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民族教育

国外关于民族教育（通用8篇）

篇1：国外关于民族教育

借鉴国外经验,创建西部边疆民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采取集权、分权或二者相融合的管理方式,采取立法、拨款、监督等机制进行调控,值得借鉴.我国要扩大西部边疆民族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建立西部边疆高等教育统筹管理体系,积极开展与发达地区交流协作等策略,寻找适合西部边疆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 者：章立新 ZHANG Li-xin  作者单位：新疆艺术学院党委办公室,新疆乌鲁木齐,830049 刊 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2(5) 分类号：G758.4 关键词：西部边疆   民族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  

篇2：国外关于民族教育

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失败的时候。如果孩子还小，中国家长们就会一笑了之，抢着帮他把问题处理掉，或者干脆让孩子放弃。

英国家长却不这样认为。麦克的儿子查理今年10岁，这个小男孩不但会自己照顾自己的起居生活、修理家里的水管、电器，就连修汽车也能说个头头是道。在中国，这些知识可能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也未必了解。

查理第一次做事，是在2岁的时候，他看到麦克正在洗碗，感到很好奇。于是麦克把查理抱到洗碗池上。查理马上跳进洗碗池里干了起来。这是在洗碗，同时也等于是在洗澡，衣服裤子全都湿了，碗不但没有洗干净，而且还摔碎了一个。

麦克没有制止他，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查理的一举一动。开始，查理还在笑，慢慢地，他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玩，油污涂了满身，凉水粘在身上……他求助似的看了看麦克，麦克把头转到了窗外……终于，他忍不住地哭了起来。直到这时，麦克才把他抱出来，换了干净衣服，把他放到洗碗池边，然后，在查理的注视下，一个个地把碗洗干净。接着，把查理的玩具碗筷放到了水池里。

查理这一次洗玩具碗筷，衣服只湿了一半。第三次时，只有袖子湿了一点点。麦克又教他怎样把碗洗干净的方法，查理做得也就越来越好了。

篇3：国外民族旅游政策实践及启示

近年来,虽然旅游政策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重视,但相对于旅游业的传统研究领域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旅游政策研究是在各国旅游业迅速发展,政府行政干预与指导不断增多,一些发展中国家旅游的负面影响逐渐被人们察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自20 世纪50 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创立“政策科学”以来,旅游活动一直被作为一般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范畴对待。直到1975 年,Matthews的一篇《国际旅游与政治科学研究》论文开创了独立的旅游与政策研究先河,它指出旅游与政治活动的三个显著相关的层面,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1]。40 年来,旅游政策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正在不断深入开展,各个细分领域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与旅游政策的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国内外的民族旅游政策研究相对薄弱。

民族旅游政策是民族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一套实现目标的规范准则,对政府实施民族经济宏观调控、调整民族产业布局、提高民族产业水平、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民族旅游政策从无到有,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民族旅游业也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民族地区国民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和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之一。从我国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依据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1992 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这三件对民族旅游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把我国民族旅游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民族旅游政策都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整个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旅游产业结构运行的环境和产业组织化程度、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提升。旅游业在我国民族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为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第31 号文件《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为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改革、发展与繁荣指明了道路。然而,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民族旅游发展质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亟须加强学习和研究欧美各旅游强国的民族旅游政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国所用。

在国外民族旅游发展过程中,可以说各国政府都是各显身手。在欧洲,与传统旅游强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相比,西班牙旅游发展水平曾相对落后。为改变旅游业的落后状态,1911 年西班牙政府成立了官方旅游管理机构———“皇家委员会”,并积极出台许多鼓励性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开启了运用专门旅游政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先河[2]。本世纪以来,全球有多达120 多个国家或地区将旅游产业列为本国或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并纷纷制定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法规与政策,成立专门的旅游管理机构和研究机构来促进本国旅游产业发展。各旅游强国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之高、实施力度之大,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2 旅游政策在民族旅游业发展中的实践

近年来我国已有部分学者对世界主要旅游强国的旅游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但专门针对民族旅游政策的研究涉及较少。刘伟从财政预算、机构设置等几个层面分别介绍了美国的国际旅游政策[3]; 蔡万坤对日本旅游的相关政策与管理体制做了评述[4]; 刘敏对日本五次国土规划中有关旅游政策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做了分析[5]; 唐华东对西班牙、埃及、希腊三个国家进行了专题考察,从旅游业的定位、管理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对中国旅游业发展提出了要求[6]; 曹信孚认为,新加坡旅游业成功之处在于实现城市开发与旅游观光政策相结合的发展战略[7]; 王威等在立法、休假制度、财税手段、出入境政策、发展模式等方面概括了各国发展旅游业的政策实践[8];王云才以澳大利亚酒店业为例, 综合研究了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实践[9]; 高向平介绍了地中海国家旅游规划政策的新趋势[10]; 杨森林介绍了欧盟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基础及其对旅游业发展影响最直接的政策[11]; 杨振之等对国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超常规发展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并对民族地区旅游业跨越式发展做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论证[12]。

2. 1 墨西哥旅游政策在民族旅游业发展中的实践

墨西哥是民族旅游政策研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墨西哥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旅游产业发达,并已成为墨西哥创汇产业中仅次于石油和侨汇的第三大产业。在墨西哥的众多旅游类型中,民族旅游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玛雅文化、奥尔特加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等名闻遐迩。民族地区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与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如印第安民俗村、殖民文化、历史遗迹、阳光海滩等,给墨西哥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据数据显示,旅游业每年可给墨西哥带来百亿级的外汇收入,其中2014 年墨西哥共接待国际游客2900 万人次,国际游客外汇收入达到162. 57 亿美元,比2013 年增长了16. 6% ,成为墨西哥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权威统计,世界旅游收入排行榜上墨西哥位居第八。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和民族旅游收入占墨西哥旅游总收入中的10% 。

墨西哥政府有着很强的旅游产业意识,重视旅游关联收入:墨西哥政府对民族( 土著人) 旅游产业发展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通过引进国际资本,建设了辽阔的海滨度假地、高速公路、港口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为国民提供了较多假日休闲的时间。在旅游政府机构方面,墨西哥成立了旅游秘书处。旅游秘书处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内阁级单位,并且每个州政府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旅游办公室。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通过不同层次的学校培养旅游产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与研究型人才。30 年以前,可以说墨西哥政府很少将投资和注意力放在民族旅游方面。然而,在过去的30 年间,政府和公民对民族旅游的发展关注程度显著上升,特别是在国际联合项目Mundo Maya的开发中,联合瓜地马拉、伯利兹和洪都拉斯等国家深度挖掘玛雅文化资源,以此促进本国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据墨西哥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墨西哥的景区门票收入不足本国旅游总收入的10% ,而其关联收入却占相当高的比重,其中来自交通运输业、餐饮业、住宿接待、商业贸易、手工艺品的比例分别为29. 2% 、24. 8% 、12.7% 、12. 3% 和11. 4% 。由此可见,旅游关联行业的市场开发价值需要我国政府和旅游相关部门加以重视。

采取宽松的旅游出入境政策,开发国际旅游市场: 墨西哥民族旅游资源独具特色,古老的印第安文明在与欧洲文明的碰撞融合中,不仅保留了墨西哥土著民族的色彩,又添加了欧洲殖民文化的特征。这种文化的“混血”现象对国际游客来说或许更具有吸引力。根据本国文化特色与文化发展现状,墨西哥政府把发展民族旅游的主要着力点放在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开发上。由于地缘关系、历史联系等因素,美国一直是墨西哥国际游客的主要来源国。从2009 年开始,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游客数量增加了23% ,究其原因,主要是墨西哥给许多国家的公民提供了宽松的入境政策,如对许多国家游客实行免签政策等。目前,墨西哥已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免签政策。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对一些国家的公民入境旅游简化了签证程序,如为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公民提供电子签证,方便了这些国家的公民申请入境旅游,为墨西哥民族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国外客源。

墨西哥政府努力打造旅游服务软环境: 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 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表明: 墨西哥基础设施全球排名第五十六位,其中航空基础设施位居第四十二位,陆上基础设施位居第七十二位,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全球排名第六十位,航空与陆上基础设施分别为第二十五位和第五十三位,通过对比得出中国的硬件基础设施整体优于墨西哥。但在软环境方面,就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而言,墨西哥与中国的排名分别为第六十四位与第一百零二位; 就政策与有利条件而言,墨西哥与中国的排名分别为第六十位与第一百零二位,可见墨西哥的旅游核心竞争力十分突出,主要竞争力在旅游服务软环境方面。此外,在墨西哥的很多旅游城市,游客可看到许多由地方机构或民间组织发起的公益文化活动[13]。

2. 2 澳大利亚旅游政策在民族旅游业发展中的实践

土著居民拥有参与民族旅游的良好政策环境: 在澳大利亚,民族旅游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公共政策或一种政府活动,一旦制定民族旅游政策将指导政府对民族旅游业的决策、筹资、计划和行动。此外,民族旅游政策受到本国或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当地土著居民、旅游业界相关群体和地方政府对民族旅游政策的制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Hall等曾指出,旅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因素是:①政策环境。权利分配、价值观、机构设置。②政策舞台。利益集团、机构及其领导人、要人。③具体政策问题。需求、决策、产出、影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参与民族旅游( 土著旅游) 的政策环境见表2。

注: ATSIC(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 为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

宪法保证土著民族在政治与传统文化上的权利: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移民国家的典型代表,土著民族文化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形成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流之一。语言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群体所共有的文化特征,土著民族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着高达700 种土著语言,这些语言所表达的概念有着相当高的清晰度和精确性。在绘画领域,以“梦幻时代”为主题的绘画艺术就像有形的文字符号记载着历代土著民族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祖先神灵的敬意。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居民还有着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这是以图腾崇拜为特征的,坚信每种人群与特定物种( 主要指的是动物) 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亲缘关系。澳大利亚从最初单一的土著民族发展到如今有着“民族的拼盘”称号的国家,这一发展历程中伴随着民族政策领域的较大变化与变革。1967 年,澳大利亚通过举行全民公决,对《联邦宪法》有关土著人权利的条款进行了修改,这次宪法的修改使土著民族获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土著民族的政治地位被大大提高。20 世纪70 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声明土著民族居民有权利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有权利决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变更[14]。这对整个国家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象征着国家与社会开始真正平等地对待土著民族。

政府保护土著民族在旅游业开发中的利益: 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多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历代多生活在边远的丛林之中。为了保护土著民族在旅游业开发中的利益,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制定了保护土著民族利益的标准,如要求森林旅游企业必须按一定比例录用土著民族。在凯恩斯丛林地区,政府投资900 万澳元修建了一座土著文化公园; 在维多利亚州南部山区,联邦政府出资10 万澳元、州政府出资20 万澳元帮助当地居民修建了布加拉土著文化中心,该中心由当地300 多土著人经营,使他们在经济上能实现自立[15]。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政策扶持,不仅达到了“造血”的目的,还保护了土著民族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激发了土著民族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促进了本国民族旅游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2. 3 美国旅游政策在民族旅游业发展中的实践

各民族平等享受国家的权利,民族文化遗产受法律保护: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的民族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民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赋予了少数民族个体成员的各项平等权利,但拒绝赋予少数民族的群体权利[16]。由于美国实施联邦制,其土著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体制是联邦政府指导下的地方政府负责,各州在遵守联邦法的基础上可制定不同的州土著文化遗迹保护法。1990 年,美国颁布了《美国土著居民墓葬与赔偿法》,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土著居民有关墓葬的相关利益,为美国土著民族的历史遗迹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撑。此外,1916 年美国还颁布了《国家公园系统组织法》。该法案直接推动了“国家公园司”的建立,从而为国家公园、历史遗迹、战场遗址、自然景观和国家保留区的保护,尤其是土著民族的文化保护奠定了组织基础。

旅游政策立法,提高旅游管理部门的地位: 1979 年美国颁布了《全国旅游政策法》,这是一部旅游发展的基本法,该法案的颁布表现出美国政府对旅游产业的重视。《全国旅游政策法》的颁布使原本从属于商业部的旅游政策制定部门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之后成立了旅游管理局,用来接替之前的“美国旅行服务局”的职能。旅游管理局必须由商业部中主管旅游业的副部长为局长,表明美国政府对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更加重视。美国的旅游管理局由副部长、旅游政策委员会和旅游咨询委员会共同组成,旅游政策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政策、计划与一些有关旅游、娱乐或涉及联邦部门机构的国家财产资源问题”,它也有责任“当联帮政策、计划被认为与旅游有秩序的增长和发展相冲突时,征求州和地方政府以及旅游咨询机构的意见。”[3]。旅游咨询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有关国家旅游政策法案的贯彻执行方面向部长提供咨询,并协助主管旅游销售的助理部长为美国旅游管理局制订销售计划[3]。

3 国外民族旅游政策对我国的借鉴与启发

3. 1 根据其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旅游发展政策

通过对旅游发达国家民族旅游政策实践的探讨,得出我国应根据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民族旅游发展政策。目前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基本上走过了旅游业的启动阶段,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整体上仍处于旅游业的发展成长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弱,旅游市场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营与管理体系,旅游产业链仍没有完全成熟。针对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现状,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坚持有限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既有政府主导,还要依靠“看不见的手”调控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我国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主要执行规制与服务职能,政府旅游业管理需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着重于建立和完善旅游法规体系、规范市场竞争次序、加强职能部门协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职能,从而使政府旅游宏观调控和管理逐渐由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17]。民族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创造一个公平、公正、自由的政治环境,让民族旅游业中的市场各要素在优良的政策环境下能实现充分的竞争,从而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市场的帕累托最优。

3. 2 准确定位、突出民族旅游核心吸引物

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定位问题。杰克·特劳特认为,“定位的基本方法,不是去创造某种新的、不同的事物,而是去操控心智中已存在的认知,重组已存在的关联认知”[18]。在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不仅需要对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发掘,还需要对潜在市场消费群体的认知进行深入调研,从而对本地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做出合理精确的定位。在精确定位之后,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应重点打造吸引力强、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作支撑,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才能形成民族地区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

3. 3 做到“硬服务”与“软服务”建设兼得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和旅游企业的投资,做好交通、医疗、教育、餐饮、住宿等各项旅游基础设施即“硬服务”,同时还需要花大力气提升本地区的“软服务”水平。民族旅游业中行政管理人员管理水平的高低、旅游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的高低、民族旅游业开发中文化与商业的关系能否妥善得到解决,这些都关系着民族地区的旅游形象与旅游业的发展前途,需要受到民族地区旅游相关部门的重视。文化是旅游的内涵,经济是旅游的外壳,民族地区要以文化为核心进行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在“硬服务”的完善过程中,努力提升本地区“软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如民族地区公安部门、民航部门、边防部门、海关部门等应进一步改善跨境通关条件,简化旅游者进入民族旅游地的签证流程,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实施短期旅游免签或落地签证的范围。民族地区旅游相关部门要加大对外开放交流的力度,注重加强与国内发达地区或国外旅游组织与旅游市场的交流与合作。

3. 4 重视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利益

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是旅游业赖以生存的前提和源泉。只有重视旅游者的利益,民族地区的旅游业才会有更好的前途。民族地区只有重视旅游者的利益,旅游者才可能对民族地区有好的认知,才可能再次踏进这片土地,或通过口头传播或其他传播途径对周边的相关群体产生影响,吸引更多的潜在旅游者进入本地区。除了旅游者的利益需要保护以外,民族地区还需要保障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民的利益。民族地区旅游规划与开发与民族地区居民的旅游态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才会实现当地旅游业的和谐发展。一旦当地居民对旅游规划与开发持反对态度,这将直接导致当地旅游业发展的停滞或衰退。因此,在旅游开发中,民族地区政府为了实现当地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必须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切实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注重采取社区参与的方式,更大程度地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最终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健康与快速发展。

3. 5 加快民族地区旅游立法,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篇4：国外关于民族教育

关键词：交通安全；儿童 ；宣传教育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益大会的惯例，儿童是指年龄不大于18岁的人。道路交通伤害（Road Traffic Injuries，RTI）是全球儿童的主要伤害死亡原因之一。儿童主要的出行方式是步行者、骑车和乘车，使得他们成为道路交通系统中的弱势群体，世界各国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儿童是道路安全关注的重点人群。我国已经迈入汽车社会的门槛，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预防儿童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方面学校有义务，家庭更有责任，家庭、学校任何一方面的安全教育不到位都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国外在儿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起步早，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明显成效。

1.国外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措施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并在全社会的共同配合下取得了良好的宣传和教育效果。其中一些国家在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中，对于儿童心理研究，课程设计、社会合作等许多方面都有比较先进的措施和经验，对我们国家积极提高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效果，培养学生从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促使我国儿童交通安全宣传管理工作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1.1丹麦

丹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的规定，例如，“乘坐家用轿车时，7岁以下儿童必须配备车用儿童座椅，否则属于违法；孩子骑自行车或坐自行车的儿童座椅时，必须戴安全头盔，或使用安全带，将双脚固定在儿童座椅上”①。法律条款以硬性规定的形式制约了儿童和家长的出行行为，从小注重培养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并进一步加强了家长的安全意识，降低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丹麦的幼儿园每周都会举行“徒步行走”活动，老师会带领孩子们到大街上进行实景教学。因此，在丹麦的大街上经常可以遇到几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街上行走的景象。幼儿园老师带队行走的同时，还会为孩子们讲解在马路上遇见的各种交通标志，帮助他们进行认知、记忆和识别。

除了在幼儿园接受教育外，丹麦的儿童社区里还有专门以丹麦交通为主题的俱乐部。俱乐部的特点一是普遍性，加入儿童交通教育俱乐部的成员占全丹麦三岁到六岁儿童的35%。家长只需交少量的费用，孩子在三岁时就会收到来自俱乐部的一套交通安全知识教材。二是系统性，俱乐部每段时间分发的画册和组织的活动均是根据不同年龄的儿童和其接受知识的能力而设计，例如，三岁的儿童应该学会区分人性道和机动车道，四岁的儿童应该懂得在规定的地点过马路。通过这种少量多次的新内容刺激，可以使儿童更好的掌握交通知识。三是直观性，直观的图片教材和住所附近的现实场地，家长可以辅助孩子进行交通练习，加深儿童对道路和车辆的理解。

1.2法国

行车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驾车人的素质，而孩童时代是一个人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法国在全国共设立了400余所交通公园，用于对儿童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和参与交通活动的模拟训练。②在公园中，由老师或者工作人员向8岁以上的孩子讲解他们自己或随父母出行时可能在道路上遇到的危险，并在各种安全培训结束后，给通过“考察”孩子们颁发“马路行走许可证”。这样可以让他们从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养成遵守道路规章的习惯。

2.国外先进理念对我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启示

总结发达国家在儿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方面的做法，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推动儿童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的进行，以期从小培养“遵守交规我为先”的良好风尚。

2.1强化法律规范，制定儿童交通安全专项法律条款

在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方面，国外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规定儿童及他人的出行准则，以确保儿童的出行安全，例如美国制定了《儿童乘客保护法》。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对于完善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律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这套法律体系中没有提及对儿童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教育等的具体、可落实的细项章程和规定。这使得儿童道路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的开展以及安全宣传教育得不到具体的法规、政策支持。

因此，要从提高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对儿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开展相关教育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国家应制定全国性的儿童交通安全教育规划体系，将此类体系纳入法律，以条文法规的形式确保实施。此外，教育部门作为现阶段我国儿童道路安全宣传教育的主管部门，应在全国范围内，将有关儿童交通安全的内容纳入教学课程，并组织交通安全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结合我国国情，针对处于各年龄段的不同儿童群体，编写和分发交通安全教育教材知识普及教材等，同时给予课时保证和配备相应的师资力量。

2.2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确保交通安全教育宣传经费

英美等国家以完善的交通法规体系确保儿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实施和完善，除此之外，国家相关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也是推动儿童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驱动力。国外发达国家有关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活动项目一般是由国家交通部、国家陆运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的拨款来维持运营的。相关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保险公司、银行以及其他企业也会为交通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提供资金和赞助。我国在儿童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经费方面缺乏明确的经费渠道，制约了交通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只依靠学校或交警部门组织的小型的集体活动，难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知识的有效普及。

3.小结

我国目前在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了解和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在儿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做法，有利于帮助我们认清我国目前存在哪些方面的缺陷，进而采取措施填补漏洞，促进我国中小学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积极开展。从发达国家制定的措施中可以看出，儿童交通安全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大力关注，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在关于儿童道路交通安全的知识传授方面，要充分结合儿童的学习心理和行为特征，采取新颖的互动方式，吸引儿童和家长主动参与到知识的学習中来，逐渐养成良好的交通出行习惯。（作者单位：1.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2.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国外的儿童交通安全教育.妇女生活（现代家长）.2012.11

[2] 汶爱萍，邱慧敏.国外交通安全教育和宣传措施简介[J].道路交通与安全2010.06

[3] 庞勇.关于我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的若干思考[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05.02

[4] 李小伟.慢，我们在这里行走[J].中国教育报.2005.1

[5] 曹晓华，段海丹.儿童交通安全心理研究[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4

注解：

① 丹麦的交通娃娃观（图）.网络：http：//baby.sina.com.cn/edu/08/3103/0850108103.shtml

篇5：关于国外教育孩子的方法

对于那些任性不听话的孩子们，作为惩罚，父母如果不希望使用体罚或者把他们和活章鱼一起关进衣橱的话，可以考虑没收孩子们的手机。

韩国一家广告公司的研究表明，手机现在已成为韩国青少年最钟爱的私人用品，没收他们的手机无异于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Cheil Communication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13到15岁的青少年，有77.5%认为手机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装备，对16到18岁的年龄阶段，这一数字是76.7%。

篇6：关于国外教育孩子的方法

在法国，家长和老师不太参与孩子们之间的交往，至少在我居住的城市是这个状况，好些家长会站在校门口聊天说地，但是不大会有更深的交情。老师也不会像国内的老师那样始终把“团结友爱”挂在嘴边。 所以，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如何和同学们交往，如何找到自己的朋友，如何找到自己适合的人群”的课题就显现出来了。

孩子来到图尔时直接上一年级，他们班级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本地的“坐地户”，孩子们都是从幼儿园就认识了，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意愿结识新朋友，家长当然也没有任何的好作用，所以法国的小朋友几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抱团”了。

孩子那时已经不跟我抱怨没朋友这件事了，她也知道抱怨也没用，在学校里的一天天，她妈我就是再能干也不能逼着保守的法国孩子跟我家姑娘做朋友，所以就顺其自然吧。闺女两个月后有个固定的小伙伴。总算是不形单影只。

篇7：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 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小学高年级或中学设汉文课程,推广全国通用的 普通话。”1992年l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通用 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地区,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双语教学’,并大力推广普通话。”在那些没有 汉语环境的少数民族地区,不通汉语的民族要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以招收 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有民族文字的要用民族文字教学;待到适当的年级再增设汉语 文课,实行双语教学。解决民族语文和汉语文的关系问题时,必须根据本民族、本地区和本 部门的实际情况,决不能硬性处理。

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学,大致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以母语为主。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按排汉语文课,过渡到大专院校以汉语

文为主,或民族语文和汉语文并行的双轨制。内蒙古的部分蒙古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延边 的朝鲜族都是这样。在内蒙古、新疆、延边,蒙、维、朝文不仅使用于小学、中学,而且还使用

于大专院校中的某些系科,这是我国民族语文在学校教育使用层次最高的。

第二种情况是小学低年级阶段以母语为主。到高年级或中学阶段则以汉文为主,兼学 民族语文,广西部分壮族、凉山彝族、西双版纳和德告的傣肤都是这渗卜

第三种情况是以汉语文或当地其他民族文字课本进行教学,使用民族语言辅助教学。这种情况,主要是那些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文字或虽有民族文字而不通用的少数民族地区 的小学。

双语教学对于学生掌握本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更广泛地吸收各种知识。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三、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在我国双语现象和双语教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多新矛盾和新间题。这些矛盾和问 题,在诸多少数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全国许多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确定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无论从作为自治地方行使职权的功能来 看,还是从学校教育、图书报刊出版、社会使用来看,都在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到了90年代 有走向低谷的趋势。例如关于壮文的资料表明,目前,壮文进校的小学已从43个县压缩至 23个县,初中从41个县压缩至21个县,民族中学从22个县压缩为10个县。有些学校在 课时表上列有壮文课是为了要经费,实际上并不开课。

民族语文方面的上述情况,在内蒙古也存在,只不过存在的形式和程度上不同罢了。用心研究蒙古语文工作,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用蒙古语授 课的大学生,毕业分配上大多数都不如意,所学专业用处不大而被迫改行,从而大大削弱 了他们(她们)在人才市场上的竟争力。第二,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以及蒙古语文工作本身 的局限性,好些家长放弃了用本民族语言对孩子的教育,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使他们(她 们)直接受到汉语教育。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条是民族学校的缺少,尤其在城市 里,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如呼和浩特市区,用蒙古语授课的中小学只三所。一是呼和浩特 市蒙古族中学,二是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三是兴安路民族小学(是蒙古族和朝鲜族的联合 小学)。这种客观条件,在很大程序上限制了蒙古语文的使用范围。第三,蒙文出版业进入 困境,所出的图书销售不出去,公有的几种蒙文报刊,也由于经费的奇缺面临停刊的危险 等等。

为了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保障民族语言文字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作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第一,必须改变民族语文工作统得太死的状况,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该放的权 必须及时放下去。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民族语文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大促进民族语言文 字的发展繁荣。第二,尽快解决经费短缺的普遍性间题,为民族语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 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健全法规建设,保障对民族语文政策的延续性。第四,领导干部必 须统一思想和认识,避免工作上扯皮的现象。第五,招工、招干、招生时必须采取相应的平等措施,使得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间题真正落到实处。

篇8：国外如何促进民族关系和睦

移民类国家

这一类国家主要是西欧人在海外建立的新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当西欧人作为强大的殖民力量来到海外时，其所征服的土著部落人口较少、力量分散、组织松懈、武器落后，在白人优势武器打击下不堪一击，最后退居到殖民地的边缘地区，成为国家的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由白人殖民者为人口主体建立了一批新的移民类国家，当地原有的土著群体人口在殖民过程中几乎被消灭，保存下的人口很少并完全被边缘化。

美国的印第安人最多时据说曾达到1500万，20世纪初人口最少时只剩下几十万，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也所剩无几。现在，土著群体在上述国家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该国民族关系的框架中已经退居到很次要的地位。作为新兴的移民国家，这些国家吸收了大量不同来源的外来移民人口。以美国为例，开始的移民主要来自西欧，然后来自北欧、东欧、南欧和中东，后来还有掠自非洲的黑奴和亚洲的苦力。由于人口中的移民结构特点和来源的多样性，这些国家成为新兴的白人国家，其民族关系主要是各类移民之间的关系。在建国初期，美国人谈论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仅限于白人移民内部，并借此迅速地把这些白人移民凝聚并同化，在他们当中建立了“美国人”的新认同，在发展经济和开拓疆土中起到很好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基本上把这套理念普及到了每一个公民，而不分其种族、肤色、语言和宗教。

这类国家处理民族关系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努力淡化血缘和族源的意义，特别强调公民权以及“国民”意识的培养。“文化多元主义”是移民类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国策。多样化的移民来源，导致不同的认同和归属，因此只能通过《宪法》规定和公民制度才能构建统一的核心身份认同，即“国家民族”认同，只能通过不断强化公民权和对国家的效忠，把各民族（种族）之间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视为文化差异，不把它提升到政治层面，国家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统一。

今天，作为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族裔结构又在悄然发生变化。2012年6月19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美国亚裔的兴起》的报告，该报告显示，进入美国的亚裔移民在2010年达到了43万人，占当年移民总数的36%，首次超越拉美裔移民（31%）。2011年，美国的亚裔人口约为182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5.8%。亚裔的崛起必然反映在美国政治中。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对包括1882年《排华法案》在内的美国历史上通过的一系列排华法案道歉。这不仅是对历史上为美国崛起作出重大贡献的华人华侨的尊重，也体现了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群体。

相较于亚裔移民的高素质，拉美裔移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竞争力也低。部分有天赋的人才，可以在体育和娱乐等方面打入主流社会，而无专长的人，则从事贩毒、娼妓等职业，成为美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源头。2000年至2010年，18岁以下非拉美裔白人儿童人口比例有所下降（除了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爱达荷州及犹他州），而拉美裔儿童人口比例在所有50个州都有增长。拉美裔人口增长数的2/3来自新生人口，而非移民。拉美裔在美国选举中的影响不容小视。为了争取他们的选票，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宣布，允许给在年幼时被带进美国、年龄不满30岁的140万年轻无证人颁发工作许可证，同时停止将他们遣返出境。这一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民调显示，奥巴马在亚利桑那和科罗拉多等5个拉美裔人数众多的州人气飙升。

另外，大量的族际通婚使这一类国家促进民族关系和睦的成效相对较高。1980～2008年，美国白人和黑人的通婚率急剧增长，甚至超过了白人和其他种族的通婚率。1980年，只有5%的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结婚；2008年达到14%。尽管如此，黑人和白人通婚的总数仍然比白人和其他种族通婚的总数少。例如，美国亚裔男性和拉丁裔男性2008年与白人结婚的比率都是38%。如今，美国的人口组成已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少数族裔群体的新生儿出生率历史上首次达到总数的一半以上。数据显示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间出生的婴儿中多数属于少数族裔，其中拉美裔家庭主导着人口的增长。自欧洲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以来，白种婴儿的比例从未跌至半数以下。

目前，新老美国人的差异越来越大，老的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年轻的却越来越多是拉美裔、黑人和亚裔，而人口分裂可能导致稀缺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紧张局势。因此，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族群治理问题，是移民导致美国的“非美国化”。对此，美国政府致力于制定公营和私营部门的“新美国化”计划，以对抗那些促使移民社群效忠于原籍国的因素，促进移民群体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和睦。

西欧工业化国家

英、法、德等国是典型的西欧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政体形式被视为发展和推行工业化的最好的国家形式。“民族国家”成为欧洲各封建王国的“第三等级”反对封建割据和贵族统治以及传播启蒙思想的利器。在此背景下，法国把原来处在边缘地带的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马赛人等都整合在一起，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可能有不同的族源，讲不同的方言，也曾经被不同的领主统治过，但在“共和国”的创建过程中，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个新的认同，即是对“法兰西民族”的认同，对新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政治认同。英国则把英伦三岛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等整合在一个主权国家框架内。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虽然他的统一打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旗号，但他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统一到一个“民族国家”中。endprint

上述西欧工业化国家是“民族”概念、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创始者和发源地。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中对本国境内各群体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语言的全面整合。各群体认同了新建立的“民族”（nation），并在这个框架下来处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拥有了其他传统国家无法抵抗的生产力和军事力量，打下了向外扩张的基础。此后，这一模式向北欧、南欧、东欧各国以及世界各地扩散。

但需要强调的是，欧洲国家很难说是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欧洲自古是多民族地区，随着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体制形式。即便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欧洲现状，许多民族国家内部依然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即便被认为是民族构成高度单一的德国，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冲突以及德语方言之间巨大差距带来的政治冲突一直困扰着德国。在英国，英格兰人对爱尔兰的盎格鲁化由来已久，1831年，英国将爱尔兰语从教育体系中连根拔除，在学校说爱尔兰语的孩子被同学和老师嘲笑和惩罚。即便1921年北爱尔兰州建立后，50年内爱尔兰语都未能进入广播电视系统。二战后，英国少数民族政策大幅宽松，如1990年代后，分别给予威尔士语以及苏格兰盖尔语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与英语同等地位，最终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承认爱尔兰语在英国的合法地位。2000年，英国签署《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承认“语言多样性是英国人民的共同财富”。2006年，英国政府在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圣安德鲁斯协议》中承诺，要促进旨在保护爱尔兰语的立法工作。但是，长期的同化政策，使如今北爱尔兰会讲爱尔兰语的人所剩寥寥无几。

总体而言，英、法、德等国家在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时期曾经是人口的输出大国。但是在二战之后，由于人口、就业等问题，西欧国家变成了人口输入大国，引进了大量来自南亚、中东、北非的劳动力，使本国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新变化。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迹象，即他们开始面临新的移民问题。

为此，西欧国家以多元文化政策来应对民族构成的变化。1983年，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发布报告，鼓励媒体体现英国社会的“多种族特征”。BBC承诺“节目要反映英国社会的多元化，要走进民族、文化、宗教以及非宗教的团体，促使英国人了解他们的风俗和想法”。如今，在英国、法国等国的政府文献上已经较少见“黑人”“阿拉伯人”“亚洲人”这样的称呼，身份证上不会标注种族信息，而只有出生地信息，其目的是尽量避免民族识别。

然而，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及穆斯林移民的“荣誉谋杀事件”，终于使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民族政策。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的领导人先后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本国的实施已经彻底失败，并着手开始他们的一元文化政策。目前，西欧国家的移民状况呈现出两个重要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不发达国家，而且他们的数量呈直线上升；穆斯林人口的增速极快。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一倍以上。据美国移民政策协会称，穆斯林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比例到2050年时将超过20%。

总体而言，新移民的就业率要低于本土国民，这就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族群融合的进程。语言技能的缺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迹象表明，第二代及第三代穆斯林移民比其父母更难融入当地社会。由于这些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不满于自己在西欧发达国家中被歧视的社会地位，这些国家不断出现新形式的民族与宗教冲突。

西欧国家出现的这种移民问题和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不一样的。美国是传统的移民国家，主流社会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也有很多制度、政策和措施来消化和凝聚这些新移民。而西欧社会在战后接受外国移民是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短期政策，主流社会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些新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公民，有的国家不给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公民权，这种歧视态度必然引发移民的反弹，引发尖锐的民族冲突。2014年9月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将再次促发西欧工业化国家认真反思其民族政策。

传统多民族国家

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是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而且具有深厚文明基础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都可谓是“民族博物馆”，他们同中国的民族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

历史上，俄罗斯多民族国家是沙俄帝国通过武力扩张形成的。俄罗斯民族刚刚统一时领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经过历代沙皇的扩张，到20世纪初俄国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其领土扩大了近2000万平方公里。沙皇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只占总人口43%的俄罗斯人享有种种特权，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却被当成“异族人”，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俄罗斯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

但是，整个19世纪都可以观察到沙皇俄国政府努力构建“俄国民族”的各项措施：首先，积极在各边疆民族民众中建立对“俄国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沙皇政府在各族臣民中宣扬“斯拉夫民族”的理念和政治文化认同，用以凝聚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斯拉夫群体，同时把“俄罗斯民族”描绘成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级民族”，具有多元的族源。其次，努力淡化各民族对其传统聚居地的“领土”观念。沙皇政府在各少数民族的传统聚居地设立行省，在设立行省时刻意把各族聚居地分割在不同的行省中。同时，对高加索、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移民也明显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民族构成，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边疆各民族与自己传统聚居地之间曾经存在的排他性的“领土认同”。再次，积极吸收各族精英分子加入俄国统治集团，使这些民族精英转变为“帝国精英”。沙皇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淡化各民族与俄罗斯人在族源、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努力拉拢和培养边疆民族精英分子，争取他们对帝国的政治忠诚和文化认同。

上述措施说明沙皇俄国曾经努力使下辖各少数民族融合进俄国的统一行政体制中，使俄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这些“转型”措施尚未完成，就被俄国的社会革命所打断。之后，赫鲁晓夫曾提出建立“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一概念，作为比“民族”更高一层的认同单元。但是在各族群的现代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苏联各共和国，“苏联人民”这一概念主要体现为官方的政治话语，缺乏文化基础，没有真正扎根于各族民众的认同意识之中。endprint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后，新俄罗斯再次开始构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进程。新宪法确立了各联邦主体权利平等的原则，去掉了原来民族共和国的特殊权利，民族自治更多表现为民族文化自治。同时，俄罗斯理论界与政界对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民族政策。

第一，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强调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性，如1993年俄罗斯宪法取消了民族共和国退出联邦的权力。第二，主张人权和公民权利高于民族权利。1991年俄联邦颁布了《公民法》，规定各民族公民一律平等，每个公民在俄联邦领土上都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与自由，并承担相同的义务。第三，弱化民族差异，不要求公民确定自己的民族归属，废除了1934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第四，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宪法及其相关法律对煽动民族仇视情绪，挑起民族冲突制定了严厉的打击条款。

今天，俄罗斯仍然保留了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并以主体民族冠名，其行政首脑也称总统。但在民族自治区内，大多数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更大的意义在于为这些冠名民族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地。未来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仍将朝着培养公民社会和塑造“俄国民族”的方向发展。1994年，俄联邦通过的《俄罗斯公民和睦协定》，旨在推动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2004年，修改后的劳动法典增加人民团结日——11月4日，并作为法定假日。

较小型国家

就人口、规模而言，瑞士、新加坡等国家无疑是世界小国，但他们在民族冲突管理问题上却贡献了先进的理念与经验。瑞士等国的民族冲突管理经验的技术性启发或许比其整体性意义更为重要。

瑞士是民族多样化较为突出但又是民族和谐程度非常高的国家。长久以来，在这个文化与民族差异性相当显著的国度，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民族冲突。在瑞士，很少发现人们在使用“民族”或“少数民族”这样的词语，他们只称自己为“瑞士人”。那么，“瑞士人”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由“不愿意生活在德国的德国人，不愿意生活在法国的法国人，不愿意生活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组成的。换句话说，从传统的民族概念上看，并不存在“瑞士族”；但由不同民族组成的瑞士人，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民族”。这种状态源于瑞士人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同。

瑞士的多元文化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瑞士是世界上唯一将所有民族语言都提升为“国语”的国家，包括德语（占总人口63.9%左右，主要在北部地区）、法语 （占总人口19.5%左右，主要在西部地区）、意大利语（占总人口6.6%，主要在南部地区）和罗曼什语（Romanche，总人口的0.5%，主要在东部少数地区）。四者共同成为官方语言。在语言教育上，历时悠久的多语教育体制使几乎所有的瑞士人都可以同时讲包括英语在内的四种以上的语言，使得语言完全不再具有“民族识别”的意义。不同地区的瑞士人在文化与宗教上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但社会成员对这种差异的宽容和制度上对这种差异一视同仁的立场使其始终处于互不干扰、平等尊重的状态中，不会产生结构性的社会冲突。

瑞士联邦制的政治基础并不在于“族群”，而在于“公民”。在瑞士的族群治理模式中，“公民身份”具有优先性，“族群身份”在瑞士的宪法体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基础，但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单位。瑞士公民不能因为特殊的“族群身份”而要求任何性质的特殊待遇。因此，有学者认为瑞士模式是“公民联邦制”的典型代表。

第一，瑞士宪法的政治基础是公民，而非族群。瑞士的26个州不得建立针对本州的“特殊公民权”。瑞士也不存在针对特定族群的特殊制度安排。在宪法上凸显“公民身份”的优先性，强化公民平等及政治参与。

第二，联邦国家的世俗化。瑞士的宗教具有多样性，并和语言一起成为族群多样性的社会文化基础。具体而言，瑞士有接近1：1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教内部又区分信义宗和加尔文宗。瑞士长期以来在罗马的梵蒂冈教廷没有宗教代表，主要是为了回避天主教代表的不充分性；同时，瑞士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奉行世俗主义和宗教自由。

第三，决策中心主义。瑞士民主的重要特点是“决策中心主义”而非“选举中心主义”。在民主决策程序中，重要议题不能依赖简单多数，而需要重要的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一致同意（最大共识原则）。决策中心主义（共识主义）的程序设计，使得瑞士不同族群的成员有着丰富的机会参与不同治理层次的决策，通过个体公民权的经常行使，超越本族群的利益与政治限制，成为一名成熟理智的“联邦公民”。这种制度设计使瑞士公民获得了最为宽域的民主实践空间，并在交往互动中形成关于公共利益和公民责任的共识。同时，直接民主减少了瑞士公民对政党代表的依赖，在其他国家，却往往具有族群、语言和宗教界限。

第四，社会均衡与社会团结。瑞士1999年宪法之序言指出，“一个国家力量的衡量尺度在于其最弱成员的福利程度”。联邦政府有责任促进联邦内部不同单元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从而弥合不同族群间的差距和不平等感。在瑞士，财政均衡政策的适用对象不是特定的“族群”，宪法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去族群化”的公民。由此，瑞士没有“民族特权”与“民族分裂”，只有“公民自治”和“宪法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