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劳动合同

2024-05-27

无效的劳动合同（精选11篇）

篇1：无效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的无效

蒋某诉某私营鞋厂案

[案情]

申诉人：蒋某，男，26岁，某私营鞋厂工人。

被诉人：某私营鞋厂。

法定代表人：胡某，某私营鞋厂厂长。

1994年10月27日，蒋某与被诉人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合同规定：乙方(蒋某)每天工作14小时，每小时工资1.0元;工作期间乙方因病、因工或非因工负伤均自行承担，公司不负责;合同期5年，乙方每提前一年解除劳动合同，均要支付5000元/月违约赔偿金。另外，蒋某系临时性合同工，正式合同工待遇是每日工作10小时，每小时工资1.4元。公司加班从不征求工人意见，该公司亦未组建工会组织。

1995年8月27日，申诉人蒋某以用人单位劳动条件恶劣和工资太低为由要求终止双方劳动合同。被诉人拒不同意，以要求蒋某支付2万余元违约金阻拦。蒋某不服，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

[处理结果]

仲裁庭认为，劳动者享有休息权利和劳动保险福利待遇，是我国一项基本劳动法律制度。申诉人与被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我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作制度”的规定，亦违反了《劳动法》第七十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的权利;根据《劳动法》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应认定无效，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劳动者蒋某可不受合同限制。相反，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同工同酬原则和《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延长工时，应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的规定，该厂并应按每小时1.4元支付工资和计发加班工资。

仲裁庭依法作出如下裁决：(1)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2)补付工资及加班工资3360元;(3)被诉人要求予以驳回。

编辑

篇2：无效的劳动合同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部分无效有争议的，必须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他机构如劳动行政部门、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工会等机构都不具有认定劳动合同效力的权力。合同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用人单位有过错的，劳动者不仅可以要求支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经济补偿以及其他劳动者应享受的待遇，同时可要求对其给予相应的制裁。因劳动者的过错导致的无效，也应当赔偿用人单位的财产损失。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劳动者已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提供相应的待遇，用人单位一般可参照单位同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

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认定以下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1.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是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2.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4.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利益的;

5.限制或侵害当事人一方基本权利，合同条款显失公平的;

6.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等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

劳动合同是否全部或部分无效不能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或决定，应该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风险规避措施】

1、用人单位基本信息告知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入职时，书面向其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同时要求劳动者签字确认。

2、劳动者基本信息登记要求劳动者亲自填写《入职登记表》，如实告知其承诺自己所提供所有信息的真实性，包括但不限于学历状况、工作经历、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兼职情况等。并可让其授权用人单位对其提供信息予以核查的权利。

3、职业信用调查在员工入职时，根据其提供的离职证明及相关信息，作入职前的调查。针对重要的岗位，必要时须进行背景调查。

4、劳动合同、规章制度撰写避免存在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条款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条款等。

篇3：无效的劳动合同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行业不断发展和壮大,建筑行业在国内的GDP占比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建筑行业在国内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伴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和壮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包括各种超越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非法转包、阴阳合同、挂靠等违法现象。这些违法行为是导致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

大部分重大事故经事后调查都涉及违法签订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认定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签订有效的施工合同,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集体的利益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

1.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9条明确了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建设工程合同是由承包人进行项目建设活动,发包人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该条第二款采用列举式定义了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合同、工程设计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是从法学范畴定义建设工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建筑工程合同的定义是广义的。

1.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点

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起源于承揽合同,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范建筑行业的法律和司法实务中,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是存在实质上的区别:首先,缔结的主体不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缔结主体是发包人和承包人,法律对二者的主体资格、资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在承揽合同中,缔结主体是定作人和承揽人,然而法律并没有对承揽人和定做人的主体资格做限制,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就比较严苛,除法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或者具备双方约定的解除情形外,不允许随意解除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订立必须是要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2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及特点

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指发包人与承包虽然订立了合同,但因合同欠缺生效的要件,合同不发生当事人追求的法律后果。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性质上是绝对的无效,自始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第五十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特点与一般的无效合同相同,即成立的无效合同在形式或者内容上有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者损害到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般都具有不得履行性,都具有违法性等特点。

3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典型形式

承包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根据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形应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认定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施工企业(承包人)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施工企业(承包人)以任何形式超越资质等级或借用其他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这里先明确一下资质的概念。所谓资质是指个人或者单位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或者经验等优势之后被相关机构或授权机关确认具有承接某些事项的资格。因此,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也只能具备建筑行业施工资质才能开展相应的建筑承接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承包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才能从事建筑活动。承包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属于签订合同的主体不适格,因此确定合同无效。

不具备资质分为未取得资质和超越资质2种情形。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对未取得资质持完全否定态度,然而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况,司法解释则网开一面。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承揽工程,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的,不予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4 违法分包的合同无效

法律对违法分包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分包的工程必须在总承包合同里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那么分包行为就必须经过建设单位的确认;总承包单位必须自行完成施工工程的主体,主体部分无论如何不得分包;接受分包的单位不得再次把分包工程分包出去;总承包施工单位不得把分包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只要违反上述规定,分包合同就认定为无效。

5 建设工程无效合同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5.1 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制定了严格的资质许可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没能取得制度设计的初衷。国家想通过资质制度的设置来提高建筑行业的准入门槛,以期达到保障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制度的实践中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法律对施工资质做了严格的规定,现实中也做到了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都是具有相应资质的,但是为何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呢?众所周知,在建筑行业,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现象遍地开花。其实合同承包主体与实际施工分离,资质制度俨然成为摆设,根本起不到保障工程质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资质管理制度还滋生了大量违法行为。由于法律对资质管理的强制规定,施工单位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申报、升级或维持资质。制度中规定施工企业相关资质注册专业人员的数量,为此不但产生了挂靠市场,使得人证分离(取得专业资格的个人并不在注册单位工作),还滋生施工领域的腐败现象。比如,一些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没有能力承揽到工程,而且并不一定有相应的人力、财力去实施工程,然而另一些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其不但有一定的资金和实力去完成工程,而且有能力承揽到工程,但却苦于没有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而且自行去申办资质的时间、资金等成本大且未必能申办成功。这样,就必然产生非法转包、挂靠等扰乱建筑市场的现象,从而致使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更无保障。

5.2 挂靠行为

挂靠行为是指建筑施工企业或者个人(挂靠人)以其他建筑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名义承包工程的行为。挂靠行为是不具备相应资质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特殊形式,因为挂靠行为在形式上表面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其企业资质、执照,以其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6条规定:凡属于出借、转让或其他方式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均属于挂靠工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挂靠行为是无效行为,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

结合即将施行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挂靠行为主要有以下7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以上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第二种情形为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负责采购或租赁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设备及施工机械设备,有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第三种情形为有资质的施工单位互相借用资质承揽工程,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互相借用的;第四这种情形为实际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单位不一致,由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第五种情形为劳务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的;第六种情形为专业分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第七种情形为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以上情形是最常见的挂靠行为。

5.3 改革建议

我国的资质许可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可否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曾发挥了极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僵化的资质管理制度已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此制度的继续存在值得商榷。国外不少发达国家在建筑市场并没有采取资质许可模式,少数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只对政府投资的工程采用资质管理模式。国外的这2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自身的调控作用,淘汰了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的作用。我国应该弱化资质管理模式,只当作参考的因素,逐步与国际接轨,乃至取消该制度。建立建筑行业的市场机制,从自身机制的竞争中不断淘汰不合格的承包人。取而代之建立一种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增加企业不讲信用的违约成本;完善配套的履约担保制度和建筑行业的保险制度,从而增加社会救济面。总而言之,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的需求,从根本上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6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处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尚未履行被确认无效的,此种情况在实践中处理起来比较简单。首先双方当事人不能就此无效合同做出继续履行,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害责任”“合同不符合法定的生效条件而被确认为无效、被变更或者被撤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尚未履行的无效合同,双方按照缔约过失来承担责任。通过过错认定,然后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如果双方均存在过错的,则依据各自过错的大小来承当相应的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也对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应包括因合同成立和生效所应获得而未获得的各种利益。是否受损害及受损害的大小,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受到损失的一方应对其受损失的情况负举证责任。基本的赔偿认定应当考虑3个方面的要素:第一,要有损害事实。第二,要存在过错;过错主要包括过失或者故意。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过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违反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采取胁迫欺诈等方式迫使对方和自己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串通故意违法的时候,就不存在过错了。在双方故意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双方遭受了损失,任何一方也不得请求对方赔偿。第三,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7 结论

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涉及的法律错综复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一般会引起各种合同纠纷,而且往往是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利益纷争错综复杂的纠纷。目前,我国建筑行业中工程质量问题层出不穷,违法交易等现象不断扰乱建筑市场,以致安全事故频发甚至引起超重大事故。因此,认定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签订有效的施工合同,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集体的利益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结合实证案例及法院在实践中出现的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情形及特殊情形,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因欠缺资质而造成无效的认定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期待能给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帮助,期待建筑领域的相关当事人能从中趋利避害。

摘要：文章就建设工程合同的无效情形和承包人欠缺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具体状况,以及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做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资质,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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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合同无效的法律认定

合同无效

合同无效是对于有效而言的，是最典型的违反生效要件的合同。在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今天，因无效合同引起的合同纠纷在经济纠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合同无效是指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已经具备成立要件，但欠缺一定的生效要件，因而形成自始、确定以及当然地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该概念中的自始无效指的是无效合同从订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效力；确定无效是指合同的无效是确定的、无疑的；当然无效是指合同无须任何人主张，即不发生法律效力，任何有利害关系的主体均可主张，经法院确认其无效。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主要有下列几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格式条款及免责条款无效的；虚伪表示与隐匿行为的。

按照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下列合同应由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为无效合同：

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主体不合格的合同。主要包括以下情况：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主体以法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订的合同；法人、私营企业等组织超越经营范围或者违反经营方式所订立的合同；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内容不合法的合同。主要包括具有以下内容的合同：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合同；合同的标的为国家明令禁止买卖的物品，未经许可经营的物品或者法律、法规及政策不允许的行为的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采取胁迫和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当事人为了规避法律，损害国家、社会或者其他主体利益的合同。

无效代理订立的合同。属于因无效代理订立的合同，主要有以下几种：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合同；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签订的合同；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代理人与对方同谋签订的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合同；盗用单位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单位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借用其他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单位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

关键性因素

违法性是合同无效的判断标准之一，如何理解违法性的概念，是判断合同无效的关键性因素。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虽然都为无效合同确定了明确的标准，但是现实情况变幻无常，在日常经济往来及司法实践中确定无效合同的违法性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是违反了现行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能直接导致合同的无效。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此处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规章、命令及条例等行政规范。

第二，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按照一般的理解，合同法之所以要增加强制性规定这一限制，其目的是要严格区分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其约定排除其适用的规范。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做出约定，对任意性规范有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违反强行法规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无效。

第三，必须是违反了强行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定。我国法律、法规确定了大量的强行性规范，因此，在认定合同效力时，有必要在法律上区分什么是取缔规范，什么是效力规范。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标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范；法律法规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是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规范也应当属于效力规范；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违反该规定以后，若是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该规范不属于效力规范，而是取缔规范。例如预售商品房的登记主要关系当事人的利益，法律设立制度的目的是保护买受人的利益，所以办理预售登记属于取缔规范，即非效力规范，如果当事人没有办理登记，不应导致合同无效。

一般来说，只有违反效力性规定的合同才作为无效的合同，而违反了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可以由有关机关对当事人实行行政处罚，但不一定宣布合同无效。

如何判断合同效力

无效合同的违法性，从广义上说违反了效力性和取缔性规范，但是，无效一般只限于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只有部分违反取缔性规范的合同才有可能成为无效的合同。

对某些特殊合同而言，法律为避免纠纷的发生，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秩序，特别规定形式要件是合同成立及生效的必备要件，在此情况下，有关书面合同的效力问题，必须要根据法律对某类书面形式的要求，以及在该要求中所体现的效力规定，来具体确定合同的效力问题。

首先要确定法律法规关于形式要件的效力是否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担保法》第78 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因此，违反法律形式要件的，可以认为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应当被宣布无效。

如果法律、法规没有做出规定，则法律关于形式要件是属于成立要件还是生效要件的规定，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涵义及合同的性质来确定。例如《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可见，法律对这种合同形式要件的规定，属于成立要件而不是生效要件。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未根据法律规定采取一定的形式，则合同不能成立；但是，有时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属于生效要件，当事人不依法采用一定的形式，则已成立的合同也不能生效。例如《担保法》规定依法应登记的抵押合同，如果不登记的，则该合同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形式要件属于生效要件。

當然，对于不要式合同而言，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形式，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那么，动机违法是否构成合同无效呢？例如，一方为了筹集赌资而向他人借款，这些借款是否应当宣告无效？对动机违法是否无效的问题，社会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多数人认为，动机不应影响到法律行为的效力，不宜简单的以动机违法而宣布合同无效，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篇5：常见的无效劳动合同

1.口头约定合同

个别企业出于自身需要，在招聘时故意不与求职者订立劳动合同，仅作一些简单的口头约定。由于求职者大多很珍惜就业岗位，一般不敢对此提出异议。如此，一旦出现纠纷，求职者权益就将受不损害。我国《劳动法》第19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合同订立……”，因为，口头约定的合同其实为无效劳动合同。

2.一边倒合同

部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其约定条款倾向于用人单位一方，此种情形目前相当普遍，应引起求职者的重视。求职者在订立劳动合同同时，一定要逐条审查，对一些合理、显失公平的内容应坚决予以拒绝。

提醒：从法律角度说，只要在合同上签了字，就表示对这份合同认可了，并愿意遵守和履行合同。如果以后出现问题和矛盾，只要拿不出你在签合同时单位用了胁迫或欺诈行为的证据，那么可以认定这就是你真实意愿的反映，就不能认为这是一份无效的劳动合同了。

3.胁迫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在招工时，强迫劳动者交纳巨额集资款、风险金，并胁迫劳动者与其订立所谓的自愿交纳协议书，企图以书面协议掩盖其行为的违法性。《劳动法》第17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原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4.无保障合同

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不具备病、伤、残、死亡补助和抚恤等内容，或虽有些条款但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劳动者一旦发生病、伤、残、死亡等情况时，企业或者置之不理，不管不问，或者以较低的金额给予一次性补助，其额度远低于实际医疗费和国家有关的法定标准，使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5.附带保证合同

部分企业为约束劳动者的行为，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硬性规定另签一份“保证书”，其内容是强迫劳动者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规则和条件，并把该保证书作为劳动合同附件来约束劳动者。

6.真假合同

某些企业为应付劳动仲裁部门的监督管理、与劳动者签订真假两份合同。以符合有关规定的“假合同”应付劳动管理部门的检查，实际上却用按自己意愿与劳动者订立的不规范甚至违法劳动合同来约束劳动者。

7.抵制性质合同

部分用人单位为防止劳动者“跳槽”在订立劳动合同时，要求劳动者将其身份证、档案、现金作抵押物，以至于扣留劳动者应得的福利或工资，一旦劳动者“跳槽”，用人单位便将抵押物扣留。在种做法不但违法了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而且严重损害了劳动者权益。

篇6：最常见的无效劳动合同

常见的无效劳动合同无效合同的类型有很多。根据全国各地劳动执法部门的专项调查，发现常见的违法无效劳动合同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

1、口头约定性合同：在多数个体私营企业和个别集体企业中，普遍存在不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现象，只是简单的口头约定报酬多少、工种工时和责权义务。

2、一边倒性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实现不与劳动者协商合同有关条款，而是片面地从单位利益出发，订立“一边倒合同”。

3、违法型合同：许多效益好的单位在招工时，强迫劳动者缴纳集资金、风险金并签订所谓自愿缴纳协议书、企图以书面协议来掩盖行为的违法性。

4、生死型合同：合同条款中不具备有关病、伤、残、死亡补助和抚恤等内容，有的虽有此条款，但大都不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

5、保证型合同：不少用人单位为督促劳动者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让每个劳动者出具一份“保证书”，将一些不合理规则和条件附入合同中，一次来约束劳动者。

6、假冒型合同：许多企业为对付劳动部门的监督管理，与劳动者签订真假两份合同。“假合同”是按劳动管理部门要求，用规范的文件签订的，用来应付检查监督;而“真合同”则是按自己的意愿同劳动者签订不规范或违法劳动合同，以获取最大利润。

篇7：合同无效的确认

典型案例加入时间：2006-7-19 9:40:26长沙律师网点击：83 确认合同无效，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以下五种情况：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以平等主体身份，协商约定，其合同中约定的每一条款，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一方以欺诈的方式，在对方当事人不明其具体情况下和受一方当事人胁迫，在无奈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合法权益肯定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的。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达到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而事先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而订立的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违法合同，是无效的。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的形式、内容、格式都是合法的，但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是非法的，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如以合法的买卖合同掩盖其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订立这种合同的当事人，其目的是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其危害性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侵害国家、集体和公众利益，以损害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所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和违反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不是指地方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

篇8：无效合同的结算

问:如果签订的是无效合同, 实际施工人如何主张工程价款结算?

发包人为建设体育场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标, 四海建设公司中标, 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约定由四海建设公司承包施工。

其后承包人四海建设公司又与周某签订施工协议, 约定将上述工程中的钢结构部分交由周某施工, 实行包工包料;套用定额、取费率、材料调差、签证按总承包条款执行;周某按约定向承包人交纳3%的管理费和5%的施工配合费。

工程竣工验收后三方为结算产生纠纷。承包人认为是发包人拖欠工程款, 发包人则认为工程款结算条件未成熟。周某无奈诉至法院, 要求支付欠付的工程款。请问:承包人违法分包的工程, 实际施工人如何主张结算工程价款?

律师观点

1、承包人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合同是否有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承包人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施工协议, 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周某, 该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2、违法分包合同无效, 周某法律地位如何确定?

实际施工人是指无效合同的承包人, 如转承包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 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等。

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的施工协议属违法分包合同, 但周某作为违法分包合同的承包人对钢结构工程进行了实际施工, 周某为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3、实际施工人周某可向谁主张工程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 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

根据上述规定, 实际施工人周某可选择起诉违法分包人四海建设公司, 也可选择起诉发包人。但如果周某选择起诉发包人, 法院可以追加违法分包人四海建设公司为案件当事人。现周某选择以发包人和四海建设公司为共同被告, 不违反法律规定。

4、实际施工人周某可按什么标准主张结算工程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 应予支持。

四海建设公司与周某签订的合同虽然无效, 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 故周某可请求参照无效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无效合同中约定套用定额结算, 因此周某可按此约定标准主张结算工程价款。

篇9：略论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摘要无效合同制度的宗旨在于对严重违背法律价值取向的当事人意志予以否定,使其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因此,合同一旦被确认无效,便应溯及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56条)。唯对于己经部分或已经履行的以无形给付为特征的继续性合同例如雇工合同,租赁合同等,无效的溯及力可能导致给付人无偿付出或难以客观计算给付人的给付等复杂后果。为此,在此情形宜令无效后果向后发生。

关键词合同无效后果

合同中的纠纷解决条款,仅指向可能出现的包括因合同无效而产生纠纷在内的各种纠纷,既为必要也与合同的其他部分相对独立,实际上相当于当事人另行订立的一个合同。故此种条款本身不因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合同法第57条)。须注意的是,所谓“不影响”仅指此类条款不会由于合同无效的原因而无效,并非说凡是纠纷解决条款全部有效,纠纷解决条款是否有效需要单独认定。例如,当事人约定排斥司法权,规定合同出现纠纷时,提交某人处理,任何一方不得提起诉讼。即使合同本身有效,此纠纷解决条款也属无效。

此外,合同部分无效而不影响其他部分的,说明其他部分具有可以独立存在的相对独立性,故也不为无效(合同法第56条)。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合同而取得的利益和负担的不利益便丧失法律上的依据,因此法律上还需将此利益进行平衡。以合同所处的阶段不同,分述如下:

1.对合同尚未履行部分,当事人不得请求履行,另一方也无需履行。若当事人仍然为履行则如何?对此,若履行行为本身触犯其他法律,则依据该法追究其责任;若其他法律并无规定,则即使禁止履行实际上也无法操作,视为赠与,使履行人丧失返还请求权。

2.在合同已经履行部分,当事人对因合同取得的财产负有返还义务为应有之意。作为变通,对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折价补偿(合同法58条)。此种财产返还请求权的性质依情况和财产性质不同宜分为原物返还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两种,分别适用返还原物和不当得利有关规定。就返还财产而言,与我国不同,作为例外,各国大都规定对不道德和严重违法等特定情形下的无效合同,不允许请求返还财产。法国学者认为,该做法将先履行的一方置于相当不安全的处境:对方可能在保有既得的给付的同时文拒绝履行交付约定的财产的义务。故谁都不愿意就无效合同为先履行,这实际上促使了当事人不去遵守自己缔结的不道德和严重违法的合同。

3.损害赔偿责任(合同法第58条)。当事人可能因为合同被认定无效而遭受经济损失。而合同无效则可能归因于一方或双方的过错,故损失与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联,规定当事人依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通说认为此种赔偿责任系缔约过失责任,乃基于信赖利益损害产生且赔偿不得超过履行利益。

4.对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民法通则》第61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而对“双方取得的财产”司法解释认为包括“实际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学者评论上述规定体现了“对不法行为人的制裁”。大有褒扬之意。追缴体现了制裁自无疑问,但笔者以为其是否妥当不无疑问。首先,追缴的理由显然主要不是因为损害了国家或集体利益而在于恶意串通,同样损害国家或集体利益而未通过恶意串通方式的合同就没有规定追缴的后果。固然,恶意串通表现了当事人具有主观恶性,但在合同缔结过程中,当事人的主观恶性还表现在其他多种形式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以及一方当事人单独具有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恶意之中。舍其他形式而单独制裁恶意串通这一种,似乎并无令人信服的理由。第二,依据上述追缴规定,对支付财产对价获得非财产利益的一方當事人并无适用追缴的余地。因此对此种当事人而言,合同无效的实际后果与合同有效并无区别。这又违背制裁恶意串通的宗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第三,对进行财产交易的当事人而言,即使并未实际取得相应财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没有约定取得的财产(此系其合同利益之所在),故此时的追缴实质上相当于行政处罚中的罚款。(在损害第三人利益场合,若合同尚未履行,则第三人并无实际损害而无由返还,表现的尤其明显。)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属于公法上的制裁,在私法之中掺入公法制裁,如此混淆公私法是否妥当本身就大成疑问。依笔者的阅读范围,也未发现国外有类似立法例。第四,如果说追缴归国家所有可以说是行政处罚的话,那么,收缴归集体所有则无从作此解释。对照第三人之“返还”待遇,“归集体所有”显然表明即使集体实际上尚未遭受损失也可以获得该追缴的财产,这是否意味着集体可获得本应只为国家独享的罚款的财产的呢?可见,民法通则的上述“追缴”即使是我国特色,这个特色也并不可取。第五,由于实践中追缴所得的财产很大部分会返还经办法院,也大大增加了法院受利益驱动而人为地将可以不认定无效的合同认定为无效的可能性。

对上述规定,合同法第59条作了部分修改,规定“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其修改之处有二:删除了“应当追缴”字样和将“收归集体所有”改为“返还集体”,这意味着集体若没有实际损失就无需“返还”。上述修改虽然消除了民法通则61条规定的部分矛盾,但其他问题仍然存在。以笔者之见,若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果真严重到需要进行公法制裁,那么完全可以在公法上规定罚款或没收而由相应行政机关来执行,在民法中作此规定只会引起混乱。

参考文献:

[1]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篇10：劳动者不必履行无效的劳动合同

无效的劳动合同是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法》的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2）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劳动者自始至终都无须履行无效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包括：（1）造成劳动者工资收入损失的，按劳动者本人应得工资收入支付给劳动者，并加付应得工资收入２５％的赔偿费用；（2）造成劳动者劳动保护待遇损失的，应按国家规定补足劳动者的劳动保护津贴和用品；（3）造成劳动者工伤、医疗待遇损失的，除按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待遇外，还应支付劳动者相当于医疗费用２５％的赔偿费用；（4）造成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身体健康损害的，除按国家规定提供治疗期间的医疗待遇外，还应支付相当于其医疗费用２５％的赔偿费用；（5）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费水）

来源：北京人才市场报

篇11：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的效力问题

1、《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

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

主债权债务合同无

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担保法》第五条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担保法解释》第八条

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

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二、对上述法律规定的理解

1、担保合同是否可以约定类似“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条款?

2、“主合同无效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的条款如果可以成立生效，是否违反物权法“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

3、依然担保法对担保合同另有约定是否属于物权法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

三、从一则案例看担保合同中“独立担保条款”的法律效力

甲企业与乙企业订立借款合同，丙企业为乙企业的债务向甲企业提供担保，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于被担保的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无效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后甲、乙企业之间的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由于涉及到对独立担保条款法律效力的认识不同，对丙企业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以及如何承担担保责任，存在不同观点：

观点一认为，丙企业不再依据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而是按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八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理由如下：一、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

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存在的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主合同转让，从合同即不能单独存在;主合同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从合同也将失去法律效力;主合同终止，从合同亦随之终止。

本案中主合同因甲乙企业之间非法借贷，应被认定无效，因而作为其从合同的丙企业与甲企业之间的担保合同当然应被认定无效，故丙企业不应依照该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二、虽然担保合同中有独立担保条款，但此类独立的、非从属性的担保合同只能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金融等国际经济活动中，而不能适用于国内经济活动。

在国内担保活动中，对其适用范围应当予以限制，否则将给国内担保法律制度带来重大影响;三、依据担保法

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视担保人有无过错，分别承担不同的民事责任，即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观点二认为，丙企业应当依据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理由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基于这一规定，担保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对担保合同的效力与主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另行约定。

本案中甲企业与丙企业正是基于此，在担保合同中明确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担保合同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这一约定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亦未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其效力应当予以肯定。

因此，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丙企业仍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这一条款确认了合同自由原则，赋予合同当事人依法享有选择合同内容的自由，因此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及意志自由。

具体到本案中，丙企业自愿与甲企业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故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丙企业仍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分歧，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不同理解密切相关。

欲辨清上述两种意见孰是孰非，先理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的真实意思才是根本。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出发，该款前半句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已经明确了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从属关系。

后半句以“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起句，句中“另有约定”究竟是对什么另有约定?有学者认为，该约定是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从属关系的约定，即确认主合同的效力与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具有从属关系，两合同的效力互不受影响，只要担保合同有效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若仅作此理解，则“另有约定”的概念过于宽广，似乎主合同与担保合同是互不影响的两个合同，两合同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得不到体现。

因此，又有学者从限制性解释的角度出发，主张此处“另有约定”应理解为当事人约定担保人对无效合同的后果负担保责任，即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的约定。

这一理解，弥补了文义解释说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内在关联性的忽略。

综合考虑以上两种解释，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另有约定”的真实意思应是，双方可以通过约定否定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单纯的从属关系，并且同时约定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

担保人对主合同债权的担保与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的担保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前者是对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担保，后者是对主合同无效时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担保。

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前者因担保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后者由于明确了是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进行担保，故担保合同仍然有效，担保人仍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换言之，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转变为围绕对主合同无效应负的责任展开，此时若存在债务人应履行的债务，则应为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应承担的责任。

因此，对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之间的效力关系“另有约定”，只能是担保人与债权人就是否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进行约定。

也只有在这种约定的情况下，担保合同的效力才具有独立性，可以不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

因为，此时的担保合同所针对的恰恰是主合同无效后的担保责任，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定自然不受主合同无效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简单地规定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但未明确在主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担保人对债务人因主合同无效而产生的责任承担担保责任，则在我国现有担保法律下，应当认定为无效。

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除非上述提到的明确约定才使得担保合同具有独立性)，担保合同是一种从合同，它以主合同的存在和生效为前提，主合同不成立，从合同就不能有效成立。

四、从法理对担保法第五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分析

无论是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还是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都明确强调：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

该规定内容系担保权从属性之体现，而从属性规则可谓担保法律制度的奠基性规则;若无从属性规则的支撑，我国担保法律体系将会严重动摇甚至崩塌。

其中，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但书关于“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规定，被理论界和实务界视为允许约定独立担保的重要法律依据，特别是该但书规定在担保法总则部分，故独立担保在解释上，既包括独立保证，也包括独立担保物权。

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但书则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是两者但书之规定，成为两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并表明两法对独立担保的立场。

欲解明独立担保，需先阐释担保权的从属性规则。

通常而言，担保权从属性体现有三：其一，发生上从属性，即担保权以被担保债权的发生为前提，随被担保债权无效或撤销而无效或撤销。

其二，处分上从属性。

担保法第五十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皆宣示：“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

其三，消灭上从属性，即被担保债权因清偿等原因而全部或部分消灭时，担保权亦随之相应地消灭。

三种实体上的从属性又引发担保人在抗辩上的从属性，诸如被担保债权罹于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则担保人可行使相应的免责抗辩权;此外，一般保证人还独享先诉抗辩权。

在担保实务及审判实践中，虽然独立担保常以“见单即付的`担保”、“见索即付的担保”、“无条件或不可撤销的担保”、“放弃一切抗辩权的

担保”乃至“备用信用证”等形式出现，但只有依担保权从属性规则考察独立担保，方能准确界定独立担保。

独立性担保与从属性担保相对应，实质在于否定担保权的从属性，故独立担保通常被视为对传统担保制度的彻底“颠覆”，独立担保人的责任亦因此而变得异常严厉并呈现出两个特性：第一，不能适用传统担保法律中为担保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措施，诸如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而变更被担保合同场合下担保人的免责规定。

第二，从属性担保人因主债权合同无效、被撤销、诉讼时效或强制执行期限完成而享有的免责抗辩权，以及一般保证人独有的先诉抗辩权等，独立担保人皆不能行使。

由于独立担保颠覆了经典的担保权从属性规则并由此产生异常严厉之担保责任，因此实务界对其适用范围存在巨大争议。

该争议既激烈地体现在担保法解释论证过程中，也出现在物权法制订过程中。

否定观点认为，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但书的立法初衷是独立担保仅适用于涉外经济、贸易、金融等国际性商事交易中，不能适用于国内经济活动，否则将会严重影响甚至根本动摇我国担保法律制度体系。

肯定观点认为，独立担保已为两大法系的判例和学理所承认，并与从属性担保制度并列成为现代担保法律制度的两大支柱;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并未明确规定独立担保仅适用于国际性商事交易中，基于契约自由原则，应允许在国内市场中适用。

考虑到独立担保责任的异常严厉性，以及该制度在适用过程中易生欺诈和滥用权利等弊端，尤其是为避免动摇我国担保法律体系之基础，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解释论证过程的态度非常明确：独立担保只能在国际商事交易中使用。

但因司法解释最后公布稿并未明确该态度，导致实务中仍然存在争论。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经

终字第184号“湖南机械进出口公司、海南国际租赁公司与宁波东方投资公司代理进口合同案”的终审判决，第一次表明否定独立保证在国内适用的立场。

但该判决仅否定独立保证之效力，并未否定独立物保的效力。

物权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秉承物权法定主义原则，在但书中明确规定“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鲜明地表达了当事人不能通过合同约定独立性担保物权的立法态度。

至此，对于独立担保的适用范围，立法和司法态度已非常明朗：独立人保在国内不能使用，禁止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独立物保。

需要探讨的是，若当事人在国内市场中约定了独立担保，是否要绝对地认定该约定无效并判令独立担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呢?笔者认为，应以主合同效力状况为标准，区分两种情形而分别处理：第一，在主债权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应按照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和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之规定，认定独立担保合同无效，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和第八条之规定，判令担保人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第二，在主债权合同有效的场合，应运用民法关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转换”之原理，通过“裁判解释转换”的方法，否定担保合同的独立性效力，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合同。

即若当事人约定独立保证时，应认定独立保证无效，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连带保证;若约定独立的担保物权，应认定独立物保无效，并将其转换为有效的从属性担保物权。

之所以如此，理由有三：

其一，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虽然对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属于国家对私法自治的正当干预，但传统民法一方面基于社会公益之考虑而将

一部分民事行为归入无效，但另一方面又设计出诸如效力转换规则、区分隔离规则、事后补正规则等无效民事行为复活制度。

这一系列辨证精密的民法制度设计表明：传统民法虽不放弃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干预，却仍尽可能地将法律行为制度的起点和终点置于私法自治理念，尽量使民事行为有效，以贯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就国内市场约定独立担保而言，其不属于违反公序良俗或虚伪意思表示等法律强行规制之情形，法律禁止约定独立担保之目的，在于维护传统担保法之从属性规则。

因此只要否定担保的独立性而承认其从属性，即符合法律之目的，从而为无效独立担保向有效从属性担保的转换奠定立法论上的基础。

在主债权合同有效的场合，若人民法院强行认定独立担保为绝对无效并判令担保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不仅明显违背当事人缔约时愿意承担担保责任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预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从属性规则的制度目的。

此外，彻底否定独立担保的效力，还容易促使担保人在信誓旦旦地表明愿意承担独立担保责任后，又背信弃义地主张独立担保无效而承担较少的缔约过失责任，显然不利于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

其二，若不采用转换方式，则独立担保被认定无效后，当事人若想实现其担保之初衷，必须再次协商重新缔结担保合同。

无疑，这种重新再来的做法明显违背节省交易费用的经济效益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