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市管理法规

2024-06-30

广州市城市管理法规（精选6篇）

篇1：广州市城市管理法规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7号

《河南省行政机关执行条例》实施办法，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省长马忠臣一九九七年一月六日

《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促进廉政建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以下简称《行政执法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全省各级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必须遵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第四条各级行政机关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和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行政赔偿制度。

各级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接受行政执法监督，不断改进行政执法工作。

第五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法，有权向制定该文件的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反映；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适当，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投诉。

第二章行政执法组织管理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

区域内的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下级人民政府所属相应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对本机关的行政执法工作负全面责任，应当按照法定职责范围组织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制度和行政执法程序，做到行政执法行为合法、适当、有效。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行政执法工作纳入所属部门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县级人民政府还应当把行政执法工作纳入所属乡级人民政府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

对行政执法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实施情况，每年应当进行检查和考核。

第九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应当做到：

（一）熟悉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忠于职守，依法履行职责；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法规、规章为准绳，依法办事；

（三）文明礼貌，公正廉洁，遵守职业道德；

（四）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六）遵守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其它规定。

第十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上岗执法，必须按照《行政执法条例》的规定经过行政执法培训和考核。

行政执法培训包括综合培训和专业培训。综合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分级组织实施，专业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分别按系统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进行培训的人员，必须参加行政执法统一考试和考核。经考试和考核合格，取得《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的，方可上岗执法；未经执法培训或者经考试、考核不合格，未取得《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的，不得上岗执法。

考试和考核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分级核发。已按国务院有关部门系统组织培训，制发行政执法证件的，应当登记造册，分别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严禁伪造、涂改、转让、出借《河南省行政执法证》。《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分级进行审验。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制工作进行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法制机构，在本部门领导下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法负有监督责任的人员实施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河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证》，对违法行政行为有权依法制止。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受本级人民政府委托，受理和处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投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处理违法行政行为，应当调查取证，必要时可以调阅或者查阅有关行政执法案卷和材料。被调查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提供有关材料和情况，予以配合，不得阻挠。

政府法制机构履行监督职责时，对应当由有关机关处理的问题，制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处理通知书》。有关机关应当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依法处理，并报告处理情况。

第三章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进行。第十六条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当场处罚的，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办理。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告知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并于二日内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第十七条除依照《行政处罚法》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登记立案，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查。

证据未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八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等项权利。告知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并由当事人或者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记录在案并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第十九条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指定本机关非参与本案调查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主持；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是本案调查人员的，指定本机关其他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

（一）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实施罚款一次达到或者超过1000元的；

（二）对无违法所得的经营性违法行为实施罚款一次达到或者超过10000元的；

（三）对有违法所得的经营性违法行为实施罚款一次达到或者超过30000元的。

第二十一条除依照《行政处罚法》实施当场处罚的外，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决定，应当经本机关的法制机构或比较超脱的机构进行复核；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依法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第二十二条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当依法制作和送达行政执法文书。行政执法文书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统一格式，国务院有关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行政机关对于处理完毕的案件，应当将有关材料编目装订、立卷归档。

第四章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第二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发布之日起20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主办的机关报送备案。

第二十四条实行重大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备案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或者批准、同意有关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对有关资源权属争议作出的行政裁决决定，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5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作出的下列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5日内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一）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的；

（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金额相当于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数额的；

（三）责令拆除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活、生产有重大影响的建筑物的。

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在备案审查期间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并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规范性文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报本级人民政府在60日内予以撤销，或者责成制定机关在30日内自行纠正。

（二）规范性文件之间相互矛盾的，及时予以协调，通知制定机关修订；不能协调一致的，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三）规范性文件在形式和制定技术上不完善的，通知制定机关改进。

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反映有关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违法的，按照前款第一项的规定处理。第二十六条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发现下级人民政府或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设立执法组织、委托执法违法或者不当，需要纠正或者撤销的，应当进行审查或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依照《行政执法条例》规定的期限予以撤销，或者按本办法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处理。

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发现下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报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履行，或者按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已经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建立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制度。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生下列争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协调：

（一）对同一执法依据理解有争议的；

（二）对行政执法管辖有争议的；

（三）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有争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中的其他事项有争议的。协调行政执法争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协调意见书，各有关行政机关应当执行；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协调过程中发现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行为，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其所属工作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所属相应工作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应当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政问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处理。

第五章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

第二十九条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是指当各级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适当，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依法追

究其行政责任的监督措施。

第三十条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按照行政管理层级监督的原则进行。

省人民政府、省辖市人民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复杂的行政执法错案，可以直接予以追究。

第三十一条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追究错案责任：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给公民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给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二）没有法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法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

（四）实施罚款、没收财物不使用法定单据，违法自行收缴罚款，或者向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拍卖款项的；

（五）将罚款、没收的财物截留、私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使用、损毁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六）为牟取本单位利益，对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七）玩忽职守，对应当制止、处罚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予以追究的行为。

第三十二条错案责任依照下列规定划分：

（一）行政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构成错案的，追究该执法人员的责任。

（二）经审核、批准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案件承办人的过错导致审核人、批准人失误发生错案的，追究承办人的责任；由于审核人的过错导致批准人失误发生错案的，追究审核人的责任；由于批准人的过错发生错案的，追究批准人的责任；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均有过错发生的错案，同时追究承办人、审核人、批准人的责任。

（三）经集体讨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发生错案的，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负主要责任，主张错误意见的其他人员负次要责任，主张正确意见的人员不负责任。

（四）因非法干预导致错案发生的，追究干预者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视情节轻重，自错案被确认之日起30日内分别作出责令写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收回《河南省行政执法证》、调离执法岗位、给予行政处分、依法予以追偿、依法予以辞退等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十四条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处理措施，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责令写出书面检查和追偿，由被追究人员所在机关实施。

（二）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收回《河南省行政执法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依照监督权限实施。

（三）调离执法岗位、依法予以辞退，由被追究人员所在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依照管理权限实施。

（四）给予行政处分由上级行政机关、被追究人员所在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的法制机构，是行政执法错案责任追究的综合协调机构，在本级人民政府、本部门领导下，负责实施错案责任追究的具体工作。

第三十六条被追究错案责任的人员对错案责任追究的处理不服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作出追究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复核或者申诉。受理复核或者申诉的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复核或者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所称省辖市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自1997年7月1日起施行。

篇2：广州市城市管理法规

1、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企业信用建设和管理的意见----------------

12、《苏州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

篇3：广州市城市管理法规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城市居民对住宅社区的功能需求已经不仅仅是日常起居这样简单, 住宅社区的安全问题逐渐受到更多关注。虽然城市居民对住宅社区的安全需求与日俱增, 但城市住宅社区内灾难频发令人不安。例如, 2010年上海静安区“11·15”大火致58人遇难给城市住宅社区风险管理敲响警钟;2014年9月19日厦门福园公寓国泰大厦一层小吃店煤气罐爆炸致5人死亡, 16人受伤。城市住宅社区事故频发, 既有我国转型期的共性原因, 也有城市住宅社区的特殊原因。城市住宅社区人口、财产高密集聚集, 人口流动频率高, 常被不法分子、敌对势力或恐怖分子利用成为窝藏据点, 或将城市住宅社区列入其攻击、破坏目标。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关乎居民安危与社会和谐, 应予以高度重视。如何加强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 提高城市住宅社区的安全水平, 满足居民的安全需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研究进展

2003年“非典”之后, 中国开始建立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 并将应急管理上升为法定行为。随着时代变化和新的安全需求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应急管理由减轻灾害向减轻灾害风险, 加强“风险管理”转变;由单纯减灾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应对主体由国家响应扩大至地方各级政府, 由单一的政府组织, 扩大至非政府组织、民营企业、普通公众等社会各阶层;应急机制由“应急响应”为重心向“应急准备”为重点转变;引入并强调“风险管理”, 将风险管理作为贯穿于应急管理全过程的重要机制, 充实应急准备阶段工作内容[1,2]。国际上, 澳大利亚/新西兰风险管理标准 (AS/NZS4360) 规定“风险管理”包括风险准备、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处置4项内容, 风险评估环节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3];随后, 诸多国家效仿AS/NZS4360这一管理标准展开风险管理研究。参考灾害学相关专家理论[4], 将风险管理定义为: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得出致灾因子发生概率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采用风险评价方法判断风险等级, 从而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措施避免、降低风险, 保障最大安全的一项管理活动。

目前学术界对“应急管理”及“风险管理”的理论已有必要研究和探讨, 但对具体的“城市住宅社区”层面下的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缺乏关注。本文尝试对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进行研究, 实现以下目的:缩小研究范围, 为城市住宅社区风险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具化研究对象, 使城市住宅社区风险管理工作具有针对性;提出工作策略, 推动城市住宅社区风险管理落地实施。

三、现状与问题——以广州市为例

2006年我国正式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提出“要加强以乡镇和社区为单位的公众应急能力建设, 发挥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同年, 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也强调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要以基层单位为重点。基于国家政策推动, 风险管理工作逐步实现重心下移。

1. 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现状

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现状从管理主体和风险特征两方面描述:

(1) 管理主体。我国社区管理服务工作始于1986年, 经过28年发展, 如今传统的“单位制”社会管理体制解体, “街居制”逐步被改造。目前, 我国“社区管理”的主体主要有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街道办、区政府及社会性组织等。具体情况如下: (1) 社区居委会除按照《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日常管理工作外, 还承担了党政部门下放基层的大量工作任务。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160多项工作, 需面对20多个部门、近40多项工作的检查或考核, 日常需出具与居民事务相关的20多种证明, 这些工作中近6成是协助政府开展。 (2)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 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 物业管理服务公司逐步成为住宅社区管理主体。 (3) 我国实行分级管理的原则即市、区 (县) 、街道 (乡) 三级管理模式,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街道办事处的机构和职能大大增加, 逐步获得了行政性质, 甚至出现了向承担政府职能的单一主体转变的倾向。 (4) 基于社区多元化的需求, 社区内出现很多非营利组织, 如业主委员会、行业协会、文体社团、各类志愿者组织等。他们以更为精干、高效、灵活的方式, 参与社区管理满足社区居民日趋丰富的需求和社区快速的发展。但目前我国城市住宅社区风险管理并没有很好利用这些社会性组织的资源[5,6,7]。

(2) 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特征有: (1) 成因复杂、相互关联、演化性强。城市住宅社区内环境系统复杂, 水、天然气、电力、信息网络等系统之间纵横交错布局, 相互依赖程度高, 任何一方设施或系统出现问题, 都会关联到其它设施设备安全;此外, 城市住宅社区外部灾害产生的影响和次生、衍生灾害会危及城市住宅社区, 如城市工程事故中水管爆炸导致住宅社区大面积停水, 雪灾导致水管冻裂居民用水困难等。 (2) 灾害情势难控、辐射性强。在城市住宅社区的突发事件中, 火灾事故发生频繁影响最大, 其诱因复杂多变, 一旦发生难以控制, 给周边环境带来巨大影响。以2013年“12·15”广州建业大厦火灾为例, 此次大火持续近24小时, 直接损失4000多万, 周边商业写字楼、居民住宅及道路交通均受到重创。 (3) 预测难度大、灾难性强。人口、财产聚集, 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严重;住宅社区白天留守人群以老人、小孩居多, 脆弱人群数量大, 灾难造成人员伤亡严重;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弱, 居民掌握的逃生知识和技能有限, 自救能力差[8]。

2. 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问题

广州市作为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的超大城市, 扮演着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角色。广州不仅频频面临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侵袭, 也面临“大城市病”带来的社会公共安全、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为了更准确了解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2014年3月—4月期间, 对广州市部分典型城市住宅社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见表1) 。

访谈后运用归纳、分析、综合、比较等方法, 总结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城市住宅社区居民对社区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机构组建与风险知识技能培训三方面满意度极低。具体情况如下:92%以上的居民认为社区风险评估工作水平很低;53%的居民认为社区风险管理机构不够完善;近70%的居民对应急知识表现出极高需求。

四、成因分析

结合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现状与广州市调研结果, 分析问题成因如下:

1. 主体责任不明

目前我国现行的社区风险管理办法是:按照突发事件类型指派对口部门进行专门管理, 各个对口部门之间 (公安、消防、卫生、民防等) 基本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责任不明。除了对口部门专项负责外, 政府统一指挥, 街道、居委会予以配合也是常用的管理方式。这些责任分工看起来负责部门多, 实际上缺乏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责任主体与责任分工, 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各部门之间信息、资源共享度低, 责任推诿会造成人力物力时间的浪费。

2. 风险评估滞后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际调查结果显示, 目前我国社区层面的风险评估工作滞后。风险评估缺失会导致基层预案的针对性不强、实用性不足等问题。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能为风险处置或风险控制提供有效参考。在社区风险管理模式、体系构建、机制完善等方面, 不断有学者进行研究探讨, 但对社区层面风险评估体系建设的研究甚少。实践发展中, 政府也常常忽视对基层社区层面的风险评估。

注:选取广州市住宅社区9个, 访谈人数30人, 发放问卷100份, 收回有效问卷89份。

3. 教育培训及演练不足

当前社区居民及管理者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越来越重视, 但风险管理的投入却相当滞后。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居民对防灾技能及应急能力提升有极高需求, 但城市住宅社区的演练、培训却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五、对策建议

基于理论探讨和内涵研究, 结合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的现状、问题,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3点对策:

1. 明确管理主体, 提高工作效率

城市住宅社区管理推崇以“市场化”为主导, 将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作为城市住宅社区管理主体。目前, 社区居委会行政包袱过重无暇分出更多精力、人力、物力投入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及其它服务性事务中。社区管理的主体由“行政化”向“市场化”、“民主化”推进是发展趋势, 物业管理服务公司成为城市住宅社区管理主体具备优势如下: (1) 物业管理日常工作已涉及风险管理部分内容, 如小区出入监控、火灾预防、设备检修等; (2) 物业管理有更多专业化、培训过的人才提供安全保障等服务; (3) 物业服务是有偿服务, 由物业公司负责风险管理的经费相对充裕。

2. 提倡多方参与, 优化资源配置

基于社会管理学“多元主体”理念和“参与式”理论, 城市住宅社区管理选择“多元化参与”模式, 明确决策机构、协助机构与执行机构职责和任务十分必要。具体设计如下: (1) 决策机构:以物业公司为主, 参考居委会政策性意见或执行居委会下达的政策要求; (2) 协助机构:在物业公司与居委会均无法承担、解决问题时, 寻求上级政府 (街道办或区政府) 帮助; (3) 执行机构:物业公司执行与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相关的系列工作, 如日常设备、设施、小区安全巡检, 提供人财物综合应急保障资源, 开展风险识别、评估工作,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组织应急演练等 (见图1) 。

3. 重视宣传教育, 培养社区公众风险意识

在城市住宅社区开展安全和灾害防御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工作, 适时对社区居民进行应急演练, 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防灾意识和应急技能。增强社区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营造防灾减灾的社区氛围, 将社区打造为安全和谐的港湾。

4. 建立有条不紊、权责分明的综合协调机制

建立起综合的、协调的、有序的管理秩序和权责分明的风险管理机制, 把社区居民、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等有序有效结合起来, 共同参与一些风险管理工作, 达到减少、降低社区风险的目的。

5. 建立可操作、有时效的风险评估体系

可操作性是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评估体系的实践要求, 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同时, 评估指标的有效性是指所设计的指标能够准确反映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的风险程度, 得出的评估结果符合社区客观情况, 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 减少、控制风险。

六、结论

城市住宅社区与城市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加强城市住宅社区风险管理, 提升城市住宅社区安全水平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明确管理主体, 提倡多方参与是提高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社区公众的忧患意识, 是提高城市住宅社区安全实力的必要手段;完善责权分明的综合协调机制, 调动社区内多方力量参与风险管理, 建立可操作的、有时效的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体系, 为风险处置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 是提高城市住宅社区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水平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闪淳昌, 薛澜.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2]陈安.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3]澳大利亚/新西兰风险管理标准 (Risk Management, AS/NZS4360:2004) .

[4]殷杰.灾害风险理论与风险管理方法研究[J].灾害学, 2009, 24 (2) :7-11.

[5]陈容.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展望[J].灾害学, 2013, 28 (1) :133-138.

[6]张海波.社区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角色整合与能力建设[J].江苏社会科学, 2011 (6) :66-71.

[7]王晓芸.社区风险管理:提高防御灾害能力的基石[J].公共管理研究, 2011:197-199.

篇4：广州市城市管理法规

（一）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特色

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广州市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笔者在进行问卷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对象认为广州城市管理政策中公众参与的特色最主要是“参与环境的开放化”，占了调查总人数的90.65%，而“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占了85.98%，“参与制度规范化”“参与形式制度化”共同占了78.5%。

1.参与环境开放化

政府积极构建多种生态平台，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公众提出的多样意见和建议；媒体坚持理性的态度，在政府与群众之间搭建起沟通、互动的桥梁，使得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了解民意、吸纳民意。中国广州政府网站、广州城市管理委员会网站、中国法治政府网站等网站平台及中国广州发布、广州城管委、广州法制办等微博平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参与信息公开化，加强了传播性和互动性，使得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环境变得开放。

2.参与主体多元化

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主体，包括普通群众、专家学者、公共权力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每一个群体都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参与主体多元化的特色，体现了政策制定的兼容性，符合行政管理趋势，能够体现高效、便民的理念。

3.参与制度规范化

2010年9月30日，广州市政府第13届12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在内容上明确提出保障规章立项的公众参与、规章起草和审查的公众参与，规定了规章起草的部门需要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去征求广大公众意见或者通过问卷调查、听证会等方式广泛了解民意。这在理论上很好地限制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4.参与形式制度化

整体而言，囊括了公众咨询委员会、听证会、网络参与、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品牌活动等制度化的形式。广州市同德围整治工程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府主导成立的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使得公众与政府有关部门有了深度的互动。这一新型的政民互动模式被专家学者命名为“同德围模式”。[1]随后，在总结经验中，广州市政府通过并实施《广州市重大民生决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制度》，将这一参与形式制度化。同样，走在全国前列的听证制度，在广州本地有效地遏制听证变成“走过场”的现象。2011年8月23日下发的《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试行办法》规定，公众若对政府重大决策的征求意见稿存在较大分歧，有权组织听证会。公开报名人群内遴选的听证代表不得少于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这在制度上保障了公众提出听证的权利，为公众参与政策制定打通了制度障碍，实际上就是政府在制度上将议程设定的一部分权利转至广大公众。

（二）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州在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在部分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在实践中，城市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参与过程的变动性和执行力等情况，使得公众参与效果出现一定偏差。调查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94%的调查对象认为“参与技能相对缺乏”，90%的人数认为“参与程度相对较低”，87%的人数认为“舆论宣传力度不足”，80%的人数认为“参与效果不显著”。

1.参与技能相对缺乏

中国百姓自古受到“官本位”观念的影响，对于政事的介入意愿不是很积极，参与意识较为淡薄。加上广州是个外来人口聚集程度很高的城市，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的参与技能影响着参与效果。参与技能的缺乏，难以使得政府改变或修正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倾向，不利于公众意愿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有所体现。

2.参与程度相对较低

广州市法制办在《市法制办2014年度工作情况》中写道：2014年1至10月份，完成8项地方性法规和33项政府规章项目的审核。而在制定过程中，作为最大参与群体的普通民众，在获知途径、理解程度、建议深度等方面都有所限制，还停留在“未获知”“浅参与”的状态，对政策的制定难有实质性的推动。

3.舆论宣传力度不足

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舆论宣传一般有几种方式：通过政府综合门户网站；定期公开发行政府信息专刊或利用新闻媒体；设立固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厅、公开栏、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定期召开政府新闻发布会。在现实中，广州市政府的宣传力度仍有提升的空间。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调查对象对广州网络参政议政平台的了解并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群没有了解过政府常用的网络参政议政平台。

4.参与效果不显著

一方面，政府在对外公开信息时会有所选择，容易出现信息的不对称，公众的知情权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政府对待公众的参与意见和建议时，未重视对信息的反馈。例如，2010年4月16日-5月16日，广州市法制办在“广州政府法制网”“法规规章草案意见征集系统”全文公示了《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立法背景、思路、核心制度进行了介绍和说明，并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当公众按照公告提供的途径积极来电来函反馈意见后，相关部门却没有做好后续的反馈工作，使得参与者的参与热情和主人翁意识大大减弱，影响到参与效果。

二、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公众层面的原因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过半的人数认为“公众的整体参与意识尚未形成”，而“公众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和“弱势群体有效参与困难”各有四分之一的认可。由此可见，公众整体参与意识尚未形成是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整体参与意识尚未形成

在有效调查的问卷中看出，经常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公众占比仅为10%，从不参与和极少参与的占比均为25%以上，总体的参与情况不容乐观。实际上，有46%的人认为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作用比较小，只是发表意见而已，这体现了很多人对公众参与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仍然不足。另外，公众“搭便车”的思想也使得整体参与意识迟迟未能加强和发生质变。“搭便车”群体希望可以坐享其成，获得他人争取而来的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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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的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专业化的倾向仍然没有改变，公众的参与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随意性。民主法治意识的淡薄使得公众放弃参与的权利和机会。另外，“熟人社会”的意识让很多人寄托于通过人脉关系这种非制度化的途径来满足自身需求，而不是通过制度化的参与途径为自己争取维护利益。

3.弱势群体有效参与困难

参与需要耗费金钱和时间，必须支付成本，这对于弱势群体是一种压力。再者，弱势群体通常缺乏参与的知识、手段和能力，不熟悉政治规范，对政策过程也不了解，增加了参与难度。

（二）政府层面的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有51%的人认为政府层面做法最大的不足是“信息渠道的低畅通性”，而“参与制度的保障缺失”“政府管理的自利倾向”以及“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均占15%左右。

1.信息渠道的低畅通性

从参与前获知的信息渠道来看，政府部门通常会将信息发布至固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厅、公开栏、电子屏幕等持续性较好的载体上，但其传播的覆盖面较小。政府综合门户网站虽然兼顾了时效性、持续性、传播性等特征，但由于政府对网站的宣传力度不足，公众对其认识和了解并不到位，使用频率较低。而定期公开发行的政府信息专刊或报刊，受众面更小。

从参与过程中获知的信息渠道来看，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参与——反馈——再参与”的循环系统，但是广州市目前很多政府部门仍局限于公众的单向参与，没有及时对信息进行反馈，造成公共政策信息资源的封闭，使得渠道不畅、效率下降。

2.参与制度的保障缺失

广州市地方政府在保障公众参与的立法层面确实付出很多努力，例如备受关注的《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便是全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工作的地方规章。但是纵观全国，虽说公众的民主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但不意味着民主权利在现实中能够实现。面对制度体系不健全的局面，公众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可依据的法律法规，参与的保障制度不完善，使得公众在参与受到侵害时，会因为法律救济程度的不完整而失去维护利益的机会。另外，激励制度也没有形成体系，未能调动公众参与的动力，未能弥补参与过程的付出。

3.政府管理的自利倾向

地方政府在向公众公开信息时会有所选择，成为制约公众参与的障碍，损害了公众合法权利，也容易形成政府自利形象。政府管理的自利倾向，表现在为地方政府谋利、为行政部门谋利等方面。当政府自身利益和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旦政府的自利倾向没有得到控制，那么政府官员就有可能为公众参与设置门槛，提高其参与成本，导致公共政策的制定增加随意性，缺乏公正性。

4.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监督管理制度是一只无形的手，有利于规范政府部门正确行使职能。当政府部门在衡量公平和效率两个因素时，往往偏重于效率。但是，公共政策首先要考虑公平而非效率。如果没有监督管理制度的执行和落实，公平性就难以得到保障。公众通常通过网络、信函、传真等形式单方面地向政府部门问政，而较少得到双向的互动，从而使监督失去了意义。

三、完善广州城市管理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对策建议

（一）公众层面

调查数据显示，有98%以上的人都认为公众要增强城市管理意识，转变思想观念；培养自身参与技能，确保有序参与；合法行使管理权利，端正参与动机。实际上，一部分广州公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参与意识，对行使合法权利和维护合法利益比较重视。当然，整体而言，公众的参与意识、技能等方面仍需提高。

1.增强城市管理意识，转变思想观念

相当一部分公众有“搭便车”以及“官本位”的思想，这是急需转变的观念。在新公共管理趋势和协同治理理论下，公众作为政策制定的参与主体之一，必须拥有主体意识，在参与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合理行使合法权力、维护合法权益，为城市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发挥自身的优势。其次，需要拥有法治精神。应该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以城市主人翁的姿态履行自身义务。再者，需要拥有参与意识，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城市管理的优化尽一份责任。

2.培养自身参与技能，确保有序参与

学者王彩梅认为公众的参与能力包括三种能力：“一是认知能力，即对公共政策的实质的认识、思考能力；二是程序能力，即发现公共政策和运用程序的能力；三是习惯性能力，这种能力是关于感觉义务的能力，即感觉到有一种集体共享的利益，值得去做一件事。”[5]在某种层面上讲，公众的参与技能直接决定了参与效果。首先，需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通过阅读书籍、网上查询、参加座谈会和培训会，主动了解现代民主理论，了解民主的本质和公众的权利，增强对政策参与的认同度，提高自身的参与积极性。其次，在操作方面，通过学习、自我总结和切身参与，从政策信息的收集、理解，到政策制定参与时的发表意见、建议，再到政府部门反馈信息后的再参与，实现全程的理性、有序参与。

3.合法行使管理权利，端正参与动机

我国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城市管理政策制定。公权力机关在解决公共事务或公共问题时所做出的选择会影响大多数公众的利益，一旦没能及时公正、有序地行使管理权利，那么将浪费参与权和监督权。另外，当公众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正确、合理、合法地寻求法律救济。在端正参与动机方面，要学会理性思考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性，避免一味索取非正当利益。

（二）政府层面

在调查中发现，有95%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需要完善网络参与机制、建立法律法规保障、构建有效激励机制、加快发展社会组织。

1.完善网络参与机制，强化参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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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广东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表示：广东省网民数量全国第一，网站数量达到53万，是全国榜首。作为省会，广州网民和网站数量也是颇为惊人的。互联网以其强大的覆盖面和高效的传播速度，极大地方便了政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直接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发展。借助网络，公众能够随时发表意见、反馈信息，有助于政府对信息的及时了解。广州政府在网站发布规章制度的意见征集时，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政策很容易引起网民的注意。但是，那些与公众联系不密切的政策，便很少人主动去留言、发表意见。因此，政府有关部门需加大对政府互动平台的包装和宣传，进一步引起公众的注意；其次，制定网络参与规范制度、监督制度，完善公众发表意见的途径。同时，需要专人反馈信息，促进“参与——反馈——再参与”循环系统的实际运行。

2.建立法制法规保障，畅通参与渠道

公共管理和公共参与的重要制度基础就是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制法规。需要明确规定政府的权限和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需要明确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检举权、参与权。为此，广州市政府要及时完善意见征集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公众咨询制度、舆论监督机制等，实现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程序化。在畅通参与渠道方面，需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传播辐射作用，为城市管理机构树立良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公众知悉参与情况。此外，还需要积极开设来信来访、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让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渠道。

3.构建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参与程度

前文提到，弱势群体在参与政策过程中会考虑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而这可能会使其放弃参与的机会。因此，需要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首先，对弱势群体进行考虑，兼顾其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物质补贴。其次，相当一部分公众受传统文化影响，参与意识仍然不强。因此，除了及时对参与政策制定的公众进行反馈之外，还需适当进行表扬、奖励或邀请其参加座谈会、论证会、体验日等。当然，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要考虑政府部门的成本支出，在预算之内灵活完成。

4.加快发展社会组织，释放民间活力

协同治理理论指出城市管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组织。在公众个体与政府处于竞争关系时，因介于普通个体与政府机构之间，社会组织往往会发挥关键作用。公众会寄托于社会组织来进行与外界的互动，“如果组织运行机制顺畅，则各方面力量可以向着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6]。政府需要放宽社会组织的成立限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便制度化参与渠道的拓宽。另外，坚持善治理念，释放民间活力，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培养公众意识。

参考文献：

[1]文远竹.国内城市可探索“同德围模式”[N].广州日报，2012-03-20.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 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9.

[3]文晓明，王立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

[4]陈庆云.关于利益政策学的思考[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8）：13.

[5]王彩梅.论我国公众参与机制建设[J].政治文明，2006（4）：51.

[6]刘雪明，廖东岚.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社会科学，2013（9）：5.

（责任编辑：赵静）

篇5：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

班级：规10-1姓名：杨惠明

学号：2101021011321成绩：

中国城市规划管理现状

摘要：城市规划管理是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关系着城市规划能否顺利实施，并最终影响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文章分析了我国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给出了改进建议，以供管理人员借鉴。关键词：城市规划；行政责任；核心价值；发展趋势

城市规划管理又是一项协调城市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行政管理工作，它直接关系着城市规划能否顺利实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房地产行业发展迅猛。再在此过程中，市场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规划管理方面的新问题纷至沓来。为保证城市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必要对城市规划管理中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

1.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现状

1.1城市规划随意性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规划在建设中的地位极其重要，规划是城市建设的蓝天，是城市建设的法律。所有的城市建设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城市广场，社区街道，景观绿化等建设都应该纳入到城市规划的行列中。然而，在城市建设中，城市规划经常被改变，表现出了很强的随意性。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第二，地方领导的更替。第三，利益驱使。首先来自地方的利益，地方政府为了寻求财力大多热衷于土地出让，这些都牵涉到城市的规划。其次是个人利益，有些个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操纵或诱导规划的调整，从中牟利。这一切都使现阶段部分城市的规划出现了随意性大特征。

1.2缺乏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任何一个城市，从形成到发展，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必定会有大量的文化遗迹。但是在现阶段的旧城改造过程中，蕴涵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大量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文化街等遭到了严重破坏。

1.3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不仅仅要看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城市设施的完善程度，还要看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宜于居住，并不在于城市规模的大小，建筑的高低，而是要看城市的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健康的生态环境，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否具有人性化，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建设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另一方面却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强烈的冲击。

1.4追求速度忽视质量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些城市为了改变形象早出政绩，大搞特搞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片面追求建设的高速度，忽视客观规律，盲目蛮干，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损失。

1.5规划缺乏前瞻性

目前交通拥挤几乎成为每个城市的通病，这除了与中国汽车业的迅速发展分不开，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城市规划中缺乏前瞻性。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私家车的普及率提高，城市中道路的数量和宽度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行路难的现象突出显现出来。在许多旧城区中，人口密度大、公共设施缺乏、户外活动空间有限，公众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严重影响了城市居住生活质量。这一切都与在城市规划中缺乏前瞻性有关，没有在近期或是较长一段时期内给建设留有一定发展空间，导致了大量的拆迁现象。

2.我国城市规划管理的现状

2.1管理主体内部制约制度不健全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规划工作力度的加强，违法建设数量总体上有了明显下降。超面积违法建设案件下降最为明显，从2003年的37%下降到2008年的4%。这是与规划许可后的监督检查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及全社会的法制意识不断加强分不开的。目前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开发活动较过去已大大减少。但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违法建设行为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擅自搭建的比例从2003年的23%增加到2008年的50%，查处违法建设罚款金额大幅度上升。总体上，涉及违法建设的单位量少面窄，但单个开发项目涉及违法的程度在加剧。

2.2“规划审批权”的使用受限

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中，区规划局受区政府和市规划局的双重领导。一般来说，区规划局在“人、财、物”上均有区政府管理，只是在业务上由市规划局领导。在领导负责制下，区规划局的行政权力受到区政府的制约明显大于市规划局。我国负责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部门和层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部门和单位的既得利益，由此所制定的政策，就可能偏向于某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利益，这就难免会影响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从而造成政府失灵。当前，我国城市市区政府之间的协调并不充分，区规划局在“规划审批权”的行使上必然会因区政府的要求而放弃从全市整体利益出发的规划原则，即城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影响到区规划区正当行使“规划审批权”。尽管在全力监督机制上，备案制度可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但存在着及时性的问题而造成监督乏力。

2.3缺乏公众监督

在我国，许多时候的城市规划决策，往往是只有领导者才是“决策者”，规划决策权集中在书记、市长、四套班子及几个规划专家手上，是少数人闭门造车式的决策。规划师和公众只是决策的执行人和贯彻人。地方政府和部门规划自由裁量权贵大，对行政审批缺乏约束制度和监督机制。规划主管部门既是规划管理者又是规划编制单位的直接上级和规划的决策方，使得规划编制和实施自始至终在规划管理者的单方动作之中。这种决策主体的错位使得规划领域的决策呈现封闭型、政治家型的特点，缺乏公众监督，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从而使城市规划决策背离城市规划目标，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被某些群体、个体利益所代替，最终使城市偏离良性的发展轨道。

3.我国城市规划呈现的特点

一、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失去调控作用。这种“规划失效”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到期，但城市建设规模已经完全突破原定的框框，许多城市为期20年的规划指标在5年内“完成”已成为“常识”；另一方面总体规划的实施进程滞后于规划的期限。基础设施不能合理布局和相互衔接，反映在道路建设上就是修了挖，挖了又修，老百姓戏称为城市道路应安上拉链。

二、城乡规划体制分割，城郊接合部建设混乱。城市郊区的规划管理没有具体细则，因而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只能将其划成空白地带。实际工作中，规划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使得城郊接合部成了“两不管”的脏、乱、差地带，造成引人注目的“城市郊区病”。

三、开发区规划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脱节，自成体系。各类开发区、大学城、科技园、软件园、旅游度假村等等可以独立进行规划，肢解了城市的总体规划，给城市的长远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历史建筑、城市风貌受到严重破坏。解放以来，我国城市中传承着城市文脉的历史古建筑和遗迹受到三次严重破坏，第一次是解放初期到大炼钢铁时期，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借“改造旧城，消灭危房”等动人口号，使某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城市风貌遭受了灭绝性的毁坏。

五、城市生态受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8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农村河道、地下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国就占了八个。

4.小结

我国新时期的城市发展正经历着质的飞跃，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必然也要面临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新跨越。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政策、科技和文化对我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和推动将愈加强烈。因此，新世纪新时期的城市规划要善于抓住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加强其社会调控的功能，以保证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公平、效率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最佳平衡。

参考文献：