，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性质转变，形成了以国家审计为指导，以内部审计协会为行业管理的内部审计运行机制。1998 年政府部门改革之后，部门所属企业被剥离，除少数部门外，大多数政府部门的内部审计机构被取消，政府部门的审计立法进入了调整阶段。据统计，1998 年底全国共有内部审计机构 10.2 万个，配备内部审计人员 27.6 万人；到 2000 年底，内部审计机构减少到 8.5 万个，内部审计人员减少到 21.7 万人(李金华，2005)。2000 年以来，随着政府职能的强化，经济责任审计的推行，内部审计机构在一些政府部门重新设置，政府部门内部审计的立法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下，我国民营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1992 年股份制试点不断推向深入。为此，在 1995 年审计署修订发布的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中，指出非国有经济组织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可参照本规定的有关条款执行。这说明当时 1 198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审计署增设审计体系指导司，司内设有内部审计的指导处;1993 年政府机构改革时将审计体系指导司更名为审计管理司，司内设有内部审计管理处。各阶段具体时间为: 工交审计局(1983 － 1985)、交通审计局(1985 － 1987)、法规局(1987－ 1988)、审计体系指导司(1988 － 1993)、管理司(1993 － 1998)，作者感谢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吴晓军主任提供上述信息。非国有经济组织也开始注重进行内部审计，内部审计正逐渐成为各类组织对内部活动进行监督的需要。

这一阶段围绕着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内部审计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993 年 10 月审计署召开全国内部审计工作经验交流及学术研讨会，提出各部门、各单位的内部审计应当开展对内部控制系统的评审，对企业整个运行机制进行监督，促进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堵塞漏洞，建立健全自我约束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以保证企业领导履行经济责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推行，内部审计的任务在于围绕企业改革，促进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直到 20 世纪初，随着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广泛推行，内部审计机构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责任审计任务。

在理论研究方面，内部审计研究继续围绕国外内部审计发展，将西方内部审计发展趋势和经验进行介绍和总结，如余玉苗(1993、1994)讨论西方内部审计观念与方式的转变以及西方内部审计的八大转变等，刘力云(1995)、王德河和刘力云(1997)编译了内部审计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内部审计 21 世纪展望等内容。

同时，更多研究立足于我国企业改革和实践，探讨我国内部审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话题主要有:(1)内部审计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这方面既有企业立足自身实际，分析内部审计在企业实践中的做法，如上海石化公司审计室(1993)分析内部审计参与企业股份制改制的实践，东风汽车公司审计处(1995)探讨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等；又有学者探讨股份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特征(如王文彬和林钟高，1994；杨树滋，1995；朱小平和余谦，2000)。(2)内部审计发展趋势，既包括内部审计参与管理职能探讨(如鲍国明，1997；刘实，1999)，也包括对我国内部审计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如鲍国明，1995；庄恩岳，1997)。(3)内部审计的理论研究，如蔡春(1996)对内部审计的功能、目标及其实现条件进行了分析，刘力云和王德河(1997)探讨了内部审计领域的风险基础审计，以及运用公司理论解释内部审计等研究(刘峰和刘海燕，2000；杜兴强，2000)。

(三)内部审计转型发展阶段(2003 ～ 今)2001 年中国加入了 WTO，这是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标志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开始更多借鉴和采用国际内部审计发展新理念，例如 2001 年 IIA 对内部审计定义的修订，2002 年美国因会计丑闻事件而颁布的萨班斯法案，这一方案在公司治理、会计职业监管、证券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深刻影响了全球内部审计的发展。

2003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因素进一步推动我国内部审计的转型发展。

这一阶段内部审计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1)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在内部审计行业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监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规范，强化了内部审计监督；(3)内部审计的重心逐步由财务合规性审计为主向以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管理审计为主转变，内部审计功能从审查评价财务、业务活动的合规性逐步转向评价和改善组织治理、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过程的效果转变；(4)内部审计在完善组织治理、加强风险管理、支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 2002 年民政部批准中国内部审计学会改协会后，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在第四届到第六届理事会的共同努力下2，内部审计协会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和不断完善，协会开展了以内部审计职业化建设为主线，致力于内部审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完善和推广实施，同时，积极探索开展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加强内部审计职业教育培训和对外及海峡两岸内部审计交流，通过举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内部审计经验交流会形式，不断推广内部审计新理念和典型经验。2003 年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国银监会相继成立。2004 年 8 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国资委下发 《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通知 》，这些规定对中 央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做出了布置和提出了具体要求。2006 年 6 月银监会发布了 《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 》，2007 年 4月中国保监会 2 第四届理事会(2000 － 2005)，第五届理事会(2005 － 2011)，第六届理事会(2011 － 今)。发布了《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指引(试行)》，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发布了相关的规定。这些规范表明监管部门强化了内部审计在各自系统内的作用。

同时，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2003 年审计署再次修订发布了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这一规定相对以往有本质变化，表现在: 明确内部审计协会是内部审计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审计机关对内部审计的直接指导和监督，变为通过内部审计协会进行间接的指导、监督和管理，这表明我国的内部审计己从国家审计的辅助地位逐步走上独立行使监督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部审计。同时，内部审计机构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非国有经济组织，而是拓展到任何组织；内部审计职责进一步扩大到对风险管理的评审，涵盖了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对内部审计转型发展影响最大的在于内部审计定义的修改，即由过去单纯强调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改变为监督和评价两个方面，不断为提升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经营管理服务。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着力推进内部审计工作从以真实性、合规性为导向的财务审计为主向以真实性、合规性为导向的财务审计和以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为导向的管理审计并重的全面转型与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国内部审计协会进一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内部审计在完善组织治理、加强风险管理、支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内部审计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呈现繁荣景象，研究内容更加丰富，选题更加多样3。总结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更多研究关注内部审计治理特征、模式和理念，探讨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等(例如，时现，2003 ；陈艳利和刘英明，2004；叶陈刚和程新生，2006；王光远，2007；陈汉文和张志毅，2002)；(2)研究的对象广泛，涉足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政府部门内部审计发展等问题(如谭劲松等，2003 ；刘力云，2007)；(3)研究方法开始向实证研究拓展，利用上市公司 数据、调查问卷和实际案例，立足于不同的数据视角和案例展开研究(例如，程新生和张宜，2005；韩晓梅和包汉良，2005；耿建新等，2006；刘国常和郭慧，3 何卫红和赵佳(2011)曾对 2003 ～ 2009 年内部审计研究做了回顾。2007；刘斌和石恒贵，2008；刘运国和胡丽艳，2005)。

除了学者的广泛研究外，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也积极组织进行内部审计理论研讨和课题研究。近些年来，中国内部审计协会每年选定 1 项内部审计理论研讨题目，发动广大内部审计人员开展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活动，同时从 2007 年开始，受审计署委托，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对外发布内部审计科研招标课题，号召广大学者和内部审计实务工作者进行专题深入研究，通过这些理论研讨和课题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内部审计理论研究。三、四点启示

通过对我国内部审计发展不同阶段实践和理论的回顾和总结，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一)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我国内部审计的发展，内部审计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围绕着我国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 30 年的发展变迁中，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机构和经济组织改革。内部审计作为组织的重要部门，得益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审计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越发证明了经济越发展，审计越重要这一命题。同时，内部审计围绕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目标，在审计机关和内审协会的指导下，积极发挥监督的职能，服务于维护组织财经纪律、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完善组织管理的作用。(二)立足国情，吸收借鉴国外经验

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内部审计行业管理不断改革，有效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1983 年我国内部审计制度强制性建立以来，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发挥着对内部审计行业的指导和监督作用。但是随着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审计署将内部审计的行业管理移交给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协会作为社会团体，既可以联系国有企事业的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又可以把集体、民营经济的内部审计纳入行业管理的范围，使内审工作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尤其从 2004 年开始，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监管部门颁布了不同的内部审计规范，形成了目前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和政府监管部门相配合的内部审计行业管理架构。

伴随着内部审计行业发展，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是推动我国内部审计发展转型的重要方面。我国通过申请加入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参加 IIA 年会或地区性的国际内部审计组织会议，以及考察年会承办国的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或者组织一些部门或系统的考察团到国外对口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增进了与其他国家间内部审计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通过邀请国外内部审计学者、专家来华讲学，接待国外的内部审计代表团访问以及承办国际性的内部审计国际会议，不断吸收借鉴国外内部审计发展经验，这些都积极推动了我国内部审计的快速发展。

(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

内部审计理论必须通过大量的审计实践来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然后用于指导内部审计工作。内部审计工作者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围绕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内部审计理论和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立足于我国实际的内部审计理论，这些研究成果有力指导和推动了在我国内部审计实务工作的开展，共同服务于我国内部审计事业的发展。(四)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内部审计工作发展的重要方面

人力是事业发展的最重要资本。审计人员胜任能力和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内部审计在组织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内部审计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从成立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开始，中国内部审计学会和地方协会就以组织推动的方式，通过理念、知识、技能、规范以及经验分享等方式，培训了大量内部审计人员，并将此作为一项经常系统性工作，常抓不懈。通过以培训为抓手，指导内部审计人员如何开展内部审计工作，这些对提高我国内部审计人员能力和素质，推进我国内部审计融入国际内部审计大潮，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作用。

四、结论与展望

回顾内部审计 30 年发展，内部审计在探索中 前进，在前进中探索。我国内部审计在审计署的强制性推动下建立和起步，在审计署积极支持和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的行业管理下，不断发展提高、转型创新。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内部审计职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既为内部审计提供了舞台和先进技术，但又导致了未来充满着更多的不确定风险，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内部审计的期望也将不断提高。因此，面对未来，中国内部审计协会需要继续在审计署和协会会员的支持下，不断完善自身组织建设，进一步推动地方协会发展，充分发挥协会作为社会团体的服务、管理、宣传、交流的职能，推动我国内部审计的全面快速发展。同时，内部审计人员应加强职业培训和学习，重视组织战略和社会责任，关注第三方风险和信息安全，方式上更加注重合作，在更基础的道德价值观层面发挥作用，手段上更多地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发挥内部审计在组织中的作用和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鲍国明． 1995． 内部审计的发展趋势和展望． 审计研究，5: 19 ～ 22 程新生，张宜． 2005．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模式实证研究． 审计研究，1 : 70 ～ 74 耿建新，续芹，李跃然． 2006． 内审部门设立的动机及其效果研究 ——来自中国沪市的研究证据． 审计研究，1 : 53 ～ 60 何卫红，赵佳． 2011． 内部审计研究述评: 2003 —2009． 审计研究，1 : 57 ～ 62 李金华． 2005． 中国审计史(第三卷)．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刘国常，郭慧． 2008． 内部审计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效果研究 ———来自中国中小企业板块的证据． 审计研究，2: 86 ～ 91 刘力云． 2007． 论发展和完善我国政府部门内部审计． 审计研究，3: 30 ～ 34 刘世林． 1992．近期中国内部审计研究与发展评述． 财贸研究，4: 68 ～ 78 时现． 2003． 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治理功能透视． 审计研究，4: 61 ～ 64 王志钧，1990． 内部审计工作的回顾与瞻望． 审计研究，1 : 10 ～ 13 叶陈刚，程新生． 2006． 公司内部审计机制的比较与选择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分析． 审计研究，6: 79 ～ 85 于明涛，祁田，王宸生.1999． 社会主义中国审计制度的创建． 北京: 中国审计出版社

篇2：企业30年发展历程回顾

下面的图表详细展示了移动技术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过程。世界上第一台便携手机是什么样的?App Store是如何在90年代打下基础?最早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是何时发布的?答案便在这些图标之中。

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电话是由摩托罗拉总设计师Martin Cooper于1973年发明，他也是世界首位使用便携式蜂窝电话的人。

1983年，摩托罗拉推出了世界首款手机—DynaTAC 8000X，并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

手机的大范围商业投放标志着通信技术新纪元的开始。从前，在户外打电话的想法听起来遥不可及，但在80年代，这种新型移动通信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90年代，手机逐步转变成了智能手机，主要面向商业用户开发。在苹果、Palm、及诺基亚的创新下，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通话工具，它还加入了QWERTY全键盘，电话簿，日历和其他众多功能。

世界首款彩屏手机：索尼爱立信T68i，首款配备摄像头的手机：夏普J-SH04(10万像素)。彩色显示屏，拍照和摄像，GPS定位，以及其他更多的先进技术让智能手机从简单的商业工具变身成为一部功能强大的设备，同时极大地增加了受众范围。

大量新设备涌现在移动市场，手机的功能也愈加强大。手机和平板被设计用来取代电脑。云技术的运用确保用户设备之间数据的同步。 ，后PC时间即将来临。

篇3：企业30年发展历程回顾

一、前15年 (1978~1992年) :

采取单一“制度”形式的会计规范, 会计记录是规范的重点, 以国营企业会计制度建设为主线, 开始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主要实行计划经济模式, 企业实质上是国家的“车间”, 不是相互竞争的独立主体, 企业财务报表主要用来满足政府制订计划与征税之用, 税务会计指导会计工作, 税收政策决定着会计处理方法。单一所有制、单一行业企业占多数, 混合所有制、混业经营的企业还不多, 所以国家实行分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以会计科目为核心, 主要对外报表是资金平衡表、利润表、成本表等。

从1978年开始, 会计制度改革以国营企业会计为主线, 以国营企业会计改革引导全国会计发展, 改革措施主要是恢复、重建和不断修订、补充与国营企业相关的会计制度。财政部在1980年首先对涉及面广、影响大、会计业务相对复杂且具有普遍性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修订, 开始了对我国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修订。1981年1月至10月, 财政部发布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国营建设单位会计制度》, 又于1985年和1988年对《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修订。以上制度的发布与实施完善了我国主要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 满足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的要求, 我国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步入了有章可循的有序阶段。1985年4月, 国务院正式发布并实施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 并于1988年5月发布了《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行条例实施细则》。1984年3月, 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成本管理条例》, 并于1985年先后发布了国营工业、运输业、建设业、商业、金融业企业等的成本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86年12月, 财政部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成本核算办法》, 对企业成本核算的具体方法和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制度的实施规范了企业成本核算工作, 提高了企业成本核算的质量。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 外资开始进入我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大量涌现。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财政部于1985年3月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 开始了我国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 成为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制度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二、后15年 (1993年至今) :

“制度”与“准则”并存的会计规范, 规范重点转到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会计制度从分行业到统一, 会计准则从“1+16”体系到“1+38”体系, 建立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趋同的会计规范

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我国会计开始由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转变, 提出了财务会计独立于税务会计的思想, 但税务会计仍然通过《行业财务管理制度》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会计改革始于1992年年末《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以及行业会计制度的建立与执行。这次的会计改革是一次全新的改革, 是我国会计制度的一次全面更新,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思想的一次全面实践。

1. 从会计准则层面看。

1992年11月,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提出了会计主体假设, 界定了会计六要素, 对市场中出现的特殊交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对外不要求披露成本信息, 主要对外报表是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从1997年起, 财政部先后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现金流量表》等13项具体会计准则, 初步建立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基本架构。“1+16”会计准则体系的出台与实施, 是我国借鉴西方会计模式的一次试验和探索。从2005年初开始, 财政部在总结会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会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借鉴国际会计准则, 全面启动了企业会计准则建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我国于2006年建立了由39项准则组成的“1+38”会计准则体系, 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

2. 从会计制度层面看。

1992年, 财政部制定发布了13个行业会计制度, 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核算体系。当年5月财政部还发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模式, 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改革的一次成功探索, 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全面改革的前奏, 对于促进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健康发展、规范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会计核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6月, 财政部颁布了《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并于同年12月发布了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 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完成了第二次会计制度改革。

三、后15年我国会计发展存在的问题

前15年, 我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 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交易方式、投融资体制均未完全建立, 企业在规模上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经营模式还比较单一, 宏观和微观层面对会计的要求并不高。而后15年,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 企业的经营模式、资本结构开始多样化, 企业的外向型交易和事项不断增多, 国内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增强, 对会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操作、会计政策与市场环境等方面出现了诸多矛盾,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会计标准的特色化与国际化之争。

2000年12月, 财政部颁发了《企业会计制度》。财政部在介绍、宣传《企业会计制度》时, 重点突出了“中国特色”, 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冯淑萍指出:“新的《企业会计制度》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制定的会计标准, 我国制定出不同于会计准则的会计制度, 是中国会计特色化的体现。”证监会立即做出反应, 2001年1月16日, 证监会首席会计师张卫国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 为适应进一步开放的需要, 降低企业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成本, 要在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前提下, 加快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国际化的速度。”从此, 在国内掀起了一场中国会计标准是走特色化道路还是国际化道路的争论。周小川指出:“不要将已经不适应当前经济环境的东西作为中国特色保留, 而应该更多地参考国际经验, 更多地向国际标准靠拢。”对于证监会的不同意见, 财政部不再强调“中国特色”, 改变了此前的说法:“我国现有的会计制度和准则已基本实现国际化, 会计标准的制定是采用制度形式还是准则形式, 应取决于该国的法律体系, 与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无关。”在会计标准特色化与国际化之争进行的同时, 还发生了对会计标准制定机构的争论。我国长期由财政部会计司负责制定会计制度, 会计标准制定权力的分配一直是单向的, 而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标准制定权则由民间机构 (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掌握。证监会主张建立各方广泛参与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财政部则强调我国的会计准则属于国家的行政法规,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认会计原则”, 《会计法》规定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应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企业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核算的重要规范, 由财政部制定并下发, 是符合我国的法律环境和法规体系的。财政部和证监会关于会计标准特色化与国际化的争论以及会计准则制定权归属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的争论,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会计标准制定的博弈。

2.“补充审计”的6年之争: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争取公正待遇的曲折道路。20世纪末期,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件的频发使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公开化, 也使国内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受到投资者的质疑。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直接监管部门, 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规定》, 要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 应聘请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按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我国会计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同时还应聘请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计。补充审计政策的出台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存在着被挤出审计市场的风险。因为上市公司为避免两次审计及降低审计费用, 可以聘请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由其一次审计并签发两份报告:由国内的成员所或合作所签发面向A股市场的审计报告, 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直接签发面向B股市场的审计报告。这使同时发行了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被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夺去。2001年1月, 证监会和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应同时聘请中外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提供审计服务, 使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又面临着失去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可能。对此, 国内审计界向补充审计政策发出了“合法性”、“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等全方位的质疑, 导致了财政部、证监会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政策博弈。前两者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出发陈述观点, 后者从公平的角度出发陈述观点, 互不相让, 各执一词。

2002年1月10日, 安然事件的曝光使人们对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提出了质疑。国内会计师事务所以此为例极力提出不同意见, 使得监管层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补充审计政策, 政府高层的态度开始转变。国务院从解决审计力量不足的角度指出, 审计部门可以委托中、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查证工作。为了减轻国内舆论的压力, 2002年1月24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2002年受理公开发行证券申请材料的通知》, 规定公司聘请的执行法定审计和补充审计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不应归属于同一集团。同年3月1日, 证监会又发布了《2002年A股公司进行补充审计试点的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原规定做了重大修改:一是将“全面实行补充审计”改为“部分试点”, 大大压缩了补充审计的实施空间;二是取消了只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才能进行补充审计的条款;三是同一集团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同时执行补充审计与法定审计。至此, 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被逐出审计市场的风险大大降低。2007年3月18日, 证监会发布《关于不再实施特定上市公司特殊审计要求的通知》, 取消了特定上市公司实施特殊审计的规定。同时, 证监会还取消了多项涉及金融类上市公司境内外审计差异的相关规定。至此,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的超国民待遇被终结,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终于取得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3. 反倾销调查与我国会计核算存在的缺陷:

会计肩负为反倾销应诉服务的新使命。据统计, 到2000年9月5日止, 各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达378起, 涉案国家和地区达28个;截至2001年9月30日, 我国出口企业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为452起, 涉案国家和地区达30个。从1979年到加入WTO前, 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已累计遭受了400多起反倾销调查, 直接影响出口金额达100亿美元以上。

我国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与会计相关的产品定价、成本核算等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是原因之一。加入WTO前, 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管理制度尚不健全, 会计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当外国反倾销调查官员对涉案企业的财务账目及经营情况进行核查时, 企业难以提供详实、准确的账目数据, 对应诉非常不利。面对大量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应诉, 我国企业会计核算的缺陷暴露出来:一是企业没有反倾销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来收集和调查国际市场的相关信息, 增强会计举证、会计陈述和会计抗辩的力度;二是没有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平台, 没有将应对反倾销的策略置于国际反倾销法和国际反倾销的会计规则的整体中, 企业对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国际反倾销法以及进口国的反倾销法了解得不透彻;三是缺乏国际上认可的会计标准, 我国的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与国际规定还存在着较大差异。

4. 超前性准则与现实的碰撞:

会计标准与会计环境不匹配。财政部1998年6月12日发布并于1999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是继1992年发布基本准则后发布的第四个具体准则, 该准则有两大超前性:一是对债务重组中的非现金资产采取公允价值计量, 这是我国首次在会计准则中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我国当时的产权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很不成熟, 依靠资产评估得到的公允价值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将债权人让步作为债务重组收益。据有关资料显示, 从1999年到2000年, 至少有4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60余起债务重组, 涉及金额超过80亿元, 取得债务重组收益高的大都是连续亏损2年以上的上市公司, 这些上市公司将债权人让步作为重组收益, 计入营业外收入。以公允价值作为入账基准并将债务重组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方法使一些上市公司将债务重组当作利润操纵的工具。著名的郑百文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郑百文公司将信达公司免除的1.5亿元债务按照当时的准则确认为1.5亿元重组收益, 使财政部不得不专门发文明令这1.5亿元不能计入郑百文公司的利润。

财政部于1999年6月28日发布并于2000年1月1日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将非货币性交易中是否有“收入”产生的界限划定为“是否导致交易双方所持有资产的目的变化”, 如果双方交换资产后持有目的发生了变化, 则营利过程已经完成, 交易双方原有货物的价值通过这个交换过程得以实现。最典型的就是武汉长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长印股份”) 的“别墅换藏书”事件。长印股份于1999年年底与其控股股东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一桩非货币性交易, 长印股份以6幢别墅换入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传世藏书》, 通过这桩交易, 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产生5 000万元的收益。

四、我国会计国际化的26年 (1981~2006年) :

从宣传、借鉴西方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 到制定我国自己的会计准则, 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上的趋同

在这26年里, 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可以分为十个阶段:

第一阶段:介绍。1981年, 中国会计学会开办《会计研究》杂志, 介绍西方会计理论与会计思想。

第二阶段:参与。1982年, 我国加入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开始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讨论。

第三阶段:借鉴。1985年, 财政部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 其中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内容与思想。

第四阶段:研究。1988年财政部成立会计准则研究组, 开始研究制定我国会计准则。

第五阶段:操作。1992年财政部发布了“两则两制”, 首次按国际会计模式制定了准则形式的会计规范。1993年财政部发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首次建立了为现代企业服务的会计制度, 并于1993年聘请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帮助我国制定会计准则。

第六阶段:组织。1997年我国加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开始参加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会议。1998年我国成立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 作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咨询机构, 为制定和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提供咨询和建议。

第七阶段:建制。2000年开始, 财政部颁布了5项会计制度及专业核算办法, 建立了统一的会计制度, 作为我国会计模式向国际会计模式的过渡形式。

第八阶段:合作。2002年, 我国与日本、韩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举行三国会议, 开始了我国会计规范的制定机构与国外会计组织的合作。

第九阶段:趋同。2006年, 财政部颁布了“1+38”会计准则体系, 使我国会计准则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上的趋同。

第十阶段:等效。2007年6月12日,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与服务事务委员查利·麦克里维表示, 欧盟委员会将在2008年年底前做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否等效的决定。这意味着我国成为欧盟确定的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国之外第四个“等效准则”候选国。一旦得到批准, 将给我国企业在欧盟上市节省大量的成本并带来极大的便利。

参考文献

[1].刘峰.中国特色与国际化之争的一种解释.财会月刊, 2002;A11

[2].刘峰.理论的作用:关于补充审计争论的解释.财会月刊, 2002;A12

[3].冯巧根.会计准则国际化中的权益失衡及其对策.会计研究, 2003;2

篇4：会议产业30年发展历程

回顾改革开放前的会议产业发展历史，武少源介绍说，从1950年到197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数量有限的国际会议都是纯粹的政府行为，根本就谈不上投资回报率。中国发展会议产业面临着重重困难，整个北京城，可接待外宾、举行一定规模会议的场馆，只有北京饭店和友谊宾馆。友谊宾馆前身是供苏联专家住宿的招待所。1964年，为了举办国际科技会议，才在友谊宾馆院内增盖了一座可以容纳500人的科技会堂。那时的国际会议，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会议产业迅速成长。会议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8年，会议产业初露端倪。与此同时，形成了很多专业会议管理机构，如中国国际会议交流中心、中华医学会等等，接待国际会议的能力已经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新建了很多国际饭店如昆仑饭店、建国饭店、丽都饭店等，这些饭店的建成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市的外宾接待能力。但最大的不足是，可用于同时接待数百名外国来宾的大中型饭店、会议场所，仍只有友谊宾馆、香山饭店、昆仑饭店、国际饭店等区区数家。而能同时接待千人以上的国际会议场所在当时基本上没有。

第二阶段是1988－1998年，会议产业飞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后，在北京召开超过千人以上有外宾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就有数十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1990年9月的亚运会、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1996年的世界地质大会等。加上中国科协举办的数十个大小会议以及数量众多的饭店、宾馆举办的国际会议，每年会议量数以百计，几乎天天都有国际会议召开。

第三阶段是1998－2008年，会议产业的转型阶段。根据国际形势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政府逐步调整了会议产业的发展政策，纯商业运作的国际会议渐渐提上了日程。典型的代表是博鳌亚洲论坛、财富论坛以及冬季达沃斯论坛等。

目前，会议产业的发展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但是会议产业的发展还受到很多方面的限制，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管理政策不完善、会议扶植机构缺失、申办国际会议资金短缺、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提高、场馆配套设施不完善、思想观念滞后等。

篇5：长江港口30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长江港口以其坚实的步伐,走过了整整三十个春华秋实的年轮。三十年来,经过几代港口人的努力，长江港口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合力建设长江黄金水道方针的推动下，长江港口上台阶、迈大步，一年一个样，三十年大变样。

一、港口发展成效显著

1、港口生产持续增长，连创新高。

在长江沿江腹地经济旺盛的运输需求带动下，长江港口生产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资料显示，1978年，长江港口吞吐量总计尚不足0.8亿吨，经过30年发展，伴随着国民经济与对外贸易的振兴，港口生产年年攀升。“十五期”以来，长江港口吞吐量以年均22.12％的速度增长，2007年迈上了9.18亿吨的新台阶，是30年前的11倍以上。近几年来，新一轮长江港口大建设、大发展的帷幕已经拉开，长江干线各主要港口吞吐量节节攀升，形势喜人。港口行业在保障长江流域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长江港口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涌现出了一批骨干港口。截止到2007年，已有苏州、南通、南京三港的货物吞吐量突破了亿吨，成为全国内河港口首批过亿吨的大港，另有10多个长江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超过了千万吨。

改革开放30年来，港口的集装箱运输发展从无到有，从落后到繁荣。长江水路集装箱运输，始于1976年，经历了试验、起步和发展阶段。在三个发展阶段中，航线由原来单一的内贸线发展到今天的内支线、外支线和内贸航线。箱型由国内5吨箱发展到今天20、40英尺的国际标准箱，运输方式由以顶推船队运输为主发展到今天大型化的江海直达、滚装、自航船等多种运输方式。从1984年至2008年的25年间，长江干线开展集装箱装卸业务的港口由6个发展到20多个，运量较集中的港口均已建成集装箱专用泊位，少数港口外贸码头、件杂重件码头兼顾集装箱装卸业务。据统计，1983年长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只有2.68万TEU。2007年达到554万TEU，为1984年149倍，25年平均递增速度为24.87%,呈快速发展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港口集装箱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对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开发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均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据统计，上海港外贸集装箱除本地箱源外，约90%来自长江流域，内贸集装箱箱源中近60%分布在长江流域港口，内支线运输货源中长江流域地区占总量约80%。

2、港口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港口供需矛盾得到极大缓解。

港口建设成果显著。建国初期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长江港口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据统计，从1949年至1980年，长江港口建设投资总额仅为6.32亿元。“六五”期间（1981-1985年），长江港口建设总投资为2.01亿元,新增泊位13个,新增吞吐能力753万吨/年。“七五”期，交通部贯彻国家强化沿海和长江两条经济发展主轴线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建设长江主通道的战略方针，开始着手解决长期以来干流水运要素之间的比例失调问题，加强了港口、航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1986-1990年，长江港口建设投资总额为6.27亿元,新增泊位25个,新增吞吐能力1038万吨/年。进入90年代，港口建设作为长江干线的重点，在“八五”期继续得以强化，累计完成基建投资11.8亿元，新建、扩建货运泊位29个，新增吞吐能力1214万吨/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港口通过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九五”期，长江干线港口建设又陆续完成了一批改、扩建工程，完成建设投资约15亿元。“十五”期港口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完成投资达68.02亿元，新建和改造码头泊位102座，其中万吨级泊位11座，年新增港口吞吐能力4011万吨，新增集装箱吞吐能力142．2万TEU，新增汽车滚装能力64．9万辆。

进入21世纪，长江港口发展驶入快车道，并重点完善了煤炭、矿石、集装箱、滚装等一系列专业化泊位建设和库区复建工程，使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进一步提高，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目前长江干线生产用码头泊位数4640个，综合吞吐能力10.3亿吨，万吨级泊位255个，集装箱专业泊位53个，综合通过能力706.74万TEU。

在长江港口码头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港口运营技术设施得到改善。1978年前，长江港口的主要生产设施简陋落后，有的港口甚至靠人拉肩扛装卸货物。码头前沿最大的起吊设备仅为5吨。如今，长江港口装卸设备、运营设施无论从种类、装卸能力都取得长足进步，装卸设备机械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进程加速。随着一系列先进港机设备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港口码头的服务效率显著提高。

3、港口功能得到了拓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前，从长江港口进出的货物，大多以装卸零星的散件杂货为主。港口功能主要集中在客货运输换装和中转业务，为港口所在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服务。如今，长江沿线港口功能由客货运输换装和中转，逐步向装卸、仓储、运输、工业、商贸、旅游等多元化功能发展，在促进沿江地区经济和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对长江流域扩大对外交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外向型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目前长江沿线港口所在地城市充分发挥港口区位优势，在港口周边腹地大力发展临港工业和现代物流，成为长江流域水运发展的重要方向。依托长江港口建设物流园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经济开发区成为港口和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长江港口在传统的装卸、转运业务基础上向包装、加工、仓储、配送、提供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综合物流功能延伸。

随着长江港口码头功能的日臻完善，长江港口接卸的货种也不断拓展。除传统矿石、煤炭、石油等大宗物资外，集装箱、液体化工、散装水泥及粮食、滚装运输等发展迅速。已初步形成了系统配套、能力充分、物流成本较低的五大港口运输系统：一是由南京以下长江港口为中转港，提供长江沿线大型钢铁企业的专用卸船码头和公用卸船设施组成的铁矿石运输系统；二是以海进江以及长江“三口一枝”为主的煤炭中转港，提供长江沿线大型钢厂、发电企业专用卸船码头和公用卸船设施组成的煤炭运输系统；三是依托长江沿线中石化企业，提供专业化石油装卸船码头石油及制品的油品运输系统；四是以上海、南京、太仓等干线港为主，其他长江支线和喂给港组成的集装箱运输系统；五是以重庆港、宜昌港为主要输入、输出中转港的滚装运输及物流系统。

4、港口布局更加合理，港口整体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上世纪80年代初，长江各港口之间各自独立发展，相互之间没有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合理分工合作关系，整体合力发挥不够，影响长江水运优势发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长江港口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要立足发挥自身优势，找准本企业的市场定位，加强相互协作配合及资源整合，共同谋求双赢或多赢局面。近几年，长江港口资源整合已经悄然而生，重庆市辖区重庆港、涪陵港、万州港三港已实现资产重组，成立了新的港口物流集团公司，标志着长江港口资源整合全面展开。目前，上海港推行的长江战略，主要以集装箱运输为切入点，相继与重庆、武汉、九江、芜湖、南京、江阴等港开展合作，先后合资组建了集装箱码头公司、物流公司和内支线集装箱运输公司，从而形成了从长江上游到下游的集装箱装卸、运输、代理一条龙服务的支线运营网络和喂给港群，实现了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集装箱业务及港口资源的整合，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下游苏州港通过对苏州市所属张家港、太仓港、常熟港三港实行资源整合一体化而形成了苏州新港，使苏州港一跃成为亿吨级大港，进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经过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长江已经基本建立了主要港口、地区性重要港口和其他一般港口三个层次的港口。形成了四大港口群，即四川三峡库区港口群、湖北武汉地区港口群、安徽芜湖地区港口群、江苏南京等长江三角地区港口群；港口群的形成及港口资源的整合，使港口群内部和港口群之间实现了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相互协作、竞争有序的格局，增强了为腹地经济服务的能力。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水路运输占地少、运能大、能耗低、污染小的优势，完善综合运输体系，交通运输部制定的《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与《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已获国务院审批实施。两部规划共同构成了我国港口较为完整的长远发展规划体系，更有利于促进长江港口布局进一步优化和长江水运跨越式发展。

5、港口投资主体实现了多元化，为港口发展注入巨大动力。

长江港口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长期成为困扰和制约长江港口发展的瓶颈，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少数港口企业开始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借助资本市场将企业做大做强。2001年11月，遵照国办发[2001]91号文件精神，长江港口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一港一政”，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积极推进港口体制改革，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港口法》出台，为长江港口企业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建设港口，提供了机制和法律保障。较短几年，出现了多种资本争相投资长江港口码头建设喜人局面，解决了长江港口建设资金投入不足老大难问题。国内一些大型航运企业和国外码头运营商如中远、中海、马士基、和记黄埔、香港保华、香港远航等一大批外商也纷纷投资参股长江港口业，选择具有高成长性和高回报率的集装箱码头，与此同时，长江港口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步伐加快，港口核心经营资产已改制为多元化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如重庆港

九、芜湖港储运公司、南京港集装箱公司已成为上市公司。南通港、宜昌、池州、安庆港所属企业与香港保华、香港远航合资经营，江阴港正在为民营企业上市作准备。武汉、九江港务集团已先后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实现联合。长江许多国有独资港口企业已经实行了公司制改革，这种动向预示着今后长江港口企业间以资产为纽带的合资、合作经营、参股、联盟等活动将进一步活跃。

目前，长江港口已经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局面。港口建设投资方式已经由单一的主要由依靠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政府投资、地方、企业筹资、利用外资、社会融资等多种形式，形成了投资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机制，有力促进了长江港口的发展。

6、港口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竞争力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港口管理体制不顺，港口政企不分，政出多门，港口法律规章不但数量少而且相互冲突，严重影响港口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

二十一世纪初，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部在总结我国港口多年建设、管理经验和借鉴国外港口成功做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化长江港口管理体制改革举措，实行港口彻底下放地方，政企分开，进行了港口理货、引航体制改革等。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港口改革配套规章和措施，这对加强港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促进了港口发展。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了地方和中央对港口管理的关系，充公调动了沿江地方政府支持港口发展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港口集疏运供给能力、运输费用、服务水平和便捷的通关体系以及信息平台的建设，使港口发展环境得到了全面改善，参与市场竞争力水平显著提高。

港口管理步入法制化轨道。2004年《港口法》的施行，标志着以此为龙头法、其他法规和部门规章为组成的港口法规体系的建立，使港口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为港口政企分开、新管理机构和新机制的创建、港口经营秩序的规范、港口配套改革以及港口企业深化改革指导等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和法律保障。

二、30年长江港口发展的主要经验

回顾长江港口建设30的历程以及取得的成绩，主要经验有五个方面：一是港城良性互动，共创双赢发展。港口发展为区域经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港口的繁荣，各级领导都始终把港口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二是加强宏观调控，规划管理，重视港口建设的合理布局，树立了长江港口建设一盘棋的思想，明确了长江干线主要、重要和一般性港口的地位与作用，合理地划分了港区功能，并对长江干线主要货种的运输系统进行了统筹规划，使港口建设有序发展。三是不断加大港口建设的投资力度，扩大投融资渠道，在统一港口规划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积极性，采取国家投资、地方、企业筹资、社会融资、利用外资等多种方式建设港口基础设施，缓解了港口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四是理顺了港口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港口企业进行改制。为港口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了运输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发挥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作用。五是依靠科技进步，广泛采取了新工艺、新装备，大力提升港口现代化管理和信息化水平，以科技为先导，提高创新能力，为改造传统产业，提高港口企业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港口发展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长江港口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过去，长江港口人倍加自豪，放眼未来，长江港口发展潜力巨大。

长江黄金水道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与东部沿海共同构成我国“T”字型的经济发展主轴线，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是长江沿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长江流域经济快速发展，是推动长江港口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换代，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带来具大的交通运输需求。近年来，长江沿线各主要省市GDP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沿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包括集装箱、汽车滚装、石化产品在内的专业运输逐年增加，特别是长江干线集装箱运输增幅较大，运输需求十分旺盛。

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因此，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江水运资源十分丰富，水运具有运量大、成本低、占地少、污染轻、能耗小的特性；长江干流航道具有通过能力大、运输成本低、适于规模化运输等优势，具有通江达海运输的条件。在大宗货物长距离运输条件下，长江水运更能克服道路等运输条件限制，适合于矿石、建材、钢铁、石油及其制品等大宗物资和集装箱，以及大件、重件和危险品运输。据有关部门预测，2010年、2020年，长江干线（含江海直达）货运量将达13·5亿吨和19亿吨以上。在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长江港口拥有强大的发展潜力，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一定要紧紧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适应扩大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求，满足国家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着力提升港口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港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并与其他运输方式共同构建布局合理、衔接畅通、便捷高效、辐射力的现代综合物流体系，在共同和谐发展中，发挥比较优势，求得自身新一轮发展。

篇6：企业30年发展历程回顾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1、社会学与价值性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曾被当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当作评判懂不懂社会学的试金石。其实，“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价值中立”总体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学与价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价值的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这使它在认识功能和价值功能统一的社会科学中成为不可能实际遵循的东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摆脱的自我矛盾；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合理因素，但这种合理性是以推向极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国，“价值中立”不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被用来规定整个社会学的性质，于是社会学被说成说一门“价值中立”的学问。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找不出来所谓“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早在1960年代，美国米尔斯就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批判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价值中立社会学”。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会学即将来临的危机》一书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甚至把“价值中立”的社会学称为一种神话。吉登斯则在1982年指出：“社会学不可能是一种中性的知识活动，它不能不关心对其研究对象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笔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种意见认为，凡科学不能涉及价值，凡涉及价值就不能是科学。因此持这种意见的人把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来，并把科学精神归结为“价值无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不确切的、似是而非的。”稍后1990年，笔者还指出：“社会学定义是客观性、科学性同价值性的统一”；“企图建立的‘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同样，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中国社会学也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时指出的：“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从来没有那种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学。这对两大系社会学来说均是这样。”

“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的衰落，除了它们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解释力越来越弱，还与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思潮的变化有关，这就是实证主义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义思潮的逐步增强，因此，作为实证主义思潮产物的“价值中立”和“价值中立社会学

”不能不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国的米尔斯，还有欧洲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等人在1964年召开的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动的关于“价值中立”的论战；在1970-1980年代，继古尔德纳之后，曾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的m.英格在《论反文化》一书的前言中直截了当地申明，他“不能‘放逐价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论时，也不佯装骑墙。”到1990年代，对“价值中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扩展到相邻学科。一些权威人士，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指出：“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论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社会政策的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由于受到持续的批判，“价值中立”的影响在国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近20年来，从事社会科学理论或哲学研究的学者，很少会再认同实证论的观点了。社会研究必然会有价值介入这个论点几乎成为他们的共识。”中国社会学在“价值中立“问题上的成熟度的提高，总的来说，与国际社会学界的趋势是一致的。

2、社会学与意识形态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消极后果是，人们由于厌恶那时的过度政治化和极端意识形态化，而导致较为普遍地对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厌烦和远离。西方社会学的“价值中立”正好给了这种较为普遍的情绪以学理的支撑。这是“价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界以及其他学界盛行的社会原因。

其结果是人们“有学理根据”地把社会学与政治、与意识形态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影响广泛的“惯性思维定势”：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识形态，就不再是社会学，不再是学术。所以，“这不过是政治”，“这不过是意识形态”，成为杀伤力很大的话语，用来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观点和理论，用来认同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甚至用来判定谁是真正的社会学家，用来造成一种排他性的不正常学术氛围，名之为“社会认可”。这种惯性思维定势、这种充满贬义的话语，至今还影响着一些教师和青年学子。

但是，事实一再表明，主张价值中立的的人，价值性往往是非常强的，字里行间时时露出他自己坚决反对和深恶痛绝所谓种种价值，给我们提供了提倡价值中立的人价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为什么这样？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不可能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因此，结果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选择、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这里选择是一种价值，不选择也是一种价值。声称没有价值似乎显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实际上，清高就是一种价值，良心同样是一种价值。所以主张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的人，一定要在逻辑上、在实践上陷入悖论或自相矛盾。逻辑上的矛盾是主张摆脱一切价值，却选择某种价值，结论与前提矛盾；实践上的矛盾是主张价值中立，实际价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国广州讲学之行，应该给那些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人一些启发。据网上报道，吉登斯自称经历过学术上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此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难道能说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来应该说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会学家了吗？

在社会主义低潮的背景下，摆脱一切价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其实际结果往往是摆脱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往往是西方价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识形态的乘虚而入。所谓的“非价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正是西方推行他们那一套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遮眼布和挡箭牌，他们要“非”的是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让你的社会陷入根本目标的失范，价值观的失范，意识形态的失范，抽掉你社会的精神支柱，让你的社会成为一个没有脊梁骨的社会。他们这一套在前苏联、东欧得手过，但是在中国不那么容易。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十七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学以“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为自己的深层理念，继承先辈服务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价值中立”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建设，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社会学要研究探索把社会公平正义落实到社会制度和社区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现在该是结束那种认为社会学能够摆脱价值、摆脱政治、摆脱意识形态的幼稚病的时候了，该是澄清那种贬低社会主义价值、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时候了。

3、社会学与人文性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中提出来的，是他逝世前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在肯定“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科学”的大前提下指出：社会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由科学性决定的“工具性”，“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费老认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们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但这些因素，常常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也蕴含着建立一个美好的、优质的现代社会的人文价值。社会学的研究，应该达到这一个层次，不达到这个层次，不是一个成熟的“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费老对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回应，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费老达到的这一境界，毫无疑问应该看做是中国社会学日趋成熟的一种标志。费老的观点，在把社会学当作经验科学、以某种新面目出现的实证社会学实际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国

社会学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的理由的，而把费老误解为仅仅为是科学主义的，实证风格的。现在他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费老提出的观点正在迫使许多人重新进行思考。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费老的观点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二）经验性和理论性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思潮，不仅把科学性和价值性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科学性，否认价值性，而且也把经验性和理论性对立起来，只认经验性，否认理论性。实证主义的著名口号“拒斥形而上学”，就把价值性和理论性都当作“形而上学”拒斥掉了。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著名美国社会学理论评论家乔纳森?特纳所著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中。该书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拒斥”的思想，这就是拒斥哲学、拒斥元理论、拒斥社会学理论，他说：

“思辨理论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释具体事件的理论，而是解释一个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我认为思辨理论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学问题，而使理论的建立停滞不前。我想，旷日持久的哲学问题将存在下去，因为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更重要的结论是：大量的社会学理论事实上是思辨理论的活动”

从这些评论中，可以归结出特纳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思辩理论是对“理论必须提出的基本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也就是说，思辨理论是元性质的理论；第二，这类元理论通常陷于“无法解决的”“哲学问题”，理论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滞不前”；第三，“大量的”“社会学理论”是这种元理论，即哲学“思辩理论的活动”，不是社会学理论。根据特纳的逻辑，不仅对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而且将阐释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即元理论）当作了哲学的思辩理论予以拒斥，进而将“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归结为了哲学的思辩活动，予以拒斥。这三个拒斥是特纳社会学实证主义立场表现。这本早在198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书，在普及西方社会学理论方面起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把他主张的拒斥理论性的实证主义思潮带给了读者。

事实上，正如笔者指出的：任何有价值的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包括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都是这样那样从大量的现实经验事实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否则只能是苍白的。反过来说，经验研究尽管是基础，但仅仅停留在经验上，还不是理论。所以，轻视理论、理论研究同轻视经验、经验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错误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必须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相互得益。两者的关系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正确处理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关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学真正成熟的一种考验。必须注意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正确指出的：中国社会学在快速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理论滞后现象。其表现是：一方面，大量的经验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或明确的理论前提，以致许多课题重复开展，缺乏学术的积累性和递进性；另一方面，简单运用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很多经验研究往往是对某些西方实证社会学理论的粗浅证明，对处于深刻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解释常常流于表层。

轻视理论思维或理论建设的原因，首先是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太大。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学陷入了我称之为“强势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困境”这样一种不利态势。这种强势社会学中的弱势，突出地表现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失去了平衡，这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有用即真理”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对实证主义思潮的追求和癖好。可以认为，理论与实证的失衡是世界社会学中心开始重新向欧洲转移的根本原因。美国人自己也很早意识到这个困境，甚至说得更严重，叫作“危机”。米尔斯、古尔德纳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都是在批判这种困境。默顿“中程理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进一步推进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进一步造成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失衡，制约美国大社会学家的产生。所以，应当对美国社会学采取分析的态度，正确认识它的优势和弱点。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美国社会学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学科的规范化方面，等等，是有优势的，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实证过度，理论和实证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确认识美国社会学，接受它的教训，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国社会学。当前，中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范式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社会学那样“危机”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绸缪，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学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变化，不仅在实证传统中发展出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十分新颖的新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新理性选择理论等等，而且还形成了一些反对美国实证主义传统的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新学科，如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詹明信的文化社会学、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社群理论、福山的社会信任理论等等。更不用说欧洲社会学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学已经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贝马斯、布希亚、鲍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样具有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远远地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界限，他们给出的理论概括是在传统社会学构架中无法理解的理论创新。

美国社会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和中国社会学所可能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在当前形势下，社会学知识如何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知识演进的轴心和根本线索，是社会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在当前社会学面临危机的条件下，要实现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必须抓住这个既是根本的前沿问题、又是我国社会快速转型中的焦点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结合的研究，走出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社会学，又不同于欧洲社会学，但又吸取欧美社会学各自强势的学术路子来。

（三）建设性与批判性

建设性和批判性的关系，涉及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对待中国社会、社会现象的取向问题、态度问题，涉及中国社会学正确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实现自己崇高使命的问题。建设性和批判性是互补的、相互促进的，在这两方面都是不能走极端的。这个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中国社会学的成熟性。笔者在2007年中国社会学长沙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这一命题，正是为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所谓“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们社会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或态度，即通过反思批判这样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实事求是地肯定该肯定的东西，否定该否定的东西，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方案，以增促社会进步，减少社会代价。这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它既不赞同“否定一切”的颠覆性或毁灭性的变味批判，又不赞同“肯定一切”的无反思批判的盲从态度。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强调两者的某种相对区别，反思主要是对我们人和人类自己的反思、检讨；批判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审视。人和人类，社会现实，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恶的一面，需要通过反思批判，来发扬光大前者，抑制减缩后者。

提出这个命题，主要原因有：第一，这是由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社会学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它是一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学，总体上属于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与它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不一样，那时它总体上属于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早在1985年，我在英国留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社会学文章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形态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学，作为维护建设性的社会学，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会学的本性使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这是由中国社会学实际情况决定的。在后现代解构思潮否定性、极端性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界都有一些学者着重破坏而拒绝维护、强调摧毁而失于创建，使得批判性精神发生了严重的倾斜，褪变为了一种抨击性的仪式，进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酿成了一种影响极深的消极的社会习性。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学者对社会、对青年学子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我认为，学者的学术责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学者的根本责任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而不是相反。学者的社会责任之一，是推进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引导不甚健康的社会心态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东西。这样的迎合，可以取得廉价的赞美，可以热闹一阵，但是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学者不能只解构不建构，只务虚不务实，只求异不求真。这些情况也提醒我们的青年学子——他们是中国社会学的未来的希望，只有增强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们才能茁壮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中国社会学有所贡献的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业，前途无量。

第三，这是总结前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决定的。最近，我们从四个维度研究了19世纪、20世纪的学术思潮。这四个维度就是作为主体和历史型塑者的“大写的人”，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成型标志的“大写的理性”，作为普遍历史模型的确立象征的“大写的历史”，以及作为不同政治主张升华的“大写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纪“大写建构”具有片面性，而20世纪“大写解构”则具有极端性，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的思维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弯道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21世纪应该如何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超越上两个世纪。我们认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纪“大写建构”片面性和20世纪“大写解构”极端性的康庄大道。现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越是接近这个新起点的时候，越要承接从上游奔腾而下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力。当代中国成为各种思潮的汇集点。这是我们现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确对待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思潮。

（四）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和现代”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历史看，对传统和现代关系的理解，在古典时期，是社会学创始人和实际奠基人创建社会学立论的重大根据之一，在现代和当代，它们仍然是没有那位社会学家能够避开的重大课题之一。从理论看，传统和现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成为社会学分析的两种理想类型，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传统和现代，又是广义社会转型论的核心概念。类似地，要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含义，也离不开这两个基本概念。同时，“传统和现代”，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领域，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两者的关系，都有不同观点，并连带产生出一系列其它问题的分歧。所有这些，也使正确把握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考验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重要标志。

现在，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认识到现代或现代性是成长的，而传统是被发明的，简要地说，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以及两者的不可分割性。这只要看看传统与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就清楚了。第一，传统是保留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话语中、行动中的那一部分过去，因而是对现在仍然起着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第二，传统是被现代人从过去之中精选出来的，由于现代人的选择这部分过去才得以留存下来，因而它同样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第三，由于现代人的反复实践和应用，这些留存的过去获得了传统的意义，影响、制约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及其家庭的行为和生活。这种传统往往以该群体的亚文化的方式、习俗的方式出现；第四，现代人通过对过去“重构”或“新构”的方式生产出传统，而这是一个集体的和社会的行动过程。这种“重构”或“新构”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会对现在，甚至未来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传统源于过去，是“活着的过去”，是能够“活到”现在的那一部分过去。而作为活着的过去，传统也是“现在”，甚至会是“未来”，因为它们往往会蕴生出更为长久的社会趋势。

从上述观点，可以知道，所谓社会转型，广义地说就是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在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也可以了解，现代性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

新布达佩斯学派伊亚尔、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张的狭义转型论或所谓“新古典社会学”，把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研究视为已经过时而一笔勾销，代之以从现代向现代的转变这个新议题。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割裂，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这也正是我们主张的广义转型论与他们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一，也是他们的重大理论缺陷之一。这一点也迫使我们探讨现代性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应对这种学术挑战，对他们进行学术剖析。

（五）本土性与国际性

中国社会学界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就是：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不能闭关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或者说，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否则，学术就要永远落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改变。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同样是中国社会学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课题。

1，本土性与国际性相结合所谓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所谓国际性或国际化，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学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并在改变学科和学术的话语权一直由西方垄断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国社会学家自己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无论是社会学的本土化还是国际化，都离不开本国学者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也是我们前辈社会学家给我们提供的一条基本经验：没有主体意识，就既没有社会学中国化，也更谈不上国际化。现在的问题是，确实存在一种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边陲思维”，即那种对欧美社会学照抄照搬、亦步亦趋还自以为站在学术前沿，而对本国社会学及其历史则采取看不起甚至虚无主义态度的思维。这种“边陲思维”，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阻碍社会学中国化和国际化结合的，更是与中国正在从地区性大国走向全球性大国的背景不适应的。

只有沿着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理论创新才有可能，某种具有原创意义的新进展也才会出现。

2，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继续中国社会学在自己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在这曲折的过程中，它无时无刻、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特别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并且正是在这种处理中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学百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简明地概括为四句话，这就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所谓立足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开发传统，就是中国社会学注意吸取几千年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治乱兴衰的思想，以此来观察现实的中国社会，并对西方传入的社会学给以带有中国特色的解释。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当然是立足现实，同时也是与开发传统分不开的。所谓借鉴外国，就是中国社会学界注意借鉴国外社会学，其中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所谓创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和借鉴外国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进行自己的创造。这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统一的整体，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会这样那样影响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成熟。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继承。这里，本土化着重说的是“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国际化着重说的是“借鉴国外”。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着重说的是“创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不仅有历史的导向，而且有现实的走向，还有未来的取向。

3、顶天立地与两维视野。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可以有多种表达，如本土特质与世界眼光相结合，如“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相结合等等。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通俗地说，还可体现为一种精神境界，这就是顶天立地精神。笔者不久前指出：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是站在国际社会学的前沿，把握社会学理论、方法、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趋势；第二是深入到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实践，特别是在社会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层的社区建设的实际，把握住制度创新的脉络。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社会学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必须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这里“顶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层，要有草根精神。顶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这里，无论“顶天”和“立地”，都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来指导。顶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具体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学理地说，更可体现为一种有方法论意义的视野，这就是两维视野或双侧分析。在“实践结构论”中我们曾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包含着两种力量，具有两个维度，这就是第一，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第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力量和维度。我们曾經指出，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称之为“二维效应”。对于上述客观的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我们称之为“双側分析”，而它们作为社会学视野或视角，我们称之为“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用这种两维视野来分析中国经验，我们就能知道，“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总结，才有价值和意义；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炼，才能运用和推广。“只有本土化，才能国际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狭隘的、单极思维的本土化，是没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两维视野的本土化，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断用本土经验加以丰富、充实，不断对本土经验进行概括、提炼，才能成为不断激活本土经验的新的灵感，不断提供分析本土经验的新的视角。总之，中国社会学要不断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把本土性与国际性、本土特质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沿着前辈开辟的“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轨迹，以顶天立地的精神，创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结

上述对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正确把握，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中国社会学成熟性的追求也不会停止。因为停止追求，意味着正确把握会这样那样让位于片面把握、错误把握。

要正确把握上述这些关系，要避免走极端，片面强调一个方面，错误就不可避免。它们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这就是这些成对范畴的辩证性。忽视这些成对范畴的辨证本性，中国社会学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不断走向成熟。同样，我们在处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元问题——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在处理这一问题的丰富多彩的展开形式（即社会基本问题的设问形式）——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个人私欲与社会公益、个人个性与社会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以及这些设问形式在当代的丰富表现。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等，都不能忽视它们的辩证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尔那里挽救了那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恩格斯把黑格尔“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