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精选6篇）
篇1：《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朱玲玲
摘要：《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其讽刺对象都主要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作者讽刺的目的与主观态度，及主要的讽刺手法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从中既可看出讽刺小说的发展，也可体味讽刺小说共同的深旨与作者共同的情怀。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小说
中国的讽刺小说并不发达，《围城》与《儒林外史》无疑是其中的两树奇葩，并且两书都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讽刺与批判，虽然一完成于十八世纪中叶，一完成于二十世纪中叶，足足相距二百年，但我们很容易看到，书中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品性并无多大的改变。对这两者的比较无论从文学上还是社会文化的发展上，都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从三方面加以比较，略陈其异同。
一、讽刺的对象
因两书的两位作者一处于帝王制的封建社会，一来自废除帝制后的共和社会，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虽同样作为知识分子，但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儒林外史》主要批评了三种人[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2]《围城》讽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官僚士绅，编辑政客，主要代表是三闾大学的教授们。[3] “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讽刺的主要着眼点，所以围绕各种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者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当时的社会，功名的唯一途径自然是科举，科举的唯一手段只有做八股文，但如果只是真诚地孜孜求知却不为社会承认或赏识，那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歪曲，是社会发展的悲剧，而作者在求取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身上，发现的却并非如此。几十年如一日发奋读书，追求功名的范进会不知苏轼何许人，足可见这些读书人的目的并不在自我修养与知识的获取，更惶论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包抱负，而不过是捞取钱财，赚得权势以欺压别人的手段而已。而这才是作者真正讽刺的意义所在。
这种状况在《围城》的知识分子身上并没有多少改观。大学教授并没有真才实学，出国留洋的苏文纨博士也只会剽窃别人的作品，教授韩学愈的文凭也是花钱买来的一纸遮羞布，与《儒林外史》一书中所谓的读书人一样，知识分子求学的目的明确地只在于邀取虚名，作吹嘘的资本，或求取功名的手段，并无一个以知识为目的，或以匡扶社稷为目标。
除了不学无术，《儒林外史》中的“儒”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还大多都道德败坏，并同样地表现以正人君子、学者名流的虚伪面孔。范进守孝尊制得不用银筷子，可偏偏拣大暇元子吃；严贡生刚声明完“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就有小使来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人家来讨。《围城》中褚慎明一再强调自己只有心灵，似乎高尚得不可企及，可是会因为女人有“心”字的一句话激动得眼镜掉到牛奶里。李梅亭的小气，比严监生差不到哪里去。这两者都是两书的讽刺要点所在，例子触目即是，不消多举。
总之，两书中的知识分子在坏的一面，都有共同的特征，都一味逢迎拍马，攀名附利，一样地虚伪迂腐，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担当社会脊梁、匡正社会风俗的责任感消失得彻底，愚昧和懦弱、虚伪和自私却毫无遗漏地传下来，在两部书的众生相中表现得清清楚楚。两书都写到了功名利禄对女性的影响，鲁小姐与苏文纨两人都是当时制度的曲奉与受害者，不同的是鲁小姐作为封建女性，如此品性的养成有其无可选择的无辜，苏文纨则是彻底地利用，两者似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庭亲情的炎凉，两书也多有涉及。《儒林外史》中王德、王仁两兄弟受人钱财后对妹妹的态度，严贡生对弟媳的态度，都是副丧尽仁德的嘴脸。而《围城》中方鸿渐家妯娌两
人对孙柔嘉的明枪暗箭，也并不比他们差。
但与《儒林外史》不同的是，《围城》不仅有对人追求功名富贵的讽刺，也有对人追求爱情及美满婚姻而不可得的嘲讽与感伤，并在书中占了不小的篇幅，这是《儒林外史》中不可能具备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家庭的美满并不以爱情的存在为标志，而是以父子有礼、兄弟有序为基本表现，所以《儒林外史》对家庭的讽刺仍然集中于知识分子对于孝、悌的背反上，与爱情无涉。
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儒林外史》中下层劳动人民除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略具可笑外，作者对其他人大多并没有太多的嘲讽，而是写得朴实热心有深情，但《围城》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所有旅馆的伙计、寡妇的仆人，无一不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儒林外史》中至少提供了王冕、杜少卿等作者作为正面描写寄予希望的人物，而《围城》中，即使对于主人公，最少地具有知识分子坏积习的主人公，作者也一并在讽刺伤叹之列，全书并没有一个理想人物的出现，如果说唐晓芙作为理想的女性形象显示了作者的偏爱的话，作者并没有意向构画一个知识分子的楷模。
二、讽刺的目的和作者的态度
对于讽刺小说，人们往往只看到它的辛辣，作者对许多事物、人物的冷嘲热讽，觉得作者对于社会只是愤世嫉俗，只是批判。然而两部书中开综明义，都已表达了作者对于讽刺对象的态度。《儒林外史》第一回文章开始就借一首词阐明大意：“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便味同嚼蜡。自古及今，哪一个是看得破的。”这语气不是象极了《围城》在扉页上那句话吗——“人生就象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从这些直接阐明作者意旨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于社会的现状，并不只是一味地批判、讥刺、嘲讽，而是忧世伤生，悲天悯人，哀叹人性的弱点是如此的不可克服。所以我们在《儒林外史》中不仅能看到作者对范进、梅玖等丑态嘴脸的无情讽刺，也有对周进、严监生等人或刻意功名，或勤俭守财的些许同情。《围城》中不仅有对李梅亭、韩学愈等人体无完肤的揭露，也有对主人公方鸿渐不无正直、善良、聪敏而终不得自立于家庭与社会的哀伤与无奈。所以作者嬉笑怒骂的背后，无不隐隐表现出对整体的士文化品格如此沦丧的担忧，想匡正风俗及救世道人心的渴望，也有螳臂无法挡车，独力难挽狂澜的颓丧，甚至《围城》中对于整个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而绝不仅仅是对个人、某种人的批判与讽刺。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讽刺的目的要具体一些，即主要针对封建社会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的一批心态扭曲的士人，而人对于自我角色选择的自由作者给予了相对的肯定，即，人即使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是有自由，也有可能选择一种正确的人生道路的，例如对不慕名利的王冕、杜少卿等人，作者还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即作者对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和把握并没有质疑，尽管这个社会是一潭烂泥，但我们仍可出于泥而不染，作者对人的理性仍然有充分的相信。吴敬梓批判的并不是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甚至不是封建社会制度对人心灵的扭曲，而是士人品格的自我选择。同样的社会中，作者也描写了诸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而并没有以官与非官区别他们，也不以对科举的态度区别他们。孜孜以求并不以为非的虞博士，与坚辞不就的庄绍光，同样为作者肯定。作者要宏扬的无非是一种人道的、真诚的态度，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社会制度。“不以求之为耻，不以去之为高”，这是作者对于科举的态度，而虔敬事亲、尽心交友、品行端方、不加虚饰、夫妻和美，这就是小说中正面人物品格的基本特征，不必以匡济天下为己任，不必以道德文章为立名根本，只要做到尽情至性，便不失为值得肯定的士大夫。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于士大夫品格期望值的降低，但也更可看到作者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
《围城》里则多了一种虚无，方鸿渐事业、爱情、婚姻的种种悲剧固然与他的个性相关，但我们在方鸿渐的性格与命运之间容易体会到一种无法选择的悲哀，他未尝不诚实，但他买了假文凭，又诚实地并不利用它；他也未尝不专情，他爱唐晓芙爱得那么纯洁那么深情，可
他又有鲍小姐的污点；他也未尝不清高，不想同流于俗，不想与李梅亭类为伍，可他照样斤斤计较教授与否的名份和在学校的地位；他也未尝不尊重、体贴女性，可无法与孙柔嘉恩爱相处，于是方鸿渐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他性格的悲剧，何况克服了他性格弱点并不懦弱，处事圆滑的赵辛楣在爱情、婚姻上也莫不如此，而所谓事业上的成就也只有在赵辛楣用了政治家的头脑流于世俗后才得到了所谓被人艳羡的社会地位。所以方鸿渐的悲剧竟成为人类自身的悲剧，是人类自身的弱点无法克服的悲剧，例如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体对于自由与自立人格的渴求与对社会承认的渴求的矛盾，等等。所以同为讽刺小说，有大致相同的讽刺对象，两书讽刺的目的却并不相同。《儒林外史》在期盼着一种清明、有效的政治秩序，真诚、朴实的伦理道德，刚直、诚实的士人品格，而在《围城》里，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理想和对问题解决的方法，只在最后落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伤里，与喜剧的定义全不搭界。
对不同的人，两位作者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
《儒林外史》中对不读书、不做官的朴实百姓，一般都作正面形象描写，例如楔子中资助王冕的秦老人，朴实、正直；资助周进的金有余等人，也多有义气且有同情心，于朴实中做出“极豪杰、极义气”的事（闲斋老人序）；即使表面看来势利、卑琐的胡屠户，作者也并未把他描摩成虚伪、奸诈之徒，而也有可爱之处。对周进“除了墨卷之外，了无所有”的迂腐儒生，包括像严监生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敢为非作歹但鄙吝有余之人，作者在略事嘲讽之余，大多的态度还是同情。而这些迂腐、痴钝的儒生如周进、范进尽管不学无术、年事已高却最终走上仕途，而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赀并不见其受用一天，空有夫妻情感却作出懦弱不义之事，足可见作者对于世事的讽刺，一方面是对于人的狭隘、自私而不自知的嘲讽，另一方面也是对世事荒谬的辛辣讽刺。《儒林外史》中竭尽全力加以嘲讽的是无耻、混帐的严老大，空疏不学、沽名钓誉的娄氏兄弟等人，对其他人则表示了或同情或感伤的态度。
相对于《儒林外史》作者态度的复杂和层次性，《围城》对于各种人物的态度要简单得多，除对方鸿渐、赵辛楣有些许同情外，其它无论村民野夫、下人百姓、军旅商贾、儒人才士，莫不讽刺其言谈举止、内心动机，可谓刻薄之至。从轮船上轻薄奸诈的安南人和仆人阿刘，到方鸿渐家里两个虚伪算计的弟媳，去三闾大学路上遇到的各种旅店肮脏、鄙俗的伙计，包括寡妇的男仆及军人侯营长，作者都予以鄙夷的讽刺，且讽刺得不留余地，毫没有同情的成份。对虽非知识分子，也是社会上流的几个人物，不管是其出身并不显赫的点金银行行长周先生及太太，还是系出富庶之门的沈氏夫妇及苏文纨一家，作者也一并毫无保留地刻画他们装腔作势的滑稽可笑。对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甚至留洋混有博士文凭的知识分子们，包括船上诸人及禇慎明、苏文纨、三闾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更是作者集中讽刺的对象，不仅揭露他们的空疏不学，更揭露他们为掩盖自己的空疏不学所竭力附庸风雅、清高自许的丑态和滑稽嘴脸。所以对于《围城》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或讽刺其不识字的野蛮、粗陋、无知，或讽刺识字人同样的无知和更加可恶的虚伪，除极个别的方鸿渐、唐晓芙外，作者没有给我们人类发展以希望。闲斋老人的朋友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2]这还只是说《儒林外史》道着了知识分子于人伦日用之间容易表现出的种种积习和社会风气弥漫已久的种种不易改变的态度、规范，但《围城》之读，却让人觉得做人的可悲，几近于无处藏身，轻易就入了被人耻笑的牢笼。
三、讽刺的艺术手法
首先从大的结构上，两者有所不同。《围城》中有贯串全书的人物方鸿渐，其他人物及事件由他而生，所以叙事略显宏大，且以他一生的婚姻、事业、爱情为主要反映对象，结构完整，主旨突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4]，基本是各种人物的群像素描，涵盖的人物比较多，反映社会的面貌比较全面，与《围城》因视角限于方鸿渐的见闻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看出两者相似的地方。《围城》虽有大的完整的布局结构，但作者也以反映方鸿渐不同的人生阶段为目的作了划分，在他求学、交友、恋爱、旅程、事业、家
庭的几个阶段，作者分别刻画了许多人物，这些人物也同《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一样，其起讫有自己的长度，并没有陪伴方鸿渐的一生，作者也以刻画群像为其讽刺的主要手段之一。例如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董斜川、褚慎明等人物，包括三闾大学的各位教授们，或者说全书除方鸿渐、赵辛楣外，其余人等在全书的出现和退出并不占太多的篇幅，大多作者只重在刻画其嘴脸的某一方面以作为某种人的代表，不及其余。
这也就带来了二书讽刺手法的同与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围城》通过方鸿渐人生的几个阶段写明了人在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同时通过群像的勾画反映了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士人的几种典型代表，而《儒林外史》则更多地从社会的广度上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道德伦理及行为规范的滑稽与悖谬。
在具体的讽刺手法上，二者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最大、最显著的相同之处是，二者所选的人物都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代表，并且具有平常人的理想、智力、理解力，所以可以作为一般人的代表，其中并没有或怪异或智力超常之人，也没有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毒蛇猛兽，所做的事也是情理中人伦日用之事，可谓最见其本质者。但两书具体手法的最大不同也是显著的。《儒林外史》最显著的特点是“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2]。而《围城》最见作者匠心的却恰恰是作者每每道破人物的可鄙可笑之处，并以诙谐机智的语言附带连累其他类似可鄙可笑的情理，横逸斜出，不仅极描摩之化工，且极义理之深旨，痛快淋漓，触类旁通，深有味旨。
这显著的不同延伸出来，就是《儒林外史》平淡处的奇崛，从容着的诙谐。作者对于人物并无一字一语的挖苦、讽刺，而读者自能从其语言、行动的细节及其所做之事看到其可笑的极至；而《围城》除了用人物的语言、细节及事迹显示其可笑之外，作者亦阐发其之所以可笑的原尾，因作者语言幽默、诙谐，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另外，《儒林外史》因重在客观描写，因此对客观景物并无意作为讽刺的对象，而《围城》主观揭示成为讽刺手法的重要部分，客观景物也成为作者阐明大义的有效手段而每每成为调侃的对象，并从中影射对于有关人物的讽刺、评判，手到擒来，所有一切均成为讽刺的利器。
对比这两部著作的不同不在于要分出高低轩轾，而是在于对讽刺小说有一系统、完整的认识，并寻找其中的影响与演变。并且，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出讽刺作品都有其讽刺之外的深旨。于讽刺中我们不难洞见两位作者的真性情，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两位作者悲天悯人、替天下人担忧的忧世伤生的情怀，及对于社会发展、完善之途的用心探索。我们不难看出，讽刺并不是聊博人笑、娱人耳目或显示作者才情的小伎俩，而是其中深寓着作者深刻的入世情怀，和以常式不能表达的深深焦虑与悲哀。讽刺不是一种对于理性、对于秩序的反叛，而恰恰是寻找理性、寻找秩序而不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朱一云,等.儒林外史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篇2：《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寒假作业之读书笔记
“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儒林外史》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为我国讽刺文学的典范。“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精练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在讽刺艺术方面的高超成就。二者一个以“儒林文人”为对象，进得行辛辣的讽刺，一个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一个冷峻，给人以悲剧感觉，一个热烈，给人以喜剧的印象。但二都虽都是从现实出发，通过夸张变形，借以批判现实，但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不同的。
首先，在题材的选取上，《儒林外史》着重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而《聊斋志异》则选“小”题材，以小见大，讽喻时弊。
《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中人”，天下儒生何止千万，这样选择有有代表性的题材极其重要。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常见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 例如，范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向胡屠户借钱, 被胡屠户一口唾沫啐在脸上,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一旦范进中举,胡屠户马上改口他为“贤婿老爷”, 还夸奖他“才学高,品貌好, 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 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前倨后恭，刻划出当时的世态。蒲松龄善于选取“小题材”反映、揭露黑暗社会的“大现实”。《促织》就是最杰出的一篇。因“宫中尚促织之戏, 岁征民间”, 于是层层官吏借此敛财。最后落到里正成名身上。他捉不到促织, 又“不敢敛户口”, 被抓去打得“浓血流漓”,“惟思自尽”。后经“巫”指点, 幸得金翅促织, 又被子弄死, 子惧投井。然而, 其子魂化促织, “轻捷善斗”,遂献宫中,“上大嘉悦”, 成名因而暴富, 竟“裘马过世家”。情节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作品通过一个小小的促织, 把皇帝的昏庸, 社会的黑暗, 官吏的谄媚, 人民的疾苦, 反映得淋漓尽至, 这已不是一般的刺贪,而是直刺最高统治者——皇上。其次，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也有不同。《儒林外史》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 从正面进行讽刺抨击。《聊斋志异》则采用较为曲折的方法，讽刺的力度更强。
通过对比使作品思想十会尖锐，针针见血。在刻画人物时, 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的含义, 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王冕、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 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官宦人家的后代,却是
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 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修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 贪图名利, 竟冒名牛布家, 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形毕露。通过对比,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富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地主盐商的丑恶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尚品德的对比, 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 他们食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 只要一个诉呈, 打通关节, 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 卖火纸管子的王太, 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不是科举场中的人物, 但他们自食其力, 品格高尚, 与前者形成显明的对比。
而《聊斋志异》刚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即明指甲而真意骂乙, 是一种非常隐晦曲折的讽刺手法。它含沙影射, 不露痕迹, 满清王朝无可奈何, 而读者心领神会,彼此心照不宣, 所以其“杀伤力”极强。请看《画皮》。太原王生, 路遇女郎,竟领入家中“寝合”, 道士告诉他是妖,他将信将疑。后来,他“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披于身,遂化为女子。”最后,女鬼终将王生害死。作品明写女鬼, 实则暗骂那些衣冠楚楚、高居显位、光环照人的达官贵人, 他们搜刮民财、荼毒百姓,都是一群披着“画皮”的恶鬼。《梦狼》也是此种讽刺手法之精品。在阴间的官府上,只“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入视墀中,白骨如山。”“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竟“聊充庖厨。”作者用阴间恶狼当道的衙门, 影射贪官污吏残害百姓的社会现实, 在那个想说不能直说,想写不能直写、文网密布的反动王朝,读来实在令人痛快淋漓、妙不可言。
第三，在人物的塑造上，《儒林外史》及成功地塑造出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聊斋志异》则塑造出分形象生动的人物。
《儒林外史》这种对人物揭露正反面复杂特征的描写是罕见的。正面人物并不都好,反对人物并不都坏。如马二先生,瑕瑜互见,若不是就全书批判的主要倾向而论,很难说他是反面人物。他作为一个“选家”,热衷科举,专研制艺, 言必称朱熹,对科举制有一系统的理论,一心想做官发财。特别是马二先生游西湖, 遇到女人不敢仰视;见到皇帝的字, 慌忙磕头;他赞美西湖的美景时,用了《中庸》中的一句话, 牛头不对马嘴;看到酒店里的鸡鸭鱼肉,直咽唾沫。马二先生的迂阔、无知、鄙俗, 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马二先生在朋友蘧马先夫急难的时候, 倾囊相助,免去其一场官司。连敲竹杠的公差也为之感动, 小说借一个人物的口, 称赞他是有义气、有肝胆的骨肉朋友。在马二先生的身上,缺点这样突出,优点亦如此。
可见吴敬梓没有把马二先生简单化, 他也是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 作者运用这种极为“不协调”的笔法, 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儒林外史》往往描写丑的事物自认为美或冒充为美, 同时又巧妙地戳穿其美的外衣,让读者看到其丑陋不堪的本质, 其讽刺手法极为丰富多变, 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是非常恰当的。《儒林外史》的问世, 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聊斋志异》大量栩栩如生的人物更是要人叫绝。《劳山道士》,慕道入山求仙的王生, 生性娇惰, 经受不住艰苦生活的考验, 入山不久便“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但又不甘空手而归,便向师父提出“略授小技”的请求。师父传授给他穿墙之术, 并让他当场试验, 果然“虚若无物”。王生大喜, 回家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在妻子面前吹开了, 说自己“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并且当场“去墙数尺,奔而入”。结果却“头触硬壁,蓦然而踣”。《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屡试不售,“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 醉入梦乡。忽闻“报马来”,王踉跄而起:“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酒醉, 便骗他说:“但请自睡,已赏之矣。”美梦便继续做下去。一会儿又有人来报:“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骗之如前。最后梦见自己殿试翰林, 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 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破口大骂, 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倾跌床前,妻儿“粲然皆笑”, 方才“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这两个人物就非常形象，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力度。
第四，两部作品所形成的气氛不同。
《儒林外史》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悲剧性潜流,只不过吴敬梓喜剧中的悲剧笔触不像一般悲剧那样浓烈、哀恸欲绝,慷慨悲歌,而是一种辛酸的,悲怆的哀怨之情。如范进因中举而发疯时的种种丑态，让人感到好笑的同时还有一种酸楚。《聊斋志异》有高度的艺术性,充满了幽默和诙谐, 在令人喷饭之余又拍案叫绝。从而达到针砭时弊、抑恶扬善之目的。如《骂鸭》全文仅一百二十三字,就痛快淋漓地惩罚了一个盗鸭者。某民盗邻鸭,烹之,至夜,肤生鸭毛,触之则痛。入梦,有人告曰:须得失者骂方愈。而邻翁素雅量,不骂,再三劝说,“翁乃骂,其病良已。”那盗鸭者受到恶报的丑态,实在大快人心,是对一切贪官污吏的讽刺和警告。整部作品喜剧气氛很浓。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同是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不同的。虽然运用相似的手法，可是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不同的。但它们无论怎样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讽刺艺术的高峰，给我国的文学史添上的精彩的两页。
篇3：《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关键词：《儒林外史》,《围城》,讽刺手法
《围城》与《儒林外史》同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世佳作，但在讽刺手法上又有各自的特点。《儒林外史》多用对比的艺术手法，而《围城》则多采用新颖独特而又贴切得当的比喻。
一
吴敬梓采取广泛而又强烈的艺术对比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成为《儒林外史》讽刺手法最显著的特色。他在刻画人物时，常常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图，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在字里行间逶露出深刻的含义，引导读者一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
王冕，虞育德，杜少卿等是作者理想中“振兴世教”的人物。其中王冕在第一回出现，成为衡量全书人物的尺度，力求达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的目的。杜少卿是“一门三鼎，四代六尚书”的宦官人家的后代，却是封建统治的“叛逆者”。这些人物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功名富贵采取否定的态度，并敢于蔑视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势，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吴敬梓的美学理想。他们的对立面，就是匡超人，牛浦郎以及权勿用，杨执中等一批堕落的儒林人物。匡超人伪造文书，代人考试，休妻再娶，忘恩负义。牛浦郎为了结交官府，贪图名利，竟敢充牛布衣家，进行招摇撞骗，后来原型毕露。作者以一针见血的笔锋，说明这类人物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见功名宝贵腐蚀人心的恶劣影响。
功名宝贵中人的丑陋言行与市井细民的高贵品德的对比，显得泾渭分明。严监生和胡三公子，他们贪而无厌地聚敛钱财，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盐商宋为富恬不知耻地宣称：“一年至少也要娶七八个妾。”并且飞扬跋扈，只要一个诉呈，打通关节，立即就能取得诉讼的胜利。第五十五回写了四个自食其力的奇人：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管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自食其力，有着美好的品质与纯良高洁的内心世界，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作者在描写同一人物时，善于抓住人物社会地位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对比，反映出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如胡屠夫在范进中举以前，说他：“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照照，不三不四，想吃天鹅肉!”骂得狗血喷头;到范进中举后他又说：“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而且还在人面前夸耀“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好，品貌又好”。这种判若两人的语言对比，形象地揭露了这个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还在于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张静斋也来登门拜访范进。在范进中举前，他和范进素无往来，只因范进中了举，他也就成为范进的“犹如至亲骨肉一般”的“年谊世好”了。又是送银两，又是送房子，从中深刻讽刺了当时趋炎附势的风气。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运用的这种广泛明显的对比，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艺术魅力。鲁迅曾评论：“在整个描写中，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辣手矣。”
二
语言讽刺是钱钟书讽刺的最大特色，而《围城》讽刺语言的最大特色，是大量妙趣横生，新颖独特的比喻的创造和运用。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在语言中，同一思想内容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而恰当美满的表达形式能够准确生动地表达思想内容，获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围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运用丰富、新颖、贴切的比喻对旧社会上层知识分子及黑暗现实所进行的深刻讽刺，准确、生动、完美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因此，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成为《围城》讽刺特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有人统计，全书23万字，比喻多达七百余处。号称“比喻大师”的钱钟书，在行文过程中，总是五行一比，十行一喻。所以作品中，虽蕴含强烈的讽刺味道，却不像一般讽世的杂文那么单刀直入，令人怵目惊心。
《围城》中的比喻，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成为刻画人物的点睛之笔
如把风流性感的鲍小姐比作“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把“赤身露体”的鲍小姐比作哲学上的“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最后又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因为“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这种比喻既诙谐滑稽，又有极强的讽刺性。
（二）婉曲地托出人物的心理
如书中描写方鸿渐失恋后赵辛楣提起唐晓芙，方鸿渐的心里“仿佛黑牢里的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不忘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暌隔的渺茫”。这段心理描写，很好地刻画了方鸿渐这个性格善良、内心充满矛盾的懦夫形象。此比喻，意象鲜明，意蕴丰富，较之一般的浅显表面的比喻，其艺术魅力要大得多，给读者提供了的想象创造的天地亦要宽广得多。
（三）显示了针砭时弊的犀利锋芒
小说写船到香港，方鸿渐与鲍小姐上岸吃西餐，一段生动的比喻，令人啼笑皆非。“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这种比喻貌似戏谑却格外深沉，闪烁着针砭的锋芒，辛辣地讽刺了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西餐馆的饮食恶劣无比，既恰当准确，同时又幽默诙谐。
（四）形成洞悉人情世故的警句格言
如“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尾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这个比喻既使读者清晰地觉察到高松年身居高位，露出丑态，而自己却扬扬得意、自我倾倒的情态，又揭示出深邃的生活哲理。
总之，各种比喻手法的自如运用，给《围城》全文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一方面使得语言更加丰富形象，另一方面也强烈地增强了讽刺效果。
三
《儒林外史》是我国十八世纪讽刺小说的高峰，反映了封建主义时期讽刺文学的最高成就。鲁迅对《儒林外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也，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直到一百多年后，鲁迅、沙汀、老舍等一批现代文学作家才运用讽刺这种特殊的武器，在小说中揭露社会的腐败。但这都是些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足以同《儒林外史》相提并论的作品还没有，《围城》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态。钱钟书先生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成就，又吸收了外国文学大师的成功经验，加上他对世事的深刻见解，以及他熔中西方文化于一炉的五车才学，形成了《围城》独特的学者式的讽刺风格。就形式而言，《围城》融贯古今，达到了讽刺艺术的高峰。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和《围城》标志着讽刺艺术发展的两个阶段，《围城》的讽刺艺术继承并发展了《儒林外史》，甚至还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明清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3]何满子.论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周锦.《围城》面面观.
[5]黄国彬.评《围城》的热嘲冷讽.
篇4：《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在这部“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之书”中，作家是“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1]的复杂感情来进行创作的。因而，他不满足于只将他所讽刺的对象身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收到喜剧效果的做法，而是将悲与喜这一对对立的美学范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人物身上可笑之中的可悲，所谓“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2]让人在一阵开心的笑中，去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其中寄寓了作者对人物的嘲笑、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物的命运深表同情的思想感情。王玉辉是作者讽刺的人物之一，这个被程朱理学毒害得几乎丧失了人性的迂拙夫子，他的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丈夫，“哭得天愁地惨”，立意“跟着丈夫一处去”，公婆听了，“惊得泪下如雨”，反复好语相慰，然而作为父亲的SEt辉，对女儿不仅不加劝阻，反而极力支持，并训斥自己的老婆不理解女儿的行动，女儿实现了殉夫的愿望之后，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失声大笑：主人公在这里所发表的议论，所采取的态度既是迂腐的，又是不合人性的，而这种“和我们自己以及人的天性中最不一致”的现象，正是笑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喜剧性的根源，因此王玉辉劝女儿殉夫是具有喜剧性的。然而在他身上也存在着令人心酸的因素：他在女儿自尽、建坊入祠时，又“转觉伤心”，“在家日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见“红男绿女”[2]（455-460）出游，触景生情，引起胸中几多哀愁，这是人性在他身上的复归，是人性复归后对心酸往事的回忆而产生的几丝痛苦，因此他又是悲剧性的。正因为作者将人物身上存在的悲、喜二重因素结合起来描写，便使其讽刺艺术具有了特殊的审美功能。读者看到这一形象，会陷入感情的复杂圈——是该悲?是该喜?而正是在这悲喜交加的感受中，读者显现出自己的倾向性：用“笑”来否定人物身上无价值的东西，用“泪”来同情人物身上有意义的方面，这正是作者主观倾向性物化以后收到的相应的审美效果。
除了通过写人物的可笑与可悲的性格因素以外，将人物的可笑面与可悲面结合起来，写出人物身上的无价值的东西以及有价值的东西的被毁灭，从而为人物一洒同情的泪水是吴敬梓写作倾向上的又一特色。这种写法，除了在人物描写上保持中和——不将人物写成好就完全好、坏就完全坏的美学原则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对这类人物的描写，形象地告诉读者：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即使具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人，也只能利用这些美德去做那些令人发笑的事，这是人身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另一种形式，最终也只能是以悲剧结局。足见封建思想对当时人的毒害有多深!由于作者是以悲喜剧相结合来塑造人物，其间融会了多种审美元素，因而它给予人们的也是多种掺杂在一起的审美感受。这些艺术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引起的，常常是一种嫌恶与惋惜、鄙弃与怜悯相互混杂的感情。可以说马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与喜剧相结合的人物。几十年的刻苦攻读，养成了他思想僵化、动作机械的特性，因而出现了游西湖这样的喜剧场面。本来，走出书斋、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对每个读书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可马二先生在大自然的景色中，显得格外不协调：他以自身行为的荒谬，甚至荒唐，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在这里，马二是个令人嫌恶的冬烘先生，但在他身上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二十多年的科场试艺，屡屡失败，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悲剧；然而他并没有从中觉醒，仍旧醉心举业，弥久不衰，费尽心力去追求那毫无价值的东西，这又是一大悲剧。更为可恶的是，他还那么真心实意地指引别人去走被他自己证明了是错的老路，这便是一个用“好心”制造悲剧的人物了。有什么比身处愚钝而不能自觉、还自以为是更为可悲的呢?与此同时，在他身上还有着许多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如善良、朴实、急人之难，不吝钱财，为了帮助蘧公子解脱灾难，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杭州，他见到流落他乡的匡超人，便出资出衣，帮助他回家。这些品质，不必说，自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这样做，充其量不过是为了让人家能“以举业文章为主”。良好的行动只是为着一个可笑的目的，这必然是滑稽的，而在这滑稽的形式下，良好的品质被毁灭了，这又是可悲的。这样，作者对这类人物便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我们在对他们产生同情、报以赞许的同时，又有对其深刻的嘲笑。
同吴敬梓一样，果戈理在《死魂灵》里的讽刺也是非常尖刻的，作品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地主的描绘，极其深刻地鞭挞了俄罗斯腐朽社会的代表人物——官僚、地主和贵族。而在讽刺倾向上，其突出的特点正如作者自己在作品中所表述的那样：“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揽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3]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一方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同时作家又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哀婉，成为所谓“含泪的微笑”。为了构成“分明的笑”，作家抓住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通过具体生动的别具风趣的平常话、平常事，写出他们特有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本性，从而收到喜剧艺术的特有效果。例如乞乞科夫本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只要能赚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可他在干这些坏事时，却表现出十分高雅的样子。他购买死魂灵，大发死人财，这是极为卑鄙的举动，然而作者却让他以一位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在玛尼罗夫那儿，流着眼泪说自己购买死魂灵是“忠实于真理”、为的是要使自己的“良心干净”、为的是自己要帮助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可怜的孤儿”，说自己购买死魂灵对国家有利无害，国库会因此而收入一笔合法的手续费。[4]他在吝啬鬼泼留希金那儿竟然成了一个十足的呆子，说他情愿负担死农奴的人头税，不怕“吃亏”，而且“连买卖合同的全部费用，也全归自己负担”。[4]（117-119）这一切说明，主人公都是用另外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从而形成了现象与本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尖锐对立：只信金钱、不信其它一切的人，竟然成了真理的忠实信徒；心地肮脏的家伙竟成为“良心干净”的人；杀人唯恐不尽，连死人也不放过的人竟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救命恩人；金钱迷一下子变成了讲情谊的慷慨汉。作者正是抓住人物本质与现象形成的矛盾与不相称，导致这种现象的自我否定，从而收到了讽刺艺术所特有的“笑”的效果。此外，作者让极端庸俗的玛尼罗夫披着高雅可爱的外衣，侈谈“优美的礼节”和“友谊的幸福”；让富甲一方的大农奴主泼留希金穿着女管家的破旧长衫，过着乞丐的生活等等，都是利用人物本质与现象之间的“矛盾”，来达到“分明的笑”。无疑，这里的“笑”，正如作者在《剧院门前》中所说的那样，是作品中“无往而不在的一个正直人物”，是作者对他所认为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进行的社会制裁，在笑声中完成。与此同时，作家是要“籍着笑之光，探寻着这种神秘实体(丑恶)的本质”[5]让读者透过笑声，达到对现实的丑恶和荒谬的认识，从而发挥喜剧所特有的矫正作用。因此，“笑”在这里，既是作者创作倾向的表现，又是作品审美价值的所在。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果戈理无意于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现实，只寄希望于地主、官吏的道德自新，加之他还没有完全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决裂，因此，当他对本阶级的人物进行讽刺时，总是“含泪的”即善心地对他们抛洒“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比如，对玛尼罗夫的描写，作者一面辛辣讽刺了他的庸俗空虚、浅薄无聊，并尖刻地指出：跟这样的人接触，“在最初的一会儿，谁都要喊出来道：‘一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啊!’但停了一会儿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再过一会儿，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于是离了开去，如果不离开，那就立刻觉得无聊得要命。”[4]（18）通过简短的议论，便活画出一个外表显得斯文知礼，而实则言谈极端贫乏的人物形象。讽刺是尖锐的，嘲笑是深刻的。然而就在这同时，作者又说他心地单纯，为人善良，流露出欣赏之意。又如对科罗博奇卡，作者一方面描写她愚钝自私，一方面又感叹她孤独无助；对泼留希金，作者一方面揭露他的贪婪吝啬，一方面又惋惜他中年丧偶，意志薄弱，以致没能“小心谨慎地管好”自己的“生活道路”。总之，果戈理对他笔下的地主尽了讽刺之能事，但同时又流露出为他所属的那个地主阶级堕落到如此猥琐的地步而悲痛的思想感情。
果戈理在讽刺对象身上抛洒泪水的内在含义与吴敬梓是不同的，如果说吴敬梓更多的是为他笔下的人物的道德的沦丧、品质的堕落……有价值的东西的被毁灭而洒下辛酸之泪的话，那么果戈理则是较多地为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洒下同情的泪水，因此前者表现了作者世界观的进步一面，而后者则表现了作者世界观的落后一面。
参考文献：
[1]郭豫适导读.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5
[2]李汇群等校注.吴敬梓著.儒林外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452
[3]转引自吴朗主编.外国文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69
[4]王士燮译.果戈理.死魂灵[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0—3l
[5]魯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67
篇5：论《围城》的讽刺手法的作用
《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 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手法中处处见锋芒, 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比喻能使抽象化为形象、深奥化为浅显、复杂化为简明、平淡化为神奇。作者用风趣诙谐而意味深长的比喻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讽刺。“忠厚老实人的恶毒, 像饭里的砂砾或者骨鱼片里未尽的刺, 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忠厚老实人也能恶毒”、“饭里的砂砾”和“骨鱼片里未尽的刺”, 使人在忘情享受美味佳肴时意想不到地受到伤害, 而且是被动的不设防的伤害, 鞭辟入里地讽刺孙太太的假老实。她看不惯方鸿渐忙着追求已有未婚夫的鲍小姐, 听不惯方鸿渐告诉孙先生有关赌钱运气的歪理邪说, 借机报复, 发表意见, 却让苏小姐看到了她的恶毒。还有, 例如“她只穿绯红色抹胸……有人叫她:‘熟肉铺子’ (charcuterie) , 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 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非一丝不挂, 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鲍小姐因为衣服穿得少而被比为“熟肉铺子”, 但这样比一般人难以理解, 于是加以点明:“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把她比作“真理”也是这样, 加上一句“胸围据说是赤裸裸的”讽刺了鲍小姐近于赤身裸体的形象, 她本性淫荡、行为轻浮、生活随便、没有节操、善于耍手段猎取玩弄的对象, 为以后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
比较手法的运用增大了《围城》的讽刺力度。《围城》中作者还能把彼此没有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可又合巧的很。能找出别人难以发现的共同点, 这样由此及彼的达到了很高的讽刺效果。例如写国统区物价上涨, “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 平地直升”。方鸿渐等人在泥泞中艰难的行走, 把众人刮的鞋泥比作“贪官的地皮”。“物价”和“风筝”, “鞋泥”和“地皮”, 这些不相关的比较对当时那样一个恶浊的社会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憎恶和鄙视。虽并未直接抨击时局, 但其讥讽之意以溢于言表。写餐馆的老板娘:“她满腔都是肥腻的营养, 那样肥硕, 表明这店里饭菜也营养丰富, 她靠掌柜坐, 算是不落言语的好广告。”饭菜的营养丰富和老板娘的肥硕毫无关联, 但作者抓住其内涵的连接点, 运用丰富的联想, 由奇特的身体引喻饭菜的营养, 一方面突出了老板娘身体的可笑, 另一方面再联系他们叫的无法入口的饭菜, 这样由此及彼在前后的对比映照中令读者捧腹大笑。
错位手法是说, 由错位的方法形成的讽刺把不适宜不合拍的东西组合到一起, 总是放弃逻辑放弃理性, 但你不能否认它是审美的文学的。例如, 汪处厚是一个附庸风雅而又独具前清习气的“老派名士”, 官场失意退而“做学问”才“落到”做了大学教授的地步。作者对他的描写别出心裁地抓住了他的外貌特征, 故意张冠李戴, 在错位中使人性中的善恶美丑得以强化。汪处厚的特征就是脸上的胡子, “胡子常是两撇, 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这是标准的“人丹胡子”, 足见这个老派名士也会追求时尚。因他曾是本省督军署的秘书, 作者就将胡子与枪杆子硬拉在一起, 大帅有枪杆子, 其胡子也“好不威武”, 汪处厚是“没有枪杆的人, 胡子也不像样, 又稀又软”。胡子的多少本是因人而异, 是生理现象。但汪处厚要追随时尚去拼凑, 于是胡子与眉毛就像重新安上去时错了位置, “嘴上的是眉毛”, 所以又稀又软。“额上的是胡子, 所以欣欣向荣”。可以想到汪处厚脸上这种倒置的时尚有多么别扭。汪处厚四十多岁娶了新太太, “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 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 他剃去了两缕, 剩中间一撮。剃了胡子难保不坏了脸上的风水, 新太太一进门就生病, 自已做官惨遭弹劾;因没有剃光也许挽留了一点运气, “原配的糟糠之妻, 凑趣地死了, 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
深化了《围城》的主题。《围城》中的比喻新颖别致、隽永贴切, 还起到“兴”的作用。钱先生打破惯常规律, 借客观事物的形象, 找到比喻存在的合理点, 以引起读者对现实生活中相类似事物的联想, 来调动读者的思维能力, 使话语具备化工造物之真态, 达到传神的艺术真实。不仅对于描绘人物、渲染气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而且使《围城》增加了独有的神韵和光彩。增强了《围城》的喜剧效果。《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 无处不闪烁着幽默智慧的火花。幽默可以说在《围城》贯穿始终, 无论是叙述还是评论, 都在真实的基础上不作空泛的指责, 在讽刺可笑的人和事中让人悟出深刻的道理。如对学国文要出洋深造的分析这件事情的议论, 就用到了“洋气可掬”和“外国招牌”, 语言尖锐泼辣, 对于新学科的内涵, 对于一些留学观念, 再没有比这样的讽刺更彻底的了。《围城》中的比喻体现出幽默的风趣。在描写褚慎明时, 生动夸张地勾勒出他卑鄙下流的滑稽丑相、肮脏丑恶的灵魂。在描写侯营长时, 则夸张他“桔皮鼻子上附着一张脸, 脸上应尽应有, 并未给鼻子挤去眉眼, 几个酒刺, 像未熟的草莓。”钱先生根据自己意趣阐释, 尖酸刻薄地比喻出侯营长那丑陋的嘴脸, 表现了极度的厌恶与抗拒心理。这些比喻既提高作品的讽喻性, 又增强读者的阅读趣味, 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摘要：钱中书先生在《围城》中运用多种比喻, 巧妙的安排语言, 喻人于物, 睿智的讥讽, 鞭辟入里的讽刺了当时那个年代和人物, 充分的运用了这些讽刺手法, 使人物及文章整体达到了很好的讽刺效果。钱钟书运用了多种手法, 深刻的揭露了人性的泯灭、政府的腐败、社会的黑暗, 良知的缺失, 他从这些人性的困境和弱点为突破口, 充分的批判人性的丑恶和给读者以深刻的震撼。
篇6：《儒林外史》与《围城》讽刺手法之比较
关键词：《儒林外史》 对比讽刺 艺术手法
引言
《儒林外史》被称作是我国文坛上讽刺小说的代表作，吴敬梓运用锋利的笔端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讽刺，反映了在封建科举制度上人们的一种压抑生活状态及精神面貌。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是后来文学作品中很难企及的高度，其中的对比讽刺手法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讽刺艺术手法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文章主旨的体现具有一定的烘托作用，与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儒林外史》及写作特点概述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重要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小说中采用较多的是对比讽刺手法，小说中所描绘的时代是明朝时期，但其实反映的是清朝的现实，作者通过尖锐的笔尖将清朝时代的科举制度对文人的迫害进行了描绘，从而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选人用人的模式，但是科举制度的迂腐对文人的发展又是一种严重的残害。《儒林外史》中描绘了近两百个人物形象，对封建礼教以及腐败的现实生活是一种深刻的批判。由于这部作品反映出来的现实意义十分重要，使得《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的典范，也使得吴敬梓成为我国文坛历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手法对后来的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都有重要的影响，比如鲁迅就曾评论该作品，说自己从该作品中学到了如何进行批判写作。
《儒林外史》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具有十分真实的特征，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的真实体现。正是由于这种真实，才更能打动人，更能将人吸引到作品中来。比如鲍文卿对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他儿子倪廷玺的收养；牛老儿和卜老爹为牛浦郎操办婚事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但是这些琐碎的事情中所暴露出来的情感十分真挚，也更能打动人，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状态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从而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对其中想要表达的对封建制度的一种批判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讽刺艺术是《儒林外史》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这种讽刺艺术的运用，使得作品的主旨更加深刻，也是作者所描绘的各种平凡的故事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小说中，五河县盐商送老太太入节孝祠，张灯结彩，颇为热闹，整个过程显得庄严肃穆，但是盐商方老六却和一个卖花牙婆伏在栏杆上看執事，对两个人的行为进行描绘的过程中，用了下面的词句：“权牙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这种不和谐的人物形态以及处事方式，在文中很多地方都有出现，通过对不和谐的人和事的讽刺，将庄严与滑稽进行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了讽刺的目的。小说中的对比手法还表现在人物形象的编排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的对比分析，就是一种重要的讽刺艺术手法。
二、《儒林外史》中的讽刺艺术特征
（一） 题材的真实性
讽刺艺术的题材是讽刺意义的重要体现，只有真实的题材才能发挥讽刺作用。如果各种文学题材是完全编撰的，其本身的可信度就不高，因此所表达的真实意义也有待考量。在题材的选择上，吴敬梓做到了一点，即真实性。在讽刺对象的选择上体现出了真实性的一面，这部小说中很多人物形象都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作者都是通过现实生活的原型进行改编，才得到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有的甚至没有经过美化和改编而是直接运用。比如小说中的马纯上，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的冯粹中，小说中的迟衡山以樊南仲为原型，作者在进行这部小说的创作时，一个关键点在于对现实生活中的题材进行了细致的概括及总结，因此使得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小，同时由于作者选取的人物原型都比较典型，对于作品主旨的体现和烘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人物形象的选择中以现实生活为原型，在各种故事场景的选择过程中也对现实生活进行了还原和借用，比如著名的范进中举，就是以现实生活为原型进行创作的一个典范。范进发现自己中举之后发疯，是由于长期的科举制度对范进的迫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是由于范进发疯，导致范进的母亲也出现极度喜悦，最终在极度喜悦的状态下死亡，这些场景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在范进中举前后的言行举止中，可以看出范进在科举制度中受到的迫害太过严重，他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对自己的前途已经失去信心，因此当他听说自己中举之后，一直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以为是邻居在逗他玩，而他真的确信自己中举之后就发疯，这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悲剧。真实性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真实场景以及真实人物形象使得文章的讽刺手法更加有意义。
（二） 小说的讽刺力度夸张但同时也很适度
讽刺手法的运用，不乏会出现比较夸张的现象，夸张是讽刺艺术手段使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讽刺手法得以体现的关键。夸张手法的运用通常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而且描绘的手段往往采用浓墨重彩的方式，将故事情节夸大，将人物形象中的个性特征进行夸大处理，使得小说的讽刺效果可以更加明显。夸张的表现手法是讽刺艺术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运用夸张的手法可以使得读者对现实社会中的荒谬以及在现实社会中被扭曲的灵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运用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时并没有过度，反而是采用了一种适度的夸张，对被讽刺的对象的丑陋面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比如作者对社会中的某一个比较丑陋的角落进行了适度地放大，使得这种丑陋可以暴露得更加明显。如对严监生的刻画，严监生是一个十分吝啬的守财奴，他本身是十分富有的，对他的财富进行描绘时作者使用了比较夸张的手法：“童仆成群，牛羊成行，钱过北斗，米烂陈仓”，但是严监生在日常生活中连猪肉都舍不得吃，他的儿子想要吃肉的时候也只是哄哄他，他自己病入膏肓的时候也舍不得用钱去买人参来调补身体；他在临死的时候迟迟不肯断气，因为他看见有两根灯草，害怕浪费灯油。这种夸张的对比在小说中很多地方都有体现，正是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强烈的对比，将人性的丑陋面暴露得更加明显。作者在夸张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一个度，进行了适度的夸张，这种夸张也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中的，并不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因此产生的艺术共鸣更为强烈。
（三） 客观的讽刺手法
讽刺艺术手法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反映的一个关键，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对现实生活进行还原时采用了比较形象生动的描绘方式，对描述的对象的客观性进行了尊重，在小说中，作者营造了很多的讽刺形象，而且对每一个讽刺形象都进行了客观的描写，但是在描写的过程中作者遵从一个原则，即不暴露自己的偏好习惯。比如作者本人对封建制度中的科举制度十分厌恶，但是他对马二这个角色的描绘却十分客观，虽然马二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忠实遵从者，吴敬梓对马二在这方面的态度进行了批判，但是也对马二的热情以及诚恳进行了肯定，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是吴敬梓在进行创作时的根本，他的创作是以现实为原型的，不会对现实进行扭曲，注重对客观环境的批判。对于封建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儒林外史》采用了“镜中取影”的手法，将自己愤怒的情绪隐藏在作品中，但是不外露，通过平实的语言对客观事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映。
（四） 小说中的白描手法
人物是小说中的主体，也是故事情节的串联者，在这部小说中，对儒林士子的灵魂进行了客观的描绘以及刻画，这种刻画的手段是白描手法的巧妙运用，作者只是做了一个描绘者，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对人物并不进行直接的评论，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以及语言将自己的个性特征展示出来，白描的手法可以使得作品显得更加真实客观。比如对周进的形象的描绘：“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无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开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从周进的外貌中就可以看出他被古代的科举制度残害得有多严重，他的萎靡狀态来自于封建社会的压迫，作者间接地批判了这种制度，在批判的过程中对人们的教育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结语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坛史上的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小说对封建社会中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作者对现实生活进行还原，采用客观生动的描绘方式，利用适度的夸张艺术手法，使得作品的真实性有了很大的提升。正是由于这种客观的描绘，使得作品的主旨体现得更为自然，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可以获得更大的收获和体验。语
参考文献
[1]李灵年，韩石.论《儒林外史》所体现的近代理性主义精神[J].明清小说研究，1997（01）.
[2]彭江浩.科举文化下的卑微人格——《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形象分析[J].民族论坛，2006（10）.
[3]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A].中国语言文学资料信息 [C].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