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精选6篇）

篇1：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1、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更快的建设发展,就必须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发挥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2.93%,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对区域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1]。

许多学者指出,我国城市化的驱动力应由第二产业变成第三产业[2][3],其中服务企业的创新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4]。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5][6]。由此看出,目前关于我国城市化驱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等因素,对其他方面的因素研究较少,且这些因素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大小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国家发改委及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指上海市、浙江省及江苏省的所有城市所构成经济圈,城市化毫无疑问将成为其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与增长点。因此,明确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部城市化的驱动因素对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各市的部署规划有着重大意义。

2、计量经济分析

2.1模型设定

本文假设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认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小。根据文献研究,选取城市化率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7],并假设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及房地产建设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分别采用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8]作为相应衡量指标。

2.2初步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25个地市的指标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以城市化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X1)、第三产业比重(X2)、外商直接投资额(X3)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X4)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因素对该地区城市化的影响。整个回归过程及计量模型建立均依托EXCEL软件进行。

其中,分别为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系数,各自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 GDP 增加 1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1 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1 亿美元、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加1亿元,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下(5%的显着性水平),第一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标准误,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此外,对回归的整体显着性进行F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为62.6167。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这4个变量的变动能较好的解释城市化率的变动,且回归的整体显着性较高。然而,变量X3、X4,即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在解释城市化水平时效果并不好,二者并未通过t-检验(自由度为20,临界值为2.086),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都不显着。此外,结合R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有必要对模型本身做出修改。

2.3常弹性模型分析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这两个因 素,研究其相对变化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比其绝对值变化更加有意义,而且,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不仅可以解决多重共线问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也更接近CLM假定。因此,现在拟对全部指标Y、X1、X2 、X3、X4取自然对数,建立常弹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由于两个模型中因变量及自变量均发生变化,为非嵌套模型,因此应采用进行比较。本模型中=0.9443,也高于上一模型的0.9113,说明自然对数形式的变量模型拟合程度更高。此外,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问题,变量lnX3,即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但是lnX4,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对数在解释因变量lnY时效果仍不显着,未通过t-检验。因此,鉴于在两次回归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额都不是统计显着的,应考虑剔除该指标。

2.4四变量多元回归分析

在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指标后,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率(Y)对人均GDP(X1)、第三产业比重(X2)和外商直接投资额(X3)进行回归。同时,通过上述分析中两个模型的对比可知,常弹性模型能够消除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且拟合优度更高。回归结果如下: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显着性水平的t-检验(自由度21,临界值2.080),F统计量为140.514,回归的整体显着性高很高。此外,由于比原模型变量个数减少,所以用进行比较,以消除变量个数的影响。该模型的达到0.9458,比原来的0.9443更为改善,能够多解释0.15%的lnY变动,证明拟合效果更好,样本的估计值与预测值如图1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着因素,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合显着性。具体而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 增长1%将使城市化率将增加 0.239%;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现有的1%,城市化率将增加0.714%;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1%将为城市化率将带来0.024%的增长。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依次是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

2.5结论分析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房地产建设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影响并不显着;二是通过普通线性模型和常弹性模型的比较发现,对于本次研究,后者在描述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效果更好,能够消除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模型本身也更优;三是根据四变量对数模型可知,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是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显着影响因子,其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从影响程度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人均GDP 次之,外商直接投资则是三个因子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小的。

篇2：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特点

一、引言

城市化是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标志, 由于城市在一定空间上集聚了更多的厂商与劳动力,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 厂商因为规模经济的正向外部性而不断扩大生产, 城市规模扩大似乎证明了经济的增长。研究城市化带动经济增长不再只是个经济理论问题, 对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研究不能仅仅考虑其传递渠道, 应更多地考虑其驱动机制的特点及区域差异方面, 从而找到一条合理利用城市化驱动当前的经济增长的道路。

马歇尔等新古典学派认为城市通过集聚带来的劳动池效应、中间投入品共享效应与知识溢出效应, 促进了区域范围内的规模报酬递增。本文选择直辖以来发展迅速, 却因地形分割、文化习惯、经济发展基础不同而形成空间分化结构的重庆地区作为观测样本。本文将利用中介传导模型, 将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系统定量研究, 以分析重庆市现阶段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区域差异。

二、模型说明

1. 模型说明

(1) 理论模型。本文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进行扩展, 构建一个包涵固定资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以及城市化在内的新的生产模型: (1)

其中, Y是总产出, A是包括技术、制度、环境等要素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 K、H与RD分别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 为要素的贡献度。

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用城市化率URB替代, 全要素生产率的其余部分归入计量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本文利用控制变量X对生产要素简单替代, 将其如下简化:

本文利用 (3) , 进行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和城市化的函数关系。联立 (3) 式和 (4) 式。

将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用进行系统量化:

至此,

(2) 计量模型。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建立将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 下标i、t分别代表地区与年份, α0与γ0i为截距项, μit与εit为随机误差项, 其余为各变量的统计系数。本文的实证研究,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 通过 (6) 式和 (7) 式联立, (6) 式表示为控制生产要素初始水平后,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用, 利用β1进行衡量;其中X为包含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与研发资本RD的自然对数在内的控制变量, αi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7) 式表示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 利用ri进行衡量。将 (7) 带入 (6) 即可得到总体驱动机制 (8) 式。

第二部分, 利用 (8) 式进行传递渠道贡献度的对比, 以分析当前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特点。 (8) 式中的即为总体效用, 分别表示各渠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的大小。利用传递渠道贡献力度的对比, 可以分析得出当前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2.2.变量说明

产出Y。本文利用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产出指标的衡量。

城市化URB。采用区域非农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进行衡量。

物质资本存量K。利用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额进行衡量。

人力资本存量H。利用区域内在校中学生数进行衡量。

研发资本存量RD。利用政府财政的科学支出进行衡量。

三、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分为驱动机制检验以及驱动机制特点分析两大部分进行。

1. 驱动机制检验

(1) .直接效用机制。

模型 (1) 结果显示,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表中可以看到城市化系数是9.334, 在1%的水平下显著, 而仅仅考虑两者关联, 缺少其他解释变量的结果, 会存在虚假回归。于是将各控制变量逐个引入, 逐步剥离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之间的变量传导。模型 (2) 显示, 在将固定资本存量引入后, 我们发现拟合优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从0.610上升到了0.921, 说明固定资本存量可能传到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然后把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资本存量逐步引入, 各生产要素的统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却在一直下降, 拟合优度没有大幅度提升表明经济增长模型在重庆地区主要依靠城市化和固定资产, 而城市化系数一直在衰减却始终正向显著表明城市化可能通过集聚对生产要素产生外溢, 推动经济增长。

(2) .间接效用机制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 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就会分别带来0.1324、0.01721与0.01396单位的增幅;城市化带动投资, 因为更多的人口向城市集聚, 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数量不断增加, 从而使投资不断增加;其次是城市化使新增城市人口拥有一个更为良好的教育环境, 从而使人力资本更好地积累;还有城市化使新思想得到更为方便快捷的交流, 创新思想得到更多机会的展现, 从而加快了研发创新。所以, 城市化对投资、人力资本、研发等生产要素有促进作用,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城市集聚程度的提高, 城市化将带动各种生产要素的不断积累进程。

2. 驱动机制的特点

通过表3可以看出, 整个作用效果, 直接效用仅占传递渠道20.1121%的贡献程度, 目前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间接效用, 表明城市化加快要素积累是当前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传递渠道;间接效应中各要素的贡献力度存在明显差别, 物质资本ln K占据了贡献程度的绝大多数, 人力资本与研发投入贡献力度两者总和不足10%。显然, 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存在着间接效用为主、固定资本贡献突出、物化资本积累优势明显的特点。当前重庆的城市化距离“城市去带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未来合理利用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点。

四、结论与建议

观察回归结果, 城市化确实对经济增长有驱动作用。城市化加快了迁移人口的劳动产出, 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 样本回归结果证明了城市化通过加快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间接促进作用。

鉴于以上结论, 本文认为城市化依靠规模经济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较为显著, 但集聚背后的增长质量尚未达到理想阶段, 物质资本投入是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但城市化质量的提高需要依靠人力资本与研发资本。各个区域都需要合理控制投资规模, 尤其是对区域政府在土地使用权利上予以一定的监督和制约, 避免盲目扩张下“土地城市化过快”。重庆市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强科研机构的科技转化能力, 促进研发资本的积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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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震宇.空间城市化机制和人口城市化目标——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的一向发展研究[J].人口研究.2011 (05) :26-35

篇3：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关键词：耕地；主导驱动因素；灰色关联；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耕地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 F323.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4-0281-03

收稿日期：2013-1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51179050）。

作者简介：吴春辉（1989—），男，陕西商南人，硕士，主要从事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研究。E-mail：wu_chunhui1011@163.com。

通信作者：朱成立，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水土资源规划、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研究。E-mail：clz@hhu.edu.cn。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耕地被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建设等侵占[1]。因此，找出与耕地变化密切相关的驱动因素，预测耕地面积的变化，制定相关对策，对合理利用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不少学者进行了很多关于耕地动态变化研究[2-7]。但采用多序列灰色关联预测模型GIFM（m）及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预测陕西省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变化研究较少。本研究根据关中地区1986—2011年耕地、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分析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素，结合多序列灰色关联预测模型GIFM（m）及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未来几年关中地区耕地面积进行预测，旨在为制定耕地保护措施提供依据。

1研究区概况

关中地区工业集中，人口密集，科技、教育实力雄厚，包括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渭南市、铜川市5市以及杨凌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该地区属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6～13 ℃，年降水量500～800 mm，截至2011年底，全区人口2 369.81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60.63%，其中农业人口 1 383.96万，占全区总人口的58.40%，全区耕地面积 1 50715×103 hm2，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2.68%。关中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机耕、灌溉条件良好，号称“八百里秦川”，是陕西省重要的粮棉油产区[8]。

21986—2011年关中地区耕地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2.1耕地数量变化

1986—2011年，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减少了399 450 hm2，相比1986年减少了21%，2003—2004年、2006—2007年有少量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0.043 0 hm2。耕地总面积及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关中地区耕地总面积大体经历了快速减少、急速减少、缓慢减少3个阶段，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与耕地总面积相似。第一阶段：1986—1999年，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处于快速减少阶段，净减少面积为223 690 hm2，年均减少17 207 hm2。此时期是改革开放政策逐步推进的阶段，建设用地占用一部分耕地，少量耕地转化为城市绿地，导致耕地面积下降[9]。第二阶段：2000—2003年，關中地区耕地面积处于急剧减少阶段，净减少面积为156 240 hm2，年均减少39 060 hm2，这主要是由于 “西部大开发”战略、“一线两带”建设路线的实施，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带、国家关中星火产业带的建设，关中地区快速实现区域现代化的同时，耕地面积急剧减少[10]。第三阶段：2004—2011年，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减少了19 520 hm2，减少速度下降，且个别年份耕地面积略有增加。经过前期经济快速发展，政府认识到了耕地减少及生态环境破坏对粮食安全、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生态退耕”政策，同时出台了相应的土地产权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耕地面积快速减少的局面。人均耕地面积变化与耕地总量及人口总数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耕地总量不断减少，人口总量不断增加，导致关中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1986年关中地区人均耕地面积为0.106 6 hm2/人，2011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63 6 hm2/人，减少了 0.043 hm2/人。人均耕地面积的持续下降导致人地矛盾更为突出。

2.2影响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2.2.3驱动因素结果分析根据1986—2011年资料，计算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及驱动因素的关联度。由表1可知，9个驱动因素与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灌溉面积>总人口>粮食单产>城市化水平>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GDP>固定资产投资。耕地面积与9个驱动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均大于0.5，说明耕地动态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其中总人口、城市化水平、灌溉面积、粮食单产、农业机械总动力灰色关联度大于0.9，说明这些驱动因素是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主导因素。

4.2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

本研究采用Matlab 2012a软件，将设计好的BP神经网络程序输入到Matlab中，进行耕地面积模拟及检测，以期找到合适的参数及阈值来进行耕地面积预测。

6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986—2011年关中地区耕地面积的变化趋势，探究了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素，并分别采用多序列灰色关联预测模型GIFM（m）及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预测关中地区未来耕地面积，结果表明，1986—2011年，关中地区耕地总量及人均耕地数量均呈下降趋势，最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耕地总量及人均耕地数量减少速度放缓。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对1986—2011年影响关中地区耕地面积动态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人口、城市化水平、灌溉面积、粮食单产、农业机械总动力这5个因素是影响耕地动态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分别采用多序列灰色关联预测模型GIFM（m）及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建立了基于1986—2010年耕地面积及驱动因素值的预测模型，对这2种模型的验证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人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精度最高。本研究表明，影响关中地区耕地面积的主要因素是人口数量、城市化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结合关中地区的具体情况，应该控制人口增长、控制城镇规模盲目扩大、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积极改造中低产田，更大程度地保护现有耕地。

nlc2023090115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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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虽然珠三角是我国城镇化率较高的区域之一, 但单一城镇化率指标并不足以反映新型城市的全部内涵, 而科学评价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则是理解区域差异并识别城市转型方向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基于对新型城市化内涵的解读, 通过构建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对2006 年以来珠三角城市化发展平均水平进行测算与评估, 探讨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的时空演变特点与规律, 从而对广东省新型城市化特征和发展态势有一个整体认知, 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1 文献综述

区域城市化水平测度已成为我国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大多通过构建复合型指标体系测算某一区域的城市化水平, 但是在建立依据、指标选取、建模方法、应用领域及研究区域上, 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在建立依据和指标选取上, 多数研究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地域景观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环境状态城市化、空间指标城市化和可持续发展指标城市化等方面, 选取其中的一些领域作为构建指标体系的依据, 指标数量多在20 ~ 30 之间。这些指标的确定与作者的主观认识密切相关, 但如何通过科学的程序和方法进行指标的筛选大多不够清晰。在建模方法上, 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等方法的综合运用较为普遍, 保证了区域城市化水平研究的可靠性, 如郑文升、张世银, 周加来、康红刚, 孙希华、秦晓娟、沈金金等[1 - 5]综合运用上述方法, 对15 个副省级城市及安徽、山东、甘肃和浙江等省的相关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定。在应用领域上, 多数研究着重进行一个时间断面的差异分析, 对未来发展趋势预测明显不足, 仅有少量研究涉及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问题。如欧向军和陈明星等[6 - 7]分别运用熵值法, 对1991 - 2005 年江苏省城市化和1981 - 2006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 并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 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区域上, 江苏省、河北省、山东省和浙江省区域城市化水平综合研究较多, 安徽省、云南省和甘肃省也有所涉及, 其他地区研究基础则较为薄弱。

近年来, 关于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的探索开始出现, 如李红波等[8]从集约高效化、环境友好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和谐化和城市现代化五大类出发, 设计了22 个指标, 并运用熵值法, 计算了江苏省及13 个城市的新型城市化综合水平; 牛文元[9]等将中国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分为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5 个等级, 由3 大系统、8 大状态、21 个变量和50 个要素构成,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研究最为全面、系统的阐述。总体上看, 关于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刚刚开始, 许多问题有待深化。

综上所述, 珠三角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区域经济体, 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面显得滞后, 特别是在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上, 尚有许多基础性研究工作需要开展。

2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构建

2. 1 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思想

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的设计, 建立在对新型城市化战略内涵的理解之上。对新型城市化战略内涵的不同解读, 构成了不同的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我国学者解读新型城市化的代表性观点如下:

( 1) 新型城市化是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城市化战略[10],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确立新的城市生态观, 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城市; 二是突出城市的特色, 包括城市文化、建设风格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特色, 走特色城市化的道路; 三是注重城市效率, 着眼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 四是坚持城乡统筹的理念,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 五是重视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善, 强调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 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究其本质, 新型城市化是一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强调以人为本的全新城市化战略, 其核心是提高城市化的质量, 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 2) 新型城市化是在分析与借鉴世界多元化发展模式, 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目标与模式层面提出来的战略[11], 其中重点考虑了5 个关键方面的因素: 一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重新审视城市化规律, 在尊重城市化规律前提下, 来推进城市化进程; 二是要在比较分析基础上科学设计城市化机制; 三是要处理好非农产业发展与城市、城镇建设中对资源与环境的负面影响, 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四是根据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人口的特殊情况, 吸取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验与教训, 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建立起以宏观调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为中心内容的城市化人口流动管理体制; 五是要顾及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在东中西地区、南北地区间差异, 在城市化发展目标与模式上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

( 3) 新型城市化是对城市化本质与内涵的重新界定, 是对原有城市化道路的扬弃与发展, 新型城市化不再以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比例作为单一的评价标准, 而是更加注重城乡的一体化, 等质化和均等化, 更加注重城乡的统筹发展、集约发展与和谐发展, 更加注重提升农村居民和新增城镇居民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9]。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 它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综上, 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 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 以统筹兼顾为原则, 以和谐社会为方向, 以全面、协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特征, 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市化, 全面提升城市化质量和水平, 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路子。

2. 2 指标体系构成

基于对我国新型城市化内涵的解读, 本文首先按照整体性和综合性原则, 在系统层次上将我国新型城市化划分为城市经济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城市土地系统、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等六大体系; 然后按表征性和指向性原则, 在状态层次上将六大体系细化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财政能力、人口城市化、就业结构、生活质量、资源禀赋、空间城市化、公共服务、信息化、城乡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发展质量和创新潜力等16 个功能属性; 最后根据各功能属性的特点, 按照有效性和可获得性的原则, 在要素层次上筛选出33 个指标, 其中除GDP、年末常住人口、土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取绝对值外, 其他指标均为比率或平均等相对指标, 以便进行各城市间的比较。各指标数据来源均来自各年份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个别年份数据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 3 权重赋值与指数测算方法

城市化指标体系由于涉及不同量纲、数量级和正负取向的各种指标, 因此均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确定每一个指标的权重。在指标赋权上, 一般认为熵值法是较为客观的赋权和计算方法, 其所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有更高的可信度, 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6]。熵是源于热力学的一个物理概念, 是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量度。在社会系统中信息熵等同于热力学熵, 是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信息熵值越高, 系统结构越均衡, 差异越小, 或者变化越慢; 反之, 信息熵越低, 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 差异越大, 或者变化越快。因此, 根据各项指标熵值的大小, 计算出相应的权重。若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 熵越小, 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 其权重也应越大; 反之, 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 熵越大, 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小, 其权重也越小。

本指标体系的数据处理与指数计算过程如下:

( 1) 数据标准化公式: X'ij= ( Xij- min { Xj} ) / ( max{ Xj} - min{ Xj} ) ( 正向指标) ;

(2) 熵值计算公式:, 令k=1/LNm, 有为熵值

( 3) 第j项指标权重公式:, 其中dj=1 - ej, d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 ( 即差异性系数) , wj为指标权重

( 4) 第i个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水平综合得分:, 其中Sij= wj× Xi'j, Sij为第i个城市j项指标得分, Si为综合得分 ( 新型城市化指数)

上述式中, Xij表示第i个城市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 min { Xj} 和max { Xj} 分别为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其中m为评价城市数, n为指标数。

经过上述处理, 我们计算得出了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各指标2006 - 2010 年的平均权重 ( 见表1) 。

3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与驱动因子演变特征

3. 1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基本特点

依据指数测算的结果,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 1) 发展水平总体不高, 区域差异较大, 指数呈梯度分布

2006 - 2010 年,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指数平均为0. 3456, 除深圳和广州超过0. 5 外, 其他7 个城市得分均在0. 4 以下。从九城市得分来看,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呈明显梯度分布, 大体上可分为3 个等级: 深圳和广州居第1 等级 ( 得分大于0. 5) , 珠海、东莞、佛山、中山和惠州居第2 等级 ( 得分约在0. 4 ~ 0. 2 之间) , 江门和肇庆居第3 等级 ( 得分小于0. 2) 。从差距水平上看, 深圳得分最高, 为0. 7717 分, 肇庆得分最低, 为0. 1796 分, 二者相差3. 3 倍, 这一差距超过了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2006 - 2010 年, 珠三角镇化率平均为80. 44% , 深圳最高, 为100% , 肇庆最低, 为44. 38% , 二者相差1. 25 倍。新型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距, 反映了珠三角各城市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相关要素投入强度与管理水平上的差距。

( 2) 相对落后城市新型城市化进展较快, 但近半城市表现不理想

2006 - 2010 年,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指数平均增长1. 13% , 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从内部变动情况看, 肇庆和江门增长态势较为明显, 分别达6. 54% 和4. 67% , 列增长幅度的前两位, 高出水平近4 倍; 其后是东莞、广州和深圳, 增长幅度分别为2. 77% 、2. 16% 和0. 47% , 是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平稳推进的主要力量; 珠海、惠州、佛山和中山等四市则为负增长, 分别为- 3. 39% 、 - 1. 06% 、 -1. 05% 和- 0. 08% ( 见表2) , 低于水平2. 5 倍。珠三角相对落后城市在新型城市化方面的表现优于中间城市, 说明相对落后城市可以利用后发优势, 有可能在新型城市化的某些方向面实现赶超, 从而对珠三角整体新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 3) 在区域层面, 新型城市化水平并不总是与城镇化率正相关

根据有关文献, 1981 - 2006 年中国城市化综合水平与人口城市化水平呈现明显的正关, Pearson Correlation系数达0. 974[7]。我们按大小将2006 -2010 年平均新型城市化得分进行排列, 发现珠三角九市新型城市化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表现出复杂的相关关系。在高分侧和低分侧, 新型城市化指数与城镇化率为正相关关系; 在中间部分, 新型城市化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呈现背离态势 ( 见图1) , 如珠海、东莞、佛山和中山等新型城市化指数依次降低, 而城镇化率却逐步走高。造成城镇化率与新型城市化水平偏差的主要原因, 是珠三角城市群中 “半城市化”现象的普遍存在。这一背离态势说明, 珠三角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过程, 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新型城市化进程;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是珠三角新型城市化过程是迫切需要的重要问题之一。

资料来源:城镇化率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2011》

3. 2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的时空演变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反映了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时空演化过程的不同。随着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经济结构的不同, 城市化驱动因子的时空演化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 城市发展动力更趋多元化, 驱动因子变化规律更为复杂。我们将珠三角新型城市化的驱动因子归并为六大驱动系统, 即城市经济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城市土地系统、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要理解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须对新型城市化六大驱动系统的时空演变过程与演变规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 1)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的时间演变过程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时间演变的主要特点是权重较高系统的得分不断走低, 权重较低系统的得分则呈上升态势。从六大驱动系统得分分布上看, 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土地系统得分排在前三位, 三者合计得分占总得分的70% , 是决定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但是这一要素组合从2006 年以来呈现不断走低的态势, 得分逐步降低, 合计占比由74% 下降到69% 。与此同时, 城市生态系统、城市人口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合计占比由26% 上升到31% 。这一相反的变化趋势对珠三角新型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直接导致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徘徊不前。

仔细分析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六大驱动系统2006年以来的各自变化趋势, 不难看出有上升、稳定和下降三种走势。根据各自的权重和演化趋势, 六大驱动系统对新型城市化指数造成的影响可分为3 种类型: 一是高敏感型, 如城市服务系统权重最大, 其下降态势对新型城市化指数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二是低敏感型, 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创新系统呈上升态势, 因其权重较小, 未对新型城市化指数的提高形成正面影响; 三是平稳型, 如城市生态系统、城市土地系统和城市人口系统基本保持稳定, 对新型城市化指数波动影响不大 ( 见图2)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为, 珠三角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创新活动, 对新型城市水平的提高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城市服务水平并未与人口城市化实现同步增长, 已经对新型城市进程造成了负面影响, 需要采取有力措施, 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 2)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的空间演变过程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空间演变的主要特点是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土地系统随着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降低而重要性依次上升, 决定了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特征。从图2 可以看出, 六大驱动系统对珠三角九市新型城市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 在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中, 城市服务系统的表现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在深圳、珠海和东莞的得分中, 城市服务系统分别占33% 、42% 和45% , 城市服务系统是珠海和东莞得分超过佛山和中山的最主要原因; 在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居中下的城市中, 城市生态系统超过城市服务系统成为第一大得分要素, 如佛山和中山; 在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中, 城市土地系统超过城市生态系统成为第一大得分要素, 如江门和肇庆。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土地系统随着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降低而重要性依次上升的规律, 说明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 土地开发对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空间城市化过程起重要作用;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生态适宜性上升为关键因素, 生态环境优化成为城市化方向, 直接影响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或中等发达程度城市向发达水平跃升过程中, 对城市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城市服务系统成为决定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4 结论与启示

( 1)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 说明回归以人为主体的城市化本质内涵, 走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城市化道路, 珠三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应以民生导向和竞争力导向为战略取向, 由侧重人口空间转移向人口融合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 由侧重空间扩张向注重功能提升转变, 由侧重开发建设向注重管理服务转变, 由城乡二元分化向城乡统筹转变, 由区域分割经济向区域合作经济转变。

( 2)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 指数呈梯度分布, 反映了珠三角各城市在新型城市化相关要素投入强度与管理水平上的差距; 相对落后城市在新型城市化方面的进展强于中间城市, 说明相对落后城市利用后发优势, 在新型城市化的某些方向面实现赶超具有可能性。此外, 珠三角各城市新型城市化指数与城镇化率之间复杂的相关关系, 折射出“半城市化”现象普遍存在的现实, 说明在快速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紧迫性。

( 3)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反映了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时空演变过程的不同。驱动因子时间演变规律是权重较高系统的得分不断走低, 权重较低系统的得分则呈上升态势, 直接导致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徘徊不前; 驱动因子空间演变规律是城市服务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土地系统随着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降低而重要性依次上升, 决定了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特征。

摘要：基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 通过构建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 对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估与分析。测算结果显示, 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总体水平不高, 区域差异较大, 反映了珠三角各城市在新型城市化相关要素投入强度与管理水平上的差距, 同时也说明相对落后城市利用后发优势, 在某些方向面实现赶超具有可能性。新型城市化驱动因子具有不同的时空演变规律,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珠三角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区域性特征。

关键词：珠三角,新型城市化,指标体系,熵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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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的旅游业也在迅速兴起, 人们越来越注重全身心的放松和休闲, 美妙而多趣的滨湖 (河、海) 水景生活, 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舒展身心的好氛围, 因此带来了城市滨湖旅游的蓬勃发展。但是这样也带来旅游开发与城市空间发展的矛盾, 滨湖地区开发商总是想尽办法把水岸纳人到自己的私有领域内, 造成滨水公共开放空间的割断, 对旅游开发和城市空间形象的营造都造成很大的影响。笔者分析了目前滨湖地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重庆开县汉丰湖丰乐片区规划设计实践, 从旅游驱动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滨湖地区的规划思路和方法。

二、城市滨湖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滨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兴起了城市滨湖地区的开发热潮,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滨湖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城市发展并不乐观,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一) 非法占地, 造成开发无序与功能紊乱

城市滨湖地区由于临近城市或者已经融入城市发展, 其生态功能对城市的服务性很强, 但由于易受人工活动的干扰呈现出高度敏感性。同时, 滨湖地区作为城市最佳景观区, 外部性价值大, 稀缺性强, 本地居民、外地游客、城市政府、开发商和旅游企业围绕着其巨大的外部价值展开激烈的争夺, 使得城市滨湖地区成为城市建设各种矛盾交汇的焦点。规划设计的价值取向常常摇摆不定, 随意修改规划、非法占地的现象十分普遍, 开发无序与功能紊乱的问题突出。

(二) 城市滨湖地区各地块发展孤立, 缺乏联系

由于大多数城市滨湖地区把土地划块后出租出卖, 其开发只是在单个地块层面上的考虑, 致使滨湖地区地块间割裂和孤立, 空间上缺乏联系, 功能组织上缺乏连贯性, 建筑间风格不统一, 严重影响旅游氛围的营造。

(三) 不能合理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城市滨湖地区一般是景色最优美的地区, 应由全体市民共享, 但是目前在滨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为推动滨湖旅游业的起步和发展, 往往将旅游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结合在一起。而随着房地产业升温, 城市滨湖地区因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众多开发商争夺的热门地块, 致使滨湖地区的用地资源十分紧张, 城市公共空间的用地严重减少, 用地的稀缺又带来开发强度过高的后果, 高楼阻挡了城市向水边的视线走廊、空间轮廓线平淡、抢景败景现象严重。

(四) 空间特色挖掘不够

我国湖泊资源比较丰富, 湖泊的旅游优势主要体现在人的亲水性, 湖泊风光大同小异, 故而很多城市滨湖地区开发建设较为盲目, 同构、同质性明显。在规划建设中往往没有对自身的地理环境特点和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 造成空间的单调乏味。

(五) 缺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滨湖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旅游产业的前提。而城市滨湖地区目前尚缺乏科学统一的管理, 在滨湖地区内填湖造地, 填土建路, 开山炸石, 砍树造林, 破坏了自然的生态环境, 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态旅游环境的营造。

综上所述, 城市滨湖地区的发展缺乏从全滨湖区、甚至全市层面来考虑, 是造成上述种种问题的根源。旅游是促进城市滨湖地区发展的原始动力之一, 城市滨湖地区合理有序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旅游的发展,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因此, 只有兼顾旅游开发和城市滨湖地区的发展, 才能保证城市滨湖地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

三、城市滨湖地区规划思路和方法

(一) 政府引导, 在空间上统筹协调各种矛盾, 在开发上模式进行创新

首先城市滨湖地区的规划和管理必须纳入法治轨道, 维护城市发展的良好秩序和规划的严肃性。其次, 城市滨湖地区的规划设计作为一项公共政策, 理应维护城市和市民的公共利益, 在空间这一平台上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和化解各种矛盾, 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景观效益的有机统一作为发展目标。具体来说, 就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 以景观塑造为核心, 统筹协调好对外旅游功能与本地服务功能, 私有空间与公共空间, 综合开发与生态保护这三对关系。

在开发模式上走一条“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市场运作”的发展新路子。规划建议采取分片整体开发的模式, 政府提供优惠政策, 开发商承担整体开发区内的所有商业旅游度假设施, 包括前期的基础设施。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负担, 而且可以保障城市滨湖地区规划的实施, 使城市滨湖地区健康、永续的发展。

(二) 基于旅游角度统筹考虑城市滨湖地区各地块的发展

在旅游发展的思路上, 要把临湖的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 对各类旅游资源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避免割裂某种资源或片面强调某种旅游功能, 造成功能单一的资源浪费。同时要考虑旅游功能和其他功能布局在空间上要具有连续性, 建筑群体的组合和建筑风格要有延续性。滨湖地区的建筑应严格控制其高度, 保证景观视线的通达, 并保证完整而优美的天际轮廓线。这种空间的连续性源于人的活动, 如漫步、休憩等和视线的需要, 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的动线设计, 从空间、建筑等方面诱发运动的引导、转折停滞等, 并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从而提高滨湖地区旅游的吸引力。

(三) 功能复合, 宜居宜游

城市要发展旅游, 形成规模, 有吸引力, 不应是单个旅游点的培养, 更应是城市综合功能吸引力的培育。滨湖地区是城市公共开发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兼具自然地景和人工景观的公共开放空间区域, 往往集聚各类人群和多样性的活动, 因此这里的功能需要具有高度的综合性, 以满足人们多样性的需求。

对于滨湖地区的旅游功能建设, 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 设施配置要具有层次性:既要面向外地游客, 又要面向本地市民。应该融入整个城市生活中, 形成城市设施体系, 争取市民与游客共享、同乐;其二, 旅游功能的开发要与滨湖区其他功能相协调, 如通过综合开发来实现其商务、生态居住和游憩功能的结合, 这样使得滨湖地区不仅适合旅游, 也适宜居住, 不至于出现一般滨湖地区旅游淡季萧条的景象。使滨湖资源的利用最大化, 形成城市最具活力的区域。

(四) 分片区差异化发展, 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滨湖地区高品质的游憩、旅游资源, 使得该地区土地的经济价值较高, 土地资源稀缺, 因此需要分片区发展, 结合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各片区的地理区位及景观特点需要, 有差别的对待, 让各片区承载不同的功能。滨水区沿水体的边缘地带是人流最为集中、功能最为丰富的地区。根据世界上建设成功的经验, 边缘地区作为公共开放的区域, 开辟广场, 允许人流自由出入, 结合空间特点, 布置休闲活动内容的功能, 旅游吸引力相对较弱的地块开发生态居住, 聚集效益高的易形成中心的地区发展商务办公, 配套商业、服务等功能, 这样有利于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高空间效益。

(五) 关注城市个性, 塑造滨湖城市独特景观

丰满而独特的景观形象是成功城市的名片, 更是激发滨湖地区活力, 提升其旅游知名度的最佳途径。因而滨湖地区规划应从基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充分挖掘其地理环境特点、资源特色以及城市历史文化内涵, 将城市的人文精神与自然特征完美地融合, 以形成独特的滨湖城市景观。同时针对城市的个性, 策划富有创意的项目, 营造一个多样化、富有特色的滨湖活动带, 带给来访者全新独特的感受。

(六) 尊重地势, 保护城市滨湖地区的生态环境

滨湖地区规划设计必须充分尊重与利用现有的地貌、地质、生物资源, 采取积极的设计手法, 突出对湖、山的保护, 尽量不挖山填湖, 避免或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维护生态网络的联系性和完整性, 保证城市生态旅游环境的高质量。

四、开县北部新区丰乐片区城市设计研究

(一) 基地概况

1. 区位条件

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 地处长江三峡水库小江支流回水末端, 是渝东北次区域中心城市和三峡库区贸易中心。东联“旅游金三角”, 南接万州区, 西与四川开江、宣汉两县交界, 北抵城口县, 自古就是连接川东和陕西西安的陆路交通要道和物质集散地。本次的规划区位于开县主城区内, 汉丰湖东北部, 湖面最宽阔、景观视线最优良的地区, 规划区内有迎仙山、河熊耳山, 东依脑顶山山脉, 自然环境良好 (见图1、图2) 。

2. 旅游资源

开县旅游资源较丰富, 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兼容并蓄, 其中以“帅乡”、“帅湖”、雪宝山等旅游资源最为突出。“帅乡”即为刘伯承元帅故里, 其纪念馆为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的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帅湖”即汉丰湖, 三峡库区的前置湖, 最大的内陆湖泊, 是三峡库区比较珍稀、独特的风景旅游资源;雪宝山是具有顶级原生态环境和世界珍稀动植物的省级自然保护区。

3. 旅游发展机遇

2004年国家旅游局等六部委联合编制的《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着力推广库区四条精品旅游线, 其中开县被列入了三峡生态精品旅游线:中部生态精品旅游线 (万州—开县—巫溪—神农架—三峡大坝) , 同时开县汉丰湖被列为新增的三级景点, 这为开县汉丰湖旅游开发带来了前所有未有的发展机遇。

4. 城市旅游发展目标

根据《开县旅游总体规划》, 开县旅游发展以汉丰湖综合开发为中心, 优化旅游布局, 重点建设集“城、湖、馆”为一体的旅游集散中心。充分利用山水自然生态优势, 环湖区域重点打造“生态旅游”和“休闲旅游”, 把开县建设成为长江三峡地区知名的绿色休闲旅游目的地、全国少有的城—湖互动旅游地。而规划区的定位是旅游服务和生态居住。

(二) 规划方案

1. 城在山中, 湖在城中, 打造整体、有活力的景观格局

规划区的设计充分贯彻滨湖旅游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思想, 依托湖岸规划, 打造一系列由广场、公园、游憩码头、滨湖步道等组成的公共开放空间, 并规划若干条步行道沟通与滨湖区的联系, 实现滨湖空间的开放性和可达性。将开云公路作为滨湖片区发展的主轴, 设计一条东西向滨湖景观主轴, 把滨湖休闲区、滨湖公园、独特的游憩商业中心、滨湖旅游购物街、迎仙山森林公园、滨湖生态居住区等不同主题区串联起来, 保证各功能区在空间上的连续性, 创造方便舒适的旅游空间。严格控制各区的建筑高度沿湖面梯次递增, 保证优美的天际轮廓线及景观视线的通透 (见图3) 。

2. 以湖为触媒, 以山为屏, 动静分区, 多区互动

汉丰湖丰乐片区规划设计充分利用东西向贯穿规划区的开云公路, 将规划区划分为南北部分, 临湖的南边片区以发展滨湖观光、休闲、娱乐、商业服务为主, 而开云公路以北则以发展居住功能为主。临迎仙山的片区则细分功能, 在迎仙山上规划山顶观景平台, 九阁凌霄, 民俗文化风情街, 以及开放式的森林公园, 集观光、休闲、娱乐、健身多功能于一体;在迎仙山脚下廖家湾和三星庙附近开发城市综合体, 大型商业购物街;响水水库片区, 地势相对复杂, 偏幽静、景观视线优良, 可开发为低密度的山庄式生态居住区及全年经营的四季型旅游度假区, 该区域以多层住宅为主, 局部地区辅以经济型的农家乐;华联片区及井泉片区水面较窄, 景观视线偏差, 以地产开发为主, 解决当地大部分人口居住问题。这样各片区分工明确, 项目互补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在一起, 兼顾社会平民大众及中高收入人群需求 (见图4) 。

3. 融入开县文化构建特色的旅游景观

汉丰湖具有冬、夏季双重水位变化, 可形成天然、独具特色、随季节动态变幻的湿地公园, 故可以组织生态湿地旅游。充分利用汉丰湖滨湖区的区位优势及其成因、基址的特殊性, 将开县移民文化、红色旅游文化、民风民俗融入到旅游活动, 创造新的旅游项目、旅游热点, 包括独特的游憩商业中心、迎仙山九阁凌霄、山顶观景平台、民俗风情旅游街区、观光农业区、水上运动公园、渔文化主题公园等, 力争营造一个多样化、独具特色的滨水活动带。同时通过不同游览路线的组织, 带给游客与市民视、听、触、感全方位的感受。

4. 依山就势, 自然冲沟构筑山、湖相依的生态绿廊

汉丰湖北部丰乐旅游度假区规划设计充分发挥山水资源优势, 采用低密度和台地开放的模式, 突出对湖、山的保护, 规划将用地内的山体尽量完整保留下来, 保持其自然林木, 开放为森林公园。对自然形成的冲沟保留下来, 并且依托冲沟留较宽的保护绿化廊道通向湖面, 将滨湖空间与腹地功能紧密结合。沿廊道修建步行梯道, 既使得景观生态不受破坏, 又保证了良好的视线通廊, 同时使规划区具有优美的景观格局。利用现有低地水塘与小丘高差, 依托自然山体建设高档低密度住宅, 严格控制建筑高度与建筑形式, 形成依山临湖、高低错落的建筑群落 (见图5、图6) 。

五、结语

我国滨湖旅游业将面临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如何顺应趋势, 协调旅游开发和滨湖地区的发展, 本文对滨湖地区的规划思路只是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还有一些问题和观点需要在今后的规划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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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的探究论文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几年,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渐成为各国首脑峰会上不可避谈的热点。迄今为止, 已经被人类认知并逐渐威胁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全球变暖、酸雨、淡水资源短缺、大气层破坏、光污染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其中国际社会重视的焦点问题正逐步转向全球变暖, “地球变暖”这一名词于1992 年在联合国国际要会上首次提及, 这使得环境科学家们领悟到全球变暖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IPCC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 占比较大的因素是人类活动, 尤其是与二氧化碳在人类活动中的排放程度有密切联系。2009 年,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将“低碳 (low-carbon) ”一词映入人们眼帘。因此, 人类的低碳消费行为也逐渐地受到各国的关注与重视。

2015 年11 月伊始, 我国多地遭遇历史罕见的雾霾天气, 1/3 的国土都被一条深褐色的污染带所覆盖。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各地的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 中东部大城市湛蓝的天空瞬间变得朦胧不清, 人们的出行以及日常生活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近年来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的程度日益加深,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在不断的恶化, 因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人们为了应对这种危机, 必然选择大力可持续地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构建居民合理低碳消费行为。

因此, 本文通过研究消费者低碳消费的认知、低碳消费态度、低碳消费行为、低碳消费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 对居民每一个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旨在系统地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合理正确分析。

1.2 文献综述

1973 年10 月16 日,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使得人们逐步意识到能源短缺的问题, 加上近40 年来温室气体排放程度的不断加深, “低碳消费行为”一词也吸引了国内外颇多学者的眼球并纷纷对其展开研究。陈晓春等 (2009) 认为, 人类社会要想进步, 本质要求是要进行低碳消费方式, 这也是开展低碳经济必备的环节[1]。

纵观已有文献材料, 大部分学者在对此类问题进行研究时, 第一步基本是对“低碳消费”定义一个实质性概念。陈晓春等 (2009) 人提出了包含“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性消费”和“新领域消费”五个层次在内的广义的低碳消费定义[1]。时隔一年, 孙延红 (2010) 指出, 低碳消费是低碳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之一, 是一种二低 (低代价、低成本) 的生活方式[2]。

在构造消费作为的影响因素指标中, 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不同, 所选取的指标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余艳、乐永海等 (2010) 研究思路较为独特, 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出购买动机是促使消费者行为发生并为消费者行为提供目的和方向的动力, 以及给出几个具体的动机, 例如尝新的动机、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等[3]。马瑞婧 (2006) 、黎建新 (2007) 、王凤 (2008) 等研究指出, 人均收入和绿色消费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互影响。但是, 朱洪革等 (2009) 、胡宗义等 (2006) 则认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对低碳消费有一定影响[4]。本文在借鉴文献材料的前提下, 构建了气候变暖感知、低碳消费知识、社会责任意识、心理认知水平这四个指标, 是对低碳消费行为有一定影响的。

从已有的文献资料看, 有关低碳产品、低碳消费行为的研究方法较多地集中在理论层次上的研究, 通过利用所收集数据搭建计量模型进行计量实证分析的较少。任力、张越 (2012) 选取厦门市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从消费低碳化有关的理论和主要概念角度考虑, 通过问卷采集数据, 设立消费低碳化行为影响因素的探索模型, 对低碳消费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4]。邹玲等 (2009) 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 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对人均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5]。王建辉 (2011) 基于统筹城乡视角, 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 建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的回归模型, 运用计量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6]。贺爱忠 (2011) 建立了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 表明低碳认知、消费信贷、政策感知显著影响农村居民低碳消费意向[7]。本文通过对江西新余市居民的大量问卷调查, 观察城市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特征, 探索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影响机理, 探寻与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有密切联系的关键因素, 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

2 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

低碳消费行为 (Low-Carbon Consumption Behavior) 是指在日常消费过程中, 消费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新型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模式。从微观角度可以将低碳消费分为生产性低碳消费和非生产性低碳消费两种类型, 基于如今大多数文献都是从“生产性”切入研究, 本文则从“非生产性”角度切入来构造模型、剖析问题, 具体包括日常消费行为的低碳化、低碳产品的购买以及温室气体吸收源的保护三个方面。

知信行模式 (又称0086 模式) 是改变人类健康相关行为的模式之一, 也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 它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及形成行为三个连续过程。众所周知, 人们掌握的知识越丰富, 实施某种行为的倾向性越强。可是, 部分研究人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 人类行为的产生并不都是由人们所学知识直接引起的, 只能说知识是行动的基础, 是力量的源泉。基于上述“知信行”模式, 本文从认知、知识、情感、信念、感知行为五个方面明确模型基础变量内容。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中变量结合居民个体特征和低碳产品特征, 构建了两个比较简易的模型, 如图一、图二所示。

通过观察以上两个模型不难发现, 该低碳消费行为模型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知信行模型, 包含的关系有: (1) 知识可以先影响信念的形成, 进而间接地影响行为的产生。 (2) 知识也可以直接影响行为的产生。

3 调查方案指标设计

笔者认为影响低碳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指标: (1) 气候变暖的感知; (2) 环境变化感知; (3) 生活影响感知; (4) 社会责任意识; (5) 政策效果感知; (6) 消费心理意识感知; (7) 低碳消费知识; (8) 居民的个体特征。针对 (1) ~ (7) 的指标, 笔者设计了7 个题目并且每个题目都采用了李克特五级量表制。由于每个认知水平所能体现的低碳程度不同, 因此根据程度水平的不同予以赋值:5 代表非常低碳、4 代表比较低碳、3 代表一般低碳、2 代表偶尔低碳、1 代表从不低碳。虽然在日常的生活消费中所涉及的低碳消费行为千姿百态, 但是笔者主要选取了三种较能体现低碳的行为作为因变量, 它们分别是日常消费的低碳化行为、各种温室气体吸收源的保护行为以及低碳产品的购买与使用行为。针对以上三个因变量, 笔者依据人们日常消费习惯设计了8个题目。与消费认知指标设计思路一样, 每个题目同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制并且低碳程度越高其赋值就越高, 分别为非常低碳、比较低碳、一般低碳、偶尔低碳、从不低碳。具体指标内容如表二。

4 数据分析

4.1 样本的基本特征描述性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160 份问卷, 回收150 份问卷, 问卷有效率为93.75%。在所有被调查者中, 男性60 人, 女性90 人, 分别占比为40%和60%, 男女比例较为接近1∶1;从年龄方面来看, 30 岁以下消费者偏多, 约为86 人, 占总人数之比为57.3%, 其他年龄段消费者人数大致相同, 因此此次调查涉及多个年龄段的消费者,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被调查的性别和年龄统计数据分布用饼形图表示, 如图三所示。

样本的其他基本统计特征如表三所示。从接受教育程度方面观察, 受访消费者的学历水平较高, 高中以上占71.4%, 但是本科及硕士以上的学历水平所占比例较低, 这是受到了调查时间和调查地点的影响;职业以学生所占比重较大, 为32%, 个体工商户占26%、工人占21.3%;由于所调查的城市并非一二线城市, 因此每月可支配收入在1501~3000 元的比重最大, 占31.33%, 其次是3001~5000 元, 占30.67%, 可见两薪金水平的百分比差距不是很大;就城市居民所使用能源来看, 使用煤气的消费者还是占大多数, 占31.3%, 这与中国天然气以及其他低碳化能源还未普遍推广使用有很大的联系。

4.2 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的总体分析

4.2.1 居民日常消费的低碳化行为分析

表四是城市居民日常消费低碳化行为的情况表。基于表中数据横向分析可知:除了H2 的得分均值在4 以上, 属于比较低碳。其他三项H1、H3 和H4的得分均值均在3.0 附近, 属于一般低碳。可见被调查的总体日常生活还是处于一般低碳化的状态, 对于“日常消费低碳化”的理念还是没有足够的认知。

4.2.2 居民对低碳产品的购买及使用和温室气体吸收源保护行为分析

从表五中可以发现, 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购买低碳产品和保护花草树木, 可以归属为比较低碳的行列。众所周知, 购买低碳产品是反映低碳消费状况的最优指标。同意 (即比较低碳以上) “购买时会考虑选择节能电器” (I1) 的占比约为73.3%;认同“购买时会考虑其是否与环保有关” (I2) 的占比超过调查人数一半, 约为55.4%。可见, 城市居民对于消费过程中的低碳环保理念还是比较重视的。

由于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的问题日益突出, 人们对于保护身边环境也格外的重视。从统计的数据来看, 赞同“保护花草树木” (J1) 的占比高达88.0%, 说明居民的节能环保意识还是非常强的。这部分群体也比较集中在中老年一代, 因为他们不仅自己要追求绿色健康生活, 而且更多的还是为了子孙后代考虑, 避免竭泽而渔。

5 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5.1 变量定义和模型选择与建立

本文的理论依据是“知信行”模式, 所选取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基本特征和低碳消费认知这两大类变量, 被解释变量则为各个低碳消费行为。具体的解释变量及赋值单位如表六所示。

由于本次调研受到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因此调查的项目内容有限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方便进行实证研究分析, 笔者运用了逐步线性回归的方法对三种低碳消费行为分别进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由此可建立如下的一般线性计量模型:

将其写成向量的形式为:

其中, 潜变量Yi*为居民低碳消费意愿指数;Xi表示本文表六中的可能影响居民低碳消费各个低碳消费行为的因素;β 为因素系数;μi为随机干扰项。

5.2 日常消费低碳化行为影响因素

表七是最优模型数据表,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0, 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由容差值和VIF值得出该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八是通过SPSS19.0 逐步回归分析后所得到的对日常消费低碳化行为的回归结果。根据表中数据易看出, 影响日常消费低碳化行为的因素依次为性别、家庭月可支配收入和气候变暖感知。

5.3 低碳产品购买行为影响因素

表九是最优模型数据表,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0, 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由容差值和VIF值得出该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十是通过SPSS19.0 逐步回归分析后所得到的对低碳产品购买的回归结果。根据表中数据易看出, 影响低碳产品购买行为的因素依次为气候变暖感知、政策效果感知、环境变化感知和性别。

5.4 温室气体吸收源保护行为影响因素

表十一是最优模型数据表, 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0, 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合程度很好。由容差值和VIF值得出该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表十二是通过SPSS19.0 逐步回归分析后所得到的对低碳产品购买的回归结果。根据表中数据易看出, 影响温室气体吸收源保护行为的因素依次为生活影响感知和教育水平。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6.1 基本结论

本文以知信行理论为研究基础, 并依此构建低碳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逐步线性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发现在低碳消费认知中, 气候变暖感知、生活影响感知、环境变化感知和政策效果感知对低碳消费行为有着不同程度显著性影响;在人口基本统计量中, 性别、教育水平和家庭每月可使用收入对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有影响。综合比较表八、表十和表十二的回归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本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是基本正确的, 居民的低碳消费行为的确受到了“知”和“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并且不同的低碳消费行为所受影响的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 可是从人文生活角度考虑的话, 这些影响因素的本质都是相同的。

6.2 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只研究了江西新余居民低碳消费的问题, 但实际上对社会低碳消费也具有代表性。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 引导居民低碳消费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多种媒体,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低碳消费理念, 弘扬低碳消费行为, 使低碳的概念和内涵深入人心[9]。建立专门的宣传工作机制, 定期调查或了解情况, 营造浓厚的低碳消费氛围。让消费者们意识到在自然资源日益紧缺的今天, 低碳消费不仅仅可以树立节约意识, 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政府还应当依据低碳标准, 及时发布信息, 将能效标识制度扩展到各类消费品, 使低碳产品标准化、全面化。只有这样, 消费者才会主动选择购买低碳产品, 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才会被拉动, 企业才会有更高的积极性来生产低碳产品, 从而构成低碳消费的良性循环。

(2) 建立和健全与“低碳消费”相关的法律和制度

政府构造规范的法律或制度有助于消费者形成低碳消费的习惯, 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可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一些地方性节能法规和规章。如节能住宅建筑认定管理办法;鼓励实行低碳消费;通过税收手段来减少高碳消费方式等。还可以通过减免税费, 提供财政补贴鼓励消费者实行低碳消费, 如鼓励家电以旧换新, 推广高效节能空调、冰箱、节能灯的使用等。

(3) 发展新兴产业, 加大相关技术研究力度

实行低碳消费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 只有发展科技, 才能够推动低碳经济和低碳消费的发展[9]。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努力提高科技研发能力, 积极研发低碳技术, 推进低碳科技创新, 增加节能产品种类, 提高消费者的低碳消费的购买力。深入企业开展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宣传教育, 鼓励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改进生产方式, 生产低能耗的产品, 引导企争做低碳经济的引领者, 形成低碳消费的良好开端。

参考文献

[1]陈晓春, 谭娟, 陈文婕.论低碳消费方式[N].光明日报, 2009-05-05.

[2]孙延红.低碳经济时代对低碳消费模式的新探索[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S2) :63.

[3]余艳, 乐永海, 陈曲.低炭经济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10, (31) :68-69.

[4]任力, 张越.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发展研究, 2012, (03) :99-105.

[5]邹玲, 骆昀晖.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05) :24-30.

[6]王建辉.统筹城乡视角下我国农村消费函数实证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2, (11) :6857-6858.

[7]贺爱忠, 盖延涛, 等.农村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1, (05) :138-143.

[8]马照泽.低碳经济视域下的我国低碳消费[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3, (05) :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