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性声明

公正性声明（共7篇）

篇1：公正性声明

公正性声明

1、本中心质量活动的运行符合《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国认实函[2006]141号）的标准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对所有的检验样品进行独立、公正、准确的检测，对所出具的检测结果、报告负责、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2、本中心不从事任何影响公正地位的活动；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实验室工作纪律和其他规定，不受任何影响检测准确性因素的干预。

3、实验室所出具的检测报告的公正性和技术鉴定结论的真实性，不受任何来自内外部的行政、商业、金融或其他方面不良影响的干扰并防止商业贿赂。

4、本中心对所有资料、样品以及检测结果与结论有严格保密的义务，充分保证和尊重客户的专有权，任何人未经同意和批准，决不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特别是患者的隐私信息资料，为本实验室的一级保密范围，除了客户本人外，不对他人提供咨询服务。

5、未经客户同意，本中心工作人员决不对客户提供的方法、材料及有损客户秘密的信息、关键数据或事件等对外提供或发布，不使用有损客户利益的方法、数据或图表等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等，严格执行《客户机密与专有权保护程序》的规定。

6、本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恪尽职守，竭诚为各界朋友和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并接受各界人士或单位对我们公正性的监督和检查。

篇2：公正性声明

宝二发电公司电站锅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中心主要承担锅炉操作和锅炉水处理的培训考试工作，为确保我考试中心工作的权威性、公正性，特声明如下：

一、我中心以增强政府（质监局）和客户满意度为管理目标，以确保特种设备安全为目的，认真贯彻“依法考评、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对所有客户提供客观、公正、准确的培训考评服务。

二、严格遵守国家特种设备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认真履行特种设备法律、法规所赋予的职责，保证培训考核活动获得必要的资源，满足政府的要求与客户的合理要求。

三、在批准的范围内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从事法定培训考试工作，并对我中心出具的考试结果、成绩承担法律责任。

四、坚持第三方公正立场，保证我中心管理人员和考评人员不受任何对培训考试的服务质量和考评结果有不良影响的来自内外部的不正当的商业、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和影响，独立、规范地开展考评工作，保证不参与影响特种设备作业考评的非法活动。

五、严守客户秘密，对在考评过程中获得的客户和考生的商业技术信息，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六、严格收费管理，认真执行国家相关收费政策，不乱收费。

七、科学规范管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全过程系统控制并确保其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

篇3：会计管制公正性分析

(一) 会计管制的界定

由于Regulation一词被译为“规则”、“管制”、“监管”等, 所以有些学者对会计管制与会计监管不做区分。本文使用“会计管制”而不使用“会计监管”一词, 认为两者不能等同。会计监控与会计管制统称为会计监管, 实际上会计监管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监管指的是会计对组织内部经济活动的监控, 外部会计监管指的是政府或社会对组织内部会计工作的管制 (阎达五, 2003) 。关于“会计管制”学术界没有统一的界定。阎达五 (2003) 认为, “会计管制是指政府或会计职业团体对会计工作的干预, 以确保会计工作能够合理有序的进行。这种干预往往一般以规则或法则的形式出现, 是对市场配置机制的一种替代。”会计管制的主体是政府或会计职业团体, 作为管制者, 政府对会计行业的管制是行业外管制, 具体分为直接管制和间接管制。直接管制是指政府对会计行为进行直接干预, 如规定最低限度的信息披露。间接管制则指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会计行为, 而是借助一些必要的手段, 间接的干预企业的行为, 如创建其他机构或授权其他机构来代行管制。会计职业团体进行的管制是行业内部管制, 两者管制的目的有所不同, 行业内部的会计管制更多是为了保护行业及其形象, 而行业外部会计管制更多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会计管制的客体是会计工作, 包括会计处理方法、会计信息披露、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制度等。由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管制者是政府, 行业管制主要为了保护行业及其形象, 所以本文探讨的会计管制是指政府实施的会计管制。

(二) 会计管制公正性的内涵

公正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公正不同于公平, 公平侧重利益分配, 而公正侧重价值评价。人们通常将公正狭义的理解为社会公正, 在经济伦理的范畴内, 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权益责任的合理分配。从政治学角度看, 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共处的政治底线。从哲学角度看, 社会公正是符合社会整体实践性质、要求和目的的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价值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 不是一个或某一社会集体、利益团体。公正分为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 程序公正强调的是经济活动从产生到结束前那一时点整个过程要体现人们应享有的权利得到了平等保护, 应履行的义务得到公平执行。结果公平强调结果体现了人们应享有的权利得到了平等保护, 应履行的义务得到了公平执行。会计管制的公正性既表现于程序公正、又表现于结果公正, 还要体现会计管制者的动机公正, 这是对会计管制公正性更高层次的要求即价值取向的要求。如果会计管制体现了上述三层公正, 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维护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那么会计管制符合公正的要求;反之, 会计管制是不公或偏私的。

(三) 会计管制公正性的理论前提

强调会计公正性是以公众利益理论、公正理论为理论基础, 以这些理论为指导, 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物品性、不对称性、外部性与垄断性等导致市场失灵, 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引起了社会财富非公平性转移, 从而损害了广大公众的利益, 要求政府或有关团体实施干预, 弥补市场失灵, 扼制财富非公平性转移,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由此可见, 会计管制者要实现会计管制的公正, 会计管制者是被认定为“社会人”, 且管制者具有“无限非凡”的认知和能力。

二、会计管制有失公正性的成因分析

(一) 会计管制过程与会计寻租融合

会计管制有失公正, 学者们从管制方式、受管制者、会计管制环境等角度予以分析, 笔者认为这些均为影响原因, 并非会计管制有失公正的真谛。为了根究会计管制公正性受损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来分析会计寻租的产生并形成会计管制俘获的全过程:会计管制过程和寻租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 寻租是个人或利益集团寻找垄断特权以获取垄断利润的非生产行为, 总是与政府管制行为紧密相关。当政府介入市场, 意味着用权力配置资源的开始, 结果就会产生各种权力租金。其会诱导越来越多的寻租活动, 往往与政府干预有关。在政府干预下, 寻利的企业家发现寻利很困难, 转而进行寻租活动, 取得额外收益。在很多情况下, 政府为了一个良好的目标而干预经济, 在制定政策时有时不知不觉就设立了租金, 为寻租设立了目标。寻租活动是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 且在这些活动中要耗散社会经济资源, 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租值耗散, 导致社会福利损失。

(二) 会计管制方式决定着寻租的方式

一般来讲, 政府对会计管制的方式是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实现的。寻租者往往通过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 以便出台或修改的会计准则对自己有利, 从而对其他社会利益团体造成损害。为了引导或促使会计管制有利于自身的利益, 不同的寻租利益主体会产生博弈。博弈的结果一般有两种可能:当博弈各方实力相差悬殊时, 会计管制往往会屈从于强势集团的压力;当博弈各方实力相当时, 会计管制进程延缓并最终可能影响会计管制的效率。

(三) 会计寻租形成

会计管制俘获由于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 导致被管制的企业可以通过向管制者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虚假信息而使管制者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管制政策。管制的结果对被管制企业的得失影响很大, 所以被管制企业会利用多种手段去寻租, 使管制者能够分享垄断利润。会计管制俘获理论认为, 受管制的团体最终会使用这一管制程序来提高自己的利益。管制机构想要真正保持独立是很困难的, 因为管制机构自身的生存是依赖于受管制团体对政策的接收情况。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管制机构保护受管制的团体使其避免遭受竞争。会计政策的制定不应该服务于特殊利益群体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当管制措施被特殊利益群体支配时, 其权威性、独立性与公正性不复存在, 因为管制过程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所俘获。从会计寻租的产生并形成会计管制俘获的过程来看, 会计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自利性———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遵守法律、法规约束, 寻找一切可能的空间;有限性———认知和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行动相对于新事物来说具有滞后性;人的行动不可能是对事前计划的完全执行。由此可知, 在实际会计管制过程中, 会计管制者是“有限理性人”, 与会计管制者公正性的前提即会计管制者为“社会人”且具有“无限非凡”的认知和能力相矛盾, 另外, 由于管制者与被管制者都是“有限理性人”, 他们之间的管制与被管制关系自然也就很难协调了。这才使得会计管制有失公正。

三、会计管制公正性优化的对策

(一) 提高会计管制的独立性

(1) 树立“公正至上价值观”, 尤其是“程序公正观”。首先, 要辨证认识会计管制效率与管制公正的关系。关于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论点主要有三种:“效率优先观”、“公正优先观”、“公正效率兼顾论”。吴忠民等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策略性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和经济机制过渡初期具有积极意义。“公正效率兼顾论”认为公正与效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社会越公正越有效率, 越不公正越没有效率, 如果一定要说哪个优先, 只能是社会公正优先。“公正优先观”认为公正至上, 效率和公平皆在其中。效率源于竞争, 竞争要有规则, 规则必须公正, 因此, 公正是超越“公平与效率”之争的更为基本的价值, 公正不仅与效率无矛盾, 而且是效率之母。公正与效率孰重孰轻, 要视经济效益与政治经济生活中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参与程度而定。随着社会的发展, 所有经济活动、经济行为都将侧重体现“公正优先原则”, 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也符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其次, 要厘清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按照公平理论的划分标准, 公平分为结果公平和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理论认为, 只要结果体现了人们应享有的权利得到了平等保护, 应履行的义务得到公平执行, 那么结果就是正义和公平的, 因而其是可以接受的, 而不管产生这种结果的程序。程序公平理论强调的是程序公正, 而不注重结果本身是否公正, 因为结果总是一定程序的结果, 所以只要保证程序公正, 其结果自然就是公正的, 是可以接受的。西蒙提出“有限理性”, 将人的理性进一步区分为程序理性和实体理性。即程序理性强调的是过程理性, 而不注重结果理性;实体理性则强调结果符合某种价值标准, 而不在意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本身。谢德仁认为程序理念在会计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指出“当人们就会计规则制定权进行谈判并作出合约安排时, 人们关注的是这一安排是遵循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作出的, 这是程序理性的思想”, 并预言“在世界各国不断改善会计信息真实性的过程中, 对结果理性的诉讼会推进程序理性的演进, 而程序理性的改进则会有助于结果理性的实现。也许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将来能奠基在程序理性为主, 结果理性为辅, 两者相互促进的观念上”。朱小平认为因为程序公正的标准比较确定和绝对, 也比较容易遵循, 而结果公正是不确定及相对的, 显然程序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立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 程序公正具有优先于实体公正的价值, 所以选择和应用什么样的程序至关重要;并且提出为了保证会计程序公正的实现, 在会计领域甚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树立程序至上、价值中立、积极的不作为以及创建与应用程序会计的观念。 (2) 确保会计准则制定公正。会计准则具有技术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 这两种属性对会计准则的公正性都有自己的要求。技术性要求会计准则应根据科学的方法制定, 而社会性要求会计准则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根据会计准则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对公正性的双重要求,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公正机制应该意味着, 由多方面相关领域专家或代表、依据科学的会计准则的制定方法构建会计准则的一种模式, 其制定的诸多会计准则与基本会计理论之间应该保持严密的逻辑关系, 即会计准则体系必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根据这种分析, 提高会计准则的公正性, 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采用科学的会计准则制定方法, 建立一套适用的概念框架理论和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如完善会计准则委员会成员的遴选机制, 以科学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指导准则制定, 适当运用“应循程序”等;二是拥有大量会计专家参与制定会计准则, 并拥有多方面代表参与制定会计准则, 在制定会计准则时, 在会计专家之外, 广泛吸收政府官员、投资人、金融专家、企业界、会计职业界其他相关方面学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共同制定会计准则;三是拥有准则制定技术上的独立性, 独立性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指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经济地位上的独立性;另一个是指准则制定在技术上的独立性。技术上的独立要求在研究和制定 (至少在起草) 会计准则时, 会计方面的专家应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不应该受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干涉。如准则制定者与被管制者分离, 延长其任职期限, 长期的工作保障可以使准则制定者从利益集团要求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机会主义准则的高压下解出来;加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竞争, 建立准则制定机构竞争机制等。四是设计会计准则具体内容时, 兼容程序理性公正与结果理性公正。如涉及会计信息生产环节, 强调“程序理性公正”;涉及会计信息披露环节, 强调“结果理性公正”。会计准则公正意味着会计工作的标准公正, 只要被管制者严格遵循公正的标准操作, 产品会计信息不会失去公正, 不会对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二) 减少设租

会计管制的面太宽、干预的程度太深, 设置的“公共利益空间”越大;而管制的面太窄、干预的程度太浅, 虽然设置的“公共利益空间”缩小, 但达不到会计管制的目的, 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 要使设租减少, 只有会计管制适度。适度管制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市场失灵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会计市场失灵一般认为有三种类型:一是会计市场自身的缺陷引起的失灵, 如会计产品的外部性导致的;二是会计市场由于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性的障碍, 如我国社会审计人员短缺;三是政府监管过多或不适当而造成的政府失灵。对于三种不同类型的市场失灵, 管制者要采用不同的管制思路, 对第一类失灵管制者通过管制尽量弥补市场先天的缺陷;对于第二类失灵管制者着重在培育市场, 使其逐步完善, 培育初期实施管制, 然后逐渐管制退出;对于第三类市场失灵, 管制者要取消管制实行零管制。此外, 还要经常对管制的效果进行评估, 不断优化管制。会计管制根据管制过程使被管制者与非被管制者受益、受损还是没有影响可以分为九大效果空间 (表1) 。管制者要经常评估管制效果, 注意管制者受益与否不能成为效果评估的内容。我们认为管制出现了第二、六、八、九种效果的, 可以放弃管制, 出现其他管制效果, 是否施行零管制要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三) 控制寻租

贺卫将管制中的设租分为三种情况:因知识不足无意设租;因能力不足被动设租;因动机不纯主动设租。陈艳 (2004) 认为尽管不能将会计寻租消除, 但要求管制机构及人员不断增加知识的积累, 尽可能减少无意创租;遏制动机不纯的主动设租;通过引入公开化机制建立租金消散机制。雷光勇 (2001) 等进一步指出控制会计寻租四条措施:教育社会公众, 让其明白过度会计寻租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受损;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 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确定准则制定者的独立性;对会计寻租行为尤其是非法的会计寻租行为予以揭露, 形成一种反对会计寻租的道德或思想环境, 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资本将有助于扼制会计寻租现象的进一步滋生与蔓延。另外, 还可以通过良好的道德素质、风俗习惯等软规则来影响、约束寻租者减少寻租, 如在全社会开展诚信为本、集体利益至上等道德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 造就良好的道德氛围, 在组织内部塑造优秀的组织文化。社会公众道德素质高, 道德软管制不再是道德约束而是道德管制, 会计寻阻也将相应减少。但也应当看到, 会计寻租活动客观上对政府提高会计管制质量提出了挑战。

(四) 培育、建立会计管制的监督机制

会计管制者有自利的一面, 管制者在实施管制时, 当管制者自身利益与其他被管制者的利益出现冲突, 管制者会更多的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 如果缺乏对管制者实施监督, 也很难确保管制者的管制公正。就培育、建立会计管制的监督机制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思路:一是普及会计知识, 提高全民会计专业素质, 形成了一股监督会计管制的强有力的无形社会监督力量。二是管制者之间以财务报告为媒介, 相互约束、相互监督, 如:在我国会计司在监管企业会计信息生产时发现证监会出现的问题, 可以将问题以文本的形式, 提交给证监会, 并要求证监会的改进措施反馈给会计司, 证监会在监管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时发现会计司出现的问题, 也可以将问题以文本的形式, 提交给会计司, 并要求会计司的改进措施反馈给证监会。三是建立“公众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在我国将这个委员会由全国人大直接领导, 小组成员代表由政府部门、信息使用者、信息提供者、信息鉴定者的代表组成, 成员是专职的专业人士, 给予高薪, 独立决策, 保持委员会的高度独立性。对不同会计管制部门进行监督与协调, 必要时可以临时接管或提议其他部门接管某一管制机构的权力。笔者认为还可以考虑:培养、发展因发现会计违规而获利的市场, 使得会计管制由政府管制转为全民管制、社会管制。

参考文献

[1]陈艳、孙晓梅:《透视会计管制及其经济后果》, 《审计研究》2004年第6期。

[2]阎达五、支晓强:《论会计管制》, 《中国农业会计》2003年第1期。

[3]吴联生、李辰:《人类有限性与会计信息行为失真》, 《会计研究》2004年第2期。

[4]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 《会计研究》2001年第9期。

篇4：何为全球发展的公正性

关键词 全球发展 公正性 权利与义务

〔中图分类号〕B8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6-0016-04

公正既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又是哲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以及伦理学的跨学科难题。博登海墨说:“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① 究其原因在于:公正观念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自然会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本文将公正研究引入全球化过程，探讨何为全球发展的公正性，即考察理解的理解（前提是对理解能理解、公正比不公正好，接近公正比原理公正好;标准是文本、包括现实）。

一、何以要考察全球发展的公正性

众所周知，全球化使公正问题在全球不断凸显，正如吉登斯（Giddes）所说:“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而且它所带来的结果绝对不是完全良性的。” ② 德里克（Dirlik）也说:“对于全球化的异常欣喜却掩盖了社会和经济的实际上的不平等，这不仅是过去留下的东西，同时也是新的发展的产物。” ③ 公正问题先是在经验层面引起各国政府官员的关注，如唐家璇1999年9月在第54届联合国大会上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和目标。”接着在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大潮推动下，公正叩响了哲学研究全球发展的大门。

①②③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博登海墨:《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8页。

一方面，全球富国与贫国严重不平衡发展对贫国发展不公正，富国进而掠夺贫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对贫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更不公正。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发展公正吗?显然不公正。全球不公正发展能太平稳定吗?不能。进而言之，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不公正发展是世界恐怖主义的根源，不改变全球不公正发展的局面，就不能铲除滋长恐怖主义的土壤，彻底消灭恐怖主义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外，经济政治霸权主义在全球发展实践中更凸显了公正性问题，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公正性问题也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发展不公正、对他人的发展更不公正。

另一方面，考察新世纪何为全球发展的公正性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可以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公正发展的实践提供理论阐释，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面小康建设提供公正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发展需要现代性的建构，但又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阻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迫切需要公正的原则、理想与精神，人们渴望公正理论、希望进一步研究弘扬公正精神。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推进了社会公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个别领域的不公正现象也有所发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不合理，“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39，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www.people.com.cn2001年8月24日。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为0.4），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环境污染已相当严重，甚至影响生态平衡，影响人们的生活与社会进一步发展。可是，西方发达国家，不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不顾我国以人均最少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人口最多国家人们的温饱与基本小康问题这一事实，借口“污染”“人权”不断阻碍我国的发展。对何为全球发展公正性问题的哲学分析，有利于我国的公正发展得到理论诠释。

二、何为全球公正性

公正是行为作用对象应受之行为，是行为人应得之行为;而不公正是对人做不应做之事，是行为作用对象不应受之行为，是行为人不应得之行为。公正又是指按一定规则进行评价，按一定规则同等地对待人与事。显然，这在阶级社会很难做到，或者根本做不到，故公正具有历史构成性。

公正不仅具有阶级差异性还有辩证性，它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既是有条件的又是无条件的，即个人自愿遵守公正原则之动机的有条件性与社会公正要求对个人的无条件性，一方面，作为利益交换的规则，公正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命令，公正又是无条件的。“有条件”的意思是说，具有公正愿望的人能否实际遵守公正规范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这样做。这种有条件的自愿性反映了公正的一个主要目的，即以等利害交换的方式满足人们的自我利益。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命令，公正又必须是无条件的。既然愿意遵守公正规范的人能否实际遵守公正规范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这样做，那么，一部分人的非公正行为就有可能导致其他人的非公正 行为，结果使非公正行为蔓延至全社会。鉴于此，不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个人品德，公正都必须是无条件的，否则，社会的公正局面就难以维持。“有条件性和无条件性同为正义的基本属性，舍其一则正义不复为正义。” ① 但是，慈先生并未关注公正、不公正的实践生成性，也就未重视二者的相互转换性。

全球公正性一方面源于普遍伦理的研讨，另一方面因全球性问题的不断严重而凸显于时代。而普遍伦理也起因于全球性问题，故全球公正性问题归根结底源于不断严重的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问题，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首先，生态环境问题。1.人类与自然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对人类发展而且对人类生存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60年代，每年有1850万人遭受旱灾的影响，但70年代，增加到2440万人;60年代每年有520万人遭受水灾的危害，而70年代增加到了1540万人 ② 。2.与资源利用相联系的环境问题将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例如，在最近的一个世纪，矿物燃料的使用量几乎增加了30倍，工业生产增加了50倍以上。在这些增长的总量中，矿物燃料中的3.4左右、工业生产的4.5略多一些是1950年以后出现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第37页）。3.全球发展缺乏应有的一个综合战略去支持降低化学用品量、提高能源效率、建立生物废水处理系统的设想，也缺乏监督实现这些设想的系统。对于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早已就告诫人们:“但是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做梦都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8页）。总之，过去的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对人类自己不公正对自然也不公正。

注释:①②《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页。慈继伟:《正义的两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以民族或国家的不同发展形式表现出来，这种人际关系问题或叫民族问题的不公正的利益分配是全球发展的障碍与和平的威胁。1.发达国家的对外环境政策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资源的破坏（如森林资源）威胁着生态平衡为由指责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非基本需要辩护，理由是“人类不能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的下降”。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发达国家对自己继续恶化全球环境质量的行为没有有效的约束，并在所谓“全球化”的名义下继续半公开地或隐蔽地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环境污染。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2.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拒绝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断宣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能谈判的” ① ，这使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资源与能源的节约与可持续利用”遇到了很大的障碍。3.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发达国家财富的积累与他们的利益所受的损害是相关的，对他们的援助应当被看成是一种补偿性的义务，只有这样才算得上公正。发达国家则坚持援助只是一种慈善事业，与公正无关。他们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能做到的只是对有益于环境保护和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参与而已，并没有哪条国际原则要求富国必须对穷国慷慨解囊。因而要求发展中国家分清公正与仁慈之间的关系。无论发达国家的这种说法遵循何种逻辑，如果能够站在客观的公正立场，便会看到，世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确实存在，发展中国家认为的不公正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产和消费了全球五分之四的商品和服务，并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6.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东西、南北问题是最大的全球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② 不研究解决东西南北问题，仅着眼于人与自然的问题，人类普遍忧虑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生态、人口等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也就没有可持续发展与公正性可言。

面对全球性问题，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应该并且可以同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公正、更繁荣、更安全的世界。正是对未来寄予希望，全球公正性问题才凸显于时代。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公正性问题是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因全球发展不可持续的关键是全球发展不公正，即对自然不公正、对他人不公正，那么，何为全球公正性?

全球公正性是人际公正性和环境公正性的综 合体现，并以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不同发展形式反映出来，它可以被看作人际公正性的扩展。全球公正性首先表现为国家间平等，正如时殷弘先生所说:“国家正义首先是国家间的平等，无论国家的大小强弱。” ③ 事实上，处理好全球公正性问题是我们在更大的程度上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有毒废物转移、水资源短缺、森林锐减、物种消失等等这类问题并非局部性的，而是超越了国界，而具有了全球性质。尽管各国都各自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毕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正如汤姆•迈克尔所说的那样:“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比各个国家的环境问题的总和要大。” ④ 如果是这样，那它当然不是单凭各个国家独立的力量就能够解决的。这就需要超越本国的自身利益，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在共同对付全球威胁的具体途径方面提出可行的方案，以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了在解决全球问题中成功地取得进步，我们还需要发展新的思想方法。建立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当然也包括建立新的行为方式。” ⑤ 建立道德与价值标准，就不能不考虑国家之间的公正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全球性质都将迫使我们关注、考察全球公正性问题。

注释 ①②③④⑤《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页。《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时殷弘:《论世界政治中的正义问题》，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经65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王伟中:《国际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页。

三、何为全球发展的公正性

全球发展的公正性是人际公正与环境公正在全球发展中的动态展现，即全球发展应是全球多极主体的发展、应是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发展、应是机会公正平等的发展、应是经济公正政治公正伦理公正的发展，简言之应是一种全球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根据《里约宣言》与《21世纪议程》可概括为:三种公平:对大自然的公平、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从哲学的角度看，它实质上表达了代内公正、代际公正和环境公正的要求，而这些问题往往又相互联系在一起:人对自然的公正总是与人对人的公正相联系的，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人际公正的社会能够达到对自然的公正。在这种意义上，人对自然的公正总是以人对人的公正为前提的。一种真正健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是人际公正的映现。因此，离开了人与人的公正关系去谈论人与自然的公正关系不仅抽象和不切实际，也不可能真正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抽取了人际公正谈论人对自然的公正是很难合理地说明人对自然的公正的。在某种程度上，更为现实紧迫的代内公正构成了解决代际公正和环境公正的前提。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真正解决代内公正，又如何能相信它有能力解决代际公正和环境公正?因此代内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关键，解决人际关系问题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前提，而要解决人际关系问题首先得解决全球发展的公正性问题。

众所周知，当今全球发展是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公正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全球发展新秩序以公正地分配全球的权利与义务，因全球发展不公正、不可持续主要是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履行不公正。权利与义务应该怎样分配才公正?全球公正性的发展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因“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① 且基本权利应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应不完全平等或比例平等。权利等于义务是公正的，权利大于义务则不公正或不可能，而义务大于权利不仅公正而且是正义的行为善的行为。

为何基本权利应完全平等、非基本权利应不完全平等而应比例平等?因基本权利即人权，显然是平等的，因无论宏观主体还是微观主体都只能作为一个单位构成人类社会，其基本贡献是相同的，如基本权利不是完全平等就不公正;非基本权利是除基本权利以外的其它权利:如较高的享受权利、表决权利等，非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就不公正。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非基本权利如表决权与非常任理事国完全平等就不公正。

权利反映的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或社会的关系问题，一个完全孤立的主体无所谓权利，权利的分配与公正紧密相连。但公正与权利是否哪个具有优先性呢?罗尔斯赋予“公正”以首要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诺齐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坚持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罗尔斯

关心东西如何分配，诺齐克强调东西从何而来，罗尔 斯重视导致平等的结果，而诺齐克更注意产生权利的过程。这样，诺齐克就将罗尔斯的“分配的公正”变成了“持有的公正”。诺齐克认为:“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公正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公正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分配）就是公正的” ② 。他们的理论看起来完全相反，然而实质上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两种版本，它们共同证明着同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新自由主义试图证明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历史模式”是普遍必然的，对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所有社会都有效。它相信自己能够超越自己历史、文化和地域的局限性，而达到所有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仅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权利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具体的权利都是现实境况下的权利，自然受到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与限制。所以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权利不可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原则，也难以成为象诺齐克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的公正原则。

在权利原则不能成为社会公正的唯一原则时，怎样考虑效率等其它社会要求呢?罗尔斯认为，公正原则优先于效率原则，自由只能够为了自由的缘故而受到限制。这是与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但公正原则并不排斥效率原则，而只是效率原则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求得效率。诺齐克则只强调权利原则的绝对优先性而不关注公正原则，因而成为“没有根基的自由主义” ③ 。

注释:①②③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2页。RobertNozick，1998.Anarchy，State，andUtopia，byBasicBooks，Inc.Reprinted，P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6页。

因此，传统的公正与权利观念都应该随实践的变化而被超越。但在全球发展的过程中对公正和权利的超越不在于寻找一个更高更普遍的“历史模式”与绝对的公正观念，因为历史不服从任何模式，也没有任何绝对的公正观念，而在于将全球发展的公正性理念嵌入具体的历史处境之中（因为它们相对于一定的历史处境才具有价值和意义），以保证和解答全球权利与义务具体历史的对等。

篇5：公正性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1、本人是完全独立行为自然人，不在其他相关生产、检测机构兼职，不属于检验检测委托方、数据和结果使用方或者其他相关方。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据现行有效的检测规范或标准，选用先进的检测设备，保证检测方法的科学性。

3、恪守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应遵纪守法，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不弄虚作假，不接受客户任何形式的礼品、纪念品、宴请和馈赠。

4、对所有客户的检测服务一视同仁，出具的检测报告客观、完整、公正、可靠，不出伪证，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5、严格为客户保密；不介入客户之间的市场、利益竞争，确保公司和客户商业机密、技术机密及信息不被泄露。

6、不参加与有损于检测独立性和诚实性的活动，不参与与检测项目有关的产品设计、研制、生产、销售、安装、使用或维护行动。

7、与相关产品或客户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厉害关系时，主动申请回避。

承诺人： 身份证：

篇6：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如何保证

今早9时，2013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正式开考，全国111.7万考生走进考场竞争两万余个招考职位。看到这一个新闻，我想起了当年的大学生村官公务员考试加分政策，这一公共政策的出台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大力度从农村、社区等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公务员，改善公务员队伍结构。这一政策也确实充满了号召力，吸引了很多大学生走上村官这一条道路，但是这一政策的生命力却不如它的号召力。从2010年秋季招考公务员开始，全国多个省市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取消了包括大学生“村官”在内的“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加分优惠政策。其中陕西省委、省政府从公务员春季招考就在全国率先主动调整了加分政策，变更为特设职位的定向招录。据资料显示，陕西省对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参加公务员考试笔试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期满1年，加7分；受聘到村任职满2年、县考核称职以上等次的加10分，被市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评为优秀或市县以上党委、政府表彰的另加3分；对到城市社区工作、服务满2年加5分，对到农村乡镇以下基层工作、服务满2年的加10分。

存在了不到两年的大学生村官公务员考试加分政策在被取消的前前后后都一直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一公共政策是否体现了公平性。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公共性、权威性和合法性等本质均蕴含公平理念，要充分发挥公共政策的功能必须以公平为前提。那公共政策所蕴含的公平到底该如何体现呢？

篇7：城乡差距的非公正性及其矫正

党国英

【摘要】经济效率、社会平等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家通常追寻的施政目标。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目标可概括为社会公正目标。城乡二元体制既会引起效率的损失，又会产生社会不平等，更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改革与发展，建立更合理的城乡关系，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推进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体化。

在我国，社会公正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体制。中央政府为克服这一障碍所确定的战略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在此，主要讨论城乡二元体制的非公正性以及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正性目标的契合问题。

一、若干概念的界定

鉴于在这里使用的若干术语非经济学的标准术语，而有的术语意义广泛，与这里的使用不是完全吻合，需要先作一个简短讨论。

（一）效率

经济学的效率一般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边际成本（投入）与社会边际效用（报酬）相等，包含对外部成本（效益）内部化的要求。在讨论城乡一体化时使用的效率概念，主要是指全社会生产者所利用的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得到合理利用.即边际报酬相等。在此项分析中将引入国际比较。

（二）平等

大部分情况下，官方文件乃至学术界不大区分平等和公平（公正）之间的区别。公平应该是指效率与平等的兼顾，而平等是指基于公民政治权利诉求产生的收入均等。但这一表述并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原因是政治权利诉求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难以形成稳定的、逻辑自洽的解释。这里所用的平等，是指经济利益在城乡居民间的合理分配，而对“合理”的把握则与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有关。

（三）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指一个社会内生的通过法制手段预防和化解对抗性冲突以制度可能性，其中包括稳定的法律秩序、稳定的政权的及政权更迭的有序性。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把社会稳定作为社会公正的一个要素，纳入其理论分析框架。

（四）公正或正义

这里接受罗尔斯以及其他重要学者的意见，把公正看作在一定法制环境下对效率和平等的兼顾。符合公正性要求的制度特点主要是、在私人领域建立竞争性的按要素市场价格分配的机制，以保障经济活力;在公共领域确立竞争的合理秩序，并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渠道确立国民利益的基本平等;在这两个领域均通过民主、公开的原则确立利益冲突的调节政策。

（五）二元体制

二元体制的特点，一是市场不统一，特别是要素市场不统一;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公共财政不能覆盖到全社会，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应不足：三是社会治理方式不统一。

（六）城乡一体化

城乡发展鸿沟与制度差异是我国的一种特殊现象，因此，城乡一体化是讨论我国发展问题时的一个特殊概念。这里的城乡一体化是指通过城乡要素市场的逐步统一，实现国家公共服务对城乡社会的全覆盖和城乡居民的权利均等。

二、二元体制的非公正性

二元体制的非公正性主要体现在效率、社会平等、社会稳定三方面。

（一）二元体制产生效率的损失

1.劳动要素使用的效率损失.在二元体制下，劳动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其表现是城市的年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领域的年均劳动报酬。学术界对于两者的差距有不同估计，但对这种差距的存在均无疑义。即使将城乡劳动力换算为“标准劳动力”，其在城乡之间的报酬也是不同的。据统计，此项差距在2.2倍左右（按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差距还要大些）。如果这种差距是偶然发生，可认为与经济体制无关，但这种差距多年持续存在，则一定与体制有关。在理论上说，“标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输入差距乘以一个总数，便是因二元体制产生的劳动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总量，其中要扣除城市工资水平因竞争而产生的下降因素。据估计，这个数值可占到10%左右。

在目前已经有1亿5干多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基础上，农村的隐形失业率仍然接近50%，考虑到我国农业技术提升的潜力，这个数字还要更大一些。

隐形失业意味着农民的劳动时间短。粗略估计，我国种粮农民的总的工作日和城市部门职工的加班的时间一样。调查可以发现，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高低与农民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在华北平原，如果一户农民种植1公顷大田作物，一年2季，每年的劳动时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不到3个月。他们的收入总量不多，但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和城市体力劳动的报酬差不多，甚至还要略高一些。劳动时间长的主要是养殖农户以及从事蔬菜、水果生产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户，他们的收入自然会高出种粮农民许多。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养殖户的收入高，也是因为他们每年的有效工作日比一般农户要长许多。按这个分析，要让农民致富，就必须让农民增加劳动时间，接近充分就业，而城镇化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现行的户籍制度影响这种变化。

从调查来看，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单位农产品生产中农民劳动时间投入数据，要高于这里的农户调查数据。统计局的数据要比这里的调查高出40%以上。实际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单位农产品的活劳动投入减少的可能性还很大。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民的有效工作日也有限。也就是说，在已经大量转移劳动力的基础上，农民的有效工作日仍然为充分就业工作日的一半。

在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的、根本的源泉。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十年左右，我国的城镇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这个速度超过了美国最快时期的城镇化速度。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最快时期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国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国的城镇化步伐快。

2.土地要素利用的效率损失。我国二元体制在土地要素市场方面有突出反映。一是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以至农村土地转为建设用地时，事实上要被征用为国有土地。二是城乡土地交易方式不同。农村土地经由征地环节后，由国家将土地送入二级市场，农民的土地即使符合建设规划，也不能直接与土地最终使用者进行交易。三是城乡土地规划体制有差异。尽管国家已经有统一的《城乡规划法》，但因所有制不同产生的复杂问题，发生了所谓土地规划及用途管理的“圈内”、“圈外”困扰。

表1：全国农村闲置住房和村庄闲置土地的价值估算（亿元）

空置房屋总价值 闲置土地总面积 闲置土地总价值 价值总计

以大范围村庄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条件1)11627 0.147亿公顷 19555 31182

以河北省典型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条件2)26914 0.073亿公顷 9777 27891

注：大范围调查涉及11个省份，得到有效农户样本1650个;时间为2008～2009年。上表计算中，空置房屋分为3类，钢筋混凝土、砖混和其他;比例按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确定;价值按这里的调查数据确定;为2008年价格。土地价值按年地租率3000元／公顷和银行一年期定期储蓄利率计算。

从理论上说，地块的位置相近、用途相近，若因市场不完全造成价格差异，必然产生效率损失。在土地管理和土地交易的实践中，我国土地要素的效率损失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建设用地浪费较严重。我国因城镇化带来耕地减少的程度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城镇化快速增长时期的耕地减少程度。在土地资源比较紧张的发达国家中，其城镇化率提高较快的时期，英国（1771～1850年）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减少，日本（1920～1960年）略有增加。法国（1851～1954年）耕地面积以0.324%的速率减少，但其草地和森林面积有显著提高。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以后，按官方的数据，耕地没有减少，但占优补劣的问题突出。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可视为优质耕地的减少。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速度在“九五”、“十五”非常快，达到5.34%，但在“十一五”时期的前两年速度开始下降，但仍然达到3.84%。这种情形导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超过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以至城市人口密度持续下降，东部城市甚于西部城市，而东部城市政府最喜欢讲建设用地短缺。

第二，因所有权制度及其对土地规划体制的负面影响，我国住房建设用地被限于城市，且多是平原地区的优质耕地，浅山区土地的房地产开发基本被堵死，形成住房建设用地的紧张。

第三，土地所有制缺陷和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异较大，也引导农民多占宅基地，造成农村土地的巨大浪费。与日本比较，1954年日本乡村的住宅占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6.8%，而我国村落占地是耕地的13.3%，超过日本的1倍还多。保守估计，通过村庄整治，我国占地约17万平方公里（包括乡镇企业占地）的村落占地可以节约0.067亿公顷，这个面积足够未来几十年搞经济建设。据笔者参与的农村调查课题，我国农村空宅数占有效总样本宅数10.8%。国家统计局没有关于农村住房空置情况的数据披露。根据自己的调查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作综合分析，其结果见表1。

第四.二元体制影响我国农业竞争力提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会发生结构性下降，一部分山区耕地会逐步退出耕作，因而存在很大的粮食减产因素。据一些调查，山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是平原地区的一半，以后还可能会降低。我们将越来越依赖平原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但因为二元体制造成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和所谓“半城镇化”缺陷，加上城市建设用地价格过高因素，给农村耕地流转造成能困难，农业规模经济难以提升。我国农村耕地流转比率约为10%，且多为家族内部流转，难以产生农业规模经济。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农业已经难以进一步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农民不得不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增产粮食。随着我国城市工资水平的提高，这种小规模农业的机会成本将持续上升，不利于我国农业在国际上保持比较优势。

3.宏观经济的效率损失。二元体制产生的宏观经济损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市场扭曲，劳资关系紧张，就业潜能降低。因为劳动市场客观上对农民工权益保护乏力，贬低了农民工的真实工资单价。外来人口大多居住在违章建筑之中，或群租居住，这种情形导致大城市廉价劳动力聚集，以致大城市的劳动力价格甚至低于小城市，使小城市的投资环境恶化，影响小城市经济发展。我国与劳动保护相关的法律执行力度不够，劳动者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长，影响城市经济体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见表2），这种情形制约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表2：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就业弹性系数比较

美国 联邦德国 英国-1 英国-2 日本 中国

时间段 1919～1957 1950～1960 1911～1931 1948～1955 1929～1955 1990～2007

E-GDP弹性系数 0.48 0.42 0.27 0.33 0.23 0.098

注：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的数据分析中用国民收入指标计算，因分析增长率，不影响结论;中国的数据未按照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调整，对结论影响微小;有关数据均根据价格指数作了调整，但价格指数类别不同，这一点对结论影响微小;时间段的设定主要是因为考虑数据的可比性。资料来源：《英法美德日百年统计提要》，统计出版社，195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

第二，结构性问题弱化宏观调控杠杆的作用。宏观调控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比较统一，竞争比较充分，但这两个条件在二元体制下均不完整，以至就业和物价参数对调控杠杆反映不敏感。

第三，通过住房市场的价格扭曲，促成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城市住房市场价格畸高有多种原因，而二元体制是关键性原因之一。我国今后城市每年新增人口需要500万套住房，按每套房子40万元价格计算，需要资金2万亿元;考虑到住房改善性需求，大约共需4万亿元资金。而2009年我国住房市场的总规模是6万亿元。这其中包括了住宅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这6万亿元，按照一套住房40万平均价格来计算，1500万套住房。超量、高价供应的房屋由市民买单，通过住房市场和税收渠道将城市居民的收入转入房地产商和城市政府手里。同时，住房市场还将国民储蓄和养老金转化为即时总需求，扩大了国民经济总量的不平衡，促成了通货膨胀危机。

（二）二元体制下的社会平等

鉴于数据资料的不完整性，要比较确切地描述二元体制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略来说，二元体制下主要是户籍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其中包括真正的农民，也包括脱离农业但拥有农村户籍的中国居民。近些年，约10多个省份宣布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但那些人口的实际权利大多没有变化。

1.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在政策研究界，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较为笼统。事实上，因为农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比较高，农业生产者的工资单价并不低，其实际日工资水平超过城市服务业的平均水平。

问题发生在城市劳动市场。城市劳动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实际上是把全社会的二元体制搬到了城市，导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不平等。大量关于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非正规领域和临时工作岗位。据韩俊领衔的课题组的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城镇职工的一半左右，且农民工超时间劳动比较普遍，平均每周工作6.3天，平均每天工作8.9小时。课题组的农户调查表明，80%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时间每周在50小时以上，超出标准工作时间20%以上。所以，等量时间里农民工的工资单价更低。这种收入差异虽然不能全部用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缺陷来解释，但可以将主要原因归结为这一缺陷是合理的。

2.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不平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渠道产生的不平等与公共财政的不合理有关。国家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以前，对公共投入极少，特别是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投入接近零。农村“五保户”资金主要来自农村集体。农村资金通过财政和金融两个渠道均为净流出。

新农村建设工作推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对“三农”领域的投入有了较快增长。2010年，中央和地方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1万亿元。但是，官方一直未统计和披露这方面的具体数据。表3的数据出自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

从表3可以看出，在国家的“三农”投入中，涉及到农民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仅占全部支出的30%左右，占国家财政预算内总支出的比重也不超过5%。这对于一个“农民”人口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

3.土地要素交易的不平等。农民的主要财产是土地。多年来，土地“交易”一直是国家与农民关心的核心问题。这里有必要在数量上对这一关系作一个概略考察。

有资料显示，从1949～1983年我国失去耕地近0.67亿公顷，同期新垦耕地0.54亿公顷，净减耕地0.13亿公顷。在失去的0.67亿公顷土地中，有多少是非农建设用地？从城市扩张的速度看，估计这个数值在0.27亿公顷至0.40亿公顷之间。1983年以后的占地情况也不完全清楚。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20多万公顷。据国土资源部的另一项“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全国开发区多达6015个，规划面积3.5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53万公顷。开发区之外还存在大量非农建设用地。近几年的非农建设用地每年在15万公顷左右。保守估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非农建设用地按保守估计在0.2亿公顷之上。

表3：中央财政“三农”支出

社会事业支出 四项直补 农业建设 其他 总计

2008年 2072.8 1030.4 2260.1 5955.5

2009年 2693.2 1230.8 2642.2 7161.4

增长率 29.93% 19.45%

可以用国民收入分配的一般规律，对农民的土地利益损失作大略的估计。推算的依据有两个：第一，按照一般经济理论，在比较充分的竞争态势下（如美国经济），国民收入一般分解为三大要素的收入，而地租收入一般占到国民收入的10%。第二，改革开放以前，农民的土地被大量转为非农用途后，没有获得过地租收入;而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土地被占用.也只是获得了少量的“补偿费用”。

在考虑了其他一些复杂因素以后，可以推算出以下两项结果：第一，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2002年以后，因为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好推算，但这个时期的数据已经可以来看出问题的性质。第二，以2002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假设没有征地制度的情形下农民应得的地租收益）计算，相当于无偿放弃了价值26万亿元的土地财产权（按照目前的银行长期利率3%计算）。从有关数字看，自从我国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我国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远不足以补偿农民的付出。

（三）二元体制不利于社会稳定

一个稳定的社会，最关键的要素，一是中产阶层占国民多数，二是国民有统一的民族文化认同，三是民主政治发育成熟。世界历史经验证明，前两个条件大体具备以后，第三个条件才能形成。抛开第二个因素不说，其他两个条件在二元体制下均不易发育。

1.城乡分割的土地制度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利于社会和谐。中产阶层的特点，经济学并没有规范性表述，这里认为，一是拥有或有能力拥有房产，特别是独栋房产;二是收入高，生活比较安逸，恩格尔系数在10%以下：三是对社会制度有高度认同和建设性态度。在现阶段的中国，如果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一部分人群可具备前两个特点：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动，具备第三个特点的人群也可大量出现。

中产阶层的主要财产形态是房屋。我国城市的中高收入阶层所支付的高房价，主要是为土地支付的，但在我国的法律上，百姓不能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使用权规定为70年。这种情形让我国中高收入者不可能有中产阶层心态。

在世界上，除过少数城市型国家和纽约这类城市外，一般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拥有或住有独栋房屋。除纽约等少数城市外，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居民也拥有或使用独栋房屋，楼房里的单元居所一般归低收入居民使用。

我国大部分家庭拥有独栋房屋的社会意义重大。中国入有“接地气”的说法，反映了民间对居所与心理之间关系的认识。居住不接地气，可能心浮气燥，心态激进。心理学对人们在过分拥挤情形下容易产生负面心理的现象早已有过反映。拥有独栋房屋并对房基地拥有所有权的情形下，人们更容易建立财产主人的心态，同时产生平和感、富足感。可以想象，如果我国70%的家庭拥有带有一定面积院落的独栋房屋，社会心态和当下比较会有显著不同。

土地制度改革将决定未来国家粮食安全。如前文所述，我国粮食供应与土地的绝对量关系不大，而与优质耕地的数量关系密切。山区土地被大量撂荒，平原地区优质耕地被大量转变为建设用地，影响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产生这种潜在危急与国土规划及土地制度有密切关系。

确立我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对于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强拆农民房屋的法律基础是农村宅基地的集体所有制，为了“集体利益”，农民家庭就不得不服从所谓由“公共利益”产生的“规划”。农民世代居住的房屋会突然变得和“公共利益”冲突起来。居民的世代居住权要高于公共规划权，其法理基础应是居民的房屋及其宅基地的私人所有权。这个权利不确定，强拆或变相强拆的野蛮做法就不可能绝迹，社会就不稳固。同样地，农民对耕地的财产权不能确立，强制或变相强制流转耕地的做法也不可能绝迹。

2.城乡分割体制不利于民主政治发育。民主政治发育主要不是决定于民众文化，而是决定于社会治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民主政治是市场化社会和近现代城市社会的需求。

在传统乡村社会，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变化，相应地，其公共生活也比较简单，通常按惯例习俗处理公共事务，所以很少有需要讨论的新的公共事务。大家都是习俗的接受者，所以“一致同意”事实上成了公共事务决策的通行原则，只是这种“一致同意”并不真正和谐美妙，因为居民通常以牺牲自由来服从习俗的繁文缛节。因此，在微观尺度上，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并不需要民主政治。

在市场化社会条件下，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规则发生适应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上对各级政府的首长和立法代表遴选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二是在社会范围里尽可能地将包括合理习惯在内的公共准则转变为法律，形成对法律的“一致遵守”准则。只要法律不禁止，任何人可自由行动。这便是所谓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要顺利发展，需要传统乡村社会解体，向市场统一的现代经济体制过渡。尽管我国的乡村社会关系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村落的传统性质在各地仍不同程度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利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彻底解体。民主政治的发育必须与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同步进行。

三、城乡一体化路径

要矫正城乡一体化中的非公正性，需进一步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推进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改革，实现城乡社会治理的一体化。

（一）明确城乡一体化目标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十一五”规划执行期的最重要的决策。会议通过的决定概述了2020年之前必须要实现的六项具体目标。尽管会议文件没有明确勾勒城乡一体化的远景，但依据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对这一远景目标作一个总的描述。

城乡一体化的远景有五方面的内涵。一是城乡统一市场的基本建立，特别是统一要素市场的建立;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基本一致，农民收入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基本一致，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完全消除;四是农业高度发达，农业GDP比重下降到5%以下，全国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15%左右，专业农户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五是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

如果上述目标实现了，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将不复存在。这样一些目标并非不可企及。在我国某些发达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一些东欧中等发达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而发达国家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国家面积大，各地经济结构也不一样，各地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指标要求也不应一刀切;有的地方的城镇化率可以高一些，有的则可以低一些。可以乐观地估计，如果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能有序跟进，我国大约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战略

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国家确立了积极稳妥的城镇化战略。2008年，国家明确提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以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新农村建设不过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二是国家将一批城市群（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使中央和地方在城镇化发展方面有了更大共识和更一致行动。三是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一些体制性障碍正在被打破，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土地制度改革的原则已经确立，成都等地的改革试点取得了很大突破。四是城镇化的速度比较快，1992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的速度达到1.2%左右，超过了美国城镇化速度最快时期1倍以上。五是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城乡差距扩大的势头被有效遏止。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比改革开放前明显缩小，且按照更科学的方法测算，近年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比较稳定。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方针要真正落实好，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一揽子政策措施。大略来说，一是要加快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率至少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可以更快一些。二是要改善规划管理，逐步实现规划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国家层面上要有规划，地方也要规划。要注意合理布局各类城市，使中小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帮助农民富裕起来。要培养专业农民，使专业农户逐步成为农村的主体居民。四是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五是要维护社会公正，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损害人民的利益，要让市民和农民都享受到城镇化的好处。

（三）推进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改革

土地改革要摆脱一切陈旧观念的束缚，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要把人的福祉放在制度安排的首位，以人的福利水平提高为制度设计的标准。实践中，坚持这个标准的要义是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在私人领域坚持效率标准，合理安排土地权属类型：在公共领域坚持平等要求，以土地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实现公共目标。

要加快修改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明晰产权，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土地管理改革原则。当前要突破的几个关键改革难题是：

第一，通过明晰产权，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土地产权结构。落实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政策形成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要废除城市经营性土地使用权70年有效政策，实现使用权长久不变。即使把这两种产权看作“准私有权”，其面积占国土面积也不过1%左右。

第二，进一步严格制约平原地区城市扩张，保护我国优质耕地。要重新核定平原地区城市用地的规划指标。住宅区用地的容积率必须在5以上。新辟工业区的经济密度每公顷土地的GDP应在1亿5千万元以上。除“增减挂钩”政策留下的口子外，应在3年后原则上停止平原地区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凡利用增减挂钩政策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不同城市可差别对待。土地督察机构应该加强，督察分局的权限应扩大，其负责人的职级可定为副省级。

第三，开放浅山区建设用地市场，让70%的我国家庭拥有独栋房屋。这一建议，乍看不切合我国实际，其实我国多的是山地、荒地、丘陵、滩涂等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但我国的制度把大量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排除在住宅用地之外。只有极少数富豪明星在市区拥有昂贵的独栋房屋。我国的两极分化由土地政策显化为现实的存在。要让中国人在农业利用价值低的土地上建造相对昂贵的房屋，给山区、丘陵地区的城市更大的扩展空间。保守估计，仅仅利用浅山区的村庄用地，如果规划适当，就可建造5000万元左右的独栋房屋。如果再利用一些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其他类型土地，再建造l亿元独栋房屋也不会有问题。加上原来农民的独栋房屋，全国70%左右的家庭拥有独栋房屋，不是一个梦想。

在改革土地制度的同时，还要积极调整劳资关系，深化劳动和人口管理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我国有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解决劳动强度高、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心，全面改革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中央可以要求地方按照“保障公平、兼顾效率、维护稳定”的原则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鼓励地方政府学习重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

（四）把乡村治理转化为城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一元化

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可以看到，那里村庄已经高度非农化，尽管在我国行政建制上把它们看做乡村，并且使用“乡村治理”这样的政治术语来指称这类工作，但在工作内容上看，已经和农业关系不大。在未来一、二十年里，我国要达到这样几个目标：

第一，在全国范围里消除社会二元机制，将所谓乡村治理转化为城市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的一元化。

第二，农村大量人口一部分进入现有城市，还有一部分进入新兴城市，其余农村人口转变为专业农户，分散在300万个左右的小型居民点中，使农村真正成为农民的工作与生活区域，且农民仅仅有职业身份的差别其余社会身份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小型农村居民点将不再需要设立独立的公共组织，其公共事务归并于小型城市或其他类型城市的郊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