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精选6篇）

篇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

案例分析

案例一：某综合办公楼工程,建设单位甲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本工程由乙承包商为中标单位，双方签订了工程总承包合同。由于乙承包商不具有勘察、设计能力,经甲建设单位同意，乙分别与丙建筑设计院和丁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和工程施工合同。勘察设计合同约定由丙对甲的办公楼及附属公共设施提供设计服务，并按勘察设计合同的约定交付有关的设计文件和资料。施工合同约定由丁根据丙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工程竣工时根据国家有关验收规定及设计图纸进行质量验收。

合同签订后，丙按时将设计文件和有关资料交付给丁，丁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工程竣工后，甲会同有关质量监督部门对工程进行验收，发现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是由于设计不符合规范所致。原来丙未对现场进行仔细勘察即自行设计导致设计不合理,给甲带来了重大损失。并以与甲方没有合同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乙又以自己不是设计人为由推卸责任，甲遂以丙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问题：1.本案例中，甲与乙、乙与丙、乙与丁分别签定的合同是否有效?并分别说明理由。

2.甲以丙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是否妥当?为什么?

3.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责任应如何划分?

答案：

1.合同有效性的判定:

(1)甲与乙签定的总承包合同有效。根据《合同法》和《建筑法》的有关规定：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单位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

(2)乙与丙签定的分包合同有效。根据《合同法》和《建筑法》的有关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

(3)乙与丁签定的分包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和《建筑法》的有关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因此，乙将由自己总承包部分的施工工作全部分包给丁，违反了合同法及建筑法的强制性规定，导致乙与丁之间的施工分包合同无效

2.甲以丙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不妥。甲与丙不存在合同关系，因为乙作为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与丙建筑设计院之间是总包和分包的关系，根据《合同法》及《建筑法》的规定，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3.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责任划分为:丙未对现场进行仔细勘察即自行进行设计导致设计不合理，给甲带来了重大损失，乙应对工程建设质量问题向甲承担责任。

案例二：某施工单位根据领取的某200㎡两层厂房工程项目招标文件和全套施工图纸，采用低报价策略编制了投标文件，并获得中标。该施工单位(乙方)于某年某月某日与建设单位(甲方)签订了该工程项目的固定价格施工合同。合同工期为8个月。甲方在乙方进入施工现场后，因资金紧缺，无法如期支付工程款，口头要求乙方暂停施工一个月。乙方亦口头答应。工程按合同规定期限验收时，甲方发现工程质量有问题，要求返工。两个月后，返完 毕。

结算时甲方认为乙方迟延交付工程，应按合同约定偿付逾期违约金。乙方认为临时停工是甲方要求的,乙方为抢工期，加快施工进度才出现了质量问题，因此迟延交付的责任不在乙方。甲方则认为临时停工和不顺延工期是当时乙方答应的。乙方应履行承诺，承担违约责任。问题：1．该工程采用固定价格合同是否合适?

2．该施工合同的变更形式是否妥当?此合同争议依据合同法律规范应如何处理?

参考答案：

1.因为固定价格合同适用于工程量不大且能够较准确计算、工期较短、技术不太复杂、风险不大的项目。该工程基本符合这些条件，故采用固定价格合同是合适的。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有关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合同变更亦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若在应急情况下，可采取口头形式，但事后应予以书面形式确认。否则在合同双方对合同变更内容有争议时，往往因口头形式协议很难举证，而不得不以书面协议约定的内容为准。本案例中甲方要求临时停工，乙方亦答应，是甲、乙双方的口头协议，且事后并未以书面的形式确认，所以该合同变更形式不妥。在竣工结算时双方发生了争议，对此只能以原书面合同规定为准

在施工期间，甲方因资金紧缺要求乙方停工一个月，此时乙方应享有索赔权。乙方虽然未按规定程序及时提出索赔，丧失了索赔权，但是根据《民法通则》之规定，在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内，仍享有通过诉讼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甲方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应对停工承担责任，故应当赔偿乙方停工一个月的实际经济损失，工期顺延一个月。工程因质量问题返工，造成逾期交付，责任在乙方，故乙方应当支付逾期交工一个月的违约金，因质量问题引起的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

案例三：某厂房建设场地原为农田。按设计要求在厂房建造时，厂房地坪范围内的耕植土应清除，基础必须埋在老土层下2．00m处。为此，业主在“三通一平”阶段就委托土方施工公司清除了耕植土并用好土回填压实至一定设计标高，故在施工招标文件中指出，施工单位无须再考虑清除耕植土问题。某施工单位通过投标方式获得了该项工程施工任务，并与建设单位签订了固定价格合同。然而，施工单位在开挖基坑时发现，相当一部分基础开挖深度虽已达到设计标高，但仍未见老土，且在基坑和场地范围内仍有一部分深层的耕植土和池塘淤泥等必须清除。

问题：1．在工程中遇到地基条件与原设计所依据的地质资料不符时，承包商应该怎么办?

2．对于工程施工中出现变更工程价款和工期的事件之后，甲乙双方需要注意哪些时 效性问题?

3。根据修改的设计图纸，基坑开挖要加深加大，造成土方工程量增加，施工工效降

低。在施工中又发现了较有价值的出土文物，造成承包商部分施工人员和机械窝工，同时承包商为保护文物付出了一定的措施费用。请问承包商应如何处理此事?

答案：

1.在工程中遇到地基条件与原设计所依据的地质资料不符时，承包商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规定，及时通知甲方，要求对工程地质重新勘察并对原设计进行变更。

2.在出现变更工程价款和工期事件之后，主要应注意：

(1).乙方提出变更工程价款和工期的时间；

(2)．甲方答复的时间；

(3).双方对变更工程价款和工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的解决方式和时间。

3.(1)．在接到设计变更图纸后的14天内，向甲方提出变更工程价款和工期顺延的报告。甲方应在收到书面报告后的14天内予以答复，若同意该报告，则调整合同；若不同意，应进一步与甲方就变更价款协商，协商一致后，修改合同。如果协商不一致，按工程承包合同争议的处理方式解决。

(2)．发现出土文物后，首先应在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同时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其次向甲方提出措施费用补偿和顺延工期的要求，并提供相应的计算书及其证据。案例四：某工程项目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了三个不同性质施工单位承担该项工程的全部施工任务，建设单位分别与A公司签订了土建施工合同；与B公司签订了设备安装合同；与C公司签订了电梯安装合同。三个合同协议中都对甲方提出了一个相同的条款，即“建设单位应协调现场其他施工单位，为三公司创造可利用条件”。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如下事件：事件一：A公司在签订合同后因自身资金周转困难，随后和承包商D公司签定了分包合 同，在分包合同中约定承包商D按照建设单位（业主）与承包商A约定的合同金额的10%向承包商A支付管理费，一切责任由承包商D承担。

事件二：由于A公司在现场施工时间拖延5天，造成B公司的开工时间相应推迟了5 天，B公司向A公司提出了索赔。

事件三：顶层结构楼板吊装后，A公司立刻拆除塔吊，改用卷扬机运材料作屋面及装饰，C公司原计划由甲方协调使用塔吊将电梯设备吊上9层楼顶的设想落空后，提出用A公司的卷扬机运送，A公司提出卷扬机吨位不足，不能运送。最后，C公司只好为机房设备的吊装重新设计方案。C公司就新方案的实施引起的费用增加和二期延误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问题：

1.事件一中A公司的做法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其行为属于什么行为？

2.事件二中B公司向A公司提出索赔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说明正确的做法。

3.事件三中C公司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索赔是否合理？理由是什么？

参考答案：

1.A公司的做法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A公司的行为属于非法转包行为，这是《招标投标法》中禁止的行为。

2.事件二中B公司向A公司提出的索赔不正确。正确做法：B公司就因A公司的拖延造成其开工推迟的工期和费用损失，向建设单位提出索赔。

3.事件三中C公司向建设单位提出的索赔是合理的。因为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建设单位应协调现场其他施工单位为承包单位创造可利用条件。

篇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案例分解 第一节 工程施工合同效力

一、施工合同无效 ◆ 案例一

于萍、吕禹昕、吕家麒、吕坤、冯聪、吕飒与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来源：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1]沈民初字第54号）原告：于萍 吕禹昕 吕家麒 吕坤 冯聪 吕飒 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

原告诉称，吕洪杰（系于萍的丈夫，吕禹昕、吕家麒、吕坤、冯聪、吕飒的父亲，于2002年5月8日病故）与被告所属的沈阳市大东区建民小区联建办公室于1994年3月订立一份口头协议，约定由吕洪杰承建沈阳市大东区东祥小区综合办公楼工程，包括住宅、网点及办公楼三部分，总面积为15,090平方米，按二级取费标准计算。按约定吕洪杰组织人员进行了施工，至1996年末工程完工。按沈阳市建筑工程预算审查中心对双方争议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工程总造价为11,191,823元，建民小区联建办公室实际拨付工程款为7,815,100元，尚欠工程款3,376,823元至今未付。因建民小区联建办公室是被告于1992年4月12日以沈大东政办发（1992）22号文件批准成立的，又于1995年9月22日以沈大东政办发（1995）45号文件撤销，因而该欠款应由被告承担，故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未予答辩。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吕洪杰为原建民小区联建办承建综合楼的事实存在，但吕洪杰作为无建设工程施工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相应资质的自然人，承建该项工程，双方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无效，造成本案纠纷，双方均有责任。鉴于该工程已实际建成，双方业已对工程造价经核算确定为9,635,988元，应按此金额结算。对于建民小区联建办已付工程款、材料款，原告已自认无争议部分为7,815,249.60元，但对建民小区联建办已经支付的税金32,400元，水费2万元，电费415,437.28元，以房屋及车折款50万元，原告虽不予认可，但税金、水、电费系属实际发生，理应由原告承担的款项，而以房屋及车折款50万元原告已承认系折抵其先行垫付的工程款，应视为建民小区联建办的投入，故以上款项合计为8,783,086.88元应为建民小区联建办已付工程款的金额。综上，原建民小区联建办尚欠原告工程款852,901.12元应给付原告，并赔偿原告利息损失。因原建民小区联建办系被告开办并已撤销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临时机构，故对该笔债务应由被告承担。吕洪杰因病死亡后，应由其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即六原告继承。

◆ 案例二

兰太公司与鑫蓝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04年5月6日，兰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兰太公司）与鑫蓝建筑公司（以下简称鑫蓝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鑫蓝公司承建兰太公司名下的多功能酒店式公寓。为确保工程质量优良，兰太公司与天意监理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合同签订后，鑫蓝公司如期开工。但开工仅几天，天意公司监理工程师就发现施工现场管理混乱，遂当即要求鑫蓝公司改正。一个多月后，天意公司监理工程师和兰太公司派驻工地代表又发现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天意公司监理工程师当即要求鑫蓝公司停工。

令兰太公司不解的是，鑫蓝公司明明是当地最具实力的建筑企业，所承建的工程多数质量优良，却为何在这项施工中出现上述问题？经过认真、细致地调查，兰太公司和天意公司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原来，兰太公司虽然是与鑫蓝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但实际施工人是当地的一支没有资质的农民施工队（以下简称施工队）。施工队为了承揽建筑工程，挂靠于有资质的鑫蓝公司。为了规避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禁止挂靠的规定，该施工队与鑫蓝公司签订了所谓的联营协议。协议约定，施工队可以借用鑫蓝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以鑫蓝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合同签订后，由施工队负责施工，鑫蓝公司对工程不进行任何管理，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提取工程价款5%的管理费。兰太公司签施工合同时，见对方（实际是施工队的负责人）持有鑫蓝公司的营业执照和公章，便深信不疑，因而导致了上述结果。兰太公司认为鑫蓝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相关法律规定，双方所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应为无效，要求终止履行合同。但鑫蓝公司则认为虽然是施工队实际施工，但合同是兰太公司与鑫蓝公司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继续履行合同；而且，继续由施工队施工，本公司加强对施工队的管理。对此，兰太公司坚持认为鑫蓝公司的行为已导致合同无效，而且本公司已失去了对其的信任，所以坚决要求终止合同的履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兰太公司遂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被告鑫蓝公司与没有资质的某农民施工队假联营真挂靠，并出借营业执照、公章给施工队与原告签订合同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建筑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兰太公司与被告鑫蓝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评析

上述案例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基本依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同样也是衡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否生效的基本标准。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复杂性以及对社会的重要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生效对合同主体要求有具体规定，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应具有承包工程的施工资质。

《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本企业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二）项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确认合同效力。根据《建筑法》，建筑企业应当按其资质能力从事承建的经营活动，超越本企业资质或没有资质借用有资质建筑企业名义的合同无效。很明显，上述案件中的建筑施工合同当然无效。﹡法律常识专栏

专栏一：建筑企业的资质管理

在我国，对建筑企业实行严格的资质管理，只有依法核准拥有从事建筑施工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才有权在其资质范围内从事承包经营活动。

建设部在2001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对建筑企业的资质分类和分级标准进行了科学的设置。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建筑业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净资产、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第五条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三个序列。

获得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或者对主体工程实行施工承包。承担施工总承包的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非主体工程或者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或者劳务分包资质的其他建筑业企业。

获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分包的专业工程或者建设单位按照规定发包的专业工程。专业承包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劳务分包资质的劳务分包企业。

获得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施工总承包企业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

《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对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等级标准进行了具体化。其中施工总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包括12个标准，专业承包企业资质等级标准包括60个标准，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标准包括13个标准。专栏二：挂靠

所谓挂靠行为，是指建筑施工企业或个人以其他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承包工程的行为。挂靠企业和个人本身不具备施工工程的相应施工资质，极易造成工程质量低劣和安全事故隐患，造成社会财产损失和引起社会纠纷，历来为我国法律、法规所禁止。

《建筑法》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凡转让、出借资质证书或者以其他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接工程任务的，均属挂靠承接工程。”

根据《建筑法》的规定以及现实中的挂靠行为，挂靠行为具有以下特征：

1、挂靠单位或个人本身没有从事建筑活动的主体资格，或者挂靠单位虽有从事建筑活动的主体资格，但不具备施工项目相适应的资质等级。

2、挂靠单位或个人向被挂靠企业缴纳一定数额的“管理费”。

3、被挂靠的企业对挂靠单位和个人不实施管理，或仅停留在形式上，双方整体上不存在人事关系，彼此人员独立。

4、挂靠单位或个人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承接工程，签订、履行合同。◆ 案例三

赣州林业工程公司诉信丰创丰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信丰县房产管理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来源：赣州法院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5]赣中民初一字第52号）

原告：赣州林业工程公司

被告：信丰创丰置业有限公司 第三人：信丰县房产管理局

原告诉称：2005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建被告创丰大厦图示土建项目（基础管桩除外），开工时间为2005年3月6日，竣工时间为同年12月31日，同时约定桩基础由被告提供验收资料。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投入资金做好施工准备。但被告却迟迟不提供基础管桩验收资料并办理交接手续，致使原告无法履行施工合同。2005年8月3日，原告收到被告发来的通知，称“建筑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可你公司长期以来迟迟未开工，已严重违约，并由你公司承担违约经济损失。”而实际上，原告为施工已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被告不按约定提供基础管桩验收资料并办理交接手续才是不能开工的根本原因。被告的行为给原告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终止合同造成的经济损失84487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1.2002年，信丰县人民政府决定施行旧城改造，答辩人与县政府签订了改造开发合同。依据该合同规定，答辩人与第三人于2003年2月25日签订《信丰县“一江两岸”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议协议约定，由答辩人安置第三人面积3752.31平方米。后经答辩人与第三人协商，答辩人以土地置换方式安置第三人房屋面积后，由第三人补偿答辩人155万元，该宗土地由第三人建设，定名为“创丰大厦”。2.第三人是《创丰大厦》的实际建设单位和发包人。由于第三人属行政事业单位，不宜工程申报，2005年1月26日，答辩人与第三人及原告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对三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答辩人在该项目中的义务只是负责项目申报、提供施工水电条件，房屋建成后，由第三人补偿答辩人155万元。3.协议签订后，答辩人履行了项目申报手续，对图纸进行了审核，并获得批准。因第三人属行政事业单位，故约定由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4月，答辩人与原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第47条补充条款规定，第三人为答辩人的履约保证人，后因该条款违反有关担保的法律规定，故建设主管部门未予备案。此后，原告为达到承包该工程的目的，多次要求答辩人修改该担保条款。2005年1月28日，答辩人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书，明确答辩人在该施工合同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得到原告上述承诺后，第三人的保证条款被删除。2005年4月30日，答辩人与原告第二次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答辩人根据与原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及答辩人与原告签订的补充协议，未参与该工程的履约，对履约的情况一概不知。4.原告与第三人在实际履行合同中，因规避国家有关招投标的法律规定，被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工程被责令停工，答辩人没有过错。5.由于“创丰大厦”项目的实际建设单位是第三人，工程是否招标，答辩人既不知道也未参与，与答辩人无关。请求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述称：1.原告与被告2005年1月28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建设单位是第三人，使用的是国有资金。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必需进行招投标，未经招投标直接发包的合同属无效合同，应依法解除。2.信丰县纪委、监察局对规避招投标的行为已作出处理，导致合同无效，原、被告及第三人都有过错。3.2005年6月第三人已通知原告停止施工，2005年9月7日又以书面形式通知原告解除合同，并要求原告提交结算依据办理结算，但原告一直未提交。第三人认为，原告已施工部分应据实结算，实际损失应由原、被告及第三人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分担。

针对原告的诉请和被告及第三人的答辩，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造成工程停工后的损失应当如何计算？

经审理查明：2003年2月25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信丰县“一江两岸”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双方对第三人的房屋拆迁安置相关事宜作了约定。

2005年1月26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协议书。三方约定：由第三人在桃江花园3号楼建设一栋九层高的大厦，该大厦及占地归第三人所有，被告负责该大厦工程建设的报建手续，税费由第三人承担；第三人除应免除被告安置补偿费用外，另行给付被告155万元差额款（大厦竣工后结算）；被告与第三人于2003年2月25日签订的《信丰县“一江两岸”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废止；被告应负责该大厦外围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允许第三人使用被告的水电设施，水电费用由第三人承担；大厦由原告负责承建，由原告全额垫资完成全部主体工程，主体工程完成一个月内第三人预付工程总造价的70％给原告，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个月内第三人预付工程总造价的20％给原告，余款10％在六个月付清；工程造价以现行《全国建筑安装基础定额（江西省估价表）》及《江西省建筑安装取费定额》，按实际完成工作量计算工程总造价；工期于2005年9月30日前完成主体工程，12月31日竣工；违约条款约定：第三人如未按约定付款，原告有权以所欠金额的2％按月向第三人计取违约金，同时工期顺延；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六个月内，第三人未付清原告全部工程款，原告有权拍卖其酒店房产；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程停建或缓建，原告有权要求第三人及时办理工程决算和补偿损失，并在一个月内付清全部款项。

2005年1月28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书，该协议明确表明创丰大厦工程的实际履约人为原告和第三人，由原告和第三人享有2005年1月26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被告不承担任何责任；如第三人不履行协议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原告有权处置该项目的全部房地产，收益部分除偿还被告155万元差额款外，全部归原告所有以资抵工程款。同日，原、被告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将创丰大厦工程发包给原告承建（基础管桩除外），开工日期为2005年3月6日，竣工日期为2005年12月31日，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合同方式确定，暂定为360万元，以实际完成工程量清单，按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现行省颁《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的有关规定和说明及通用条款规定的调整因素为该工程结算，并以审计结论为依据办理财务结算；工程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为，主体工程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预付工程总造价（预算）的70％，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一个月内预付工程总造价（预算）的20％，余款（结算）在扣除质保金后六个月内付清；发包方的违约责任为，发包方未按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承包方除有权以所欠全额的2％按月向发包方计取违约金外，同时适用通用条款的有关规定；合同还就相关事宜作了约定。上述合同、协议签订后，原告即投入资金、组织人员进入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因被告及第三人未提供施工必需的相关资料，致使原告无法施工。

2005年7月4日，信丰县监察局就信丰县房管局规避房管大楼招投标问题作出信监决字（2005）04号监察决定书。认定第三人以被告名义办理房管大楼报建手续，并直接将该大楼的建设工程发包给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属于规避招投标的行为，责成第三人中止与原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协议，重新按有关程序进行公开招投标。

2005年8月31日，信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信丰县房管局办公大楼规避招投标问题作出信纪字（2005）26号处理决定，认定第三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是弄虚作假、规避招投标的违纪行为，责成第三人终止与原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协议。

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认定，2005年1月26日原、被告及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同月28日原、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该工程项目的实际发包方（建设方）为第三人，而第三人所使用的资金属国有资金，依照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该工程项目必需进行招标。第三人在该工程项目发包时，以被告名义办理相关报建手续，该行为是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其实质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上述协议、合同无效。原、被告及第三人明知上述协议、合同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但为了各自的目的，仍然签订上述无效协议及合同，所以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有过错，各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损失计算依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事实主张，故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即“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必须进行招标。违反法律规定，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自然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规定强制招标的项目，往往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为此国家依法强制实行招标，引入公平竞争的招标交易程序。其中，把使用国有资金进行投资建设的项目纳入强制招标范围，是切实保护国有资产的有效措施。

根据《招标投标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无效。﹡法律常识专栏

专栏一：强制招标的项目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三条的规定，强制招标的项目界定为以下四项：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对强制招标的项目的具体范围和规模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项目；

(二)铁路、公路、管道、水运、航空以及其他交通运输业等交通运输项目；

(三)邮政、电信枢纽、通信、信息网络等邮电通讯项目；

(四)防洪、灌溉、排涝、引(供)水、滩涂治理、水土保持、水利枢纽等水利项目；

(五)道路、桥梁、地铁和轻轨交通、污水排放及处理、垃圾处理、地下管道、公共停车场等城市设施项目；

(六)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七)其他基础设施项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公用事业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市政工程项目；

(二)科技、教育、文化等项目；

(三)体育、旅游等项目；

(四)卫生、社会福利等项目；

(五)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

(六)其他公用事业项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使用各级财政预算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纳入财政管理的各种政府性专项建设基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并且国有资产投资者实际拥有控制权的项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国家融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使用国家发行债券所筹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国家对外借款或者担保所筹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家政策性贷款的项目；

(四)国家授权投资主体融资的项目；

(五)国家特许的融资项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资金的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使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资金的项目；

(二)使用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资金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援助资金的项目。”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六条规定范围内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进行招标：

(一)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二)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四)单项合同估算价低于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标准。但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专栏二：中标无效的情形

所谓中标无效是指招标人作出的中标决定没有法律约束力，依据中标决定签订的合同无效。

中标无效一：中标通知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

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的，或者中标人放弃中标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标无效二：招标代理机构泄密或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或他人合法权益，并影响中标结果的。法律依据：

《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规定：“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中标无效三：招标人泄露应当保密的情况，可能影响公平竞争；或者泄露标底，影响中标结果的。

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中标无效四：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投标人行贿的。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中标无效五：投标人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标无效六：招投标人违法就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影响中标结果的。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中标无效七：投标人在中标候选人之外确定中标人的，强制招标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

法律依据：《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 案例四

广西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与被告北海杰力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海市建设委员会、第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海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来源：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5]北民一初字第7号）

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

被告：北海杰力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北海市建设委员会

第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北海分公司

原告广西路桥诉称，被告杰力高科、被告北海建委分别是北海大道改建工程的建设单位和受委托发包单位。2003年6月17日，杰力高科将该工程的改造沥青路面部分发包给原告施工，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其中约定了工程价款、材料供应、竣工结算及违约责任等如下：工程价款为业主审定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乘以合同单价，合同单价为72元／m2；主要材料由杰力高科采购，材料款从原告完成的工程款中扣回，杰力高科出资采购的材料数量按原告实际签收并使用的数量计；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杰力高科从收到原告竣工结算报告和结算材料后15天内核实，一个月内付清，拖延付款的，则支付滞纳金（违约金）为每天千分之五，工程于2003年8月l日交付使用。2003年7月26日原告如约递交结算书、结算资料。2004年11月30日，由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审核，北海建委以及北海市财政局确认，该工程造价为20191257元，其中材料款为14988997元。据此并按合同约定，本工程价款=工程量×单价=16353578元。施工中，由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价值只有9575037元，不足的材料价值约5277666元（即业主审定的材料款减去杰力高科直接购买的材料款）则由原告直接出资购买。因此，被告拖欠的工程款=工程总价＋原告出资购买的材料款-杰力高科出资购买的材料款-已付工程款=16353578＋5277666-9575037-4600000＝7456207元。由于杰力高科以种种理由拖欠款，而北海建委又是工程业主，两被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法院判定两被告连带清偿工程欠款7456207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约1900000元,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被告杰力高科辩称,一、涉案工程是由原告与第三人广西二建合伙施工，共同完成的。2003年4月份杰力高科就与第三人达成了合作意向，并于同年6月2日签订了《施工合同》，且以第三人的名义向北海市政府申报了施工单位。《施工合同》签订后，第三人进行了相应的施工前准备工作，并与材料供应商签订了部分材料采购合同。同年6月12日，杰力高科又与原告签订了与第三人施工内容相同的《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中原约定的由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改由第三人采购并与杰力高科进行交接。

二、涉案工程的工程款总额为16182258元，该数额已得到了监理部门的确认，并非原告诉讼中所称的16353578元。《合作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原告按每平方米72元的单价承包工程，该工程总造价为杰力高科审定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乘以上述单价。根据该条款的约定，杰力高科应支付工程的总价款只与杰力高科审定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有关，与建行广西分行审核的工程造价无关，与原告是否出资购买施工材料无关。

三、杰力高科并未拖欠原告工程款7456207元,而是只欠415851.45元。《合作协议书》第六条的约定：本工程施工所使用的材料由杰力高科采购，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价款从原告完成的工程价款中优先扣回。根据杰力高科与第三人提供的工程材料购销合同、购销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可以证实，第三人实际采购并用于施工的材料金额为10738087.49元。杰力高科已向第三人支付了全部材料款。该笔10738087.49元的材料款应从总价款16182258元中扣除。原告起诉时主张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总价款为9575037元，但未附上杰力高科采购材料的明细或各分项价款，庭后广西路桥根据《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材料价差表》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材料单价计算出杰力高科采购的工程材料总价值为8928721元。8928721元的计算结果是依据《材料价差表》所列闸口碎石、南宁碎石、河砂、矿粉玻璃格栅等五项材料的数量来计算，但70#沥青和改性沥青的数量则按其实际签收的数量计,且剔除了起诉时认可的第三人实际签收的数量，这反映了原告随意计算和取舍。若原告要以《材料价差表》所列材料的数量来计算，则应包括《材料价差表》所列70#沥青和改性沥青的数量。原告没有材料采购权，其诉讼中所称的采购了5277666元工程材料，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虽然《合作协议书》第五条第一项第4点约定：“以上承包单价均不包括应由杰力高科负责承担的工程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沥青施工拌和场、堆料场建设等费用”。但原告施工部分的工程税费理应由原告自己承担。根据北海市地税局、北地税直函〔2004］10号文件的规定，杰力高科为该工程应纳税的扣缴义务人，原告施工部分的工程税额为（16182258－10738087）元×5.2％＝283097元。故原告应交纳的该283097元税款应从工程款总额中扣除。50000元的沥青施工拌和场、堆料场建设费应从工程款总额中扣除。根据《北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已收取的工程金额测定费明细表，原告应交金额测定费（16182258-10738087）元×0.13%=7077.42元。因该费用已由杰力高科垫付，应从工程款总额中扣除。因该工程未经招投标，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罚款（16182258-10738087）元×0.52％＝28309.68元，已由被告垫付，该笔款项应从总额中扣除。《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工程内容包括路面清洗，但该路面清洗是由第三人实际完成的，清洗费用为59834.96元，应从工程款总额中扣除。杰力高科已实际向原告支付了工程款460万元。综上，杰力高科尚欠原告工程款应为：16182258-10738087.49－283097-50000-7077.42－28309.68－59834.96－4600000＝415851.45元。

五、杰力高科不应承担逾期违约金。《合作协议书》中第七条的约定，杰力高科向原告支付全部工程款的条件是工程竣工验收评定合格后。根据原告举证的《市政工程结算成果报告》的生效时间及杰力高科、北海建委及第三人的确认，北海大道改造工程的工程竣工验收评定合格的时间为2004年12月。而此后不到一个月，原告在2005年1月10日就提起诉讼，造成杰力高科无法支付剩余工程款415851.45元，故杰力高科不应承担欠款逾期违约金。综上所述，杰力高科并未拖欠原告工程款7456207元，亦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海建委辩称,北海建委并非建设单位,只是行使北海市政府赋予的管理监督职能,与杰力高科无委托或合作关系，不应列为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北海建委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广西二建述称，北海大道改建工程是由广西二建与原告共同履行施工任务,其中材料款10738087.49元是广西二建支付的。原告也是施工者,按规定应扣原告的税金。

经审理查明,2003年6月2日,被告杰力高科与第三人广西二建签订一份《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由杰力高科将北海大道、广东路道路改造沥青路面工程发包给广西二建施工，并对工程内容、工期、工程质量、价款、竣工结算、违约责任、争议解决办法等作了约定。2003年6月12日,杰力高科又与原告广西路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杰力高科将北海大道道路改造沥青路面工程发包给广西路桥施工。施工内容为:

1、4CM改性沥青混凝土（AK-13A）；

2、4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AC-20I）；

3、撒5～8mm粒径碎石3～5kg/m2；

4、玻璃纤维格栅自粘层;

5、洒粘层油AL（R）-1或2型;

6、清洗路面。工期为30天,主车道18天内完成。对工程价款约定为:

1、广西路桥按单价承包本协议规定的工程内容所包含的分项工程施工,综合单价为按北海大道行车道主道和辅道及沿线平交路口总面积计算每平方米72元。

2、合同价外的工程量另行结算:①、厚度超过4CM部分的改性沥青混凝土（AK-13A）每增减1CM单价为9.53元/M2；②、超过4CM部分的中粒式沥青混凝土（AC-20I），每增减1CM单价为6.56元/M2。

3、广西路桥承包的实际工程总造价为业主审定的工程结算书的工程量乘以上述单价。

4、以上承包单价均不包括应由杰力高科负责承担的工程税费（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沥青施工拌和场、堆料场建设和项目监理部驻地建设等费用。该协议书约定：工程施工所用材料由杰力高科采购,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价款从广西路桥完成的工程价款中扣回。杰力高科出资采购的材料数量按广西路桥实际签收并使用的数量计，材料计量签收方式由广西路桥、杰力高科根据不同的材料另行协商确定。材料单价为：⑴、重交通道路石油沥青（AH-70）为2400元/吨；⑵、泰国进口泰普克牌SBS（I-D）改性沥青为3700元/吨；⑶、自粘型玻璃纤维隔栅为10.5元/m2；⑷、AC-20I层用碎石（合浦闸口石场）为74元/m3；⑸、AK-13A层用碎石（南宁广茂石场）为150元/m3；⑹、河砂为32元/m3。广西路桥负责出资5万元修建本工程沥青施工拌和场、堆料场建设和项目监理部驻地，不足部分费用由杰力高科负责。该协议书还约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杰力高科从收到广西路桥竣工结算报告和结算材料后15天内核实，一个月内结算付款完毕给广西路桥，若杰力高科拖延付款的，则由杰力高科向广西路桥支付每天千分之五的滞纳金。该协议书签订后,广西路桥依约进行施工,杰力高科先后向广西路桥支付了460万元工程款。2003年8月29日,杰力高科、广西二建和广西路桥路面施工处签订一份《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广西二建和广西路桥路面施工处为合作施工（北海大道沥青路面工程）单位，广西二建与广西路桥路面施工处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资金由杰力高科直接拨付给广西路桥路面施工处帐户,杰力高科与广西路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一样生效，三方共同认可广西二建与杰力高科所签署的对外北海大道改造工程合同。但广西二建与广西路桥路面施工处并未依该《协议书》单独签订合作协议书。广西二建受杰力高科委托负责采购材料和清洗路面。2004年11月30日,北海建委、杰力高科和北海市财政局共同确认由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编制的《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该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确定了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项目费的总额。《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工程结算表》第1页确定：新建机动车道中粒式沥青砼路面机械摊铺厚5cm项的工程量为4221m2；补强主车道中粒式沥青砼路面厚增1.7cm项的工程量为193016m2；补强主车道洗刷路面（包括扫刷）项的工程量为193016m2,合价为59912.17元。《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材料价差表》确定：碎石5-40数量为4303.534m3，石屑数量为5396.022m3，改性沥青石屑数量为13247.556m3，矿粉数量为3086888.7kg，粗砂数量为8833.57m3，玻璃纤维隔栅数量为51990.624m2，石油沥青60-100#数量为1691724.95kg，改性沥青数量为1168.902吨。广西路桥根据上述《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工程结算表》第1页和《合作协议书》计算出杰力高科应付给其的工程款总额为：16353578元,计算过程为：

1、新建机动车道4221m2×72元/m2=303912元；

2、补强主车道193016m2×72元/m2=13897152元；

3、增厚部分193016m2×1.7×6.56元/m2=2152514元，上述1、2、3项相加总计即为16353578元。杰力高科根据上述《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工程结算表》第1页和《合作协议书》计算出其应付的工程款总额则为：16182258元,计算过程为：

1、新建机动车道4221m2×5×6.56元/m2=138448.8元；

2、补强主车道192888m2×72元/m2=13887936元；

3、增厚部分193016m2×1.7×6.56元/m2=2152514元；

4、中间分隔路口段（193016m2－192888m2）×4×6.56元/m2=3358.7元，上述1、2、3、4项相加总计即为16182258元。本案开庭后,广西路桥提交了《北海大道沥青路面工程材料汇总表》，该《材料汇总表》根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材料单价和前述《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材料价差表》确定的碎石5-40、石屑、改性沥青石屑、粗砂、矿粉、玻璃纤维隔栅的数量来计算，但70#沥青和改性沥青的数量则按其实际签收的数量计算,且剔除了起诉时认可的第三人广西二建实际签收的数量，计算出杰力高科采购的工程材料总价值为：8928721元。杰力高科对《合作协议书》约定的闸口碎石、南宁碎石、河砂、玻璃格栅等材料、70#沥青即为《材料价差表》所列的碎石5-40、石屑、改性沥青石屑、粗砂、玻璃纤维隔栅、石油沥青60-100#等项无异议。杰力高科则根据广西二建提供的购物发票和《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材料单价计算出杰力高科采购的工程材料总价值为10738087.49元。

另查明,广西路桥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等。因北海大道道路改造沥青路面工程未依法进行招标便动工建设,北海建委于2004年11月1日对杰力高科分别作出北建监行决字（2004）第011号、012号、013号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罚款共计949829.81元。2004年11月18日,北海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征收管理局北地税直函[2004]10号文件确定珠海国家高新区杰力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北海大道精品路改造项目的法定扣缴义务人。

法院根据查明事实依法认定,原告广西路桥与被告杰力高科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虽然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

（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

（二）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被告北海建委北建监行决字（2004）012号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杰力高科对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项目未经招标就动工建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上述规定为由，依法对杰力高科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故广西路桥与杰力高科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上述《合作协议书》虽无效,但北海大道改建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且承包人广西路桥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广西路桥根据北海建委、杰力高科和北海市财政局共同确认的《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工程结算表》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计算出杰力高科应付给其的工程款总额为：16353578元；但杰力高科根据上述《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工程结算表》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计算出其应付的工程款总额则为：16182258元。对上述计算差异，双方均不愿申请专业机构鉴定确定。法院认为，广西路桥对约定每平方米72元的单价计算有重复,新建机动车道与补强主车道内容一致的部分已在补强主车道中计算,新建机动车道应只计算与之不同的部分即可,各路口两车道之间的施工内容只有中粒式混凝土，而改性沥青混凝土并未施工。故杰力高科计算的其应付工程款总额为16182258元是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法院予以采纳。

依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工程施工所用材料由杰力高科采购,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价款从广西路桥完成的工程价款中扣回。广西路桥起诉主张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总价款为9575037元，但未附上杰力高科采购材料的明细或各分项价款，庭后广西路桥提交了《北海大道沥青路面工程材料汇总表》，计算出杰力高科采购的工程材料总价值为8928721元（该《材料汇总表》根据《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材料单价和前述《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材料价差表》确定的闸口碎石、南宁碎石、河砂、矿粉玻璃格栅等五项材料的数量来计算，但70#沥青和改性沥青的数量则按其实际签收的数量计算,且剔除了起诉时认可的第三人广西二建实际签收的数量）；杰力高科则根据广西二建提供的购物发票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材料单价计算出杰力高科采购的工程材料总价值为10738087.49元。对上述材料款计算差异，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书》虽约定“杰力高科出资采购的材料数量按广西路桥实际签收并使用的数量计，材料计量签收方式由广西路桥、杰力高科根据不同的材料另行协商确定”，但广西路桥只提交了其接收70#沥青和改性沥青的实际签收单（其中有部分为广西二建实际签收）,闸口碎石、南宁碎石、河砂、矿粉玻璃格栅等其他材料并未提供实际签收依据,广西路桥也主张该部分材料以《材料价差表》确定的相应的数量来计算，故双方并未完全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材料计量签收方式来履行。因此,杰力高科出资采购的材料数量应以前述《材料价差表》确定的各项材料数量为依据,即碎石5-40（闸口碎石）数量为4303.534m3，石屑（闸口碎石）数量为5396.022m3，改性沥青石屑（南宁碎石）数量为13247.556m3，粗砂（河砂）数量为8833.57m3，玻璃纤维隔栅数量为51990.624m2，石油沥青60—100#数量为1691724.95kg，改性沥青数量为1168.902吨，矿粉数量为3086888.7kg。杰力高科主张70#沥青（即石油沥青60-100#）和改性沥青的数量分别按广西二建提供的购物发票数量1086.12吨和1087.55吨（该两数均少于《材料价差表》确定的60-100#石油沥青1691724.95kg和改性沥青1168.902吨）计算,本院予以支持,但主张其他材料也按广西二建提供的购物发票数量计算,法院不予支持。依据上述确定的材料数量和《合作协议书》的约定材料单价，计算出杰力高科采购的工程材料总价值为10318301元（70#沥青和改性沥青价值为：1086.12×2400元＋1087.55×3700元=6630623元；闸口碎石、南宁碎石、河砂、矿粉玻璃格栅等其他材料价值为：3687678元，两项合计即6630623＋3687678=10318301元）。广西路桥起诉时主张由杰力高科采购的材料价值只有9575037元，不足的材料价值约5277666元（即业主审定的材料款减去杰力高科直接购买的材料款）则由原告直接出资购买，但《合作协议书》约定工程施工所用材料由杰力高科采购，广西路桥并无材料购买权,也未向法庭提交其购买价值约5277666元材料的证据,故法院对广西路桥的该主张不予支持。《合作协议书》约定清洗路面工作应由广西路桥完成,但该工作实际是由广西二建完成的，上述《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所附《工程结算表》确定补强主车道洗刷路面（包括扫刷）项的工程量为193016m2,合价为59912.17元，该为59912.17元应从杰力高科应付给广西路桥的工程款总额中扣除。

综上,杰力高科还应付给广西路桥的工程款为:1204044.9元（16182258－10318301－4600000－59912.17=1204044.9元）。杰力高科辩称原告施工部分的工程税额283097元、工程金额测定费7077.42元、沥青施工拌和场和堆料场建设费50000元、行政处罚的罚款28309.68元均应从杰力高科应付给广西路桥的工程款总额中扣除,但该抗辩无事实和合同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合作协议书》是无效合同且杰力高科与广西路桥对工程款未进行结算，至2004年11月30日北海建委、杰力高科和北海市财政局共同确认《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造价咨询定案单》时,杰力高科与广西路桥对杰力高科应付工程款总额仍未确定,故广西路桥主张杰力高科违约,请求其按《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每天千分之五的比例支付违约金19000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杰力高科还应付给广西路桥工程款1204044.9元的相应利息,利息应自2004年11月30日工程交付之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或履行期限内杰力高科实际履行之日止。

北海建委是讼争北海大道改建工程项目的行政主管部门,并非建设单位,与广西路桥无合同关系,故广西路桥起诉北海建委要求其对杰力高科所欠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第二条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北海杰力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1204044.9元及其利息给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利息计算:以1204044.9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4年11月30日起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或履行期限内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驳回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对被告北海市建设委员会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件中被告北海杰力高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将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未经招标直接发包给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其行为违反了《招标投标法》“强制招标”的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依法认定为无效。本案的焦点在于合同无效后，工程价款如何结算？

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对承包人广西路桥提出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请求给予了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无效，竣工验收合格的工程价款结算的规定，建筑商应引起重视。实践中应认真作好合同的计价方式（合同无效，仍可参照合同中的计价方式结算工程款），把握好工程质量关（合同无效后，能否拿到工程款，取决于工程质量是否合格）。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无效，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价款结算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

（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在实践中的表现：

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

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建筑商能否拿到工程款，合同的无效没有实质上影响，关键是能否获得竣工验收合格，所以建筑商应把建设工程的质量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当然，如果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是由发包人造成，发包人对造成的损失也应承担责任。承包人应收集好发包人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证据。◆ 案例五

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南京建筑工程公司诉南京市砖墙凯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来源：天下房地产法律服务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3]苏民终字第0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南京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建厂南京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京市砖墙凯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公司）2001年1月8日，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建厂南京公司已中标南京市雨花台区综合楼工程，中标总价5040万元（暂估），费率87.16％。

2001年3月8日，南京市雨花台区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作为建设方与建厂南京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雨花台区综合楼项目工程由建厂南京公司承建，承包范围包括土建、水电及内外装修等，开工日期2001年3月1日，竣工日期2002年2月20日，合同价款按87.16%取费为4358万元（待预算书完成后，以预算价的87.16%为准）。2001年6月20日，原告凯盛公司与被告建厂南京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被告将雨花台区综合楼项目工程交由原告承包施工，原告执行被告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大合同中约定的所有土建、普通水电等施工内容；被告应及时审核原告完成的工程量，并按60%拔付工程款；工程决算由原告负责编制，双方共同与建设单位联系审核，以确保双方利益。审定后的造价属于原告工程范围内的扣除约定应交的费用，剩余部分归原告；原告交纳质量保证金50万元，被告确保质保金在主体验收达到优良后全部返还；原告接受大合同约定的按工程总造价的12.84%让利条件及垫资工程量总价40%的条件；被告向原告收取工程结算总价(含合同内附属工程)2%的管理费；工程上交的税金及向建管部门上交的费用，由被告代收代交；不得扣除原告所取的劳动保险费；双方还就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同年7月11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该工程于2001年3月1日开工，同年10月停工。原告退场前已完成七层以下主体结构及八层混凝土框架。该部分工程的质量，在被告接收后的质量验收中被有关部门评定为优良。施工期间，被告已支付原告工程款及材料款5200906元。诉讼前，双方未对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决算。

2002年2月，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对工程款数额争议较大，经原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南京天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事务所)对雨花台区综合楼原告施工完成部分的工程造价进行了鉴定，鉴定结论为:雨花台区综合楼原告施工完成部分的工程费用为16239575.12元。该鉴定报告经庭审质证后，天宏事务所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作出补充说明：

1、原、被告在工程结算时应扣除的材料款为6592012.32元。

2、略。

3、应扣除的材料款中不包括施工用水电费。如果施工现场有实际计量读数，应按实计算，如没有实际计量读数，按定额规定计算为98354元。

4、应扣除的材料款中不包括该工程应交税金537959.23元(其中零星工程税金21757.58元)，不包括该工程安全监督费9185.46元(其中零星工程安全监督费187.34元)。

5、应扣除的材料款中不包括套管接头的价值、塔吊租赁及进退场费、规费、医药费等。上述鉴定结论未计算合同约定的配合费、工程让利、总包单位管理费，也未扣除施工用水电费及总包单位供应的材料费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作为雨花台区综合楼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全部转包给原告施工，其行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故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后,被告应对原告实际施工完成的工程量给予折价补偿。天宏事务所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其出具的鉴定结论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工程造价应以该鉴定结论为准。扣除被告已付工程款、材料款、水电费等，被告实际尚欠原告工程款4341302.8元。被告主张应按合同约定扣除12.84%的让利款及2%的管理费等，因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故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主张应扣除套管接头、塔吊租赁、返工整改费用及人员工资等，但其未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供证据，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被告主张按合同约定应扣除其代收代交的税金及管理费用等，因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被告不具有依法代扣税金及管理费用的法定义务，且被告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实际垫付工程税金、安全监督费及有关管理规费的实际数额，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述费用应由原告自行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交纳，并依法出具所收工程款项的发票。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但在双方签订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被告应赔偿原告所欠工程款的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

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工程折价补偿款4341302.8元及利息(自2001年9月1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建厂南京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认为：

一、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约定的转包内容无效，但双方约定的工程造价取费率或让利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作为工程造价结算的依据。被上诉人因合同无效而多得2085161.45元，上诉人则直接损失2085161.45元，因此，原审法院的判决显失公平。

二、上诉人已依法交纳的工程税金和各种规费，应在工程欠款中合理扣除。

三、上诉人支出的垫层商品混凝土价款、工程试验费、工程返修费、现场管理人员工资、塔吊租赁费和进退场费、吊车司机工资、工人劳保统筹费、上诉人的管理费都应计入成本，从工程款中扣除。

四、被上诉人应留下工程造价款的5％作为质量保证金，在本工程竣工交付一年后，再结算返还。

五、一审诉讼费的负担显失公平。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将依法中标的建设工程项目全部转包给被上诉人施工，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原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是正确的。

一、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按工程造价87.16%取费的结算条款及收取2％的管理费条款，因合同无效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上诉人要求按上述条款结算工程款，无合同和法律依据。合同无效后，承包人即被上诉人收取的工程费，应当根据其已完成的工程量按本国家取费标准据实结算。原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有质资的鉴定部门，依据当时的国家建设工程定额标准，对被上诉人已完成的工程量进行了鉴定，确认被上诉人完成的工程量为16239575.12元。该鉴定结论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未提供足以推翻上述结论的相关证据，故二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予以采信。关于因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无效合同中的损失赔偿，是指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以外的，且与无效合同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实际已发生的损失，而上诉人同意按合同价款的87.16％与该工程的建设方结算工程款，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而不是自己的损失，且与本案无效合同没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得到的工程费，是根据国家对建设工程的定额取费标准，据实结算后得到的折价补偿，故并未因无效合同而获利，且双方约定的按合同价款的87.16％取费，是针对合同价款5000余万元而言的，而被上诉人完成的工程量只有1600余万元且又是主体结构，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因合同无效而获利200余万元，无事实依据。

二、按照江苏省建筑行业的有关规定，建设工程的税金和各种管理规费应当由总承包人交纳。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供了其已实际交纳的该工程税金和各种管理规费等相关证据，故上诉人要求在与被上诉人结算工程款时，扣除这部分费用，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经质证，双方确认被上诉人已完成的工程量中包含：税金537959.23元、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收取的市场管理费48718.72元、防洪基金16239.57元、人口暂住费16077.18元、劳保统筹费454708.1元、定额测试费16239.57元。上述费用应当在上诉人给付的工程款中予以扣除。关于双方争议的江苏省建工局收取的市场管理费和安全监督保险费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江苏省建工局收取的市场管理费，是针对外省建筑企业收取的，故上诉人要求扣除该项费用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要求扣除安全监督保险费符合南京市的有关规定，但该项费用应以天宏事务所的鉴定结论9185.46元为依据。

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如下：

一、维持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三项；

二、变更一审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为铁道部建厂工程局南京建筑工程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给付南京砖墙凯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折价补偿款3035787.97元及利息(自2001年9月1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案例六

上虞市城乡路桥工程公司诉嵊州市建筑工程公司、台州市交通工程公司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

来源：天下房地产法律服务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0]浙法民终字第２０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上虞市城乡路桥工程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嵊州市建筑工程公司 原审被告：台州市交通工程公司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上虞至三门公路七合同段工程施工经浙江省高速公路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公开招标，台州公司为中标单位，同年１２月１４日，指挥部与台州公司签订上虞至三门一级公路第七合同段协议书一份，同年１２月１８日，台州公司将第七合同段总工程量的５０％（北面段）转包给嵊州公司施工，台州公司收取嵊州公司建筑工程总造价３％管理费。１９９８年１月８日，嵊州公司将上三线七合同段北段隧道开挖分包给上虞公司（无建筑资质证书），并订立《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七标段北段洞内开挖土石方运输到路基或甲方（嵊州公司）指定点６３元／立方米综合价。施工期限：同年３月１日开工至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０日结束。同年３月１７日，嵊州公司将上三线第七合同段北段工程在毛洞开挖的基础上再将部分工程承包给上虞公司，双方签订合同书一份。施工范围为北段洞内至衬砌前（包括衬砌）的所有工程内容，工程期限为洞内前４０米３个月完工，其他工程８个月内完成；工程造价为按嵊州公司中标价下浮３０％乘工程量为上虞公司工程造价。嗣后，上虞公司依约施工，后因施工进度及拖欠工程款等原因，双方于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签订《退场协议》一份，上虞公司于同年８月４日正式退场。同年１０月１２日嵊州公司第四分公司代表陈明寿、叶走建与上虞公司代表严树峰签订工程决算单一份。双方确认乙方（上虞公司）完成工程量１５３５８８２元（其中未扣除工程税金及工程管理费）；乙方向甲方（嵊州公司）总领料折合人民币１０６１６２１元；乙方退还给甲方全部材料及设备残值、临时设施等折合人民币８４５７０９元；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０日至乙方向甲方现金领款４６３８９７元。后因嵊州公司未履行此决算单，为此，双方发生纠纷。上虞公司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嵊州公司清偿工程款７３１８６１元；赔偿经济损失４６１８３５．５０元；台州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嵊州公司、台州公司负担。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委托绍兴市审计事务所对工程造价进行审计，经审计，该部分工程的决算款为３７３６５６元。即：１．临时设施费用：８４５７０９元；２．领用工程款：－７０４０６１．８０元；３．退电费：－１９４８０元；４．领材料款：－１０４３４３１．９２元；５．收材料款７７５４７．０３元；６．无缝钢管价差：３１３１９元；７．经双方确认部分的工程造价：１０７８３８９元；８．双方对工程量有异议，经审计确认部分的工程造价：１０７６６６元；９．合计：３７３６５６元。审计报告还载明：原告上虞公司另提出８７９５５１元的工程量，由于无签证单等工程结算资料，故无法审计。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台州公司未经建设单位指挥部的同意，擅自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嵊州公司，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故台州公司、嵊州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依法应属无效。嵊州公司、台州公司辩称其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应属有效，理由不成立。后嵊州公司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的上虞公司，故该合同亦应属无效。工程造价业经鉴定，予以认可，嵊州公司应支付尚欠上虞公司工程款，台州公司应负连带清偿责任。上虞公司虽主张８７９５５１元工程量系其完成，但未能提供工程联系单等充分依据，且委托绍兴市审计事务所鉴定，亦无法审计，故对该诉请不予采信。上虞公司诉称要求嵊州公司赔偿停工窝工及机械租赁费等经济损失，并要求嵊州公司偿付塌方的理赔款项，因无充分依据，不予支持。嵊州公司、台州公司辩称上虞公司不具备主体资格，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

一、嵊州公司支付给上虞公司工程款３７３６５６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台州公司对上述款负连带清偿责任；

二、驳回上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１５９７８元，审计鉴定费７８１０元，合计２３７８８元，由上虞公司负担１６３４２元，嵊州公司负担７４４６元。上虞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认为，双方讼争的８７９５５１元工程量系上虞公司完成，有上虞公司与嵊州公司签订的《工程内部承包协议书》、《退场协议书》、《工程决算单》等证据证实；对停工窝工损失和抢险赔偿费用，上虞公司已多次提供了有关证据，原审未予审查，违反程序；３万元抢险费不应计入工程款。

嵊州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认为，原审认定该公司与台州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依法无效，与法不符；绍兴市审计事务所，对工程量审计结果已超过上虞公司所完成的实际工程量，原审判决嵊州公司再付工程款３７３６５６元，与事实不符；原审未判令上虞公司承担法定税收和应支付给３％工程管理费及１０％的保修金，与法不符。

二审法院审理后院认为，台州公司系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未经工程建设单位指挥部同意，擅自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嵊州公司，嵊州公司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上虞公司（无资质）承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上虞公司与嵊州公司、嵊州公司与台州公司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上虞公司主张的８７９５５１元工程量为其公司完成，但不能提供有关证据，故该条上诉请求不能支持。嵊州公司主张争议的工程量为其所做，但也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该条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因双方对原审审计报告均有异议，且该报告对讼争的８７９５５１元工程量未予审计，故该审计报告所审计的工程量不作定案依据，本案应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决算单为准，工程款为８５６０７３元。（未扣税金、管理费）。上虞公司请求嵊州公司赔偿其公司停工、窝工损失及抢险理赔款应全额归其公司，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上虞公司称其领取的抢险费３万元，不能作为工程款扣除，嵊州公司表示同意，应予准许。嵊州公司上诉称，应从工程款中留出税金７０９５７．７５元，此项请求属法定事由，应予支持。嵊州公司要求从工程款中扣除工程管理费（经计算为４６０７６．４６元），考虑到嵊州公司已向台州公司交纳管理费及上虞公司半途退场的实际情况，应予允许。嵊州公司主张留１０％的保修金，因该工程退场时间久，保修金不予保留。上虞公司、嵊州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

二审法院最终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审法院第９号民事判决。

二、嵊州市建筑工程公司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上虞市城乡路桥工程公司工程款七十六万九千零三十八元七角九分（已扣除税金、管理费），台州市交通工程公司对上述款项清偿负连带责任。﹡评析

上述两案例中涉及到有关非法转包、违法分包主要争议问题有两个：一是案件所涉当事人之间的施工合同的效力；二是在认定案件所涉工程合同无效情况下工程价款结算方式。

1、上述两案例中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施工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上述两案例中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施工合同依法应当认定无效。

2、在认定转包合同无效情形下的工程价款结算的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可见，即使工程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也可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对此条款，可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解释》答记者问时的讲话，“《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即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内容不能适用返还的方式使合同恢复到签约前的状态，而只能按照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看，当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两种折价补偿方式，一是以工程定额为标准，通过鉴定确定建设工程价值，考虑到目前我国建筑市场的实际情况，有的发包人签订合同时往往把工程价款压得很低，如果合同被确认无效还按照此方案折价补偿，将会造成无效合同比有效合同的工程价款还高，这超出了当事人签订合同的预期。二是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这种折价补偿的方式不仅符合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而且还可以节省鉴定费用，提高诉讼效率。”

案例五中法院根据鉴定机构按照当时国家建设工程定额标准鉴定出的工程量对折价补偿的工程款作出最终判决；案例六中法院根据双方认可的结算单对折价补偿的工程款作出最终判决。﹡相关法规

（一）《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二）《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但是，除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分包外，必须经建设单位认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

（三）《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

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四）《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中标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经招标人同意，可以将中标项目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得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

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招标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

二、按有效处理合同 ◆ 案例一

柳州泰昌装璜工程有限公司因装饰工程款纠纷上诉一案

来源：广西法院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3]桂民一终字第6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州泰昌装璜工程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泰昌公司于1998年12月16日起承建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装饰工程。1999年2月1日,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了一份《建筑安装装饰工程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装饰工程；工程地点市府大院内；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价款及工程结算：l、工程价款，工程造价，按施工图预算编审后，以包工包料方式核算工程总造价，或以实际尺寸及实际工程量核算的造价。

2、工程付款及核算方式，工程款自合同签订后，开工之日起按预算表工程总造价拨40％，第二次付款视工程进度拨至工程总造价90％，余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按建行依照信息价审定的工程造价及由机关事务管理局确定的追加工程造价合计所余差价，一次性付清；违约规定，在施工中，如有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工程总造价的1％执行等。1999年5月21日，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又签订了一份《建筑安装装饰工程补充合同》。约定：本合同条款如与原合同不相符的部分，以本合同为准；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99年5月21日即付工程进度款15万元，泰昌公司确保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1999年2月1日签订的合同全部工作装饰内容，并交付验收；工程决算须由有预算决算资质的专门机构负责，决算机构及费用可由泰昌公司负责；自机关事务管理局收到泰昌公司工程验收报告通知单之日起7日内，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有关部门验收，次日起60天内，机关事务管理局需办理完毕工程验收和结算工作并支付给泰昌公司所有工程款。若机关事务管理局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罚金按每天5000元计算；如泰昌公司原因未能按时交付验收，罚金按每天5000元计算；本楼在未通过验收前，机关事务管理局自行使用的，按工程已通过验收合格处理等。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后，泰昌公司对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装饰工程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99年1月2日付款30万元、3月16日付款15万元、4月22日付款10万元、5月20日付款15万元，合计机关事务管理局已向泰昌公司支付工程款70万元。该工程于1999年6月初竣工。泰昌公司、机关事务管理局亦于同年6月26日对本案装饰工程进行验收。1999年10月20日，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补充委托书》中“一致同意对决算中有关材料价差及独立费工程造价内容，委托建行预算科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结，以预算科最后审定为依据”。泰昌公司在1999年12月22日以区建五公司的名义委托柳州市金信来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进行审核，造价为1515577.1元；泰昌公司以柳州市金信来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审核结论与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结算，机关事务管理局不同意该结论。在2000年1月25日泰昌公司又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进行审核，造价为1449776.78元。泰昌公司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审核结论与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进行结算，机关事务管理局再次不同意。由于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对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意见分歧大。2000年2月29日，泰昌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判令机关事务管理局支付尚欠工程款84.98万元及违约金85万元，总计169.98万元。

一审期间，一审法院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对双方讼争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复核。2001年6月8日，该站作出《造价审定单》，结论为：

一、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为1449776.78元；

二、26栋装饰工程造价为161955.53元。

一审法院审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于2001年6月8日作出的《造价审定单》后，认为存在如下问题：

一、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寄来的造价审定单看，他们此次并未对法院2000年5月26日委托的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装饰工程款进行结算，其所出具的“办公楼”装饰工程款的结算均是复印件，即复印泰昌公司原单方委托其所作的结算单；

二、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此次只对法院尚未委托的“26栋宿舍的土建和水电”进行了结算，而26栋楼并非本案合同标的所指。一审法院决定由双方再自行选择或法院指定一家有资质的部门对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办公楼装饰工程造价进行结算。泰昌公司不同意再次结算，拒绝提供送审材料，经一审法院2002年1月15日及同年11月12日两次督促，泰昌公司均不同意再次进行结算。致使一审法院无法再对本案双方讼争的工程造价进行送审结算。2002年12月6日,机关事务管理局向一审法院书面表示愿意按柳州市建行出具的初审结果即797592.37元扣减已给付的700000元的余款97592.37元给付泰昌公司.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于1999年2月1日签订的《建筑安装装饰工程合同》、1999年5月21日签订的《建筑安装装饰工程补充合同》及 1999年10月20日共同签订的补充委托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及委托书中无违法内容，且已实际履行，故应认定该合同、补充合同及委托书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严格按约履行。尽管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合同时其本身还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但其在与被告实际履行合同时已经取得法人资格，并且具有相应的资质，被告在履行合同时亦未提出异议。现被告认为原告在签订合同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而该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与被告在1999年10月20日已共同签订的补充委托书一致同意由柳州市建行对该装饰工程进行审结，说明此时双方对装饰工程的审结已由 1999年5月21日签订的《补充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决算须由有预算决算资质的专门机构负责，决算机构选择及费用可由乙方（即原告）负责”变更为“一致同意由柳州市建行对该装饰工程进行审结”，且原告已按约定提交结算资料，只是在柳州市建行将“初审结算”交原、被告双方核对时，因原告不予核对且强行要求建行退回其提交的资料才导致建行无法出具正式的结算书，对此，原告应承担不按约履行的责任。由于原告在起诉时所提供的两份结算书（柳州市金信来工程造价咨询公司对该工程进行审结造价为1515577.1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对该工程进行审结造价为1449776.78元）均为其单方委托有关部门所作，不符合其与被告对工程款最后一次所做的约定，故在经原告同意后依职权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对该工程进行审结算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但由于原告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的原因致该审核结论因程序严重违法而不能采用，对此原告应承担其过错责任。由于原告在法院决定再次送审时，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拒绝提供送审材料，导致无法送审，原告应承担由此而造成无法重审的全部责任。故原告主张被告应给付其工程款及违约金169.98万元没有依据，其主张不予支持。由于被告明确表示愿意按柳州市建行出具的初审结果即797592.37元扣减已给付的700000元的余款97592.37元给付原告，视为被告认可其尚欠原告的工程款97592.37元,对此,子以准许。

一审法院判决：机关事务管理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泰昌公司工程款97592.37元。

泰昌公司不服一审人民法院上述判决，提起上诉称：泰昌公司于1999年2月1日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了一份《建筑安装装饰工程合同》后，于1999年5月21日又签订《建筑安装装饰工程补充合同》，泰昌公司按以上合同的约定完全履行各项职责，但机关事务管理局却一再违反合同的约定，并一直拖欠泰昌公司工程款，不得已，泰昌公司于2000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不以事实为依据，严重偏袒机关事务管理局，一味满足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切要求，并作出违背事实的判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机关事务管理局支付尚欠泰昌公司的工程款911732.3元及自1999年9月10日至今每天5000元的违约金（罚金）。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在签订合同时还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但泰昌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并且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因此，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的《建筑安装装饰工程合同》、《建筑安装装饰工程补充合同》及《补充委托书》，双方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实，均应确认合法有效。关于本案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装饰工程造价的问题。由于补充委托书中只是约定了对决算中有关材料价差及独立费工程造价内容，委托建行预算科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审结。因而柳州市建行出具的初审结果797592.37元只是对有关材料价差及独立费工程结算，而不是对本案全部装饰工程的结算，其不能作为本案结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了自行鉴定，将自行鉴定作为当事人举证的合法形式。本案中，泰昌公司在2000年1月25日自行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进行审核，造价为1449776.78元。机关事务管理局对此鉴定结论没有证据足以反驳，但其提出异议，要求一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结算，经征得泰昌公司同意，一审法院委托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对双方讼争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复核，2001年6月8日，该站作出了《造价审定单》分别对本案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的造价和26栋装饰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复核：

一、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为1449776.78元；

二、26栋装饰工程造价为161955.53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作为依法成立的机构，具有工程造价鉴定复核资格，其接受一审法院委托对本案装饰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复核，所依据的材料已经双方认可，计算标准于法有据，造价审定单已经双方质证，其在出具造价审定单时所附业务技术楼的安装工程预（结）算书是复印件，但其是在对原泰昌公司于2000年1月25日委托其本案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进行审核的基础上依照一审法院的委托进行了复核，虽然出具的造价审定单包括26栋装饰工程造价，但该造价审定单是可以把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与26栋装饰工程造价分别开来，鉴定复核程序亦无违法之处，鉴定复核结论应予采信。因本案只审理双方讼争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故本院只采纳业务技术楼装饰工程造价1449776.78元的结论。关于机关事务管理局已付工程款是多少的问题。经查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99年1月2日付款30万元、3月16日付款15万元、4月22日付款10万元、5月20日付款15万元。泰昌公司确认机关事务管理局于1999年1月2日付款30万元、3月16日付款15万元、5月20日付款15万元，尚有4月22日付款10万元未确认。但泰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该10万元是机关事务管理局付26栋的装修款。因此，机关事务管理局已付工程款本院确认为70万元。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楼装饰工程造价为1449776.78元，扣除机关事务管理局已支付的工程款70万元，机关事务管理局尚欠工程款749776.78元。因双方约定罚金按每天5000元过高，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机关事务管理局支付尚欠工程款749776.78元给泰昌公司，并从2001年6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结算后开始计算违约金。因此，泰昌公司上诉主张机关事务管理局支付尚欠其工程款911732.3元及自1999年9月10日至今每天5000元的违约金，部分与事实不符，与事实相符部分，法院予以支持。至于泰昌公司与机关事务管理局的26栋工程款的问题。由于泰昌公司在一审中没有提出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也没有审理此问题。法院对此亦不予审理。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法院予以纠正。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一审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二、柳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向柳州泰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749776.78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从2001年6月9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止以749776.78元为计算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评析

本应无效合同，一经满足某些条件时可以认定为有效，以尽可能避免或者减少合同无效，促进交易，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

本案审理时，最高院《解释》尚未发布、施行，法院根据《合同法》鼓励合同交易精神认定泰昌公司在履行合同中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并且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的条件下，施工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承包人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工程施工合同按有效处理，为此类纠纷的解决一锤定音。◆ 案例二

1996年12月16日，昆明官房建筑经营公司（简称官房公司）与昆明柏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柏联公司）签订了《工程协议书》，约定由官房公司承建滇池路开发区金碧路拆迁安置房工程，建筑面积约为58724.45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739元，合同总价款为43397368.55元。其中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了工程款的支付：“本工程甲方（柏联公司）要求乙方（官房公司）全过程垫资施工，施工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贷款利息由甲方承担。”同年12月17日，双方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工程造价为500元/平方米，除未约定垫资条款外，其余主要条款均与12月16日签订的协议基本一致。

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对于工程承包范围、工程款支付等问题产生争议，官房公司于1998年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由柏联公司偿还拖欠工程款及违约金。本案经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于1996年12月16日订立的《工程协议书》中约定官房公司垫资的条款，违反了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1996你那6月4日下发的建建（1996）347号文件《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因此双方签订的《工程协议书》无效。”本案一审判决后，官房公司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原审法院依据两部一委文件确认《工程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

此后，官房公司对于原审法院确认《工程协议书》无效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同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另一施工合同案件的判决，在该判决中法院却认为“合同中部分垫资条款虽然违反‘三部’的通知精神，但其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故合同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发函要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本案进行复查期间，就“国务院各部委的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审判民事经济案件依据”的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同时，云南省高院在复查中对案件形成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国务院各部委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法规范畴，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原判决以两部一委《通知》确认承包合同无效是不当的。该意见为倾向性意见。

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务院两部一委的规范性文件，是针对各行业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而制定的，目的在于规范管理，维护市场有序发展；原判决确认合同无效有利于避免建设单位在资金不实的情况下盲目上新的建设项目，扩大建设规模，而且有利于规范建筑市场，预防和减少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经研究，于2000年10月10日以（2000）经它字第5号函对云南省高院请示作出如下答复：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应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不属于行政法规，也不是部门规章。从该通知的内容上看，主要以行政管理手段对建筑工程合同当事人带资承包进行限制，并给予行政处罚，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应按照合同承担责任。因此，不应以当事人约定了带资承包条款，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为由，而认定合同无效。

2004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并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但是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除外。

当事人对垫资没有约定的，按照工程欠款处理。

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 《解释》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带资垫资条款的效力认定及带资垫资利息的明确规定，便于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带资垫资施工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形成统一的裁判。

第二节 合同的解除权

一、发包人的合同解除权 ◆ 案例

原告山东金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济南市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来源：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4)东民一初字第20号）

原告：山东金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济南市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

2003年5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步行街北

1、北

2、南

1、南

2、南3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步行街合同补充条款》一份，标的额为3500万元，工期天数298天，竣工时间为3月30日。依据《步行街合同补充条款》第7条第（2）项约定：“所有主体工程均由承包人（被告）亲自依约施工完成，承包人不得有转包、分包或允许第三人挂靠施工行为，一旦发包人（原告）发现承包人有上述行为，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由承包人赔偿原告一切损失，并按工程总预算造价的10%支付违约金”。被告严重违反双方的约定，将工程分包给“江苏盐城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东营办事处”等队伍，构成严重违约，并为此造成了工程进度拖延，至今无法交工，以致仅因建材市场三大材料涨价一项就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对其违约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按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步行街合同补充条款》第7条第（2）项赔偿因分包工程应支付的违约金350万元；由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和实支费。

被告在庭审中答辩称，被告不存在将工程分包、转包的行为，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方也没有任何经济损失。在整个工程施工期间，原告资金严重不足，至今仍拖欠被告工程款320万元。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法院审理认定，2003年5月27日，原、被告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协议，被告承揽了原告位于清风湖公园的步行街北

1、北

2、南

1、南

2、南3工程。合同价款35000000元。合同38.1规定，“承包人按专用条款的约定分包所承包的部分工程，并与分包单位签订分包合同。非经发包人同意，承包人不得将承包工程的任何部分分包”。合同专用条款中，发包人同意承包人分包的工程约定为“无”，分包施工单位亦为“无”。《步行街合同补充条款》7.（2）违约责任约定，所有主体工程均由承包人亲自依约施工完成，承包人不得有转包、分包或允许第三人挂靠施工行为，一旦发包人发现承包人有上述行为，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由承包人赔偿发包人一切损失，并按工程总预算造价的10%支付违约金。原、被告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争议，该合同的内容应当予以认定。

原、被告对被告是否存在转包行为，应否承担《步行街合同补充条款》7.（2）条约定的违约责任存在争议。原告为证实被告将合同约定的工程进行了转包，提供了如下证据：

1.被告于2003年6月与济南同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2003年10月10日与江苏兴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2003年6月与江苏盐城盐城建安总公司东营分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证明，被告将承包原告的“步行街北

1、北

2、南

1、南

2、南3楼工程”整体分别转包给了上述三家公司，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72条的禁止性规定，也违反了双方的合同中不得对承包工程进行转包的约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对三份协议质证认为，被告公司并没有与该三家公司签订转包协议。原告所提供的三份协议有二份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协议加盖的是第三工程公司公章，该公司仅是被告下属的一个职能部门，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得到被告公司的授权。

2、原告申请本院对所提供的三份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向济南同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江苏兴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及江苏盐城建安总公司东营分公司进行调查。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调查了济南同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清风湖南三楼项目负责人吴辉，吴辉证实，其所在公司曾与被告公司签订过一份“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书”，工程名称为“清风湖公园步行街南三楼工程”，地点是东营市清风湖公园，原告提交的协议复印件是其交给原告的，与所在公司持有的原件一致，但是没有加盖公章。江苏盐城建安总公司东营分公司驻清风湖项目部项目经理董亚军经调查证实，其所在公司曾与被告签订过一份“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书”，签字人分别是宋学刚和其所在公司的缪国森。原告提交法庭的复印件是被调查人提供给原告的。江苏兴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驻清风湖南

一、南二项目部经理卜云（贤）峰证实，所在公司曾与被告签订过一份“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书”，工程名称是清风湖公园步行街南

一、南二楼工程，地点在东营市清风湖公园，签字人是宋学刚和徐建华，被调查人曾向原告提供过一份协议书的复印件。被告对三被调查人的证言有异议，认为被调查人均是原、被告解除合同，被告方撤出工地后，另行承包该工程的施工队伍的员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

3.原告提供江苏盐城建安总公司东营分公司向原告要求代付工程款的报告及收款收据。证明，被告将工程转包给第三人，并因被告不能给转包的施工队伍及时付款造成工程延期竣工。被告质证认为，按照合同原告方只能向被告支付工程款，未经被告方认可向第三人支付工程款的行为对被告不产生效力。

根据上述证据及质证意见，法院认定，原告依据2003年5月27日与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位于清风湖公园的步行街北

1、北

2、南

1、南

2、南3工程发包给了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济南同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江苏兴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江苏盐城盐城建安总公司东营分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以及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向吴辉、董亚军、卜云（贤）峰所作调查，并结合原告向具体施工的江苏盐城建安总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事实可以认定，在东营市清风湖公园步行街进行北

1、北

2、南

1、南

2、南3工程前期施工的是该三家公司。该三家公司与原告并无合同关系，而是依据与被告济南市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签订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进行了施工。原、被告基本认可在2004年4月20日解除了合同，此前进行了结算。

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系有效的合同，原、被告应全面履行。原告依据合同将清风湖公园的步行街北

1、北

2、南

1、南

2、南3工程发包给了被告，并明确约定不得将工程主体转包，转包为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并因此享有单方解除权。在原、被告的合同解除之前的工程是由济南同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江苏兴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盐城盐城建安总公司东营分公司对应由被告亲自施工的工程进行了施工。该三家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是根据与被告第三工程公司的包工包部分材料工程协议进行了施工，被告主张第三工程公司没有获得授权，没有签订合同的行为能力的辩解不足以推翻原告发包给被告并约定应由被告亲自施工的工程实际上是由第三人施工的事实，被告第三工程公司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应当按照合同关于转包违约责任的约定，按工程总预算造价35000000的10%支付违约金350万元。被告主张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签订的步行街北

1、北

2、南

1、南

2、南3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步行街合同补充条款》于2004年4月20日解除。

二、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500000元人民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评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承包人违法分包，发包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案例。《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原告山东金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济南市第二建筑工程总公司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所有主体工程均由承包人亲自依约施工完成，承包人不得有转包、分包或允许第三人挂靠施工行为，一旦发包人发现承包人有上述行为，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为此，在被告违约私自转包工程于第三方的情况下，原告依约单方解除合同理所当然，不存在任何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

“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

（一）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二）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完工的；

（三）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的；

（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

本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定解除合同的规定，当具备本条

（一）至

（四）项情形之一时，即使施工合同中未约定此解除合同的条件，发包人也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解除施工合同。为此，本案原告与被告即使在施工合同中未约定“所有主体工程均由承包人亲自依约施工完成，承包人不得有转包、分包或允许第三人挂靠施工行为，一旦发包人发现承包人有上述行为，发包人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在承包人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的情形下，也可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法律常识专栏

建设工程施工发包人是否可以依据《合同法》第268条规定，随时解除与承包人的合同关系？

《合同法》第268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合同法》第16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287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依照《合同法》第287条和268条的规定来看，《合同法》第268条可以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法》第287条的规定是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一种，都是一方按照另一方的要求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另一方支付一定报酬的合同。在 《合同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章中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承揽合同的一般规定。《合同法》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其与承揽人之间的承揽合同，是考虑到定作人是基于对承揽人工作能力的信任而订立承揽合同的，如果该信任关系已经不存在，在免强维持这一关系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财产损失；对于承揽人来说，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在定作人给予解除合同的赔偿后，对其并没有不利。同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承揽合同的一种，具有承揽合同的性质，同样应付予发包人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

二、承包人的合同解除权 ◆

案例一

原告东营市东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营市中奥重胶沥青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建设合同纠纷一案

来源：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2001]东中经初字第73号）

原告：东营市东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东营市中奥重胶沥青有限责任公司

原、被告于1999年6月16日和2000年11月1日先后签订了《住宅楼委托建设合同书》及补充规定之

一、之二。被告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于2001年5月31日、6月4日、6月21日三次通知被告履行义务，并提出解除合同，被告既不付款，又不接受解除合同通知。为此，原告诉请法院依法解除委托建设合同及补充协议之

一、之二；并判令被告承担赔偿金623200元。

被告中奥公司辩称，1、原告未按期施工。我公司于1999年11月、12月已向原告付款30万元，而原告直到2000年9月18日仍未开工。

2、我公司基本履行了付款义务。我公司于1999年11月、12月付款30万元，2000年11月、12月又付款24万元，即使我方再付款，原告因资料不全，也难以全面履行合同。

3、原告称向我方发出三份通知不属实。6月21日的通知我们不知道，6月4日是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并非单方通知。

4、原告未按约定竣工应承担逾期竣工的违约责任。

5、原告未按约定将后三栋楼的施工许可证交给我公司，也应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住宅楼委托建设合同书》及补充规定之

一、之二和“关于明月小区二组团15号、16号、17号楼建设的补充协议”都是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订的，三份补充协议都是对《住宅楼委托建设合同书》的修订，均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当事人订立和履行合同，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又先后三次对付款日期和工期进行修订，被告均未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已构成迟延履行主要债务，在原告发函催告其履行债务后，被告在二个月的时间内仍未履行其付款的义务，原告诉请解除合同，经调解无效，应当准予解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赔偿金，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由于被告违约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数额，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最终判决如下：

1、解除原告东营市东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营市中奥重胶沥青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住宅楼委托建设合同书》及相关的补充协议。

2、原告东营市东建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被告东营市中奥重胶沥青有限责任公司已支付的款项54万元。

﹡评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在承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付款义务，依法解除合同的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承包人无法施工，且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务，承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

（一）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

（二）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

（三）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协助义务的。”

最高院的本条规定，对承包人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提出了严格的前提条件：

一、发包人的行为致使承包人无法施工；

二、承包人催告发包人后，在合理期内，发包人仍未履行义务。虽然在实践中，承包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并不多，但承包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收集发包人的违约证据，并妥善保管，一旦合同的履行对其没有任何意义时，可依法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防范于未然。﹡法律常识专栏

解除合同后的处理原则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标的物的特殊性，一般不能产生恢复原状的结果，通常解除合同的效力不朔及既往。对于双方解除合同前的履行行为，应当如何结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作出了明确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解释第三条规定处理。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按照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方应当赔偿因此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第三节 质量缺陷的处理 ◆

案例

甘肃省敦煌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甘肃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 拖欠工程款、工程质量纠纷上诉案

来源：天下房地产法律服务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本案案号[２００１]第２６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甘肃省敦煌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甘肃省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原审第三人：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敦煌大酒店筹建处与省四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省四建承包建设敦煌大酒店的全部建筑安装工程、室外配套设施及附属工程等，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开工，１９９４年８月１日竣工；合同价款暂定人民币１２００币万元（以中国建设银行审定价为准），工程款委托建设银行按工程进度贷款支付；工程质量等级达到省优，奖励５万元。工程如期开工后，因在组织验槽纤探中发现地质资料与实际不符、需修改设计，于同年６月１日停工，直至１０月下旬恢复施工。工程施工过程中，敦煌大酒店未能及时按约定拨付工程款，加之多次变更局部设计造成反复施工，工期受到严重影响。

１９９５年４月２８日，敦煌大酒店筹建处与省四建六分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敦煌大酒店以一次性包死价４５６．４万元将客房部分的装潢工程承包给省四建六分公司，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工，同年７月３１日竣工，保修期限三个月。同年８月２９日，敦煌大酒店筹建处与省四建六分公司签订《装修工程合同书》，敦煌大酒店以一次性包死价４００万元将客房以外的装修工程承包给省四建六分公司，工程于同年９月１日开工，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８日竣工，保修期一年。同年１０月１０日，敦煌大酒店又与省四建六分公司签订《协议书》，将从原预算中剔除的部分项目以１０万元包死价交回省四建六分公司施工，室外竖向工程按现有的马路、围墙、场地、大门一次性７０万元包死。

１９９６年１月，上述各项工程全部完工。敦煌大酒店和省四建根据合同的约定，经敦煌大酒店委托，由中国建设银行敦煌市支行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８日和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日对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进行结算，经会同省四建、敦煌大酒店三方工程技术人员现场丈量核实，确认工程造价为３１，０７５，４６４元，并由三方共同签字盖章。同时敦煌大酒店和省四建双方于１９９６年１月６日和２９日签字确认原预算中剔除部分及室外工程造价为８００，０９５元，装潢工程造价为５，０７０，１３９元：装修工程造价按合同约定为４００万元。以上合计敦煌大酒店工程总造价为４０，９４５，６９８元。同年４月１７日，省四建与敦煌大酒店双方财务人员对己付工程款、欠款进行核对，确认敦煌大酒店已付工程款３５，１４４，３９２．４０元（其中包括设备款１，６７４，５５３元），尚欠５，８０１，３０５．６０元，其中省四建未做工程造价为２４，８２６元。此前，敦煌大酒店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对土建安装工程组织了竣工验收，意见是“符合设计要求，充分体现了设计意图，工程质量优良”。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８日，该工程经敦煌市质量监督站核验为优良工程，后又经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复验，被甘肃省建设委员会评定为省优质样板工程。同年１月２９日，敦煌大酒店对装修工程进行了验收，意见是“符合设计要求，主要项目质量优良，设备及家俱完好无损，同意验收”；同月３１日，敦煌大酒店对装潢工程进行了验收，意见为“平整洁净，整洁完好”。对验收中提出的问题，省四建均做了维修整改。同年６月４日，敦煌大酒店监理工程师刘国瑞在省四建关子《敦煌国际大酒店回访和质量问题整改工作报告》上签署了“以上问题作了认真整改”的意见，并加盖了敦煌大酒店的公章；同日敦煌大酒苦接管整个工程；７月１１日，敦煌大酒店向敦煌市城建局递交了《竣工险收报告》，请求对敦煌大酒店工程给予验收，后因敦煌大酒店未交纳相关费用，验收工作未能如期进行。此间，敦煌大酒店又多次要求省四建对竣工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维修整改，省四建依合同约定的保修条款多次派人对排水、客房家俱、装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２日，敦煌大酒店原工程部负责人薛永申签认“维修整改完毕”。

１９９７年３月，敦煌大酒店在开始试营业。省四建为此于同年３月２６日、４月２日、４月３日先后三次致函敦煌大酒店，告知该工程未经国家工程质量监督部门验收，不得投入使用，并督促其尽快与质检部门联系组织验收。但敦煌大酒店仍未经验收的工程全面投入经营、使用至今。１９９７年６月，敦煌大酒店主楼客房部一楼非承重墙局部开始出现裂缝。同年７月２１目，甘肃省质量监督总站针对敦煌大酒店工程质量问题，召集各有关部门在现场勘验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敦煌国际大酒店工程质量问题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认定一楼非承重墙裂缝是由于地基不均匀压缩变形和湿陷下沉引起的，同时认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勘察单位、建设单位均存在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意见。省四建对该《纪要》中与其有关的责任表示认可和愿意执行，但因设计单位西北设计院提出异议，问题未能得到解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８日，省四建以拖欠工程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敦煌大酒店支付拖欠工程款５．８０１．３０５．６０元及滞纳金等。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７日，敦煌大酒店以省四建为被告，西北设计院、地质队为第三人提起反诉，请求赔偿因一楼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５．３５５．６４０元及工期延误违约金等。

本案一审中，一审法院根据敦煌大酒店的请求，委托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对敦煌大酒店工程质量进行鉴定和复核，结论认为造成一楼非承重墙体裂缝的主要原因是：西北设计院的设计一层自承重的内纵横墙（２４０、１２０厚砖墙）均没有设置基础梁，外墙（３７０厚砖墙）虽原设计有基础梁，后又同意取消；排水管道埋设标准偏低（室内直埋排水管）；设计４．２ｍ厚的回填垫层且又用作自重墙地基：内纵墙基础与地沟墙之间的间隙小于１０ｃｍ等问题与国家颁布的标准不符；“对此质量问题的产生应负重要责任”。省四建在施工时对回填土夯压不密实和自己订购使用的排水铸铁管个别管壁厚偏薄，使用不久出现破裂跑水，是造成墙体严重开裂的直接原因；框架柱与隔墙、内纵墙与隔墙拉结质量差，是造成隔墙与框架之间竖向裂缝和卫生间隔墙裂缝的原因之一，“对此质量问题的产生应负直接责任”。敦煌大酒店在大楼散水坡旁边没有防水措施，将楼前楼后草坪花池土层进行翻松处理、浇水，使部分土层处于饱和状态，导致部分水侵入墙基、软化基土，加快基土沉陷；未经设计单位同意，擅自决定取消客房壁柜砖隔墙，造成部分走廊纵墙内倾斜．顶棚受压拱形变位：“对墙体裂缝负有一定责任”。气地质队在该大楼约地基勘探中对地基土工程性质未作全面试捡与深入的评价，给设计、施工对回填土的质量控制造成模糊概念，“对墙体裂缝原因负有一定责任”。对此鉴定意见，敦煌大酒店、西北设计院、地质队均认为敦煌大酒店的工程质量问题与己无关；省四建对与其有关的部分责任予以认可。

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因省四建对敦煌大酒店主楼一层非承重墙体裂缝负有直接责任，撤销了敦煌大酒店为省优质样板工程称号的决定。本院二审期间，合议庭会同敦煌大酒店、省四建、西北设计院三方一同查看了敦煌大酒店一楼工程质量情况。由于基土下沉，一楼客房部部分内隔墙出现倾斜，敦煌大酒店已将一层客房关闭，二层以上继续营业。另据三方介绍，敦煌大酒店工程采用的是框架结构，因地面下沉，一楼非承重墙出现裂缝、倾斜，不至影响二层以上的使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省四建与敦煌大酒店签订的四份合同（协议）均合法、有效，双方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省四建请求敦煌大酒店偿还工程欠款和赔偿银行利息的诉讼请求，有双方签订的合同（协议）、工程竣工验收单、双方签字盖章认可的由敦煌市建设银行审计核定的工程价款结算书和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双方财务人员核对工程已付款、欠款的材料等证据所证实，依法应予支持。但对未施工项目的工程款应从工程欠款额中予以扣除。敦煌大酒店辩称的建设银行审计核定的工程结算款不实，应以其委托审计的工程结算款作为工程款结算的唯

一、合法、有效凭据，并以此为由认为超付了工程款，要求省四建返还，因大酒店单方委托审计，违背了双方所签订合同的约定条款，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省四建要求敦煌大酒店支付省优工程奖的诉讼主张，虽然有合同约定，但因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已于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撤销了敦煌大酒店工程为１９９５省优一级样板工程，因此，这一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省四建要求敦煌大酒店支付催要欠款人员差旅费的诉讼主张，双方合同中没有约定，不予支持。敦煌大酒店反诉要求省四建对土建工程施工中未按设计图和设计要求施工的四处工程返工重作的主张，质证中未能举出相关的直接证据，而省四建在质证中提供了与此反诉请求相关的、由敦煌大酒店下达的变更施工通知、变更施工会议纪要、设计变更图纸等证据，因此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对一楼客房、冷冻机房、厨房等处墙体下沉、倾斜、裂缝等重大质量问题从基础予以彻底排除的反诉主张，根据其申请，为了查明敦煌大酒店工程一楼非承重墙墙体产生裂缝的原因和有关当事人的责任，法院依法委托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对敦煌大酒店工程质量进行鉴定。依据该站作出的鉴定意见及各方当事人提出的意见和相关证据说明：敦煌大酒店工程在建设单位投入使用１５个月就发生一楼非承重墙体下沉裂缝，不是施工单位省四建一方造成的。首先，设计单位西北设计院对该工程的个别部位设计违反了国家颁布实施的规范标准，而且对甘肃省建设委员会１９９３年１月３１日甘建发（１９９２）４４１号《关于敦煌国际大酒店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中第三个问题曾明确指出设计“应考虑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物的影响”的批复意见，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诸如一楼墙体应设计基础梁而未设计，将砌墙体直接座落在回填土薄厚不等的垫层土，一楼地基下直埋管道而不设置检漏地沟等，因而未能有效解决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的影响”，为一楼墙体下沉裂缝埋不了无法回避的隐患；因填土务压不实和地表水的渗漏等，只是加速了问题的暴露：因此，设计单位对此质量问题应承担重要的责任。施工单位省四建在施工过程中，回填土的压实系数未达到设计要求：自购的排水管个别管璧厚度偏薄，加之个别地段管道埋置的设计违反规范标准，导致使用不久出现破裂、跑水等原因，对造成地基不沉，墙体开裂应负直接责任。建设单位敦煌大酒店违反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在未采取任何防水措施的情况下，在大楼周围６ｍ内种植草坪、花坛，并采用漫灌式浇水，致使大量排水渗入楼体地基下；由于一楼未设计基础地梁，加速了地基下沉，恶化了一楼墙体的裂缝；对此质量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质勘察单位地质队提供的地质勘探报告虽然存在着几处资料不完善的地方，而作为使用该勘探资料的设计单位，并未对勘察报告提出任何异议，反诉原告也未提出赔偿请求，因此地质队对敦煌大酒店工程一楼部分墙体下沉裂缝不应承担责任。这一反诉请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但鉴于省四建已认可，并经有关部门鉴定，要求尽快加固整改，根据实际情况，西北设计院、省四建、敦煌大酒店均应承担相应责任。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对客房装潢质量和两项未完工程完成整改的反诉请求，因省四建均已作了维修整改，并有敦煌大酒店相关人员签验的证据证实，且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的工程质量保修期限均已超过；同时敦煌大酒店在工程未经国家职能部门验收的情况下即投入使用，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关于两项未完工程中的发电机房隔音板未施工，是因当初约定由敦煌大酒店负责购回材料后通知施工单位施工，但是至今未接到购回材料并进行施工的通知；院内喷水池喷砂未做，是因为敦煌大酒店决定喷砂改贴瓷砖，但对贴什么规格和颜色的瓷砖，敦煌大酒店领导意见不一致，至今施工单位未接到通知，对这两项未施工的项目有省四建在庭审中当庭递交的未完工程项目款２４，８２６元的退款结算书所证。敦煌大酒店对退款结算书既未举出反证，也未提出异议，该未完工程款应从工程欠款中扣除。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赔偿工程质量未达优良的违约金９万元的反诉请求，因造成一楼墙体工程质量问题的责任不是省四建一方所为，故这一反诉主张不予支持；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赔偿工期延误违约金７，９３２，４９４元的反诉请求，由于其多次修改设计、工程款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拨付，造成停工，使工程不能按期竣工，责任不在省四建；且工程已投入使用近三年才提出反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赔偿因工程质量造成的损失５，３５５，６４０元的反诉请求，因其未提供造成损失的具体构成和相关合法证据，且该工程未经国家职能部门验收就投入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４项和国务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３项的规定，其责任应由自己承担，该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敦煌大酒店要求确认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目与省四建签订的８０万元《协议书》为无效合同，因该协议符合１９９３年５月双方签订的第一份合同的精神范围，是双方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应认定合法有效，对这一反诉请求不予支持：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返还已超付的工程款７７１，３５９元及利息、２３１，４０８元、保修金１．５５０．８１５元的反诉请求，因中国建没银行敦煌市支行的结算书由三方共同签字盖章给予了认可，而且工程款结算审核单位是大酒店自己委托的，该反诉理由不能成立；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赔偿审计支出６８２，９９５元的反诉清求，因敦煌大酒店未向法庭提供支出审计费的任何票据，且该项工程价款已由建行审计核定，敦煌大酒店单方再审计，违反双方合同约定的有关条款，其审计费用应自己承担。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

一、省四建与敦煌大酒店所签订的《建没工程施工合同协议条款》、《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协议书》均为有效；

二、敦煌大酒在给付省四建工程款５，７７６，４７９．６０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于判决生效十日内付清；

三、省四建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四、敦煌大酒店工程一楼非承重墙体裂缝问题，应增设墙基地梁，进行加固，在判决生效二十日内，省四建做好加固维修施工的准备工作，承担全部加固费用的３０％；敦煌大酒店做好施工队伍进场前的有关准备工作，承担全部加固费用的３０％；第三人西北设计院拿出加固整改设计图，承担全部加固费用的４０％；

五、敦煌大酒店其它反诉请求予以驳回。

敦煌大酒店和西北设计院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院提起上诉。敦煌大酒店上诉称：敦煌大酒店主楼一楼墙体出现变形、开裂、地基下陷等严重质量问题完全是由省四建施工中造成的：一审法院委托的约鉴定人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与省四建共同属于甘肃省建设委员会，敦煌大酒店工程是经其复验、推荐，才被评为省优质工程的，其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请求对工程的质量问题和责任重新委托中国质量检测中心子以鉴定；一审法院对工程重大质量问题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予以回避，依据甘肃省质量监督总站的错误鉴定结论由相关各方分摊责任，违背事实和法律：根据甘肃省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建设银行的工程款结算违背客观事实，是虚假的，请求重新委托有关部门据实进行结算：一审判决主文的第四项缺乏可执行性。

西北设计院上诉称：甘肃省质量监督总站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鉴定内容不真实；敦煌大酒店质量事故的真正原因是省四建施工质量达不到设计要求，并使用了不合格产品造成的，与设计无关，一审判决对于设计部门责任的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既然认定敦煌大酒店的反诉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又基于省四建的认可，由相关各方承担责任，不但相互矛盾，而且省四建的认可不能表明西北设计院也认可；敦煌大酒店工程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现质量问题，责任应由敦煌大酒店自行承担；敦煌大酒店与西北设计院之间是委托设计合同关系，应依设计合同约定。

省四建答辩称：省四建依据合理、合法的结算向敦煌大酒店索要工程款是正当的；甘肃省建设委员会、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与省四建属子不同的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和企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根据《经济合同法》和国务院《建筑安装条例》的规定，敦煌大酒店将未经验收约工程投入使用，质量责任应由自己承担；鉴定意见是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根据一审法院的依法委托，组织在甘肃的建筑行业的专家、学者、工程技术权威人士，依照建筑设计规范及法规，通过实地检测、分析论证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敦煌大酒店要求省四建赌偿２２，６１３，１０５元损失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省四建对于鉴定结论中自身责任的认可与敦煌大酒店反诉请求超过诉讼时效是两回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最高院审理后认为：省四建与敦煌大酒店签订的四份合同（协议）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应认定有效；敦煌大酒店主张双方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０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没有依据。根据双方１９９３年５月８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款结算以建设银行审定价为准；中国建设银行敦煌市支行会同省四建、敦煌大酒店对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所作的结算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应认定有效；敦煌大酒店应按双方合同约定及签字认可的工程款额支付拖欠工程款５，７７６，４７９．６０元及利息；敦煌大酒店以自已单方委托甘肃省审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为依据，主张建设银行的工程款结算是虚假的，证据不足，重新委托结算的请求违反双方合同约定，不予支持。省四建将敦煌大酒店工程交付后，敦煌大酒店应依法履行其申请验收义务，但由于其不交纳相关费用，致使工程未能验收，对此敦煌大酒店应负完全责任。由于敦煌大酒店采用框架结构，目前出现的质量问题仅限于一楼，对此敦煌大酒店、省四建、西北设计院均予以认可。敦煌大酒店请求省四建、西北设计院、地质队赔偿因严重工程质量特别是一楼客房部非承重墙裂缝问题造成的损失等，由于敦煌大酒店工程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工程未经验收，提前使用，发现质量问题，自己承担责任”和国务院《建筑安装条例》“工程未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由此而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承担责任”的规定，敦煌大酒店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应由发包方和使用方敦煌大酒店自行承担责任。但鉴于省四建对于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鉴定结论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责任予以认可，且对于一审判决其承担敦煌大酒店工程一楼非承重墙体裂缝加固费用的３０％未予上诉，可准予省四建对于敦煌大酒店一楼的整改工作承担相应的费用。敦煌大酒店一审中以省四建为被告，西北设计院、地质队为第三人提起的反诉，因其与西北设计院、地质队属另外的法律关系，其对西北设计院、地质队的诉讼请求超出本案的反诉范围，一审法院将其作为反诉一并审理不当，敦煌大酒店可依据委托设计合同和委托勘探合同另行对西北设计院、地质队提起诉讼。据此，最高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维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８）甘民初字第２２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二、变更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８）甘民初字第２２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敦煌大酒店自行承担一楼非承重墙体裂缝的整改加固，省四建承担其费用的３０％。﹡评析

本案所涉工程质量的缺陷（工程一楼非承重墙体下沉裂缝）是由多方原因造成的，首先，设计单位西北设计院对该工程的个别部位设计违反了国家颁布实施的规范标准，诸如一楼墙体应设计基础梁而未设计，将砌墙体直接座落在回填土薄厚不等的垫层土，一楼地基下直埋管道而不设置检漏地沟等，因而未能有效解决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对建筑的影响”，为一楼墙体下沉裂缝埋不了无法回避的隐患。设计单位对此质量问题应承担重要的责任；其次，施工单位省四建在施工过程中，回填土的压实系数未达到设计要求；自购的排水管个别管璧厚度偏薄，加之个别地段管道埋置的设计违反规范标准，导致使用不久出现破裂、跑水等原因，对造成地基不沉，墙体开裂应负直接责任；再次，建设单位敦煌大酒店违反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在未采取任何防水措施的情况下，在大楼周围６ｍ内种植草坪、花坛，并采用漫灌式浇水，致使大量排水渗入楼体地基下；由于一楼未设计基础地梁，加速了地基下沉，恶化了一楼墙体的裂缝；对此质量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对工程质量缺陷存在过错的各方应按各自过错程度按比例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本案在敦煌大酒店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即投入使用，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工程未经验收，提前使用，发现质量问题，自己承担责任”和国务院《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工程未验收，发包方提前使用或擅自动用，由此而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由发包方承担责任”的规定，认定敦煌大酒店工程出现的质量问题应由发包方和使用方敦煌大酒店自行承担责任，但鉴于省四建对于甘肃省工程质量监督总站鉴定结论中属于自己的部分责任予以认可，且对于一审判决其承担敦煌大酒店工程一楼非承重墙体裂缝加固费用的３０％未予上诉，可准予省四建对于敦煌大酒店一楼的整改工作承担相应的费用。

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均以失效。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9月29日公布，于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对工程未经验收，擅自使用的质量责任进行了明确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为此，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非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质量责任由发包人或使用人自行承担；但承包人对建设工程的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质量在相应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仍应承担质量责任。第四节 竣工时间的确定 ◆

案例

浙江省金华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诉金华市新世纪学校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上诉案 来源：天下房地产法律服务网依据判决书整理（案号：（1999）浙法民终字第１０３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省金华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华市新世纪学校（原称金华市新世纪小学）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日，新世纪学校与金华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就该校的校舍建设工程邀请议标，向一建公司等五家建筑单位发出《关于金华市新世纪小学校舍施工招标的通知》，通知载明工程议标范围为新世纪学校１＃教学楼、１＃学生公寓和综合楼三个项目的土建、水电安装，投标企业均按四级企业标准计取综合费率，工程结算按１９８４年《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浙江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下称８４定额），以及１９８８年《金华市单位估价表》、《金华市建筑材料预算价格》和市区建筑工程造价调整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制；在中标施工期内如遇建筑预算定额、物价政策变动、予以调整。并规定该通知是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的基本依据。同年１２月７日，新世纪学校与金华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向一建公司发出金建招字（１９９５）４５号《金华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确定一建公司为新世纪学校校舍建设工程的中标单位，通知还载明工程总造价下浮１．５％。同日，新世纪学校与一建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一建公司承建新世纪学校校舍工程，工程范围为１＃教学楼、１＃学生公寓、综合楼的土建、安装、场内排水管道；工期自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１０日至１９９６年５月３１日；质量等级为优良；合同价款暂估３５０万元，并按四级企业标准取费；调整方式为施工期内如遇预算定额、取费标准、材料价格等政策性调整时，则按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工程竣工验收时支付９５％工程款，新世纪学校不按时付款，则按银行同期计划外贷款利息加倍计算；保修金按决算造价５％，竣工后一年一次结清，利率按银行同步计划内贷款利息；合同价款在协议条款内约定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改变，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价格调整，一建公司应在上述情况发生后１０天内，将调整的原因、金额以书面形式通知新世纪学校代表，新世纪学校代表批准后通知经办银行和一建公司，竣工结算按招标文件及有关条款执行。合同签订后，一建公司经新世纪学校同意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４日开工承建，新世纪学校将水电安装工程另行发包给了其他施工单位。１９９６年７月８日，一建公司完成了新世纪学校１＃教学楼、１＃学生公寓、综合楼，以及围墙、连廊、配电房、室外排水等土建工程的施工，新世纪学校在竣工报告上签章予以同意，但双方未对工程进行验收。同年９月１日，新世纪学校因教学需要使用了上述工程。嗣后，一建公司向新世纪学校递交了分别以８４定额及９４定额为计算依据编制的工程决算书各一份。１９９５年４月３０日至１９９５年７月１６日间，一建公司先后收取新世纪学校提供的铝合金建材，共计１０７０２公斤。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２日至１９９９年２月２日间，新世纪学校支付一建公司工程款共计２８０万元。因双方对工程价款及支付期限等发生争议，一建公司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３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新世纪学校支付工程欠款１５５２５３０元，偿付违约金８０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因双方当事人对工程竣工结算存在分歧，该院委托中国建设银行金华市分行对上述工程总造价进行鉴定，结论为３０９３６４５元，鉴定费４８５５２元。二审期间，一建公司对上述工程造价鉴定结论中的工程项目及计价标准等提出异议，应该公司的申请，二审院委托浙江省价格事务所对本案所涉工程造价予以鉴定，结论：按我省１９８４年建筑工程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土建工程造价为３２０７９００元（已下浮１．５％）；按我省１９９４年工程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土建工程造价为３７３８８６０元（已下浮１．５％）。鉴定费３万元。

另查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浙江省建设厅、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以浙建定（１９９５）１９４号文颁发《浙江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浙江省单位估价表》、《浙江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简称９４定额），规定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６日，金华市建设局、金华市计划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金华市分行向有关单位发文转发了上述文件。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新世纪学校与一建公司所签的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工程未通过验收，新世纪学校提前使用，由此发生的质量或其他问题，应由新世纪学校承担责任，竣工验收时间应从新世纪学校使用该工程时开始计算。新世纪学校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系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工程总造价应按建行鉴定为准，超出鉴定部分的工程款数额，不予支持。对于电器安装部分，新世纪学校已另行安排施工，且一建公司未提出诉讼请求，新世纪学校也未提起反诉，故该部分不予审理。一审法院判决如下：

一、新世纪学校支付一建公司工程欠款６３６４５元，并从１９９６年９月１日起计算未按合同约定付款部分的利息，其中保修金按工程鉴定造价的５％，一年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其他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倍计算，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一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一建公司不服，以“新世纪学校应从工程竣工后１０天起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中国建设银行金华市分行的工程造价鉴定中认定工程项目与实际不符，采用的计价标准错误”等为理由，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新世纪学校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订立合同时双方明知９４定额已出台，故约定的遇定额变动调整的本意，系指９４定额以后，如再发生变动即予以调整，且一建公司亦未按约定在９４年定额下发后将调整的意见在１０天内报我方批准，要求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院认为：新世纪学校与一建公司就该校校舍建设工程，业经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程序，从而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该合同中除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约定与《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的相关规定不符外，其余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应从工程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的约定。新世纪学校未经验收即使用了一建公司承建竣工的工程，原审判令其承担使用工程后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但违约金比例应按《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的规定计取。对于本案所涉建筑工程造价的计价标准，双方当事人争执不一，工程建设施工招标单位新世纪学校在当地政府招投标办事机构的协助下，发出的施工招标通知书中规定了编制投标书工程造价结算按８４定额，投标单位一建公司按该招标文件要求，编制了投标书，经招标单位新世纪学校及招投标办事机构审定中标，双方即按上述招投标过程的要约、承诺内容订立了施工合同。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精神，当事人双方订立施工合同的真实意思系以８４定额为工程造价计价标准，从而实现工程承发包双方以８４定额计取工程价款所期望的合同目的。现一建公司提出工程造价以９４定额为计价标准的主张，与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追求的合同结果不符，且使当事人间的利益重大失衡，违背了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浙江省价格事务所就本案所涉建筑工程以８４定额为计价依据所作出的工程造价鉴定结论，本院予以确认，新世纪学校应按该结论支付积欠的工程价款，其已提供一建公司使用的铝合金材料，可按鉴定结论中每公斤１９．４８元作价抵偿工程款。依法判决如下：

一、维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９）金中民初字第２０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一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１９９９）金中民初字第２０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新世纪学校应于本判决送达后十日内支付一建公司工程欠款十九万九千四百二十五元零四分，并从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起计取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其中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五一年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其余均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评析

本案涉及到对建设工程竣工日期的认定。工期条款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主要条款，关系到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许多权利和义务，其中竣工日期的确定，一般意味着发包人要对承包人履行结算、付款义务，故竣工日期的确定对承包方来说，由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就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情况下，竣工日期的确定做出了规定：

（一）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二）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

（三）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据此，本案中建设工程竣工日期即为建设工程“转移占有”之日。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新世纪学校因教学需要使用了上述工程，虽然一审、二审法院审理此案时，最高院的上述解释还未发布、实施，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为工程竣工日期，并依此判决新世纪学校从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起计取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注：依据《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对欠付工程款利息的计付标准有约定的，应按照约定处理”。为此本案利息结算应按合同约定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倍计算，其中保修金一年内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建筑商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的主要义务是工期和质量，而竣工时间作为工期的重要一个环节，承包商在实践中应给予重视：

一、主动收集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期拖延的证据，并及时提出工期索赔；

二、在工程完工以后应及时向发包人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第五节 工程结算

一、以送审价为准 ◆

案例

2004年10月，原告北京某建筑公司与被告某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某广场建设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承包人在合同竣工验收后的30天内向发包人提供完整的竣工结算文件，发包人应在收到结算资料的30天内审查完毕，到期位提出异议，视为同意。2005年8月29日工程竣工，同年9月4日交付使用。同年9月20日原告向被告递交工程结算文件，结算价为1566.97万元。被告已付款440.25万元，扣除保修金尚欠1029.37万元。被告在约定的审价期内未提出异议，也未给予答复。原告经多次催要无果，遂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按司法解释第20条规定，由被告按单方送审价支付价款。2006年10月10日，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一审法院以建设部107号文件《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和示范合同文本通用条款的结算条款的有关规定，作为适用司法解释第二十条的依据，未再鉴定以原告申报的结算价款作出一审判决，判由被告支付尾款1029.37万元。﹡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

此条是关于“以送审价为准”结算工程价款的具体规定，本案是对此条的充分应用。根据建设施工合同以送审价为准的约定，法院以建设部107号文件《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和示范合同文本通用条款结算条款的有关规定，作为适用《解释》第二十条的依据，未再鉴定，以原告申报的结算价款为准，判决被告支付剩余尾款。建筑商应充分利用《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2006年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请示》，作出了《关于发包人收到承包人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是否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复函》(2005民一他字第23号)，复函认为“建设部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格式文本中的通用条款第33条第3款的规定，不能简单地推论出，双方当事人具有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一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则视为认可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的一致意思表示，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不能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很明显，该复函明确对于双方采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格式文本的，根据通用条款第33条第3款的规定不能当然认定双方有“以送审价为准结算工程价款”的意思表示。故建筑商要用好这条司法解释必须要掌握以下操作要领：

一、承包人应当和发包人有完整的书面约定。建设施工合同明确约定，“发包人在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的，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这是适用《解释》 的前提条件。

二、约定的审价期限必须明确。对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发包人审价应在多少天内完成，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点，如30天、60天。

三、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应当齐全。合乎双方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所有书面文件中对送审资料的要求，以及在未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能计算出工程造价的资料。

四，承包人提交的送审资料必须有发包人或其授权代表的签收(如合同中约定的工程师、驻工地代表)，最好加盖发包人单位的公章。

五，发包人或其代表的签收要能够体现出送审的工程总造价。

六，约定的审价期限届满后，还应当向发包人发出专门函件，明确无误地要求对方以送审的工程造价结算工程价款，但切忌同发包人再进行工程审价的磋商，以事实行为改变合同“以送审价为准”的约定。

二、“黑白合同” ◆

案例

1998年12月，咸宁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下称“咸宁公司”)通过工程招投标，与枣阳市北城信用社签订综合楼工程承建合同，合同造价为95.2万元，并经枣阳市招标投标办公室审查备案。半个月后，咸宁公司枣阳经理部又与北城信用社签订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工程价款由招标中标的定价下浮16％，以补充协议价格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咸宁公司获知后，当即向北城信用社、枣阳市华罡监理公司和枣阳市造价管理站提出异议，要求终止履行补充协议，按中标备案合同履行，北城信用社未予答复。

1999年1月，北城信用社综合楼开工建设，北城信用社支付工程款71万元，年底工程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同时被评定为襄樊市优良等级工程。2000年7月，双方在工程最后决算时，对依据备案合同确定的工程价款进行决算，还是签订的补充协议确定的价款进行结算产生争议。

2005年4月，咸宁公司向枣阳法院提起诉讼。枣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30日内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由于综合楼工程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取得，而且按招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并备案，故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对备案合同工程价款进行较大变动，对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故补充协议应属无效。2005年12月27日，枣阳法院一审依法判决北城信用社支付咸宁公司各项费用22万余元。﹡评析

这是一起有关建设工程中“黑白合同”以何者为准的典型案例。法院适用《招标投标法》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的规定，判决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以备案合同的约定结算工程款。

鉴于“黑白合同”是建筑工程领域的一个突出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对黑白合同效力的认定作出明确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解释》的出台，可以有效的杜绝实践中建设领域“黑合同”的盛行，同时也解决了长期以来实践中对到底是“黑合同”有效还是“白合同”有效的困扰。

三、按固定价结算 ◆

案例

上诉人上海某建筑公司与海南某安装公司签订《分项工程承包合同》，该《分项工程承包合同》第四条第一款明确约定：项目A3、A4室内花岗石，结算价格按1069000元结算（包括洗手台钢架制安，安装辅料、洗手台挖洞、石材磨光等全部工序），上述结算价格不受工程量的改变而影响。工程验收后被上诉人海南公司以工程款未完全付清而起诉。一审审理中承包商请求法院对系争工程进行造价鉴定，法院委托有关机构进行鉴定，并以鉴定结果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由于系争工程已经交付使用，测量时多数项目无法实测到位，因此鉴定结果高出合同价格接近一倍，发包商上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建设施工合同有效，工程款结算应按合同约定的固定价结算，对原审判决依法予以改判。﹡评析

这是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按固定价结算的案例。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另行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在承包人未提供任何证明该约定无效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决定对工程造价委托鉴定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为此，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认定合同约定有效，判决按照合同约定的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

本条是按固定价结算的规定，《解释》明确在合同约定固定价的情况下，不得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

固定价结算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固定价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1、纯总价闭口，即全部闭口价，在施工中不管工程量及材料市场价格的变化，工程结算总价不变，市场风险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2、总价半闭口，即在工程造价暂定，在出现合同约定的具体情况下可以按照约定进行调整，如因设计变更造成工程量增加及其他材料价格上涨超过一定幅度范围等。

3、纯单价闭口，即单价不可调，但工程量据实核算，因此合同总价是暂定的，随工程量的变化而给予调整。

二、承包人在实践中的操作

1、认真、慎重签订固定价合同，如发包人要求签订固定总价合同，最好在合同中约定工程量超过一定范围或者市场价格变化超过一定幅度，则对超过部分应按实调整。

2、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的，承包人要结合施工经验认真核对施工图中的工程量和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量是否相符，如果相差较大，应当列出，可与发包人核实，作为报价的依据。第六节 实际施工人的诉讼地位 ◆

案例

2005年3月4日，某路桥公司项目部（甲方）与赵某（乙方）签定《劳务分包临时协议》，将该公司承包的德宏州遮陇二级公路LL4合同段K20+000至K23+500内所有施工项目承包给赵某，该协议约定的承包方式为：综合单价，辅助工程及临时设施不另行计量；承包单价按遮陇二级公路工程量清单的200—600章投标单价和施工合同中签证单价的94%计量，税收由乙方承担（甲方在工程款中代扣）。2005年10月7日，赵某又以自己的名义与甫某签订《建设工程承包施工协议》，约定将其承包的施工工程遮陇二级公路LL04合同段K20+000至K23+500范围内的所有土、砂、石方的开挖、回填、平整、碾压、运输承包给甫某。该协议明确双方签订协议的依据为：

1、州交通局与路桥公司签订的遮陇二级公路LL04合同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工程处与建设单位签订的补充协议（即总合同）；

2、遮陇二级公路LL04合同段施工图；

3、遮陇二级公路LL04合同段工程招标文件、图纸答疑；

4、路桥公司投标文件及预算书。合同还约定：合同工期为170天，每拖延一天罚款人民币1000元，提前一天奖励500元。合同价款为土、砂、石的开挖分别为2.7元、5.2元、10元每立方；土石方回填、碾压4元每立方。工程价款支付方式为：按当月实际完成的并经驻地监理工程师签字认可的工程量，工程指挥部拨付给项目部的百分比相应支付给甫某，工程尾款从工程指挥部同意转序之日起，一个月内付清。2005年10月31日，甫某与刘某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由刘某向其提供挖掘机在前述遮陇二级公路LL04合同段K20+000至K23+500范围内使用，月租金4万元，月工作时间240小时，租期6个月。双方还约定：甫某在开挖工地必须现场进行技术交底和监督刘某施工，机械师由刘某负责，刘某必须服从甫某指挥人员的调动及工作安排，认真完成甫某安排的工作，如甫某拖欠刘某租赁费用，刘某有权停工及退场，甫某并负责刘某由此产生的损失费用。后刘某依照约定将挖掘机运到施工现场，并按甫某的要求自行进行甫某承包范围内的土方的开挖、回填施工，后因甫某拖欠款项，刘某退场，甫某对刘某所作工程质量无异议，双方对所欠款项进行了结算。因甫某未支付所欠款项，刘某将路桥公司、项目部、赵某、甫某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支付剩余款项。﹡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本条是对施工人利益保护的规定。结合本条规定，分析本案如何处理：

一、关于本案涉及合同性质及效力问题

本案中所涉合同包括，路桥公司项目部与赵某所签《劳务分包临时协议》、赵某与甫某 所签《建设工程承包施工协议》、甫某与刘某所签《租赁协议》。不管是劳务分包还是租赁协议实际上都是非法转包，且赵某、甫某与刘某都是个人，不具备施工资质，上述合同全部无效。

“转包”与“分包”的区别。

转包是指承包人在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或不全部履行合同约定，又将其承包的工程建设任务部分或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即转承包人），其自身不对工程承担任何技术、质量、经济法律责任的行为。分包是指已经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或总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工程建设任务的一部分交给第三人（即分包人）完成。

转包与分包是两个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的概念。其中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由第三人完成应由自己完成的建设工程的部分或全部工作。关于转包与分包行为的区别，可参照下列判断标准进行：一是核实原承包主体是否变更；二是检查现场管理人员的隶属关系，如管理人员是否除分包人的管理人员之外，还有承包人或总承包人的管理人员；三是承包人或总承包人、分包人的行为如工作协调、技术措施、方案、质量、安全责任等的落实情况；四是检查工程项目的原材料是由承包人或总承包人供应还是由分包人供应；五是检查用于工程施工的大型机械、设备、设施系为承包人或总承包人拥有还是由分包人所拥有。如果检查出：（1）承包主体已经实际变更；（2）现场管理人员仅有分包人的管理人员而无承包人或总承包人的管理人员；（3）承包人或总承包人未进行如工作协调、技术措施、方案、质量、安全责任等行为；（4）工程项目的原材料并非由承包人或总承包人供应；（5）工程施工的大型机具、设备、设施并非为承包人或总承包人所拥有等情形，则是转包而不是分包。

二、关于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时的被诉主体问题

根据《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首先，刘某（实际施工人）可以转包人为被告提起 诉讼，即以路桥公司、赵某、甫某为被告，法院应当受理。其次，刘某也可以单独或一起起诉本工程项目的发包人，如果单独起诉发包人的，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同时，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篇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筑行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行业不断发展和壮大,建筑行业在国内的GDP占比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建筑行业在国内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伴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和壮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包括各种超越资质承揽工程,违法分包、非法转包、阴阳合同、挂靠等违法现象。这些违法行为是导致工程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源。

大部分重大事故经事后调查都涉及违法签订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认定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签订有效的施工合同,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集体的利益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

1.1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9条明确了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建设工程合同是由承包人进行项目建设活动,发包人支付相应对价的合同。该条第二款采用列举式定义了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合同、工程设计合同、工程施工合同,是从法学范畴定义建设工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建筑工程合同的定义是广义的。

1.2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点

由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起源于承揽合同,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规范建筑行业的法律和司法实务中,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是存在实质上的区别:首先,缔结的主体不同,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缔结主体是发包人和承包人,法律对二者的主体资格、资质都有严格的要求;但是在承揽合同中,缔结主体是定作人和承揽人,然而法律并没有对承揽人和定做人的主体资格做限制,既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就比较严苛,除法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或者具备双方约定的解除情形外,不允许随意解除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订立必须是要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2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及特点

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指发包人与承包虽然订立了合同,但因合同欠缺生效的要件,合同不发生当事人追求的法律后果。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性质上是绝对的无效,自始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第五十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特点与一般的无效合同相同,即成立的无效合同在形式或者内容上有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或者损害到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般都具有不得履行性,都具有违法性等特点。

3 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典型形式

承包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根据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形应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认定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施工企业(承包人)必须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禁止施工企业(承包人)以任何形式超越资质等级或借用其他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这里先明确一下资质的概念。所谓资质是指个人或者单位具备了一定的技术能力或者经验等优势之后被相关机构或授权机关确认具有承接某些事项的资格。因此,建筑施工企业(承包人)也只能具备建筑行业施工资质才能开展相应的建筑承接业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建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承包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才能从事建筑活动。承包人不具备相应资质属于签订合同的主体不适格,因此确定合同无效。

不具备资质分为未取得资质和超越资质2种情形。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对未取得资质持完全否定态度,然而超越资质等级的情况,司法解释则网开一面。最高院《施工合同案件纠纷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承揽工程,在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的,不予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4 违法分包的合同无效

法律对违法分包的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第二百七十二条“……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分包的工程必须在总承包合同里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那么分包行为就必须经过建设单位的确认;总承包单位必须自行完成施工工程的主体,主体部分无论如何不得分包;接受分包的单位不得再次把分包工程分包出去;总承包施工单位不得把分包工程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只要违反上述规定,分包合同就认定为无效。

5 建设工程无效合同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5.1 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制定了严格的资质许可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过程中,没能取得制度设计的初衷。国家想通过资质制度的设置来提高建筑行业的准入门槛,以期达到保障工程质量、保障施工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制度的实践中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法律对施工资质做了严格的规定,现实中也做到了绝大部分工程项目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的主体都是具有相应资质的,但是为何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呢?众所周知,在建筑行业,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现象遍地开花。其实合同承包主体与实际施工分离,资质制度俨然成为摆设,根本起不到保障工程质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资质管理制度还滋生了大量违法行为。由于法律对资质管理的强制规定,施工单位被迫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去申报、升级或维持资质。制度中规定施工企业相关资质注册专业人员的数量,为此不但产生了挂靠市场,使得人证分离(取得专业资格的个人并不在注册单位工作),还滋生施工领域的腐败现象。比如,一些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没有能力承揽到工程,而且并不一定有相应的人力、财力去实施工程,然而另一些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其不但有一定的资金和实力去完成工程,而且有能力承揽到工程,但却苦于没有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而且自行去申办资质的时间、资金等成本大且未必能申办成功。这样,就必然产生非法转包、挂靠等扰乱建筑市场的现象,从而致使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更无保障。

5.2 挂靠行为

挂靠行为是指建筑施工企业或者个人(挂靠人)以其他建筑施工企业(被挂靠人)的名义承包工程的行为。挂靠行为是不具备相应资质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特殊形式,因为挂靠行为在形式上表面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其企业资质、执照,以其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6条规定:凡属于出借、转让或其他方式以本企业名义承揽工程的均属于挂靠工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25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挂靠行为是无效行为,签订的合同当然无效。

结合即将施行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挂靠行为主要有以下7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以上与施工单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或没有建立劳动工资或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第二种情形为应当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负责采购或租赁的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工程设备及施工机械设备,有其他单位或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第三种情形为有资质的施工单位互相借用资质承揽工程,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互相借用的;第四这种情形为实际施工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工程款支付凭证上载明的单位与施工合同中载明的承包单位不一致,由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第五种情形为劳务分包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的;第六种情形为专业分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总承包单位或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除外;第七种情形为没有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资质承揽工程的。以上情形是最常见的挂靠行为。

5.3 改革建议

我国的资质许可管理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不可否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曾发挥了极大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僵化的资质管理制度已逐渐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此制度的继续存在值得商榷。国外不少发达国家在建筑市场并没有采取资质许可模式,少数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只对政府投资的工程采用资质管理模式。国外的这2种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自身的调控作用,淘汰了竞争力不足的企业,从而达到规范市场的作用。我国应该弱化资质管理模式,只当作参考的因素,逐步与国际接轨,乃至取消该制度。建立建筑行业的市场机制,从自身机制的竞争中不断淘汰不合格的承包人。取而代之建立一种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增加企业不讲信用的违约成本;完善配套的履约担保制度和建筑行业的保险制度,从而增加社会救济面。总而言之,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的需求,从根本上保障建筑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6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处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尚未履行被确认无效的,此种情况在实践中处理起来比较简单。首先双方当事人不能就此无效合同做出继续履行,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害责任”“合同不符合法定的生效条件而被确认为无效、被变更或者被撤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尚未履行的无效合同,双方按照缔约过失来承担责任。通过过错认定,然后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如果双方均存在过错的,则依据各自过错的大小来承当相应的过错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也对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缔约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不应包括因合同成立和生效所应获得而未获得的各种利益。是否受损害及受损害的大小,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受到损失的一方应对其受损失的情况负举证责任。基本的赔偿认定应当考虑3个方面的要素:第一,要有损害事实。第二,要存在过错;过错主要包括过失或者故意。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无效过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违反现行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采取胁迫欺诈等方式迫使对方和自己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串通故意违法的时候,就不存在过错了。在双方故意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双方遭受了损失,任何一方也不得请求对方赔偿。第三,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7 结论

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涉及的法律错综复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一般会引起各种合同纠纷,而且往往是涉及面广、专业性强、利益纷争错综复杂的纠纷。目前,我国建筑行业中工程质量问题层出不穷,违法交易等现象不断扰乱建筑市场,以致安全事故频发甚至引起超重大事故。因此,认定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而签订有效的施工合同,无论对合同当事人,还是对国家、集体的利益而言,都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结合实证案例及法院在实践中出现的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一般情形及特殊情形,对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因欠缺资质而造成无效的认定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期待能给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帮助,期待建筑领域的相关当事人能从中趋利避害。

摘要：文章就建设工程合同的无效情形和承包人欠缺资质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具体状况,以及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做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资质,认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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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显冬.案例民法学总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篇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

关键词：施工合同；纠纷；产生及预防

中图分类号：DF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09)26-0050-03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其他合同相比较，强制性规定较多，这是建筑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建筑业的工作成果是不动产，其存在和发挥效用时间较长，具有公共性质，关系到国计民生。为此，中国现行的《合同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等都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了详细具体的强制性规定。如何将这些法律规范与实际工作有效地结合起来，认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产生的成因，并且加以预防，已日益成为建筑施工企业关心和研究的重点。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1.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概念在中国的《合同法》和《建筑法》中都有明文规定。《建筑法》第十五条规定：“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从这些法律规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工程合同的一种，是指承包人按照发包人的要求，依据勘察、设计的有关资料、要求，进行施工建设、安装的合同；是承发包双方为实现建设工程目标，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控制工程项目质量、进度、投资，进而保证工程建设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法律文件。

1.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特征

1.2.1国家计划与管理的特殊性

建设工程项目必须列入国家计划，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签订到履行，从资金的投放到最终的成果验收，都受到国家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特别是对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施工承包方并签订施工合同。

1.2.2合同主体的特定性

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法人资格并且具有履约能力。发包人只能是经过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工程的法人。承包人只能是法人，同时必须具有一定的从业资格或资质。

1.2.3合同履行的程序性

建设工程施工周期长、质量要求高，涉及的方面广，各阶段的工作之间有一定的严密程序，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实施必须按照既定的设计施工流程进行。

1.2.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要式合同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中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明文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一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然应当如此。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失公正，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不对等。从目前实施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看，施工合同中绝大多数条款是对发包方制定的，其中大多强调了承包方的义务，对发包方的制约条款偏少，特别是对发包方违约、赔偿等方面的约定不具体，也缺少行之有效的处罚方法。同时，由于目前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不规范管理，大量的施工队伍与建设规模严重失衡，致使发包方在建设工程承发包中占据主导地位，提出一些苛刻和不平等的条件，将自身的风险转移到承包商身上。承包商为了获得工程也只好接受。只能在实施这样的施工合同时，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采取偷工减料或非法分包甚至违法转包，给工程建设带来隐患，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纠纷的发生。

(2)合同文本不规范。国家工商总局和建设部为规范建筑市场的合同文本制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以全面体现承发包双方的责任、权利和风险。但有些发包人为了回避自己的风险在签订合同时，不采用标准的合同文本，而是采用一些自制的、不规范的文本进行签约。通过自制的、笼统的、含糊的文本条件，避重就轻，转嫁工程风险。有的甚至采用口头委托和政府命令的方式下达任务，待工程完工后，再补签合同，这样的合同根本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

(3)“阴阳合同”充斥市场，严重扰乱了建筑市场秩序。有些业主以种种理由和借口，在和承包商按照招标文件签订“阳合同”，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备案外，另私下再与承包商签订一份在施工活动中实际履行的“阴合同”，其内容与原合同相违背，形成了一份违法的合同。这种工程承发包双方责任、利益不对等的“阴阳合同”，违反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重损害了承包商利益，为合同履行埋下了隐患，并将直接影响工程建没目标的实现，进而给承发包双方都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约程度低，违约现象严重。有些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双方都不认真履行合同，违约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发包方。如：业主暗中以垫资为条件，违法发包；在施工过程中业主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发包人不及时办理竣工结算，甚至部分业主已使用工程多年，仍以种种理由拒付工程款，形成建设市场严重拖欠工程款的顽症。承包商不按约定组织施工，致使工程延期、质量低劣，也是违约行为的主要表现。

(5)合同索赔工作难以实现。索赔是合同和法律赋予受损失者的权利，对于承包商来讲是一种保护自己、维护正当权益、避免损失、增加利润的手段。而建筑市场的过度竞争，不平等合同条件等问题，给索赔工作造成了许多干扰因素，再加上承包商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导致合同索赔难以进行。

(6)租借他人资质或承包与自身资质不相适应的建设工程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不法承包商在自己不具有或不具备相应建设项目施工资质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承包工程的目的，非法借用他人资质参加工程投标，并以不法手段获得承包资格，签订无效合同。同时，一些不法建筑企业利用不法手段获得承包资质，专门从事资质证件租用业务，非法谋取私利。这些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建筑市场的秩序，同时也增加了施工合同纠纷的产生机会。

(7)签订转包和违法分包合同的情况屡禁不止。一些承包商为了获得建设项目承包资格，不惜以低价中标，在中标之后又将工程肢解后以更低价格非法转包给一些没有资质的小的施工队伍，这些承包商缺乏对承包工程的基本控制步骤和监督手段，进而对工程进度、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最终形成与业主及转包者的矛盾和纠纷。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预防

3.1坚决抵制和杜绝不平等合同的出现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权利意识的强弱已经成为一个企业是否走向法治化的重要表现，而平等观念更是深入民心。当前建筑市场虽为买方市场，发包方占据主导地位，在招投

标过程中也占有明显优势。但是，作为施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要树立一种权利意识，不能无原则地满足发包方的所有要求，甚至以牺牲自身的正当权益为代价。这样做，只能是饮鸠止渴，或使企业陷入泥潭无法自拔，最终产生纠纷，使大家两败俱伤。因此，作为施工企业，在工程建设项目谈判中，一定要以平等为前提，充分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对方签订合法、有效、不失公正的施工合同，消除纠纷产生的根源。

3.2坚持推行和使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示范文本

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确定权利义务的基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双方的权利义务就将确定。因此，订立合法、规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就成为我们预防纠纷产生的重要手段和对策。首先，应当订立书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要式合同，同时也是《合同法》第二百七十条的强制性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涉及的建设工程周期长、涉及面广、内容复杂、质量要求高，在合同履行中对双方权利义务和责任要求应当有具体明确的约定。只有采取书面形式订立，才能保证合同内容的确定性和合同的顺利履行。其次，要积极推广使用国家工商总局和建设部制定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该文本从工程项目、工程款支付、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发包方、承包方的权利义务予以均衡、合理的约定，同时很大程度地参考了FIDIC文本格式，使之有了很大的进步，较之以往的一些示范文本也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所以要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地去使用示范文本，以提高合同文本水平。第三，合同用语要规范，力求简洁明了，杜绝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使双方对合同的理解不易产生偏差和争议，从而降低纠纷发生的机率。

3.3坚决抵制“阴阳台同”

中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同时第五十九条还规定：“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合法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只能是按照招投标文件订立。当施工企业面临业主提出“阴阳合同”这种无理要求时，必须坚持依法办事这一基本原则，坚决抵制“阴阳合同”这种不合理现象，从而避免和预防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3.4增强诚信，提高合同履约程度

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则，是企业进行建设工程施工，履行合同的基本准则。针对当前建设工程合同履约不全面或不适当的现状，我们必须唤醒大家的诚信意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诚信为重。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就是进行项目建设的法律依据。合同中的每一条约定都具有其法律约束力，谁违反，谁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了预防和避免纠纷的发生，我们必须建立诚信，努力提高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履约程度，将建筑市场逐步引向规范的轨道健康发展。

3.5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索赔工作

加强合同索赔，进行科学合法有效的索赔工作是预防和避免合同纠纷产生的又一有效途径。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可以提起索赔的原因诸多，但由于工程承包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对工程索赔认识不足，缺乏推行工程索赔所需的意识和动力，同时也造成了纠纷的时常发生。为了索赔能够顺利进行，减少双方的分歧，就需要不断提高索赔意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索赔的依据，索赔则是合同的延续。要进行有效的索赔，就要求施工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充分考虑各种不利因素，分析合同变更和索赔的可能性，采取最有效的合同索赔策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要及时索取和保存有效签证和相关的索赔资料，在索赔时提出有说服力的索赔请求，以得到对方的认可，从而避免纠纷。

3.6确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合同法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国家对工程建设的主体实行许可制度，要求从事建设工程的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根据建筑法的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施工企业必须是法人，同时还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即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有与从事的建筑活动相适用的法定执业资格和专业技术人员：有从事相关建筑活动所应有的技术装备，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这些规定对于保证建设工程的顺利完成和确保工程质量是必要的。实践证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不符合上述要求，就不能顺利完成建设工程任务并保证工程质量。许多“豆腐渣”工程都是由于施工企业主体不具备相应资质而造成的。因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体合法是预防合同纠纷的重要方面。

3.7建设工程的发包和分包必须依法进行，坚决杜绝转包和非法分包

中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人完成的建设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几个承包人分别完成。同时又规定，总承包人或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即工程可以进行有条件的分包。合同法对这种分包规定的相应条件是：第一、必须经过发包人的同意；第二，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肢解后以分包名义转包给第三人；第三，禁止将承包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第四，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第五，建设工程中的主体结构工程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充分重视和遵守法律的这些强制性规定，才能大大降低由于转包和违法分包所带来的施工合同纠纷。

综前所述，中国现在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诸多大型工程纷纷立项建设，国内建筑市场显得空前的活跃，但与之相对应的与建筑有关的纠纷也频频发生，这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又成为焦点和核心。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中发现漏洞和不足，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预防纠纷的发生，从而不断推动建筑企业的合同建设，促使建筑市场更加完善、更加健康，使影响和阻碍我们发展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能够越来越少。

篇5：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例分析

案例一：谁承担不可预见的地质状况的风险

只有在一些一般公共工程的承包市场，地质状况的风险完全是承包商的风险，香港和马来西亚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两个市场。在大多数市场上，或多或少地都对责任进行分担。但是在项目融资领域，一些项目，如FIDIC 银皮书所规定的EPC类型的项目就规定承包商完全负责现场及其地表和水文条件。

在香港公共工程合同中出现的风险分配，如EPC合同，反映了业主能够十分确定项目时间和成本的愿望。但是对这样做是否合理经常会出现争议，并且将此类风险完全交由通常是项目众多投标者之一的承包商承担会限制详细现场调查的方法和机会。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让合同方承担一些事件的风险，而该事件又是该方无法控制且无法进行估量的，则这样的风险分配一般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样的风险分配方式可能是不经济的，而且会带来争议。香港政府对这些批评是很清楚地，但是仍然坚持这一方法，这一点让人感到惊讶。所以如果你们准备或正在香港政府项目中投标则必须加倍小心。

即使业主希望让承包商承担地质状况风险，这种完全承担设计责任的方法仍然会使业主面临一定的风险。在一般传统承包模式下，完全设计责任由委托设计的业主承担，设计方被要求根据详细现场和其他调查就永久工程如斜坡和地基的设计进行优化。在另一方面承包商有义务使用根据其所获得的资料及其应当获得的其他资料而决定使用的方法来建设永久工程。他的合同性设计义务一般不会超过临时工程的设计，并保证临时工程不会对永久工程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于不可预见的地质状况的风险可能会要求承包商对业主负责的永久工程进行重新设计，那这时承包商所负责的就不仅是临时工程和工作方法了。

业主关心的另一个不明显的风险是地下设施。关于地下设施的招标资料可能是不准确的并且这些设施可能会阻碍所设计的永久工程，因此此时就需要对设计进行修改或转移设施。如果选择转移设施，则会对工期有影响。并且，如果采取修改设计，则承包商将会就工期提出索赔。除了承担与工期有关的费用的风险，业主可能还要承担修改工程的直接成本或其他相关的直接/间接成本。

第三种风险分担的方法，也是不常见的是，适用承包商在“参考条件”的基础上制定的价格，但若出现更为不利的条件将按工量单增加付款。该方法对承包商最明显的好处在于承包商就其实际碰到的情况获得款项，而这会让业主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参考条件。该方法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变更。变更的重大程度取决于该变更是由承包商还是由业主做出的，如果是由承包商做出的，是否在一开始就得到了业主或工程师的同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设计施工合同一般条款I方案第13条中，承包商就 对参考条件做出了定义。

最近有一个地质状况风险分担的实际方法即使用风险分配方案，该方法在英国受到欢迎。该机制的目的是：如果出现了这些明确定义的条件，则承包商所应当承担的经济和时间后果的分担和估价；

超过估价分担的经济和时间后果所引起的各方的责任。

举个例子，如果对所遇到的岩石不利条件所引起的费用估价可能是100，000美元。业主和承包商可能约定该风险按照50:50承担，即各方承担50,000美元。在这些情况下，由于不管风险是否发生，承包商对风险的承担价格都包括在了合同价格中，业主将就承包商所承担的部分进行付款，如果出现了额外的风险费用，则再支付费用的一半。所以如果风险没有出现，但承包商处理岩石条件所出现的费用（在公开帐簿的基础上进行估算）低于50,000美元，则承包商将无权获得额外的付款。如果风险出现，而承包商处理风险的费用超过50,000美元，则超过的部分将在双方间按50:50的比例承担。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与时间有关的后果。

那么承包商可以如何避免或减少地质状况的风险呢？我们很遗憾的说，在国际承包中对于业主的风险-特别是在传统的公共工程采购项目中是很难做到的。在英国的公私采购项目中，承包商实际上也是对项目公司就地质状况承

担全部的风险，就像项目公司要对公共机构承担相同风险一样。但是，市场有时通过政府聘请的现场调查承包商向承包商发出保证的方式来规定风险转移的范围。

我们刚才在业主和承包商设计责任分担中介绍了从分包商和顾问处获得向业主作出的保证。另外，在英国法系国家内获得间接担保的另外一个方法把现场调查报告“转让”给承包商。通常这要求公共部门保证由其委托的现场调查承包商完成的现场调查报告不仅仅交给公共部门而且还应当交给承包商。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是由现场调查承包商对其所出具报告的准确性向承包商负直接责任。

由承包商来承担地质状况的责任其实是相互实力的问题，它并不会影响公平或是谁有能力来承担风险。简言之，是风险分配游戏的结果，并且也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特征。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它反映了风险分配中最有效的方式

案例二：承包商和发包人共同成为拖欠工程款案的被告

根据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理，分包商被拖欠工程款时，只能状告总承包商而不能直接状告拖欠工程的发包人，但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新司法解释对此有了新解。4月4日，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审结的一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总承包商）给付原告彭某（分包商）建设工程款20408.26元，同时责令被告某部门（发包人）在其欠付总承包商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原告彭某承担付款责任。

1998年，被告某部门按上级政府要求承担15座旧桥梁重新修建的任务后，被告王某以某建设公司名义与该部门进行协商，双方达成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由建设公司为该部门承建15座桥梁的修建任务。

王某承包上述工程后，又与原告彭某商定，并以建设公司的名义分别于2000年6月25日、同年10月10日及同年12月15日与彭某签订承包合同书各一份，共约定彭某分包三座桥，并约定三座桥梁工程的总造价为38100元。

合同签订后，彭某组织人员对三座桥梁实施了施工。其承建的三座桥在合同签订次年即陆续完工交付，并投入使用。施工过程中，彭某从王某处已结得工程款3591.74元，尚欠工程款34508.26元，王某未能及时支付。2002年春节前，彭某为解决民工工资问题曾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经协调彭某先后数次直接从发包部门预付工程款累计14100元，余欠工程款为20408.26元。2002年5月1日，王某以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彭某发出信函，对未能及时给付工程款表示遗憾，认为未能及时给付的原因系有关单位领导的行为所致。彭某追索工程款多年未果，引发诉讼。

案发后查明，2004年1月11日，王某以建设公司的名义与发包部门签订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载明：双方总工程款为364900元，发包部门尚欠建设公司工程款38400元。

原告彭某向法院提出诉讼时，将建设公司列为被告。经向工商部门查询发现，建设公司未到工商部门依法进行登记。为此，彭某以建设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承担民事责任为由，申请变更行为人王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同时申请追加工程发包人某部门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彭某诉称，被告王某假借某建设公司名义与发包人某部门达成15座桥梁的总承包协议后，又将其中的三座通过协议分包给我；但我按照协议施工完毕数年之后，仍被拖欠工程款20408.26元，经多方交涉无结果；现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王某、某部门向我支付上述工程款，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王某辩称，我单位是1998年按上级的要求组建的联营企业，我本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由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存在违法乱纪的行为，造成我单位严重亏损，资产和债权严重流失；我为此已多次向有关部门作过反映，至今没有结果；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彭某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部门辩称，我单位尚欠工程款是事实，但拖欠的责任不在我单位，且原告彭某与我单位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海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某部门将其承担的建桥工程发包给未经工商登记的建设公司进行施工，被告王某又以建设公司名义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彭某个人施工，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行为人王某（被告）以至今未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因此引发的民事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鉴于彭某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任务，工程已交付使用，且王某、某部门对其施工质量未提出异议，故彭某要求王某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某部门作为施工项目的发包人，依法应在欠付承包商王某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彭某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前述判决。

评析：本案主要涉及建设工程分包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谓分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建筑工程的一部分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的行为。法律允许分包，但是分包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否则即构成违约或者违法行为，甚至合同无效。分包必须遵循的规定是：一是总承包合同必须是有效合同；二是承包人分包时必须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三是分包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者取得发包人的许可；四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五是分包只能进行一次，不得层层分包。本案被告王某以未经工商登记的企业名义实施民事活动，而原告彭某不具备分包工程的相应资质，因而不仅总承包合同无效，而且分包合同无效。这就产生三个问题：

1、分包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

2、所谓承包单位建设公司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问题；

3、能否要求拖欠工程款的发包单位承担法律责任问题。

关于本案分包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279条同时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该解释第2条同时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分包合同即便无效，只要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仍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关于所谓承包单位建设公司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登记而未登记即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后仍以其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故本案应列行为人王某为被告。

关于能否要求拖欠工程款的发包单位承担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传统理论和法律规定，合同行为具有相对性，发包商和承包商属于一层法律关系，承包商和分包商属于一层法律关系；一旦发生拖欠工程款行为，分包商只能向承包商追索而不能向发包商直接追索。但近年来由于层层拖欠工程款引发的民工工资纠纷日益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司法界的广泛关注，很有必要针对实际情况，采取新的法律对策。为此，上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发包人至今仍拖欠工程款，法院理应依据最新的司法解释，根据原告的申请追加其为本案被告，并判其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分包人直接承担责任。

案例三：发包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吗？

发包方是否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另行招投标？这恐怕是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建设工程合同一经依法订立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法律意识。但是最近广西武鸣县人民法院在对某施工单位的一项不属法定和双方约定的合同解除的违约事由，援引了有关法律进行审理后，似乎动摇了人们的这种认识——按该院的判决，发包方是可以随时接触合同的。

我们认为该判决引发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也非常值得业内关注。那么该判决对相关法律的理解是否符合立法的思想？

2003年8月28日，广西武鸣县单采血的浆站（下称采血站）与中标单位南宁大地建筑工程公司（下称大地建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合同》，约定将其投资建设的业务综合楼发包给大地建司承建。合同签订后，大地建司进行了人工挖孔桩分部工程的施工，但由于自身原因，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人工挖孔桩的施工任务。2003年12月5日，采血站向大地建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于同日以大地建司严重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为由向武鸣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武鸣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大地建司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施工进度完成人工挖孔桩施工任务，已构成违约。但该违约属一般性违约，亦不属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并不必然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故采血站以大地建司在履行合同中存在严重进度违约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其理由不能成立。但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287条的规定，《合同法》对建设工程合同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而《合同法》第268条赋予了定作人随时解除

合同的权利，因此采血站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对其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采血站应对解除合同给大地建司造成的合理损失给予赔偿。

2004年8月9日，武鸣县人民法院作出（2003）武民初字第856号民事判决，解除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判决采血站向大地建司支付已施工部分工程价款及赔偿招投标费用、留守人员工资、退场费等共计74718.77元。

本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吗？

理论上一般认为，之所以仅赋予定作人而不赋予承揽人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基于对定作人的保护---在通常情况下，承揽合同的标的较小，涉及面也小，承揽人可同时履行多个承揽合同，解除其中的某个合同对承揽人造成的影响不大；但定作人一般不会同时就同一定作物与多个承揽人签订承揽合同，定作之目的又多是为满足自身特殊的需要，如果承揽人解除合同，将会对定作人造成很大影响。此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定作人已不再需要定作物但合同又不得不继续履行，实际上增加了定作人不必要的开支。基于这些原因，《合同法》赋予定作人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应赔偿承揽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

建设工程合同源于承揽合同又与传统承揽合同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是《合同法》为什么设专章对建设工程合同作出规定、但又明确未明文规定者可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的原因。笔者认为，《合同法》第十六章对发包人解除合同权没有规定，但如果适用《合同法》第287条和第268条赋予发包人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显然是不妥的。首先，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物是建设工程项目，远非一般或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定作物可比。后者一般而言，投资不大、涉及面小；而前者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历经勘察、设计和施工三个阶段，且涉及面十分广泛，事关国计民生。与定作人解除合同对承揽人造成的影响不大相比，发包人一旦解除合同，不仅对承包人造成较大影响，而且还会对诸如材料设备供应商、房屋购买人、拆迁回迁户等众多单位和个人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甚至危及社会稳定，后果是严重的。故从立法出发点的角度而言，建设工程合同的发包人不能象承揽合同的定作人那样可随时解除合同。

其次，从法律上来分析，发包人也不能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法》第123条规定，“其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建筑法》是专门为规范建筑活动而制定的法律，与《合同法》相比，该法仍不失为特殊法，按照特殊法应予优先适用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建筑法》的有关规定---该法第15条第2款就明确：“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应当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将本条与《合同法》第268条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不同之处：后者不仅允许定作人随时解除合同，且定作人仅需赔偿承揽人的损失，若无损失，定作人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前者要求发、承包双方均应严格履约，违约（当然包括擅自解除合同之情形）者须承担违约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和赔偿损失。

第三，从后果来看，若允许发包人随时解除合同，实际上已赋予其重新挑选甚至不断地更换承包人的权利，无异于宣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等法律制度作废；发包人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建设工程领域的腐败就会加剧。凡此种种，都是法律的严肃性所不允许的。

综上所述，建设工程合同一经依法订立，发包人与承包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充分理由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否则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案例四：工程施工要符合质量规定要求

案情摘要

原告某房产开发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一施工合同，修建某一住宅小区。小区建成后，经验收质量合格。验收后1个月，房产开发公司发现楼房屋顶漏水，遂要求建筑公司负责无偿修理，并赔偿损失，建筑公司则以施工合同中并未规定质量保证期限，以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为由，拒绝无偿修理要求。房产开发公司遂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施工合同有效，认为合同中虽然并没有约定工程质量保证期限，但依建设部1993年11月16日发布的《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办法》的规定，屋面防水工程保修期限为3年，因此本案工程交工后两个月内出现的质量问题，应由施工单位承担无偿修理并赔偿损失的责任。故判令建筑公司应当承担无偿修理的责任。

案例评析

本案争议的施工合同虽欠缺质量保证期条款，但并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对施工合同主要义务的履行，故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施工合同的内容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捐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双方相互协作等条款。由于合同中没有质量保证期的约定，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其他规章确定工程质量保证期。法院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欠缺条款进行补充，无疑是正确的。依据该办法规定；出现的质量问题属保证期内，故认定建筑公司承担无偿修理和赔偿损失责任是正确的。

案例五：重大工程合同签定须符合规

案情摘要

某城市拟新建一大型火车站，各有关部门组织成立建设项目法人，在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任务书等经市计划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家计委、国务院审批并向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申请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立项。审批过程中，项目法人以公开招标方式与三家中标的一级建筑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由该三家建筑单位共同为车站主体工程承包商，承包形式为一次包干，估算工程总造价18亿元。但合同签订后，国务院计划主管部门公布该工程为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项目，批准的投资计划中主体工程部分仅为15亿元。因此，该计划下达后，委托方（项目法人）要求建筑单位修改合同，降低包干造价，建筑单位不同意，委托方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法院认为，双方所签合问标的系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合同签订前未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未取得必要批准文件，并违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故认定合同无效，委托人（项目法人）负主要责任，赔偿建筑单位损失若干。案例评析

本案车站建设项目属2亿元以上大型建设项目，并被列入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应经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并按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订立合同，不得任意扩大投资规模。本案合同双方在审批过程中签订建筑合同，签订时并未取得有审批权限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缺乏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合同金额也超出国家批准的投资的有关规定，扩大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违反了国家计划，故法院认定合同无效，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其认定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订立”的规定的。

案例六：总包与分包有连带责任

【案情摘要】

某市服务公司因建办公楼与建设工程总公司签订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其后，经服务公司同意，建设工程总公司分别与市建筑设计院和市××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和建筑安装合同。建筑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约定由市建筑设计院对服务公司的办公楼、水房、化粪池、给水排水及采暖外管线工程提供勘察、设计服务，做出工程设计书及相应施工图纸和资料。建筑安装合同约定由××建筑工程公司根据市建筑设计院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工程竣工时依据国家有关验收规定及设计图纸进行质量验收。合同签订后，建筑设计院按时做出设计书并将相关图纸资料交付××建筑工程公司，建筑公司依据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工程竣工后，发包人会同有关质量监督部门对工程进行验收，发现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是由于设计不符合规范所致。原来市建筑设计院未对现场进行仔细勘察即自行进行设计导致设计不合理，给发包人带来了重大损失。由于设计人拒绝承担责任，建设工程总公司又以自己不是设计人为由推卸责任，发包人遂以市建筑设计院为被告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后，追加建设工程总公司为共同被告，让其与市建筑设计院一起对工程建设质量问题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评析】

本案中，某市服务公司是发包人，市建设工程总公司是总承包人，市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工程公司是分包人。对工程质量问题，建设工程总公司作为总承包人应承担责任，而市建筑设计院和××建筑工程公司也应该依法分别向发包人承担责任。总承包人以不是自己勘察设计和建筑安装的理由企图不对发包人承担责任，以及分包人以与发包人没有合同关系为由不向发包人承担责任，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中的“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的规定，所以本案判决市建设工程总公司和市建筑设计院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是正确的。值得说明的是：依《合同法》这一条及《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他人，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本案中建设工程总公司作为总承包人不自行施工，而将工程全部转包他人，虽经发包人同意，但违反禁止性规定，亦为违法行为。

案例七：签订合同资料必须齐全

【案情摘要】

甲工厂与乙勘察设计单位签订一份《厂房建设设计合同》，甲委托乙完成厂房建设初步设计，约定设计期限为支付定金后30天，设计费按国家有关标准计算。另约定，如甲要求乙增加工作内容，其费用增加 10％，合同中没有对基础资料的提供进行约定。开始履行合同后，乙向甲索要设计任务书以及选厂报告和燃料、水、电协议文件，甲答复除设计任务书之外，其余都没有。乙自行收集了相关资料，于第37天交付设计文件。乙认为收集基础资料增加了工作内容，要求甲按增加后的数额支付设计费。甲认为合同中没有约定自己提供资料，不同意乙的要求，并要求乙承担逾期交付设计书的违约责任。乙遂诉至法院。法院认为，合同中未对基础资料的提供和期限予以约定，乙方逾期交付设计书属乙方过错，构成违约；另按国家规定，勘察、设计单位不能任意提高勘察设计费，有关增加设计费的条款认定无效，判定：甲按国家规定标准计算给付乙设计费；乙按合同约定向甲支付逾期违约金。

【案例评析】

篇6：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2年4月9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抗诉 申请撤诉 终结审查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接到民事抗诉书后，经审查发现案件纠纷已经解决，当事人申请撤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应当依法作出对抗诉案终结审查的裁定；如果已裁定再审，应当依法作出终结再审诉讼的裁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基本案情

2009年6月15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华隆公司）因与牡丹江市宏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宏阁公司）、张继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年2月11日作出的(2008)黑民一终字第17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8日作出（2009）民申字第1164号民事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本案。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提审期间，华隆公司鉴于当事人之间已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提交了撤回再审申请书。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于2010年12月15日以（2010）民提字第63号民事裁定准许其撤回再审申请。

申诉人华隆公司在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同时，也向检察院申请抗诉。2010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对本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011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一庭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民抗[2010]58号民事抗诉书后进行立案登记，同月11日移送审判监督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经审查发现，华隆公司曾向本院申请再审，其纠纷已解决，且申请检察院抗诉的理由与申请再审的理由基本相同，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沟通并建议其撤回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撤回抗诉。再与华隆公司联系，华隆公司称当事人之间已就抗诉案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纠纷已经解决，并于同年4月13日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6日以（2011）民抗字第2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终结审查。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再审的案件，或者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或依据职权裁定再审的案件，如果再审期间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或者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为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对本人合法权利的自由处分权，实现诉讼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终结再审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