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邪教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2024-05-30

反邪教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精选6篇）

篇1：反邪教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金銮中心小学

反邪教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为严格各项责任制，确保反邪教工作措施落实，特制定创建无邪教单位工作责任的追究制度。

1、对全体学生进行邪教防范教育，由各班主任为第一责任人负责督办，上门了解基本情况，特别是化解工作经过和效果，写出专门报告，建立档案，形成书面材料及时上报学校，学校跟踪落实，每个季度进行实地督办一次。

2、将创建无邪单位工作纳入学校文明创建考核、干部政绩考核内容，奖优罚劣。对工作得力，成绩显著的，要记录在案，形成专门报告，在报送党政主要领导的同时，作为学校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因工作不力或隐瞒情况造成不良影响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考核时实行一票否决。

2013年9月1号

篇2：反邪教工作责任追究制度

为了切实抓好本单位反邪教工作，倡导司法行政干警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营造安全、稳定、文明、健康向上的工作生活环境，推动平安单位建设，特制定本工作制度。

一、反邪教领导责任制度

1．单位党支部对学校反邪教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贯彻落实好上级有关部署和要求，研究制定本单位反邪教工作规划，定期听取反邪教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层层抓落实。

2．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责权明确、奖惩分明的原则，做到责任到人，切实把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二、反邪教目标管理责任制

1．对本单位宗教信仰人员进行摸排，做好登记，建立台帐，加强管理。

2．健全反邪教工作领导组织和信息员网络，加强领导，发挥信息员的作用。

3．结合各类培训活动，开展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干警对邪教的识别能力。

4．确保单位无人参与邪教活动，确保能发现外来邪教人员活动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5．按要求建立反邪教工作档案。

三、反邪教宣传教育制度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把反邪教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2．开展形式多样的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干部职工知晓率达到100%.3．加强考核，树立典型，表彰先进。

四、反邪教责任追究制

对下列行为提请党支部、局委会实行责任追究： 1．因分管领导不重视，工作不落实导致邪教组织渗透，对平安单位建设造成影响的。

2．工作不到位，影响了单位反邪教工作整体进展的。

反邪教工作制度

一、党工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工作。

二、开展各种形式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积极倡导科学的生活观，以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向辖区居民宣传“反对邪教、提倡科学”的理念，提高公众对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的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能力；

三、及时清理非法宣传品；制定网上斗争措施，对有网条件的“法轮功”人员摸底排查，严密监控。

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法轮功”练习者的转化、巩固工作。

五、敏感日及节假日要安排人员值班，对重点部位、重点场所、重点人员防控措施到位。

六、加强与其它工作的联系共同搞好社区工作；

篇3：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考证

一、夏商周的萌芽阶段

从法的出现伊始就随之产生了司法官的追究责任制度,两者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法律的概念在夏朝就已经有着雏形,随着部落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在群居生活中难免会发生财产和资源的分配,纠纷的存在也促使了法律产生。《左传》引《夏书》曰:“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意识是宁可打破常规,也不可错杀无辜。而夏《政典》“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又要求官员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两个看似宽松的规定却代表了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的思想基调,即为了法律正义可以适当违背规定和期限办案,目的还是确保法律的公正性。

商在沿用了夏部分规定的基础上稍加变动,到西周时期,已经有专门的制度和规定来约束法官的责任,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就诞生于西周,这里对司法系统中需要法官主管判断量刑的内容进行了阐释,要求司法官谨慎使用五刑,也强调柔克、刚克和正直作为司法官这种特殊官职的德行。并在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中产生了著名的五过之疵。五过之疵出于《尚书·吕刑》“无罚服,正于五过”,也就是说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参与的司法官为主的司法人员必须遵守“其罪惟均,其审克之”的原则,禁止出现巡视枉法以及出入人罪的五种犯罪情况,如果犯了这些罪状,那么将与犯人同罪处置。结合《尚书?吕刑》记载,五过分别为:惟官,即与犯罪曾有过同僚关系;惟反,威逼利诱致使罪犯翻供或者隐瞒实情;惟内,与罪犯有亲属关系;惟货,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惟来,与罪犯有勾结往来。五过的核心是结合犯罪程度的不同和司法官罪责联系起来,有着较为严重的连做思想和报应心理,但是为了提高司法的威严,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也奠定了古代司法官的责任原则,即不仅自我严格遵守法律,同时也不得与犯罪有所往来,并引导亲属守法守纪,维护司法公正。

到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迁都到罗邑,东周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开始了频繁的战争,春秋争霸开始。这一阶段各个诸侯国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更加重视司法建设,而司法官责任制度也愈演愈烈。例如《史记·循吏列传》中就有记载,晋国司法官李离因下属错判导致他人非命,按律当死,晋文公爱惜人才为其开脱,但遭到李离的拒绝,最终自刎而死。可见早期的司法官责任制度的严厉以及深入人心,同时也受到司法官的认可,以身殉法,虽愚,当忠烈之心叫人动容。

二、秦汉至隋的发展阶段

法家是以法律为治理核心的重要思想学派,思想的源头起源于夏商,经过管仲、商鞅、乐毅等人的大力发展形成一个学派,并在韩非的总结和归纳下逐渐的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学说。而秦朝则商鞅、韩非和李斯等法家思想的坚定实践的朝代。这一阶段法官责任追究更加的严格,秦简《语书》记载:“凡良吏明法律令而恶吏不明法令,不知事,不廉洁”,对枉法者必须严惩并追究责任。秦对于司法官责任制度的贡献在于首次将司法官的心理态度引入到责任区分中,开始用主管心理判断衡量司法责任,并被后世认可。

汉继承了秦制,但在刑罚上有所增减。以“故纵”代替“纵囚”,以“故不直”代替“不直”,至汉武帝时,阶级矛盾被激化,故加强了司法镇压。原有的连坐思想也在量刑上有所下降,故入人罪者的刑罚比纵出之罪者有更低的刑罚。《汉书·昭帝纪》中记载,李种因为纵死罪被弃市。到汉宣帝时,本应“劾十人罪不直”判罚结果是“免”,仅获得罢黜官职的刑罚,可见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显示出了一定的“人性化”。在汉代凡是违反办案程序的

司法官员但凡是没有得到预先请示的,或者没有按照帝王旨意办事的,均给予严重惩罚。汉代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贪赃枉法者给予极其严厉的惩罚。汉文帝时,甚至出现了专门针对司法官追究制度的重型,以弃市代替笞刑,若官员以威严、武力或曲法受人财务,给予死刑处置。

魏晋至隋司法官责任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断狱律》可见一斑。凡司法官员失黩罪囚者,给予罚金四两的惩罚。《郭舒传》曾记载,郭舒开始但任领军校尉(的官职),因擅自释放司马彪受到牵连,下廷尉论罪,世人大多认为他很仗义。量刑减轻,民众认知有所提升,但仍显示了责任追究的基本思想。

三、唐朝的定型时期

《唐律疏议》(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是中世纪最为杰出的法典之一,其内容承前启后,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立法结果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开创了历史和法律相结合的先河,后来也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典中的楷模,甚至其书法也备受推崇。在这部伟大的法典中自然也有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唐朝定型,唐后的各个朝代尽管有所增减,但是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和进展,所以称唐朝为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定型时期。

关于司法官的责任追究制度也非常详细。《唐律》的出现使得唐朝是我国古代司法系统最为完备和成熟的朝代,在唐朝也出现了一个针对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案例,即“同职工作”制度。这种制度是针对于司法内部导致的冤案错案的典型处理方式,也在唐朝发展的淋漓尽致。所谓同职连坐,就是参与办案的所有司法官员均要对判决结果负责,并签字作证,一旦案件出现了问题那么要求签字官员均负责任。而在唐代,这种制度在现代的基础上更加的严密。在中国古代,审判出现问题一般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五过”,而唐朝对于“五过”的处理是怎样的呢?《唐律》有详细的记载,凡是出现端倪的案件,主典为一等,判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长官为一等,也就是说连带着这四级的官员都要受到牵连。足可见在唐代对于司法内部的工作控制之严厉,一旦出现了工作失职的问题,那么从上到下各级的官员都要受到应有的处罚,这个“公坐”也就代表着“公罪”,也就是说相关的司法官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问题导致的公务差错,而并不是因为巡视舞弊或者贪赃枉法所造成的,有点类似于我国刑法中出现的职务过失罪。除此之外,唐朝还对司法官员因为徇私枉法导致的罪责进行了细分,因此罚不当罪,这罪责也是不吻合“出入人罪”的问题,而司法官的审判错误也被分为了两类。即将有罪或者重罪的人判定为请罪,而将没有罪或者请罪的潘伟重罪。这种出入人罪的思想萌芽起源于秦朝,尽管在各朝各代叫法不同,但是大致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唐朝,如果司法官员因故意而不是失职导致的出入人罪,则依律处刑,因过失导致出入人罪的,也应受到处罚但是罪责会有所降低。这种规定最终的目的还是来降低错案和冤案的发生,最直接的目的还是保障司法系统的公正,针对司法中工作人员可能存在的问题记性分析。

四、宋元明清的成熟时期

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司法官的问责制度在唐后并无太大改动,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员责任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由于沿袭了大部分唐朝的律历,在宋朝法律还算比较宽舒,司法官断狱出现问题追究责任的时候,比较重视其失入而失出。宋太祖期间,金州防御史仇超等人按照连坐制度应该被处以死刑,但是仅罢免了官职,流放到了海南岛。宋太祖时,凡是因为断狱出现了问题的,判罚比较严重即罢官也不能替代罪责。宋仁宗时,对于案件的审理法官和议者必须共同签字,当判刑出现失误,要求每个人都有责任。显示出了宋朝对于官员本身失职的重视。到了元,由于司法官员导致了出入人罪还没有行刑的,要求按照判例的罪责减一等,如人全罪则要求以全罪定论。如果没有处理完全,但仍然“减等论”,元和唐一样同样区分“失入”和“失出”的罪责区分,失出的罪责显示是要低于失入的。到了明清时期,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相比于唐朝来说有所加重,比较有特点的是,在明清时期将判决冤案的责任和笔录和判决书书写的责任进行了区分。明朝的法律相对来说也是较为严厉的,一般由主审司法官来拟定判决书,不能由书吏和同僚代写,违反规定的人杖八十,如果因失职导致文案丢失的,罪加一等,如果因失导致出入罪的,给予重罚。在明孝宗的时候,因为审录措错误导致误判和错判时,以出入罪定论。

中国古代司法官员的责任制度历经各朝代的变迁,经过了传承和发扬并不断的充实,形成了严格、完善和体系化的古代司法官员问责制度,也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对于司法系统内部工作失职的严肃态度。尽管连坐的思想有些过于严厉,但也显示出了古代司法制度的特色,但是司法官员责任制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也是我国坚决走依法治国道路的重要参考。

摘要：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起源于西周秦汉时期,于唐宋成型,于明清完备,有着悠久的历史。各朝各代的法官责任制度各有特色,且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可以说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刑事诉讼发展简史。而这中间也有着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大到王侯将相,小到市井小民,为此本文从历史的脉络梳理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结合史料中的经典判例对其进行考证,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责任制度提供历史借鉴。

篇4：论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健全

关键词：法官；改革；责任追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司法体制改革的政策号召下，司法界的又一轮热潮应运而生。基于维护司法公正的原则，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再次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健全此项制度刻不容缓。

一、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现状考察

1.错案认定不清，界定标准不一

追究法官责任归根究底就是追究法官办错案的责任，所以首先应明确何为错案，如何界定。但从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法律体系并未给错案下个明确的定义，从而各级法院在制度适用上只能凭借各自的理解来界定错案。

2.制度显失公平，权责划分不一

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从显性规定上来说，对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的责任轻描淡写，甚至回避领导的责任。以《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为例，通篇仅两条涉及到了领导的责任，还难逃敷衍之嫌。此办法所追究的主要是办案法官的责任，但通常办案法官并不能决定案件的判决，而且案件是否为错案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确定，追究责任的主体是人民法院内部的监察部门，让他们确定责任主体并追究法院领导人员的责任，不仅会导致法院内部纠错动力的不足，还会造成监督机制的失效。

3.法律依据不足，规定设立不一

从现行的法律看，《法官法》是法官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的主要法律。但《法官法》对追究法官责任的规定并不充分，当前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主体内容并不是《法官法》的相关规定，而是各级人民法院制定的以“两个办法”为代表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即使符合《法官法》对法官责任追究的规定，但它们总体上来说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从制定主体上来说，各级人民法院是无权制定此类规范性法律文件的。

二、走出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误区

明确承担责任的情形。过错责任追究应当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事实求是、客观公正、定性准确、处理适当的原则。

所以承担责任与否应以以下三点为依据：

（1）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正确，并且法官无主观上的错误，不应承担责任。

事实认定错误主要是受到客观原因的影响造成的。法官在办理案件中适用法律正确，在已有的证据材料基础上所判断出的事实，主观上也没有任何过失，即使发生错误，也不应该承担过错责任。

（2）事实认定错误，并且法官存在主观上的过错而成为错案的，需要承担责任。

在现实中此项规定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第一点已经提到过认定事实的情况可能受到客观的影响，但是公职人员个人主观的原因也不能排除，这就需要在具體案件中进行分析认定。

（3）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错误，这种情况是否承担责任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法官主观上并无过错，错案的发生是由法律规范本身的原因引起的，由于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使得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法律规范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情况下，法官就不应当承担责任。

三、健全法官责任追究制度的路径

1.完善司法体制机制，法官责任追究立法

健全法官责任追究制度首先需完善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应当统一此项规定，对法官责任制度专门立法，统一责任追究的主体、标准及程序，提高相关规定的效力层级，从法律制定的层面上加强制度的权威性和可执行性。

2.降低法院行政倾向，坚定维护审判独立

我国错案产生的部分原因源于行政部门对司法系统的干涉，可见，法官责任追究制度虽然是一个追责机制，但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这样，法官的审判工作就极易受到司法监督部门及其他部门的行政化干扰，审判独立权将难以得到保障。所以，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摆脱责任追究方式的行政化倾向，并提高法官的职权，减少司法监督部门及其他部门的干涉。

3.建立健全配套措施，相互协调确保公正

法官责任追究制度能够与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相配套、相协调，有利于法官排除不必要的案件以外因素的干扰，潜心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司法活动的独立和公正。此项配套措施，需在实践中加以完善，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在不突破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建议设立独立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常委会推举部分人大代表为惩戒委员，由其监督各级法院、各个法官。并把法官责任追究制度与法官的奖惩制度结合起来。一方面，法官在办理案件时，会因为过失犯错，这并不是法官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而是因为内部因素如自身专业知识、办案能力或者认识不同等引起的，如果就此原因追究他的过错就体现不出法律的公正性，也调动不了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如果把这项制度与奖惩制度结合起来，对一些属于意外情况的过失予以豁免，对优秀的法官进行各方面的表彰奖励。这样，因为一些过失引起的错误就会减少，法官也会更加认真负责，终身学习，不断追求进步。既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又可以有效的避免过错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法官责任追究制度需要靠惩戒有过错的法官而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没有惩戒措施的责任追究将徒有虚名，而无法真正对过错起到威慑作用。所以，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实际上是过错追究制度和法官惩戒制度合而为一的制度整体。只要建立合理而完善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对法官过错的追究和其他不端行为的惩戒都将一并完成。

参考文献：

[1]怀效锋.《司法惩戒与保障机制》，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92页

[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美国法官制度与法院组织标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92—95页

[3]陈浩.《靠监督增进信任》.载《中国监察》，2013年第9期，第43页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