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介绍

苏轼的介绍（通用8篇）

篇1：苏轼的介绍

关于苏轼的简单介绍

中国文人生活在从苏轼、诗人,。在他一生当中,他创造了许多工作。他最著名的是他的诗,但是他也写了许多文章,著名的注意。我钦佩苏轼因为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是艰难的文学和面对困难。

在中国历史上,苏轼、和他的哥哥一道苏辙和父亲苏训,都是著名的被称为三苏。但苏轼的贡献是最大的。他不仅创造了奇妙的`作为,也做了许多好事为世人时,他是一名军官。今天,还有一个被怀疑是银行在杭州的省份。

因为支持的才华,苏是羡慕和就交给工程,一个穷的地方。甚至当苏在那里,他没有失去他的精神为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的诗,当时所更好。苏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的精神的一生。

苏轼、似乎作为一颗恒星在宋朝的时候,照亮了我的心和灵魂以他伟大的精神。每当我遇到困难,我能听到他说、充满希望的强大,相信你能面对现实!”

篇2：苏轼的介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x诗文x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篇3：以苏轼的性格浅析苏轼的诗词风格

一、苏轼性格形成的文化基础

研究苏轼离不开他生活的文化氛围, 因为每个人出生在特定的时代, 就要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感染和浸润。

在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下, 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苏轼也不例外, 他的处事方式发生了改变, 在他的思想中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相互排斥的两级。他有参政的热情, 跟很多仕子一样, 经科举考试而入仕, 入仕后也怀着“奋励有当世志”的宏大抱负和“为君铸作百炼刀, 要斩长鲸为万段”的雄心壮志。然而他在积极参政的同时, 仍能保持宁静的心态, 而这种宁静的心态不以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苏轼44岁遭遇“乌台诗案”, 险遭不测。往年更被一贬再贬, 直到荒远的海南, 食芋饮水, 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 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 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 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 消解痛苦。这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 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所以苏轼能够随缘委命、随缘自娱、以他乡为吾乡的旷达乐观心态使他无论贬到哪里, 都能与哪里融为一体, 并且吃得好、睡得香、生活得快乐。

二、率真的性格、乐观而又超脱的处世态度

苏轼秉性正直, 为人坦率, 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 吐之则逆人, 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 故卒吐之。”因为这样, 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 但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 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苏轼一生仕途坎坷, 在“乌台诗案”贬谪到黄州后, 虽不克忧惧, 因突如其来的政治打击与精神折磨, 使他心理上猛然陷入了深刻的矛盾之中。但他没有沉浸在忧郁之中, 没有隐逸江湖, 傲啸林泉, 更没有流连诗酒, 嘲风弄月, 甚至也没有停留在呼冤叫屈, 倾泻激愤, 而是以乐观, 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又如苏轼以戴罪之身被安置在惠州, 政治处境极为险恶, 将来结局如何, 也是吉凶未卜, 生死难料。可他一踏上被贬之地就写下了千古绝句“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桔杨梅次第开。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一改惠州“蛮貉之邦”的形象可见苏轼的心胸是多么广阔, 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他身上有一种化解苦难、转悲为喜的旷达乐观的个性。“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可谓苏轼一生旷达乐观心态的形象抒写。

三、苏轼的诗词风格

“文如其人”苏轼人格上追求自然纯真、旷达乐观, 自由自得, 追求自我节持, 有所不为, 与此相应的是他的诗词给人一种摆脱拘束的意和境。苏轼一生宦海沉浮, 多舛的生活使他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如他被贬黄州当然有痛苦、愤懑、消沉, 但在逆境中的苏轼更多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 多石崎岖的破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更写下了千古名篇《超然台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岭南荒远, 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湖州, 柳宗元贬柳州, 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苏轼被贬惠州时, 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在被贬到“瘴疠之地”的惠州, 他没有一蹶不振、自我消沉。一到惠州, 就写诗赞道:“海山葱昽气佳哉, 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 肯为苏子浮江来。”又在《江月五首》首章写道:“一更山吐月, 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 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 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 照我一杯残”月明之夜, 物我皆忘, 把自己融入西湖的景色中了。及贬澹州, 又说:“他年谁作舆地质, 海南万里真吾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 就如他在澹州遇赦所作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 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 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宽大胸怀, 气势雄放。

人生多变, 苏词中也不止一次地在逆境中浩叹“人生如梦”, 但苏轼虽深切感觉到人生如梦, 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 而是力求自我超脱, 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此词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风雨阴晴, 但实际上却在写他所遭遇到的政治上的磨难, 并从中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人生历程中总会遇上坎坎坷坷, 遭遇些挫折与磨难, 但只要能够坦然面对, 保持乐观的情绪, 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人生必须有坚定的信念与坚忍的意志, 要相信骤雨急风后定会有山头斜照迎。尤其在处于人生逆境之中时, 更要有坦然、超然、安然的态度。他虽然也会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的念头, 但由于有豁然旷达的性格和超脱对待荣辱得失的态度, 所以他也并未消沉下去。正是由于达观、豪放与超然的人生态度, 使得他的词能经常超越一己之得失和现实之困境, 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

总之, 苏轼无论为人还是为文, 都是一任他的率真乐观性格自然流露。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 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 在苏轼的心目中, 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 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当可作为对苏轼真率性格最好的评语了。

摘要：苏轼 (1036—1101) ,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 是北宋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和词作家。作为“豪放派”的创始人, 苏轼的词风独树一帜且千姿万态。豪放中又见清雄之气, 又见韶秀之态, 又见“风流标格”之韵, 可谓如春花散空, 不著迹象。但若简单地用“豪放”二字来概括其词的风格, 显然是不恰当的。应该看到, 苏轼词在豪放中见旷达。旷达是一种人生态度, 又是一种胸怀, 一种境界。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本文认为, 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率真以及积极乐观, 而他的率真和乐观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真率乐观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

关键词：苏轼,率真,旷超

参考文献

[1]汤岳辉著, 《苏轼文艺学思想》,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年出版) 。

[2]冷成金著, 《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 学苑出版社 (2003年5月第一版) 。

[3]张惠民、张进著, 《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

[4]袁行霈著, 《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曰第一版) 。

篇4：苏轼诗中的笑声

也有笑死的人，比如传说中的程咬金、牛皋，但那是“福将”，他们斗大的字也识不得一箩，可作别论。文人中第一个懂得笑的还是庄周，他说：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盗跖》)

可那是一种消极的苦笑，陶潜含着高深莫测的微笑过去了，接着来了个“呵呵”大笑的苏轼。——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全才(多面手)：他是诗人、文豪、学者、画家、书法家、艺术评论家，又是思想家。可是性格单纯得有如赤子。正如契诃夫说的：“越纯洁，越不幸。”这个在宦海的风波里颠簸了一生的失意人物，却总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除了开初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上度过几年放浪湖山的诗酒生涯后，从四十四岁(一○七九)起，在湖州太守任上，就被御史弹劾，说他写的诗诽谤朝廷，下了狱。家里被搜了书稿，妇女们吓得要死，骂他：“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把他的著作都给烧掉了三分之二。可他在临行时还举了唐人杨朴老婆给丈夫送行的打油诗，引得妻子发笑，然后从容告别。这涵养也真不容易。可是一下到狱中，他也发慌了，在写给弟弟苏辙的诗里也带上了哭声，说自己是：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飞命如鸡。”

三个月后，好容易出了这“乌台诗狱”，却贬了官，做了黄州团练副使，他又恢复了向来的微笑，他笑自己：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心。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人，却对酒杯浑似梦，偶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在同题的另一首诗的结尾，还善意地嘲笑了那为了请求替哥哥减罪而一样遭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酒的弟弟苏辙：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

到了黄州贬所，官吏们不敢接近这个“政治犯”，他仍然每天跟野老们过从，在溪山中浪游，还有诗给自己解嘲：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公家压酒囊。”

“员外”者，编余人员也。他却坦然处之，引做过水部郎官的历史人物何逊、张籍等为同调。其实这时他在政治上的处境已经是：

“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

而紧接两句接尾却还是这样拿饿老鼠寻“穷开心”：

“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

宋神宗死去，哲宗即位，他被内调为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重新走运了。但又外调，不久又下放，受到第二次弹劾，说他所撰制诰中“讥斥先朝”。于是又从颖州任上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地方更僻远了，他却还在诗中发豪语：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就又触怒了宰相章(这个两面派过去还是他的好友呢)，说他：“放逐了，还睡得那么惬意。于是(在一○九八年)再被监送到当时未开发的蛮荒地带海南岛做琼州别驾，居昌化，连官屋都不许租住，他只好自己买地、盖草房，每日除了读书外，便背了个大酒瓢在田野间行歌，受到老婆子打趣：“学士当年富贵，如一场春梦”。他高兴地称她为“春梦婆”，而所写的诗也更为倔强了：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云风。”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样过了三年，他已六十五岁了(一一○一)，遇上徽宗即位，这才得到大赦南归，回到江苏常州，接到允许“告老”的诏令，一个月后，就病死在客船上。

他就这样用笑声打发了他二十年来连串的灾难。

不但在诗里，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他也经常写出这“呵呵”的笑声。

这个笑的传统也许来自庄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能笑的思想家(有人说：哲学的价值就是教人笑自己！)：穷得向监河侯借粮，又遭到推托，丢了面子，他还要说着诙谐的寓言来“回敬”；妻子死了，他还箕踞在地上敲着盆子歌唱。可是他的笑是苦笑，包含着对生活的厌倦。苏轼也有着他的旷达，却不象他的颓废。正因为有一种力量在支持着他。这是什么力量呢？——是生活的魅力，他对生活的爱。

在生活中，他所爱好的事物比谁都多，那种兴致勃勃的程度谁也不能与之相比：他爱诗、词、文、论、书法、绘画，哲学、宗教；爱品茶、饮酒、烹饪、炼丹、气功、旅行；爱种植、辩论、打趣、采药、野餐；爱骑马、射猎、钓鱼、水利工程……这些都充实了他的生活。只在没事做、没朋友见面时他才会发烦。而他的朋友也如此多样：和尚、官僚、尼姑、妓女、医生、农民、道士、老妪、侠客、乞丐……正如他自己对弟弟苏辙说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连一度成为政敌的王安石，末次见面的友谊表现也还是那样真挚动人：“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生活对他施展了魅力，而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性格又对别人(朋友和后代读者)产生了魅力。他以微笑对待着生活，人们也以微笑接受了他的作品(诗、文、画、字)，甚至于他的“东坡巾”和“东坡肉”。

篇5：苏轼词的风格介绍

（一）、《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宋代苏轼所作，是豪放派宋词的代表作，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词的主旋律感情激荡，气势雄壮。全词借古抒怀，将写景、咏史、抒情容为一体，借咏史抒发作者积极入世但年已半百仍功业无成的感慨。

全词抒发了词人对昔日英雄人物的无限怀念和敬仰之情以及词人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感慨之情。“人生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志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阕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因为不确定三国“赤壁”之地，用“人道是”以示不确定。“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周郎”，因此下阕便全从周郎出发。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周瑜身上。然而写周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苏轼在这里极言周瑜之儒雅淡定，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周郎转到自己。周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苏轼从周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周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周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苏轼在与周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周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周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周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周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周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这首词中作者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却从“千古风流人物”说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为周瑜一人，突出了周瑜在作者心中的重要地位。词中有两种映衬：一种是实景和虚景相互映衬，另一种是周瑜的“雄姿英发”和作者的“早生华发”相互映衬。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苏东坡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逸怀浩气、举首高歌，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借用怀古抒情，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文辞高妙精绝，生动感人，因此《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但成为后世广为诵读的文学名篇，而且也成为各类艺术广为表现的内容，涌现了许多艺术精品。

（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是公元1075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一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了。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很明显，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另方面，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不过，贯穿始终的却是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情感，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为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

此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怀念。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反衬自己遣世独立的意绪和往昔的神话传说融合一处，在月的阴晴圆缺当中，渗进浓厚的哲学意味，可以说是一首将自然和社会高度契合的感喟作品。

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了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自己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 “乘风归去”之想。

苏轼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又喜欢道教的养生之术，所以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他的《前赤壁赋》描写月下泛舟时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可以和这首词互相印证。词人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苏轼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清影”，是指月光之下自己清朗的身影。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下片怀人，即兼怀子由，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移动，暗示夜已深沉。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离人。月圆而人不能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诗人便无理地埋怨明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接着，诗人把笔锋一转，说出了一番宽慰的话来为明月开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词人毕竟是旷达的，他随即想到月亮也是无辜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很有哲理意味。

词的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

从艺术成就上看，此篇属于苏词代表作之一。它构思奇拔，畦径独辟，极富浪漫主义色彩。从表现方面来说，词的前半纵写，后半横叙。它名为演绎物理，实则阐释人事。笔致错综回环，摇曳多姿。全词设景清丽雄阔，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游仙“归去”与直舞“人间”、离欲与入世的 盾和困惑，以及旷达自适，人生长久的乐观枋度和美好愿望，极富哲理与人情。

（三）、《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蝶恋花》作于何时已不可考。只知苏轼晚年贬官惠州期间，曾叫随行的侍妾朝云歌唱。这首词在感叹春光易逝、佳人难得中，表现出作者寂寞失意的惆怅。

词一开篇即呈现出暮春景色。作者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花儿已经凋谢，所余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一点褪去，树枝上开始结出了幼小的青杏。“残红”，是说红花已所剩无几。着一“褪”字就深了一层，不但花少，且已褪色，感伤之情更浓。

睹暮春景色，抒伤春之情，是古诗词中常有之意。不过一般人写伤春意绪，总会把那种凄迷寥落之感表达到极致。苏轼则更多了一些旷达。有繁华就有衰落，有凋谢就有新生。他特别注意到初生的“青杏”，语气中透出怜惜和喜爱，有意识地冲淡了先前浓郁的伤感之情。

接着，作者将目光从一花一枝上移开，转向不远处更加开阔的地方。只见燕子掠着水面低飞，绿水环绕着人家的墙院。寥寥几笔，便勾画出春意未尽的乡村图景。飞动的燕子为画面增添了动态之美；“绿水人家”则带来了生活的气息，并为后文“墙里佳人”的出现作好了铺垫。

“绿水人家绕”中的“绕”字，燕子绕舍而飞，绿水绕舍而流，行人绕舍而走，着一“绕”字，则非常真切。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是词中最为人称道的两句。“天涯”一句，语本屈原《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其思想与苏轼在《定**》中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一致。

这两句蕴含着许多的辛酸和悲哀。联系当时苏轼的遭遇，是颇耐人思索的。苏轼一生漂泊，最后竟被远谪到万里之遥的岭南。此时，他已人到晚年，遥望故乡，几近天涯。这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作者在艺术处理上十分讲究藏与露的关系。这里，他只写露出墙头的秋千和佳人的笑声，其它则全部隐藏起来，让“行人”与读者去想象，在想象中产生无穷意味。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词中“行人”更接近作者自己的写照，其中“情”的内涵也是极其丰富的，绝不仅限于爱情。作者饱经沧桑，有惜春迟暮之情，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有报国之情，等等，的确可谓是“有情”之人；而佳人年轻单纯、无忧无虑，既没有伤春感时，也没有为人生际遇而烦恼，真可以说是“无情”。

作者发出如此深长的感慨，那“无情”之人究竟撩拨起他什么样的思绪呢？也许勾起他对美好年华的向往，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也许倍增华年不再的感慨，也许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作者并未言明，却留下了丰富的空白，让读者去回味，去想象。

这首词将伤春之情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蕴藉，情景交融，哀婉动人。苏轼除写豪放风格的词以外，还写了大量的婉约词。他的婉约词同样有劲气流动，不同于花间词的软弱。

词中包蕴的意趣亦为词家推重。《古今词话》说此词写行人多情与佳人无情，“极有理趣”。所谓“物自无情而人自多情”，这是人生中非常普遍的现象。还有人评价它富有“禅趣”。那阻隔有情与无情沟通的，不仅仅是绿水环绕的围墙，而更是人们的“心墙”。

篇6：苏轼的介绍资料及宋代代表诗词

宋代：苏轼

缥缈红妆照浅溪。薄云疏雨不成泥。送君何处古台西。

废沼夜来秋水满，茂林深处晚莺啼。行人肠断草凄迷。

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凤栖梧（赋生香亭）

宋代：周密

竹窈花深连别墅。曲曲回廓，小小闲庭宇。忽地香来无觅处。杖藜闲趁游蜂去。

老桂悬秋森玉树。涧底孤芳，苒苒吹诗句。一B744幽情知几许。钩帘半亩藤花雨。

双鸂鶒

宋代：朱敦儒

拂破秋江烟碧。一对双飞鸂鶒。应是远来无力。捎下相偎沙碛。

小艇谁吹横笛。惊起不知消息。悔不当时描得。如今何处寻觅。

水调歌头

宋代：卢炳

风驭过姑射，云佩挹浮丘。

丁宁月姊，为我澄霁一天秋。

尽展冰奁玉鉴，要看瑶台银阙，万里冷光浮。

分与世间景，好在水边楼。

想霓裳。呈妙舞，起清讴。

蓝桥何处，试寻玉杵恣追游。

拟待铅霜捣就，缓引琼浆沈醉，谁信是良筹。

长啸跨鲸背，不必愿封留。

篇7：苏轼《思治论》原文及背景介绍

原文

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

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听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今天下则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民不知其所适从也。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

所用之人无常责，而所发之政无成效。此犹适千里不斋粮而假丐于涂人;治病不知其所当用之药，而百药皆试，以侥幸于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齐，周公治鲁，至于数十世之后，子孙之强弱，风俗之好恶，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专一，则其势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为政而至于霸，其所施设，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晋，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践尝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为未可，及其以为可用也，则破楚灭吴，如寄诸其邻而取之。此无他，见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吾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独擅而兼言之，则其所以治此三者之术，其得失固未可知也。虽不可知，而此三者决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无术。其术非难知而难听，非难听而难行，非难行而难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盖世有好剑者，聚天下之良金，铸之三年而成，以为吾剑天下莫敌也，剑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铸而不知收也。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苏秦之为从也，合天下之异以为同，联六姓之疏以为亲，计如此其迂也。淮阴侯请于高帝，求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亦言于世祖，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世祖以为落落难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谋人国，功如此其疏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于其口，成于其手，以为既已许吾君，则亲挈而还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于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于人而后具也，如有财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

然而政出于天下，有出而无成者，五六十年于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欤?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无所收欤?故为之说曰：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且今之世俗，则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于朝廷者不笃，而皆好议论以务非其上，使眩于是非，而不知其所从。从之，则事举无可为者，不从，则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败。夫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议论胜于下，而幸其无功者众也。富人之谋利也常获，世以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于人素深，而服于人素厚，所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众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势，其成也有气。富人者，乘其势而袭其气也。欲事之易成，则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事，不可以力胜。

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于吾为众，于天下为寡。彼众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众多之口，举不乐也。以众多之口所不乐，而弃众之所不言而同然，则乐者寡而不乐者众矣。古之人，常以从众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从众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从者，非从其口，而从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谓逆众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减任子。然不顾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尝有一言。何则?彼其口之所不乐，而心之所同然也。从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犹有言者，则可以勿恤矣。故为之说曰：“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

背景

《思治论》针对时之“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指出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又分别在《万言书》和《辨试馆职札子之二》中力斥时弊，又向神宗提出其改革纲领乃“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更力主择贤选能并望神宗能“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如此等等，可见东坡既非守旧儒生，亦非空腐文士，而是既谋革新、复图渐进的务实型人物。“早在青年时代，苏轼就是主张革新政治的。

他在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应“制科”考试时的试卷《进策》(包括《策略》、《策制》和《策断》共25篇)以及后来在凤翔判官任上所作的`《思治赋》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改革主张。他不但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当时“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主要时弊，以及这种弊病迟迟得不到革除的原因，在于皇帝的只务虚名而不求实效和大小官员们的因循苟且，不思改革，而且针对这些时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的革新措施。在政治上，他主张“历法禁”，要像商鞅、韩非那样，“用法治于大臣，而后及于疏贱”;他主张“决壅蔽”，鼓吹整顿吏治，任用贤能，罢斥冗员，使下情得以上达。

在财政上，他主张“均户口”，“较赋役”，改变那种“富者地日紧益，而赋不加多，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减少，”的极端不合理现象，刹住越来越严重的兼并之风，“使民得以少苏”;他主张“厚货财”，“省奉给”，“节用廉取”，裁减“冗官”、“冗兵”，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在军事上，他主张“教战守”、“训后旅”，教会平民打仗，“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夏的侵略，从而结束从前那种募民为兵，终身服役，在对外战争中，“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戳，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的悲剧。”

由此可见，苏东坡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主张变革的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

篇8：从苏轼山水诗看苏轼与山水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上, 在苏轼的前面已伫立了许多山水诗人, 谢灵运是一位饱览风景的谈玄游客, 陶渊明是一位躬耕自织的隐逸高士, 王维是一位模山范水的丹青圣手, 那么面对这些, 苏轼在自己的宦游生涯中该怎样定义自己与山水的关系呢?严羽的《沧浪诗话》评价宋诗时说, 宋诗“以议论为诗”, 自然苏轼的山水诗也蹈循了这样的诗歌创作风气, 虽然“人皆以为病”, 但是我们正可以藉此议论窥见苏轼本人定义的自己与山水之间的关系。

仔细阅读过苏轼的山水诗后我发现, 在整个宦游过程中, 即他的一生中, 苏轼与山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具体说来, 有以下几个变化:

一、逃避山水的时期

在初次出蜀的兴奋和踌躇满志的心态驱使下, 苏轼创作了一些山水诗, 从中选择几首试做分析。《初发嘉州》:“朝发鼓阗阗, 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 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 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 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 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 久立水潺潺。”这是苏轼出蜀后作的第一首山水诗, 此时的苏轼只是一个远离故乡, 追寻前程的旅人, 还未着意描写自己与山水的关系。 (本文所有苏诗均出自《苏轼诗集》, 中华书局, 1982年点校本) 《过宜宾见夷中乱山》:“江寒晴不知, 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 晃荡射峭壁。横云忽飘散, 翠树纷历历。行人挹孤光, 飞鸟投远碧。蛮荒谁爱, 秀安可适。岂无避世士, 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 路有豺虎迹。”在这首诗中, 作者除了继续在景物的白描上下功夫外, 已经开始表露自己与景物的关系。他说:“蛮荒谁爱, 秀安可适。岂无避世士, 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 路有豺虎迹。”这几句诗说明作者并不喜欢这样的蛮荒之地, 亦不打算在这种有高人隐逸的地方跟着高人一起“炼精魄”, 而且“路有豺虎迹”更表达了对这种归隐山林生活的恐惧感。《江上看山》:“船上看山如走马, 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 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 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 孤帆南去如飞鸟。”这首诗初言及作者与景物之间的沟通。“前山槎牙忽变态, 后岭杂沓如惊奔”的景色与“蛮荒谁爱”“路有豺虎迹”的景色在引起作者的反感和恐惧上有多大的区别呢?而在这首诗中, 作者对景物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 再不是“谁能从之游, 路有豺虎迹”了, 而是“舟中举手欲与言, 孤帆南去如飞鸟”, 是主观上想要与之交流而不可的遗憾之情。但这种沟通仍不是在作者与自然山水之间进行的, 而是在作者与山中之人之间进行的。这说明作者与自然山水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疏离感。再如《江上值雪, 效欧阳体, 限不以盐玉鹤絮蝶飞舞之类为比, 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 次子由韵》中的:“世间苦乐知有几, 今我幸免沾肤肌”、“敲冰煮鹿最可乐, 我虽不饮强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猎, 谁能往者我欲随”, 作者在江上看雪, 他感兴趣的或者说喜欢的却不是雪景而是人们的娱乐活动———“敲冰煮鹿”和“弋猎”, 甚至说“今我幸免沾肤肌”, 对自然景物抱有如此的感情与我们所熟知的苏轼实在大相径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苏轼向往的是人的世界, 与山水的关系并不亲密, 完全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来看待山水, 站在观赏者的角度对其进行描摹, 即使是初到某个地方, 那里的山水也并未使其异常兴奋,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如果说这一时期苏轼有明确的写作山水诗的意识的话, 那么他的山水诗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尽量准确而新奇地描摹景物。

二、迎合山水时期

在赴杭州的路上及在杭州期间, 苏轼创作了一系列山水诗, 在这些山水诗中, 苏轼与山水的关系明显与前一阶段不同。试做以下分析:

(一) 出山与归山

自杭州时期及以后, 苏轼的山水诗中不断出现思归主题, 这一主题正是通过作者与山水之间的关系来表现的。如《游金山寺》中的:“我家江水初发源, 宦游直送江入海。……江山如此不归山, 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 有田不归如江水。”这首诗一开始便点出“我家”与江水之间的关系, 即“我家”就在江水初发源的地方,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作者想表达的是“我”与江水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江水初发源的地方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长成后又随着江水漂泊浮沉。于是就有了后面奇绝的想象:“江山如此不归山, 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 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里的江神便好似养育作者的父母一般。同样的感情在《游道场山何山》中也能看到, 这首诗的“我从山水窟中”和“我今废学不归山”, 还有《监试呈诸官》的“我本山中人”则表现了自己与山之间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虽然这种亲密是因思归引起的, 但对自然山水的亲切之情已比上一时期大有进步。

(二) 苏轼与山水的互动

有了由来已久的亲密关系以后苏轼依然不满足, 他想发展这种关系, 于是不但掌养他的江神跟他有精神上的沟通, 就连其他的景物都跟他有知音般的亲密关系。《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附子由次韵》 (其二) :“放生鱼鳖逐人来, 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船解与月徘徊。”上面我们提到过“舟中举手欲与言, 孤帆南去如飞鸟”, 这首诗同样是写舟中感受, 却再不是与人的交流而是与山共俯仰, 与月共徘徊。《赠孙莘老七绝》 (其二) :“天目山前渌浸裾, 碧澜堂下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 闲送苕溪入太湖。”作为朝廷命官能说出“作堤捍水非吾事, 闲送苕溪入太湖”, 即使是谐谑之言, 亦足见山水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法惠寺横翠阁》:“吴山故多态, 转折为君容”, 这句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士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古来有屈原“以男女喻君臣”, 如今有苏轼以男女喻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新城道中》:“东风知我欲山行, 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 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 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 煮葵烧笋饷春耕。”这又是作者与自然之间的互动, 作者想要通过“东风知我欲山行, 吹断檐间积雨声”表现他与自然之间的不需言语的默契, 即知己的关系。又《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中的:“春山磔磔鸣春禽, 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 此间不可无君语。”为什么“春山磔磔鸣春禽, 此间不可无我吟”?明显是作者已把自己看作自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与自然山水由相知到相融。

(三) 处处无家处处家

既然作者与自然已那么融洽, 那么只要有自然的地方, 苏轼就能找到家的感觉。这正是把 (一) 出山与归山和 (二) 与山水的互动融合在一起。《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附子由次韵》 (其五)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盛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此好湖山。”作者明明是有家的, 就在上面的诗中他还说“我家江水初发源”, 这里却说“我本无家”, 显然是要表达以此 (杭州) 为家的意思。再看下面的诗, 《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居杭积五岁, 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 欲卜西湖邻。良田不难买, 静士谁当亲。髯张既超然, 老潜亦绝伦。李子冰玉姿, 文行两清淳。归从三人游, 便足了此身。公堤不改作, 姥岭行开新。幽梦随子去, 松花落衣巾。”《食荔枝二首》 (其二)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妨长作岭南人。”无论是通判杭州还是贬居岭南, 每到一处, 苏轼就以那里的山水为家, 对自然的亲切之感拉近苏轼与陌生之地的距离, 毫不见外地称自己为当地人, 甚至还说“我本儋耳民”, “海南万里真吾乡”。

这一阶段作者重在融入自然, 即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之中, 求得与自然亲密无间的融合。首先, 他在思归时通过山水把自己与故乡联系起来, 进而有意识地强调自己与山水之间的密切的渊源关系。其次他将自然人化, 并把这种关系发展为一种知己甚至融为一体的关系, 拉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最后他将故乡推而广之, 或者说把这种人与自然的更原始的关系凌驾于人与故乡之间的关系, 并最终通过故乡完成了他与任何山水之间亲密关系的确立。

苏轼是那样地饱读诗书, 所以对他之前的山水诗人及他们的成就也一定是了如指掌。在苏轼的心中, 这些前代诗人的光辉成就不仅是他学习的对象, 亦是他要逾越的高峰。谢灵运细致的描摹“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禽”, 陶渊明深远的哲思“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以及王维画家的眼光“日落江湖白, 潮来天地青”都是他要冲刺的目标。但是除了比他们做更细致的描摹“前山槎牙忽变态, 后岭杂沓如惊奔”, 更幽远的思索“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更优美的图画“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他还要去哪里开辟自己的领地呢?

答案就在他与山水的关系上。如果说创作山水诗是一种审美创造, 那么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之间的对立、相融或超越都会影响审美创造的成果。苏轼显然注意到了这点, 积极主动地向自然靠拢, 在山水诗创作中寻找人与山水之间更和谐的关系, 通过思归主题巧妙地完成了人与山水的融合。

三、关注自己时期

出杭后, 苏轼依然继续着他的宦游生涯, 但这一时期的主题与前两阶段又有不同。强调主客体之间亲密的关系已不能给他带来新鲜的感受, 他的眼光由主动贴近客体改为主动贴近主体。如《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离开西湖后作者依然怀念西湖, 但这种怀念不单是想象美景, 更有理论的升华和对自我的认识。“西湖天下景, 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 谁能识其全。”漫游经验的积累, 自然使苏轼归纳出了观赏理论, 又因这是他自己独特的认识, 所以他将其放在首句。继而他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自己的身上, “嗟我本狂直, 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 付与宁非天”, 强调山水给他带来的乐趣, 开始注重自己从游览中获得的愉快感受。还有《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中描写的登山之乐, 为了这种乐趣, 作者流连徘徊不忍离去, 并且给出了理由:“人生如朝露, 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 万劫终飞灰。”面对老之将至, 苏轼不再相信他能与山水这样永久地亲密下去, 所以他开始看重那种及时行乐的愉悦感受。另有《与顿起孙勉泛舟探韵得未字》、《与舒教授张山人参寥师同游戏马台书西轩壁兼简长道二首》 (其一) 、《舟中夜起》等诗。

无论是“娱”还是“乐”都无非是要表达作者从山水中获得的快感, 这一阶段作者关注的重点不是山水而是自己的感受, 作者与山水的关系也不再是知己或一体的对等关系, 虽然作者还在主动寻找和靠近山水, 但此时山水已成为作者取娱的对象。在游玩中充分地表现自己, 欣赏自己, 注重自己的感受, 这时游览山水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尚有其存在的价值。

四、寓禅于自然时期

这一阶段同样是发生在出杭后, 但这几首诗的关注点与前面相比又有变化。试做以下分析:《百步洪二首》 (其一) , 这一首的比喻向来为人所称道, 但我们也不该忽视这句话:“但应此心无所住, 造物虽驶如吾何。”我们一直认为这句话表达了作者随缘自适的心态, 从另一个角度说, 其实也就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如果审美主体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审美对象, 那么他描摹景物时除了逞才竞藻还能表现出什么更多的东西吗?冷成金在《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里评价这首诗时也说:“这类诗在自然智慧化的走向上层次较浅, 但已基本脱离了寓情于景的模式。”再看《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 也许是为了抵御生命的衰老和世事的艰辛双重磨难, 苏轼开始在他的山水诗中悟道, 并开始在诗中寻找他的精神导师———陶渊明。又也许是由于山水本身无法永远给人亲近它的激情和人的感性认识早晚要上升到理性认识, 苏轼的议论开始远离山水甚至远离自己的感受, 而开始大量写作和陶诗。再看《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这首诗似乎存在着文本断裂, 前面写“微雨止还作, 小窗幽更妍”是多么可爱的景色, 后面写“卞峰照城郭, 震泽浮云天”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景象, 最后却评论为“深沈既可喜, 旷荡亦所便”, 又是一种随缘的心态, 也许只有这句话最能恰切地表现出苏轼当时的心态, 但对于山水诗来讲, 如果山水景物的如此巨变却没有引起作者情绪上的丝毫改变, 那么这还能算是山水诗吗?

此后苏轼还作过大量的诗歌, 但基本上不出送别诗、次韵诗、题画诗、挽词的范围, 即便有一两首游玩诗, 也是与寺庙有关, 或者也不出以上四类的概括。

这一阶段作者重在以山水体道, 道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不独山水可以体道, 就是生活中的任一小事也可以体道, 由此山水的价值越来越小, 山水诗的创作也越来越少。

冷成金总结建安以后的山水诗时说:“其对自然的把握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客体层次, 把山水自然看成独立于创作主体之外的审美对象, 二是主体层次, 把山水自然当作心灵的象征、情感的符号。三是哲理层次, 对自然与自我进行的双重超越, 使其诗境超越现实, 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现实。”联系上文的分析可看出, 其实苏轼的山水诗就可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分为这三个层次, 由此可见苏轼在山水诗的写作上也是经过对前人的学习和模仿的, 不是一蹴而就的。但苏轼第二阶段的山水诗似比其他阶段更能体现山水诗特有的美感。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谓:“作山水诗者, ……必使山情水性, 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 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 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 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 并与天地性情、精神相通而合矣。使读者以吾诗而如接山水之精神, 恍得山水之性情, 不惟胜画真形之图, 直可移情卧游, 若目睹焉。”由此可见, 在山水之中, 尤应表现山情水性, 而非己情己性, 更非道情道性。好的审美创造应该存在于主体对客体的追求之中, 而不该存在于客体对主体的娱侍之中, 更不该存在于主体对客体的道理发挥之中, 即便后两种方法也能创作出好的山水诗, 那也不该再冠以山水诗之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