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古文鉴赏

《后出师表》古文鉴赏（共6篇）

篇1：《后出师表》古文鉴赏

【作品介绍】

《后出师表》是《前出师表》的姊妹篇，写于建兴六年(228)。由于《三国志》本传中不载，《文选》里也不见选录，而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在注文中引自张俨《默记》，所以，有人认为此表是伪作。但也有人认为，从体例文风来看，后表与前表并无二致;而且《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中，诸葛恪说：“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所指可能即系后表。

《后出师表》作于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北出征伐颇有异议。诸葛亮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为了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正因为本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表。表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令人读来肃然起敬。

【原文】

篇2：《后出师表》古文鉴赏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1]，王业不偏安[2]，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3]?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4]。宜先入南[5]。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6];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全于蜀都[7]，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8]。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9]，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10]。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11]，谋臣渊深[12]，然涉险被创[13]，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14]，而欲以长计取胜[15]，坐定天下[16]，此臣之未解一也[17]。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18]，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19]，遂并江东[20]，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21]，其用兵也，仿佛孙、吴[22]，然困于南阳[23]，险于乌巢[24]，危于祁连[25]，偪于黎阳[26]，几败北山[27]，殆死潼关[28]，然后伪定一时耳[29]。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30]，四越巢湖不成[31]，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32]，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33]，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34]，中间期年耳[35]，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36]，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37]。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分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38]?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39]，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40]，当此时，曹操拊手[41]，谓天下以定[42]。然后先帝东连吴越[43]，西取巴蜀[44]，举兵北征，夏侯授首[45]，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46]，秭归蹉跌[47]，曹丕称帝[48]。凡事如是，难可逆见[49]。臣鞠躬尽力[50]，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51]，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52]。

【注释】

[1]汉：指蜀汉。贼：指曹魏。古时往往把敌方称为贼。[2]偏安：指王朝局处一地，自以为安。[3]孰与：谓两者相比，应取何者。[4]惟：助词。[5]入南：指诸葛亮深入南中，平定四郡事。[6]并日：两天合作一天。[7]顾：这里有“但”的意思。蜀都：此指蜀汉之境。[8]议者：指对诸葛亮决意北伐发表不同意见的官吏。[9]这两句指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初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东)时，曹魏西部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变，牵动关中局势：在魏、吴边境附近的夹石(今安徽省桐城县北)，东吴大将陆逊击败魏大司马曹休两事。[10]进趋：快速前进。[11]高帝：刘邦死后的谥号为“高皇帝”。并：平列。[12]渊深：指学识广博，计谋高深莫测。[13]被创：受创伤。这句说：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屡败于楚军，公元前二○三年，在广武(今河南省荥阳县)被项羽射伤胸部：在汉朝初建时，因镇压各地的叛乱而多次出征，公元前一九五年又曾被淮南王英布的士兵射中;公元前二○○年在白登山还遭到匈奴的围困。[14]良：张良，汉高祖的著名谋士，与萧何、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平：陈平，汉高祖的著名谋士。后位至丞相。[15]长计：长期相持的打算。[16]坐：安安稳稳。[17]未解：不能理解。胡三省认为“解”应读作“懈”，未解，即未敢懈怠之意。两说皆可通。[18]刘繇(yóu由)：字正礼，东汉末年任扬州刺史，因受淮南大军阀袁术的逼迫，南渡长江，不久被孙策攻破，退保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后为豪强笮融攻杀。《三国志·吴书》有传。王朗：字景兴，东汉末年为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太守，孙策势力进入江浙时，兵败投降，后为曹操所征召，仕于曹魏。[19]孙策：字伯符，孙权的长兄。父孙坚死后，借用袁术的兵力，兼并江南地区，为孙吴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不久遇刺身死。[20]江东：指长江中下游地区。[21]殊绝：极度超出的意思。[22]孙：指孙武，春秋时人，曾为吴国将领，善用兵，著有兵法十三篇。吴：指吴起，战国时秦大将，在统一战争中屡建战功。[23]困于南阳：建安二年(197)曹操在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汉时南阳郡的治所)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24]险于乌巢：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因乏粮难支，在荀攸等人的.劝说下，坚持不退，后焚烧掉袁绍在乌巢所屯的粮草，才得险胜。[25]危于祁连：这里的“祁连”，据胡三省说，可能是指邺(在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附近的祁山，当时(204)曹操围邺，袁绍少子袁尚败守祁山(在邺南面)，操再败之，并还围邺城，险被袁将审配的伏兵所射中。[26]偪(bì逼)于黎阳：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死，袁谭、袁尚固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曹操连战不克。[27]几败北山：事不详。可能指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率军出斜谷，至阳平北山(今陕西沔县西)，与刘备争夺汉中，备据险相拒，曹军心涣，遂撤还长安。[28]殆死潼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与马超、韩遂战于潼关，在黄河边与马超军遭遇，曹操避入舟中，马超骑兵沿河追射之。殆，几乎。[29]伪定：此言曹氏统一北中国，僭称国号。诸葛亮以蜀汉为正统，因斥曹魏为“伪”。[30]昌霸：又称昌豨。建安四年(199)，刘备袭取徐州，东海昌霸叛曹，郡县多归附刘备。[31]四越巢湖：曹魏以合肥为军事重镇，巢湖在其南面。而孙吴在巢湖以南长江边上的须濡口设防，双方屡次在此一带作战。[32]李服：建安四年，车骑将军董承根据汉献帝密诏，联络将军吴子兰、王服和刘备等谋诛曹操，事泄，董承、吴子兰、王服等被杀。据胡三省云：“李服，盖王服也。”[33]夏侯：指夏侯渊。曹操遣夏侯渊镇守汉中。刘备取得益州之后，于建安二十四年出兵汉中，蜀将黄忠于阳平关定军山(今陕西省沔县东南)击杀夏侯渊。[34]汉中：郡名，以汉水上流(沔水)流经而得名，治所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县东)。[35]期(jì寄)年：一周年。[36]赵云、阳群等都是蜀中名将。曲长、屯将是部曲中的将领。[37]突将、无前：蜀军中的冲锋将士。賨(cóng丛)叟、青羌：蜀军中的少数民族部队。散骑、武骑：都是骑兵的名号。[38]图：对付。[39]夫：发语词。平：同“评”，评断。[40]败军于楚：指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大军南下，刘备在当阳长坂被击溃事。当阳属古楚地，故云。[41]拊手：拍手。[42]以定：已定，以，同“已”。[43]本句指刘备遣诸葛亮去江东连和，孙刘联军在赤壁大破曹军。[44]本句指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势力进入刘璋占据的益州，后来攻下成都，取得巴蜀地区。[45]授首：交出脑袋。参见前注[33]。[46]关羽：字云长，蜀汉大将，刘备入川时，镇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他出击曹魏，攻克襄阳，擒于禁，斩庞德，威震中原。孙权趁机用吕蒙计谋偷袭荆州，擒杀关羽父子。[47]本句指刘备因孙权背盟，袭取荆州，杀害关羽，就亲自领兵伐吴，在秭归(在今湖北省宜昌市北)被吴将陆逊所败。蹉跌，失坠，喻失败。[48]曹丕：字子桓，曹操子。在公元2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建立魏国，是为魏文帝。[49]逆见：预见，预测。[50]鞠躬尽力：指为国事用尽全力。一作“鞠躬尽瘁”。[51]利钝：喻顺利或困难。[52]覩(dǔ赌)：亦即“逆见”，预料。

【译文】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并存，帝王之业不能苟且偷安于一地，所以委任臣下去讨伐曹魏。以先帝那样的明察，估量臣下的才能，本来就知道臣下要去征讨敌人，是能力微弱而敌人强大的。但是，不去讨伐敌人，王业也是要败亡的;是坐而待毙，还是主动去征伐敌人呢?因此委任臣下，一点也不犹疑。

臣下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稳，食无滋味。想到要去北伐，应该先南征。所以五月里竟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能吃上一餐;臣下不是不爱惜自己呵，而是看到帝王之业不可能局处在蜀地而得以保全，所以冒着危险，来执行先帝的遗愿，可是争议者说这不是上策。目前敌人恰好在西面疲于对付边县的叛乱，东面又要竭力去应付孙吴的进攻，兵法要求趁敌方劳困时发动进攻，当前正是赶快进军的时机呵!现在谨将这些事陈述如下：

高祖皇帝的明智，可以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广博，谋略深远，但还是要经历艰险，身受创伤，遭遇危难然后才得安定。现在，陛下及不上高祖皇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而想用长期相持的战略来取胜，安安稳稳地平定天下，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在议论安守策略时，动辄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大家疑虑满腹，胸中充斥着惧难;今年不出战，明年不征讨，让孙策安然强大起来，终于并吞了江东，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能谋略，远远超过别人，他用兵好象孙武、吴起那样，但是在南阳受到窘困，在乌巢遇上危险，在祁山遭到厄难，在黎阳被敌困逼，几乎惨败在北山，差一点死在潼关，然后才得僭称国号于一时。何况臣下才能低下，而竟想不冒艰险来平定天下，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而攻不下;四次想跨越巢湖而未成功，任用李服，而李服密谋对付他;委用夏侯渊，而夏侯渊却败死了。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能耐，可还是有这些挫败，何况臣下才能低劣，怎能保证一定得胜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臣下进驻汉中，已一周年了，期间就丧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及部曲将官、屯兵将官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等士卒一千余人。这些都是几十年内从各处积集起来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一郡所能拥有的;如果再过几年，就会损失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呢?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贫穷兵士疲乏，但战争不可能停息;战争不能停息，那末耽在那里等待敌人来进攻和出去攻击敌人，其劳力费用正是相等的。不趁此时去出击敌人，却想拿益州一地来和敌人长久相持，这是臣下所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最难于判断的，是战事。当初先帝兵败于楚地，这时候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了。但是，后来先帝东面与孙吴连和，西面取得了巴蜀之地，出兵北伐，夏侯渊掉了脑袋;这是曹操估计错误。看来复兴汉室的大业快要成功了。但是，后来孙吴又违背盟约，关羽战败被杀，先帝又在秭归遭到挫败，而曹丕就此称帝。所有的事都是这样，很难加以预料。臣下只有竭尽全力，到死方休罢了。至于伐魏兴汉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利还是困难，那是臣下的智力所不能预见的。(江建中)

【解析】

《后出师表》是《前出师表》的姊妹篇，写于建兴六年(228年)。此表作于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出征北伐颇有异议。表中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指出讨贼的积极性与必要性，针对当时朝廷内部反对北伐的意见，用六个“未解”驳倒众议，独抒己见。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为了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正因为本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表。表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后出师表》的全部价值也就在此。表文情真辞切，激励人心。

【注释】

现在有人怀疑《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所写，只有《前出师表》才是他本人写的。不过，其内容还符合诸葛亮的为人，特别是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传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这篇《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写?历来看法不一。

东晋的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当然认为它是可靠的。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 》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经研究，部分史学者认为此文(《后出师表》)并非诸葛亮所写，而是后人伪托诸葛亮之名所写。(虽然大多数人仍认为此文确是诸葛亮所写。)

《后出师表》的作者史学界有争议。不过较多历史学家认为《后出师表》非诸葛亮所做，因为，诸葛亮写的《出师表》(或称《前出师表》)写的十分恳切，在第一次北伐曹魏失败后，诸葛亮自己也承担起责任，自贬三级.然而《后出师表》的语气写的好像是为自己的战争失败做狡辩的，说了很多理由，姑且不论对错，它不符合诸葛亮的风格.诸葛亮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不会说诸如“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类逃避责任的话.我觉得最有可能是晋朝人所作.当然这个人写《后出师表》时，陈寿已经去世，因为陈寿的《三国志》里都没有提到《后出师表》，但有提到诸葛亮所做的《出师表》(或称《前出师表》)。

近年有人提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

但较多的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比较而言，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

《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

更主要的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正是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不像是诸葛亮写的，张俨为什么又收进《默记》呢?其实，张俨并不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周于礼仪、搞搞外交的人物，他的身份，他“博闻多识”的特点，使他能接触到很多别人不易见到的材料，但又不可能严格加以甄别。《后出师表》可能就是未加甄别就收入进去的一种。

篇3：《后出师表》古文鉴赏

一从《种树郭橐驼传》中关照“道”

不管是关照自然还是关照社会运行, 从根本上讲, “无为”的状态不仅与人的性灵相通, 与美相通, 更主要的是, 它与宇宙的根本特征:自然是相通的。

当我们在教读选修《古代诗歌散文鉴赏》的一篇古文《种树郭橐驼传》时, 更能体会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渗透, 这篇文章是中唐柳宗元以当时的时弊为针砭对象而写的, 到现在来看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此文是用寓言的形式, 由橐驼优于常人的种树成效来追溯缘由, 最后得出“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 以能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焉尔”的结论。遵循其本身规律顺之天性既能得物之丰厚回馈, 这是多么形象的“无为之治”, 养树之术其为养人之术, 繁政扰民, 所以应以“治大国, 若烹小鲜”的心态剔除繁政, 肃清吏治, 让百姓安居乐业。有一句话说得好, “君子之于子, 爱之而勿面, 使之而勿貌, 导之以道而勿强”。其实是在说安民最好的方式就是“顺民之天”“致民其性”, 这便是所谓的“导人必因性, 治水必因其势” (《中论》) , 唯有此才算大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是生存的智慧, 也是生命的智慧。其实到《种树郭橐驼传》文中的“道”已渐渐清晰化、具体化, 一切客观事物既有其客观规律, 我们就应该凝神寻找其中的真谛, 从而更好地运用渐渐清晰的“道”, 虽然这可能是“道”中的万分之一, 但足以让我们在某一领域有限度地达到“自由境界”, 这不正是人类所向往的吗?

二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关照“道”

庄子认为, 世间一切矛盾的根源皆起于人以自我为中心, 起于人的种种偏执与成见。但只要进入忘我境界, 这些矛盾自然会化解。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 宇宙的运动是长流不息的, 万物自始至终都在无声无息的变化着。人是万物中的一类, 自然也无法逃避地要参与变化, 顺应这种规律, 顺应天理, 该生即生, 该长即长, 该老即老, 该死即死, 这便是最快乐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强调“内乎之心”, 强调精神境界的“心斋”, 即浑然忘我, 而这种超然感官的“凝神”状态更常出现在艺术创作的理想境界中。

在选修《古代诗歌散文鉴赏》中另一篇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苏轼这位大文豪在其中通过文与可的画竹心得具体阐释了这一核心理论。刘勰曾经在他的文艺论著《文心雕龙》中提到过“物感心动”一说, 而这篇文章中也有一句话“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执笔熟视, 乃见其所欲画者, 急起从之, 振笔直遂, 以追其所见, 如兔起鹘落, 稍纵则逝矣。”也属相通的文艺理论观点。其实诗歌和绘画同属于艺术范畴, 之间必有相通性, 都有“道”即规律, 只不过表达形式不同而已。

“物感说”强调物感心动, 外物的感召引起人心的萌动, 所谓“是以诗人感物, 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 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 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 亦与心而徘徊。”诗人在创作时, 他的心是随着物在“宛转”的, 物动他的心也在动。而同为艺术的文与可在观察“竹之形态”“竹之节叶”的细微差别时, 竹的诸多特点了然于心, 此时外物已跟着人心在徘徊, 随即则达到艺术创作中的最佳境界“乃见其所欲画者, 急起从之, 振笔直遂, 以追其所见, 如兔起鹘落”, 这便是艺术创作者们积极追求的“灵感”。类比一下, 就如同杜甫的诗“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我”动“物”亦动, 这也就是庄子的那篇寓言《庖丁解牛》中所说的“方今之时,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过程。“物”与“我”已经成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里, 简单的支配关系已然变成了一个互动的双边关系, 是一个整体。

在这里, 将“人之文”和“物之文”相互交融渗透, 熔铸成一个艺术形象。我们说, 高山和大河自有其非常美丽的光彩, 就是说自然界所有的东西, 上到日月, 下到山川, 大到天地, 小到鱼虫、花草都是有文采的。这些“文”他们始终自言自语地言说自然之道。庄子认为“大美无言”认为“道”不可说, 但苏轼秉承刘勰的文艺理论主张, 认为“道”向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以另一种“文”的形式出现——艺术作品。

至于在言说的过程, 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言说变成经典, 就要看言说者的灵魂和精神品格的指向了。因为在人文世界中, “道”体现于“情感”与“精神”中;在艺术创作中, 无论是绘画领域、书法领域亦或是诗歌领域, 都讲求一个“活泛的境界。”而画活一个作品需要神似, 除了要求创作者技艺高超, 能把握万物之文, 即能把握物在形上最突出的特点, 最能体现其物象精神之处的, 避免“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 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的尴尬外, 还需要用人“文”中的道去理解和修饰万物, 唯有此, 才能将“人之文”与“物之文”完美结合。同为画竹, 同为经典之作, 为何文与可的竹、苏轼的竹、郑板桥的竹气韵形态却千差万别呢?可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人之文”的差别。

作品中, 艺术家与他所描摹的物象合二为一, 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 竹才能画得曲尽其态, 妙趣横生, 竹子和画家本人的风神都在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刘海粟在《艺术和人格》一文中写道:“艺术就是我们在我生命的表现!是我们人格的表现!艺术家在物象中表现的生命就是艺术, 就是艺术家所表现的美的思想情感。无生命的作品, 虽构成泰山、黄河大规模之图形, 也看不见它的美的存在。而那些纯以功利为计, 而忘却艺术家自我生命的表现, 这种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

我想, 那句“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 而予以为有道者”所涉及的“道”, 已包容对画家本人精神品德修养要求的内容了, 如果艺术家本人思想品格卑下, 也不可能做到穷竹之理, 与竹达到真正神交的境地, 也就难得创作出传神的艺术精品来。

道家的“道”, 特别是庄子心中的“道”, 其实实质就是“万物之道”——规律, 这规律中必有人的“心灵之道”, 庄子想要解决的不是社会问题, 而是始终尝试解决人心的问题, 解决相关的艺术生活问题。看来人心之道是艺术家们、哲学家们共同追寻的问题, 我看《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更多地看到了画家本人的“人心之道”, 看到“真性情”, 看到“赤子之心”, 如同李贽的《童心说》中提到的童心的定义“夫童心者, 真心也。夫童心者, 绝假真纯,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许这就是艺术精神的常变常新, 亘古流传的根本原因。

庄子有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知北游》) 唯有能听“万物语言”的人才能登堂入室, 掌握道中的万分之一。为此, 我们需要排除各种繁杂欲望的决心, 唯有此才能找到那种“凝神屏气”的状态, 那种“用志不分”的痴态, 这种纯粹的状态才能让你与“道”无限接近。我们渴望幸福, 道家主张“德”就是“道”, 就是我们成为我们者。我们的这个“德”, 即自然能力, 充分而自由地发挥了, 也就是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了, 这个阶段我们就是幸福的。万物皆如此。

篇4：《后出师表》的尴尬

不少人认为,既然“良史”陈寿未提,那么《后出师表》多半属后人伪托。可是,翻检一下古文选本,《后出师表》每赫然在列,署的自然是诸葛大名。显然,编书人、读书人都不愿相信,最能体现诸葛亮高风亮节的名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讹传为“尽瘁”),不是他本人的肺腑之言,竟乃出自赝文!

《后出师表》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所作?裴松之征引时,想必心已存疑,故特说明原始出处,以撇清文责。到了乾嘉考据盛行之时,袁枚跳出来斥之为伪作。理由是,出师临征,当以气夺人,《后出师表》却先自怯馁,“上危主志,下懈军心”,此虽至愚不为,而况诸葛。上世纪中叶,受过“科学主义”洗礼的傅斯年也称,《后出师表》“若果决而实忧疑,若奋发而实不振”,即使不算“败北主义”,也脱不掉悲观论之嫌,诸葛亮伐魏,志当必胜,必无漫作此等泄气话的道理。在众多史论家眼里,《后出师表》之伪,凿凿已成定论。

《后出师表》若非诸葛亮所写,作者是谁?现成的答案是“好亮者”或“好事者”。不过,“好事”也好,“好亮”也罢,作伪者既然意在乱真,理当尽量仿效《隆中对》、《出师表》等作品才是。事实却不是这样。《隆中对》的诸葛亮英气勃发,指点江山,犹胜券在握;《出师表》虽内敛沉潜,但必胜之心,溢于言表。《后出师表》不仅绝口不言取胜,行文也不似前者气壮而语畅,倒像是恐人不信而回环往复、申之不已。后人对照二表常发出冰炭两途之叹。《出师表》曾明确提到伐魏的目的,即“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也做了类乎军令状的承诺。在首战不利的情况下,《后出师表》一面竭力主张出师,一面却又间接承认胜算不大。如此低调悲观,若出自“好亮者”之手,则正如袁枚所说,乃欲誉之而适以毁之。“好亮”而不去大书诸葛亮踏平秦陇、饮马河洛的雄心,竟让他以“何能必胜”之类的话塞责,于理于情都不合。若说“好事者”意欲解构孔明用兵如神的神话,那么,尾段兵事难料云云,倒又像是伏笔,预先为诸葛亮出师无功开脱。再说,一个一心想揭孔明智短的有闲文人,岂会想出“鞠躬尽力”的话来营构一个无怨无悔的忠臣形象?! 反过来,想彰显诸葛亮高义的人,完全没必要拐弯子贬低他的军事才能,暗示他无胜算而轻启战端,侥幸以逞。

一连串的疑问,一连串的尴尬,还是回到文本。通览《后出师表》,全文都在为出师辩护,篇首强调先帝遗命,中间列举当战的理由,结尾申明己志。

先说刘备遗命。三分割据,蜀国最小也最弱,没有并吞魏吴的实力,不过倚仗天险,也暂无被灭之虞。刘备死后,似应休养生息,徐图大业。表中提出伐魏,并没有从战略上论证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只是笼统地归结于先帝遗命。众所周知,刘备晚年对挺进中原兴趣缺缺,临终嘱托也算不上什么伐魏的“既定方针”。虽说《隆中对》拟以荆益两州之兵分取宛洛和秦川,但荆州失守,这一计划实已告吹。刘备从称帝到去世,除了临终嘱托,史书里找不到他谋图霸业的只言片语。关羽死后,赵云曾劝阻他伐吴、提醒他“国贼是曹操”,他也听不进去。由此推知,托孤时“终定大事”云云,更多是人之将死时的泛泛之语,当不得真。仔细推敲一下刘备的苦心安排,不难看出,他真正放心不下的不是尚未收复的汉家天下,而是怎么保住蜀中的小朝廷。刘备的心思,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可表中却口口声声把伐魏说成无可辩驳的先帝遗命,相当耐人寻味。退一步讲,就算刘备伐魏方能瞑目,那诸葛亮也应该在执行遗命时视实际情况而动,因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国家利益远比君主一时的意志重要。古代之所以设谏议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当君主意志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能有人站出来犯颜直谏,劝君主放弃自己的主张。臣下出于国家利益违拗上意,正是更高意义上的忠君表现。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况且刘备已死、其遗嘱并没说非伐魏不可。事实上,后人批评诸葛亮伐魏失策,没有以他不得已行君命而为之辩解。《蜀记》就曾写到,谈论者每每指责他“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人们不批评刘备,是因为,即使他有伐魏的遗命,也不会强求别人罔顾国家利益而盲从。战与不战,最终当由执事者审时度势后做出抉择。《后出师表》把伐魏作为先帝遗命,又理所当然地把这一遗命定为国策,无形之中放弃了对这一干系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审视与考量,同时也就撇开了当事人自己的责任。这种做法,与人们印象中思维缜密、谨慎负责的诸葛亮形象不相符。

再看文中提出的出师理由。一共六条,归结起来有三点:一、不战不能得天下,反会使敌人坐大;二、吃败仗没关系,不能指望一战而定;三、蜀国地小人寡,拖不起。这三点,说白了就是:非战不可,败了也得战,得速战。这里,作者要传递的信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一个字——打。但措辞委婉,不正面言战,仅间接说,不打则是“臣之未解”。至于论证,却出奇的薄弱,比类引喻,也不很恰当。乍看之下颇有些道理,细究起来,或多或少都成问题。首先,坐得天下并非不可能,周文王就是修德怀远奠定周朝基业的。至于其弟武王后来伐纣则是“以天下之所顺,攻天下之所叛”,不仅没遇到抵抗,反受商民箪食壶浆的欢迎呢。说使敌人坐大云云,与当时实情也不合。天下三分,魏据泰半,不“坐”已最强,再“坐”也大不到哪里去。其次,一战而定天下自然不现实,但蜀国资源少,没资本长年以战事奉陪强邻,尤其吃不起败仗——不仅物力人力赔不起,心理上也输不起。蜀人历来闭关自守,对出蜀道攻掠外域素无兴趣。倘有利可图,倒也罢了;如果长途跋涉仅只伤财送命,自然无法接受。这也是为什么失街亭后“议者谓为非计”的原因。第三,蜀国地小人寡,更要恤兵惜物,不打无把握之战,不能效法曹操屡败屡战。当年曹操败而转胜,不能因而期待现在伐魏同样会先失利而后赢。另外,说驻军与行军劳费相等,从而得出守不如攻的结论,更是有违常识。蜀魏交兵,出入蜀道劳费甚巨。我们知道,出祁山一次次修栈道,运辎重粮草,进军退军,大大损耗了蜀国的元气。至于攻与守的得失,兵法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攻方兵力当然得强,否则就会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两难。如果采取防御措施,守在万夫莫开的关隘,以逸待劳,劳费必会少得多。凭借一隅之地,与强敌是完全打得起消耗战的。六条出兵的理由,不可谓不多,竟没有一条说得通。作者既然主战,至少应该回答为什么危后必安、为什么攻优于守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却只是虚晃一枪。行文貌似翔实谨严,实则疏阔草率,不比诸葛亮的风格。

文章最后说,世事难料,成败利钝无法逆睹,所确知者,唯有自己“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总之,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与命运对着干的精神,“不自惜”的自我砥砺,若限于个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诚然令人钦佩。但兵者凶器也,事关立国之本和民众的安危生死,一己“死而后已”关系不大,问题是,战争的魔盒一打开,就会有千千万万人跟着殉葬,即使是正义战争,没有必胜的把握硬打,也是不明智的,至少是不负责任的。可见,伐魏与否绝非诸葛亮一己之私事,它关系到百姓的身家性命,需要通盘考虑、理智抉择。

一篇《后出师表》,作为论证是否应当伐魏之作,雄辩是雄辩,然缺少思辨力度和内在逻辑,能服人之口,却不能服人之心。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从头到尾都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假若当年陈寿看到此表,想必也会视为伪作。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篇文章,总令历代文人志士一咏三叹、赞赏不已呢?平心而论,《后出师表》虽论理不足,但在那低调而沉潜的执著之中弥漫着一股悲情,极具感染力。人们推重此文的原因,除了其美学价值外,主要是闪耀在字里行间为报知遇之恩奉献一切的人格精神。问题是,这篇不像诸葛亮所写的文章何以能让千百年间无数读者坚信其真实呢?这不能不说是个谜。或许《后出师表》的含糊其辞,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难言的尴尬处境,与读者的模糊印象正好契合。

说诸葛亮处境尴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刘备临终托孤,寄望他“终定大事”,孔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一心扑在复兴汉室的大业上,义无反顾,并无半点困惑和疑虑,何尴尬之有?倘若把诸葛亮出祁山伐魏仅仅看成是执行君命,未免过于简单了。这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刘备之死。当然遗嘱也是君命,一样得执行,即使没有三顾茅庐,诸葛亮也断不会把先君遗愿置诸脑后。问题是,刘备一死,诸葛亮不仅失去了与君主的所谓鱼水关系,而且有了生存危机。阿斗即位,诸葛亮的顶头上司是一个信谗好逸、了无责任心的弱智少年!虽说刘备责成皇子们父事诸葛亮,甚至还给他留下句“可自取”的活话,但两人都心照不宣:蜀国的第一把手不是诸葛亮,而是刘禅。刘备死后,诸葛亮又是封侯,又是开府治事,兼领州牧,事无巨细,都由他做主,似乎拥有从未有过的执政空间,可以大干一番了。可他毕竟不是国君,头上永远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按理,后主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位尽忠尽职、两朝开济的老臣,没有理由自毁栋梁。但刘禅和诸葛亮的矛盾是显见而不可调和的:前者贪图享乐,后者勤政敬业,可以说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致。虽说这只是个人作风,不影响他们治国安民的共同心愿,但由于两人地位特殊,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迟早会引发决策上的龃龉和冲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生活态度的对立,不止于个人好恶,它势必导致民心的向背和朝中大臣的派系化。诸葛亮建议后主“亲贤臣,远小人”,说明他非常担心后主身边形成一个“小人”的圈子。面对这一隐忧,他除了建言,并不能做有效的防范。以刘禅的角度看,“贤臣”都在诸葛亮一方,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的“政敌”,如何亲近得?这位难免有失落感的君主只有被群小捧着,才会觉得满足、才能获取某种心理补偿。在这一吊诡的格局里,诸葛亮越是忠勤受拥戴,后主就越不开心。笼罩在诸葛亮道德和实权双重优势的阴影下,刘禅日子过得不舒坦也不踏实,心里无疑很窝火。身在此境,若不能痛下决心改变自己,谁都会想办法改变现状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当然,刘禅初登基时才十七虚岁,很难有所作为,但他总有一天会亲政。一旦大权在握,左右又有小人进谗蛊惑,诸葛亮处境之不妙,可想而知。昏君之为昏君,不仅无德无能,往往还性情乖张,难免做些匪夷所思的事出来。对这一点,谨慎如诸葛亮者,绝不会没有认识。他的困境是,既要保全自己,又要维护昏君的地位和权威,一公一私,是为两难。而他又不能舍身奉公:作为西蜀赖以立国的道德化身和精神支柱,诸葛亮舍身无异于毁国,求自安也就是保社稷。忠臣自安,可以体现君主的正当性;身遭不测,则会凸显君主的昏庸和暴戾——这是诸葛亮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遭不测的担忧并非过虑。诸葛亮尽忠一生,死时内无余帛,外无盈财,以时服薄葬于荒山。我们仅从后主对立庙一事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诸葛亮的芥蒂有多深。《诸葛亮传》记载:“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后主下诏为诸葛亮建庙,似为追念先贤,其实远非如此。按当时习俗,为死者建庙不算什么,所谓“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诸葛亮功盖三分,死后多年,后主一不为立庙,二不让配享,实在有悖常情。《襄阳记》载,当时许多地方请求建庙,朝廷不允,百姓只好在路边野外私祭。事官建议在成都为诸葛亮立庙纳祀,后主还是不答应。后来群臣联名上表恳请,这才让步。这些大臣可能深知后主的心思,故而提议把庙建在墓地附近,祭者“皆限至庙”,以根绝私祀。试想,诸葛亮的葬所远在定军山野,此举名为立庙,实乃禁止各地百姓追思祭祀。如是建庙,后主也并不乐意,否则,他点这么一个头,为何花了近三十年的功夫!是时,蜀国已危在旦夕,建庙恐怕也是临阵抱佛脚,让诸葛亮在天之灵保佑小朝廷平安罢了。总之,就是这一年,诸葛瞻与他刚成年的儿子诸葛尚阻击入侵魏军未果,血战身亡。旋即,后主就像没事人一样搬到魏都洛阳做他的“安乐公”去了,压根儿不理睬那些气得“拔刀砍石”的蜀国将士们。一个对江山社稷存亡不怎么在乎的皇帝,想来也不会把重臣义士太当一回事。谁要不识趣打扰他由群小簇拥着行乐的好事,就会对谁心存恚恨。就算本意不欲去之而后快,也很难经得起佞臣宦官喋喋不休的教唆和摆布。

对于死诸葛,后主尚且摆出一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样子,不许他的幽灵在成都游荡;活诸葛过日子岂能不如履薄冰?蜀国望气者说“都邑无宰相位”,虽是迷信谶语,不足为征,但也间接反映出在后主手下主政的不易。后来的姜维,就是因后主听信谗言,深自危惧,“不复还成都”的。以诸葛亮的高明,君臣之间的矛盾和戒备,自然不会太着形迹。出师伐魏,就是他躲避刘禅的一步高招。

一打起仗来,刘禅多少会有点危机感,不得不倚重诸葛亮。飞鸟未尽,良弓可用,此其一。其二,既然打仗,就有败的可能。败了,刘禅更得抓住诸葛亮这根救命稻草不可。不管出于趋利还是避害的考量,刘禅都很难舍弃诸葛亮。

现在,我们且看看诸葛亮这仗是怎么打的。

从战略角度看,伐魏如志在必得,理当尽力攻城略地,至少要打击敌军战斗力。诸葛亮却不直接从汉中挺进关中,而是采取迂回战术,把主战场定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形同鸡肋的边地祁山。蜀魏双方都得长途跋涉,相当于各自奔赴第三地,搞疲兵对峙。说是打仗,实际上精力和时间大都耗在了运兵和屯兵上。出师时轰轰烈烈,到了战地已是强弩之末了。对这种不痛不痒的打法,魏延就颇不以为然,他提出领一支奇兵单刀直入,插进魏国腹地。这一方案孔明却弃之不用,理由是冒进太危险。他声称要稳中求胜,弃鲸吞而取蚕食。然而,他对攻城略地持的却是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打下的地盘往往又拱手让出。对占据魏土,诸葛亮并无相应的兵力部署,恐怕也没有什么心理准备。他奉行“减兵省将”的策略,不要说很难打败强敌,即使侥幸获胜,也无法守住攻克的城池。

再看战术。诸葛亮作战一般事先会比敌人多想几步棋,即使与劲敌交手也能做到游刃有余。但祁山的战事却断断续续,不太顺畅,既无具体的战略攻击目标,也看不出贯穿在军事行动中的战术思路来。不仅如此,还常常处在被动之中,每又粮草不继,最后只好班师回蜀。诸葛亮善用巧兵,但巧兵要成功,手中得有令敌人畏惧的王牌,也就是说,须有实力作为后盾,必要时打得起狠仗。诸葛亮复出祁山,兵少物资不足,一直避免消耗兵力的正面大规模冲突。他用巧兵只能诱敌以利,不能驱敌以害。一旦敌人不为利所动,往往变得无能为力。

总的来说,出师祁山是失败的。鉴于此,陈寿给了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语。可是,陈寿哪里知道诸葛亮的苦衷呢?伐魏无望,这诸葛亮不会不明白,为了避祸他这才不得已玩战争。但玩要玩得像真的,因为一旦被人看破,就没有玩的借口了;但又不能玩得太过火,若大打起来,则会输掉继续玩的本钱。要兼顾两头,也真难为了诸葛亮。他斩王双、射张, 象征意义大,对伐魏大计却无多少裨益;而搞迂回,设疑军,打运动战,牵制敌人,这才是本意所在——保存实力。要不是玩战争,诸葛亮数出祁山,不可能没有惨烈的战争场面。事实上,只有街亭之役损失较大,那是因为马谡有违孔明节度所致。当然,即使把伤亡控制到最小,玩战争仍然是不道德的。诸葛亮对这点应该比谁都清楚。他长年伐魏,一直出奇的谦卑低调,有功不愿受贺,失利则自责求贬,尤其是对士卒体恤有加,甚至还说出“一夫有死,皆亮之罪”的重话。凡此种种,除了因自己避祸累及他人而愧疚外,殊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后出师表》与诸葛亮的伐魏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内里藏着不可道破的玄机。从这点看,此表也许诚为诸葛亮所写;若系伪作,则作者对诸葛亮的尴尬处境和内心活动把握之准,令人叹绝。究竟是真是伪,倘无旁证出现,想必会一直争论下去。不过,如果我们依照海德格尔把“真”理解为“去蔽”( λnθεια),那么,这篇妙文保存了历史的尴尬,引起我们的疑问和追寻,让我们发现了诸葛亮隐秘的苦衷——就这个意义,它也许够得上一个“真”字了。

二○○九年三月于德国特里尔

篇5：《徐文长传》古文鉴赏

余一夕坐陶太史楼②，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③，恶楮毛书④，烟煤败黑⑤，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⑥，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⑦，略为次第⑧，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⑨，声名藉甚⑩。薛公蕙校越时(11)，奇其才，有国士之目(12)。然数奇(13)，屡试辄蹶(14)。中丞胡公宗宪闻之(15)，客诸幕(16)。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17)，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18)，威振东南，介胄之士(19)，膝语蛇行(20)，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21)。会得白鹿(22)，属文长作表(23)。表上，永陵喜(24)。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记(25)，皆出其手。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26)。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27)，遂乃放浪曲蘖(28)，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29)。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30)，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31);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32)，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33)。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34)。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35)，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36)，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馀态”者也(37)。间以其馀(38)，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39)，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40)，乃得出。晚年愤益深(41)，佯狂益甚(42)，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43)。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馀，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44)，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45)，托以钞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46)：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47)。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48)，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49)，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梅客生尝寄余书曰(50)：“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注释】

①徐渭“无之而不奇”，一生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死后，其名又渐被湮没。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之刊布文集，立传彰扬，显名后世，本是一件奇事，而作者此文又是一篇奇文。全文以“奇”字作骨，传写徐渭的悲愤人生，感慨淋漓，文如其人。徐文长，徐渭。

②一夕：指万历二十五(1597)年三月作者游绍兴时的一天晚上。陶太史：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绍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初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国子监祭酒。明代史馆事多以翰林任之，故称翰林为太史。

③帙(zhì)：书册。

④恶楮(chǔ)毛书：粗糙的纸质，拙劣的书写。楮即毂树，树皮可造纸。

⑤烟煤败墨：形容印书的墨质不好。

⑥不佞：自谦词，意同“不才”、“小可”之类。⑦越：古国名，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浙江东部。

⑧次第：编排。

⑨诸生：明代经过省内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者，称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⑩声名藉甚：名声很大。藉甚，盛大，很多。

(11)薛公蕙：薛蕙，字君采，毫州(今安徽毫县)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中为给事中。曾任绍兴府乡试官，所以称“校越”。(12)国士之目：对杰出人物的评价。国士，国中才能出众的人。

(13)数奇(jī鸡)：命运坎坷，遭遇不顺。

(14)辄蹶(jué决)：总是失败。(15)中丞胡公宗宪：胡宗宪，字汝贞，绩溪(今属安徽)人。嘉靖进士，任浙江巡抚，总督军务，以平倭功，加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因投靠严嵩，严嵩倒台后，他也下狱死。

(16)客诸幕：作为幕宾。“客”用作动词，谓“使做幕客”。(17)葛衣乌巾：身着布衣，头戴黑巾。此为布衣装束。

(18)督数边兵：胡宗宪总督南直隶、浙、闽军务。

(19)介胄之士：披甲戴盔之士，指将官们。

(20)膝语蛇行：跪着说话，爬着走路，形容极其恭敬惶恐。

(21)刘真长：晋朝刘惔，字真长，著名清谈家，曾为简文帝幕中上宾。杜少陵：杜甫，在蜀时曾作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 (22)会得白鹿：《徐文长自著畸谱》：“三十八岁，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时获白鹿二，……令草两表以献。”

(23)表：一种臣下呈于君主的文体，一般用来陈述衷情，颂贺谢圣。

(24)永陵：明世宗嘉靖皇帝的陵墓，此用来代指嘉靖皇帝本人。

(25)疏记：两种文体。疏，即臣下给皇帝的奏疏。记，书牍、札子。

(26)不偶：不遇。

(27)有司：主管部门的官员。

(28)曲蘖(niè涅)：酒母，代指酒。

(29)朔漠：北方沙漠地带。

(30)嗔：生气。

(31)羁人：旅客。

(32)王者气：称雄文坛的气派。

(33)巾帼事人：像妇人似的跟随顺从于人。帼，妇女的头巾，用巾帼代指妇女。

(34)韩曾：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曾巩。流亚：匹配的人物。

(35)雅：平素，向来。时调：指当时盛行于文坛的拟古风气。

(36)骚坛：文坛。主盟者：指嘉靖时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李攀龙等。

(37)“欧阳公”句：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有句云：“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妖韶，美艳。

(38)间：有时。馀：馀力。

(39)卒以疑：最终由于疑心。继室：续娶的妻子。

(40)张太史元汴：张元汴，字子荩，山阴人。隆庆五年(1571)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故称太史。

(41)晚年愤益深：胡宗宪被处死后，徐渭更加愤激。

(42)佯狂：装疯。

(43)下隶：衙门差役。

(44)周望：陶望龄字。

(45)同年：同科考中的人，互称同年。

(46)石公：作者的号。

(47)囹圄(líng yǔ铃雨)：监狱。这里指身陷囹圄。

(48)间世：间隔几世。古称三十年为一世。形容不常有的。

(49)芜秽：杂乱、繁冗。

(50)梅客生：梅国桢，字客生。万历进士，官兵部右侍郎。

【译文】

我年轻时经过家乡的店铺，看见有北杂剧《四声猿》。意趣和气概豪放旷达，与近年来书生所编写的传奇大不相同，署名为“天池生”，怀疑它是元代人的作品。后来到越地去，看见人家单张的书幅上有署款“田水月”的，笔法刚劲有力，一种郁结在胸中的不平之气，透露于字画中，仿佛可见。心中十分惊讶，却不知道田水月是谁。

一天晚上，坐在陶编修家楼上，随意抽阅架上陈放的书，得《阙编》诗集一函。纸张装订都很差，刷板墨质低劣，字迹模糊不清。略凑近灯前阅读，看了没几首，不由得惊喜欢跃，连忙叫石篑，问他：“《阙编》是谁作的?是今人还是古人?”石篑说：“这是我同乡前辈徐天池先生著的书。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靖、隆庆间人，五六年前才去世。现在卷轴、题额上有署田水月的，就是他。”我方才明白前后所猜疑的都是文长一人。再加上如今正当诗歌领域荒芜浊污的时候，得到这样的奇珍秘宝，犹如在恶梦中被唤醒。我们俩跳起来，在灯影下，读了又叫，叫了又读，睡着的佣人们都被惊起。我从此以后，或者对人家口说，或者写书信，都标表文长先生。有来看望我的，就拿出文长的诗给他读。一时文学界著名的人物，渐渐地知道向往仰慕他。

文长是山阴的秀才，乡试多次未被录取。性格直爽，无拘无束。总督胡宗宪知晓他的才能，聘请他做幕客。文长与胡宗宪讲定：“如果要我做幕客的话，要按照接待宾客的礼节，不规定时间，自由进出。”胡宗宪都答应了他。文长于是穿葛布衣服，戴黑色头巾，拱手行礼入坐，放言畅谈天下大事，好象旁边没有人一样。胡宗宪非常高兴。那时胡宗宪统率着几个方面的兵将，威振东南一带，军人畏惧他以至跪着说话，匍匐在地象蛇一样爬行，不敢抬头;而文长作为部下一秀才而对他高傲自得，随心所欲地行事，任意谈论和开玩笑，丝毫没有畏惧顾虑。正逢捕得一头白鹿，胡宗宪请文长代作贺表。表章上达，世宗皇帝看了很高兴。因此胡宗宪更加看重他，一切奏疏、公文等，都请他代作。

文长对自己的才能谋略看得很高，喜欢出奇谋妙计，谈论行军打仗的形势策略大多得其要领。凡是胡宗宪所行的诱降汪直、徐海等盗寇的计谋，都和他慎密商议，然后付诸实行。文长曾经在一座酒楼上喝酒，有几名军士也在楼下喝酒，酒后不肯付钱。文长暗暗写短函迅速告达胡宗宪，胡宗宪立刻命令将军士绑进衙门，全部斩首，全军都害怕得大腿发抖。有一个和尚依仗有钱财而行为不轨，徐渭在喝酒时偶尔提起，后来胡宗宪借其它事把他击毙在梃杖下。文长受到胡宗宪的信任多和这相仿。

胡宗宪既然怜爱文长的才华，又哀叹他屡次考试不中，适逢乡试，凡是作考官的，都暗中嘱托说：“徐子是第一流才士，如在你的房里，希望不要遗漏。”考官都答应遵照他的话去办。有一个知县因有其它事耽搁，晚来了一些，到了考期才拜见胡宗宪。胡宗恰巧忘了嘱托他，试卷正好分发在他的房中，于是又没有被取中。

文长既然不得志，不被当道看重，于是放浪形骸，肆意狂饮，纵情山水。他游历了山东(齐鲁)、河北(燕赵)，又饱览了塞外大漠。他所见的山如奔马、海浪壁立、胡沙满天和雷霆千里的景象，风雨交鸣的声音和奇木异树的形状，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以及奇人异士、怪鱼珍鸟，所有前所未见，令人惊愕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他都一一化入了诗中。他胸中一直郁结着强烈的不平奋争精神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所以他的诗有时怒骂，有时嬉笑，有时如山洪奔流于峡谷，发出轰雷般的涛声，有时如春芽破土，充满蓬勃的生机。有时他的诗像寡妇深夜的哭声那样凄厉，有时像逆旅行客冲寒启程那样无奈。虽然他诗作的格调，有时比较卑下，但是匠心独运，有大气象和超人的气概。那种如以色事人的女子一般媚俗的诗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徐文长于为文之道有真知灼见，他的文章气象沉着而法度精严，他不为墨守成规而压抑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也不漫无节制地放纵议论以致伤害文章的严谨理路，真是韩愈、曾巩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长志趣高雅，不与时俗合调，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他一概加以愤怒的抨击，所以他的文字没人推重，名气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这实在令人为之悲哀!

文长喜好书法，他用笔奔放有如他的诗，在苍劲豪迈中另具一种妩媚的姿态跃然纸上，欧阳公所谓的美人迟暮另具一种韵味的说法，可用之于形容文长的书法。文长以诗、文、书法修养的余绪，涉笔成花鸟画，也都超逸有情致。

后来，文长因疑忌误杀他的继室妻子而下狱定死罪，张元汴太史极力营救，方得出狱。晚年的徐文长对世道愈加愤恨不平，于是有意作出一种更为狂放的样子，达官名士登门拜访，他时常会拒绝不见。他又经常带着钱到酒店，叫下人仆隶和他一起喝酒。他曾拿斧头砍击自己的头胪，血流满面，头骨破碎，用手揉摩，碎骨咔咔有声。他还曾用尖利的锥子锥入自己双耳一寸多深，却竟然没有死。周望声称文长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异，没有刻本行世，诗文集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举同年，曾委托他们抄录文长的诗文，至今没有得到。我所见到的，只有《徐文长集》、《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而今徐文长竞以不合于时，不得申展抱负，带着对世道的愤恨而死去了。

石公说：徐文长先生的命途多艰，坎坷不断，致使他激愤成狂疾，狂病的不断发作，又导致他被投入监狱，从古至今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难苦痛，再没有能超过徐文长先生的了。但尽管如此，仍有胡公这样的不世之豪杰，世宗这样的英明帝王赏识他。徐文长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礼遇，这是胡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欢心，表明皇帝也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显贵而已。文长先生诗文的崛起，可以一扫近代文坛庞杂卑陋的习气，将来历史自会有公正的定论，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始终不被社会承认呢?

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徐文长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这个怪人更要怪，而他作为一个奇人又比他的奇诗更要奇。我则认为徐文长没有一处地方不怪异奇特，正因为没有一处不怪异奇特，所以也就注定他一生命运没有一处不艰难，不坎坷。令人悲哀呀!

【解析】

徐渭(xú wèi)是一位奇人，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也可称为一篇奇文。徐文长是著名的诗人、戏曲家，又是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里，都有他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一生遭遇波折。他在世时，虽然不算无名之辈，还几乎做出一番事业，但最终如这篇传记所说的，“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他死后，名字便渐渐为人忘了。袁宏道发现了他，为他刊布文集，并为之立传，使这位尘霾无闻的.人物终于大显于世，进而扬名后代。一篇简短的传记，竟能重振一个被世遗忘的人物的声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所以说，《徐文长传》称得上是奇文。

这篇文章写得好，首先因为袁宏道把自己也写了进去，在传主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袁宏道可称徐文长的真正知己。读者可以看到，传文一开头，就写出袁宏道与陶望龄阅读徐文长诗集《阙编》的惊喜欢跃情状：两人跳起来，灯影下一面读，一面叫，将已睡的僮仆都惊醒，恨与徐文长相识之晚。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钦佩之情，不能不叫人与作者同样受到感染。

从表面上看，袁宏道在这篇传中突出写了徐文长的奇，其人奇，其事奇，他在传末总括一句说：“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传中用“奇”字的地方，达八九处之多：“奇其才”，“益奇之”，“好奇计”，“诗文益奇”，“病奇于人，人奇于诗”，“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徐文长不平凡，他的一生也不平凡;突出写他的奇，自然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性格与行事的特征。但是，袁宏道写这篇传的主旨还不在于此。这篇传的主旨，应该是传中所写的徐文长“雅不与时调合”这六个字。科举的不利，使徐文长成为一个失意的人，愤世嫉俗的人。他“屡试屡蹶”，终生只是一个秀才，“不得志于有司”，当然无法发挥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因此《徐文长传》主要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封建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描写他的狂放与悲愤，以及他不惜以生命与世俗相抗衡的悲剧命运。这才是《徐文长传》的主旨。

我们看传中徐文长的傲气，他进见“督数边兵，威震东南”的胡宗宪，将官们匍伏跪语，不敢举头，而他以部下的一个秀才却侃侃而谈。写徐文长的悲愤，“自负才略”，“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等等。这些显然就不是只写徐文长的奇人奇事，而是慨叹于当时许许多多失意者的共同遭际了。“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这才是袁宏道为徐文长作传的真实感情流露。因此传文末尾最后的两句话，虽然写的是“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似乎仍是突出一个“奇”字，但是结语却是一个叹词：“悲夫!”为什么用此二字作结，读者自然可以体会一下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用意。

【写作背景】

徐文长是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幼有文名，但只考上一个秀才，以后屡试不就。他好谈兵法，积极参与当时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曾入浙闽军务总督胡宗宪幕中，参预机宜，写过两篇对倭作战的方案，自称：“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后胡宗宪被捕下狱，他也受到牵连，忧愤成狂，抑郁而终。他怀才不遇，在仕途上备受倾踬，在文学上亦不得志。他与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同时，然却是李、王的反对派。他曾批判复古派效古人某篇某体是人而“学为鸟言者”(《叶子肃诗序》)当时复古派盛行。王、李之作遍天下，他自然受到冷落。徐文长生前虽有文集刊行，但鲜为人知。在他死后四年，袁宏道始偶然地在陶望龄的家中发现其诗集《阙编》，大惊异，叹为平生仅见，于是写了这篇传记。

徐文长一生侘傺潦倒，其磊落不平之气，一一发之于诗文，“愤激无聊，放言高论，不复问古人法度为何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诗实力公安一派的先鞭，尤其是他批判理学之伪，提倡一己之适，蔑弃礼法，作狂傲世，更与公安三袁的处世精神相通。因此袁宏道的这一篇传记便不同于一般记述人物的行状。全文从徐文长的诗文不得行于世写起，突出他怀才不遇、备受冷落的坎坷一生，同情之心溢于言表，景仰之情流注行间，寄情楮墨，表达了作者自己强烈的傲世疾俗的精神。

【作者介绍】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荆州公安人。

篇6：《象祠记》古文鉴赏

【作品介绍】

《象祠记》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

【原文】

象祠记①

作者：王守仁

【原文】

灵博之山②，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③，咸神而祠之。宣尉安君④，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⑤，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⑥，盖莫知其原，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⑦，皆尊奉而禋祀焉⑧，举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⑨。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祠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瞽瞍亦允若”⑩。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底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苗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始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注释】

①象祠：象的祠庙。象，人名，传说中虞舜的弟弟。

②灵博山：二座山的名称，即灵鹫山和博南山。均在云南省境内。

③苗夷：即苗族。中国古代对四方少数民族泛称夷。

④宣尉：即宣慰使，官名。元代始置，掌军民事务。明代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设此职，以土夫世袭，为土官最高职衔。安君，其人不详。

⑤新：动词，意却加以修整，使之如新。

⑥肇：创建。

⑦曾、高：曾祖、高祖。

⑧禋(yin)祀：泛指祭祀。禋，古代祭天的一种仪式。

⑨有鼻：古地名，在今湖南道县境内。相传舜封象于此。象死后，当地人为他建了祠庙。唐代元和年间，道州刺史薛伯高将象祠拆毁。

⑩瞽瞍(gǔ sǒu)：舜父名。④底：通“抵”，到。

【译文】

灵鹫山和博南山有象的祠庙。那山下住着的许多苗民，都把他当作神祭祀。宣尉使安君，顺应苗民的请求，把祠庙的房屋重新修整，同时请我做一篇记。我说：“是拆毁它呢，还是重新修整它呢?”宣慰使说：“是重新修整它。”我说：“重新修整它，是什么道理呢?”宣慰使说：“这座祠庙的创建，大概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了。然而我们居住在这里的苗民，从我的父亲、祖父，一直追溯到曾祖父、高祖父以前，都是尊敬信奉，并诚心祭祀，不敢荒废呢。”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有鼻那地方的象祠，唐朝人曾经把它毁掉了。象的为人，作为儿子就不孝，作为弟弟就傲慢。对象的祭祀，在唐朝就受斥责，可是还存留到现在;他的祠庙在有鼻被拆毁，可是在这里却还兴旺。为什么这样呢?”我懂得了!君子爱这个人，便推广到爱他屋上的乌鸦，更何况是对于圣人的弟弟呢!既然这样，那么兴建祠庙是为了舜，不是为了象啊!我猜想象的死去，大概是在舜用干舞羽舞感化了苗族之后么?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古代凶暴乖戾的人难道还少吗?可是象的祠庙却独独能传到今世。我从这里能够看到舜的品德的高尚，进入人心的深度，和德泽流传的辽远长久。象的凶暴，在开始是这样的，又怎见得他后来不被舜感化呢?瞽瞍也能听从，那么他已经被舜感化成为慈祥的父亲了;如果象还不尊敬兄长，就不能够说是全家和睦了。他上进向善，就不至于仍是恶;不走上邪路，就说明一定会向善。象已经被舜感化了，确实是这样啊!孟子说：“天子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象不能有所作为呢!”这大概是舜爱象爱得深，并且考虑得仔细，所以用来扶持辅导他的办法就很周到呢。从这里能够看到象被舜感化了，所以能够任用贤人，安稳地保有他的位子，把恩泽施给百姓，因此死了以后，人们怀念他啊。诸侯的卿，由天子任命，是周代的制度;这也许是仿效舜封象的办法吧!我因此有理由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天下没有不能够感化的人。既然这样，那么唐朝人拆毁象的祠庙，是根据象开始的行为;现在苗民祭祀他，是信奉象后来的表现。

这个意义，我将把它向世上讲明。使人们知道：人的不善良，即使跟象一样，还能够改正;君子修养自己的品德，到了极点，即使别人跟象一样凶暴，也还能够感化他呢。

【解析】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君(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君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xx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题解】

象祠是祀奉傲象的寺庙。象，传说是虞舜的同父异母兄弟，初时不仁，多次设计害舜欲夺其位，舜不予计较，常以德感化。尧禅让于舜以后，舜封象为“有庳”(今湖南道县)国君。象终于在舜帝仁德的感化下弃恶从善，勤于政务，泽加于民，死后人民怀念他而立庙供奉。

【作者介绍】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人称xx明。汉族，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守仁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释、道三教，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