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通用7篇）

篇1：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作文与“自己的”生活

从老师到学生，一提到作文写不好，首先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喜欢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愚蠢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这种糟糕的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很傻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害臊还是让人感到害臊。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的苍白。到了文革十年，几乎任何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出来一些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把一个无比广阔地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现在，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得大人们的大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讨论生活的问题，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语文老师在怀疑一个孩子有没有生活，大概只有中国。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他不知道应该写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高尚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校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猜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50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无的。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我的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说，某市某区小学五年纪作文统考，作文题竟然叫《记我身边的一位共产党员》（命题人完全是五六十年代的思路）。结果许多孩子面对这道题目光翻白眼。因为他们的身边并没有共产党员。他们知道有个党叫中国共产党，但未必很熟悉一位具体的共产党员。阅卷时，老师们不时被其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文字逗得死去活来。一个孩子写道：我也搞不清楚我妈妈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觉得她像一个共产党员。另一个孩子写道：杨大爷退休之后，每天到路口去维持交通秩序，在他的胸前，戴了一块牌子，那上面写着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共产党员。这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儿子也参加了作文考试，几乎拿了满分，但全是瞎编的。他儿子写道：我的二姑夫在乡下，是一个新党员，他的工作是看水闸。然后，他的儿子就大写特写这位二姑夫在抗洪救灾中如何如何地忘我工作。而实际上，这位二姑夫既非党员，又非看水闸的，而是县城教育局的干部。现在，一家人碰到一起，见了那位二姑夫，大家就开玩笑：“共产党员来

了”“看水闸的来了”„„所谓的“深度”、“高度”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困扰着我们的孩子。

写作文自然要讲“立意”，但究竟要立什么意呢？难道就是那些虚幻的和任意拔高的思想和观点吗？孩子一入了这个道（他不知不觉地就会入了这个道），就很快陷入了空白状态，觉得自己简直是个草包，是个废物：脑子里竟然没有一个人，一个故事，像只空罐儿。于是，就使劲挤呀挤呀，挤了半天，也没有把一页纸写满。要么，他就把早先在脑子里储存好了的俗套的、毫无生气和趣味的东西写下来。而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所教导的，是我们所给予的，甚至是我们强加的。我们讲这些观念传达给他们，还把许多在我们看来能够完满的完成这些思想的所谓的范文引发给他们。他在《师生情》一篇作文里写道：下大雨了，我想到批改作业的老师还没有回家，就给他送雨伞（小学语文课文中的“看图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图景）。他在《我应该这样做》之类的题目下，总是捡钱包，上回捡了一个中国人的，这回捡了一个外国人的。他总是送一个迷路的小孩回家，总是搀扶一个老大爷过马路，天下的好事简直全被他一个人独揽了。

说起来，他们似乎有点不幸。小小年纪，就思维定向，被几条观念所牵引和束缚，把偌大一个就在他身边流动不息的世界丢失了，而限制在一条狭窄的、荒凉的思维轨道上。

我曾在一个小作家的学习班上，对那些孩子说：你想写好作文甚至想当作家是吗？那么，你得万分的小心，你得牢牢记住那些作家的教训。他们老了，也就算了。但你们才十几岁，对吧？十几岁，好光景！你要警觉，要保存住自己高贵的天性、新鲜的感觉、潇洒活泼的思想。如果人家提着一个什么高深的“境界”硬要你进入，如果人家硬要你背弃自己的生活，你可怎么办？凭你现在的地位，你可能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可是，你一入了那个道，你的写作又要完蛋，你甚至一辈子写不好文章。岂不急煞你了？那么，你就得学点“狡猾”，耍一点小聪明了。你要认真对付人家，但同时要在心里不停地叮嘱自己：文章不是这样写的，文章不是这样写的„„你只好委屈一下自己，写你并不爱的×××，写你并没有见过的×××，写你不曾做过的×××。不是说你不扣题吗？你就把题目在文章里多出现几次。不是说你主题不明确不深刻吗？你就在结尾时专门来一小段“点题”的文字，把那个所谓的高度打上去。这可能是损招，只有在人家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可用。这叫以荒诞对付荒诞。记住，保持住自己那份纯正的品质和那份上帝赐予你的神圣而优美的感觉。有空时，你再认真地写你自己的作文。

不要紧的，等你长大了时，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时，你有了争辩的权利和力量，你的境况也会与从前不大一样，真正懂得写文章的人也会多起来。

这个故事具有寓言性质。它告诉我们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我们脚下。所以，你要坚持用你的眼睛观察你的生活，用你的感觉体验你的生活，用你的思想审视你的生活，这些就是你现在写作文、以后当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篇2：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文|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原系主任）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一、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二、“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

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

《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三、“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并不截然对立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

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

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四、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一是读无用之书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

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

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

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 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

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

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篇3：关于腐败,北大教授张维迎谈腐败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

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

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

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第三方】经济学家争锋赎买机制：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

篇4：北大教授来我校作文

北大教授来我校(转载)

曹文轩伯伯来我校讲座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快速传遍了整个校园。

同学们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呀！”“著名儿童作家，他曾获得中国安徒生奖、中国图书奖哦！”“他的作品《红瓦》、《草房子》、《根鸟》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字！”

幸福而难忘的时刻到了！我们拿着凳子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体育馆。我东张西望，盼望能早点目睹曹伯伯的风采。“来了，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的目光一齐望向门口，一齐鼓起掌来。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只见曹文轩伯伯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走上主席台，热情地向我们问好，还给我们讲起了他少年时代有趣的.往事和他写的小说。我们都被他幽默的语言吸引住了，大礼堂里显得非常安静。后来他还指导我们写作呢，其中有几句话像刀刻一样印在我的心里��“我与故事一同出生”，“这个世界只属于细心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扔，只有书不可扔”。原来，我们的作文不是没东西可写小学作文 ，而是缺少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就这样，精彩的演讲在一阵阵掌声中结束了。文学社的小成员还跑过去采访他，现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你是怎样爱上文学的？”“你爱我们天马学校吗？”他一一做了回答，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北大。

接着，我们到大操场购买了曹伯伯的书，我一口气买了5本，又一溜烟地跑进体育馆要曹伯伯签名。这时，曹伯伯面前已挤满了人，我焦急而耐心地等待着。终于签好了名，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篇5：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总体上来看，今年的题目材料题居多，材料选择方面注意其含义或寓义比较明晰。因此题目出的都比较正常规矩，没有什么偏题怪题，也没有容易出现歧义的题目。题目也都切合中学生的知识面和生活经验，所包含的道理也没有特别复杂和空洞抽象的指向。

今年全国题有三份卷子，题一是关于动物园喂食的，题二是二人过独木桥的测试，题三是民工老王住院后再打工还债。这三道题我以为没有什么特别亮点，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题一是议论题，但意义指向已经有了，没有多少发挥余地。题二是二难选择，遵守规则和友爱都有道理。题三是道德评价，也有明确的公理可循。这三道题都不是给予考生以想象力和发挥文学写作才能的题目。作为议论文和说理文，道理都有了，就有局限性。

从题意指向来看：今年各省的题目综合来看，有几个特点：

其一，新旧对比来强调过去或传统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的可贵。今年题目多有新旧对比，比如广东题，黑白胶片与数码科技对比，以显示出黑白胶片更可留住珍贵过去的点滴。北京的题目更为典型，“老规矩”，老规矩在今天的淡漠甚至遗失，来重提老规矩的意义。其价值指向已然很鲜明，当然是老规矩还是要在在当今社会中起作用。辽宁题是爷孙看夜晚，孙子看到五光十色的灯火，夜晚显出美丽；爷爷则说起过去看到天空的星星，更有一种美好。重庆收拾碎玻璃的题目，也是老人与年轻人的对比。

其二，新旧对比中蕴含着对当下现实的思考，需要考生思考当下生活的变化，以及价值选择出现的难题。但新与旧，几乎是旧价值包含了肯定性，新的则是带来新的问题。如何留住过去，珍惜过去无疑是好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必要的。但新的生活变化，新的价值如何获得或者以何以何种方式获得肯定，则在考题中少有看到。

其三，材料题为求清晰和价值指向明确，多有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这也暴露今天中学语言教育和价值教育中的简单化的趋向。对青少年当然要给予明确的价值指导，但我们过分简单的二元对立思考贯穿我们的语言和文学，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更加多元的思维培养，我以为是我们中学语文教育和价值培养中需要加强的，因为很多现实的情境和选择并不简单分明。

江苏、上海、安徽是二难选择，各自都有道理，或各自都打五十大板，这样的题目也是二分法。思维有明显局限。作文题是考思维的丰富和宽广，考文学写作的才能，尽可能避免简单二元对立，或二难选择。有些省的题目就比较有发挥的余地，如，福建的题目关于空谷的想象，浙江的题目关于门和路的议论或叙事，我以为更能激发中学生的思维空间和文学性的表达才华。

具体评点几个省的作文题： 首先来看广东作文题，这是一个材料作文：黑白胶片的时代，照片很少，只记录下人生的几个瞬间，在家人一次次的翻看中，它能唤起很多永不褪色的记忆。但照片渐渐泛黄，日益模糊。

数码技术的时代，照片很多，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随时上传到网络与人分享。它从不泛黄，永不模糊，但在快速浏览和频繁更新中，值得珍惜的“点滴”也可能被稀释。

要求考生自选角度，自拟标题，文体不限。这个题目立意很明确，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能与青少年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黑白胶片与数码相比，能留给人们更多的记忆，其意在于高科技给今天人们还来很多的便利的同时，又把人们对生活往昔的记忆，以及很多珍贵的记忆冲淡了，不断的新的加入进来，旧有的东西已经没有更多的存在余地。问题的深化不在于批评数码科技，而在于我们如何在借助数码科技的同时，能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也能把一些美好的过去的留存下来。再进一步，如今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海量信息淹没人们的生活，过分热衷于传播的同时，能记住生活的点滴，那些珍贵和美好。

接下来看四川的作文题：

人，只有在自己站起来之后，这个世界才能属于他。这句话引发了你哪些思考？

请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这是一篇励志的题，中学生都很拿手，要写出个性不太容易，通常保险的写法，举三个古今中外的自己站起来的例子，再写自己的经历。这能拿中等以上的分数，但要写出个性就要有点出奇出彩处。不过，这就不容易了。中学里练这种题目都成了套路，其实是难为了考了。

上海的作文题：

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这是关于二难悖论的题，自由与不自由，选择与被迫的问题。但在逻辑上，这句话是有毛病的，逻辑上关联并不对等。你可以选择……，在这一前提下，选择已经有了自由，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但后一句话“你必须穿越”，这是大前题，“必须”是不可选择的，这已经是给定的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不能违背，如果“必须穿越沙漠”是大前提，那“可以选择”并不存在自由。在“必须”这个不自由的大前提下，才有你选择穿越路径和方式的自由。这只是说，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和交通工具。只有在这路径和交通工具的选择上是有自由的，比如汽车、徒步，或者选择越野车或直升飞机。因为没有给出“方式”的具体选项，所以选择是自由的。严格地说选择不存在自由不自由，只是选择的多样性问题。自由是人们天天挂嘴边的词，但定义起来并不容易。恩格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霍布斯说，权利即自由。胡适说：“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康德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更多的争论不一而足。故上海这个题目稍有点不好把握。要让学生议论自由？引导学生思考一些更具有人文和思想性的问题，更有人生哲理的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但题目的表述还要推敲。

江苏的作文题：

有人说，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只有青春是不朽的；也有人说，年轻人不相信有朝一日会老去。这种想法是天真的，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会有像自然一样不朽的信念。阅读材料，自选角度，题目自拟，体裁不限，诗歌除外，写一篇不少于800字文章。

这篇题目给出的材料也属于答案看上去像是事先给定的，因为“青春不朽”当然不可能，青春很快就会过去并完结。其意就只能落在顺其意来——实则是反其意：“青春是不朽的”来做文。那就去写出种种伟人或英雄在青春时代就做出不朽功绩的故事，短暂的青春因此获得了永恒。

安徽的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一位表演艺术家和一位剧作家就演员改动剧本台词一事，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表演艺术家说：演员是在演戏，不是念剧本，可以根据表演的需要改动台词。

剧作家说：剧本是一剧之本，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追求；如果演员随意改动台词，就可能违背创作的原意。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诗歌除外），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书写规范，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这个题目实在是不敢恭维，犯了几个错误，其

一、要求把个别性问题上升为一般性问题，把具体问题变成普遍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演员是可以根据自己表演来改剧本的，剧作者或导演也会同意，这取决于谁牛X。改不改剧本是一个权力博弈的游戏。据说姜文、陈道明、巩莉都经常在演出中改剧本，而且根据自己的表演改得不错，事后都得到剧作家或导演的认可。但另一些改动，演员与剧作家、导演争得不可开交。故有些演员合同里就写明，不能擅自改动剧本，要听从导演云云。其

二、涉及到行业专业，这是电影、戏剧的专业问题。没有什么定规。不能变成普遍问题，也无法定下法规。其实改不改，是否同意改，把导演漏掉了，在电影或戏剧中，导演说话才算数。演员和剧作家有什么好争的？

作为考试题目可能是要考生讨论对规则的尊重，还是争论谁是老大，要听谁的？都不明确。

湖北的作文题：

游客们来到山脚下，这里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游客问下山的人：上面有好看的吗？有人答没有，有人答有。于是有人留在山脚赏景，有人继续爬山。来到山腰，这里古木参天，林静山幽。问下山的人：上面好看吗？有人答没啥好看的，有人答好看。于是有人在山腰流连，有人继续攀登，来到山顶。只见云海茫茫，群山隐约。

请根据你对材料的感悟，自选一个角度，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这个题目有点“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思，或者“无限风光在险峰”，再与人生励志攀登联系起来。

重庆的作文题：

一个游客去波罗的海海滨度假，找到一处房屋，打算同房东--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签下租房合同。老人劝他不妨先试住几天，看究竟合适不合适，再做决定。游客住下后感到很满意。到第5天，将要签合同时，却发生了一点意外：一个精美的玻璃杯被他不小心打碎了。他有些忐忑不安地打电话告诉了老人，老人说：“不要紧，你又不是故意的，我过来签合同时再拿一个来。”游客把碎玻璃和屋里的其他垃圾打扫了。不久，老人来了，进屋后就问：“玻璃杯碎片呢？”游客回答说，已装进垃圾袋，放到门外了。老人赶紧出门，打开垃圾袋看过后，脸色凝重地对游客说：“对不起，我不再把房子租给你了。”然后，老人仔细地将玻璃碎片一一捡了出来，放入另一个垃圾袋，写上：“玻璃碎片，危险！”

要求1，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含意，选准角度，明确立意；2，自拟标题，自选文体（除诗歌外），不少于800字；3，不得套作，不得抄袭。这个题目可能有几层含义：其

一、要有人伦关怀，老人看重懂得体贴别人的人。其

二、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位，要彻底。其

三、要懂得垃圾分类？故事很动人，但留给考生的发挥余地不大。

北京的作文题：

北京过去有许多“老规矩”，如“出门回家都要跟长辈打招呼”、“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不许管闲事儿”、“笑不露齿，话不高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作客时不许随便动主人家的东西”、“忠厚传世，勤俭持家”等，这些从小就被要求遵守的准则，点点滴滴，影响了一辈辈北京人。

世易时移，这些“老规矩”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不久前，有网友陆续把一些“老规矩”重新整理出来贴到网上，引发了一片热议。

“老规矩”被重新提起并受到关注，这种现象引发了你哪些思考？

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不少于700字。

老北京爱怀旧，老规矩在今天当然应该被强调，引发的思考无外乎今天人们已经淡忘了传统，中国传统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谈谈老规矩”，这种题目让中学生做可能发挥的余地有限。

辽宁的作文题：

祖孙俩夜晚在高楼上欣赏城市美丽的夜景，孙子说万家灯火霓虹璀璨正是因为有了霓虹灯、有了电才使城市如此美丽，爷爷听后陷入沉思说在我小的时候没有电没有霓虹灯，我们可以看天上美丽的星星，那样的夜景也同样美丽。

阅读以上材料，选取作文的利益角度，题目自拟，800字以上。

这也是怀旧的题目，新旧对比。过去是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对比，现在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比，乡村和城市的对比。这里的题意似乎农业文明的社会比工业文明社会要好。不过，倒是引导青少年如何热爱大自然，不要过分沉迷于现在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成果中，尤其是电子科技的成果中，多亲近自然——这无疑是对的。这类主题可能靠议论文体写不出多少高深独到的道理，如果文体不限，通过做一篇夹叙夹议的记叙文，以情动人，以自己的独特经历来抒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有本事，就继续爷孙二人的对话，写一个对话体的文章，也是一个容易出彩的形式。

福建的作文题：

提到空谷，有人想到的是悬崖，有人想到的是栈道桥梁。”根据这句话，写一篇话题作文，不少于800字。

福建的高考题历年来都是别具一格。一句话的材料，可发挥的余地很大。它是在多样性上立论，二者没有直接的二分法。可以笔锋一转，就谈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经历空谷的经验切入最好，有描写，有抒情，有记事，有议论，文本中可容纳的表现手法多样。也可以写成对自己的心理的剖析，例如，一说到空谷，自己就想到悬崖，如果能把自己的心理和自己的人生写得真实透彻——但不能虚构得离谱。真实和人生的故事动人是重要的，走这样的险峻叙述之路，可能会得高分。

浙江的作文题：

门与路，永远相连。门是路的终点，也是路的起点。它可以挡住你的脚步，也可以让你走向世界。

大学的门，一边连接已知，一边通往未知，学习、探索、创造，是它的通行证；大学的路，从过去到未来，无数脚印在此交集，有的很浅，有的很深。

综合上述材料，结合你的所感所思，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今年浙江的题不错，门与路的意象，相互关联的方式也生动辩证。不过，题目后一句关于“大学的门”的诠释有点画蛇添足，门与路可以是开放式的，由着考自己去联系、联想。

1.全国卷一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

不少人因为喜欢动物而给它们喂食，某自然保护区的公路边却有如下警示：给野生动物喂食，易使它们丧失觅食能力。不听警告执意喂食者，将依法惩处。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这个题意是要尊重规律、遵从规定和纪律，还能有什么可发掘的？如果扯到野生动物保护可能会算做偏题吧？如果是这样，这个题目留下的议论空间和文体选择都很小，不算是多么高明的题目。

2.全国卷二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

“山羊过独木桥”是为民学校传统的团体比赛项目。规则是，双方队员两两对决，同时相向而行，走上仅容一人通行的低矮独木桥，能突破对方阻拦成功过桥者获胜，最后以全队通过人数多少决定胜负。因此习惯上，双方相遇时，会像山羊抵角一样，尽力使对方落下桥，自己通过。不过，今年预赛中出现了新情况：有一组比赛，双方选手相遇时，互相抱住，转身换位，全都顺利过了桥。这种做法当场就引发了观众、运动员和裁判员的激烈争论。

事后，相关的思考还在继续。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这个争论其实很无聊，如果是比赛就遵守比赛规则，其中有没有二人抵角的具体的规定；如果有此规定，那就违背规则；如果没有就允许以更高超的本领通过。如果是游戏，只是检验参与者以何种方式通过，那就没有什么方式不可以的。关于规则定下了就不能更改，就必须遵守，这是现代立法的基本规则。如果出现新的情况，只有在下一次修订规则。这样的讨论是考什么？考学生的见解？还是他们对现代法律的理解深度？我们的作文考试一直不明确，让作文考试总是承载着道德、政治、法制观念等等。作文固然不能违背道德、政治、法则，要有正确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政治态度，要有正面的法则理解。但不能把道德、政治、法律的含义作为主要的题意来讨论，因为对与错、正与反太过直接明显，就是说，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自有公论），这个道理别人或老师、家长或社会上的人天天都在讲。你要中学生讲出什么意见？考场上能讲出什么意见？我个人以为所有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公理性的观点，不要作为考场作文的题意设定，考生不可能有个人的见解超出这个圈定的范围。

3.全国大纲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

农民工老王突发胃穿孔，被送进医院。为救治这名贫困患者，医院开通“绿色通道”给他做了手术，又进行了十天治疗。虽然老板主动送来5000元，老王仍欠下4000多元医药费，而医院默许他出了院。老王刚一康复就回到了工地：“哪怕打工还钱再难，我也得努力。是医院和老板救了我。”可欠款还是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最终，老王鼓足勇气找到医院，说出了想在医院打工抵债的心思。院方深受感动，聘他为陪检员。老王也特别敬业，作为曾经的患者，他格外懂得怎样帮助病人。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篇6：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谈作文

陈跃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副系主任，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战略研究小组召集人。曾有10多年到各省份招生经历，担任招生主任成员，目前是北大自主招生专家组成员。

对话人物：

北京大学教授 陈跃红

11月8日，北京大学11位教授联名公开致信北大校长，呼吁在高考招生录取中“打破唯高考分数论”，提出“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等高考招生改革措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那么，11位教授为何发出这样的呼吁，提出这样的议题？他们强烈建议的“在高考中加入教授面试”是否有可行性？又如何施行？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11位教授中的一员陈跃红教授。

着眼于撬动应试教育的根本

记者：请问，北大11位教授的这封公开信是怎么产生的？

陈跃红：去年教学工作会议上大家对招生问题议论了很多，认为自主招生虽然成效不错，但只占招生总额5%，惊动的只是小部分。另外，按分数线招生，使学校在这项工作上越来越耗费时间和精力。会后，这个议论一直在持续，到今年9月又召开教学工作会议时，有人提出给校长写封公开信，几个人拟了草稿，通过电子邮箱传来传去，最后到差不多的时候，开了一次讨论会，确定了公开信的内容。

记者：对于这封公开信，教授们有什么期许？

陈跃红：大家直觉上意识到，对于这封信提出的方案，如果能做一点试点，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撬动高考制度的根本，甚至是撬动本科教育、高中教育的根本。

记者：为什么有这种直觉？

陈跃红：现在大学讲求个性化教学，中小学讲求素质教育，可这些如果仅仅靠国家设计教材，中学进行选修、模块化教学，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仍难取得良好效果，现在大学千校一面，中学万校一面，学生都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要从根本上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我们认为，在录取制度上下工夫，用好这个杠杆，会让大学的改变带动中学的改变。

记者：你认为，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对素质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

陈跃红：我们并不完全否定高考。我们认为：只要人在智力和知识掌握上的差别存在，只要“蛋糕”不够分，考试就会存在。事实上，考试对人的知识掌握和智力程度进行分层的功能，有其稳定性，不可想象一个三本线上的学生到“985”高校可以学下去。即使高等教育大众化，考试仍然非常重要，纵览全球，美国、日本、欧洲，没有一个制度没有考试。

我们不是在讨论取消高考，我们的主旨是把高考成绩用到合适的度上。目前最大的麻烦是把分数绝对化，考生之间按一分甚至半分进行区别。事实上，我们都明白，一分、两分，能有多大差别，凭我个人经验，30分之内的学生在智力、能力上是没有差别的，还有的教授认为100分之内的学生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提出在录取时采取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就是高考在对学生进行适当分层后，教授们可以依据专业所需，对那些分数差别在30分或更多一些分数的学生进行面试，从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志趣爱好、意志品质进行考察，而这些不是仅仅通过一张试卷就能进行的。

教授面试重视公平和潜能

记者：那么教授会有“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中出类拔萃者？

陈跃红：这是经常被问到的：学生的素质如何，教授通过一个小时面试就能判断出来吗？当然没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得相信教授的眼力。为什么？教授常年和学生打交道，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对他们的观察和了解，使教授在看学生时还是有一些“法眼”的。

当然，面试并不能单纯靠教授的“法眼”，还需依靠一些制度的保证。首先，面试教授要经过招生培训。其实，针对自主招生工作，北大近年来已形成一个面试专家团队。其次，我们的面试题目和形式，也可以有效帮助教授进行判断。因此，不要小看北大教授的面试水平，他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个小时之内对考生的.综合素质做出比较到位的判断。

记者：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考生能说会道、能歌善舞，农村考生则可能怯场、不善表达，甚至知识面不够宽泛，面试时教授会不会偏爱前者？

陈跃红：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面试形式，有些人以为面试就是一名或几名教授和一名考生谈谈话，其实不然。北大在自主招生中进行的是无组织面试：一组学生进来，教授们基本不说话，给出两组题目让学生选择，学生选好题目后，每人一分钟自我介绍，剩下的是主体发言和参与发言。教授们的任务就是根据一组学生在互动讨论中的表现做出判断。

至于教授是否偏爱城市生源，其实不需要担心。我们在对教授进行招生培训时，就专门提出要避免招收五种学生：歌功颂德型、大专辩论赛型、故意做秀型、自我表现一味批判型、颠三倒四型。另外，面试教授由三个学科领域组合：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据我了解，教授们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教授们才不看重谁能歌善舞、能说会道，有些学生表达能力很强，也是某方面的人才，但教授们不会忽略那些不太会说话的学生，而会从另外一些角度去观察其可能具有的潜能。

记者：面试要测试出考生不能在试卷中体现出的素质，那么怎么保证命题有这些功能？

陈跃红：每个面试命题要经过多轮论证。一般有四个原则：一、这个题目一定与现实生活有关系；二、这个题目一定不是只运用一种知识；三、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四、这个题目具有可批判性。

说起素质，素质不能简单地与唱歌跳舞划上等号，这在教授当中已经有共识。那么什么是素质，用周其凤校长的话说，种地插秧修水库，爬树掏鸟都是素质。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学习好的农村考生也并不熟识周校长说的这些了，他们甚至比城里孩子还受宠。但是他们要求改变命运的迫切性大于城市学生。在努力程度上，也要高于城市孩子。他们的抗压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比城市孩子强很多。面试中教授会更重视这些方面的素质。

制度完善杜绝可能的招生腐败

记者：面试会不会增加考试成本？

陈跃红：不会，反而会降低成本。我们提议的教授面试，是在高考出分后，向每个省级单位派出由5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学生只要在当地省会城市参加面试即可，大大降低了他们的负担，对于农村孩子更是如此。

有人认为学校会因此增加大量支出，其实不然。目前，高校间生源大战越来越激烈，每年冬天，许多高校会专门成立不同省份的招生组，成员从两三人到十几人不等，到各地摸底。更有甚者，一所高校有一年为了争抢某省一名“裸考状元”，为赶去游说，单是飞机票就买了8张。

高校为争生源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有的学校为了不让高分考生和别的学校招生人员见面，干脆出钱送考生一家到外地旅游。还有的家长干脆拿着孩子的成绩去跟学校谈判，辗转于几所高校间，奖励价码由5万元一直谈到10万元，外加上最好的学院，和出国学习一年。

高校为争生源，花费有多么巨大！何不将这些钱省下来资助有困难的孩子到省城参加面试，多让一些学生来参加面试，给考生一个机会，也给学校一个机会？

记者：教授面试会不会滋生腐败？

陈跃红：关键看制度设计是否周密。我们的构想是三道防火墙：省籍回避、时间压缩和独立打分。省籍回避，比如江苏人不能到江苏招生；抽签制度，学校直到最后24小时，才通知教授抽签决定所去的省份。第二天教授就上飞机，到了地点就考试。就算知道哪个教授去考试，谁有本事在24小时之内搞定5个教授？独立打分，北大自主招生面试实行6年，教授们各自打分，不能面谈，6年来对教授面试打分的有效投诉为零。

篇7：北大教授忠告

2017-09-12 人民日报（公众号）

9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举办了2017迎新典礼。典礼上，白建军教授作为教师代表致辞。在未名湖边长大的他，通过讲述身边四个普通却又不同寻常的北大人物故事，向全体新生传递了“在北大，任何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信念。

同时，他也为全体新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循序渐进，努力寻找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和学习计划；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严明律己，方能取得成功。

大家好！今天，每个自动走进北大的新生，脸上都透着满满的兴奋、骄傲，还有一点儿小得意。其实，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就是这所学校的一个新生了。不过，是硬生生被弄进北大五院幼儿园的，一点儿都不觉得得意。

欢迎各位!

既是未名湖边儿长大的，我该为大家说说这湖边儿的人物故事。对北大人物，有的你们耳熟能详，我就不逞能了。有的，你们没听说过，我也不认识，北大太大了。你我都知道的，还是别乱说的好。剩下的，就是些你们不熟，而我略知一二的人物。

先说赵大爷。前些年在北大还能看见，办公楼里有个白胡子老头儿，穿着大襟儿的黑棉袄，扎着裤腿儿，脚上蹬一双回力篮球鞋。只要他想，随时可以在办公楼的石台阶上拍球，尽管旁边就是校长办公室。我小的时候，赵大爷是北大门卫，也是最不会好好说话的人。我每回从中关园进这园子来玩儿，就怕赶上赵大爷当班。“我，附小的，咱一单位的”。他还是死活不让进。“你小学的不回小学玩儿去，跑大学来干吗？滚！”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喜欢赵大爷，并痛下决心，将来我非得正规地走进这座大门儿。现在，我做到了。听说，赵大爷小的时候，校长要踢球，他是球童。六七十岁的年纪，自学完了四大本许国璋英语。

第二位，是我附中时的同学。他有一次翘课跑去偷枣。没撞见枣树的主人，倒得罪了树上住着的一群马蜂，结果脸肿得像脸盆那么大，比枣儿还红，整个人像个大头傻子。那会儿我们也有英语课，教“Gaoyubao works in the landlord courtyard”，于是他精力过剩，拿一本英汉字典，背一页，撕一页。书没撕完，被他爸打了一顿。现在，他定居北美，是全球华人圈里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前些年还回来给两院院士们讲课。

第三位，二十多年前，那天我们师生一伙人进监狱，调研。在监区，忽然从犯人堆里冒出一个，直奔我来，大声喊“白老师好”！弄得我很尴尬，你谁呀，当着这么多人！他说，他在北大听过我的课。打那次以后，再没联系过。可说来也巧，就前些天，一次经济法大型培训，我是学员，发现这位是授课老师。讲得还真不错，有理论，有实践的。他大概没注意到我，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过去喊他。天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

接下来的，就是著名的北大保安。那天我去农园吃饭，路边俩执勤的保安在聊天。一个说，“你那论文怎么样了？”另一个说，“嗯，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正在构思。”天啊！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啊！我立马掏出手机，给我的博士生拨了个电话：“嘿！你论文构思得怎么样啦？！”

最后，常听用人单位说，刚毕业的北大学生最让人抓狂：你不会打水、沏茶也就算了，连个表都不会填。不过，三五年后，倒是北大学生显出来后劲，有想法，有创造力。

我说的这些北大人，都是普通人。掉进人堆里，平常得没法儿再平常了。偶尔，还有些具体的可气。但是，他们的故事，我们未必能有；他们曾经的、未来的骄傲，我们未必可能；他们的某些闪亮和伟大，我们甚至不敢企及。

各位，昨天，也许你真是everything。今天，别说学霸，就跟这些平常的北大人一比，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过是something。明天，没准儿有人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nothing。不过，千万别想不开。来和我分享一句话吧：不温不火，不作不做，敬天，敬地，敬小人——我们该向普通人致敬，也向我们自己致敬。

具体说吧，有几个建议:

首先，把人生目标调低一点儿。千万别用“大法官”、“大律师”这些大红大紫的东西搅和自己的人生规划，误了你在北大的美好时光。路走对了，走着走着，你就成大法官、大律师了。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其实，大学教育就是激活学生体内已有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传承或灌输。要是你学业走了一半，还没遇上让你心动、让你一辈子可以乐此不疲的领域，以及，跟这个世界说话的方式，那就不妙了。

第二，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儿。我敢说，下面这一条，多一半人做不到。这个最难做到的就是：早睡早起+把微信朋友圈控制在十人以内+拒绝以陪读为目的的表白。这个办法能不能把你弄成精英中的精英，我不知道。但试过的，都说好。

最后，学业上不妨在意点儿旁门左道：多接触些本专业以外的学问，以及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金字塔哪个更高？底盘越大的越高，你说是不是？其实，大学里，只有不到50%的课堂知识来自你的老师，只有不到25%的课内知识离开大学后仍然有用，只有更少的学生才明白，怎么学比学什么更要紧。好的研究方法，会让你受用终生。

好了，明年这会儿，你们可以端着点儿师兄、师姐的样子，迎来另一群高兴到糊涂的小师弟、小师妹啦。那时候，我可能正在楼上办退休手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