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通用6篇）

篇1：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30年常州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30年来，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定不移地把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努力培育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审时度势，锐意进取，因地制宜，抢抓机遇，走出了一条符合常州实际的率先发展之路。全市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产业发展、结构调整、城市建设、社会事业、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就，演绎了富民强市、走向辉煌的动人篇章。一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的新常州在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苏南大地上迅速崛起。

一、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坚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主线，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为途径，突出抓好经济工作和重大项目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环境，着力夯实发展基础，全市国民经济在总量突破的基础上实现了品质的飞跃，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实现了产业的提升，整体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稳步提高，物质基础不断增强，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1、城市综合实力跃上新的台阶

1992年，全市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22.8亿元增加到144.4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4.1倍，比全国提前3年实现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达1881.3亿元，经济总量比1978年翻了6番多，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13.2%，分别比全国和全省平均速度高出3.4个、0.6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9亿元增加到63.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由11.2亿元增加到1122.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4.3%，其中工业增加值由10.5亿元增加到1035.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4.0%；第三产业增加值由2.5亿元增加到695.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14.5%。1978年，我市人均GDP仅为605元，1984年跨过千元大关，1995年跨过万元大关，到2007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达43695元，扣除物价因素比1978年增长27.6倍，年均增长12.3%。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市财政实力显著增强，政府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断提高，2007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414.4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66.7倍，年均增长15.6%。

2、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效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市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摆脱了改革开放前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三产发展滞后的局面，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巩固，工业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稳步提高，形成了具有常州特色的产业结构体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市三次产业结构表现为二、一、三格局，三大产业在经济总量所占份额依次为21.9%、64.0%和14.1%，1987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二、三、一。2007年，我市三次产业比重结构为3.4：59.6：37.0，其中第一产业比重比1978年下降了18.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4.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了22.9百分点。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趋向优化，新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业内部形成了以农业机械、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新型纺织服装为支柱产业，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与精细化工、新材料为新兴产业的较为完整的体系，长江流域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3、多种经济发展形成新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我市抓住机遇大胆探索，积极推进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扶持培育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全市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个体私营等其他经济成分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日趋优化的所有制结构日益成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2007年末全市476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集体企业为154家，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795家，私营企业3189家，股份合作及其它经济630家，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分别为4.5%、33.4%、44.5%和17.6%。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1100亿元，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税收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达60%、63.1%和66.3%，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经济”。

4、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新的提升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市坚持把开放型经济作为带动全市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牢牢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机遇，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立足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全市开放型经济结下累累硕果。全市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蓬勃发展。1984年至2007年，全市共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6922个，协议外商直接投资246.5亿美元，年均增长36.1%；实际利用外资104.2亿美元，年均增长35.6%，外资涉及的行业类别增加到360多个，几乎所有行业都有外资介入。全市贸易伙伴遍及全球六大洲17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85年的128万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132.3亿美元，年均增长52.2%；出口额从1985年的128万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98.4亿美元，年均增长50.2%；外贸依存度由1985年的0.08%提高到2007年的51.3%，年均提高2.3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机电产品逐步取代纺织服装产品成为全市出口龙头，出口额稳居各类产品出口榜首，在全市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接近50%。

二、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公共设施日臻完善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市经济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30年，也是城乡建设大突破、大变样的30年。30年来，特别是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之后，我市按照“提升中心、拓展南北”的空间发展战略，坚持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并举，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并重，卓有成效地推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全市城市载体功能得到快速提升，经济辐射、人口吸纳和综合服务功能大大增强，古老的龙城日益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1、交通设施建设实现新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把交通建设作为优化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战略任务，积极筹措资金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着力缓解交通瓶颈制约，全市交通建设呈现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的新格局。经过多年的建设，市域范围内形成了水陆空联运、通江达海、快速便捷的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城区路网与城市对外交通有机衔接、浑然一体，承东接西、辐射南北的区位优势日益凸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支撑和保障。全市公路总里程由1978年末的717公里增加到2007年末的6732公里，公路密度由1978年的16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到154公里/百平方公里，年均增幅分别达8%和8.1%。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2007年末分别达221公里和558公里，等级公路密度处于全省领先水平。城市公共交通得到优先发展，公交运营能力不断提高，城区公交营运车辆由1978年的117辆增加到1779辆，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由1978年的0.4标台增加到15.2标台，公交营运线路由1978年的10条增加到116条，特别是快速公交一号线的开通，架起了贯穿南北的公交客运走廊，大大提高了公交运行效率和出行舒适度，方便了市民出行。

2、邮电通信事业得到新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与信息网络化进程日益加快，我市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邮电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大加快，邮电通信业飞速发展，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综合通信能力较强的现代化电信网络，形成了邮政、电信、移动、联通、铁通为主体的邮电通信综合服务体系。截止2007年，全市市话交换机容量达到291.87万门，相当于1978年的467倍；年末本地网电话用户达到213.1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95.1万户，农村电话用户24.2万户，无线市话用户76.9万户，均比改革开放前有成百上千倍的增长。移动通讯从无到有，发展迅猛，2007年末达到302.3万户。全市电话普及率达145部/百人，其中固定电话普及率60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85部/百人。在电话网和移动通信网快速发展的同时，智能网、支撑网、数据通信网、多媒体通信网也得到迅猛发展，2001年常州电信分公司诞生了第一个宽带用户，到2007年末，全市英特尔用户达42.5万户，其中宽带网用户38.8万户。邮政业务范围逐步扩大，业务种类逐渐增加，由最初的平信、挂号、汇兑、包裹、报刊发行、机要等，扩展增加了集邮、邮政储蓄、特快专递等，2007年全市完成邮电业务总量45.2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401倍，年均增长23%。

3、城市功能布局呈现新的姿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围绕把常州建设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效能管理,倾力打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活力常州。经过多年的投入和建设，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设施先进、管理科学、适度超前的城市基础设施综合体系，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全市建成区面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4.4平方公里增加到112.5平方公里，城市道路、供水、供气等公益设施日臻完善，城区实有道路面积由83万平方米增加到2247万平方米，园林绿地面积由145公顷增加到6057公顷，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54.8%上升到2007年的60.9%。一批历史性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的相继实施，运河南移工程为我市拉开“一体两翼”现代化都市框架、促进新运河经济带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城市高架道路的建成，有效拉近了南北距离，激活了城区交通脉络，为加快常武一体化建设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南大街商业步行街和西瀛里地区为代表的城市中央商务区的建成，优化了商业布局，提升了城市形象；常州港建成万吨级通用码头和石化码头，并实现国家级一类口岸开放，成为全市沿江开发的前沿阵地；行政中心、规划馆、博物馆、奥体中心等一批重点工程投入使用，展现了现代化城市的绰约风姿。全市城乡环境面貌显著改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6%。

三、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整体生活步入小康

30年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市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居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物质消费逐步由“量”的满足转向“质”的提高，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1、居民收入水平得到新的增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于1986年跨过千元门槛，2003年迈上万元台阶，2007年达到19089元，相当于1984年的27.2倍，年均增长15.5%；农民人均纯收入于1988年突破千元大关，2007年达到9033元，相当于1984年的17.1倍，年均增长16.7%。全市城乡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由1978年的7182万元提高到1092.1亿元，30年间增加了1500多倍，年均增长28.7%；人均储蓄额由1978年的25元提高到30675元，增加了1226倍，年均增长27.8%。

2、居民消费层次提到新的提升

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我市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不断调整和转变，消费取向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重点逐步由生活必需品消费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衡量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服务性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全市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84年的56.8%下降到2007年的35.0%，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85年的49.7%下降到2007年的38.0%。各种高层次消费需求逐渐走近人们生活，城市居民用于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1984年的11.4%提高到38.1%，农村居民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5.2%提高到31.3%。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条件显著改善，城市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84年的10.1平方米增加到21.8平方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由1985年的21.0平方米增加到57.7平方米。

3、家庭生活用品实现新的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生活中最突出的变化体现在家庭用品方面，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由简陋、实用向高级、享受转变，城乡居民家庭对现代化耐用消费品的拥有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实用到享乐，普及程度迅速提高。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飞入平常百姓家”，空调、组合音响、抽油烟机、热水器、移动电话、摩托车等新兴耐用消费品也随之迅速普及，不仅丰富了居民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降低了家务劳动强度，也给城乡居民家庭带来了浓郁的现代化生活气息。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周期明显提速，洗衣机由单缸到全自动，电视机由黑白到彩色再到等离子和液晶，移动手机、DVD等电子产品更是不断推陈出新，加快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现代化进程。家用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品快速进入城乡居民家庭，拥有量不断上升，截止2007年末，全市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移动电话181部，家用电脑62台，家用汽车8辆；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移动电话167部，家用电脑23台，家用汽车4辆。

四、社会事业繁荣进步，精神文明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30年，我市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着力加大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投入，全市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科学素养、健康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科技教育事业取得新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大力实施“科技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积极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全市科技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1998年以来连续10年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保持省内领先，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综合评价得分也连续多年在省内城市中名列前茅。科技与经济融合更加紧密，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积极成效，先后与清华、北大、中科院、国防科工委、东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十五”期间举办重大产学研活动51次，累计引进科技成果2.3万项，实现技术贸易额29亿元，并成功转化“国产网络计算机产业化”等一批科技项目。教育事业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提高，教育规模及整体实力不断增强，教育质量与教育效益显著提高，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日益完善。全市学前三年教育普及率由1983年的42.7%提高到98.8%，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由1983年39%提高到99.1%，适龄青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4%，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23.4个百分点，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达14.4年。全市普通高等院校从无到有，2007年末达12所，建有23个硕士点、40多个本科专业、50多个专科专业，其中省部级重点学科达6个，在籍全日制大学生119131人，其中硕士生880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6%以上，常州科教城成为引领全省乃至全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基地和实验区。

2、文化卫生事业取得新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途径，着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全市文化事业发展迅猛，市、县、镇、村四级文化网络不断完善，社会文化日益繁荣活跃。截止2007年末，全市共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10个，文化馆及群艺馆8个，公共图书馆4个，博物馆及纪念馆13个，图书馆总藏书量达210.3万册，文物藏品30663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广播从小到大,电视从无到有，至2007年，全市拥有自办广播节目7套，自办电视节目8套，模拟有线电视节目传输37套，数字有线电视传输节目85套，有线电视用户数达89万户，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覆盖率达到100%。卫生事业在深化改革、强化服务中得到长足发展，全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由1978年的2.83张增加到2007年的4.13张，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由1.04人增加到2.34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空前加大，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重大传染病防治和重大医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患者就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全市人口预期寿命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67.8岁提高到本世纪初的75.5岁，其中市区人口预期寿命由71.6岁提高到77.8岁。

3、社保体系建设呈现新的格局

改革开放30年里，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社会保障制度也经历了由“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的根本性转变。我市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在改革中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以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基本适应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保障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市基本形成，密织的社会保障网让越来越多的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扩大，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全部实现社会化发放，截止2007年末，全市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参保人数分别达到80.77万人、100.41万人、65.25万人、52.6万人和48.48万人，企业退休人员月平均养老金水平达到1284元，失业保险金标准达476元，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综合覆盖率达97.4%。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开，总计10.2万人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积累资金2.05亿元。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全覆盖，“一老一少”城镇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知青“半家户”低收入群体享受相应老年生活补贴。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稳步推进，11.6万名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其中7.2万名失地农民纳入城保范围。社会救助和慈善事业走在全省前列，截止2007年末，全市慈善基金总额突破12亿元，“常州模式”迅速走向全国，为各地效仿和采纳。

篇2：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改革开放30年以来，xx的教育事业在党的优惠政策的普照下，在泽普历届党政领导和全县各族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下，与全县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长足发展，学校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教学质量多年稳居地区前列，师资队伍显著加强，双语教学稳步推进，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xx的教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为xx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深化德育工作为抓手，教育阵地进一步夯实。

教育战线各级各类学校历来是反分裂、反渗透的前沿阵地。多年以来，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始终从讲政治的战略高度，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地区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始终坚持德育为首的方针，把稳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政治家办教育、管学校，教育各项事业和谐发展。

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主题，认真落实党组织全覆盖化和职责具体化，切实加强了学校党组织建设，全系统党组织达到68个，党员教师达到1500多名，占教职工总数的65％,党员覆盖所有学校和教学点，学校党组织80％被授予“五好学校党支部”称号，每年有一大批学校党组织被评为地区和县级“先进党组织”，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学体制已确立。通过落实以党带团、以团带队，积极构建纵横贯通的德育工作体系，学校德育（政教）主任、法制副校长、辅导员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五观”、“四个认同”和无神论、民族团结、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公德教育和养成教育的课堂化，学生运动会、校园艺术节、民汉学校结对子、民汉学生一帮一活动及文明单位、家长学校、平安校园、绿色学校、花园式学校的创建等活动的深入开展，学校的两个文明创建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全社会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的氛围已基本形成，教育反分裂、反渗透的思想防线，社会主义教育阵地得到有效夯实，保证了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贯彻落实。

以“两基”攻坚为中心，基础教育程度全面提升。

30年前，我县的基础教育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学前教育滞后，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高中入学率和高考上线率极其低下，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等问题十分突出。多年来，县委、县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基础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普及教育，学前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至今全县已建成了22所农村学前幼儿园，实现了县城园、乡村园加民办园的全覆盖幼教办学模式。通过中小学布局调整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等措施，我县的基础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全面开展“两基”攻坚和巩固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两免一补”和“管理到位、领导到位、队伍到位”的德育工作管理模式等一系列政策，使我县的基础教育事业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1999年，我县“两基”攻坚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两基”人口覆盖率达了100%，青壮年非文盲率为97%。目前全县学龄前幼儿入园率为50%，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48%,辍学率为0.15%，初中适龄少年毛入学率为105%,辍学率为0.15%，15周岁人口初等教育完成率为95.95%,17周岁人口初级中等教育完成率为93.1%，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

我县自2003年被列入喀什地区课改实验试点县以来，从两方面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课改活动，一方面，采用“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大力开展课改实践活动，多次聘请自治区、地区课改专家组的成员到我县进行实地讲课和召开经验交流会。同时加大课改师资培训，近五年来，共培训课改教师3000余人次。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多媒体应用、远程教育和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逐步建立“多媒体渗透课堂教学”的现代教育体系。2006年我县被自治区授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实验区”。在新课程改革获得成功的同时，也使我县教育教学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五年来，我县共有404名学生考入内地新疆高中班，共有425名学生考入疆内初中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和疆内初中班录取人数持续位居全地区前列，高考上线率保持在90%以上，尤其是2007年高考中我县维高考生一举囊括了喀什地区高考理科第一名和文科第二名的好成绩，该校高考上线率和录取率更是稳居全区民语系学校之首，为我县争得了荣誉的同时打造教育强县的魅力得以彰显。

以增加投入为手段，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上世纪70年代，全县仅有30余所中小学校，90%以上的校舍为土木结构，历经十余载大部分校舍已成为危房，四五个学生挤在一套课桌椅上上课，一到冬季学校因无钱买煤师生只能挨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就是教师的全部，各种辅助教学用具几乎为零，这就是我县30年前学校教学条件的真实写照。30年来，县委、县人民政府始终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做为奋斗目标，先后投入学校建设资金数亿元，办学条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的校舍95％得到了新建，一栋栋美观、大方、功能齐全的教学楼拨地而起，校园美化、绿化、硬化、净化建设

实现了零的突破。宽敞明亮的教室、电子备课室、图书室、实验室、电脑室及功能齐全的运动场应有尽有；多媒体教学、网络课堂、电脑课件辅助教学、实验教学等现代教学模式和教学设备已普遍应用到全县所有学校的课堂教学中。如今，全县中小学校总数已达69所，其中，“花园式学校”11所，“绿色学校”4所，新建乡村学前幼儿园22所，民汉学生总数达到38000余名，全县中小学计算机装机总数达到1100多台，建成了19个多媒体计算机教室和67个卫星教学收视点，54个教学点拥有了媒体播放点，县直学校和有条件的乡镇中小学接入了宽带网，并开通了喀什地区第一个县级教育信息网，实现了教育信息和资源共享，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覆盖率达到了96%，惠及师生33000余名。全县中小学生也可以在自己教室里与内地学生一样学习现代先进文化知识。2007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又投入1250多万元，整体搬迁了县人民政府、一乡政府和教育局，完成了县二中、二小、一小、库其小学和农场希望小学的扩建和改建工程。今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投入1100余万元，启动县一小整体搬迁、依克苏乡中学教学楼和学生公寓楼、图呼其乡小学教学楼等工程，通过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使我县办学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在我县教育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打造教育强县奠定了基础。

以建设双语幼儿园为突破口，双语教学稳步推进。

双语教学作为“增进各民族之间大团结，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要举措历来得到各级党政的重视。我县的双语教学起步于70年代初，1973年，我县第一所民汉合校乌什吐玛中心小学成立，当时乌什吐玛中心小学只有150余名师生，其中民族学生不到50名，全县接受双语模式教学的民族学生也不到500人，当时的双语教学模式只是在民语班每周开设2－3节汉语课。为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步伐，国家出台加快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也先后下发《关于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学前“双语”教育的意见》，县委、县人民政府切实把双语教学确定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点工程，确立了“从小抓起，从教师抓起”的方针，明确提出了“巩固汉语加强班、实施双语实验班、建设双语幼儿园、稳步推进民汉合校、完全混合编班”五步走战略，之后我县双语教学步入良性发展阶段，尤其是我县双语教学步入加快发展阶段。目前，全县已建成双语幼儿园23所、民汉合校8所、开设“双语”实验班42个、“汉语”加强班89个，全县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达到1100人，全县接受双语教学的民族学生人数已达3800余名，约占全县民族学生总数的13%，全县县乡结合、民汉融合的双语教学体系基本形成。

双语教学作为一件利民、惠民和未来工程，历来受到历届党政的重视与支持。各乡党政给政策、保投入、抓统筹，始终作为双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坚强后盾。在政策引导上，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双语教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泽普县双语教学工作五年规划》、《泽普县民汉合校实施方案》、《泽普县双语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泽普县双语教学发展十一五规划》和《泽普县双语教学责任追究办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促进双语教学的良性发展。在抓投入上，尽其所能，倾其所能，通过积极争取上级支援、加大县乡政府投入、合理调整学校布局、搬迁机关部门让位学校等方式，经统筹规划学校布局，同时共投入建设与改造资金4000余万元，相继撤迁机关部门50余个，招聘双语教师300余名，培训双语教师2000余人次，完成了23所县乡村双语幼儿园、8所民汉合校建设，奠定了全县双语教学发展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全县双语教学发展势头迅猛，全县人民群众期望程度很高，今年我县还将投入1000多万元，完成1个县乡幼儿园、7所乡村幼儿园的建设，我县的双语教学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提高劳动力综合技能为落脚点，职业教育规模不断壮大

多年来，泽普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加快职业教育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了“重点建设职业高中、稳步推进职业初中、加快发展农村职业班”的总体思路，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强有力措施，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我县的职业教育起步于90年代初，从发展初始阶段就树立以市场需求结合民族特色为职教产品市场定位标准，确定了打造品牌、特色、实用的职业教育办学发展思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阶段。1990年，我县成立了第一所职业高中，当时只有教职工10名，学生100多名，只开设了地毯纺织、缝纫两个专业，学校没有基本的实训设备、没有实践基地，这就是泽普职业高中的全部，也是泽普县职业教育的全部。国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下发以后，泽普县各级党政及广大职业教师工作不等不靠，自加压力，克服重重困难，明确提出了“今天的职业教育就是我们明天腾飞的翅膀”、“发展职业教育刻不容缓”的行动口号，通过积极有效的资源整合、体制创新和超前投入，边探索、边实践，初步建立起了一个以县职业高中为龙头，职业初中和各中学开设的职业班为有效补充现代化的多元教育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全县建成一所县职业高中、奎依巴格乡、阿依库勒乡、阿克塔木乡、古鲁巴格乡、依克苏乡共5所职业初中，全县共开设乡镇职业班126个，开设“弥郎”手工业制作、林果业、养殖业、设施农业、装饰装修、地毯纺织、农机维修、工程建筑、饮食服务等职业培训专业11个，配备专业教师170余名，招收学生总数达到4750余人，建成职业教育实践基地10300余亩，我县职业教育立体式全覆盖职教办学体系已初步建立。

我县职业教育之所以飞速发展，与历届县委、政府和全县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是分不开的，据统计，近年来县乡各级党政制定下发关于支持和加快职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20多个，县乡财政共投入职教发展资金2000多万元，无偿划拨职教实践用地10000多亩，招聘各类职教专业教师150多名，为本县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县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也为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多年来，我县职业教育共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29300多人次，有14000多名毕业生在本地区找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还有一部分人通过自己创业有了自己的企业，其余人员通过劳动力输出到内地企业找到工作，每年都有不少的经济收入。全县职业教育固定资产达到近三千多万元，建设面积28050平方米，建成大棚180余个，建成果园18个，面积1075.4亩，“弥郎”手工业制作等一批特色民族手工艺品、地毯等职教产品多次在广交会、西洽会、乌洽会、喀交会等商品交易展示会上受到了区内、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全县“引企入校、办校进厂、产教一体”的职教办学新模式，打造品牌职教的战略已初显成效。职业教育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也了产生良好社会效应，广大群众从当初的不理解到积极的支持，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我县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自治区、地区各级党政及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自治区、地区级职业教育现场会也在我县得以顺利召开。泽普的职业教育正以其独特的地位为本县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以提高教师综合素质为重心，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加强。

1978年，我县经济水平发展滞后，师资条件较差，当时全县仅有667名教职工，其中具有大专学历的教师仅有几十人，大部分为中专、高中学历，还有部分教师为初中学历，教师学历水平整体偏低。

教育大计，教师为先。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基础和关键，教师是教书育人的主体，建设出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对于加快泽普教育事业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来，县委、县人民政府确立了“引进来带、送出去学、自己培养、吸引人才”的师资队伍建设理念，不断加强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大力实施“引龙、引凤”工程，利用人才见面会、交流会、教师招考会等形式，先后引进各类优秀教师人才1500多人；通过实施人才培训工程，利用“送出去学，请进来教，本地培训”等人才培训途径，尤其是近年来教师培训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大，通过继续教育培训、脱产进修、学历考试、函授、岗位培训、双语骨干教师培训、课改培训、教学基本功培训等形式，先后组织教师参加自治区、地、县三级各类培训达47858人/次，其中继续教育培训29977人/次，课改培训2271人/次，“双语”培训3638人/次，学历培训5615人/次，校本培训6357人/次。通过改革用人机制，打破常规，不搞论资排辈，不讲学历职级，按照“庸者下、平者让、能者上”的标准用人，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教师队伍得到进一步优化。

目前，全县专职教师已达到2065名，其中特级教师4人，高级职称教师74名，中级职称教师603名；学历达标率分别达到：小学99.6％，初中98％，高中86.47％；59.46%的小学专任教师取得了专科以上学历，30.86%的初中专任教师拥有本科学历，教师资格认定人数为1960人，占教师总数的85%。

在加强师资建设的同时，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教师生活质量的提高，多年来，我县教师的政治、经济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先后投入资金数2400余万元，建设了教育园丁小区两个，建筑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教师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潜心从教，为本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辛勤耕耘，开拓创新，教师工作愈来愈成为大家崇尚和羡慕的职业。

以促进教育和谐发展为最终目的，社会支教重教氛围日益浓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县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大力实施科教兴泽战略，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党以重教为本、政以兴教为先、民以支教为荣，全社会尊重教师劳动、支持教育事业的良好氛围。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新建扩建大批校舍，真正做到了制订全县发展规划时优先考虑教育；财政拨款优先考虑教育；选拔干部优先考虑教育；为群众办实事优先考虑教育；对涉及教育发展的困难优先研究解决。确立了“一切让位教育事业、一切工作优先支持教育事业”的思路。

为确保教育经费得到有效保障，我县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教育局设立了教育经费核算中心，开设“教育事业经费专户”，对农村中小学实行“校财局管校用”的管理办法，切实杜绝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和截留的现象发生。同时，我县建立了贫困生资助体系，按照《自治区农村中小学贫困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制度实施办法》的精神，及时组成了贫困学生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将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按月及时拨付各学校，使贫困学生享受到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尤其“两免一补”政策实施以来，落实“两免一补”资金3061万元，40余万人次学生享受了这一优惠政策。为了更好的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解决实际问题，在全社会营造重教、支教、助教的良好氛围，我县先后制定下发了《泽普县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泽普县关于加强双语教学的实施意见》、《泽普县关于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泽普县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关于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泽普县教育十一五发展规划》、《泽普县中小学教师竞聘上岗试行办法》《泽普县县级领导联系学校、县直单位定点帮扶学校工作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不断推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30年来我县对教育投资2亿余元，给学校划拨10000多亩土地，先后完成了县二中、二小、三中、幼儿园、维高、三乡中学、三乡上古鲁巴格合校等一大批教学用工程，新建扩建校舍110000多平方米，改造危旧校舍面积66000多平方米，建设教职工住房30000多平方米，全县校舍总建筑面积现已达到200000余平方米。在加强基础建设的同时，县上还加大了对现代化教学条件的投入力度，学校现代远程教育工作得到长足发展，逐步建立了“多媒体渗透课堂教学”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全县各学校已配备计算机1200余台，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覆盖率达到了95%，惠及师生33000余名。

在加强学校硬件建设的同时，我县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建立促进泽普县教育事业发展的激励机制的决定》，对先进学校、先进老师和高考状元进行物质奖励，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营造出一个社会重教、支教的浓厚氛围。

篇3：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1 改革开放30年学校卫生工作发展历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决定实施改革开放, 并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一大批既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丰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 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魄的人才队伍。这不仅关系着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前途, 也关系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1.1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扬州会议”, 促进了学校卫生工作的恢复与重建 1979年5月15日至22日, 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在江苏省扬州市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扬州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大革命”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在客观评价改革开放前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开展情况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基础上, 总结交流了地方开展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经验。 会议研究了我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拨乱反正、恢复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 确立了学校体育卫生在整个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会议明确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提高对体育卫生工作的认识、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机构、不断完善学校体育卫生规章制度、重视体育卫生师资队伍建设。会议还讨论了《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 (草案) 》和《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草案) 》。会议对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的恢复与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2 2个《暂行规定》的颁布, 为学校卫生法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加强学校卫生工作, 预防疾病, 促进学生身体发育, 增进健康, 同时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部、卫生部1979年12月6日颁布了《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 (草案) 》、1980年8月26日颁布了《高等学校卫生工作暂行规定 (草案) 》。2个《暂行规定》对学校卫生保健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和管理等进行了规定, 明确指出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 改进学校环境, 加强防病措施, 防治学生常见疾病, 使学生的身体得到正常的发育成长。2个《暂行规定》的颁布为学校卫生法规建设奠定了基础。

依据学校卫生的两个《暂行规定》,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学校卫生的基础建设, 如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制订政策法规、加强学校卫生队伍建设等, 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卫生工作的发展。

1.3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制度的建立, 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1985年, 由教育部牵头, 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财政部共同组织开展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工作。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多民族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调研首次获得了全国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状况的基础资料, 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对教育、体育、卫生、民族工作的开展以及教育学、生理学、医学、优生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关中华民族的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数据资料。在1985年调研的基础上,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 由原国家教委等6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结果和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意见》[ (87) 教体字022号]中, 明确提出建立定期开展学生体质健康 (监测) 调研的制度, 以及时了解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可能出现的新的健康问题, 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制度的建立, 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4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学校卫生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90年6月4日, 经国务院批准, 国家教委、卫生部颁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基本要求、管理与监督。《条例》规定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学生健康状况, 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 改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 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监测”、“培养”、“改善”、“加强”八个字涵盖了学校卫生工作法制化的基本程序和清晰的运作蓝本, 一环扣一环地把学校卫生工作与学校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是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的基本法规, 是指导学校卫生工作开展的重要法律依据。它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学校卫生工作走向了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 标志着学校卫生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颁布后, 国家又相继制定了多项学校卫生标准。随着“条例”和“标准”的贯彻实施, 我国学校卫生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1.5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颁布, 为学校卫生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199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动员社会各方面和家长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 切实解决师资、经费、体育场地、设施问题, 逐步做到按教学计划上好体育与健康教育课。

《纲要》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颁布, 为教育改革和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规划, 是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纲要》对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提出了要求, 为学校卫生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1.6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提出, 将学校卫生工作的内涵和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9年6月15日,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3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会议对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发展,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了全面部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是提高民族素质, 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1999年6月13日,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决定》明确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 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培养学生的良好卫生习惯, 了解科学营养知识”。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提出, 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学生健康的关心和重视, 同时也进一步表明学校卫生工作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作用, 使学校卫生工作的内涵和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不仅要求教育工作者转变教育观念, 认识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知识、增长才智的场所, 更应是促进学生健康的场所;而且要求学校要把学生健康放在第一位, 把维护学生健康、促进学生健康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同时还要求以学生健康为本, 加强学校体育卫生工作, 通过上好体育课和健康教育课, 使学生树立自觉维护自身健康的意识,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与锻炼习惯, 形成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 “健康第一”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开创了良好的舆论和外部支持环境。

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颁布, 对学校卫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2007年5月7日,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 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意见》指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 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意见》强调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不仅关系个人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 而且关系整个民族健康素质, 关系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意见》要求和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意见》提出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卫生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既强调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要求, 也提出了加强学校卫生工作的要求, 包括:要把健康素质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用眼知识和方法, 降低青少年近视率, 学校每学期要对学生视力状况进行2次监测;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 确保照明、课桌椅达到基本标准, 改善学生用眼卫生条件;要确保青少年休息睡眠时间, 加强对卫生、保健、营养等方面的指导和保障;要积极开展疾病预防、科学营养、卫生安全、禁毒控烟等青少年健康教育, 并保证必要的健康教育时间;建立和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制度, 使青少年学生每年都能进行1次健康检查;建立和完善青少年营养干预机制, 对城乡青少年及其家庭加强营养指导;通过财政资助、勤工俭学、社会捐助等方式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伙食补贴标准, 保证必要的营养需要;切实加强对学校卫生的监督与指导;中小学要依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 设立卫生室, 配备校医或专 (兼) 职保健教师, 在卫生部门指导下开展学校卫生工作等。《意见》要求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 使我国青少年普遍达到国家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 使青少年耐力、力量、速度等体能素质明显提高, 营养不良、肥胖和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2007年5月25日, 国务院召开了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学生体质电视电话会议, 陈至立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全国共设了2 340个分会场, 18万多名校长收看、收听了会议。2007年6月, 教育部、卫生部分别印发了《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通知》。2008年1月20日, 国务院同意建立加强青少年体育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由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卫生部、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等7部门组成, 统筹协调青少年体育工作, 针对青少年体育工作和体质健康存在的问题, 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指导、督促、检查加强青少年体育的各项工作。2008年9月16日,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召开全国学校卫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要求, 就切实加强学校卫生工作、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 进行了全面部署。教育部部长周济、卫生部部长陈竺出席会议并讲话。

《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规格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文件, 对学校卫生工作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

2 改革开放30年学校卫生工作成就

2.1 学校卫生法规建设得到加强 1979年12月6日颁布了《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 (草案) 》、1980年8月26日颁布了《高等学校卫生工作暂行规定 (草案) 》。2个《暂行规定》的颁布, 为学校卫生法制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1990年6月, 在总结2个《暂行规定》实践的基础上, 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条例》是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第一部正式的行政法规。它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学校卫生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轨道。

为贯彻落实《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教育部及其有关部委在此后近20年时间里,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策文件和学校卫生标准, 相关政策和标准涉及学校卫生各个方面, 基本搭建出学校卫生法规建设和规范化建设框架。

——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教育部卫生部第14号令, 2002年) 、《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2005年)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上岗卫生知识培训基本要求》 (2006年) 等。

——学校疾病防控管理:《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 (1992年) 、《中小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方案》 (1992年, 2008年重新修订) 、《关于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2003年) 、《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的意见》 (2004年) 、《关于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 (2005年)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 (试行) 》 (2006年) 等。

——学校健康教育管理:《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1992年) 、《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1993年) 、《学校健康教育评价方案》 (1995年) 、《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 (2003年) 、《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2008年) 等。

——学生健康体检等健康服务管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 (2008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健康服务工作管理的通知》 (2009年) 等。

——学校卫生设施与条件建设:《中小学校卫生室器材与设施配备目录》 (1993年) 、《关于农村学校卫生厕所建造的指导意见》 (2004)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 (2008年) 等, 以及学校卫生相关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GB 7793-87) 、《学校课桌椅卫生标准》 (GB/7792-87) 、《中小学校教室换气卫生标准》 (GB/T 17226/1998) 、《黑板安全卫生要求》 (WS 99-1998) 、《中小学校教室采暖温度标准》 (GB/T 17225/1998) 、《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 (GB/T 3876-2002) 》等。

——学生营养改善:《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方案》及《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暂行管理办法》 (2000年) 、《关于推广学生营养餐的指导意见》 (2001年) 、《关于加强“学生饮用奶计划”管理的意见》 (2002年) 等。

——学校卫生机构及人员管理:《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工作规程》 (1995年)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工作规程》 (1998年)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 (2008年) 等。

2.2 学校卫生制度建设逐步完善

2.2.1 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调研 (监测) 与公告制度 为了解和掌握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及发展变化趋势, 及时为我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宏观决策、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从1985年开始, 我国逐步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调研 (监测) 与公告制度, 定期调研 (监测) 并公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已成功地组织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工作, 在基本摸清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现状以及动态变化状况的基础上, 建立了我国多民族学生 (7~22岁) 的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监测体系及基础资料系统。2002年, 在每5年开展1次大规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基础上, 又在全国14个省 (2008年又增加了3个省) 的部分地区和高等学校建立了“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 监测网络每2年开展1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所获得的基础资料, 是学校体育卫生最重要的信息, 是现代教育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基础, 它既可反映我们开展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质量、验证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 又是我们进行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

——198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本次调研由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共同组织实施。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观测点1 279个, 对汉族、蒙族、朝鲜族、畲族、土家族、黎族、壮族、瑶族、羌族、彝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白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藏族、东乡族、土族、撤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28个民族的7~22岁大中小学生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及健康4个方面29项指标进行了调查研究, 检测人数达984 872人, 取得原始数据14 779 341个。

——1991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本次调研是教育部、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民委、科技部等中央5部委共同组织实施的第2次全国性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调研覆盖全国 (除台湾省外的)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8个民族 (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白族、哈尼族、傣族、黎族、水族、纳西族、土族、撒拉族) 。其中汉族7~22岁大、中、小学生200 991人;17个少数民族的7~18岁中、小学生, 合计41 676人。调查内容包括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素质、健康检查4个方面的22项指标。

——199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由教育部等5部委组织实施的第3次全国性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调研覆盖全国 (除台湾省外的)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1个民族 (汉族、朝鲜族、壮族、瑶族、羌族、黎族、布依族、侗族、苗族、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佤族、藏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 。调查学校1 800余所, 调研人数31万人, 其中汉族7~22岁大、中、小学生253 007人, 20个少数民族的7~18岁中、小学生, 合计55 781人。调查内容包括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素质、健康检查4个方面的20项指标。

——2000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是继1985年以来的第4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由教育部等5部委共同组织实施。调研覆盖了我国除台湾省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1个民族 (汉族、回族、藏族、蒙族、朝鲜族、壮族、维吾尔族、瑶族、土家族、黎族、羌族、布依族、侗族、苗族、水族、傣族、白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 , 调查学校达1 947所, 调研人数达348 768人。其中汉族7~22岁大、中、小学生287 295人;20个少数民族7~18岁中、小学生61 473人。检测项目涵盖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运动素质、健康状况4个方面的22项指标。

——2005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教育部、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民委、科技部等中央5部委共同组织实施的第5次全国大样本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调研覆盖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汉族外, 还有回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壮族、维吾尔族、瑶族、土家族、黎族、羌族、水族、布依族、侗族、苗族、傣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白族、土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24个少数民族参加。调查学校1 320余所, 调研总人数383 216人。其中, 汉族6~22岁大、中、小学生303 363人;24个少数民族的7~22岁大、中、小学生, 合计79 853人。调研检测项目涵盖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身体素质、健康状况4个方面的24项指标。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由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站、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点学校组成。目前, 在北京、上海、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江苏、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重庆、甘肃、新疆、西藏和山西等17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建立了43个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站。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已分别于2002年、2004年、2008年开展了3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

2.2.2 建立了学生健康体检与健康档案管理制度 通过定期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 使学校、家长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 并根据学生存在的健康问题及时制订或采取相应健康干预措施, 以确保学生能以较为完美的身心健康状态完成各项学习任务。200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建立和完善学生健康体检制度, 使青少年学生每年都能进行一次健康检查,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体检的费用纳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其他学生由省级政府制定统一的费用标准和解决办法。2008年, 卫生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 对健康体检项目、经费解决途径、体检机构资质、健康检查结果反馈与档案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2.2.3 建立了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与报告制度 2005年, 教育部制定了《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对突发事件报告人、信息报告要求、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等级确认与划分、快速应急处置工作程序、善后与恢复等进行了规定和细化;2006年研制并运行了“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网上报告系统”, 为各地及时、规范上报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持;对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直属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人进行了培训, 明确了报告要求。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范围的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报告制度。

2.2.4 建立了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通报机制 2006年开始在定期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规律, 在各类传染病和食物中毒高发季节来临之前, 发布预警通知, 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指导。定期对各地发生的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落实防控措施等情况进行通报, 发挥通报的警示和交流作用, 促进各地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重视。

上述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制度, 构建了我国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法规与制度框架, 使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也促进了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管理的规范化。

2.3 学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成为全面促进学生健康的有效策略 开展学校健康教育既是教育学生的需要, 也是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学校有必要并且有责任通过健康教育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并提高自我保健的能力。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学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成为促进学生健康的有效策略。

1990年《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健康教育是学校卫生四大任务之一, 并要求学校应当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普通中小学必须开设健康教育课, 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应当开设健康教育选修课或者专题讲座。为贯彻落实《条例》, 1992年, 原国家教委和卫生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明确规定了对中小学健康教育的目标与基本内容。其中提出了我国中、小学生健康教育的目标是: (1) 增强儿童青少年的卫生知识, 建立完整健康的正确观念, 发展自我保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各种技能。 (2) 促进儿童青少年逐步建立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 自觉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改善生活质量, 为终身健康奠定良好基础。《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规定的健康教育的内容, 主要涉及人体生理发育、青春期生理卫生、个人卫生习惯、合理营养、环境卫生、体育锻炼、心理卫生、常见病预防以及安全与意外伤害预防等方面。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又颁布了《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试行) 》。根据大学生现有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要求必须掌握的健康知识, 提出大学生健康教育的目标是增进大学生的卫生知识, 使其进一步了解健康的价值和意义, 增强维护自身健康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提高自我保健和预防疾病的能力。帮助大学生自觉选择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消除或减少危险因素的影响, 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改善生活质量。其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 (1) 对健康的认识; (2) 大学生身心发展和疾病特征; (3) 心理卫生; (4) 学习卫生和起居卫生; (5) 饮食与营养; (6) 运动卫生; (7) 行为环境与健康; (8) 性心理与卫生; (9) 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治; (10) 急症自救与互救及用药知识等。随后, 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也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发布了《GB/T18206-2000:中小学健康教育规范》。这些文件是我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以后, 最初涉及到学校健康教育方面极具权威的国家级指导文件, 它们的颁布是学校健康教育正式步入科学化发展轨道的标志。

1994年, 原国家教委在其下发的《实行新工时制对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 (教学) 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明确规定:在活动类课程的“科技文体活动”中, 每周安排0.5课时用于健康教育, 使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有了课时保证。为了科学地评价学校健康教育的效果,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要求, 在对不同地区各类学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又正式下发了《学校健康教育评价方案 (试行) 》, 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在评价学校健康教育效果上, 提供了科学的、量化的和规范化的标准。

各地学校依照《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试行) 》有关的规定, 结合本地实际, 或开设健康教育课、或开设专题讲座, 并编写了适合本地实际并与课时配套的学校健康教育学生教材以及教师培训教材。与此同时, 国家还通过分层次、分地区地组织专门的培训班, 对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管学校卫生工作的专职人员、学校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相当一段时期内, 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呈现出教育有课时、课程有内容的蓬勃发展局面。在小学和初中, 健康教育的开展均是以开设健康教育课程为主, 同时辅以不同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在高中阶段的健康教育则多采用讲座以及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在大学等高等院校以选修课、讲座为主, 同时提供相应的其他形式的活动。1997年, 教育部对学校健康教育情况进行了抽查, 其结果显示: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52所中小学, 健康教育开课率达100%, 学生健康教育教材拥有率为100%, 96%的学校能够保证每周0.5课时的健康教育课, 92%的学校落实了健康教育教学计划。据此初步估计, 全国绝大多数省已在一定范围内开设了健康教育课, 健康教育活动的覆盖率在大城市达到90%, 农村为50%。由此显示, 健康教育已经成为学校卫生工作的一个主要手段, 在学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2001年后, 随着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健康教育被明确规定, 以学段划分整合进入到小学、中学的相应课程中。从一定角度来看, 这一项探索发展了健康教育与其他相关课程的相互结合与渗透, 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贯彻落实“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2004年, 为进一步了解课程改革实施后, 学校健康教育的开展状况, 在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的领导下,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湖南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开展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学校健康教育实施效果评价与对策研究”。该研究涉及全国26个省市, 共调查中、小学学校153所, 接受调查学生达8 008人, 同时还对8 000多名学生家长、771名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90%的中、小学生都认同学习健康知识的重要性, 并表示喜欢学习有关健康方面的知识。中、小学生健康知识的总体得分水平分别达到 (72.75±11.05) 分和 (74.56±16.83) 分。对教师和家长的调查结果也发现, 学校教师和家长都普遍认同在学校对孩子进行健康教育很有必要。由此看出, 学校健康教育在健康知识、信念、态度等方面带给学生以及学校、家庭的影响。

鉴于我国艾滋病预防的严重态势,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 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政策性文件, 以学校为基础的艾滋病预防教育也得以广泛深入开展。2003年, 教育部印发了《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 设定了“艾滋病预防专题教育”, 明确提出了相应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要求, 规定高中、初中学段分别要有4~6学时用于艾滋病预防教育, 并依照不同学段要求制定下发了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教学大纲, 以此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校预防艾滋病的课程教学与宣传教育活动;同时, 组织编制了一系列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师资培训教材和教学资料, 对农村地区学校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给予重点支持和扶持;加强了预防艾滋病教育管理人员与骨干师资培训, 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师资保障等。

随着全球范围对健康促进理论的认同与发展,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正式引入了健康促进和健康促进学校的概念。1995年12月, 在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下, 卫生部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学校卫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 印发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发展健康促进学校区域行动框架”。来自全国各省的卫生、教育部门代表约100余人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热烈讨论, 认为发展健康促进学校是促进学校卫生工作与健康教育的一种途径, 有利于推动我国《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的全面落实。自此, 各种健康促进学校的活动在我国开始启动, 并在此领域内开始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 如专题培训、翻译有关文件等, 整体介绍有关健康促进以及健康促进学校的概念、发展模式等。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卫生、教育部门密切合作, 先后开展了健康促进学校的各种试点项目和推广工作。这些研究与实践表明, 依照我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学校卫生状况,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促进学校的工作模式, 并与学校卫生的整体工作密切结合, 不仅促进了学校在教育过程中健康观念的确立, 学校管理者在办学指导思想上的转变, 还促进了学校卫生政策和规章制度的完善, 促进了学校的物质环境改善等。

2008年,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健康教育工作, 培养学生健康意识与公共卫生意识, 掌握健康知识和技能, 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教育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为指导,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试行) 》及新时期学校健康教育的需求, 对1992年印发的《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进行了修订, 并印发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遵循学校健康教育实施的基本理念, 即健康知识传授与健康技能传授并重、健康知识与健康信念、健康行为形成相统一, 以及循序渐进, 适时适度的原则, 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实施途径及保障机制。依照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况、心理发育水平、认知接受程度, 将中小学阶段划分为5级水平:小学低年级、小学中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 把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应急与避险等5个领域的内容合理有序地分配到该五级水平, 各水平互相衔接, 最终完成学校健康教育的总目标。《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颁布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学校健康教育的科学发展, 全面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同时将成为提高和改善我国全民健康素质的基础链条, 发挥更大和更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学校健康教育正以一条多元化的轨道全面发展。随着人们对生物、心理、社会三维健康观念的深入认识, 学校健康教育的内容不断涉入多角度与多层面, 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型, 逐步转化为以提高个人生活技能、预防各种健康危险行为并重的多维教育模式, 健康教育教学形式也从以教师为中心的宣教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式、参与式学习。而在学校发展健康促进也已成为我国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一种新的实践, 促使了全社会更加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 关注学校这一特定的场所。可以说学校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已经成为真正促进学生健康、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主要策略, 而这一策略在学校范围的广泛深入实施, 也在有效地预防学生常见病、传染病, 促进学生健康体质的整体改善上产生出日益重要的作用。

2.4 加强营养干预, 改善了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1997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学生营养午餐”、“将营养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教学计划要安排一定课时的营养知识教育, 使学生懂得平衡膳食的原则,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提高自我保健能力”。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01-2010年) 》明确提出:要加强对中小学生和家长的营养知识教育, 并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实施营养改善行动计划 (实施学生奶计划 (城市地区) 、推广学生营养餐) 。2007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开展科学营养等健康教育, 建立和完善青少年营养干预机制, 对城乡青少年及其家庭加强营养指导;通过财政资助、勤工俭学、社会捐助等方式提高农村寄宿制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伙食补贴标准, 保证必要的营养需要;建立青少年营养状况监测机制。

为了改善我国中小学生的营养健康状况, 我国先后实施了国家“大豆行动计划”,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中小学生豆奶计划”、“学生营养餐”等营养干预措施。

2.4.1 国家大豆行动计划 针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县 (市) 农村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存在的问题, 1995年, 卢良恕院士等22位专家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实施“大豆行动计划”的建议》, 拟利用我国丰富的大豆资源, 为中小学生提供营养丰富的豆奶等大豆制品。《关于实施“大豆行动计划”的建议》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批准。同年6月30日, 国务院召开了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会议, 就成立“大豆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及有关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1996年1月, 成立了由农业部、卫生部、国家教委和国家轻工总会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1996年3月, 4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实施“大豆行动计划”的通知》, 确定了10个经济欠发达的县 (市) 和2个经济较发达县 (市) 作为国家以推广中小学生课间豆奶为主的“大豆行动计划”的试点, 并就在管理、监督、指导和试点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的责任以及资金提供等方面做出了细致的安排。

在1996-2000年试点工作中, 国家大豆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及下属办公室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和领导批示, 精心组织和实施, 发挥多部门协调, 多学科协作的作用, 依靠当地政府的领导与试点学校的积极参与, 使这项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不仅圆满完成了试点任务, 而且扩大了示范效应,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6年9月至1997年年底,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所通过对试点学校学生的检测结果显示, 饮用豆奶改善了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男生血红蛋白均值试验组比对照组提高1.7 g/L, 女生血红蛋白均值试验组比对照组提高1.0 g/L,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生试验组贫血率由21.7%下降至13.8%, 下降了7.9个百分点, 比对照组多下降2.2个百分点;女生由26.4%下降至17.9%, 下降了8.5个百分点, 比对照组多下降1.2个百分点。试验组的体重具有较明显的增长趋势, 特别是12~15岁男、女生分别比对照组多增长1.25 kg和0.86 kg。在身高方面也有一定改善。调查同时显示, 在欠发达的地区饮用豆奶的效果更为明显。

2.4.2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2000年8月, 经国务院领导批准, 由农业部牵头实施的“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是借鉴国际经验, 为改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 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向在校中小学生提供由定点企业按统一质量标准生产、配送的学生饮用奶的专项计划。为保证此项工作的有序、规范开展, 成立了由农业部牵头, 中宣部、教育部、卫生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委参加的部际协调小组, 具体负责“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 并先后印发了《关于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通知》、《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实施方案》、《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暂行管理办法》、《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申报认定暂行办法》、《中国学生饮用奶标志使用暂行管理办法及使用规范》、《关于加强“学生饮用奶计划”管理的意见》等文件。

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分步实施、逐步扩大范围的工作步骤。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必须将营养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作为基础并贯穿其中, 通过宣传让家长、学生乃至全社会了解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意义和目的, 了解牛奶的营养价值及相关营养科学知识, 以此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开展。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原则”, 在实施过程中, 学生、家长按照自愿的原则, 自行决定是否在校购买或饮用“学生饮用奶”, 有关部门或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学生统一订购。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地方和学校, 应按照相关要求在国家认定的定点企业中进行招标, 自主选定供奶企业, 并签订供货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从1999年12月开始到2001年末, 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5个城市进行试点, 取得了初步经验。200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工作会议确定, 将实施“学生饮用奶计划”扩大到具备条件的其他省会和重点城市。据2008年统计, 目前全国有24个省 (区、市) 的171多个大中城市的1万多所中小学, 推广实施了“学生饮用奶计划”, 学生饮用奶日供应量达到351万份。在努力巩固和扩大城市中小学推广成果的同时, 一些地方也开始向具备条件的农村中小学推广学生饮用奶工作。自2000年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正式启动以来, 取得了明显成效, 不仅改善了青少年的营养状况, 增强了青少年的体质 (相关调查表明, 中小学生经过较长时间饮用牛奶, 体重、身高、体脂、胸围、上臂围等指标都有显著提高) , 引导了牛奶健康消费, 促进了公众树立科学的饮食和营养观, 同时, 还拉动了奶业的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奶牛养殖、乳品加工等行业的发展。

2.4.3 学生营养餐 学生营养餐是以保证学生生长发育和健康为目的, 生产单位根据平衡膳食的要求, 在严格卫生消毒条件下向学生提供安全卫生, 符合营养标准的色、香、味俱佳的配餐。学生营养餐计划是在政府倡导和推动下, 主要在大中城市实施的以午餐为重点、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营养改善计划。

2000年9月, 教育部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了“全国中小学营养工作研讨会”。会议在传达和学习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生营养工作及实施营养餐的指示精神的基础上, 就推进实施中小学营养餐等营养干预工作等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会议要求把学生营养餐的组织实施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措施纳入教育工作, 进行统筹安排;要对组织实施学生营养餐的工作进行认真的研究、规划, 选择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或学校开展学生营养餐的试点工作, 要抓一批起示范作用的试点地区和学校, 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扩大试点面;要把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作为推进学生营养餐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 对学生进行科学引导, 对家长进行宣传发动, 为推进学生营养餐的实施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在健康教育课时中安排必要的营养教育内容,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活动, 向学生传授营养科学知识, 培养学生科学的饮食观念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要把营养餐的实施过程作为传播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学生良好饮食习惯的教育过程。同时, 还强调实施学生营养餐必须争取政府的领导及各有关部门的配合, 充分发挥卫生部门的监督、指导作用, 通过他们对营养餐生产企业、学校食堂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严格地监督、经常性的监督、指导, 严把食品卫生关, 防止食物中毒的发生。

2001年国家经贸委、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广学生营养餐的指导意见》, 对学生营养餐实施工作提出工作指导, 即:要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校组织、家长自愿”的工作方针,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 动员各有关部门、生产企业、中小学校、民间团体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要因地制宜, 探索学生营养餐的发展途径与作法;要坚持质量第一, 把好卫生关;贯彻科技支持;要开展宣传教育, 取得全社会支持;要与现有大豆行动计划、学生奶计划等专项计划相配合。

目前, 学生营养餐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 取得了成效。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先后约有30多个城市开展了营养午餐, 其中北京、上海规模最大。总的看来, 我国学生营养餐事业正在由局部试点走向扩大推广;由作坊式制作走向机械化、自动化、工厂化生产;由传统家庭生产、家庭式管理走向现代企业管理;由单凭经验烹调走向依据营养食谱制作;由单一营养午餐走向供餐多样化和个性化;由大城市为主走向中小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2006年, 对长春市某小学为期1年的营养餐效果观察, 通过比较生长发育指标及学生营养不良患病情况, 发现实验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食用营养午餐, 可摄入充足而平衡的各种营养素, 对身高、体重的发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以及实施上述营养干预措施, 促进了学生的营养健康水平的提高。1995年、2000年、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结果表明, 我国城乡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的生长水平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城乡学生中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持续下降, 营养状况继续得到改善。如, 2000年与1995年相比, 7~18岁学生身高平均增长量为0.35 cm, 体重的平均增长量为0.63 kg, 胸围的平均增长量为0.58 cm;2005年与2000年相比, 7~18岁汉族城男、城女、乡男、乡女身高又分别平均增长0.70 cm, 0.31 cm, 1.00 cm和0.69 cm, 体重分别平均增长1.52 kg, 0.82 kg, 1.32 kg, 0.92 kg, 胸围分别平均增长 0.24 cm, 0.14 cm, 0.26 cm和0.16 cm。城乡学生中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进一步下降, 如, 2000年与1995年相比, 7~18岁中小学生的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下降了1.1%~7.6%, 19~22岁大学生的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下降了10.5%~31%;2005年与2000年相比, 7~22岁汉族城男、城女、乡男、乡女低体重及营养不良检出率又分别下降了2.1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

2.5 加强学生疾病预防, 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2.5.1 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取得成效 1992年卫生部、国家教委、全国爱卫会联合下发的《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 对贫血、龋齿与牙周疾病、营养不良、沙眼、近视眼、肠道蠕虫感染等6种常见疾病防治工作目标、防治策略和措施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教育、卫生部门按照《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 通力配合, 不懈努力, 使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995年、2000年、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城乡学生贫血患病率、龋齿患病率、肠道蠕虫感染率呈现持续下降。

——低血红蛋白检出率持续下降。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2000年与1995年相比, 汉族7岁年龄组城男、城女、乡男、乡女的低血红蛋白检出率分别由28.3%降至20.7%, 29.0%降至23.4%, 33.4%降至25.8%, 35.4%降至27.8%;2005年低血红蛋白检出率与2000年相比, 又分别下降7.8, 9.7和5.8, 3.4个百分点。

——龋齿患病率呈下降趋势。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2000年与1995年相比, 汉族12岁年龄组城男、城女、乡男、乡女的恒牙龋齿患病率分别由24.74%降至16.24%, 31.68%降至19.24%, 15.37%降至11.15%, 17.86%降至15.66%;2005年与2000年相比, 7岁城男、城女乳牙龋齿患病率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5.9个百分点和7.1个百分点。

——蛔虫感染率降低。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2005年与2000年相比, 7岁、9岁汉族乡男、乡女粪便蛔虫卵检出率分别为8.14%, 8.38%和6.57%, 7.29%, 比2000年分别下降了2.6, 1.3和2.3, 1.3个百分点。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蛔虫感染率已下降至1%以下,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另据2000年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终期考评结果显示:曾经严重威胁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沙眼, 其患病率也大幅度下降, 城乡学生的沙眼患病率分别从1992年的15.88% 和17.87%, 下降到 1995年的9.4%和11.94%, 到2000年, 又进一步下降为7.5%和8.0%。

2.5.2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得到加强 为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控制和减少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确保学生身心健康, 教育部和相关部委采取了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加强培训、加大检查等一系列有力举措。

依据《食品卫生法》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规章和文件, 依法管理学校食品卫生工作。2002年,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以部长令形式颁布了《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2003年, 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03]69号文件进行了转发;2005年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教育部印发了《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预案》;2006年卫生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 (试行) 》等。

建立了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通报机制。在定期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规律, 在各类传染病和食物中毒高发季节来临之前, 发布预警通知, 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指导。定期对各地发生的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落实防控措施等情况进行通报, 发挥通报的警示和交流作用, 促进各地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重视。

将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纳入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培训计划。自2005年起, 将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内容纳入国家教育学院干部培训计划, 定期对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高校领导进行相关政策培训;从2006年起, 通过“送培训到地方”的形式, 对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和学校领导进行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管理的专项培训。到目前为止, 已有近万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和学校领导接受了培训, 对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管理水平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加强对学校食堂规范化管理。与卫生部共同推进学校食堂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通过等级达标挂牌, 促进了学校食堂的分级管理;初步建立了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上岗培训制度, 组织编制了针对学校食堂管理及从业人员培训的多媒体教学片《学校食堂卫生管理操作规范》, 并配发至各地学校, 指导、规范和推动学校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食堂从业人员培训工作;建立了学校卫生人员培训基地, 定期对学校卫生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加大了对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检查督导的力度和频度, 每年组织开展学校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控的专项检查, 有效促进了各地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和相关措施的落实。

通过上述措施,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得到了加强, 有力促进了各地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重视, 极大地提升了学校有效预防、及时控制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有效遏制了学校传染病、食物中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上升趋势。

2.6 学校教学与生活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保障了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的卫生与健康 改革开放30年来, 为了给学生创建一个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学习、生活环境, 确保学校教室、食堂、饮用水、厕所等教学与生活设施 (设备) 符合卫生要求, 国家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学校卫生标准, 如,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学校课桌椅卫生标准》、《中小学校教室换气卫生标准》、《黑板安全卫生要求》、《学校课桌椅功能尺寸》等。教育部与相关部委按照国家要求, 也相继印发了《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关于农村学校卫生厕所建造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农村学校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等, 这些标准和文件的颁布, 既为改善学校教学与生活设施 (设备) 提供了技术规范, 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各地学校教学与生活设施的改善。

2003年开始, 国家相继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新农村卫生新校园建设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等, 统筹解决农村学校急需改造的学生食堂、宿舍和厕所等生活和卫生设施。许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中央的带动下, 通过多种渠道, 积极筹措资金, 努力改善学校食堂和饮水设施, 如, 河南省实施了“农村初中食堂改造工程”;江苏省实施了以改善农村中小学食堂、饮用水设施等为主要内容的“六有”工程;浙江省为解决学生安全饮水问题, 实施了农村学校改水工程等。

通过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 使学校教室、食堂、饮用水、厕所等教学与生活卫生设施与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对促进学生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2.7 学校卫生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 学校卫生工作网络逐步健全, 学校卫生队伍日益壮大、能力不断加强, 对推动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促进各项学校卫生措施的落实, 提供了保证。

目前, 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行政部门均设置了体卫艺处, 配有专人分管学校卫生工作;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也设置体卫科 (股) 或配备了专职或兼职人员, 负责学校卫生工作的管理;部分地区还组建了区域性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近200个;各高等院校建立了校医院或卫生科, 城市中小学及部分农村中心小学以上的学校还设立了卫生 (保健) 室, 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卫生保健人员。基本形成了省、地、县、校四级学校卫生工作网。此外, 还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体育卫生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卫生保健分会、中国预防医学会儿少卫生分会、中国健康教育学会学校分会等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 以及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全国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专家指导组等业务指导机构。

在加强学校卫生工作网络建设的同时, 各级教育部门还加大了对学校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为了提高学校卫生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知识水平, 使其适应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2002年, 教育部分别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南大学建立了学校卫生骨干人员培训基地, 启动了学校卫生骨干人员培训计划, 并拨出专款开展培训。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卫生人员培训工作也给予了重视, 并把拓宽与更新学校卫生人员知识面和知识水平, 提高学校卫生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学校卫生人员参加培训提供相应的条件和机会。至今已有近万名学校卫生人员接受了国家或地方组织的培训, 极大地加强了学校卫生人员能力的建设, 从而保证了学校卫生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篇4：地理教育近30年改革与发展回顾

近30个暑往寒来，经过几代地理教育工作者的精心培养与无私奉献，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对我国地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与学术贡献越来越大，社会影响与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历史证明，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对推动我国地理教育的发展、改革与创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学会得到了上级领导机构的支持与重视、教育界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与好评，同时得到广大基础教育一线地理教师的信赖与拥护，成为推动我国地理教育不断前行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学术团体。

一、学会初创，翻开地理教育新篇章

1981年9月，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在张予桢、褚亚平、褚绍唐、陈尔寿等人的倡议筹备下，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研究会章程(草案)》对学会的性质、指导思想、研究目的等作出规定。《研究会章程(草案)》中提出，“地理教学研究会，是进行地理教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受中国教育学会直接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团结广大地理教育工作者，以中等学校的地理教学为研究重点，兼顾小学地理教学研究，以地理教学法学科为研究系统，理论与应用并重，开展地理教学研究工作，促进地理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次学会成立大会还选举出首届共40名理事。理事会按照会章，协商选举常务理事11名，组成常务理事会，张子桢为理事长，褚绍唐、褚亚平、陈尔寿、徐建滨为副理事长，秘书长由褚亚平兼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理教学研究会也相继成立，我国地理教育事业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二、专家聚集，推动地理教育改革与发展

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汇集了众多地理教育界著名专业学者，如张子桢、褚绍唐、褚亚平、陈尔寿、徐建滨、曹琦、孙大文、王效乾、陈澄等地理教育专家。老一辈地理教育家与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满怀理想，以地理教学研究会为纽带，深入地理教学一线开展广泛调查与研究，对我国地理教育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褚姆唐我国第一位地理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创办我国第一个地理教育硕士点，曾参与制订新中国第一个地理教学大纲，其著作《新中国地理》、《地理教学法》等影响深远，主编多部中学地理教材。

褚亚平首都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褚亚平先生在地理教育学科建设方面做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探索，提出要把地理教学法学科向地理教育学方向发展。1992年，楮亚平先生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地理教育学》专著。除地理教育学研究外，褚亚平先生还涉足地名学的研究。

陈尔寿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学家，《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副主编，多次参与全国高考地理命题、审题工作，全国一、二、三届中小学教材(地理)审定委员。

陈澄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地理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国家基础教育地理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基础教育教材审查组组长、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继续教育教材审查委员、上海市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高考命题专家组地理学科组组长、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青年教师课题评审委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义务教育地理教材主编。

另外，学会还聚集了一大批投身于全国地理教育改革浪潮之中的地理教育专家学者，他们参与教育部地理课程标准研制组、全国中学地理教材的编写，主持国家级和部委级教育科学课题，出版各类地理教育的专著与教材，成为全国地理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支骨干力量。

三、学术研讨，开展全国地理教育广泛交流

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举办各种主题的专题研讨，以分析地理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并在地理教学实践活动中汇总新的课题，利用研讨会进行思想的碰撞，在学术研讨与教学实践的循环往复中推动地理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下为不完全列举学会自成立以来的全国性地理教育学术活动。

1982年3月，在济南举办“地理教学手段研讨会”。同年8月。在兰婀举行“地理教育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研讨会”。

1983年10月，在洛阳举行“在地理教学中如何发展学生智能的研讨会”。

1984年11月，在太原联合举行“中小学地理课程结构与教材体系研讨会”。

1985年8月，在昆明召开学术年会，澳门培正中学黄就顺先生应邀出席介绍了该校设计和建立地理专用教室的经验。

1986年11月，在上海举行“地理教学图学术会议”。

1988年11月，在厦门召开“地理教育为乡土建设服务研讨会”。

1991年10月，在西安举行“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暨1991年综合学术年会”。

1993年8月，在山西忻州举行“地理国情教育经验交流会”。

1994年5月，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1994年综合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1995年1月，在杭州市召开了秘书长工作会议。同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题为“突出素质教育、坚持课程改革、推动地理教育现代化进程”的1995年综合学术年会。

1997年7月，在重庆召开“地理素质教育与地理教育改革”为主题的学术年会。

1998年5月，在天津举办“第一届全国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制作研讨会”。同年，学会举办第三届全国中学地理教学论文评选。

1999年4月，在深圳举办“第二届全国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制作研讨会”；同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1999年综合学术年会暨理事会全会”。同年，学会举办第四届全国中学地理教学论文评选。

2000年10月，在浙江绍兴市召开学会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

2001年，在浙江省桐乡市召开学术年会暨建会20周年庆祝会。

2002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第三届全国信息技术地理教育应用研讨会”。

2003年11月，在青岛举行“新的地理教学理事会的改选和课程标准征求修改意见”两个议题的年会。

2004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2005年11月，在成都召开“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暨地理新课程改革成果学术交流会”。

2006年11月，在香港召开“2006年学术年会暨‘地理课程改革与有效教学两岸四地研讨会”。

2007年11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以“新课程背景下地理教师的专业成长”为主题的学术年会暨第6届理事换届选举代表大会；同年，举办第六届全国中学地理教学论文评选。

2008年12月，在福建省南安市召开“2008年学术研讨年会暨第7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大会围绕“地理课程改革回顾与展望”主题，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地理课程改革进行了深入研讨和反思。

2009年8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2009年全国高师地理课程与教学论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将在云南玉溪召

开主题为“新课改视野下的地理优质课堂教学”的学术年会。

四、创办会刊，搭建地理教育交流与学习平台

为便于会员之间的交流、不断提高地理教育教学实践的理论水平，学会于1986年确定《地理教学》杂志为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会刊。《地理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9年的《地理教学丛刊》。

新中国成立后，可供地理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发表的期刊，仅有《地理知识》一本，且仅设一个相关的“地理教学”栏目，广大的地理教育工作者尚无一个可以进行广泛交流教育教学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的园地。为了促进地理教育教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的蓬勃兴起，加强地理教师彼此间教学经验的交流，切实解决地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有效推动地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959年，褚绍唐先生会同当时上海教育学院的黄杰民等人，开始着手组稿，编辑面向广大基层地理教育工作者的《地理教学丛刊》。《地理教学》历经丛刊到期刊，不定期发行到定期发行，季刊、双月刊到月刊，尤其在被定为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会刊以后，内容不断扩充，充分发挥了地理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协作的中介与平台作用。《地理教学》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上海分公司向海外发行，这也是我国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地理教育工作者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一个重要途径。

目前，会刊《地理教学》杂志已形成了“地理纵横”、“教学研究”、“高中地理”、“初中地理”、“教学经验”、“试卷交流”、“教研员园地”、“教学拾贝”、“资料集锦”和“地理视野”等固定栏目为主干、专题栏目为补充的结构框架。通过《地理教学》这个平台，地理教育工作者之间地理教学理论的探讨、教学方法与教学心得的交流得以高效共享与交流。

五、今日学会，努力承担地理教育发展时代重任

经过28年的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内设组织机构进一步专业化、高效化、科学化，近几届的学会下设：计算机辅助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要针对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学地理教学与信息技术在促进师生教与学的有效整合；中学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要针对中学地理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高师地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主要针对高等师范院校地理教学论学科建设与发展、地理教师教育理论研究；出版编辑工作专业委员会，主要针对出版社、杂志社等平面媒体的地理教学研究。地理教学研究会的4个专业委员会及秘书处，与各省级地理教学研究会开展密切协作，已开展相关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2008年举办的全国优质课评比活动，得到了省级地理教学研究会的大力响应与积极参与。

如今的地理教学研究会会员行业部门构成广泛，年龄结构合理，在吸收从事地理教育理论研究的高等院校地理教学论教学与研究人员、中等学校地理教学的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的同时，也积极吸纳地理教材编制与研究、教学地图研制、地理教育书刊和电子出版物编辑工作者，以及有志于投身地理教育事业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还包括广大地理爱好者。地理教学研究会的活动也逐步走向有序化、规范化、实用化。

地理教学研究会认真贯彻落实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精神，努力为地理教育工作者提供课程改革的相关教学信息与教学资源，解答教育工作者在课程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积极将地理新课程理念、经验与成果送入千千万万地理教育工作者的手中。地理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陈澄、夏志芳、袁孝亭、林培英、袁书琪、李家清、王民、段玉山等参与国家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地理教学研究会的会员发表了多篇有关地理课程改革的论文，出版多部相关著作，对地理课程改革具有指导意义，有力地推动了地理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

六、学会未来，继续完成地理教育的历史使命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地理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地理教学研究会将建立健全会员发展与管理制度，完善会员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确保高效及时地做好会员服务工作。地理教学研究会也在一如既往地策划开展一系列相关活动，如地理教师课堂教学技能赛、地理多媒体课件制作赛、地理教师理论进取论文赛、中学生地理知识大奖赛；公益性、学术性活动，如地理教学对口支援活动、中学地理教师学术论坛；运用计算机网络搭建新的沟通与教育平台，如“地球小主人”(面对小学生的地理普及型教育网站)、“地理教师之家”(针对地理教师专业成长、心理咨询等方面开设的主题网站)、中学地理名师培养行动等。以此切实履行地理教学研究会为地理教学事业服务、为地理教育工作者服务的宗旨。

篇5：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以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财政体制不断迈进的30 年，是促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30 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财政改革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30 年。

一、30 年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1978 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则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在传统体制下，经济运行呈现高度的行政性指令状态，资源配置则采用行政性的计划安排；国民收入分配以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和低工资为基础，财政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财务体制；财政收入由企业利润上缴形成，财政支出呈现“城市财政”特征，对城市大包大揽，对“三农”仅是农业生产有专项扶持渠道，地方和企业无财力自主权。1979 年，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我国的财政体制拉开了改革的大幕。

（一）前15 年：艰辛探索改革方向。

为解决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财政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突破，先后经历了分级包干、分税包干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三个阶段。1980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经济体制与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按照划分的收支范围，核定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地方上缴比例、中央定额补助等收支指标，原则上5 年不变；按照核定的指标，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多收可以多支，少收相应支少。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缺陷明显，收支指标的核定缺乏客观性，“鞭打快牛”和“机会主义”并存，中央、地方“计价还价”的现象频繁发生。实行分级包干体制期间，实施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国家财政收入由利税并重转向以税为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因此，1985 年和1988 年先后两次改革财政体制。1985 年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按照“利改税”后的税种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财政收入分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地方财政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三类。1988 年实行中央地方大包干财政体制。主要内容是，全国3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除广州、西安的财政关系仍分别与广东、陕西两省联系外，对其余37 个地区分别实行不同形式的包干制，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以前，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财政改革不可能走向清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对接的体制目标。多种体制并存，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解决财政体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化问题，因而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失调，以至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明显下降。

（二）后15 年：建立分级分税制体制。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正式明确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财政改革作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适应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1994 年，立足我国国情，并借鉴发达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经验，我国建立了分级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在原包干体制确定的地方上解和中央补助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分一返”的形式，重点对财政收入增量进行调整：一是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事权”，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地方各级政权机关运转所需经费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二是根据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按照税制改革的税种设置，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将涉及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是与分税办法相配套，分别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中央固定收入和共享收入，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地方固定收入。四是税收返还承认现状，分省分别确定税收返还的数额。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 年为基期年，按照1993 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 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保证地方既得财力。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还有针对性地对财政体制运行中的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包括1997 年调整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1997年、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多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2002 年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按市场经济原则，将企业所得税由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改为中央、地方统一按比例分享；2004 年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第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1995 年起，中央对财力薄弱地区实施了过渡期转移支付，2002年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合并因分享增加的收入，统一为一般性转移支付；2000 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1999—2004 年，安排调整工资转移支付资金；2005年开始，实行对县乡“三奖一补”财政奖补转移支付制度。同期，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为配合实施中央宏观政策目标和推动重大改革的要求，新增了一些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如对农村税费改革、天然林保护工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专项补助等，初步建立了比较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体系。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事实证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辉煌成就。一是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的增长机制。实行分税制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全国财政收入从1993 年的4348.95 亿元增加到2007 年的51304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9.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从957.51 亿元增加到27738.99 亿元，年均增长27.2%； 地方财政收入从3391.44 亿元增加到23565.04 亿元，年均增长14.8%，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双赢”。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提高，由1994年的10.8%上升到2007 年的20.8%。

二是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1993—2007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提高，从22%上升到54%。财力的适度集中大大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3 年以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国家财政相机抉择，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张取向的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保证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建立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大幅度地缩小了东、中、西部的财力差距，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

三是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革完善税制是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基本条件，又是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制度基础。1994 年，与分税制改革相配套，我国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税制，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从机制上推动了政企分离，推动建立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加快了“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步伐。截至2007 年8月，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重已达到64.2%。

四是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步入依法组织收入的轨道，同时，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财政补贴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为企业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从而保证了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公平有序竞争，强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了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1994—2006 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工业产值从16100 亿元增长到48798 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1.94%提高到61.19%。

五是支持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94 年以来，财政改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支持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突出表现在6 个方面：一是加大支持“三农”力度，建立了“四免除、四补贴”的强农惠农制度，即免除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屠宰税，对种粮、良种、农机购置、农资综合实行补贴；二是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度；三是建立并不断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五是建立健全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六是不断加大支付体制改革成本力度，支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宝贵经验。

一是注重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在改革前15年的探索中，财政体制一直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始终未能解决体制的科学性、规范化问题。分税制改革首先确立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大积极性”新理念，通过明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界限，促进了各级政府的理财思路从短期“博弈谈判”转向长期“增收节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各级政府在狠抓财政收入的同时，不断强化财政支出管理，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

二是注重突出财政增收与财力相对集中两大主题。从分税制国家的一般经验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普遍在60%以上，许多在80%以上。我国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 为重要目标，1994 年到2006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达到52.4%。虽然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从我国地方政府级次多、承担事权较多的实际看，比较适合国情。实践证明，财力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办大事，也办成了多年来想办而没有能力办的大事；同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

三是注重明确政府“出资人”与“管理者”两个身份。1994 年以前，我国始终在“税利合一”的分配框架中徘徊，每次改革都走向极端。伴随分税制改革进行的“税利分流”改革，清晰界定了政府“国有资产出资人”和“社会公共管理者”两种身份，财产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两种权力，利润和税收两种收入，从而规范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在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实施国有企业利润免缴政策，有力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四是注重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两个关系。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深刻体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职能作用和活动范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体制运行中涉及的经济关系由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突出“市场功能”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向共同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五是注重兼顾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大目标。财政是庶政之母，财政工作涉及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方面。财政体制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基础。因此，支付改革成本，财政责无旁贷；支持重大改革，财政义不容辞。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国家财政始终着眼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局，在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的同时，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主动埋单”，推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在总结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历史性经验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政府间事权划分与政府支出范围尚不够明确，省以下财政体制仍不够完善，转移支付结构还不够科学，专项资金的设立存在交叉重复等问题。这些都属于发展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快建立起一个“财源巩固、分配科学、管理规范、充满活力”的体制，继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

以公共产品层次性为基础，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以效率优先、节约行政成本为原则，全国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性质的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提供国防、外交、司法、本级行政等纯公共产品，以及高等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同时，立足国情，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给予引导和补助，待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后再下放地方。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应由地方承担，地方政府应以满足区域内社会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做好本地区行政、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事业发展的支出管理。对中央与地方共同承

担的事务，要明确各自负担的比例。对具有跨地区性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要分清主次责任，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或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承担，如跨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和流域治理等。以发挥市场基础功能作用为原则，进一步调整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界定政府与市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责权边界，明确政府主要行使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以“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为原则，凡是市场能够办得了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尽快退出；凡属于社会公共领域事务，市场又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对介于两者之间的，财政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对竞争性、经营性领域的投资，地方政府应该完全退出，中央政府只适当参与一些特大型、长周期、跨地区的项目，以及高科技等对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并增强风险投资功能，转变政府投资运作机制。财政支出加强的主要方面应是优化结构和协调发展，如：以增加“三农”支出为重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增加教育、科技支出为亮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增加节能减排支出为着力点，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以减少预算级次为突破，进一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层级较多，建立规范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收支划分解决，必须依靠预算管理体制创新。当前，要加快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在保持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尽可能将预算级次从五级减化为三级。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减为三级政府架构，并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通过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建立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促使省级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

篇6：改革开放30年泽普教育事业发展成就回顾

——30年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翻天覆地大变化的30年，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大发展的30年。30年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伴随中国改革发展的雄劲步伐，在开拓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人民政协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政协事业呈现出新辉

煌。

一、人民政协事业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政协是继其初创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一辉煌灿烂时期。人民政协工作有许多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

1、人民政协理论新成果。一个制度的创立和完善，一项事业的开拓与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支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创立，是建立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长久以来，学界、政界大多认为统一战线理论就是人民政协理论，政协没有独自理论，她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部分。这样认定虽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客观性，但是，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仅只统一战线理论难以提供全面科学的理论支撑与指导。因此，30年来，人民政协理论研究最为活跃，其成果有创造性发展，集中体现为贾庆林在全国政协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暨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贾庆林从关于新时期人民政协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依据，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关于新时期人民政协的任务，关于人民政协的职能，关于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关于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原则和作风等八个方面，对邓小平关于人民政协的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阐述，并且对邓小平之后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了理论概括。贾庆林讲话回答了人民政协有没有理论和有什么理论的问题，且初步构架了人民政协的理论体系。中共中央《意见》，是党关于人民政协理论和方针政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其重大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即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人民民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人民政协理论源于三者，但又不是三者的简单拼图，而是在从属与拓展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意见》还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重要形式。这是又一创造性的重大理论概括。理论的价值和作用是全面的综合的长期的。这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成果，既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又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长远而重大的指导意义。

2、人民政协性质新定位。30年来，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体现是关于人民政协性质的定位。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组织”。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政协章程采用同样表述。1978年的章程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1982年通过的章程认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1994年通过的章程修正案，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2004年章程修正案进一步修正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共中央《意见》对政协性质的定位与2004年章程修正案一致。

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对政协工作的开展和政协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3句话的定位赋予人民政协新的历史使命和政治功能，既是30年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成果，又是推进政协事业新的强大动力。虽然对人民政协性质的认识仍有差异，有学者提出，一个组织的性质只有一个，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笔者认为，3句话的性质统一人民政协，既生动地体现了人民政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制度独创性，又科学的概括了政协组织的历史特色和政治功能，对人民政协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