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枫桥经验

践行枫桥经验（精选6篇）

篇1：践行枫桥经验

**村践行“枫桥经验”事迹材料

“枫桥经验”——个50多年前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地方经验，被誉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至今历久弥新、充满活力。新时代，再推“枫桥经验”是强化综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的一大举措。把握好“枫桥经验”的精髓，传承好“枫桥经验”，有助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社会，我村作为全乡的示范村，严格按照县、乡的部署和要求，学习“枫桥经验”，搞好全村综合治理，确保有一个稳定的、和谐的乡村发展大环境，努力实现村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一、以解决群众“行路难”为目标，加快道路建设步伐

**村传承“枫桥经验”，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近年来，我村紧紧抓住户户通的大好政策，硬化村内村外主干道4.5公里，完成了户户通工程。有效地解决群众“行路难”问题，群众欢呼雀跃，所修村路已成为民心之路、致富之路、阳光之路、希望之路。

二、以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枫桥经验”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我们以“道路硬化、庭院绿化、路灯亮化、村庄美化”为切入点，大力整治村容村貌，突出建设群众休闲娱乐广场，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起了文化活动广场，配置健身器材8套，全面绿化美 化村庄，修理边坡2公里，新增植树158株。先后组织群众开展卫生集中整治 6次，清运垃圾3000多方，引导群众在房前屋后绿化、美化，墙面统一刷新，以崇尚文明新风、宣传党的政策为主题，刷写墙体标语。群众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三、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 “枫桥经验”有效整合行政、市场、社会等资源，充分发挥各类主体作用，激发社会活力，构建权责统一、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社会治理命运。我村深化结构调整，扩大主导产业，增加群众收入，为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倚托**绿通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设施蔬菜，蔬菜大棚面积近300亩，总产值700万元；县蔬菜办和合作社还为菜农搭建清徐县蔬菜产业信息服务平台，包括最新资讯、政策法规、蔬菜价格、科普专栏、专家求组以及供求信息。二是扶持发展畜牧养殖业，养殖大户发展到18户，产值100万元；三是发展运输业，拥有运输专业户19户，运输车辆15台，年创利400余万元。

四、以创城工作为目标，完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借力“枫桥经验”，立足发展实际，传承创新推动“枫桥经验”。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我村成立了扫黑除恶工作组，建立了档案资料，并由支部牵头，每月召开扫黑除恶动员会。结合当前工作，于2017年完成全村土地确权工作，共163户，计1295亩；正在进行的煤改气工程，全村共263户，煤改户248户，达 到95%，工程进度已完成图纸设计和打孔及道路开沟工作，剩余工作正有序进行中。

时代的全新命题，催生出“枫桥经验”的升级与突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乡党委、政府的深切关怀下，我村两委班子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使得**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朝着又快又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新农村建设推进村后，我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村逐渐蜕变成为了一座美丽的小村庄。

在今后的工作中，**村将继续借鉴“枫桥经验”，创新探索以人民调解与村规民约为基础、以社会化调解为核心的“三治一体”社会治理新方法，形成“村里无小事，大事不出乡”的新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努力打造政通人和、共同富裕的良好局面。

篇2：践行枫桥经验

做好劳动用工领域矛盾纠纷调解

55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区人社系统在工作过程中继承和发扬该项优良传统，不断学习总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结合实际问题不断优化创新我区劳动用工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新形势下解决劳动争议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

一、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劳动者依法维权 区劳动监察大队突出服务前置于执法工作理念，以诚信企业培育为抓手，创新劳动就业政策法规宣传方式，通过建立企业QQ群、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做好与企业的沟通和指导，积极回复网上咨询。XX年累计发放劳动政策法规便民问答、工伤保险条例等各类宣传资料XXX余份、劳动合同XXX余册，有效提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法律意识。

二、扎实推进劳动用工监管，减少劳动纠纷发生

1、劳动监察大队通过完善劳动监察“两网化”工作业务流程，明确协管员工作职责和标准，定期对协管员进行指导，组织街道、社区对辖区用人单位定期开展宣传、检查，扎实推进用人单位网上登记、用工备案、年审等工作，推进劳动合同签订，实现劳动用工动态监管。截止目前，完成XXX用人单位网上年审XXX户,网上登记用人单位XXX户，涉及XXX余名劳动者。

2、严格执法检查，加强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通过每年定期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建筑业劳动用工专项执法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专项检查等活动，一方面解决处理了一批存在工资隐患问题的企业，另一方面规范了企业行为，极大的减少了劳动纠纷的发生。

3、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支付各项制度和措施，推行建筑劳务实名制管理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户管理等制度，规范建筑业劳动用工管理，有效保障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减少了农民工工资纠纷发生。

三、积极推动建立多元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机制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多元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精神，将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多元处理机制，作为当前及后一段时间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的重点，放在突出位置，不断创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形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各企事业单位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多层次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同时加强统筹协调，推进各类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多元劳动纠纷处理机制效能。

1、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完善劳动仲裁办案制度，简化优化办案程序，做好案件分类处理，调解关口前移，注重案前调解，最大限度化解劳动纠纷。

2、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断健全劳动人事争议预防协商解决机制，指导用人单位加强劳动人事争议源头预防，加强对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指导，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引导和支持用人单位与职工通过协商解决劳动人事争议协调机制，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注重源头治理。

3、劳动仲裁委不定期对街道、社区劳动监察协管员、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员进行劳动保障政策法规和劳动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培训，充分发挥劳动监察协管员、企业调解员预防化解劳动人事争议的作用。

通过多元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机制的不断建立完善，我区劳动纠纷得以快速在基层化解，未发生重大矛盾隐患。

四、完善部门联动协调机制，有效化解农民工工资矛盾纠纷

成立区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加强协同配合，共同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措施落实，共同研究预防化解农民工工资纠纷政策措施。

篇3：践行枫桥经验

关键词：菲达集团,枫桥经验,和谐发展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龙头企业、环保装备行业中唯一的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因为企业拥有国内外众多的下属企业, 点多、面广、线长, 所以管理上难度很大。作为“枫桥经验”发祥地的本地企业, 菲达集团的决策者仍非常重视传承创新发展好“枫桥经验”, 在实践中不断强化忧患意识, 以开放的思维和创新的理念,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 “号准脉”, “开对方”, 传“枫桥经验”在企业中常抓常新, 永葆生机和活力, 取得了20年“五无” (即无重大治安案件, 无群体性上访事件, 无民转刑案件, 无重大伤亡事故, 无火灾爆炸事故的可喜成绩, 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和谐发展。以下是我们在推广“枫桥经验”在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一、建立推广“枫桥经验”的责任制, 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多年来, 集团党委、董事局始终把“推广枫桥经验”活动作为搞好企业综合治理, 维护企业稳定, 保障企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每年年初, 根据企业发展的思路和经济责任制目标的确定, 制定“推广枫桥经验”工作计划, 把抓企业内部的稳定工作同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摆到重要位置。一是切实加强对“推广枫桥经验”工作的组织领导, 及时调整各级“推广枫桥经验”领导班子, 调整充实办事机构力量;二是有效发挥公司保卫处的职能作用, 积极当好公司领导抓好推广工作的参谋和助手, 加强上下联系, 做好上情下达工作, 以赢得推广工作的主动权。并且不断加强对推广工作的业务指导, 促进推广工作的深化和提高。三是坚持“谁是主管、谁负责”原则, 层层建立推广责任制。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舒英钢为维护企业稳定第一责任人, 各支部书记为部门直接责任人, 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 把维护稳定工作的责任落实到分厂、处室、车间、班组, 做到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 层层抓落实。各分厂、控股公司、处室严格按照推广活动的考核要求和实施办法, 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四是严格考核制度, 加大查考核力度。公司保卫处受党委委托, 认真履行职责, 加强检查督促, 并按照“推广枫桥经验”工作的细则, 建立完善考评制度, 实行月考核, 季评比, 以每分值50元的考核标准在当月奖金中兑现, 使推广活动的好坏直接与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 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员工的推广积极性, 提高了维护企业稳定的自觉性, 形成上下一心齐创共建的局面。

二、健网络、强基础, 掌握“推广枫桥经验”工作的主动权

建立企业内部自我管理、自我防范, 自我消化的网络队伍是创造企业和谐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企业十分注重保卫调解网络建设, 积极依靠员工维护治安, 发挥群防群治优势, 真正做到有人抓, 有人管, 抓得好, 管得住。公司总裁不断调整充实保卫处力量, 建立经警队, 配备保卫队伍28人, 治保调解人员37人, 确定治安责任人50名, 配备信息员33人, 在员工住宅区配备楼群协管员25人, 三级防火责任人和义务消防员150人。为了有效发挥这批人的作用, 针对不同的分工, 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分批培训指导, 提高政策法律水平和业务能力。有效地控制各种刑事治安案件的发生, 各种治安灾害事故得到杜马铃薯, 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车间班组, 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企业呈现出一派平安祥和的景象。

三、软抓制度规范, 强化人本教育

公司把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开展推广“枫桥经验”活动的一项主要措施, 不断制定和完善各种内部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 把200多种制度分类汇编成13大类, 装订成册下发, 使每项工作、每个工种、每处岗位职责、任务明确, 奖罚有章可循。同时公司还从人本管理出发, 狠抓企业全体员工的法制道德教育, 做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公司经常组织员工学习法律知识, 利用《菲达报》宣传法律、刊登案例, 邀请司法部门的同志送法进厂, 进行法律辅导, 有的放矢地组织中层以上干部, 技术骨干和营销人员参加专业性法律、法规培训。此外, 每年还对新进厂的员工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岗位培训和厂纪厂规教育, 从而不断地增强了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推进了依法治厂的进程。

四、依法治企,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在菲达, 凡是菲达集团录用员工, 都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签订、续订、解除和终止由公司人力资源部统一管理, 对已签订的劳动合同, 无论工期长短, 都交由公司档案室统一存档。集团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 是诸暨市工业企业中第一家实行双休日、长假和带薪休假制度的企业。

集团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岗位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两种体制。对后勤和行政管理人员实行岗位工资制, 对一线生产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 并按月按时贵客发放薪酬。对因工作需要加班加点的, 及时发放加班工资或合理安排职工调休。职工收入逐年增长。

对录用的职工, 集团依法缴纳各类社会保险, 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 参保率达到100%, 并为职工缴纳了住房公积金, 缴纳基数超过了诸暨市政府规定的标准, 且无欠缴现象发生。

集团还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 制订严格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机构和网络, 为下属各个分厂公司都配备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并层层签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书。企业经常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与教育, 积极参加全国“安康杯”安全竞赛活动。对涉及职业安全卫生的设施及工程, 企业都严格按照“三同时”的原则, 由公司安全环保处和工会进行监督和管理。

企业对特殊工种、接毒工种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 建立健康档案。对公司的粉尘、有毒有害气体和职工食堂都进行定期的检测, 以确保员工的身体健康。2002年、2007年, 企业两次荣获全国“安康杯”优胜单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菲达集团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制度, 如集体劳动合同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职工 (包括全体退休职工) 体检制度、职工医疗互助基金等制度, 都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合法, 程序规范并不断完善。

五、以人为本, 让员工分离企业发展成果

“让员工分离企业发展的成果”, 这在菲达是实实在在的承诺。今年春节刚过, 集团党委收到了下属某公司两名员工写来的感谢信。信中写道:“去年由于重病所需巨额医疗费, 致使我们家庭困难。去年底, 集团领导专程看望我们, 并送来了数万元补助, 作为普通员工能得到企业如此关爱, 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在菲达, 像这两位员工那样享受集团医疗互助基金会补助的还有许多。不仅如此, 菲达还有员工基金会, 对职工的其他困难进行补助。如特困员工杨某, 妻子无工作, 因病故产生了巨额费用, 集团及时送去慰问金解决了他家的燃眉之急。

不仅如此, 集团党委、董事局、工会决定从2011年元旦开始, 员工结婚享受5260元贺金、员工生小孩享受2000元贺金、员工子女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升学享受2000元贺金。此外集团员工购买“菲达·壹品”的房子, 享受优惠后, 首套房再享受员工基金会的2万元贴息。

去年, 集团职工医疗互助基金会共发放医疗补助金213.10万元, 补助对象大多为已退休职工。最高报销比例为职工自负药费的80%, 特殊情况由董事局主席特批给予100%报销。2009年, 集团医疗互助基金会被评为“诸暨市十佳互助保障会”。该经验在省总工会专项基金交流会上书面交流。

集团每年为职工安排健康体检, 使职工能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切实保障职工的身心和身体健康。此外, 每年春节前, 集团工会还邀请全公司500多名离退休职工来公司聚餐。工会则会对生病住院的职工进行探望慰问, 把企业的温暖送到每一位职工心里。

六、善用法宝, “枫桥经验”化解矛盾纠纷

在推广“枫桥经验”的工作中, 集团及时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工作制度, 由公司工会具体负责, 依法、及时调解和各类劳动争议。建立劳动关系预警机制, 专门确定职工信息联络员, 及时反馈职工群众反映的各类焦点、热点问题, 并由公司工会及时调解组织及时合理地处理, 有效地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集团下属菲达酒楼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熊某在工作场所突发疾病, 他所在班组的综治安全员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 同时上报公司领导。公司派出专车专人, 接来熊某在江苏老家的家属。经确诊, 熊某患脑血管畸形突变, 经八天全力抢救, 熊某还是不幸去世。

熊某去世后, 他的家属要求企业按工伤一次性赔偿他们65万元, 否则就带着花圈到酒楼闹事。与熊某家属多次协商无果后, 菲达酒楼将此事上报集团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集团调委会一面建议酒楼承担熊某家属吃住行和医保以外的自负医疗费用, 一面由集团法律顾问耐心地向熊某家属逐条讲解《工伤保险条例》的具体内容。在了解相关法规后, 熊某家属对菲达酒楼的照顾表示感谢, 而菲达酒楼也根据企业以人为本的宗旨, 另外给予熊某家属困难补助。至此, 一场一触即发的纠纷以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得到了化解。

多年来能够圆满化解各种矛盾, 利益于菲达以人为本的宗旨和组织机构的健全。可以说, 菲达集团推广“枫桥经验”的工作

劳动定额是针对正常生产技术条件下所规定的活劳动消耗量的标准限额, 可是实际生产中往往由于作业条件不符合标准而导致了定额误差的产生;具体有: (1) 材料因素, 如毛坯余量过大, 材料硬度超出规定范围, 材料成分不标准, 热加工留有缺陷等; (2) 设备状态因素, 由于设备役龄长短不一, 精度参差不齐, 所以加工零件时的切削用量不能标准统一, 致使工时的消耗产生误差; (3) 管理组织的不善, 如工夹具、刀量具的规格不全, 性能不佳;技术服务的滞后;零件计量检测的低效;天车起重工的服务质量欠佳;磨刀砂轮的更换不及时等等, 都会带来非正常性的劳动定额误差。

4、职工技术水平造成的定额偏差

劳动定额的制定原则要求定额水平对多数人而言必须经过努力可以达到, 也就是相对中级工水平而制定的劳动限额;所以, 当个人技术水平不一致时, 劳动效益便有差别;技术水平或高或低都会随之产生相应的劳动定额误差, 这属于正常性误差;而由于技术革新所产生的过大定额误差, 则是非正常性的劳动定额误差。另外, 当生产工人的技术等级和工作物等级不一致时, 也会产生非正常性定额误差。

5、其他因素造成的定额误差

劳动定额误差的产生除了以上具体因素外, 还受到以下几方面原因的影响:一是企业管理者对劳动定额工作重视不够, 支持不力;二是劳动定额主管部门管理不严, 部分定额人员素质不佳;三是企业员工工作热情不高,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

三、如何减小劳动定额误差

从以上劳动定额误差的形成原因可以看出:因劳动定额的制已形成了组织网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人员到位、严格执行的管理制度。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等均由集团领导亲自挂帅, 各相关机构分工负责, 组织机构网络从集团公司总部直接贯连至车间和班组。人员到岗到位, 发生问题就能及时处理。

七、狠抓设施建设, 提高防范能力

“看好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 办好自己的事”是企业治安保卫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公司在加强保卫队伍建设, 强化员工的自我防范意识的同时, 值得化钱买平安, 加大对安全防范硬件设施的投入, 增加安全防范的科技含量, 对财务部和保险箱库安装110防盗报警系统一套, 重点要害部门配备各类灭火器材800余只, 消防高压泵一台, 对引进的高科技软盘实行“三防”重点管理, 办公大楼和试验中心落实全封闭管理措施。近年来, 共投入隐患整改费用累计80余万元。确保了员工和企业生命财产的安全。

八、拓展工作领域, 企地联防共建平安社区

长期来, 我们不断深化推广“枫桥经验”工作, 还积极主动地把推广工作向外延伸, 寻求创造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的途径, 丰富创建内涵。在当地政府和边区派出所支持下, 积极与驻地曲山村开展企地联防, 共同维护企业周边地区秩序稳定。认真探索企地共建“平安社区”的路子, 签订厂村联防协议, 建立和完善联防工作机制。坚持处、队负责人定期研究工作制度, 想到通报治安信息, 共同实施区域巡逻, 联合开展清查和设卡守候活动,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 抓捕罪犯。对厂村员工与村民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 实行联合调处, 妥善解决, 力求使矛盾纠纷不扩大, 不转化, 增进了企地友谊, 达到了员工与村民和睦相处。开展企地共建, 实行厂村联防, 社会效果明显。到目前为止, 共查获被盗各种车辆200余辆, 抓获违法人员和犯罪嫌疑对象30余人, 清理“三无”盲流人员50多人, 协助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一批。区域内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明显下降, 厂村之间矛盾纠纷明显减少。

灿烂的“枫桥经验”之花, 已使菲达集团结出了丰硕的和谐发展之果。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 菲达先后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国家特级安全企业、浙江省精神文明单位、省首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省创安达标示范单位、省劳动和谐企业、省依法治企先进单位。

定方法以及由于个人技术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定额误差属于正常性定额误差;而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定额误差均是非正常性误差。对于非正常性误差, 不可能完全消除, 只能采用科学的方法有效地减小;而对于非正常性的定额误差则完全可以通过改进工作方法从根本上加以消除, 可采取的措施如下:

1、建立标准化劳动定额管理程序, 采用先进合理、全面实用的劳动定额标准;

在制定方法上积极推行技术测定法, 加强计算机辅助劳动定额的应用, 以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2、加强技术管理工作, 规范工艺文件, 强化工艺纪律;

严格对工艺文件的审查和技术经济分析, 以消除工艺不当造成的定额误差, 使劳动定额有准确的技术依据。

3、强化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现场管理, 严格控制加工件的毛坯料余量, 合理材料代用规格, 保证设备性能精良;

做好工夹量具的维护保养, 加强生产辅助人员的管理和考核。

4、加强对生产一线工人的技术培训, 不断提高工人的技术等级水平;对于技术革新造成的定额误差要及时修订。

5、加强劳动定额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基础地位;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定额员队伍, 创造性地开展劳动定额的制定与管理, 做好定额工时的定期修改。

【作者简介】

篇4：“枫桥经验”萌发新芽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翼平，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和浙江省领导李金明、周国富、王国平、张曦、章猛进、王辉忠、葛圣平以及省法院院长张启楣、省检察院检察长朱孝清出席了会议。

枫桥经验形成于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

1963年11月，枫桥区社教运动试点基本结束，公安部派员赴浙江了解到试点中没有捕人的情况，即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总结枫桥区的经验。11月22日，毛主席在报送文件上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963年12月，诸暨市公安局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介绍了枫桥经验。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极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批示》，批转了枫桥经验。从此之后，枫桥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老枝发新芽，发展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经验：党政动手，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化解矛盾，维护治安，促进稳定，保障发展。

伴随着40年风雨历程，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把握和继承枫桥经验的思想精髓，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在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上做好文章，把“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引入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把职务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赋予了枫桥经验新的内涵，使枫桥经验在反腐败的道路上建功立业。

枫桥经验的本质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是实施枫桥经验的目的所在。检察机关要做好预防这篇文章，首先要确立新的预防理念，即惩治腐败遏止职务犯罪不能以打代防，必须以打促防，以打固防；不能重打轻防，必须打防并举；不能孤军作战，必须整体联动；不能速战速决，必须深入持久。

“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依靠群众，实行群防群治”是枫桥经验对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创造和发扬，也是其经久不衰的重要法宝。该院借鉴枫桥经验在组织保障体系方面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网络单位协同作战、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的预防网络和工作机制，处理好党委统一领导与社会化大预防的关系，形成预防工作组织体系的核心。该院主动把预防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下，纳入全市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格局之中，积极谋划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路和对策，为党委开展反腐败斗争当好参谋、助手。同时积极争取党委、人大的重视和支持。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孟法明、副市长阮建明、人大副主任林朝松对该院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十分关心，多次参加有关会议，并在会上作出重要指示。

检察机关抓预防，只是社会预防的一个方面，但是如果各个单位都具有了自防意识，那么必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形成专门机关预防与社会化预防良性互动的整体预防网络。自从2001年检察机关与金融系统联合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以来，院里不断与金融系统各部门加强联系，主动上门访问，进行法制宣讲，以积极提供法律服务、解决相关法律问题等形式，取得被访单位领导的认同，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该市金融系统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通过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建立健全防范机制，违法违纪苗头明显减少，各项工作成绩显著。

“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建立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是枫桥经验“四前工作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及时发现和消除职务犯罪发生的隐患，该院积极探索建立一套完善的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及时了解各网络单位的预防信息，消除他们担心“揭疮疤”、“被监视”等疑虑。预警机制的建立使该院有针对性地对这几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开展预测性调研，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检察机关将1995年以来曾经查处或者虽未被查处但有前科的人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加以分类归档，储存于电脑中，并由专人负责管理，既有利于把握犯罪的新趋势、新形式、新特点和热点行业，以及案件多发部位和群众关注的问题，又为案件的侦查工作提供了对策和方向。

对各类社会治安问题实行综合治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枫桥经验的又一法宝。职务犯罪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枫桥经验启示我们：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样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施社会综合治理，才能形成合力达到预防目的。该院的做法是：一是发挥职能作用，开展个案预防；二是发挥先导作用，抓实行业预防；三是发挥监督作用，实施专项预防；四是发挥潜在作用，加强宣教预防。

篇5：践行枫桥经验

一、“枫桥经验”的特征

“枫桥经验”是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创新社会管理，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的政法维稳工作先进经验。它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长期探索，“枫桥经验”之所以有别与西部的贵州“瓮安经验”、云南“孟连经验”，在于其特征和表现。

1、经济特征-“中国衬衫名镇”。枫桥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面积165平方公里，辖28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总人口9.6万人，其中常住人口7.6万人。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展为全国闻名的轻纺和服装生产基地，拥有步森、开尔、海魄、情森等名牌优势企业，是全国唯一的“中国衬衫名镇”。“枫桥经验”的确需要某种经济基础，而且对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但与周边相比，如店口镇(中国五金工业产品的基地)，山下湖镇(全国最大的珍珠市场)，枫桥镇的经济并不处于领先地位，但枫桥的治安环境是最好的，其也成为“平安诸暨”的标志性形象。

2、文化特征-深厚的文化传统。枫桥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在枫桥这个地方创造和发展，是与这个地方的特殊的民风民情有关。比如枫桥的人民群众爱面子，好斗，什么事情都知道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又因为有深厚的文化传统而注重讲理。(通过枫桥法庭每年办理1000多件案件推断)辖区内矛盾纠纷并不少，但通过政府主导的化解工作，再复杂的矛盾纠纷都得到妥善化解。

3、政治特征-完全成功的经验，是浙江省的“传家宝”、“金名片”。枫桥镇闻名全国的，乃是其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个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11年前，习近平同志曾主政浙江，在浙江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提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召开期间，总书记作了重要批示。“枫桥经验”成了浙江省的“传家宝”、“金名片”。

4、理论特征-基层法治实践、法治智慧的总结。“枫桥经验”已经成为新中国法律制度中影响深远的主要传统之一。“枫桥经验”所蕴含的中国法治模式。通过复杂治理技术(法庭判决、刑事和解、民事调解、社区帮教、群防群治等)塑造了中国基层法律新传统。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倡创立“枫桥理论”、“枫桥学派”。枫桥经验既体现政治的传统，也是法治的传统。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被不断赋予新的法治内涵，体现一种政治敏感性，更是一种实践法治的智慧。

5、发展特征-坚持不懈“旧瓶装新酒”。“枫桥经验”的发展存在高峰低谷，但就当地政府而言，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枫桥经验”的挖掘和推广宣传的努力，力图使这一传统得以延续下去。可以说，当地的每一届政府都把“枫桥经验”作为一个必须认真重视的政治资源，特别是当地干部的枫桥情结推动了 “枫桥经验”推广发展。

一是地方政府积极做建议说服工作(走上层路线)。推动上级蹲点调研，最后得到肯定，下发文件，总结推广。最突出的例证是1991年当地政府为了使“枫桥经验”得到推广重视，派人到公安部、司法部等中央部门进行宣传推介工作。“枫桥经验”在1991年得以复兴，就是得益于当地一些对“枫桥经验”有着深厚感情的干部的不懈努力，得到公安部、司法部相关领导的支持，然后又通过新华社等媒体的配合，获得了浙江省委的直接支持。二是依靠召开周年纪念大会和各种现场会，进行汇报总结的仪式化活动来推广“枫桥经验”。比如1973年，当地召开了十周年现场会，1999年，浙江省委组织推广“枫桥经验”现场会。在中央和省委组织下先后隆重召开了“枫桥经验”的30周年、35周年、40周年、50周年纪念大会。三是通过《人民日报》和其他各种地方党报的宣传推广，使其产生重大影响。

二、枫桥经验的启示

(一)创新是枫桥经验的生命力

任何好经验都必须经过培育推广，坚持不懈的发展和创新，才能成为一棵常青之树。同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虽然大庆精神今天值得发扬，并已发扬到非洲找石油，但鲜活的大庆模式、大寨模式已不存在，不只是特殊时期政治产物，更因为没有创新，经受不起第三次浪潮的考验(即新产业革命、生物技术革命、信息化革命)。

枫桥经验最初的“开展对象”主要都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是“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就地制服四类分子”的好经验，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敌我矛盾;1978年4月起，枫桥地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的工作，得到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的首肯。1980年，官方文件正式确定将“枫桥经验”的重点转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改造工作。这一时期的“枫桥经验”主要还是针对治安和刑事问题以及对犯罪分子的改造。1982年诸暨司法局的简报在介绍“枫桥经验”时，提到了要运用“枫桥经验”重视调解工作，“枫桥经验”纳入了民事调解的经验，其组织设置也从治保组织发展到建立各种调解组织。1993年，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浙江省有关领导在诸暨召开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指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又组成联合调查组，总结出“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这时的“枫桥经验”已经发展成熟为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群防群治的体系。2002年，十六大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稳定的治安环境，“枫桥经验”再度引起公安部门领导的高度关注。2003年4月、5月，浙江省、公安部领导专门到枫桥调研考察，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二)社管综治维稳(政法)工作也能创品牌

“枫桥经验”体现了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长期探索，努力寻找到一条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揭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依法治国的深入，将更加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基层法治(治理)模式的探索。50年风雨中枫桥经验不断取得成功证明，社会建设、法治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同样可以创建地方品牌特色亮点，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对做好综治维稳工作应当充满信心。

(三)法治是“枫桥经验”灵魂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各种矛盾碰头叠加，以往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运用法治的理念与思维，坚持弘扬公序良俗，突出社会效果，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强调的那样，继承和发展“枫桥经验”，就是要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

枫桥案例一：某村的一小段水泥路破了，村里研究并拨出1000元钱作为经费，让四位新干部负责修复这段水泥路。结果，他们只用了很少几个工，花了820元，就把这段水泥路修好了。对于多余的180元钱，个别干部动起脑筋，打起了小九九，拿这180元钱下了馆子，并还拉了其他几位村干部一道吃。群众知道这件事后，议论纷纷，向谁反映这件事?由谁来解决这件事呢?村里五名村民代表站出来了，他们当即责令参加吃饭的几位村干部退款。在事实面前，在村民代表的严正指责下，这六位村干部乖乖地各自退了30元，而这180元当天就入到了村财务帐上。事后群众都说，村里谁最大，村民代表大会最大。正因为村民代表大会可以监督干部，后来许多村民亲切的称村民代表大会是“小人大”。

枫桥案例二：一位村民因家里搞竹制品加工，缺少原料，他不问青红皂白在隔壁的兰亭镇花坞村一户农户承包山上砍了七支毛竹，被本村村民看到了。岫山村没有“护短”，村干部把村规民约送到这位村民手里，一字一句念给他听，并解释：制度公约是大家订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违反村规民约不只是个人的思想素质问题，更是对全村公序良俗的一种侵犯。通过教育这位村民认识到了错误，结果按每支毛竹150元赔偿计算，含泪把1050元钱交到了村治调委。村里立即派人把这笔赔偿款送到绍兴兰亭镇花坞村党支部书记手里，该村的干部感触万分地说岫山村确实靠硬，制订的制度确实有用，又没有地方保护主义，真正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许多村知道后都深有体会地说，制度制约了人、文明了村，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后来村民们把村规民约比作是一部岫山村的 “小宪法”。

枫桥案例三：一对亲兄弟因房产纠纷产生矛盾而导致两家拳脚相加，引起两起刑事自诉案件和三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诉到法庭。更糟糕的是，兄长的一个刚刚就读于北京某名牌大学的儿子，就是其中一起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如果以判决方式进行处理，这个大学生必将受到刑事处分，失去前程并结下的世“仇”。调查中张学军庭长发现两家的关系以前一直很好，大学生的婶婶把丈夫的侄子视同己出，平时关爱有加。这次将侄子告上法庭，一是侄子出手伤害他们，实在伤心;二是形势所逼，因为丈夫的哥哥先把自己的丈夫告上法庭。为了“取得平衡”，也只能出此下策。张学军感到此案调解结案是最好的方式，哪怕磨破嘴皮也要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地村干部的支持下，张学军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使双方分歧逐渐缩小，终于到晚上7时左右，双方答应所有恩怨一笔勾销后，那位婶婶饱含热泪对他侄子说：“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再叫我婶婶吗?”在所有在场人殷切期盼的目光中，这位大学生扭捏了足足有2分钟的终于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婶婶的面前饱含深情地说：“婶婶，我对不起你!”这起特殊的案件最后以兄弟间矛盾平息，双方握手言和，和好如初为结局，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其实上这个案例就是枫桥法庭落实“大调解”工作的一个缩影。

(四)充分发挥人民法庭职能

1、重视和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枫桥人民法庭位于“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管辖枫桥、赵家两镇和东和一乡，计169个行政村，5个居委会，常住人口十五万，外来人口二万多，辖区面积三百多平方公里。市委领导非常重视人民法庭建设，认为枫桥法庭的形象事关枫桥等地的法治化水平，一定要把枫桥法庭建造成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努力把人民法庭做大做强。2002年5月，耗资近400万元的新办公大楼落成。法庭占地面积16亩，建筑面积4200多平方米，正式干警7名。该庭坚持按照浙江省高院关于“模范五好法庭”的要求，不断强化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创出了绍兴法院工作的特色和品牌。

2、全方位的调解指导实践

枫桥法庭强化调解实践，探索总结了“四环调解工作指导法”，即“抓诉前环节，进行普遍指导;抓诉时环节，实行跟踪指导;抓诉中环节，进行个别指导;抓诉后环节，进行案例指导”，实现了法院审判与人民调解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使枫桥地区的调解走上“依法调解”的轨道。

枫桥法庭重点是进行普遍指导，建立法律指导员工作制度。首先，确立法庭法官为法律指导员制度。5名审判员分片联系指导辖区两镇一乡的调解组织及所属村委会和企事业单位的191个人民调解组织。法律指导员定期对调解干部进行业务培训，接受法律咨询，积极帮助调解组织建章立制，进行实地指导，切实做到指导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二是建立纠纷告诉引导制度。对一些因家庭邻里纠纷、损害赔偿及群体性民间纠纷而来庭咨询或来信来访的当事人，法庭指定专人进行及时、妥善的引导，引导他们可先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对当事人愿意选择人民调解的，法庭即行开具《人民调解委员会联系跟踪单》，由当事人持单到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受纠纷调处。负责分片联系的法律指导员及时进行跟踪指导，了解纠纷调处进程，并及时为调解干部提供法律咨询或调解建议。三是进行个别指导和案例指导，建立特邀陪审、旁听制度和案件结果反馈制度。在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未果的民间纠纷时，法庭邀请相关调解人员到庭旁听，让他们学习审判人员说理讲法的特点和调解技巧，以进一步提高他们调处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法庭还将一些典型案件的审理结果书面反馈给相关调委会，便于他们在今后调处类似纠纷时作案例参考。通过上述全方位、多角度的工作指导，枫桥法庭辖区各调解组织的整体工作水平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调解干部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纠纷的技能提高较快，规范有序的调解体系也吸引了更多当事人自愿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民间纠纷。

3、极具特色的劝导实践

如果说调解指导的实践将调解纳入了一种全面、规范和制度的轨道，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完成调解的实质目标，那么，枫桥法庭创造的调解劝导，则从另一个维度弘扬了调解的教化功能，使法律实践自觉融入了和谐与德治的治理理念当中。枫桥法庭在受理案件之前，会为诉讼当事人提供一份非常温情的“调解劝导书”：

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人民法庭调解劝导书

你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但并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优选择。因为诉讼会吞噬你的时间、金钱、安逸和朋友，况且打官司不一定就会赢，证据是人民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如果你缺乏证据会酿成“有理也会输官司”的结果;如果官司输了，你将要承担败诉的全部后果。有的官司会造成世代结冤的结局，同时，如果对方没有财产或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执行会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在此，枫桥人民法庭真诚地提醒你慎用诉权。解决纠纷的手段、方式是多样的，通过友好协商、调解或和解即人民调解方式具有简便、快捷、不收费和有利于和平相处、及时化解矛盾的特点，且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所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一方届时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可直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力的调解协议，债权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据此，枫桥人民法庭真诚地劝导你请首先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你持本庭出具的纠纷联系跟踪单，人民调解委员会将凭该联系跟踪单优先受理和处理。如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你仍可持该纠纷劝导手册向本庭起诉，本庭将依法予以快速立案受理。

劝导员 xxx

篇6：浅谈枫桥经验

一、从枫桥经验的历史去深刻认识内涵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层面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就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支持，最终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暂时困难，加快实施其“反攻大陆”。因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反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推翻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时候，要尝试“和平演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政权，是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之一是把四类分子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人民。中央明确，针对攻击报复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这种刑事案件司法必须立即逮捕，而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遵循中央的这一指导精神，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创造“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深刻的内涵认识

坚持“枫桥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核心和灵魂”，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扬。初期，枫桥的治理经验是，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头，可以使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同时吸收“枫桥经验”中“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的同时，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对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枫桥经验”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将“后处理”改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并加强基层治理的风险评估可能是一个方面，“枫桥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风险评估不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学科的应用和多部门的协作。因此，借助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分析，为社会保障的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最成功的经验是动员群众进行基层治理，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各部门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觉地使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形势、部署任务在基层社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群防群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我国公安机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从国情出发，目前中国仍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利用公安数据的历史数据，不仅缓解了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适应了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来看，我国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管共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做好基层党建，优化社会治理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动”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枫桥经验”的升级版，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幸福感。

首先要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枫桥镇打造“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选村党支部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分别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第一责任；

聚焦社会组织党建新领域，做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运用好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载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片红叶，让每一个支部成为一树红枫，让枫桥党组织成为一片红枫林，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四个平台”建设为龙头，以智慧防控为支撑，以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构建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实现信息汇聚、智慧派单、可视指挥、数据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运行系统，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不断提升办事办证服务的便捷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创建精神文化新家园，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枫桥文化诞生了“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枫桥文化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枫桥所特有的“枫桥精神”，这就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大力推广“枫桥精神”，已成为枫桥人民群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文化，不断赋予时代新内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弘扬阅读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弘扬孝义文化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弘扬不平等、良讼的理性文化，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弘扬地方文化，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治理困境和优化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有的是转型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现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的社会失业问题，伴随着经济产业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三大问题。许多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大量的上访者，增加或持续性犯罪无处不在，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表现为显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模型。该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依赖于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纳入这样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枫桥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该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组织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组织和干部群众，建立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责任感的领导队伍；

二是需要反应灵敏的信息员队伍；

三是需要责任明确的指导员队伍；

四是需要业务素质强的治调队伍，在此基础上才一能建立高度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和不安定因素的预警机制。另外，“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与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资料档案。枫桥镇实行的“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渠道。治理方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尊重良好的传统和治理经验。此外，这一系列表格和档案不仅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对管理人员本身形成约束。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枫桥经验”是著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指示推广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提高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方法。

标准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党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制定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计划。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离开标准化，治理现代化无从谈起。枫桥经验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实践，积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更为细化的法律条款，因此可以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立法”的补缺，而浙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验田，先后涌现了许多具有实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经验，我们可以把“枫桥经验”这个全国有名的基层治理经验编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适性的工作标准，显然有着突破性意义与价值。

三、基层检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将枫桥经验放到基层检察工作中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新形势。特殊案件的处理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建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特殊的办案机制，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普遍规律。选择案例经验丰富、业务骨干和计算机辅助人员和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网络犯罪办案组，实现一种案例指导、案件调查、案件防控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和办案经验，研究者继承的积累，研究者还将确保人承担责任，合理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小于。同时，要加强办案力量的专业培训。在特殊人员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可持续发展，后续的定向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企业，通过企业网络技术、财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检察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互联网法律讲座和研讨会、企业培训人员、企业人员的跟踪和指导，以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阐明办案的法律关系。

探索集约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独犯罪或少数群体犯罪。灰色产业链和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往往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实现有效审判，是检察机关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实行个案繁简分流，分类指控，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是要注意诉讼前的沟通，参与诉讼，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特别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们可能的刑罚，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积极开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辩方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情况下，除按照犯罪内容分案外，还可根据庭审难度对案件分批起诉、分案处理，对于个别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定性争议大而可能影响开庭进程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各个攻破，以提高整个案件的庭审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沟通，简化庭审。鉴于网络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证据材料、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在起诉后首次与法院沟通，告知起诉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审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并就证据有无异议、是否申请调取新证、全案定性等争议焦点，明确控辩双方初步观点，为提高庭审效率打好基础，促使庭审实质化。

另一方面，枫桥经验是一面社会治理的旗帜。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形势，打击与治理并重是解决网络犯罪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检察机关要注意源头预防，深化社会治理，坚决杜绝“一抓一讼”的机械化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同步法制宣传，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结合办案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建议和鼓励受害者网络公司利用其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处理一系列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的“群发”功能，告知被害人举报、提交证据，发挥“社会人的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便于后续办案。另外，我们应该主动回应社会的关注。随着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司法应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的情况下，认真开展调查和总结，以“一案一总结一建议”的方式，积极向案发单位和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检察建议，服务社会大局，回应群众期待，打造和谐共生的司法生态。

（二）结合枫桥经验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蕴含着中国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枫桥经验”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中国特色法治不谋而合。“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与中国法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枫桥经验”寻求的是一种比法律途径成本更低、时间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枫桥经验”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为贵”的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与时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集会、整顿等一整套政治途径。这些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社会和谐。

二是“枫桥经验”的实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结合。一切现代法治都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基层，成长于中国发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发展、创新这样的经验,它是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这也正是是法治的内在要求。长期保持中国传统，维护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传承、文化脉络、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枫桥地区这么悠久的人文历史传承,“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枫桥经验”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本土资源，它继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谐”，并结合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统一协调系统的法治建设。

三是“枫桥经验”的实施是动员群众发扬民主。“枫桥经验”初创时期对“四类分子”的帮教转化,是将“四类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依靠群众开展的帮教转化工作。近年来，枫桥经验在创新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新时期把富人减少冲突，通过组织群众预防冲突，在解决群众矛盾的服务新理念。它的实施手段自始以来都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与身边的事务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是“枫桥经验”实施过程中的强烈的政治性“枫桥经验”所蕴涵的中国法治模式是政治运作的衍生品。“枫桥经验”以政治权威为后盾,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无论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务于中国法治、中国政权。我们在实践“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传统,使这种经验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本能,逐渐形成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基础。

总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按照党建引领的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为人民生活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牢记人民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好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善治。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记者再次探访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时，发现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按部就班已经远远不能跟上世界变迁的步伐，“枫桥经验”的红旗在遍插全国的大街小巷之后，锐意进取的浙江诸暨人，则紧跟时代脉搏，再次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枫源村通过“全科网格”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微事不出格”；

诸暨市创新实施流动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约化旅馆式、网格化标配式“四化四式

”服务管理新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安全隐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融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则走得更远，用户只要使用一个账号登录平台，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纠纷特征，选择多种纠纷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众，覆盖也更加全面无缝隙，网络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基层综合治理上，我们不仅要学会苦干实干，还要学会敢干巧干，能干会干。不断的摸索和总结，提炼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诸实施，施惠于人民群众，切实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格化现在基层都有铺开推广，但是网格员是否都能做到“全科”，这就不容我们太过乐观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业务不精，混水摸鱼等等现象，我们都应该加以清理，要把网格做实、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务于网格内的群众，“全科网格员”要能做到大家随呼随应、随叫随到，并且业务精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切实的服务群众。

另外浙江的网络化应用确实先进，更集约、更高效、也架设了更高端的资源整合系统，对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应尽快学习，尽早架设类似系统，让群众的需求能通过网络更便捷的找到服务窗口，更精准和全面的为其透彻分析，以方便其选择，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在当下，学习枫桥经验，仍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我们不止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更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实际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让群众真心满意。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由无数的共产党员通过实践证明了的。贵州息烽县温泉镇政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下应该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不断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党委班组带头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组走访村组干部和群众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领域内的群众诉求，一律要认真记录，并向具体责任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力争把每件事都具体落实，坚决杜绝群众诉求被踢皮球、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党民鱼水情。

枫桥经验的重心在基层建设。基层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所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必须把基层工作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门团结一致，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以群众利益为起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把各类矛盾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枫桥经验的关键是民生。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民生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社会矛盾必将大为减少；

衣食足是礼仪兴的基础，只要群众能够享受到民生改善带来的福利，公民素质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质的提升必将使他们在处理矛盾时必将更加理性，把脑海中违法的因素消灭在襁褓里，使矛盾纠纷就地合理解决成为现实。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就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有本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篇四】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和社会减轻了压力。由此，“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为社会治理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和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间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层扎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这里面，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职责范围，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同时，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优秀德治传统。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

顾炎武更是强调，“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世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在不断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而且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形成了一种互动乃至紧张。在一些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加之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交锋地带，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还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就此而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当然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点包括推动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执政能力建设、行政服务水平提升。

进一步来看，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平面工作上；

动态层面的社会治理，则需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事实上，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持久活力；

只有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进而实现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篇五】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新时期，学习“枫桥经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处理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避免矛盾升级，维护良好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功能；

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风险防控的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处置上，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