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2024-05-27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通用8篇)

篇1: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一、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主谓颠倒”

马克思在《批判》中对“市民社会”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他更多地是依据黑格尔的说法来理解市民社会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根本“精神特质”是私人的利己主义,它以特殊利益和私人需要为基本原则。马克思基本上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片面地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中完全照搬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和基本内涵,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停留在黑格尔的层次上,比如他在手稿的后部分就逐步意识到从长子继承制和地产等私有财产的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概念和基本内容,超越了黑格尔的“需要体系”的理解水平。在“国家”的理解上,马克思也主要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但也有所突破,如从现实的人、私有财产、等级要素等方面来理解政治国家和国家制度。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以及思辨唯心主义,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具体内容如下:

(一)批评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目的论倾向

黑格尔认为:“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国家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和它们的最高权力,它们的法规和利益都从属于这种权力的本性,并依存于这种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可以看出,黑格尔将国家看作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马克思指出,这两者是“二律背反”的:“外在必然性”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市民社会以特殊东西而非普遍东西为自身本质的,即以特殊利益和私人需求为本质,它根本上不是以国家为内在目的。所以说,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因此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实,黑格尔头脑中装的是一种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一种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因为在黑格尔这里,“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二、对王权的批判

在国家权力归属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针锋相对。黑格尔认为主权在君,王权是国家的核心,马克思用“人民主权”论批判“君主主权”论。作为一个总体,王权包括三个环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的关系的协商、作为自我规定的最好决断环节。黑格尔认为,绝对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环节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归宿,也是其他一切东西的现实性的开端。王权在根本上被视为单一个体的意志。个人的意志就是王权。总而言之,任意就是王权,王权就是任意。马克思对黑格尔“王权就是任意”观点的揭露与批判,大致有下面几个角度:

(一)王权集中于单一个体即君主

黑格尔说道:“主权最初只是这种思想性的普遍思想,它只是作为自我确信的主观性,作为意志所具有的一种抽象的、也就是没有根据的、能左右最后决断的自我规定而存在。这就是国家中的个人因素本身,而国家本身也只有通过这种个人因素才能成为一个单一的东西。可是主观性只有作为主体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而在已经发展到实在合理性这个阶段的国家制度中,概念的三个环节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其自为地现实的独特的形式。因此,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个人,即君主。”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知,黑格尔认为国家主权必然集中于单一个体才能现实的存在,主权的个体性因素就是君主。黑格尔把君主规定为人格化的主权,表达了“主权在君”的专制主义思想。“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

马克思揭露出,黑格尔硬把国家主权和普遍意志说成单一个体即君主意志。“主权在君”思想意味着,君主是国家的人格,是人格化的主权,其他所有人都被排除在国家主权和国家意志之外,导致的结果是:“朕即国家”。黑格尔在坚持主权在君思想的同时,还批评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人民主权思想是混乱的、粗陋的。总之,主权在君的观点直接证明了王权就是任意的论断:“君主是国家中个人意志的、无根据的自我规定的环节,是任意的环节。”

三、对立法权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立法权是国家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狭隘的立法权思想是黑格尔思辨国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批判》的后半部分,对黑格尔的立法权思想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一)揭露黑格尔的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二律背反”

对于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立法权高于国家制度。立法权是组织普遍东西的权力,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权力。立法权应该存在于或已经存在于国家制度之前或之外。二是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以国家自身理念为目的和原则的,只要它依据自身概念本性规定自己的活动,它就是合乎理性的,所以国家制度不以他者为原则,不受他者规定的权力而活动。相反,立法权是以国家制度为前提的,它是按照国家制度确立起来的权力,国家制度通过各种法律来规定立法权的方向和边界。“立法权只有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才是立法权,如果国家制度在立法权之外,那么,它就处于法律之外了。”显然,一般看来,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关系是矛盾的、“二律背反”的。黑格尔如何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二律背反”呢?

他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立法权所涉及的是法律本身(因为法律需要进一步规定),以及那些按其内容来说完全具有普遍性的国内事务。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因此,它本身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但是它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通过普遍行政事务所固有的前进运动的性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国家是理念的自我运动,理念的实现就是国家制度,有了国家制度才有立法权。所以国家制度是先于或外在于立法权的,它本身不由立法权规定,相反,它是立法权的前提。第二,国家制度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发展的,通过立法权、法律以及行政事务等手段可以逐步完善和发展国家制度。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并没有解决这一矛盾,而是把它变成另一个“二律背反”:“把立法权的作用即它的按照国家制度确定的作用置于同它的按照国家制度确定的使命相矛盾的境地。”

黑格尔的错误不仅在于没能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站在为普鲁士专制主义辩护立场上,主张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的观点。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立法权只是王权的附庸,他害怕人民通过立法权来制约王权,甚至是改变国家制度,他只是赋予立法权“完善”既定国家制度的权力,根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国家制度性质的,也就是普鲁士的君主制国家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能否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在于:是否使人民提升为政治国家(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原则。马克思指出,人民是立法主体,也是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一方面,人民是立法主体,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国家制度。立法权代表人民意志,国家应在人民意志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度,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新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国家制度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

人民立法权决定了国家制度,但国家制度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不论它如何变化发展,只要它顺从人民意志,符合人民利益,就是合理的。国家制度一旦不合理,人民有权立足于自身意志、现实利益及时调整或改变国家制度。总之,在马克思看来,立法权是人民意志自由的最高表达方式,人民有权制定国家制度,且能根据时代发展和自身意志需求随时改变国家制度。

篇2: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一、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主谓颠倒”

马克思在《批判》中对“市民社会”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他更多地是依据黑格尔的说法来理解市民社会的。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的根本“精神特质”是私人的利己主义,它以特殊利益和私人需要为基本原则。马克思基本上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片面地认为,马克思在《批判》中完全照搬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和基本内涵,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完全停留在黑格尔的层次上,比如他在手稿的后部分就逐步意识到从长子继承制和地产等私有财产的角度来界定市民社会概念和基本内容,超越了黑格尔的“需要体系”的理解水平。在“国家”的理解上,马克思也主要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但也有所突破,如从现实的人、私有财产、等级要素等方面来理解政治国家和国家制度。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以及思辨唯心主义,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具体内容如下:

(一)批评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上的目的论倾向

黑格尔认为:“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两个领域来说,国家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和它们的最高权力,它们的法规和利益都从属于这种权力的本性,并依存于这种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它们的内在目的。”可以看出,黑格尔将国家看作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马克思指出,这两者是“二律背反”的:“外在必然性”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市民社会以特殊东西而非普遍东西为自身本质的,即以特殊利益和私人需求为本质,它根本上不是以国家为内在目的。所以说,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因此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其实,黑格尔头脑中装的是一种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一种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因为在黑格尔这里,“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

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二、对王权的批判

在国家权力归属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针锋相对。黑格尔认为主权在君,王权是国家的核心,马克思用“人民主权”论批判“君主主权”论。作为一个总体,王权包括三个环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的关系的协商、作为自我规定的最好决断环节。黑格尔认为,绝对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环节是最重要的,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归宿,也是其他一切东西的现实性的开端。王权在根本上被视为单一个体的意志。个人的意志就是王权。总而言之,任意就是王权,王权就是任意。马克思对黑格尔“王权就是任意”观点的揭露与批判,大致有下面几个角度:

(一)王权集中于单一个体即君主

黑格尔说道:“主权最初只是这种思想性的普遍思想,它只是作为自我确信的主观性,作为意志所具有的一种抽象的、也就是没有根据的、能左右最后决断的自我规定而存在。这就是国家中的个人因素本身,而国家本身也只有通过这种个人因素才能成为一个单一的东西。可是主观性只有作为主体才真正存在,人格只是作为人才存在,而在已经发展到实在合理性这个阶段的国家制度中,概念的三个环节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其自为地现实的独特的形式。因此,整体的这一绝对决定性的环节就不是一般的个体性,而是一个个人,即君主。”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知,黑格尔认为国家主权必然集中于单一个体才能现实的存在,主权的个体性因素就是君主。黑格尔把君主规定为人格化的主权,表达了“主权在君”的专制主义思想。“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

马克思揭露出,黑格尔硬把国家主权和普遍意志说成单一个体即君主意志。“主权在君”思想意味着,君主是国家的人格,是人格化的主权,其他所有人都被排除在国家主权和国家意志之外,导致的结果是:“朕即国家”。黑格尔在坚持主权在君思想的同时,还批评人民主权思想。他认为人民主权思想是混乱的、粗陋的。总之,主权在君的观点直接证明了王权就是任意的论断:“君主是国家中个人意志的、无根据的自我规定的环节,是任意的环节。”

三、对立法权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立法权是国家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狭隘的立法权思想是黑格尔思辨国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批判》的后半部分,对黑格尔的立法权思想进行了揭示和批判

(一)揭露黑格尔的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二律背反”

对于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立法权高于国家制度。立法权是组织普遍东西的权力,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权力。立法权应该存在于或已经存在于国家制度之前或之外。二是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以国家自身理念为目的和原则的,只要它依据自身概念本性规定自己的活动,它就是合乎理性的,所以国家制度不以他者为原则,不受他者规定的权力而活动。相反,立法权是以国家制度为前提的,它是按照国家制度确立起来的权力,国家制度通过各种法律来规定立法权的方向和边界。“立法权只有在国家制度的范围内才是立法权,如果国家制度在立法权之外,那么,它就处于法律之外了。”显然,一般看来,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关系是矛盾的、“二律背反”的。黑格尔如何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二律背反”呢?

他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下面这段话中:“立法权所涉及的是法律本身(因为法律需要进一步规定),以及那些按其内容来说完全具有普遍性的国内事务。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因此,它本身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但是它通过法律的不断完善、通过普遍行政事务所固有的前进运动的性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国家是理念的自我运动,理念的实现就是国家制度,有了国家制度才有立法权。所以国家制度是先于或外在于立法权的,它本身不由立法权规定,相反,它是立法权的前提。第二,国家制度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发展的,通过立法权、法律以及行政事务等手段可以逐步完善和发展国家制度。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并没有解决这一矛盾,而是把它变成另一个“二律背反”:“把立法权的作用即它的按照国家制度确定的作用置于同它的按照国家制度确定的使命相矛盾的境地。”

黑格尔的错误不仅在于没能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他站在为普鲁士专制主义辩护立场上,主张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的观点。实际上,在黑格尔看来,立法权只是王权的附庸,他害怕人民通过立法权来制约王权,甚至是改变国家制度,他只是赋予立法权“完善”既定国家制度的权力,根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国家制度性质的,也就是普鲁士的君主制国家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能否解决立法权与国家制度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在于:是否使人民提升为政治国家(国家制度和法律)的原则。马克思指出,人民是立法主体,也是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一方面,人民是立法主体,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国家制度。立法权代表人民意志,国家应在人民意志的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度,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新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国家制度也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中。

篇3: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一、黑格尔对本体论的改进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批判,集中而直接地以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认真地梳理一下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阐明马克思批判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恰当方式。

黑格尔不称自己的学说为本体论,原因是很明显的。在他之前,康德已经对本体论有过十分有力的批判,因此黑格尔要重新建设本体论,不得不考虑康德的批判,对本体论加以改进。正是因为他对本体论作了改进,本体论才能在遭受康德的批判之后再次挺立起来,并登上了它的顶峰。虽然黑格尔对本体论作了改进,他不肯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本体论,而只是将它包括在自己的理论中,但我们却仍然把黑格尔的“逻辑学”称作本体论。其理由也很明显:尽管黑格尔的“逻辑学”对本体论作了改进,但由本体论改进而成的逻辑学仍然没有改变本体论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哲学当然不能归结为纯粹的本体论,但黑格尔对待休谟和康德提出怀疑和诘难的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态度却仍然是传统式的。就是说,黑格尔以新的方式重建了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信念,他没有改变传统本体论哲学对问题的提法,而只是改变了探讨问题的方式。黑格尔以“绝对观念”为基础,按照“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来描述“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把旧有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在主体论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庞大的思辨哲学体系,从而成为传统本体论的集大成者。

二、黑格尔哲学的本体论性质

黑格尔哲学体系分为三个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其中,逻辑学居于贯穿和统摄一切的核心地位。因此,要确认黑格尔哲学是否具有本体论的性质,《逻辑学》是个关键和枢纽。黑格尔在谈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时说,“亚里士多德所最注意的,就是规定这个存在是什么,——就是认识实体。在这个本体论或用我们的话来说这个逻辑学里面,他详细地研究了和区分了四个原则”。[1]在这里,黑格尔承认《逻辑学》就是要取代传统本体论的地位。黑格尔的《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其“客观逻辑”就是对“昔日形而上学”,首先是对“本体论”的“取代”。 他说:“这样一来,不如说客观逻辑代替了昔日形而上学的地位,因为形而上学曾经是关于世界的科学大厦,而那又是只有由思想才会建造起来。”[2]

黑格尔构造的由概念自身运动造成的纯逻辑演绎的体系,被看成是支配一切又统摄一切的原则。作为纯粹的原理,这个体系被称为纯粹的哲学,它在一切科学之外又高于其他科学。其原理既覆盖自然界,又覆盖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它是纯粹理性的体系,因此必须作为纯粹思维的王国来把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对传统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持批判态度,但他同时又为“形而上学”留有余地,甚至把他的批判看作是为一种未来的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对黑格尔来说,重建“形而上学”的任务已经历史地完成,他曾经在积极的意义上重新肯定了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3]“至圣的神”虽然是个比喻的说法,但它清楚地表明,对黑格尔来说,哲学仍然居于为其他科学提供基础并支配其他科学的王者之位。黑格尔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最集中地表达了传统本体论对哲学的理解。

三、批判黑格尔就是批判本体论

参加《莱茵报》的工作之后,马克思逐渐“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为传统本体论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基本特征就是从纯粹的范畴推演中逻辑地构造世界,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的取向必然会与这种哲学发生矛盾,从而展开了对它的批判。

虽然,马克思只是在自己尚处于黑格尔主义时期,曾直接使用过“本体论”的概念,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就基本上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了。但是,从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质来看,马克思哲学包含着极为丰富、深刻的本体论思想,它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仅是而且主要是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批判地吸收了他的辩证法。不过,马克思改造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是与批判黑格尔本体论结合在一起的。1868年3月,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曾明确表明:“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4]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首先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之点,就是揭露黑格尔哲学中所存在的“理念”与“现实”关系的颠倒。“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像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5]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被黑格尔神秘化的思辨方法的特点。

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方法,是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典型代表。马克思对这种方法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批判。针对黑格尔把具体对象纳入先验逻辑框架的思辨方法,马克思提出了一条具体地研究事物特殊性的认识道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著作中,继续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思辨唯心主义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把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成独立存在的本质,进而把概念视为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现代哲学的基本取向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即拒斥传统本体论哲学或先验思辨哲学。马克思哲学是最早发现形而上学的症结并对之进行批判的哲学。

与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相反,面向现实生活的哲学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之点,就是关注现实生活,因此它绝不是黑格尔学派的那种构造体系的思辨哲学。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乃至整个传统本体论进行批判时,并没有采取简单抛弃的态度。就在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全面否定黑格尔哲学时,马克思公然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比其他哲学家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干脆置之不理或简单否定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无疑曾经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正是由于他确立了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并对传统本体论及其现实社会根源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就使马克思真正克服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和传统本体论,创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摘要: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批判,集中而直接地以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论及其现实社会根源深入进行了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就使得马克思真正克服和超越了黑格尔哲学和传统本体论,创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本体论,批判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8.

[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47-4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8-579.

篇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关键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

中图分类号:B5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46-01

一、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影响

(一)黑格尔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启示。

第一,黑格尔确认历史是有规律的过程,即是具有必然性的。黑格尔写到:“科学、特别是哲学的任务,诚然可以正确的说,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里蕴藏着必然性。”黑格尔从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出发,分析社会历史现象,认为罗马的衰落是必然现象,是合乎规律的。

第二,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过程,即前进的向上的运动过程。黑格尔认为自然界里是“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因而转向精神领域,转向人类社会。他认为,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精神世界的这种现象表明了,人类的使命和单纯的自然事物的使命是全然不同的,在人类社会中,我们无时不发生那同一的稳定特性,而一切变化都归于这种特性。这便是一种真正的变化的能力,而且是一种达到更完善的能力。[1]黑格尔敏锐的体悟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异质性,把其哲学着力于人类社会是有重大意义的。这里黑格尔实际上揭示出了发展的实质: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黑格尔把发展原则看做社会历史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把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看做合乎规律的必然现象。诚然这里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思想,虽然仍然在其理性决定世界的原则下表达出来的。

第三,黑格尔还对世界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历史分期学说。他把世界历史比作人的一生,把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看做人生的各个阶段,黑格尔的历史分期理论是以其世界理性和精神为前提的,但是他把人的自由意识的发展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是有重要意义的。实际上,黑格尔只是用思辨的语言描述了人类不断争取进步和自由的过程。这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无疑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

首先,马克思在本体论与世界观的意义上来理解辩证法的。黑格尔把辩证法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把辩证法当作客观世界的本质,普遍规律和推动原则,这是对辩证法高度的提升。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原则高度的提升,也是从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上来理解辩证法,使用辩证法的概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和黑格尔一样,辩证法并不是附加于哲学外在于哲学的东西,而是内在于其哲学之中的,是构建其思想大厦的基本原则。

其次,马克思把事物的联系、发展作为辩证法的主要原则,吧辩证法理解为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黑格尔辩证法继承了古希腊赫拉克勒斯的辩证法传统,以联系、变化、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和世界,并且把矛盾理解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也继承了这一重要特质,并把它运用到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析中,得出的重要成果就是以实现个人为本体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当然,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辩证法的关注点既不在于脱离人的纯粹的客观世界,也不在于脱离现实的纯粹精神世界,而在于以现实的个人为中心的现实生活。

最后,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把历史看做发展过程的辩证法理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具有深刻的历史感,把事物、世界的发展不是看做既存的,而是看做历史发展的过程。世界是发展的,而不是现象的,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独特之处。马克思极为重视黑格尔这一思想,并对此作了发挥。在马克思看来,与其说世界观的核心在于历史观,不如说,历史观就是世界观全部本质之所在。

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其唯心主义的世界理性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唯心主义与其辩证法内容剥离开来。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简单的视为糟粕,辩证法视为精华,然后认为只要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倒置过来,就可以达到现实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这虽然看似简单方便,但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二、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超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反而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相反,观念的动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不用说,这段话成为我们认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关系的经典依据。

(一)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使辩证法立足于新唯物主义基础上。

马克思并不是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新哲学的基础,而是以批判的改造过的唯物主义为基础,即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植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哦东西而已”中,物质并不是指脱离人的抽象的物质,而是指现实的个人的现实创造物,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社会关系。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出,马克思辩证法已经是至于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因此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划清界限。这里也就证明,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从根本上是完全异质的,黑格尔那脱离现实社会的在理念天国运动的辩证法,也就真正被拉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置于坚实的现实生活的基地上了,这是辩证法理论一次根本的变革。

(二)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绝对理念为运动主体,将运动主体改造为现实的个人。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运动的主体是绝对理念。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以绝对的理念作为运动主体的唯心主义不满,以自然的个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的个人其实不现实,因为他只不过把人从自然角度来理解,仅仅把人看做感性的对象,而这样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原为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根本之点。

参考文献:

[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C].荣正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

篇5: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1873年初,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写的那篇著名的《跋》中曾说:“将近三十年以的,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把它重新“颠倒”过来,拯救出其中的“合理由核”改造为科学的辩证法。

一马克思写道:“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

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这是马克思在1873年写的。推算起来,马克思指的是他在1843年夏天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正是这部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在理论上自觉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仔细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使他日益高开批判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开始时他曾经和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从属于精神的发展的,但很快把二者看成是相互影响的。现在则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历史不是决定于观念、宇宙精神,相反地,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虽然还不是决定的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解决了国家和社会的最重要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使自己的观点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深化了。

法哲学是黑格尔对其“精神哲学”的第二部分“客观精神”的具体阐述。国家,在黑格尔看来,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那个神秘而驾驭一切的绝对精神的直接实现。把它抬高为决定社会的形式和发展的创造性因素。从理性和伦理的观点替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辩护。从而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观念――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还说:“人们所必须希求于国家的,不外乎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因此,国家是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决定力量、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它的从属物。黑格尔完全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这种上层建筑当作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而把社会的经济关系当做派生的东西,马克思指出:“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辩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的方式,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矛盾的思想,是黑格尔在辩证法上做出的最重大贡献,他认为矛盾:“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他甚至将内在矛盾及其否定性看作“辩证法的灵魂”。这些思想是伟大的杰出的。但他的辩证方法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是矛盾的。他认为绝对精神是理性的上帝,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它虽然推动个体的变化与发展。但它本身却是常住的、永恒的。所以它是一切矛盾的调和者与消融者,它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它本身的终点,他经常用某种“中介”来消融国家和社会的各种矛盾范畴。

青年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矛盾的思想,认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承认矛盾的存在。其“主要错误在于把现象中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因而主观任意地调和矛盾,取消对立面的斗争。例如,黑格尔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看作一种矛盾,认为君主、行政、立法权、等级等。彼此也处于相互矛盾之中。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说出对立的全部尖锐性。而是借助于“等级要素”“立法权”等中介,来调和市民社会和君主之间的对立。

根据辩证法,任何事物的矛盾必然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社会历史领域也是这样!黑格尔在国家制度的发展问题上却背离了辩证法。他认为,现实的国家制度在不断变化,它向前运动着。但是“这种前进的运动是一种不可觉察的无形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是庸俗的。并且指出:“诚然,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当:“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的,才能避免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国家制度。

二马克思在实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其理论。

马克思还不断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和改造。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以前,这种工作最集中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之中。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就是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马克思早期辩证法思想的最重要体现。 黑格尔第一次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把“异化”当作专门哲学概念引进哲学,并赋予它以丰富的内容。一方面,黑格尔把异化理解为主体向客体的转化,认为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达到顶点以后,就突破自身而异化为自然界。在认识领域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在黑格尔哲学中,异化概念还包含有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思想。在黑格尔看来,主客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决定和适应的关系,而且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的关系。客体一经从主体产生出来。就与主体相对立。并反作用于主体,而主体则总觉得客体与自己是格格不入的,极力想挣脱客体对自己的束缚。绝对精神在自然阶段就处于这种状态。正是由于主客体双方的矛盾对立,才促使绝对精神最终摆脱了自然界物质外壳的束缚,进入精神阶级,并在黑格尔哲学中认识自己。异化概念正是对主客体双方这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哲学概括、它深刻地体现了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内容,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但是,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统统被禁锢在唯心主义的外壳中,为了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必须对异化概念进行批判和改造。

首先:唯心主义异化观与唯物主义异化观相对应。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在黑格尔看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是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异化思想的唯心主义素质。他说:“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己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使外化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的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黑格尔从唯心主义出发,认为“绝对观念”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到“经对观念”自身。主体向客体异化的过程是主体的劳动过程,但黑格尔所承认的劳动是精神劳动,马克思从人和自然的现实关系上去理解劳动,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人的对象化、异化理解为客观的物质活动,即实践。辩证地解决了主客体的关系问题。

第二,异化及其扬弃实质上就是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能动的实体或主体,由于它自身包含的矛盾,必然要外化为自然界。这是第一个否定;当绝对观念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自然界不过是自身的异在时,就扬弃了自然界而回复到自身,这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洞察到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表达了人类自我创造的活动和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所以马克思说:“由于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那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辩的表达。”在这里,马克思既肯定了否定的否定是历史的运动,又批判了黑格尔把这一历史运动神秘化的谬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吸取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合理内核,异化的扬弃就是对否定的再否定。马克思以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为例,他认为在分工,特别是在私有财产和高品交换出现以后,出现了以劳动异化为基础的各种异化现象,这是对人及其本质的否定。而共产主义正要扬弃异化,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实现人本质的复归。

篇6: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的.分析,认为马克思在创立自已的哲学体系时,首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主要是阐明了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在社会物质关系的阐述中,更进一步地论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并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因此,1843-1844年期间马克思在历史观上也有较大的建树,已具有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因素.

作 者:武育香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政法系,安徽,六安,237012 刊 名:皖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ANXI UNIVERSITY 年,卷(期):2003 19(1) 分类号:B019.1 关键词:早期   马克思   黑格尔   历史观   市民社会  

篇7: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超越

国家和法的问题是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名著中,运用唯物主义原理,对自己早年推崇的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清算和批判,揭露了黑格尔在社会、国家与法的关系上的唯心主义法哲学观,实现了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方面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突破和超越.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也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转型期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作 者:李宏 LI Hong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刊 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532(5)分类号:B015关键词:马克思 黑格尔 法哲学 国家 市民社会 法

篇8: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

一、黑格尔对谢林哲学的批判

谢林的哲学主要经历了“同一哲学”和“天启哲学”两个基本阶段,1804年以前是他的“同一哲学”阶段。他在《先验唯心论体系》,通过艺术哲学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结合起来,达到“绝对同一性”,并在其后指出一个比先验哲学更高级的体系———同一哲学体系,并提出用“理智直观”作为把握“绝对同一性”的最高官能。他的“同一哲学”受到诸多质疑和批判,其中以黑格尔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精神现象学》中,重点是对谢林“同一哲学”的批判。在对“同一哲学”的批判,黑格尔首先提指出了其三个优点,即“同一哲学”指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认识论上的主客观同一性和具体真理这三个观点。但黑格尔重点指出了“同一哲学”有两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谢林的同一是抹煞差别的。谢林认为在主客体之间不存在量的差别之外的任何差别。这种量的差别是指同一性在主客体之间的分配比重。故而,“绝对同一”是主客体性的量上的无差别。黑格尔认为谢林的同一“是纯粹直接的或漫无规定性的空洞的统一”①。黑格尔指出,谢林哲学的差别只有量的差别而无质的差别,而真正的差别应是质的差别,因此他认为谢林的同一哲学过于抽象化,“这种同一,就其坚持同一,脱离差别来说,只是形式的或知性的同一。换言之,抽象作用就是建立这种形式的同一性并将一个本身具体的事物转变成这种简单性形式的作用。”②

其二,谢林哲学虽然在论证“同一”方面殚精竭虑,但忽视了实体的一分为二性质和真理的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谢林的“同一”是原始的同一,因而忽视了实体的两面性,因而谢林的“同一”是死的,他认为谢林这种“同一”是“堕入毫无生气的单一性中以及是否它不重新以一种不现实的方式来陈述显示自身。”③而黑格尔的观点是,“活的实体”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④并且“唯有这种正在重建其自身的同一性或在它物中的自身反应,才是绝对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本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⑤

一般认为,黑格尔是用辩证的同一观批判了谢林“手枪突发式”的同一观,他在对谢林的直接绝对同一的批判中形成了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同一观,并认为不能直接单纯地提同一,而是要指出如何同一并且指出同一的具体内容。这些批评确实鞭辟入里,分析明晰,迸发着天才的思想光辉,但也有其不妥之处。

二、黑格尔对谢林哲学批判的局限性

黑格虽对前人的批判多有精彩之处,但也有不甚合理之处,特别是对谢林的“同一哲学”的批判,有以下几点值得考察。

第一,黑格尔认为谢林的同一是抹煞差别的,认为谢林的同一是一个消融一切差别的黑夜,只有量却没有质的分别,谢林的“自我意识”也不能在此创造出有差别的世界。在此,我们首先考察谢林同一中“量”的差别。谢林认为异质事物无法同一,故而主客体的差别只是量的差别,即同一性在主客体的分配比重不同。至此,似乎谢林也只强调量的差别,也印证了黑格尔的批判。但这里是一个隐蔽的质的差别。因为绝对无差别的公式是A=A,而谢林所表现的是无质差别却有量差别的A,那么不妨表示为A+和A-,那么A+不同于A,A+可以表示为B,那么A=B是否是仅仅量上的差别?如果这里介入费希特对A=A即“自我设定自我”的绝对性论证,他说自我“设定着自我的自我,与存在者的自我,这两者是完全等同的、统一的,同一个东西”⑥,那么我们可以说,A只能等同于自身,那么A=B是不成立的。当A的量发生变化时,A的质同时发生了变化。而且,谢林只是认为主客体在同一性分配比例的量上不同,只能说明当两者作为同一性内部未分化混沌时是量的差别,即用量来表现同一体中最初的不同。但当两者各自发展表现出来,量的差别出现的那一刻,即被同一分化且称作主客体时,已经是质的差别。

第二,黑格尔批评谢林“同一哲学”中有合二为一,却没有一分为二,也是欠妥的。黑格尔这个批判的关键是认为谢林哲学不能一分为二以至于发展。他在精神现象学批评了“堕入毫无生气的单一性”和“它并没有严肃地对待他物和异化”⑦之后,他又说,“这种自在乃是抽象的普遍性,而在抽象的普遍性里自在的那种自为而存在的本性就被忽视了,因而形式的自身运动也根本被忽视了。正因为形式被宣布为等于本质,所以如果以为只认识自在或本质就够了而可以忽略形式,以为有了绝对原则或绝对直观就不需要使本质实现或使形式展开,乃是一个大大的误解。”⑧显然,黑格尔对谢林绝对同一的批判落脚到形式被本质化所以被忽视,不能实现形式展开,那么我们可以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看到对此的“解答”:“因此,哲学的原理必须是这样一个原理,在这个原理中内容为形式所制约,而形式反过来又为内容所制约。”⑨

黑格尔虽无愧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称号,但其立场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商榷之处。谢林哲学自成体系,圆融深奥,黑格尔并未完全厘清谢林哲学的脉络而做出一些并不完全切中的判断,既与谢林哲学自身特点相关,也与自己的哲学立场相联系。或者说,黑格尔用自己也未意识到的隐蔽的视界去考察谢林,难免有些先入之见。而马克思则在更科学的基础上,在相似的思考维度上,做出了与谢林相像的努力。

三、马克思与谢林哲学思考维度的相似性比较

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在同一观虽与谢林建立于不同的基础,但两人同一观有很多方面和谢林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在某些问题上延续了谢林哲学的生命,这些相似性和契合远远超过简单划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鸿沟,共同成为启示人类的思想维度。马克思直接论述谢林的文章甚少,其中在1843年《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批评了谢林思想的空想性,但也赞扬了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⑩。无法根据文献直接退出谢林哪些“青春思想”感染过马克思,但两人的历史对话却可以被构筑,正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这两位未曾谋面却有紧密联系的哲学家一样。

第一,马克思和谢林在追求同一上有相似性。在主客体、自然与人自身方面,马克思和谢林都以一种同一性来统摄。在黑格尔那里,人的热情、需要、利益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头等有效的动力,但人的主体性被演绎成为绝对精神的主体性,人成为绝对精神运动和显现的工具,所以黑格尔的统一最终沦为单极统摄。人的自由被绝对精神剥夺,必然性抹杀了偶然性。但在谢林和马克思那里,人都在以某种基础成为主体,在他们各自的基础上,人与自然,必然与偶然等对立概念成为真正的统一。谢林则将人与自然,自由和必然结合起来。谢林认为,每个人都在按照个人意志自由行动,但“自由应该是必然,必然应该是自由。”○11在谢林的哲学中,特别是“同一哲学”中,从未将单极湮没其他。即使那同一的论证缺乏完整的过渡,但并未使谢林放弃同一的信念,对任何二元的论述中,没有用一面统摄另一面,也并未用康德式鸿沟作为两者关系的定论。在谢林的话语中,他的哲学体现为多极的平衡,而不是想黑格尔一样,一切千变万化的事物、事件都成了唯一的绝对精神运演的显现,真实存在的只有绝对精神,这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理念是太阳,万物只是太阳散射的影像。多极思想同时贯穿了谢林和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这点两人不谋而合,也与黑格尔不同。

但是,马克思也在集成谢林闪光点的同时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因为谢林对同一的论证缺乏一定的过渡性或者说“手枪突发式”,并且他也未跳出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域,因而他的光辉仍有暗点。但在马克思处,问题得到改变。马克思也追求同一,但他对同一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范式和语言域,马克思在批判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以全新的基础———实践,解决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同一问题,并指出具体同一的途径,即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达到主客体同一。马克思在通往二元同一的信念和最终达到的结果上是与谢林不谋而合的———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同一而不是选择康德式的鸿沟或者黑格尔式的一极统摄其他。但是,谢林最终诉诸于艺术直观,直达天启也是必然的结果;马克思则是在现实中解决问题,而没有把尘世的问题交给神庙。

第二,马克思和谢林在同一分化的方向性上具有一致性,在在矛盾观上也具有一致性。如前文所述,谢林的“同一哲学”追求的是康德意义上的“综合”,因而不是封闭的而是外延的,是在绝对同一统摄下由自然和先验两条线向外发展。人和自然地发展演变,就是自由和必然的发展史,谢林认为,自由中包含必然,这种包含是否定的因素,与个人自由对抗,并在这种对抗矛盾中实现真实、普遍的自由。这种对抗所显示的人和自然发展史,是一种由同一衍化的活生生的生活图景,远非黑格尔所说“毫无生气”,反而比黑格尔的正反合更具现实活力。

在矛盾观上,马克思的同一基础上也是人和社会、历史、自然对抗、矛盾从而演化的过程,在生产实践基础上,“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怎样”○12。甚至这种由同一基础向外发展的过程是人的形成过程,马克思说人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13所以谢林和马克思的世界,在同一基础上的发展是向外的,而黑格尔是回归的;谢林和马克思的思想史强调对抗的,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演化中的对抗时非真实的,更像是绝对精神自己的内部对抗,一种呈现自己的方式,所以这种对抗不是真实客体之间的的对抗,从而变得僵死,而且没有真正的不同现实之间的关系产生,更无法实现自己的活力。所以,谢林和马克思的对抗观,正如河流注入大海,淡水河海水的融合;而黑格尔的对抗和可矛盾不过是一潭死水内的波澜,而非两种水体的注入和接纳。面对着死板固执地德意志社会体制,谢林和马克思外向型的哲学体系都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的精神。

第三,两人哲学的现实关怀有相似性。谢林虽因其“贵族化”倾向为人诟病,似乎他的哲学风格是高高在上,但是他的现实关怀不可忽视,特别是它的自然哲学。“同一哲学”为其自然哲学奠定基础。他不像很多西方哲学家一样在精神哲学和自然哲学的比较中倾向于精神哲学的现在行,而是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并列,而且它的自然是有层级创造性的生生不息的自然。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谢林在追求同一方面的相似性、两人的同一分化的方向性上的一致性和现实关怀的相似性方面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不但相对于黑格尔的视界另有新意,也对哲学的思维产生重要影响。从古希腊开始,哲学的思维是从尘世向上逐步抽象上升的过程,而谢林“同一哲学”的自然哲学方面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都有回归“大地”的思维向度;从经验论和唯理论到康德,认识和物自体的鸿沟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谢林和马克思都在自己的基础上完成超越性的同一。两人的绝妙之处如此相似,认为马克思主要受黑格尔影响的传统观点也应重新审视,不能仅仅将马克思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定义为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

摘要:马克思将德国古典哲学当做自己的理论来源之一,特别是黑格尔对其影响不可忽视,但是后世往往将影响马克思的德国古典哲学限制为黑格尔哲学,未免有过度解读之意,而且忽视了马克思哲学思路与谢林的契合之处。谢林的“同一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影响,甚至在某些方面对马克思的影响超过了黑格尔,两者在世界的同一性方面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从反驳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开始,其后展开谢林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并比较,以便考察两者的共同思考维度,以便说明马克思所接受的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并非仅仅限于黑格尔哲学,厘清马克思理论来源的未解决问题。

关键词:黑格尔,谢林,马克思,同一哲学,批判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社,2007.

[3]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社,1980.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社,1979.

[5]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社,1976.

[6]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88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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