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保皇游戏规则（共6篇）
篇1：威海保皇游戏规则
威海保皇
威海保皇是一种由 5 人用4副扑克进行的娱乐活动。游戏过程中，5 人分为两方进行竞争，“皇帝”和“保子”（俗称保子）一组，其他人一组（以下成为“反贼”）。最终目的是想方设法地将自己一组手中的牌尽快打出去，争取较好的名次，最后以名次计分算输赢。（玩正宗威海保皇上威海同城游）
常规知识：
游戏人数：五人。
使用牌数：四副牌（包括大小王 , 去掉 3,4,5 和 3 个 6，共 165 张牌）。皇帝：其他玩家的共同敌人（“保子”除外）。保子：“皇帝”的秘密联邦，任务是暗中辅佐“皇帝”。憋 6：即如果有 6，6 最后出。大花：即大王、大鬼，也有叫大虎。小花：即小王、小鬼，也有叫小虎。
一局：从开牌到打完所有的牌，称为一局。
一轮：从一个玩家“发牌”后，经过若干玩家上牌，直到所有玩家都宣布“过牌”，称为一轮牌。
一套牌：指游戏者一次发出的牌，按照不论花色、点数为准的原则，由“同点数牌 N 张 + X 个小王 + Y 个大王”组成，其中 N 为大于等于 1 的整数，X、Y 为大于等于 0 的整数。
挂花：大花和小花可以其他同点的牌一起出，如 2 张小花 +3 个八，称为 2 小花带 3 个八。大花、小花可以混合一起出。
牌点大小比较：大花>小花>2>A>K>Q>J>10>9>8>7>6 一套牌的大小比较：不论花色，点数相同即大小一样。未挂花的牌按照牌点大小比较。挂大花的牌是最大的。挂小花的牌必须用挂大花的牌来管，如 2 个小花 +3 个九，如果要大过此牌，必须在花和牌点两个方面都大过此牌，如用 2 个大花带 3 个 J 大过（也可以用 3 个大花带 2 个 J 大过）。
出牌规则：
出牌按照“循序渐进”的办法进行，即按逆时针方向逐个玩家进行。
出牌按照“步步高”的原则进行，即下家所出牌的点数必须高于“上家”牌的点数。出牌按照“张数相同”的原则进行，即下家所出牌的张数必须和“上家”牌的张数相同。头科：第一个出完手中所有牌的玩家称为“头科”。二科：第二个出完手中所有牌的玩家称为“二科”。二落（音 la）：倒数第二出完牌的玩家称为“二落”。大落（音 la）：其他人都出完牌，最后剩下的玩家称为“大落”。
游戏过程：
开牌：游戏开始时，由服务器将四副牌中的一张大王做上标志（皇帝牌），一张小王做上标志（保牌）。
明独：玩家可以强行一个人打其他 4 个，不需要有特殊标记的大王在自己手里，就是明独。
皇帝确认：发完牌后，如果皇帝牌，保牌不在一家，玩家需选择“登基”。如果皇帝牌，保牌在一家，皇帝可以选择“独保”，“转让”，或“登基”。
明保和造反：皇帝确认后，有保牌的玩家需选择明保还是暗保。其余玩家可以选择造反或不造反，表明身份。
踢：如果皇帝明独，独保，或者一方造反成功（2 个人）或明保了，其他一方可以选择“踢”。
发牌：每轮第一个玩家出牌，称为“发牌”。默认每局最初都由皇帝开牌，其后每轮都由上一轮的最后出牌人发牌。
顺牌（上牌）：总是由逆时针下家对前面出的牌“顺牌”。下家出的“一套牌”大过前面的人的“一套牌”，称为“顺牌”或“上牌”。
过牌：对前面人出的牌不要，称为过牌。一个用户出的牌，其他人都只有一次过牌机会。一局结束：当除一玩家外其他玩家都已经出完了手中的牌时，一局牌结束，开始计分定胜负。
计分：
独保或明独：
皇帝走头客得 32 分，其他四人各得-8 分；
其他任何一家先走掉，皇帝得-32 分，其他四人各得 8 分。如果“踢”成功，则得分再加倍。暗独：
皇帝走头客得 16 分，其他四人各得-4 分； 皇帝走二客得 8 分，其他四人各得-2 分； 皇帝走三客得 0 分，其他四人各得 0 分； 皇帝走二落得-8 分，其他四人各得 2 分； 皇帝走大落得-16 分，其他四人各得 4 分； 如果造反成功，得分加倍。
如果“踢”成功，则得分再加倍。皇帝和保不是一个人：
头客得 4 分，二客得 2 分，三客 0 分，二落-2 分，大落-4 分。皇帝得分 = 2 X（皇帝走客分 + 保走客分）； 保得分 = 皇帝走客分 + 保走客分
其他人得分 =-（皇帝走客分 + 保走客分）
如果造反成功或明保，得分加倍。如果“踢”成功，则得分再加倍。
篇2：威海保皇游戏规则
1、经典玩法（皇帝三张牌叫侍卫）：牌中有一张带有权杖标记的大王牌称作皇牌，谁抓到可以当皇帝，如果没有实力当皇帝，可以让位给上家。皇帝可以选择叫自己手中三张同花色同点数的牌，由持第四张该花色点数牌的人作为自己的侍卫，联手对抗其他三人，也可以叫自己手中四张同花色同点数的牌“暗独保”，还可以声明自己“独保”。没有抓到皇牌的人如果认为自己有实力独自对抗其他四人时，可以抢当皇帝“独保”（称为“抢独”），别的玩家也可以独保；
2、简明玩法（固定保）：牌中有一张带有权杖标记的大王牌称作皇牌，谁抓到可以当皇帝，如果没有实力当皇帝，可以让位给上家。牌中有一张带有宝剑标记的小王牌称作侍卫牌，该牌持有者皇帝的侍卫，与皇帝二人联手配合对抗其余三人，双方先出完牌者获胜。―― 详细规则、胜负判定方法 使用牌数 游戏使用四副扑克牌。游戏规则 发牌：游戏先从游戏桌的最左边玩家开始发牌，以后从上局皇帝开始发牌，至牌发完为止。选皇帝：
1、牌中有一张大王标有权杖，当作“皇”牌，抓到皇牌的人当皇帝；
2、如果认为牌的实力不够，可以出让皇位给上家；
3、接手皇牌的玩家如不当皇帝，则应贴一张
，连同皇牌一起再传给自己的上家（经典玩法中不贴2）；
4、再次接手皇牌的玩家仍不当皇帝，则应该再贴张2连同下家给的牌传给自己的上家；
5、贴牌时，如没有2的话，必须贴除了王之外最大的牌；
6、两轮之内仍然没有决定谁是皇帝时，系统重新发牌；
7、可以“抢独”的房间中，牌力强的人可以抢当皇帝“独保”（“抢独”），皇帝“独保”优先成功，如果皇帝不“独保”，平民有多个人“独保”，在上家方向上离皇帝最近的人“独保”成功；
8、经典玩法中，传完一轮后自己必须当皇帝（除非没有能力登基或者有4张同色同点的牌）。决定保皇： 经典玩法中，皇帝可以选择叫自己手中三张同花色同点数的牌，由持第四张该花色点数牌的人作为自己的侍卫；简明玩法则是牌中有一张小王标有宝剑，当作 “侍卫”牌，抓到保的人当侍卫。根据牌的实力侍卫可以决定是否公开身份，一般情况下不公开，暗中保护皇帝，称作暗保，若公开身份则为明保。决定独保： 经典玩法中，如果皇帝实力强皇帝可以选择叫自己手中四张同花色同点数的牌 “暗独保”，或是直接声明“明独保”。在可以“独保”的房间中，如果手中的牌实力强，可以抢当皇帝，则为“明独保”。简明玩法中，当一个人同时抓到“皇牌”和“侍卫牌”，要根据牌的实力强弱，看是否能以一人对付四家。首先，如果自己当皇帝，为独保，若不声明有“ 侍卫牌”，为暗独保，再声明了有“侍卫
”，为“明独保”。造反功能： 在简明玩法中，当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起义军造反时，强制亮明侍卫的身份，造反成功后输赢的分数加倍（包括暗独保）。造反者显示锄头标识（包括造反失败）。牌型与大小：
1、套牌（俗称糊），即点数相同的一组牌，不分花色，包括：一套、二套、三套、四套……至十六套：如：6，77，888，9999，JJJJ…… 等；
2、王挂牌，即大小王带任何套牌，如大王77、小王888、大王小王9999；
3、不可以用2配牌；
4、不可以出顺牌；
5、牌点由大到小排列为：大王、小王、2、A、K、Q、J、10、9、8、7、6；四张大王一样大（皇牌无区别），4张小王一样大（侍卫牌无区别）。一般出牌规则：
1、按顺时针方向，由皇帝先出牌。玩家也可以按习惯选择设置按逆时针方向显示出牌；
2、可以出套牌、王挂牌、王牌，跟牌时可以选择不出，过牌；
3、除烤牌玩法外，必须跟出张数相同的牌，要求每张牌必须能压过上一手牌；如：（1）8888>7777（2）1个大王带3个小王>AAAA（3）小王带777>6666（4）大王带6666>小王带5555
4、套牌不能压同张数的王挂牌，如：不能出9999压888+小王；
5、除烤牌玩法外，挂大王的牌为最大，如4444大王为最大； 此之外附加规则：
6、憋6玩法，即6必须留到最后一手一次出完。憋6会增加游戏难度。烤牌玩法 指在出单张王牌或跟出王挂牌时，允许在普通出牌规
规则中允许跟出的牌张数不相同，满足烤牌条件的牌张比大小，同时其余的牌按普通规则比大小。王牌基本规则： 1、1 个大王 > 1 个小王 烤牌规则： 2、2 大王 > 1 大王 3、2 小王 > 1 小王 4、3 小王 > 1 大王 由王牌基本规则和烤牌规则可衍生出以下多种烤牌组合： 1、根据第2、3条规则，有 2 大王 + 2 小王 > 1 大王 + 1 小王 2、根据第2、4条规则，有 2 大王 + 3 小王 > 2 大王 3、根据第1、2条规则，有 3 大王 > 1 大王 + 1 小王 4、根据第1、3条规则，有 1 大王 + 2 小王 > 2 小王 5、根据第1、4条规则，有 1 大王 + 3 小王 > 1 大王 + 1 小王 6、根据第1、2、3条规则，有 3 大王 + 2 小王 > 1 大王 + 2 小王 如：可用 2 大王带 8888 压过 1 大王带 7777 ；或用 3 大王 +1 小王带 88 可以压过 1 大王 +1 小王带 777。胜负判定： 皇帝和保皇者联手对抗其他玩家，一方先出完牌，则获得胜利，一局游戏结束。托管规则： 游戏中超时、点击“托管”按钮或点击“退出”按钮将由系统自动托管。
1、托管策略为在决定皇帝和侍卫阶段按默认应答方式处理，开始出牌后，领牌者自动出单张小牌，非领牌者自动过牌；
2、一盘游戏中托管超过三次的，系统不再允许取消托管；
3、游戏结束时，若有玩家处于托管状态，则系统自动解散游戏；若所有玩
游戏得分 五个人按出完牌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头客、二客、三客、二拉、大拉。保皇者若明保，或起义军造反成功，则所有输赢分数加倍。
1、独保，即“皇帝”与“保皇”同一人 * 明独保的情况： 皇帝走头客得24分，其他四人各得-6分； 其他任何一家如果先走掉，则牌局结束，皇帝得-24分，其他四人各得6分。* 暗独保的情况： 皇帝走头客得12分，其他四人各得-3分； 皇帝走二客得0分，其他四人各得0分； 皇帝走三客得-12分，其他四人各得3分； 如果起义者造反成功，暗独保身份被揭开，则得失分按上述规则加倍。
篇3：威海保皇游戏规则
一、“一地两制”下的威海卫
英租威海卫时期，从英国在威海的机构设置及实施情况来看，威海卫是以英国殖民地形式存在的。因为威海卫的最高主权者是英王。对于这一点，各列强都是明白的，清楚英国人租借威海卫的主要目的在于遏制俄国和德国以此来保持一种战略上面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也是当时在华各国需要的一种状态。威海卫的状况既具有“殖民地”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借用邵宗日先生的一个说法就是“一地两制”。在一书中就曾经提及“（法庭的工作）虽然尽《回望庄士敦》可能遵循中国的风俗来断案，但租借地的法律还是以英国法律为基础”。
“一地两制”中的“一地”是指被英国租占的威海卫，“两制”则是指两种法律制度。苏亦工教授在其《中法西用——中国传统法律及习惯在香港》一书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许多研究香港法律及历史的权威人士都认为，香港存在一种二元化的法律体系，一元是在引进英国法的基础上建立的普通法体系，这是主导的一元；另一元是保留香港割让给英国以前使适用的中国清代的法律和习惯，这是次要的一元。”
二、英租威海卫时期商法基本理论概述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商人法（law merchant）包括了现代的海事法和商法。本文主要侧重讨论商法。中世纪的英国商人形成了一个与社会其他成员相独立的阶层，这一独特阶层的习惯发展出了商人法，这些法律与普通法不同，在中世纪就已经具备了某种国际性，并一直持续到现代。英租威海卫时期，英国将其商法引进威海卫。当时中国处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君主制发展到鼎盛时期，在这之前长期存在的刑民不分、多法合体的法律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反映。晚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晚清修律制定私法性质的商法。一定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的商法就起源于清末的商事立法，在这期间完成了包括5钦定大清商律6等一系列商事法规。清末商事立法，在中国近代商事立法历史上的第一次实践，也是当时法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法律法规，不管是形式还是体例内容都具有创新性，符合当时中国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中国近代的法制体系。
三、从宏观层面探究英租威海卫商业危机的调控
1904初刘公岛上市场的出现肉类，家禽，蔬菜等价格过高的现象。很多商品的价格与两年前相比上涨了75%甚至翻了一翻。1904年1月19日，应欧洲居民社区的要求，J. H， Stewart Lockhart 勋爵任命了“威海近期商品价格上涨问题调查委员会”，本次调查进行的非常彻底，信息全部来自威海居民。另外，委员会主席、英国驻芝罘领事，以及上海市政委员会秘书长之间已互通信件。为此，调查委员会向上级提交了非常详细的价格情况分析。
首先，白银贬值是商品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1850年到1890年间，西方各主要国家实行了金本位，其中英国实行得最早，始于1816年，于是黄金成为了唯一能流通的贵金属，白银无法在西方流通。而当时中国的主要货币是银币，黄金不能在中国作为货币流通，于是西方国家通过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是经济大背景使然，英国政府并不能也不可能从这点入手来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其次，由于当时中国尚背负对日的巨额赔款，其中利用物资还款的方法大量掠夺了农民的产品，从而导致市场上流通的农产品数量下降。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而是由政治问题引发的商业危机。因此，纯粹的商业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威海卫所处的租借地的尴尬地位，中国的大背景又是列强的瓜分狂潮，国家政治尚且不独立，谈何经济上的自主。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避重就轻地略过，并没有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或者说是，英国并不想在这样一个小问题上和日本有过多的纠葛。
再次，威海卫地区的商品出口量上升及皇家海军餐厅的需求扩大也加剧了物资的匮乏，从而使物价进一步抬升。但是，与皇家海军餐厅的贸易是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并不能为了降低物价而要求公司降低利润。如档案933中所言“一个公司如果除了供应居民之外没有一份供应皇家海军的完整的合同，那么公司的利润并不会很好。”于是只能从控制出口量入手来调控价格。这里所指的“出口”既包括将商品销售到其他地区，也包括将刘公岛上的商品运到岛外去销售，正如933档案中所指出的那样“似乎有一些因素阻碍了农民和其他商贩把商品带到岛上来销售；甚至连鱼类都要先拿到岛外销售，之后才偶尔带回到岛上，这样一些两岸的店主们才能得到东西来销售。而此时商品已经被经手两次——一次在岛外，一次在岛内。当然了，每一次经手价格都会被抬高一些。”对此，委员会得到这样的建议“若岛上有任何阻碍进口的法律或关税，应予以废除；更进一步的措施是在岛上中心地段选择一个地点供农民直接把商品销售给公众，并且无需缴纳任何费用；同时，在中国所有殖民地區的乡村中张贴告示，声明此类场所合理合法，所有农民、猎户、渔民都可在此免费设立自己的摊位。并且他们在集市中所选的摊位可永久保留。如果之后对这样的摊位需求大增，则可收取少量租金。”
这些建议在后来委员会写给殖民政府的信中都有所体现。
最后，税收不固定及美元汇率的浮动使市场秩序较混乱，相同商品的价格出现超出合理范围的差异。对此，委员会建议“发布公告声明芝罘的10文硬币将成为威海卫法定货币。这类硬币的流通有可能减少对小额现金的需求并致其贬值。”
篇4：打“保皇”，悟友情
从小到大，我们遇到的事情尤如天上的繁星，有些事，当我们经历后才觉得开心；有些事儿，当我们经历后才觉得沮丧；有些事儿，当我们经历后才会觉得后悔……
那是上个星期日，早晨，朋友打来电话让我去玩，我说我还有一篇日记没写，写完就去了，半小时以后，我便骑车去奶奶家，到了路口，就看见他们早就在路上了，我连忙去奶奶家放下车子跑了出来。
我们在路上玩捉迷藏，虽说很幼稚，但毕竟从小玩这个长大的，很能体会到童年的那种快乐，玩腻了之后，我们便去了一个小伙伴家打牌，玩保皇，第一把牌特别好，我当保，两个大虎两个小虎，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不一会儿，牌就被我“刷刷刷”地出完了。
第三把我当皇，可就在最后一出，两个大虎挂四个十冲的时候，可气的事情发生了——我被别人闷死了。可到了最后，更可气的是——闷死我的居然是保子！他说没看见那个“保”字，接着我便火了，于是，我们便吵了起来……
下午，我去社区理发，发现他在打羽毛球，我从他旁边撞过去，并说道：“是谁在这里打羽毛球啊。”可是，他连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晚上，吃完饭后我便去复习功课了，这时，他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接后没有说话，只听见他说：“对不起，今天是……”我挂断了，没有好意思再听下去，其实，我知道，今天是我错了，于是，我便给他回了条短信：不，是我该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因为游戏而和你发火，请原谅我的冲动。一会儿，他给我回了过来，只有两个字——“傻瓜”！我特别欣慰，顿时，我感受到了友谊重千斤！
朋友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朋友是金，永远光辉灿烂；朋友是茶，品味一生清香；朋友是歌，唱出一辈子温暖；朋友是笔，写出一辈子幸福！
山东省诸城市昌城树一中学八年级（10）班
指导教师：魏 刚
篇5：浅析保皇派的“反革命”问题
关键词：保皇派；革命派；反革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36-02
一、己之“革命”与人之“革命”
“革命”一词的现代含义产生于日本媒体对孙文的评价，因而长期为革命党所标榜。然而，长期被视做“反革命”的康有为也有自己的一套关于革命的话语。如，康有为曾言：
“言立宪者，大革命也，革数千年国为君有之命。今号革命者，小革命也，仅革一朝一族之命而已，其为复汉人之权利则一也。”[1]
在康有为看来，其所行立宪之事就是革命，而且是大革命。而孙党所行之革命，则为小革命。由此看来，“革命”一词在康氏看来等同于“体制大变革”，其效果雷同于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所以，康氏亦是“革命者”，只是反对别人的革命，即号称“革命者”的“革命”。
康有为一生主张渐进，其认为这可以既能够有所进步又可以避免因变革带来的动荡。其曾在1900年说道：
“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待，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2]
可见，康有为所主张的目的与孙党相仿，只是强调“须有所待”，而其渐进之主张可谓持重之论，但也为之招来骂名：“自戊戌以来，旧则攻吾太新；新则攻吾太旧。革党又攻吾保皇。”[3]而实际上，攻击者虽不见得了解康有为之深意，但却看到了他的两难——既要“民权”又要“保皇”，从而两头不讨好，终其一生，始终未能左右逢源，而郁郁不得志。这是康有为的长处，也是其死穴。
二、反“革命”与反“武力”
康党之主张渐进，在反对武力方面尤为明显。康有为弟子梁启超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认为武力斗争会造成巨大的代价，因而将“革命”一词作了词义上的重新解释。
“Ref(orm)主渐，Revo(lution)主顿；Ref主部分，Revo主全体；Ref为累进之比例，Revo为反对之比例……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阎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4]
由此可见，当“革命”一词被人们视做变革中国的“良药”后，尽管梁启超笔下动人，却依然不能垄断其“解释权”，将“革命”归于“渐进”与“安静”。笔者认为这种“渐进”或“急进”的态度与康孙两党所处的位置有关。康党处于相对“体制内”（即便在戊戌政变之后也“幻想”光绪复位之后能够“重出江湖”），而孙党处于绝对的“体制外”，因而使得其不可能有自上而下的机会，从而只能自下而上的呐喊。
三、关于流血革命的风险之争论
康党之中，梁启超一开始宣扬革命，而后来则转向不轻言革命，这种转向本身的纠结在其所著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所设置的李去病和黄克强两位人物几乎可以成为当时改造中国的两种声音的代表，二人的对话亦反映出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困境。
对于不该行革命，黄君道：“这些大民贼、小民贼、总民贼、分民贼，谁不恨他？只是恨的专在民贼，不在人民。若到革起命来，一定是玉石俱焚，不能逃免的，却是民贼不过少数，人民倒占多数，这场灾祸，岂不是人民反受其害吗？”[5]5623“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大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丹顿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这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部变做恐怖时代呢？当18世纪的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5]5619
并且梁启超充分认识了革命的代价：“万一扰乱一起，政府不能平定，转请各国代剿；或者外国不等政府照会，便径行代剿起来，这都是意中事哩。到那时候，这瓜分便认真实行了，却不是救国志士倒变成了亡国罪魁么？” [5]5626
可见，造成梁启超对革命纠结的原因大约有三：第一，革命可能会最终违背革命的初衷而只弄得人头滚滚，血流遍野；第二，革命容易引发内战，而外国则容易乘虚而瓜分中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第三，革命使人民最容易受伤，最终会造成玉石俱焚的后果，难以达到革命的目的。
但是欲行革命的李去病对此的反驳也句句在理，他认为：“依哥哥讲来，岂不是单指望着朝廷当道一班人吗？他们不肯做又怎么样呢？哥哥你别要妄想了。他们若是肯做，经过联军糟蹋这一回，还不转性吗……哥哥，你请挺着脖子等一百几十年，等那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罢……哎，据我想来，若是用着哥哥的平和运动，只怕你运动得来，中国早已没有了……哥哥你想，不是用雷霆霹雳手段，做那西医治瘟疫虫的方法，把他划到干干净净，这地方往后还能住得么？” [5]5622，“哥哥说革命怕惹起瓜分，难道不革命这瓜分就能免吗？”[5]5626
由此可见，并非革命者愿意革命，看不到革命之后的代价和风险，乃是“死马当活马医”而已。最后在二人的对话中梁启超表达了其对于革命的最终态度：“讲到实行，自然是有许多方法曲折，至于预备工夫，那里还有第二条路不成？今日我们总是设法联络一国的志士，操练一国的国民，等到做事之时，也只好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 [5]5626
可见，在不轻言革命的立场上去言革命，成为梁启超给读者的建议，也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新中国未来记》以不得要领的方式无疾而终，也反应出梁启超的无奈和彷徨。可见在梁启超心中，代价和结果比方式重要得多。对此，孙党也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孙中山多次有过两派联合的努力，但都因康有为担心影响到“保皇”大旗而拒绝。但是二者之间暗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合作并非没有。例如在汉口自立军起义当中，有不少兴中会的人士参与其中，由此可见，两派之分也并非绝对。
四、反“革命”与反“革命党”
其实，二派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二派之间相反相成的道路的认知是比较清楚的。“康有为说，君主民主都是空名，立宪国家，权在议院（星侠：《记南海先生与某君之谈话》，《南洋总汇新报》，1910年5月28日，第2版），孙党认识到，在西方，君主立宪在实质上与民主立宪并无本质区别（昆仑：《天下古今之无廉耻当以今尚希望清廷立宪者为最》，《中兴日报》，1908年2月10日，第2版）”[6]104
虽然如此，但两派之恶斗却不断升级。连梁启超这样清醒的人也会写道：“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7]
笔者认为，两派之间的恶斗多出于私利。虽然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构想“黄李联床”，但实际上则不得不向现实利益低头。正如彭剑所指出的：“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对华侨钱袋的争夺，构成了《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爆发战争的两大原因。”[6]16由此我们发现，保皇派所谓的“反革命”，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并不坚决反对革命之后所带来的结果。在辛亥革命之后，保皇派发生一定程度的分裂，很多康党成员在革命后放弃原有主张为民主共和而奔走。可见，这种“反革命”更多地停留在反对革命这种方式，并不反对其结果；另一方面，“反革命”更多地停留在反“革命党”的层面上。对于日后真正到来的革命，康党很多成员仍予以一定程度的参与和支持。
五、结论
由此笔者认为，辛亥革命中清廷的瓦解从根本上讲不是革命党人的成功，而只是清王朝的失败。革命与保皇两派，最大的贡献只是文化上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孙文与康有为两派在民国的政局中均长期郁郁不得志，顶多只能成为舆论旗帜。其实，以后见之明看来，康有为当年向光绪的上书似乎注解了戊戌以后所有的历史.
“职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8]
仔细观之，我们会发现康氏劝光绪之“法俄”，与孙文后来之“师俄”，及后来共产党之“法苏”，再到今之“师美”之间有着深刻的社会土壤。自戊戌到今天，体制转型到最后先是“改良皆成革命”，而后是“革命皆成改良”。
其实，康有为哪里知道，他所效法的俄国最后也被革命推倒，其寿命也只比清王朝痴长六载呢！尼古拉二世又可曾求得“长安布衣”之善终呢？这或许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耐人寻味，最令人悲痛的地方吧！
参考文献 ：
[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册[M].中华书局，1981：668.
[2]康有为.告同胞印（度）事后书[C]//.万木草堂遗稿：卷2，1960：28.
[3]康有为.告国人书[C]//万木草堂遗稿：卷4，130.
[4]梁启超.释革[C]//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68—369.
[5]梁启超，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4.
[7]梁启超.与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09.
篇6：保皇会和革命党的文斗武斗
这不是小说情节，而是来自美国最新披露的一批档案。这批档案有信札、电报两百余件，原由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所有。其中这封康有为密谋杀害孙中山的电报，让我们对清末革命、保皇两党的角逐，有了更深了解。
康有为抢了革命党的学校
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广收门徒时，孙中山就在他们旁边的“圣教书楼”里挂牌行医。康有为常到书楼买书，一来二去，孙中山看他关心西学，算是同道中人。孙中山托一个与康相识的朋友，转达了他的结交之意。康圣人完全没把孙中山这个小郎中放在眼里，答复说：结交可以，但要孙“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一看康有为这么托大，也就不搭理他了。
康、孙结交失败，各自带着一帮徒弟、兄弟，做起自己的事业。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张起“变法”大旗；孙中山则在香港同杨衢云合作，壮大了兴中会，声称要“驱逐鞑虏”。双方路数不同，但所求都是救国，不期然地走到一起。
代表革命党的陈少白，早年与孙中山等在香港合称“四大寇”。他在上海见到了入京参加会试的康梁师徒。陈少白回忆，在简陋、肮脏的客栈房间内，康有为还“正襟危坐，一话一拱手”，让他颇觉肃然。三个人前后聊了几个小时，相当投机。
这时因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应华侨要求，革命党人在横滨建了一所华侨子弟学校，一方面传承中国文化，一方面传播革命思想。但革命党里面没有能当老师的，筹划延请梁启超。梁因主持 《时务报》，无法分身，康有为就命另一位弟子徐勤，带着几个师兄弟，东渡日本，襄助革命党，开起“大同学校”。
开始时，双方合作颇为愉快。直到戊戌年，康有为摇身一变，成了光绪朝改革的“总设计师”。康梁师徒既是朝中红人，再和兴中会这批乱党为伍，既危险，又没必要。康有为索性来个过河拆桥，交代徐勤把大同学校来个鹊巢鸠占。
因此，在学校里上演了这一幕：孙中山、陈少白等过来视察，到办公室里一看，桌子上竟有一张条子，写着“不得招待孙逸仙”。这一下炸开了锅，革命党的小伙子们立马跑去质问校长徐勤。这事闹了一阵，不了了之，孙中山从此再没到过大同学校。
梁启超挖兴中会会员
我们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帝都得意，前后不过一百多天，很快也成了通缉犯，打起勤王的招牌。在宮崎滔天的撮合下，保皇、革命两党又获得了一次联手的机会。
会面地点定在后来做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家。康有为自称身怀“衣带诏”，不便见革命党人，让梁启超一人赴会，同孙中山、陈少白彻夜长谈，“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这一年，梁启超才25岁，少年气盛，怀有推翻满清，为谭嗣同报仇的心思。他一度放言，“不论那一人政体、寡人政体、多人政体、立宪、共和，但能除专制的魔王，何妨试辨。”
几天后，陈少白回访，见到了康有为，劝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拿一套忠君爱国的话对付：“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陈少白又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康有为还是说什么，“今上”“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很显然，双方话不投机，陈少白多说无益，也就告辞了。
不久，康有为被日本当局“礼送出境”，前往美洲游历，梁启超留下办 《清议报》，使他有了更多机会联络革命党。双方谈判的具体过程，今天已经无法确知，只能看到商谈的结果——两党联合后，由孙任会长、梁为副会长。梁启超问孙中山，咱们合作，“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得很巧妙：“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不知道当时梁启超是否想到，自古以来，是没有一个皇帝，自愿去做那位尊的太上皇的。当康有为看到梁启超等十三名弟子 （所谓“十三太保”） 让他“息影临泉，自娱晚景”的信时，自然怒不可遏。
爱徒与革命党暗中往来的事，康有为知之甚详，告密者就是与孙中山等有隙的大同学校校长徐勤。徐勤给远在新加坡的老师发去电报，警告“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卓如是梁启超，行者是指孙中山）。康有为将各弟子申斥一通，把梁启超“流放”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孙、梁合作无果而终。
有道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当梁启超请求孙中山，让他帮忙介绍一些檀香山的小伙伴时，孙中山一口答应，亲自给哥哥孙眉去信介绍。梁启超到了那里，声称我们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希望大家捐款，赞助“革命”。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大本营，孙中山起家的地方，人脉广，群众基础好。大家一听是“自家孩子”的朋友，那当然慷慨解囊，筹集了“华银十万元”。几个月间，檀香山的兴中会员也都倒向梁启超。革命党人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檀香山发起舆论反击，抨击保皇会只保“大清国”，不保“中华国”。孙中山指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成事。”这一次梁启超挖了孙中山的墙角，关系从此破裂。
盛传孙中山苏曼殊都想杀康有为
大清朝这两拨通缉犯交涉的时候，北京城的老佛爷也没有闲着。慈禧“异想天开”，命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刘学询为特使，以朝觐天皇的名义，到日本招降孙中山。
当年的 《字林西报》 披露，刘学询在日本不理公事，天天酗酒嫖娼，一到晚上就悄悄密会孙中山。招待两人的妓女阿菊后来被日本警方传讯，据她交代，“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还有流言说，“孙有党徒数十万，刘学询答应会饷二十万两，做起事之资，以成大事。”这个资料看上去太过离奇，史家大都表示怀疑。如著名清史学者孔祥吉说，刘、孙两人密谈，必然是说粤语或官话，阿菊如何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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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特使与通缉犯的密会肯定确有其事。驻日公使赶紧上报朝廷，称刘、孙“同在妓馆久作狎邪游，日人物议滋多，毫无避忌”。慈禧看了奏折，什么都没说，只批了几个字——“知道了”，再没下文。显然，刘学询所言所行，都来自老佛爷指示。孙中山有无行动，不得而知，或许这是清廷施的一招反间计。消息传出后，两党果然隔阂更深。
1900年，宫崎滔天到新加坡，想给康有为与革命党做个和事佬。谁知当地竟盛传，“孙文约同刺客多人来坡”，各报“皆以孙文来刺康言”。而宫崎滔天就成了康有为想象出来的刺客。康有为推说新加坡政府保护周到，不能与宫崎见面，只能书信往来。宫崎一怒之下，写了封言辞激烈的绝交信。康圣人何曾受过这种侮辱，拿着信向警方报案，导致宫崎等一度被捕。
另有一起暗杀事件与诗人苏曼殊有关。陆丹林在 《革命史谭》 中说，1903年，洪门两位头领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流落香港。他们听说康有为怀有华侨巨款，在港“大肆挥霍，交接官吏”，就上门求助。谁知康有为非但不见，还让门卫把两位首领轰了出去。苏曼殊知道后，义愤填膺，找当时在香港主持 《中国日报》 的朋友陈少白借手枪，要刺杀康有为。陈少白告诉他，枪是有枪照的，不能随便借人，且香港狭小，行刺后无处可跑。这样才把苏曼殊劝住，没能酿出事端。
雪上加霜的是，1906年，保皇会死士梁铁君，奉命入京行刺慈禧。不幸走漏消息，梁铁君被捕后殉难。梁启超怀疑是孙中山向清廷告密，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第一义”是“与革命死战”。旧愁新恨、误会丛生，再无谈判余地。
两大陣营势同敌国
保皇、革命两党不能合作，固然有理念上的分歧，一个要辅佐光绪帝，一个要推翻大清朝。但实际上，首先是领导权的问题。如张朋园在 《梁启超与清季革命》 中说，一旦建立统一组织，是让康有为做首领，还是推孙中山挂帅？梁启超瞒着老师谈合作，也只能屈居副会长。他在保皇会就是二把手，再去给孙中山做老二，当然没动力。其次，孙中山与康梁所受教育不同，让彼此缺乏共同语言。
两党没法合作，也不能“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这些人流亡海外，要筹款做大事，只能找华侨。华侨就那么多，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捐给了保皇，就没力量再帮孙中山。对这个蛋糕，双方都想争块大的，那除了削弱对方，别无他法。这就是为什么，双方在海外要一再地“煮豆燃豆萁”了。
开始时，大家是“文斗”，你办一个 《民报》，我办一个 《新民丛报》；我办一个 《大汉报》，你办一个 《日新报》。从香港、横滨，到檀香山、旧金山，反正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他们的报刊。
文斗能游说华侨，但不能直接打击对手，于是又有了武斗。在康有为向孙中山下追杀令的1905年秋，孙中山还命胡汉民大闹了“戊戌、庚子死事诸人追悼纪念会”，目的是“揭露康梁保皇、立宪的欺骗宣传”。保皇会一批文弱书生，真斗不过这群精力旺盛的“革命小将”。1907年，保皇会组织“政闻社”挂牌成立的当天，梁启超正在台上演说，张继、陶成章率几十个同盟会小兄弟，大打出手，惊动了日本警察。徐勤在新加坡等地的活动，也被革命党踢了场子。
保皇会要报复，还有其他招。1904年，孙中山去美国时，保皇会联络清政府在纽约的领事，以及海关译员，在手续上为难孙中山，把他关在海关的小木屋里好几天。美国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等凑了500元，才把孙保了出来。
辛亥革命前，保皇、革命两党争斗的热闹程度超乎想象，真可谓各显神通。同盟会早期会员冯自由，以其亲身经历，在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革命党目康徒为汉奸，斥之曰忘亲事仇，残同媚异”，以至两大阵营“势同敌国，至辛亥民国告成，而犹未已。”由此来看，康有为设计谋杀孙中山的秘闻爆出，也不必大惊小怪。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